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
摘 要 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改造中国、建设中国不同的认知。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在改造中国问题，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的分歧;1950年代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虽方法略显粗暴，但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背景下发生，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期盼。客观地说，人们在批判梁漱溟的过程中，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定为“反动的”或“复古的”的结论，是欠科学的;人们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看作一无是处，也是欠公允的。若结合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应当承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从本旨上说，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为基调，以建设现代中国为目标的。
关键词 梁漱溟，乡村建设批判，独立评论派，中国农村派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10-09
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对其评价仍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事实上，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历史上就有过几次批判。这些批判中的一些观点或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影响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评价。本文试就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作简要的评述，以深化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研究。
一、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
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由于梁漱溟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有一块较大规模的实验场所，因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宣扬其理论和主张，梁漱溟还创办刊物，开办培训班，举行讨论会，出版宣传品。梁氏的主要舆论阵地《乡村建设》杂志曾自诩：关于乡村建设，“梁漱溟先生颇费了一番力气。他确有所见。所以他对于乡村建设方面的理论，有深厚不拔的根据”。①“他不是国故派，不是守旧派，更不是复古派;他是一个最认真，最不肯妥协的人。他不跟今人跑，也不跟古人跑，更不跟东西洋人跑。”②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也认为：“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是一种有灵魂的工作，它有一种透彻深刻的理论作它的根据。这种理论是他们由几个领袖经过长时间的彷徨歧途深思熟虑，然后找出来的。”③
不过，与赞颂的观点相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也遭到了来自多方的批评和指责，并形成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批判声势。率先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提出批评意见的是独立评论派成员。独立评论派以胡适、丁文江、吴景超、陈序经等为代表。因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故名。这帮人崇尚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他们基于“西化即现代化”“现代化即工业化”的观念，④从中国建设的方向、路径等方面，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1933年8月，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一文，揭开了独立评论派批判乡村建设派的序幕。吴景超在文中针对梁漱溟把知识分子作为建设乡村的主动力的观点，阐述了知识分子不可能下乡建设乡村的观点。吴景超在文中指出：“我们对于这些主张知识分子下乡的人的善意，自然只有敬佩，但他们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地昭示我们了。知识分子不但不肯下乡，而且还有集中都市的趋势。”他分析了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四大原因：其一，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其二，乡村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等;其三，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其四，社会环境不适宜知识分子下乡。因而他断言，“要求知识分子下乡建设乡村，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路是行不通的”。①應该说，吴景超在文中对梁漱溟的批判是非常乏力的。其时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者，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行动，已说明知识分子可以下乡。因而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也未产生过大的影响。
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具有一定影响的文章，是吴景超在1934年发表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吴景超在文中着重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关于中国建设路向的观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关于中国建设路向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是认定中国只能走由农业促发工业，由发展乡村到繁荣都市的建设之路。吴景超指出梁漱溟所指定的路，在中国既不能挽救破产之农村，也不能繁荣中国之都市。他认为，在中国只能走“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道路，并阐述如何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具体办法：一是兴办工业，以解决农村人口过剩;二是发展交通，以解决农产品过剩;三是扩充金融机关。②
吴文发表之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拥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人，以及梁漱溟本人，即刻作出反应，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辩护。如李炳寰在《众志月刊》上发表了《评吴景超之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刘子华在《锄声月刊》上发表了《评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万钟庆在《民间》上发表了《发展都市必先救济农村》等。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梁漱溟的观点，驳斥了吴景超的观点。如万钟庆在文章中逐条批驳了吴景超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中的观点，指出兴办工业不一定须在都市。工业的发展，必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必有赖于粮食及原料;假如农业不先发展，工业亦难发展。③
