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有命与病不服药
摘 要 得病之后，求医问药是常识，明代以墓志铭为主的传记资料中却出现了大量关于老年人生病后拒绝医药的记载。关于老年人却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类：一些老年人秉持着死生有命的命定观，认为医药无法与天意抗衡;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医不治老，医药在延长寿命上是无用的;同时明代医者龙蛇混杂、医术良莠不齐以及庸医杀人的案例，也让老年人对医药充满着不信任。墓志铭中对老年人却药的记载连篇累牍，实质是在传达这些老年人达观的死生态度，一些老人的确对死亡泰然处之，有些也可能是出于后人以及传记作者的刻意塑造，而这则是由老年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性决定的。
关键词 明代，老年人，却药，墓志铭，历史书写
中圖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67-06
近年来，明代医疗社会史，特别是其中关于医病关系①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了生活在明代的人们所承受的疾病、病人的择医行为以及医疗过程的神秘面纱。然而有一群人在这纷繁的景象下稍显格格不入——他（她）们在生病时，往往拒绝任何形式的求医问药活动，只是平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从年龄结构上看，以5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关于却药的记载也多出现在以墓志铭、行状等为主的传记资料（以下多以墓志代指）中。
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作为构建历史记忆的不同文体和载体，都有其各自的文体特征、书写宗旨和叙事视角”。②以墓志为例，墓志多为志主死后，其后代请他人所作，墓志作为丧葬礼仪的一部分，构成了一种纪念文化，因此对于志主也多隐恶扬善。中国历史书写本身有很悠久的隐讳传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要“为老者讳”——传统文化对于老人典型形象的重视，更会造成塑造志主的家族以及社会需求。而其他传记资料，如年谱等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墓志等对老年人却药的记载也有构造之嫌，而这一构造恰恰体现了社会对老年人的期待。
一、明代墓志中的老年人却药书写
从笔者阅读的粗略印象看，明代墓志中关于老年人却药书写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成为明代墓志书写的一个特点。墓志作者在书写墓主却药这一行为时，也往往会记载下墓主采取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成为我们深入了解明代老年人死亡观的极佳资料。墓志中关于老年人却药理由的书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死生有命，何以药为
明代墓志显示，不少老年人生病后，往往对疾病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求医、不吃药，也不祈求神灵的帮助。支撑他（她）们这一行为的是命定论的思想，即死生皆有定数，亦即王充《论衡·命义》所说的“寿命修短，皆禀于天”。③既然生死都早已是定数，自然不是刀圭药石所能改变的。
在命定观的影响下很多老人在生病后拒绝治疗。王直笔下的王士嘉（1369—1455年）“得疾，却药，谓子孙曰：‘吾年已至此，死生命也，何以药为？”①李开先为袁舜问之母白孺人（1484—1559年）作志，提到她“素不病，至嘉靖己未年七十又七矣，四月初脾胃病作，亟召医人调治，医言：‘脾之病脉缓，胃之脉病迟，待诊后药之，必收全功。孺人笑而婉曲拒之，曰：‘据病势，度吾命数已尽，医药安所施其功？”②古之贤为乃师理学家来知德（1525—1604年）作年谱，提到来氏80岁“卧褥不起，子孙以药进，乃曰：‘数已尽矣，服药何为？”③这些人都认定死生自有定数，医药无法和天意抗衡，所以拒绝求医。
命定的思想还经常通过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据王直为王颖（1387—1450年）所作墓志：
洪熙乙巳九月梦有紫衣人请观寿榜者，处士往视之，见其名下有“六十三”字，曰：“如是亦足矣。”……正统己巳除夕，忽得疾，子孙亲旧更进药，且请灼艾，处士曰：“死生命也，昔者之梦既告矣，惟当俟命而已，医何能为？”④
