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与悲壮

    许赤瑜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潜伏着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他们遵循中共地下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实行平行组织、单线联系的组织原则。当时在北平开展地下工作的主要有华北局城工部系统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系统，另外还有其他解放区派出的系统。他们各自有自己严密的组织体系，不发生横向联系；他们同时有自己独立的地下交通线和地下电台进行上下联系；他们也有各自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中，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传奇和悲壮的人生故事。

    西柏坡的现代“空城计”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临近尾声之际，蒋介石突然飞到北平，同傅作义密商召开华北“剿总”会议，策划集中94军、新编第二军、骑四师、骑12旅，配备汽车400辆，炸药100吨，组成一支快速部队，准备经保定偷袭石家庄，妄图一举摧毁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这个计划由傅作义亲自掌握下达，严格保密。当时中共方面主力均在西柏坡数百里之外，党中央驻地只有极少数警卫部队。

    10月22日，94军下达作战命令。

    这份重要情报被当时在华北“剿总”司令部作战处的刘光国得到。而刘光国是晋察冀社会部设在北平的甘陵情报小组成员，早在1947年，他就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参谋处。他利用给作战参谋抄写命令的机会，将作战计划背了下来。当时，距国民党军行动只有三天时间，而电台发生故障，无法报出。甘陵当即于23日中午派秘密交通员刘之骥牢记情报要点，同时携带详细秘密材料，令他24日中午务必赶到定县，用电话向晋察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和聂荣臻司令报告。

    当时，《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华北局城工部地下党员刘时平也获得了该情报。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的军事会议一结束，当晚，刘便以绥远同学、同乡的关系邀请整编骑兵第12旅旅长鄂友三、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总”爆破大队队长杜长城、宪兵第3营营长刘建龙在骑兵第12旅驻京办事处聚会。席间，鄂友三说“委座有令，要老傅去端共产党老窝”，并说28日将采取行动。为防万一有诈，刘又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到西直门火车站直接察看动静，弄清了部队的番号、列车的发向和开动时间，随后向联系他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炳泉作了汇报。24日上午，地下党学委委员崔月犁和地下电台的工作人员，冒着被国民党查获逮捕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发报。就这样，这份关系中共中央安全的重大紧急军事情报，迅速通过华北局城工部，传向华北军区，又传向中共中央军委。

    与此同时，石家庄情报组织也获得了这个情报。

    10月25日，中央军委对这三个渠道同时而来的情报非常重视，立即作了阻击和防范部署，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命令华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为主力，第三纵队协同作战，同时毛泽东高度艺术化地对情报进行了处理，唱了一出现代空城计。

    10月26日，毛泽东用新华社电台公开播发，揭露蒋介石妄图偷袭石家庄的消息。10月29日至11月2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广播稿，连续在人民日报上有意披露敌人的行动，对敌开展攻心战，向敌显示：我已完全洞察敌军行动企图。

    同时为了配合中央的空城计，从10月24日至11月6日，潜伏在石家庄军统潜伏点，任中校潜伏组长的地下党员李智用军统在石家庄的电台，围绕石家庄地区的兵力调动、民兵动员情况向国民党方面发送假情报17份之多，使国民党相信石家庄市不是一个空城，而是已经有所准备。

    同时，三纵在两天两夜内走了270余里，提前一天到达指定地点望都。国民党94军向保定南推进途中，遭到顽强阻击，每天前进不到一公里，94军军长郑挺锋于27日21时向傅作义电告：人民解放军已有准备。第二天，先头部队就开始回撤。国民党偷袭石家庄的冒险计划宣告失败。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周密部署，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唱出的一出绝妙的现代空城计，而这其中，北平地下党的情报人员功勋卓著。

    国民党“文胆”陈布雷女婿被捕案

    1947年8月的一天，北平六国饭店大厅里张灯结彩，灯火辉煌，乐队演奏起“花好月圆”的乐曲，袁永熙与陈琏这一对非常恋人在这里举行着隆重的婚礼。陈布雷的兄长陈训悆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婚礼，市长何思源为证婚人。这是一个极特殊的婚礼，一对新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是北平南系学委的负责人，陈琏是有国民党“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的女儿，公开身份是贝满女中的教师。两个年轻人的隆重婚礼，成为北平的一大新闻。但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一对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革命者。他们的婚礼不过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而特意安排的。

    袁永熙1917年出生在天津，其家庭是个有钱有势，官商结合的富户。他父亲在袁世凯的新军中当文书起家，曾兼任营口海关、安徽凤阳海关职务，同时在天津还经营粮油买卖。1928年，袁永熙随全家由天津移住北平。他初中、高中分别毕业于育英中学和师大附中。1938年10月，袁永熙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联大的党支部书记，在那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陈琏。

    1946年暑假，迁往大西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相继回到北平复校。袁永熙率西南联大的50多名党员和150多名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返回北平。南方同学回到北平后，按照地下党要建立平行组织的精神，转地不转关系，保持独立性，与华北局城工部很快建立了工作关系。但是他们还是各自独立，不发生横向的关系。袁永熙任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当时袁永熙一边做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一边在北平地政局及北平金城银行工作。

    然而就在袁永熙和陈琏那场隆重婚礼后的没几天，1947年9月24日的晚上，袁永熙夫妇与职青支部的同志在东城区棉花胡同家中开会，突遭国民党特务的搜查逮捕，并从家中搜出油印的《民主青年联盟章程》等文件，当晚被关入炮局监狱。