梁漱溟也在《乡村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一文，对吴景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
《独立评论》载有吴景超先生及胡适先生几位的文章，认为我到乡村来的路子不对。他们几位的思想是感受西洋近代的潮流，今日的美国是他们认为很好的世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近代工商文明，是他们所满意憧憬的东西。本来信仰什么主义，憧憬什么主义，憧憬什么世界，含有个人“好尚”问题在内;个人好尚尽可自由，实用不着反对。不过他们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则为主观的梦想。我敢断定是做不到的事。我们如果不徒逞主观的偏见，而从经济客观事实上来平心静气研究中国将要有的出路时，可以看出胡先生他们这条路，已经完全没有可能。④
梁漱溟在文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必须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建设之路，而不能先走工业化道路。他指出：“中国根子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此刻我们唯有到乡村来，救济乡村，亦即救济都市;往都市去，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亦无好处”。⑤
针对乡村建设派的辩护，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吴景超又接连发表了《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我们没有歧路》等文章，并出版了《第四种国家出路》一书，继续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派理论与实践，其批判的言词也开始趋于激烈。吴景超在文中指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经济上的复古论”，其乡村建设运动是“复古运动”，并表示“我们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复古论，尤其反对”。⑥他认为梁漱溟等人开展的乡村运动，不可能救济乡村。他说：“现在这种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的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也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理由是很简单的，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农村运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在全体农民中，不过九牛之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对于大局还是无补。”①吴景超在文中断言：“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②
为了声援吴景超，独立评论派中的陈序经、贺岳僧等也开始发表文章批判梁漱溟。在《独立评论》第126号上，陈序经发表了《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陈序经在文中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两个观点：第一，批判了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称之为“乡村文化”，把西洋文化称之为“都市文化”的观点，认为“西洋文化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也不只是乡村文化”。第二，批判了梁漱溟要从乡村建设中创造新文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不应从乡村中求，而应到都市中找。他指出： “我们相信新的文化的创造，与其说是依赖于乡村，不如说是依赖于都市。”③此后，陈序经又相继发表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乡村建设理论的探讨》等文，分别从乡建实验和乡建理论两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了批判。
贺岳僧也在《独立评论》上发文，声明要站在吴景超、陈序经一边批判梁漱溟。他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一文中公开表示：“很明显的，于怎么挽救中国经济衰落的危机，现在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是主张复兴农村，一派是主张开发工业。主张复兴农村者，我可以名之为向后倒退派;主张开发工业者，我可以名之为向前推进派。代表前一种主张者，可以梁漱溟、高践四两先生为代表;代表后种主张者，则以《独立评论》上所发表的意见为最多。就我个人言则很开门见山，是赞成后一派的主张。”在文中，他还具体陈述了为什么反对梁漱溟主张的理由。他认为，中国农村落后，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太少，而是技术笨拙，方法不良。既然如此，就得开发工业。④
陈序经、贺岳僧等人文章的发表，无疑壮大了独立评论派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阵势。纵观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的批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两点认识：
第一，独立评论派与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根本的异点，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向。独立评论派基于西化即现代化的观点，认定中国只能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由发展工业来救济农业，或者说，由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因而他们反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反对他企图由发展农业来引发工业的主张。实际上，论战的双方，都未能正确认识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间的关系，也未能正确认识建设乡村与建设都市，以及与建设整个中国间的关系。因此，双方的争论，可以说是一场远离真理的争吵。事实上，正由于此，论战双方到最终，也未能令对方折服。
第二，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由于其自身的弱点，始终未击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根本误区。应该说，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未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不到导致中国落后、经济破产的主要因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遗憾的是，独立评论派无视梁漱溟这一错误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加鞭笞。其结果，也就必然影响了批判的力度和深度。
二、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
独立评论派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同时，孙冶方、千家驹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章。因他们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据初步统计，中国农村派发表的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章达50余篇。其代表性的文章有千家驹的《中国的歧路》，孙冶方的《为什么要批判乡村改良主义工作》，张志敏的《评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之〈方法问题〉》，薛暮桥的《农村建设问题》，李紫翔的《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等。这些文章曾汇编成《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公开出版。⑤
中国农村派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在山东的实践。