王颖此时63岁，正好和25年前的梦境符合，认为寿命止于是，乃天意，非药力所能改变。文徵明为慎祥（1479—1539年）作铭，提到：
嘉靖戊戌，君有梦征，谓二子曰：“岁在豕，吾其死乎？”或劝之禳除，君笑曰：“死生命也，鬼神独先知之？使可侥幸，昔人为之矣！况吾素鄙其事，今自蹈之，人谓我何？”乃度地于桃湾山，自为宅兆。既成，曰：“吾既死，无恨矣。”明年己亥，果以疾卒。⑤
王颖的年寿和慎祥的死期都和梦的提示相符，被认为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明人缓解病痛的途径不仅有医药，还有向神灵求助等。祈求的神祇基本上是与死生有关的，比较有名的如东岳神。《风俗通义》云：“俗说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⑥据张岱记载，岳母刘氏（1579—1638年）病重时，“其子倩张岱为之求医药，俱不聊，为之祷社，祷于东岳之神，俱不见格”，⑦不久即卒。而有些人对求神这种行为也是拒绝的。如王直记载罗道生（1355—1434年）“初疾革……请祷焉，公曰：‘死生有命，非祷所能益也，尔奚用祷……”⑧
尽管巫医在明代已经遭到官方的禁止，但仍在不少地方盛行。但是，在士人的笔下，一些老年人也不会将生的希望寄托于被他们斥为怪力乱神的巫医，如毛宪记载他的岳父陆钰（1442—1515年）“构疾，闻家人迎医请祷，怒曰：‘死生命也，安用此为？”⑨
（二）未闻良医能治老
“未闻良医能治老”⑩一语出自唐朝循吏贾敦实（？—688年）。永淳初，贾敦实以年老致仕，及病笃，子孙迎医，敦实即以此拒绝，九十余岁，寿终正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用医药阻挡衰老和死亡，无异于螳臂当车。焦竑记载赵宏（1514—1600年）：“一日病，诸子以药饵进，翁曰：‘药讵能活人耶！而翁脉且绝矣，遂不起。”？輥？輯？訛的确，医不治老，人也无法永生。王世贞笔下的陈致甫“既病革……却弗御，曰：‘药能生死者耶！则汝王父母至今存耳！”？輥？輰？訛年71卒。
（三）病不服药，如得中医
陆容（1436—1497年）认为：“古人以‘病不服药为中治，盖谓服药而误，其死甚速。不药，其死犹缓。万一得明者治之，势或可为耳。”？輥？輱？訛陆容此语道出了医者水平高低对病人的影响，“不药”所起的作用基本上等同于中等医术水平的医生——有些病即使不理会，也会自愈。
明末清初的李渔（1611—1680年）把“病不服药，如得中医”作为救命的“八字金丹”，指出：“进此说于初得病时，未有不怪其迂者;必俟刀圭药石无所不投，人力既穷、沉珂如故，不得已而从事斯语。是可谓天人交迫，而使就‘中医者也，乃不攻不疗反致霍然，始信八字金丹信乎非谬。”①通常情况下，人在刚刚生病时，都是想着及早求医。可是等到医药无计可施，病人没有起色、竹篮打水一场空时，不得已摒弃医药，疾病反而自愈，才开始信服这“八字金丹”。李渔的言语间也充斥着对医药的不信任。
李开先为郑府右长史王一鸣（1498—1561年）作铭，提到他：“遇地震，感怔忡疾，请老……抵家即以田宅均分诸子，惟余郭外一园，啸傲其中，时或阅方书、和药饵，而前疾渐愈……嘉靖四十年长至后一日，忽腹痛不可忍，迎医又不肯服其药，以为药虽疗病，如不投则病转加。人言‘勿药，则得中医，何以药为？且云：‘吾自诊脉，脉如平时，医亦言人病而脉不病者，不治自愈。安心信其然矣”，②结果半月后卒。王一鸣通过阅读方书、自制药饵治好了自己的惊悸症，可见他对医学应该略知一二。尽管他认为药对于疾病有疗效，但前提是医者能准确地把握病情，并且还能开出对症的药。如果医术不行，药不对症，反而会加重病情。于是选择不吃药，期待身体可以自愈。王氏对医者医术的不信任昭然若揭。
焦竑笔下的张训（1529—1606年）“春秋高，食饮渐减，诸子强以药，君曰：‘噫！若辈知药能已疾，未知药之生疾也。非吾一意却药，安有今日？况区区假合者，亦安能令久留耶？医来，戒勿视”。③张训亦肯定药可以治病，但“药有偏效，而无全功”，④服用不当也能引发疾病。而张训更是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身享大年，要归功于长期坚持却药。
实际上，“药不投”的情况并非没有。郑善夫（1485—1523年）嘉靖二年（1523年）由福建前往浙江拜访阳明先生，“经武夷，陟绝■，闯阴洞，不知其疲且袭寒，医误用药，遂病革。速舆归，至家二日而卒”。⑤皇甫汸妻谈氏（1514—1552年）嘉靖壬子（1552年）患病，延医诊治，“靡效，误投何生药，血溃而卒”。⑥孙思鞠（1611—1629年）卧疾六日，因“医家误投参、芪”，⑦使得关格不通而骤卒。这些被医者致死的人，大多还是官员或官员家人，按道理他们应该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请到靠谱的医者，结果还是丧命于医者之手，普通百姓遭此不幸的估计更是不可胜数。对病情诊治的失误，也见诸在某些名家的医案里。孙一奎（1522—1619年）《孙氏医案》里就记载过一位吴地名医给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开“养血调经剂”⑧的病例。由此看来，明代的医者的确鱼龙混杂，医术也是良莠不齐，无怪乎不少老人会因此而却药。