    袁永熙夫妇被捕与国民党北平行营电检科的工作有关。电检科是国民党与美国合作的专门侦察收抄、探测当地秘密电台电文、位置，从而寻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的组织。电检科在拉网搜索过程中，发现在北平鼓楼锣鼓巷方向有秘密电台，通过几天的秘密监视，又利用警察局以调查户籍为掩护到该住宅视察，确定了秘密电台的藏身点。

    逮捕行动开始时，地下电台正在通讯，收发报机、电码本等俱在，电台、密码本和来往电稿、各种宣传品等，报务员李政宣、孟良玉、译电员张厚佩、李毓萍，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北平地政局代理局长董剑萍，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等10多人被捕。

    报务员李政宣被捕叛变，田聪因是李政宣的朋友受到牵连。敌人又从田聪身上搜出袁永熙的名片，致使袁永熙夫妇被捕。这张名片是袁永熙与贝满女中的教师田聪交换的名片。

    在狱中，在审问关于油印文件时，袁永熙为保护同志承认自己是民青盟员，文件也是他给一位已毕业的同学收存的。特务对袁永熙审讯多次，软硬兼施，逼供诱供，用过三次刑，昏厥两次，但袁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党的组织，更没有把所掌握的大批党员、盟员名单暴露。后来国民党把他们夫妇押到南京保密局及军法局监狱。

    女儿、女婿以“共党嫌疑”押赴南京，无异给陈布雷很大打击。其实在袁永熙和陈琏结婚前，远在南京的陈布雷对未来女婿的思想言行就很重视，一切有所怀疑的地方都曾倍加详查。他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写信，请其代为详查袁永熙其人。张伯瑾密报袁永熙人品才学俱佳，思想有些“左倾”，陈布雷最终还是接纳了这位女婿。而此时他不得不出面为女儿、女婿的出狱进行活动。

    蒋介石在接到这个密报后也很震惊，经查证后没有发现与陈布雷有关系，况且他对这位跟随自己20多年的文字侍臣还是信任的。1948年1月底，陈琏被陈布雷保释出狱。1948年5月28日，袁永熙在狱中关了8个多月后，经岳父陈布雷、姐夫叶公超保释出狱。翁婿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刚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刻，这多少有些尴尬。

    1948年11月13日晨，陈布雷在对时局的极度失望中服药自尽。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人专程与袁永熙、陈琏夫妇见面，由陈琏的表妹、中共地下党员翁郁文护送，几经险境，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已获得解放的石家庄。1949年2月3日，袁永熙和陈琏随着全国青委进入北平，被分配在团中央工作。

    一生不显露身份的地下党员

    在种种的牺牲和肉体折磨下，我们的地下党员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贞与顽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中，有不少无名英雄一生都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却为和平解放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阎又文，1914年7月6日生于山西荣河县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张友渔等主持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太原受到薄一波、程子华、彭雪枫的影响，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延安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才华出众，文笔锋锐，深得傅作义赏识和器重。1939年春，由傅作义亲令调往第八战区副长官部任傅作义的机要秘书，并兼贯彻社（相当于政治部）主任，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与政治动员。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阎又文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牢记党对于隐蔽战线工作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几乎和傅作义形影不离，被大家称为傅作义将军的左膀右臂。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深得傅作义的器重和信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作义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阎又文已是上校军衔，不仅是傅作义的秘书，还兼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及傅作义的机关报《奋斗报》社长。

    早在解放战争初期，阎又文就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和作战意图，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都一一向党作了详尽汇报。这一汇报内容，对华北解放军在后来的绥东战役中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冬，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地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情报部。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向阎又文安排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1948年10月，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中央情报部长李克农要求阎又文在两个星期内把傅作义的作战计划拿出来。阎又文仅用一个多星期，就把该计划详情告知中央，这份情报对中央军委平津战役的战略部署及全国战局的战略调整，起了重大作用。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原计划东北野战军修整一个月后入关，由于接到阎又文的情报，得知傅作义集团可能西撤绥远，或由津塘南下与蒋会合。如果傅作义的60万大军撤往长江以南，将对解放战争的全局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中央决定提前发动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结束修整，不惜代价立即入关，切断傅军东西两个方向的退路，并做出了令华北解放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李克农又多次指示阎又文要随时掌握傅作义的一切动向，不失时机地向傅作义做一些影响工作。阎又文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开始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都适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以几乎每天一份书面汇报的形式作了详尽的汇报。这些情况，对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1949年1月21日，受傅作义将军的委托，阎又文与傅方其他两名代表，和解放军代表苏静一起商定了实施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并草拟了《关于北平和平解放问题的协议》。1949年4月1日，阎又文为傅作义起草向全世界发表的和平通电。

    北平解放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按照中央的安排，没有公开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调阎又文任水利部的局长。

    1962年，阎又文去世，他的事迹没有被披露。1974年傅作义去世后，他的身份依旧没有公开。没有人知道他是英雄，起到过那么大的作用。他的子女也毫不知晓。

    因革命工作需要，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解放前他名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实为党的情工人员；解放后，他名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这样一个无名的共产党员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

    很多的地下党员，他们有坚持一生的革命理想，有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要的坚忍与执著。而他们付出的艰辛、苦楚甚至生命，值得我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六十年之际以及在以后更长的时间里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