古代“夫人政治”警示

    李志生

    皇帝后妃，官员的妻子，既可以是丈夫的贤内助，也可以是干政乱国的“女祸”。身处权力圈中的女人，怎样影响了皇帝和官员的命运？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社会中，因身处权力圈中，很多后妃和官员之妻，都与政治产生了关系。在她们中，既有贤明的相夫教子者，也有造成亡国亡家者。而明智的皇帝、官员，则会对“夫人”的干政严加防范。中国古代政治范畴下的“夫人”问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为何明代没有后妃干政

    儒家理论强调男女分工不同，男主外女主内，女子不能干政。《尚书·牧誓》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中国历史上的一些贤德妇女，对这一原则自觉认同并遵守，被称为“贤后”的唐太宗长孙皇后就如此。史载，唐太宗时常向长孙后谈及赏罚的事情，对此，长孙皇后回答说：“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在太宗坚持与她谈论时，她竟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而一些干政乱国的后妃，则被冠以了“女祸”之名，唐中宗的韦皇后，就是臭名昭著的“女祸”之一。韦后在唐中宗李显坎坷的政治命运中，与他结下了深厚感情。李显在父皇高宗病逝后，按遗诏即了皇帝位，韦氏也被册为皇后，但那时的朝政，实际掌握在中宗的母亲、太后武则天手中。中宗在位仅一年，就因顶撞母后，而被废为庐陵王，韦后也随之结束了短暂的皇后生涯，他们双双被发配到了房州（今湖北房县），在此渡过了漫长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韦氏成为了丈夫的精神支柱。在房州时，李显时刻处于惊惧之中，每当听到有皇帝的使臣到来，就惶恐地要自杀，这时，韦氏总是耐心地予以劝解。如此相依为命、艰难备尝地走过了十四年，这也使得李显和韦氏的感情十分深厚。李显在房州时，就常对韦氏说：“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因为有了这份生死感情，并且中宗的性格又十分软弱——唐人称中宗为“和事天子”，所以，长安四年（704），张柬之等人策动“神龙政变”，中宗再次登上皇位后，他确实兑现了自己当年许下的诺言——“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在中宗的纵容下，韦后堂而皇之地垂帘听政了。在她把持朝政期间，先是因为与她有暧昧关系的武三思，而处死了拥立中宗上台的张柬之等“五王”；继而又因与太子重俊的矛盾，引发了重俊与李多祚等人的政变；最后，韦后不满足于做皇后了，她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夫皇中宗，准备效法武则天，实现女皇梦。但这一美梦被李隆基粉碎，韦后最终被杀，并被追贬为庶人，最终都未能入葬中宗的定陵。

    有鉴于历史上的“女祸”教训，一些明智的皇帝和官员，则会严防内人的干政或私欲膨胀。如马皇后曾问明太祖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明太祖回答说：“此非尔所宜问也。”明太祖具有强烈的“女祸”危机意识，除了这次对话，他还采取多种措施，严防后妃干政。他曾说：“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他还曾专门制作一个铁牌，镌刻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以警示后妃行事的分寸和范围。明太祖的这些举措也颇有成效，明代既未出现汉唐那样的后妃乱政现象，也未有宋代太后垂帘听政频出的现象，绝大多数的明代后妃，都对政治保持疏远的态度。

    除了皇帝，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官员，也对妻子的干政十分警觉。如唐太宗时做到宰相的宇文士及，他的妻子经常问他，皇帝使臣召他有何事，对此，宇文士及从不回答。而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日知，不但严防妻子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干预，还教育她要控制私欲。史载，李日知向皇帝奏请辞去宰相之职，而事前并未与妻子商量，辞职回家后，才告知她将搬到乡间去。李妻非常吃惊，对他说：“家里的生活费经常不够用，儿孙们也都还没有进入仕途，为什么就辞职呢？”李日知回答说：“书生能至此，已超过自己的能力，人心都是贪得无厌的，如果任由其心，则永无满足。”

    妻子如何影响丈夫的命运

    虽然皇帝、士大夫强调妇人不干政，但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后妃及各级官员之妻，是不可能完全被隔绝于丈夫政治生涯之外的，而她们对夫君执政的规劝辅正，实际也是不被禁止的，并且还经常受到表扬。

    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曾屡次规谏明帝。当时，冤狱连年不断，囚犯们相互牵连，受到法律惩罚的人非常多。马皇后担心用刑过多过滥，便找机会向明帝提起这件事，言辞恳切，思考周到，汉明帝也感到此事严重，并对那些遭受冤狱的人动了恻隐之心。他采纳了马皇后的建议，最终有许多被冤枉或犯罪较轻的人得到了赦免。

    明太祖马皇后不但多次劝阻了朱元璋的任意决杀，还为明太祖的统治增添了若干人性化色彩。明太祖朱元璋的统治以“猛”著称，而在朱元璋未定天下时，马氏就“尝语太祖，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朱元璋即位后，“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宋濂是明朝开国元勋，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曾礼聘他为五经老师，后来宋濂因受孙子的株连，按当时的法律应被处死。对此，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家为儿孙延请老师，还知道一生礼待老师，何况天子呢？况且宋濂已因老返乡了，肯定不知道他孙子的事情。”明太祖不听，坚持处死宋濂。马皇后与明太祖共膳时，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明太祖很奇怪，问她原因。马皇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明太祖听后，恻隐之心油然而起，第二天就赦免了宋濂的死刑。朱元璋建明之初，统治人才匮乏，马皇后就以自己的贴心关怀，来对当时的士人进行笼络。一次，奏事官员散朝后，在朝廷共餐，马皇后命宦官取来他们的餐饮，亲自品尝，尝后，认为味道欠佳，于是启奏皇帝：“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明太祖因而诫饬相关部门予以改正。再有，明太祖曾视察中央所属的最高学府太学，马皇后在得知太学生员有数千人之多后，想到了生员的妻子如何生活，明太祖因此设立了红板仓，以所积存的粮米赐给太学生家属。