二、却药行为透露出的死亡观
（一）豁达的生死观
以上以墓志为主分析了明代老年人却药的三个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明人对这三者的论述有些许微妙之处。墓志作者在论述因命定观而却药时往往会附带上自己对此的评论。如顾璘为好友许彦明（1469—1536年）作墓志铭，提到他：“疽发之背，却药安卧，家人强之医，则曰：‘我命在天，不在医，数诚尽，药将奈何？比剧，自制棺，起卧其上，曰：‘床第暂也，依此为长”，还将顾璘召来诀别。顾璘称赞他“不暱生、不戚死，可不谓达也乎哉！”⑨张瀚笔下的郑母吴氏（1464—1547年）：
疾笃，其子布请祷，曰：“吾自幼迄今，备历艰辛寒燠，初不谓祷祠神佛可免疾苦，矧修短有命，吾老且耄，宁复求不死邪？”乃劝之进药，曰：“吾亦素不习药饵。”竟不尝，已而出其自制敛具，次第言治丧之仪一如礼。
张瀚亦称赞郑母：“呜呼！世人谄渎鬼神，徼福泽、采炼服食希长生，贤知者所不能免。死者，人之大闲也，若郑母者，虽达人何以加诸？”①许彦明和吴氏达观赞誉的获得也与他们自营寿藏有关。而前揭慎祥在死亡梦征后亦自为宅兆，这些墓志作者笔下的老年人都通过“却药”和“自营寿藏”增强自身死亡的形象，意味着他（她）们已经接受了死亡的邀请。墓志作者借此称赞他们达观的死亡态度。
而年老却药，更多出于现实的考量，乃自发的选择。如屠隆（1544—1605年）在给徐长孺的信中提到：“母夫人老疾，非药饵所延，不得已，早暮焚香，叩头数十。”②屠隆认为母亲年老，服药无益，只好求助于佛教（屠隆和母亲都信佛）。陈继儒的父亲濂石公（1519—1602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冬偶感微恙，陈继儒认为老父“年跻八十有四，此寿终也，不当以药石攻”，就没有给父亲用药，“惟率子姓跪诵佛号，以经纪后事为亟”，③三日后濂石公即端坐醉翁椅而逝。屠隆和陈继儒认为母亲和父亲年高，能够寿终正寝已然是福，无需再用医药。陈继儒（1559—1639年）晚年生病时，对医药的排斥可谓直言不讳。他80岁时，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表达了他对医药的拒绝，如黄以升遣书索序，陈继儒以病辞：“弟正月十八日伏枕者一百五十日，发愿云：‘宁死于病，无死于医药。倔强得生，想阎地君亦谅其耿耿而贳之，不复遣鬼卒追呼？今虽八十，仅同人腊耳……”到了秋天，他又写信给钱棻：“八十老人一病复活，宁死于病，无死与医。谢医屏药，反炤病原……”④陈继儒对医药的拒绝应该也和他此时年纪大有关。
据此，可以看出却药的不同理由之间立论之差异。因命定而却药更多的体现了达观的生死态度。这种豁达的生死观在明人生前的文字中也有体现。如李开先64岁时预营寿藏，好友刘海村贈以上等棺料，开先赋诗二首谢之，其中一首云：“堪嗟俗士常多忌，惟有达人不讳归”，还调侃道“若褊隘者见之，将豫忧之矣”。⑤预作寿藏反映出了人们对死亡这一话题由讳言到坦然接受的心态变化。
可见，明代一些老年人真真切切地持有这种豁达的死亡态度。德国社会学家爱里亚斯认为“死亡往往置身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帷幕之后，围绕着强烈和严格的窘迫感和语言忌讳”。⑥但一些明人似乎对“死亡”这件事情并没有讳莫如深，有些达人不仅不讳死，甚至“往往出生殡，先期为送终文”，⑦要把丧事提前演练一遍，因此明代也流行生前就请人撰写（或自撰）墓志铭、提前备好寿藏等，这些行为都会被看作是达生。如义官孙元豫80多岁为夫妇俩“营寿藏于其邑东溪之原”，并让儿子请杨廉作寿藏铭，杨廉感叹：“夫预作冢圹、预为墓志，昔之达人旷士多为之……公于寿藏、于铭率先办焉，奚为而不可哉！”⑧顾清为张东园作寿藏记，称赞他“年余六十而超然远览为终焉之计，人之所讳我以为常，众之所趋我则如怯，此其高志远识”，并且批评自己在对待死生这件事上“愧于先生多矣”。⑨不管是却药还是提前营建寿藏、求墓志铭，说明了明代老年人对死亡的无所畏惧。
（二）被建构的达观
其实，“却药”这一现象并非始于明代。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平淮南王黥布叛乱时曾为流矢所中，吕后迎良医治疗。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⑩骂退良医。刘邦认为死生由乎天命，不在医药。无独有偶，一千多年后的明太祖高皇后马氏病剧时亦“不饵药”，太祖强迫她服药，她说道：“妾闻死生有命，虽卢扁何益，使吾服药不效，陛下宁不以妾故杀诸医乎？妾不忍其无罪而就死也。”？輥？輯？訛马氏亦相信死生有命，又担心太祖迁怒医者，终不服而崩。刘邦和马皇后都是当时的政治人物，“却药”一事塑造出了他们各自的政治形象——征战沙场、建立帝业的英雄以及爱民如子、母仪天下的贤后。据范家伟的梳理，唐代一些名臣如李勣、令狐楚、吴凑在命定论的影响下也都拒医却药。或许可以认为至晚从刘邦起，“却药”的书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王祖嫡的父亲王诏（1503—1559年）中年时曾被同僚两次诬陷侵欺屯粮，最后不仅自己丢了职，也使子孙被剥夺了承袭明威将军的资格，他因此而一蹶不振、抑郁成疾。己未（1559年）病剧，王祖嫡要去请医，他阻止儿子：“汉高谓我命在天，卢扁何益，人徒知为吕氏，不知古今至言也。”①王诏即以此事作为自己却药的理由。