1.中国农村派批判了梁漱溟无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了中国日益落后。这是不争之事实。然而梁漱溟认识不到这点。因而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问题，始终没有加以足够的认识。中国农村派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梁漱溟这一致命弱点。可以说，在中国农村派成员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几乎都指出了梁氏的这一弱点。如《中国农村》第2卷第9期发表的《对于乡村改良工作的态度》一文，就明确指出，梁漱溟等从事的乡村改良工作不能改造中国，因为他们认识不到中国农村社会破坏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文章说，中国社会结构的破坏，并非如梁漱溟所说是源于社会秩序不能建立，伦理关系不能协调。中国社会结构遭致破坏的根本原因，“最明显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于是这些上层被决定的东西（社会秩序、伦理关系），就非跟着他的基础塌台不可”。因此，“想为中国社会找出路，必须打倒破坏中国社会的帝国主义”。①
孙冶方在《为什么要批判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促成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便是帝國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所以这个分析的进一步结论——即正面的出路——就是：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这两种因素。”②
2.中国农村派批判了梁漱溟无视中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无视阶级的存在和斗争，是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之一。梁漱溟的这一认识导致了他在乡村建设中出现了许多误区。如他把中国农村看成一个整体，看不到农村社会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等不同的阶级。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基于他对中国有无阶级的认识。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曾公然宣称，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同之一就是阶级问题。对于梁漱溟的这一认识，中国农村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余霖在《乡村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梁漱溟无视阶级的认识。他说：“梁先生以为中国因阶级，无强大之统制力，以致人民散乱。可是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我们以为中国因为有了阶级，所以闭着眼睛乱喊组织民众，丝毫不会有所成就。”③
千家驹则在《中国的歧路》中结合梁漱溟兴办的乡农学校，批判了梁漱溟的无阶级论。千家驹指出，“乡农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农民看成无差别无等级的一团”。这样的乡农学校究竟能不能把乡村组织起来呢？
这我们看“乡学”“村学”的组织及梁先生手订的“学众须知”便可明白了：乡学村学成立之前，先组织学董会，学董会是由乡村中有信用资望的领袖所组织的，这我们知道贫农和雇农决没有资格做学董。然后由学董会中推举一“齿德并茂，群情所归”的人，经县政府礼聘为学长，这我们又知道学长更非绅士或地主阶级充当不可。村学乡学的基本人员是一般农民，即所谓“学众”。梁先生要求“学众”的是什么呢？在“学众须知”上，梁先生劝他们要“敬长睦邻”，“要尊敬学长”，“要接受学长的训饬”，“要信任理事”，“要爱惜理事”。在学众须知之十四条规约中，这就占了五条。理事“办事若有疏失错误，应原谅他”，“不可存挑剔反对之意”，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众要训良，要服从！这样一个由地主与豪绅所组织的“乡学”与“村学”，是否能为一般小农与贫农谋利益呢，这又不待我们费辞的了。④
千家驹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干脆：“梁先生在好多方面的认识虽比平教会进步得多。……但由于他不了解乡村中的阶级关系，他把乡村视为抽象的整个的整体，而不把它看成是由各种利害不同的地主农民所组成的;他只看见了乡村之外部的矛盾，而看不见乡村之内在的矛盾，所以他是根本不想改变乡村之内部的生产关系。”“因此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不过是旧日豪绅政权之变相，只是披上了一件美丽的梁先生的外衣而已。”⑤
3.中国农村派批判了梁漱溟无视土地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重视土地问题，认识不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改造中国农村中的作用和意义，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一个严重的缺陷。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这一理论误区，同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李紫翔在《农村建设运动应有的转变》中指出：
农村改良主义者企图以种子、工具的改良，合作社的流通资金，来挽救农村经济的破产，以至由建设而发展都市;另一方面，则以恢复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强制的“自卫制度”来重新树立“社会秩序”，以压制和预防农民的暴动。然而因为大多数农民缺乏必要的土地的缘故，使改良种子，改良肥料和改良工具的工作，成效很少，或竟完全不能实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小中农，都因缺乏耕地，在极不合理的细小经营下生活，一切舍本逐末的技术改良对于这些死亡线上的农民，不过是一种不能梦想的妆饰品罢了。①
因而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村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工具的重新分配，主要的是土地的合理的分配，只有努力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解决，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解除农村经济的束缚和建设农村。”②
4.中国农村派还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方法问题。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之一，即是他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日益破产，社会日趋崩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社会秩序遭致丧失。因此，中国今日的建设之道，则在于重建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秩序。这个重建的社会结构，就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个重建的社会秩序，就是法制礼俗。他认为，只要中国恢复了原有的礼俗，外国侵略虽为患，但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忧，而生息长养不难日有起功。在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中，法制礼俗成为决定的东西。
中国农村派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批判了梁漱溟这一认识。千家驹指出：
我们的意见是与此不同的。我们认为社会的法制礼俗本身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产生怎样的法制礼俗。中国固有的道德旧伦常分明是封建经济制度下的产物，自中国社会受到了西洋资本主义的洗礼，旧日的经济制度达到了崩溃的阶段后，旧道德伦常自然而然的要趋于混乱与破产。另一方面，又因我走不上资本主义的路上去，所以个人主义的法制礼俗亦无法养成;新的社会秩序之产生，新的法制礼俗之养成，必须先有新的经济制度的建立。旧治道之崩溃，我们是不必留恋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造成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培养新的法制礼俗，而先发明一套现成的法制礼俗（社会秩序）而后改造我们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后者等于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是行不通。③