    除了贤后，一些官员的贤妻，也会对夫君进行正面的劝导。如周朝时，答子在陶地做官三年，政绩不突出，但家庭财产却增加了三倍，他的妻子多次劝说无果。做官五年后，答子车马光鲜地退休返乡了，乡人都为之庆祝，而答子妻却抱儿痛哭，她说：“能力小而官位高，必然遭遇祸害；无功绩而小家富，必然积累灾殃……丈夫治理陶地，家富而国穷，君主不敬重，人民不拥戴，败亡的征兆已经出现。”她的这些话令答子的母亲大怒，将她赶出家门。一年后，果然答子因为贪污财物而致全家抄斩，只有答子的母亲因为年老而被赦免。

    春秋时期，曹国大夫僖负羁之妻曹僖氏也是有名的贤妻。晋公子重耳在逃亡途中经过曹国，曹恭公不加礼遇，而曹僖氏则对丈夫说：“我发现晋公子的三个随从都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从他们看，晋公子一定会得到晋国的君位，如此，他必然在诸侯中称霸，并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那时曹国肯定首当其冲，而你也难逃其咎。你何不早一点向他致意呢？而且我听说，不了解儿子可以观察他父亲，不了解君主可以观察他的手下。”听到此话后，僖负羁马上给重耳送饭、赠玉璧。而公子重耳在做了国君，即晋文公后，确实马上攻打曹国，但在里巷门口刻石表彰僖负羁，并不准兵士入内骚扰，曹国官民扶老携幼，纷纷到那里避乱。对于羁负羁妻的政治远见，古人也多予以称赞。

    “贤后”必备品质：约束外戚，教育子女，倡导勤俭

    严格要求外戚，是中国历史上贤后的重要品质。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并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帮助唐太宗夺得帝位。唐太宗对这位国舅非常信任，“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并想任命他为宰相，对此，长孙皇后坚决反对。长孙皇后认为西汉高祖吕后、宣帝霍皇后外戚的专权和覆亡，都是应该汲取的切骨教训。临终前，长孙皇后对这件事依然惦念于心，对太宗请求说：“我的本宗之所以腾达，原因是有幸成了皇帝的姻亲，他们既然并不是因为德性被推举出来的，所以就容易出现危机，为了使他们的子孙永保平安，一定不要让他们担当权要之职，只以外戚的身份得到奉养就足够了。”或许受到长孙皇后对外戚当政戒惧思想的影响，她的家人也都能够谨慎行事。相比之下，杨贵妃则缺乏约束外家的智慧，这不但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且她自己也死于非命。从史书上看，杨贵妃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参政也少之又少，但她的堂兄杨国忠不但官至宰相，且兼领四十余使。不仅如此，她的兄姊们还都奢靡无度，如《明皇杂录》记载：“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所以唐宋时人认为，杨贵妃及其兄杨国忠、姊虢国夫人，都是导致大唐衰败的罪魁祸首。

    母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妇德之一，而严格要求子女又是母教的重要内容，司马光《温公家范》就强调“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贤后”长孙氏和明太祖马皇后，都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太子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经常向长孙皇后诉苦，说太子东宫缺少用器，希望奏请一些。长孙皇后不同意她的请求，并教育她说：“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马皇后则以元世祖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事迹，来教育王妃、公主。据史书记载，察必皇后曾到国库支取丝绸的衣里、衣面各一件，元世祖知道后，对察必皇后说：“这是国家的东西，不是自己家的，皇后你怎么可以随便支取呢？”此后，察必皇后便亲自率领后宫纺线织布，并煮旧弓弦为布，取官府不用的羊皮缝为地毯。马皇后听了察必皇后的事迹，也命人取来生丝帛织成卧具，赐给孤寡老人，剩下的材料则做成衣裳，赐给王妃、公主，让她们知道女工的艰难。

    另外，历史上的“贤后”多崇尚节俭。汉明帝马皇后生性节俭，她经常穿的是没有花色的白练之衣。再有，唐太宗长孙皇后在生前，衣装、用具仅够用即可。临终前，则非常诚恳地辞去了度人入道、以求福报的铺张作法，并请太宗在她死后一定薄葬。明太祖马皇后来自下层，平时穿的是粗丝织成、洗过多次的衣服，虽然已经有些破损，但仍然舍不得换掉。在她临终前，群臣请以祈祷祭祀、寻找良医的办法来挽救她的生命，都被她拒绝了。而杨贵妃虽然并未过多干政，但她的骄奢生活，也是使她被称为“女祸”的重要原因。据记载，宫中侍奉杨贵妃的绣工多达七百人。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就动用大量人力，为她从南方运送荔枝。对于杨贵妃这样的生活，一些宋朝学者将它归于唐玄宗对家人、国政的管理不力。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政治范畴下的“内人”问题，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看到，作为皇帝或官员的“夫人”，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当好丈夫的贤内助，虽然并不要求自己不涉政，但绝不能干政；而作为皇帝和官员，则应对“夫人”有所约束，明白“干政”与“涉政”的界限，时刻警觉因裙带关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或作用。不仅如此，后妃、臣妻还应对自己和子女严格要求，这样，大者可使国家规避衰亡的危险，小者也可使夫君免于背上治家无方的恶名，还可使子女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