其实也可以说，“却药”不仅成为一种书写传统，而且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对于诸如刘邦、马皇后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言，“却药”帮助塑造了他（她）们的形象，而对于普通人而言，恰好是展示自己死亡态度的绝佳窗口——在病重之援引汉高祖却医的故际，不求医药，无视死亡的达观态度——而这种态度也正是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墓志铭的写作，一般都是父母身后，孩子们求名人所作，希求借名家之手将父母的事迹传诸久远。在这样的立意用心之下所撰写的事迹行谊，特别是那些反复出现的、模式化的情节叙述，自然都是合乎社会价值理念的。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墓主的却药事迹以及由却药所展示出的达观死亡态度，也是士人刻意塑造的，甚至是对老年人无畏死亡的美化。有些老年人的却药，也只是在医药无济于事后的无奈之举，如金幼孜为曾棨之父曾源（1346—1420年）作铭，提到他“病暍，服药而差，后复得微恙，医再以药进，公曰：‘死生命也，何以药为？却之”。②不久即卒。黄省曾为王文禄之母陆氏（1469—1538年）作传，提到她“患滞下，文禄素善医技，至则心神愦眊，一意委诸医氏，医氏多集，交诊互投，疾益殆。又延名医自嘉禾来，法曰不治”。请了好几位医生会诊，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才放弃治疗，也才有了母亲那一段诀别语：“儿来听我，人生岁龄如织纫，然经纬长短爰定厥初，弗能益也，且生死如梦，何足控揣，儿毋悲，愿终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即死目瞑矣。”③曾源和陆氏在初得病时都请过医生诊治，疗效不好，最后才放弃。可见，墓志中“却药”的记载，也可能是老年人病重而无计可施时的一种说辞和美化。而之所以如此美化，恰恰因为这是社会对老年人理想形象的认可，反映了老年人的被理想化、典型化。
“老”，从生物学上讲，意味着衰亡。不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合一、重视伦理和直觉思维的文化特征，构建了对老年人的需求”，④所以古代社会非常重视老年人的价值，关于老年人的价值表述也不绝于书，如“国有平格，乡有耆英，其身存亡，关世重轻”;⑤“国倚老成，乡称耆耋”。⑥黄绾亦言：“寿者，德之征，而德与寿符者皆天所界，非人所能为，方其界之，必有所事。在国，则有元老旧臣，存其典刑以桢丑庶而四方用宁;在家，则有巨翁淑媪，系其流风以象孙曾而才德攸出。”⑦说明老年人于国于家都是宝贵的资源。“德者寿”，顾名思义，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长寿，道德高尚的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表率，而对死亡泰然处之的豁达，也是被当时社会所期待的价值理念。不如此，可能会受到嘲笑，如“死，常事也，而人多畏之，至有钟鸣漏尽之家犹以后事为讳，一夕数至，颠倒错乱，卒莫能逃，此辈往往于亦读吾书者见之，更谁哂哉！”⑧也正因此，墓主的后人以及墓志的作者选择通过“却药”这一展现豁达死生态度的行为来美化老年人的形象，希图把老年人的典范故事当作教育后人、传承文化的工具。
综上，“却药”这一行为主要传递出了明代老年人达观的死亡态度。一些老年人是真实地不惧死亡，这可以从他们提前营建寿藏，为丧葬作准备而证实。而有些则是后人以及墓志作者刻意塑造的。归根到底，这种达观的死亡观是被这个社会认可，乃至要求的。
三、结语
以上从命定观、医不治老以及对医药的不信任三个角度分析了明代老年人生病时拒绝医药这一行为。表面上看，墓志作者只是在叙述老年人生病时的抉择，其实是借此传达老年人豁达的死亡态度。一些老年人的确对死生泰然处之，还有些老年人的豁达则是后人和墓志作者以及整个社会建构的——老年人被赋予了表率社会的责任，而达观的死亡态度也是被社会所期待的，因而“却药”也成为展现老年人死亡观念的书写方式。