李紫翔在文中也批判了梁漱溟这一错误。他说：梁漱溟以上层建筑的“礼”为其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是倒果为因的主观论，所谓处处注重‘客观的事实者，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罢了”。④
在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基础的同时，中国农村派还批判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错误。张志敏在《评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之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思想基础上存有严重的错误，而且在方法论认识论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不懂得“主观”与“客观”间的辩证关系。张志敏在文中引用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旨趣》中的一段话指出，“骤然看去，这一段话似乎表示完全注重于客观的研究，没有毛病;其实正在这里梁先生犯了根本方法上的错误。他的谬误就在于他把主观与客观截然分开”。并指出梁漱溟的理论“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唯物论，即极端的客观论”。梁先生观察事实的方法与科学的观察方法完全相违背。⑤除上述几方面，中国农村派还批判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具体乡建工作。应该说，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的批判，较独立评论派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尤其是對梁漱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问题上，以及在阶级问题和土地问题上错误的揭示和批判。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也存在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改良与革命问题？中国农村派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界定为“改良主义”，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如何来评价这种改良主义呢？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村派的做法是欠全面的。我们不妨举几例说明之。
孙冶方在《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是如此评价改良主义的：
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的实际工作是从那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一切乡村组织的任务是在维护、复兴并巩固旧的社会秩序;即维护、复兴并巩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经济体系。所以这种组织是反动性质的。①
在这里，孙冶方把一切改良主义不加分析地断定为“反动性质”。
李紫翔在自己的文中是这样评价改良主义的：
怎样从帝国主义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和土地的合理分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与中心。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而是一个不可争辩的真理。一切农村改良主义的哲学家和实行者，显然也是从这历史事实的教训中生长起来的;不过因为害怕真理的实现，害怕中国农村间的彻底解决，所以有意无意地躲藏在温情的改良主义的幌子而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了续命的忠臣了。枝枝节节的农村改良，决不能够挽救农村的破产;同时一切改良工作的本身，不免直接间接去为破坏农村的主要因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效忠尽力。②
在这里，李紫翔把改良主义断定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工具。
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欲获得翻身解放，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两座大山。在近代中国，一切企图用改良的方法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如若由于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而由此断定一切改良主义都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这种结论，也是不妥的。
第二，如何全面评价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从根本上讲，企望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来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整个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是否我们指出这一点，就意味着梁漱溟在山东所做工作一无是处呢？在这一方面，中国农村派的评价也有欠妥之处。中国农村派讲到梁漱溟在山东的工作，基本上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如张志敏的《从整个民族经济上观察现在的乡村建设工作》是这样来看待乡建工作的：
统观现在所进行的农村建设，约有建筑公路，改良水利，改良品种，农业放款，合作运销与购买等项。这些建设对灾荒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商品的流通及政府财政的收入，当有一时的效果，但它们不能有裨于民族经济，亦不能从根本上改进农业的生产，因而这一时的效果如果能收到的话，将加深中国之殖民地化及走近最后的破产。
在该文中，张志敏列举了梁漱溟等从事的乡村工作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五大弊端：其一，方便“外资和外货之深入”。认为“农村购买力苟因农村建设而增加，则首先迎接外货;农产品之增加与改良，亦为外资所垄断”。其二，“公路建设本身又增进外国汽车和汽油之输入”。认为“在工业衰落和商业萧条之下，特别努力于公路的建设，不仅其本身增加入超的数字，并替外资加深对穷乡僻壤之搜刮”。其三，因防止水旱灾及疏浚灌溉有利地主垄断土地。认为乡村的改良水利，“结果都要使附近之地飞涨，有资金者乘机争买，并吞当地的土地”。其四，“农业款对于穷困农之榨取”。认为“此为复兴农村之最主要的活动，其实亦即搜刮农村，促进农村破产之最厉害的工作”。同时还认为，“信用合作也并不如理论家们所想象的，是农民自动的互助的组织，而是当地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在城市资本指导下盘剥贫农的机关”。其五，“仓库储押，运销和购买合作，棉业烟叶放款等，都足造成金融资本对于农业生产品之控制”。③在张志敏看来，梁漱溟等在乡村的所有工作，都是只有利于剥削阶级，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化。这显然过分强调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负面影响。
三、1950年代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