“生与死”是人生永恒的主题。明代老年人病重时却药，免受刀圭药石之扰，不希求借助医疗手段乃至神灵巫术延长生命，是因为他们相信死亡终究是无法避免的，不如平静地等待生命的终点。在明代的医疗技术环境下，即使假医药短暂地延长了寿命，延长后的生命质量也不会很高。这也是当今社会、医学界关心的课题——如何让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在医疗技术可能已经无效、无意义的情况下，给予临终关怀，减轻老年人的痛苦，使得老人可以安詳、有尊严地辞世，而这也应是当今社会应该有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张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明代，老年人，却药，墓志铭，历史书写
中圖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67-06
近年来，明代医疗社会史，特别是其中关于医病关系①的研究，为我们揭开了生活在明代的人们所承受的疾病、病人的择医行为以及医疗过程的神秘面纱。然而有一群人在这纷繁的景象下稍显格格不入——他（她）们在生病时，往往拒绝任何形式的求医问药活动，只是平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从年龄结构上看，以5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关于却药的记载也多出现在以墓志铭、行状等为主的传记资料（以下多以墓志代指）中。
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作为构建历史记忆的不同文体和载体，都有其各自的文体特征、书写宗旨和叙事视角”。②以墓志为例，墓志多为志主死后，其后代请他人所作，墓志作为丧葬礼仪的一部分，构成了一种纪念文化，因此对于志主也多隐恶扬善。中国历史书写本身有很悠久的隐讳传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要“为老者讳”——传统文化对于老人典型形象的重视，更会造成塑造志主的家族以及社会需求。而其他传记资料，如年谱等也都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墓志等对老年人却药的记载也有构造之嫌，而这一构造恰恰体现了社会对老年人的期待。
一、明代墓志中的老年人却药书写
从笔者阅读的粗略印象看，明代墓志中关于老年人却药书写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成为明代墓志书写的一个特点。墓志作者在书写墓主却药这一行为时，也往往会记载下墓主采取这一行为的出发点，成为我们深入了解明代老年人死亡观的极佳资料。墓志中关于老年人却药理由的书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死生有命，何以药为
明代墓志显示，不少老年人生病后，往往对疾病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不求医、不吃药，也不祈求神灵的帮助。支撑他（她）们这一行为的是命定论的思想，即死生皆有定数，亦即王充《论衡·命义》所说的“寿命修短，皆禀于天”。③既然生死都早已是定数，自然不是刀圭药石所能改变的。
在命定观的影响下很多老人在生病后拒绝治疗。王直笔下的王士嘉（1369—1455年）“得疾，却药，谓子孙曰：‘吾年已至此，死生命也，何以药为？”①李开先为袁舜问之母白孺人（1484—1559年）作志，提到她“素不病，至嘉靖己未年七十又七矣，四月初脾胃病作，亟召医人调治，医言：‘脾之病脉缓，胃之脉病迟，待诊后药之，必收全功。孺人笑而婉曲拒之，曰：‘据病势，度吾命数已尽，医药安所施其功？”②古之贤为乃师理学家来知德（1525—1604年）作年谱，提到来氏80岁“卧褥不起，子孙以药进，乃曰：‘数已尽矣，服药何为？”③这些人都认定死生自有定数，医药无法和天意抗衡，所以拒绝求医。
命定的思想还经常通过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据王直为王颖（1387—1450年）所作墓志：
洪熙乙巳九月梦有紫衣人请观寿榜者，处士往视之，见其名下有“六十三”字，曰：“如是亦足矣。”……正统己巳除夕，忽得疾，子孙亲旧更进药，且请灼艾，处士曰：“死生命也，昔者之梦既告矣，惟当俟命而已，医何能为？”④
王颖此时63岁，正好和25年前的梦境符合，认为寿命止于是，乃天意，非药力所能改变。文徵明为慎祥（1479—1539年）作铭，提到：
嘉靖戊戌，君有梦征，谓二子曰：“岁在豕，吾其死乎？”或劝之禳除，君笑曰：“死生命也，鬼神独先知之？使可侥幸，昔人为之矣！况吾素鄙其事，今自蹈之，人谓我何？”乃度地于桃湾山，自为宅兆。既成，曰：“吾既死，无恨矣。”明年己亥，果以疾卒。⑤
王颖的年寿和慎祥的死期都和梦的提示相符，被认为是冥冥之中注定的。
明人缓解病痛的途径不仅有医药，还有向神灵求助等。祈求的神祇基本上是与死生有关的，比较有名的如东岳神。《风俗通义》云：“俗说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⑥据张岱记载，岳母刘氏（1579—1638年）病重时，“其子倩张岱为之求医药，俱不聊，为之祷社，祷于东岳之神，俱不见格”，⑦不久即卒。而有些人对求神这种行为也是拒绝的。如王直记载罗道生（1355—1434年）“初疾革……请祷焉，公曰：‘死生有命，非祷所能益也，尔奚用祷……”⑧
尽管巫医在明代已经遭到官方的禁止，但仍在不少地方盛行。但是，在士人的笔下，一些老年人也不会将生的希望寄托于被他们斥为怪力乱神的巫医，如毛宪记载他的岳父陆钰（1442—1515年）“构疾，闻家人迎医请祷，怒曰：‘死生命也，安用此为？”⑨
（二）未闻良医能治老
“未闻良医能治老”⑩一语出自唐朝循吏贾敦实（？—688年）。永淳初，贾敦实以年老致仕，及病笃，子孙迎医，敦实即以此拒绝，九十余岁，寿终正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用医药阻挡衰老和死亡，无异于螳臂当车。焦竑记载赵宏（1514—1600年）：“一日病，诸子以药饵进，翁曰：‘药讵能活人耶！而翁脉且绝矣，遂不起。”？輥？輯？訛的确，医不治老，人也无法永生。王世贞笔下的陈致甫“既病革……却弗御，曰：‘药能生死者耶！则汝王父母至今存耳！”？輥？輰？訛年71卒。
（三）病不服药，如得中医
陆容（1436—1497年）认为：“古人以‘病不服药为中治，盖谓服药而误，其死甚速。不药，其死犹缓。万一得明者治之，势或可为耳。”？輥？輱？訛陆容此语道出了医者水平高低对病人的影响，“不药”所起的作用基本上等同于中等医术水平的医生——有些病即使不理会，也会自愈。
明末清初的李渔（1611—1680年）把“病不服药，如得中医”作为救命的“八字金丹”，指出：“进此说于初得病时，未有不怪其迂者;必俟刀圭药石无所不投，人力既穷、沉珂如故，不得已而从事斯语。是可谓天人交迫，而使就‘中医者也，乃不攻不疗反致霍然，始信八字金丹信乎非谬。”①通常情况下，人在刚刚生病时，都是想着及早求医。可是等到医药无计可施，病人没有起色、竹篮打水一场空时，不得已摒弃医药，疾病反而自愈，才开始信服这“八字金丹”。李渔的言语间也充斥着对医药的不信任。
李开先为郑府右长史王一鸣（1498—1561年）作铭，提到他：“遇地震，感怔忡疾，请老……抵家即以田宅均分诸子，惟余郭外一园，啸傲其中，时或阅方书、和药饵，而前疾渐愈……嘉靖四十年长至后一日，忽腹痛不可忍，迎医又不肯服其药，以为药虽疗病，如不投则病转加。人言‘勿药，则得中医，何以药为？且云：‘吾自诊脉，脉如平时，医亦言人病而脉不病者，不治自愈。安心信其然矣”，②结果半月后卒。王一鸣通过阅读方书、自制药饵治好了自己的惊悸症，可见他对医学应该略知一二。尽管他认为药对于疾病有疗效，但前提是医者能准确地把握病情，并且还能开出对症的药。如果医术不行，药不对症，反而会加重病情。于是选择不吃药，期待身体可以自愈。王氏对医者医术的不信任昭然若揭。
焦竑笔下的张训（1529—1606年）“春秋高，食饮渐减，诸子强以药，君曰：‘噫！若辈知药能已疾，未知药之生疾也。非吾一意却药，安有今日？况区区假合者，亦安能令久留耶？医来，戒勿视”。③张训亦肯定药可以治病，但“药有偏效，而无全功”，④服用不当也能引发疾病。而张训更是认为自己之所以能身享大年，要归功于长期坚持却药。
实际上，“药不投”的情况并非没有。郑善夫（1485—1523年）嘉靖二年（1523年）由福建前往浙江拜访阳明先生，“经武夷，陟绝■，闯阴洞，不知其疲且袭寒，医误用药，遂病革。速舆归，至家二日而卒”。⑤皇甫汸妻谈氏（1514—1552年）嘉靖壬子（1552年）患病，延医诊治，“靡效，误投何生药，血溃而卒”。⑥孙思鞠（1611—1629年）卧疾六日，因“医家误投参、芪”，⑦使得关格不通而骤卒。这些被医者致死的人，大多还是官员或官员家人，按道理他们应该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请到靠谱的医者，结果还是丧命于医者之手，普通百姓遭此不幸的估计更是不可胜数。对病情诊治的失误，也见诸在某些名家的医案里。孙一奎（1522—1619年）《孙氏医案》里就记载过一位吴地名医给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开“养血调经剂”⑧的病例。由此看来，明代的医者的确鱼龙混杂，医术也是良莠不齐，无怪乎不少老人会因此而却药。
二、却药行为透露出的死亡观
（一）豁达的生死观
以上以墓志为主分析了明代老年人却药的三个理由。值得注意的是，明人对这三者的论述有些许微妙之处。墓志作者在论述因命定观而却药时往往会附带上自己对此的评论。如顾璘为好友许彦明（1469—1536年）作墓志铭，提到他：“疽发之背，却药安卧，家人强之医，则曰：‘我命在天，不在医，数诚尽，药将奈何？比剧，自制棺，起卧其上，曰：‘床第暂也，依此为长”，还将顾璘召来诀别。顾璘称赞他“不暱生、不戚死，可不谓达也乎哉！”⑨张瀚笔下的郑母吴氏（1464—1547年）：