对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在1950年代社会上还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历史上，毛泽东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曾发生过两次。毛泽东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第一次批判，是在1938年的延安。1938年1月5日至25日，梁漱溟在延安访问了三个星期。访问期间，梁漱溟向毛泽东呈送了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并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肯定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同时批评了《乡村建设理论》的改良主义倾向。毛泽东认为，《乡村建设理论》总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并指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革命。①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不仅当面批评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及其理论，而且在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时，还留下了1500余字的批注。這些批注从三个方面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1.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关于中西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分析了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认为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认为中西社会文化的这种差异，在中古时代就开始了。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这一认识，认为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不是生活方式，其差异也不是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他写道：“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有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2.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梁漱溟把中国社会断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并对所谓的“伦理关系”作了解释。梁漱溟认为，所谓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而存在着”。②毛泽东在批注中不同意梁漱溟的观点。他指出，梁漱溟描绘的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在中国，“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③
3.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企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摆脱中国危机的思想。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因而他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④毛泽东批判了梁氏思想，指出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在于革命。他在批注中写道，中国的危机，来自西方的侵略，而要抵制西方的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⑤
应该说，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其中许多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评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第二次批判，是建国后的1953年。这次批判，起因于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1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接着进行会议讨论。9月9日、11日，梁漱溟在会上相继作了两次发言。他首先谈了自己听了报告的感想，表示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对此深表赞同。路线既不成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小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进而梁漱溟又根据自己的经历，对中央提了后来遭致毛泽东批判的三点意见：第一，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的配合，除了政府已经给大家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其他方面亦必有计划，希望也讲给大家听听。⑥
第二，“在工业建设上，当然要依靠工人，那是有工会来担任这工作，不须另安排。私营工商业改造，有工商联，今后工商联作好，把店员工会作好，还有民主建国会，这一些亦算有了安排。但我们建国工作不止于建设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问题和乡村问题”。梁漱溟向中央提出了要求照顾农民的要求。他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⑧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发言，其出发点还是好的，完全是出于对共产党爱护的态度。当然，其言词过于激烈了。而且指责共产党不关心农民生活，这就不能不引起一向很注重于群众疾苦的毛泽东的不满。事情果真如此，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的讨论，但很快知道了梁漱溟的发言内容，并立即作出了反应。同年9月16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席间，毛泽东严厉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概括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其核心内容有三点：
第一，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在历史上就是“反动透顶”。在国共斗争中，“梁漱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指出梁漱溟一生一世对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因而要求梁漱溟把过去的历史，以及“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什么关系”，向大家作个交待。
第二，毛泽东全面否定了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向中央所提的建议。他说：“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的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第三，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自认为“农民代表”的说法，认为梁漱溟只代表了地主，没有代表农民。他说，梁漱溟究竟像不像“农民代表”呢？“我看不像，农民看也不像。他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
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进而又全面否定了梁漱溟在30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都来批判梁漱溟，并称，要借批梁漱溟来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①