疾笃，其子布请祷，曰：“吾自幼迄今，备历艰辛寒燠，初不谓祷祠神佛可免疾苦，矧修短有命，吾老且耄，宁复求不死邪？”乃劝之进药，曰：“吾亦素不习药饵。”竟不尝，已而出其自制敛具，次第言治丧之仪一如礼。
张瀚亦称赞郑母：“呜呼！世人谄渎鬼神，徼福泽、采炼服食希长生，贤知者所不能免。死者，人之大闲也，若郑母者，虽达人何以加诸？”①许彦明和吴氏达观赞誉的获得也与他们自营寿藏有关。而前揭慎祥在死亡梦征后亦自为宅兆，这些墓志作者笔下的老年人都通过“却药”和“自营寿藏”增强自身死亡的形象，意味着他（她）们已经接受了死亡的邀请。墓志作者借此称赞他们达观的死亡态度。
而年老却药，更多出于现实的考量，乃自发的选择。如屠隆（1544—1605年）在给徐长孺的信中提到：“母夫人老疾，非药饵所延，不得已，早暮焚香，叩头数十。”②屠隆认为母亲年老，服药无益，只好求助于佛教（屠隆和母亲都信佛）。陈继儒的父亲濂石公（1519—1602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冬偶感微恙，陈继儒认为老父“年跻八十有四，此寿终也，不当以药石攻”，就没有给父亲用药，“惟率子姓跪诵佛号，以经纪后事为亟”，③三日后濂石公即端坐醉翁椅而逝。屠隆和陈继儒认为母亲和父亲年高，能够寿终正寝已然是福，无需再用医药。陈继儒（1559—1639年）晚年生病时，对医药的排斥可谓直言不讳。他80岁时，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表达了他对医药的拒绝，如黄以升遣书索序，陈继儒以病辞：“弟正月十八日伏枕者一百五十日，发愿云：‘宁死于病，无死于医药。倔强得生，想阎地君亦谅其耿耿而贳之，不复遣鬼卒追呼？今虽八十，仅同人腊耳……”到了秋天，他又写信给钱棻：“八十老人一病复活，宁死于病，无死与医。谢医屏药，反炤病原……”④陈继儒对医药的拒绝应该也和他此时年纪大有关。
据此，可以看出却药的不同理由之间立论之差异。因命定而却药更多的体现了达观的生死态度。这种豁达的生死观在明人生前的文字中也有体现。如李开先64岁时预营寿藏，好友刘海村贈以上等棺料，开先赋诗二首谢之，其中一首云：“堪嗟俗士常多忌，惟有达人不讳归”，还调侃道“若褊隘者见之，将豫忧之矣”。⑤预作寿藏反映出了人们对死亡这一话题由讳言到坦然接受的心态变化。
可见，明代一些老年人真真切切地持有这种豁达的死亡态度。德国社会学家爱里亚斯认为“死亡往往置身于日常社会生活的帷幕之后，围绕着强烈和严格的窘迫感和语言忌讳”。⑥但一些明人似乎对“死亡”这件事情并没有讳莫如深，有些达人不仅不讳死，甚至“往往出生殡，先期为送终文”，⑦要把丧事提前演练一遍，因此明代也流行生前就请人撰写（或自撰）墓志铭、提前备好寿藏等，这些行为都会被看作是达生。如义官孙元豫80多岁为夫妇俩“营寿藏于其邑东溪之原”，并让儿子请杨廉作寿藏铭，杨廉感叹：“夫预作冢圹、预为墓志，昔之达人旷士多为之……公于寿藏、于铭率先办焉，奚为而不可哉！”⑧顾清为张东园作寿藏记，称赞他“年余六十而超然远览为终焉之计，人之所讳我以为常，众之所趋我则如怯，此其高志远识”，并且批评自己在对待死生这件事上“愧于先生多矣”。⑨不管是却药还是提前营建寿藏、求墓志铭，说明了明代老年人对死亡的无所畏惧。
（二）被建构的达观
其实，“却药”这一现象并非始于明代。据《史记》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平淮南王黥布叛乱时曾为流矢所中，吕后迎良医治疗。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⑩骂退良医。刘邦认为死生由乎天命，不在医药。无独有偶，一千多年后的明太祖高皇后马氏病剧时亦“不饵药”，太祖强迫她服药，她说道：“妾闻死生有命，虽卢扁何益，使吾服药不效，陛下宁不以妾故杀诸医乎？妾不忍其无罪而就死也。”？輥？輯？訛马氏亦相信死生有命，又担心太祖迁怒医者，终不服而崩。刘邦和马皇后都是当时的政治人物，“却药”一事塑造出了他们各自的政治形象——征战沙场、建立帝业的英雄以及爱民如子、母仪天下的贤后。据范家伟的梳理，唐代一些名臣如李勣、令狐楚、吴凑在命定论的影响下也都拒医却药。或许可以认为至晚从刘邦起，“却药”的书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王祖嫡的父亲王诏（1503—1559年）中年时曾被同僚两次诬陷侵欺屯粮，最后不仅自己丢了职，也使子孙被剥夺了承袭明威将军的资格，他因此而一蹶不振、抑郁成疾。己未（1559年）病剧，王祖嫡要去请医，他阻止儿子：“汉高谓我命在天，卢扁何益，人徒知为吕氏，不知古今至言也。”①王诏即以此事作为自己却药的理由。
其实也可以说，“却药”不仅成为一种书写传统，而且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对于诸如刘邦、马皇后这样的政治人物而言，“却药”帮助塑造了他（她）们的形象，而对于普通人而言，恰好是展示自己死亡态度的绝佳窗口——在病重之援引汉高祖却医的故际，不求医药，无视死亡的达观态度——而这种态度也正是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墓志铭的写作，一般都是父母身后，孩子们求名人所作，希求借名家之手将父母的事迹传诸久远。在这样的立意用心之下所撰写的事迹行谊，特别是那些反复出现的、模式化的情节叙述，自然都是合乎社会价值理念的。
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墓主的却药事迹以及由却药所展示出的达观死亡态度，也是士人刻意塑造的，甚至是对老年人无畏死亡的美化。有些老年人的却药，也只是在医药无济于事后的无奈之举，如金幼孜为曾棨之父曾源（1346—1420年）作铭，提到他“病暍，服药而差，后复得微恙，医再以药进，公曰：‘死生命也，何以药为？却之”。②不久即卒。黄省曾为王文禄之母陆氏（1469—1538年）作传，提到她“患滞下，文禄素善医技，至则心神愦眊，一意委诸医氏，医氏多集，交诊互投，疾益殆。又延名医自嘉禾来，法曰不治”。请了好几位医生会诊，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才放弃治疗，也才有了母亲那一段诀别语：“儿来听我，人生岁龄如织纫，然经纬长短爰定厥初，弗能益也，且生死如梦，何足控揣，儿毋悲，愿终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即死目瞑矣。”③曾源和陆氏在初得病时都请过医生诊治，疗效不好，最后才放弃。可见，墓志中“却药”的记载，也可能是老年人病重而无计可施时的一种说辞和美化。而之所以如此美化，恰恰因为这是社会对老年人理想形象的认可，反映了老年人的被理想化、典型化。
“老”，从生物学上讲，意味着衰亡。不过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合一、重视伦理和直觉思维的文化特征，构建了对老年人的需求”，④所以古代社会非常重视老年人的价值，关于老年人的价值表述也不绝于书，如“国有平格，乡有耆英，其身存亡，关世重轻”;⑤“国倚老成，乡称耆耋”。⑥黄绾亦言：“寿者，德之征，而德与寿符者皆天所界，非人所能为，方其界之，必有所事。在国，则有元老旧臣，存其典刑以桢丑庶而四方用宁;在家，则有巨翁淑媪，系其流风以象孙曾而才德攸出。”⑦说明老年人于国于家都是宝贵的资源。“德者寿”，顾名思义，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长寿，道德高尚的老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表率，而对死亡泰然处之的豁达，也是被当时社会所期待的价值理念。不如此，可能会受到嘲笑，如“死，常事也，而人多畏之，至有钟鸣漏尽之家犹以后事为讳，一夕数至，颠倒错乱，卒莫能逃，此辈往往于亦读吾书者见之，更谁哂哉！”⑧也正因此，墓主的后人以及墓志的作者选择通过“却药”这一展现豁达死生态度的行为来美化老年人的形象，希图把老年人的典范故事当作教育后人、传承文化的工具。
综上，“却药”这一行为主要传递出了明代老年人达观的死亡态度。一些老年人是真实地不惧死亡，这可以从他们提前营建寿藏，为丧葬作准备而证实。而有些则是后人以及墓志作者刻意塑造的。归根到底，这种达观的死亡观是被这个社会认可，乃至要求的。
三、结语
以上从命定观、医不治老以及对医药的不信任三个角度分析了明代老年人生病时拒绝医药这一行为。表面上看，墓志作者只是在叙述老年人生病时的抉择，其实是借此传达老年人豁达的死亡态度。一些老年人的确对死生泰然处之，还有些老年人的豁达则是后人和墓志作者以及整个社会建构的——老年人被赋予了表率社会的责任，而达观的死亡态度也是被社会所期待的，因而“却药”也成为展现老年人死亡观念的书写方式。
“生与死”是人生永恒的主题。明代老年人病重时却药，免受刀圭药石之扰，不希求借助医疗手段乃至神灵巫术延长生命，是因为他们相信死亡终究是无法避免的，不如平静地等待生命的终点。在明代的医疗技术环境下，即使假医药短暂地延长了寿命，延长后的生命质量也不会很高。这也是当今社会、医学界关心的课题——如何让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在医疗技术可能已经无效、无意义的情况下，给予临终关怀，减轻老年人的痛苦，使得老人可以安詳、有尊严地辞世，而这也应是当今社会应该有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张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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