由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公开批判，加之中共中央从1954年10月起发起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因此，从1954年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公开批判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思想。至1955年，对梁漱溟的批判形成高潮。在这次批判梁漱溟的运动中，知识界从政治、哲学、思想、文化等各个角度，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现在所见的批判文章来看，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是其重点之一。从这次批判梁漱溟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其批判间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文章，但更多的文章，是宽泛的政治批判。即使一些知识界名人，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其批判文章也缺乏科学性。
冯友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哲学家。1955年，他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冯友兰虽然仍很礼貌地称梁漱溟为先生，但其内容却对梁漱溟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给予了全面的否定。冯友兰在文中，不加分析地断定：“梁漱溟先生所宣传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就是典型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并指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其本质就是在乡村中建立地主武装，保护封建秩序，又企图用一套所谓教育和合作制度，麻醉农民，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②
吴景超在1930年代曾作为独立评论派成员参与了批判梁漱溟的活动。建国之后，吴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他主张中国工业化的思想没变。当梁漱溟向中共中央发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见时，吴景超认为这是梁漱溟在重提农业救国论。于是他也旧话重提，撰写了《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文，再次对梁漱溟口诛笔伐。吴景超指出，“梁漱溟所搞的那一套乡村建设，其目的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其基本主张，“完全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他认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都是秉承帝国主义意旨进行的。③
千家驹在1930年代是中国农村派批判梁漱溟的主将。1955年，他也参加了社会上对梁漱溟的批判。他相继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坚持中国落后反对工业化的谬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究竟为谁服务》等文。千家驹在文中，一改1930年代辩论的口吻，以相当武断的言词，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予以了全面的否定。他在文中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真正目的是为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是要巩固他们的統治。”“是要我们死心塌地作地主阶级的奴隶，走封建复古主义的路。”①
纵观1950年代社会上对梁漱溟的批判，应该承认，这是当时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在这次批判中，无论是批判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争。
回顾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改造中国、建设中国不同的认知。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在改造中国问题，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的分歧;1950年代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虽方法略显粗暴，但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背景下发生，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期盼。客观地说，人们在批判梁漱溟的过程中，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定为“反动的”或“复古的”的结论，是欠科学的;人们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看作一无是处，也是欠公允的。若结合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应当承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从本旨上说，是以改造社会为基调，以建设现代中国为目标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改良主义，由于自身所存在的许多理论误区，不可能把中国乡村以及中国整个社会引向现代化，但它所提出的某些主张，如兴办乡村教育、动员知识分子下乡、强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地位等，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现代化建设，无疑有其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梁漱溟，乡村建设批判，独立评论派，中国农村派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2-0010-09
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但对其评价仍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事实上，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历史上就有过几次批判。这些批判中的一些观点或结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影响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评价。本文试就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作简要的评述，以深化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研究。
一、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
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由于梁漱溟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有一块较大规模的实验场所，因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宣扬其理论和主张，梁漱溟还创办刊物，开办培训班，举行讨论会，出版宣传品。梁氏的主要舆论阵地《乡村建设》杂志曾自诩：关于乡村建设，“梁漱溟先生颇费了一番力气。他确有所见。所以他对于乡村建设方面的理论，有深厚不拔的根据”。①“他不是国故派，不是守旧派，更不是复古派;他是一个最认真，最不肯妥协的人。他不跟今人跑，也不跟古人跑，更不跟东西洋人跑。”②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也认为：“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是一种有灵魂的工作，它有一种透彻深刻的理论作它的根据。这种理论是他们由几个领袖经过长时间的彷徨歧途深思熟虑，然后找出来的。”③
不过，与赞颂的观点相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也遭到了来自多方的批评和指责，并形成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批判声势。率先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提出批评意见的是独立评论派成员。独立评论派以胡适、丁文江、吴景超、陈序经等为代表。因他们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上，故名。这帮人崇尚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他们基于“西化即现代化”“现代化即工业化”的观念，④从中国建设的方向、路径等方面，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1933年8月，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一文，揭开了独立评论派批判乡村建设派的序幕。吴景超在文中针对梁漱溟把知识分子作为建设乡村的主动力的观点，阐述了知识分子不可能下乡建设乡村的观点。吴景超在文中指出：“我们对于这些主张知识分子下乡的人的善意，自然只有敬佩，但他们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事实已经很明显地昭示我们了。知识分子不但不肯下乡，而且还有集中都市的趋势。”他分析了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四大原因：其一，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其二，乡村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等;其三，乡村中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其四，社会环境不适宜知识分子下乡。因而他断言，“要求知识分子下乡建设乡村，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路是行不通的”。①應该说，吴景超在文中对梁漱溟的批判是非常乏力的。其时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的组织者，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行动，已说明知识分子可以下乡。因而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也未产生过大的影响。
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具有一定影响的文章，是吴景超在1934年发表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吴景超在文中着重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关于中国建设路向的观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关于中国建设路向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是认定中国只能走由农业促发工业，由发展乡村到繁荣都市的建设之路。吴景超指出梁漱溟所指定的路，在中国既不能挽救破产之农村，也不能繁荣中国之都市。他认为，在中国只能走“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道路，并阐述如何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具体办法：一是兴办工业，以解决农村人口过剩;二是发展交通，以解决农产品过剩;三是扩充金融机关。②
吴文发表之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拥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人，以及梁漱溟本人，即刻作出反应，纷纷发表文章进行辩护。如李炳寰在《众志月刊》上发表了《评吴景超之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刘子华在《锄声月刊》上发表了《评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万钟庆在《民间》上发表了《发展都市必先救济农村》等。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梁漱溟的观点，驳斥了吴景超的观点。如万钟庆在文章中逐条批驳了吴景超在《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一文中的观点，指出兴办工业不一定须在都市。工业的发展，必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必有赖于粮食及原料;假如农业不先发展，工业亦难发展。③
梁漱溟也在《乡村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一文，对吴景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
《独立评论》载有吴景超先生及胡适先生几位的文章，认为我到乡村来的路子不对。他们几位的思想是感受西洋近代的潮流，今日的美国是他们认为很好的世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近代工商文明，是他们所满意憧憬的东西。本来信仰什么主义，憧憬什么主义，憧憬什么世界，含有个人“好尚”问题在内;个人好尚尽可自由，实用不着反对。不过他们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则为主观的梦想。我敢断定是做不到的事。我们如果不徒逞主观的偏见，而从经济客观事实上来平心静气研究中国将要有的出路时，可以看出胡先生他们这条路，已经完全没有可能。④
梁漱溟在文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必须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建设之路，而不能先走工业化道路。他指出：“中国根子在乡村，乡村起来，都市自然繁荣”;“此刻我们唯有到乡村来，救济乡村，亦即救济都市;往都市去，不但于乡村无好处，于都市亦无好处”。⑤
针对乡村建设派的辩护，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吴景超又接连发表了《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我们没有歧路》等文章，并出版了《第四种国家出路》一书，继续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派理论与实践，其批判的言词也开始趋于激烈。吴景超在文中指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经济上的复古论”，其乡村建设运动是“复古运动”，并表示“我们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复古论，尤其反对”。⑥他认为梁漱溟等人开展的乡村运动，不可能救济乡村。他说：“现在这种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的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也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理由是很简单的，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农村运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在全体农民中，不过九牛之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对于大局还是无补。”①吴景超在文中断言：“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②
为了声援吴景超，独立评论派中的陈序经、贺岳僧等也开始发表文章批判梁漱溟。在《独立评论》第126号上，陈序经发表了《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陈序经在文中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两个观点：第一，批判了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称之为“乡村文化”，把西洋文化称之为“都市文化”的观点，认为“西洋文化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国文化也不只是乡村文化”。第二，批判了梁漱溟要从乡村建设中创造新文化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不应从乡村中求，而应到都市中找。他指出： “我们相信新的文化的创造，与其说是依赖于乡村，不如说是依赖于都市。”③此后，陈序经又相继发表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乡村建设理论的探讨》等文，分别从乡建实验和乡建理论两个方面对梁漱溟进行了批判。
贺岳僧也在《独立评论》上发文，声明要站在吴景超、陈序经一边批判梁漱溟。他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应走的路》一文中公开表示：“很明显的，于怎么挽救中国经济衰落的危机，现在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是主张复兴农村，一派是主张开发工业。主张复兴农村者，我可以名之为向后倒退派;主张开发工业者，我可以名之为向前推进派。代表前一种主张者，可以梁漱溟、高践四两先生为代表;代表后种主张者，则以《独立评论》上所发表的意见为最多。就我个人言则很开门见山，是赞成后一派的主张。”在文中，他还具体陈述了为什么反对梁漱溟主张的理由。他认为，中国农村落后，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太少，而是技术笨拙，方法不良。既然如此，就得开发工业。④
陈序经、贺岳僧等人文章的发表，无疑壮大了独立评论派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阵势。纵观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的批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两点认识：
第一，独立评论派与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根本的异点，就在于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建设的路向。独立评论派基于西化即现代化的观点，认定中国只能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由发展工业来救济农业，或者说，由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因而他们反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反对他企图由发展农业来引发工业的主张。实际上，论战的双方，都未能正确认识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间的关系，也未能正确认识建设乡村与建设都市，以及与建设整个中国间的关系。因此，双方的争论，可以说是一场远离真理的争吵。事实上，正由于此，论战双方到最终，也未能令对方折服。
第二，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由于其自身的弱点，始终未击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根本误区。应该说，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未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不到导致中国落后、经济破产的主要因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遗憾的是，独立评论派无视梁漱溟这一错误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加鞭笞。其结果，也就必然影响了批判的力度和深度。
二、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
独立评论派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同时，孙冶方、千家驹等人也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章。因他们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据初步统计，中国农村派发表的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章达50余篇。其代表性的文章有千家驹的《中国的歧路》，孙冶方的《为什么要批判乡村改良主义工作》，张志敏的《评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之〈方法问题〉》，薛暮桥的《农村建设问题》，李紫翔的《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等。这些文章曾汇编成《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公开出版。⑤
中国农村派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在山东的实践。
1.中国农村派批判了梁漱溟无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了中国日益落后。这是不争之事实。然而梁漱溟认识不到这点。因而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问题，始终没有加以足够的认识。中国农村派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梁漱溟这一致命弱点。可以说，在中国农村派成员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几乎都指出了梁氏的这一弱点。如《中国农村》第2卷第9期发表的《对于乡村改良工作的态度》一文，就明确指出，梁漱溟等从事的乡村改良工作不能改造中国，因为他们认识不到中国农村社会破坏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文章说，中国社会结构的破坏，并非如梁漱溟所说是源于社会秩序不能建立，伦理关系不能协调。中国社会结构遭致破坏的根本原因，“最明显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于是这些上层被决定的东西（社会秩序、伦理关系），就非跟着他的基础塌台不可”。因此，“想为中国社会找出路，必须打倒破坏中国社会的帝国主义”。①
孙冶方在《为什么要批判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促成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便是帝國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所以这个分析的进一步结论——即正面的出路——就是：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这两种因素。”②
2.中国农村派批判了梁漱溟无视中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无视阶级的存在和斗争，是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之一。梁漱溟的这一认识导致了他在乡村建设中出现了许多误区。如他把中国农村看成一个整体，看不到农村社会存在着地主和农民等不同的阶级。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基于他对中国有无阶级的认识。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曾公然宣称，他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同之一就是阶级问题。对于梁漱溟的这一认识，中国农村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余霖在《乡村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直接点名批评了梁漱溟无视阶级的认识。他说：“梁先生以为中国因阶级，无强大之统制力，以致人民散乱。可是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我们以为中国因为有了阶级，所以闭着眼睛乱喊组织民众，丝毫不会有所成就。”③
千家驹则在《中国的歧路》中结合梁漱溟兴办的乡农学校，批判了梁漱溟的无阶级论。千家驹指出，“乡农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农民看成无差别无等级的一团”。这样的乡农学校究竟能不能把乡村组织起来呢？
这我们看“乡学”“村学”的组织及梁先生手订的“学众须知”便可明白了：乡学村学成立之前，先组织学董会，学董会是由乡村中有信用资望的领袖所组织的，这我们知道贫农和雇农决没有资格做学董。然后由学董会中推举一“齿德并茂，群情所归”的人，经县政府礼聘为学长，这我们又知道学长更非绅士或地主阶级充当不可。村学乡学的基本人员是一般农民，即所谓“学众”。梁先生要求“学众”的是什么呢？在“学众须知”上，梁先生劝他们要“敬长睦邻”，“要尊敬学长”，“要接受学长的训饬”，“要信任理事”，“要爱惜理事”。在学众须知之十四条规约中，这就占了五条。理事“办事若有疏失错误，应原谅他”，“不可存挑剔反对之意”，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众要训良，要服从！这样一个由地主与豪绅所组织的“乡学”与“村学”，是否能为一般小农与贫农谋利益呢，这又不待我们费辞的了。④
千家驹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干脆：“梁先生在好多方面的认识虽比平教会进步得多。……但由于他不了解乡村中的阶级关系，他把乡村视为抽象的整个的整体，而不把它看成是由各种利害不同的地主农民所组成的;他只看见了乡村之外部的矛盾，而看不见乡村之内在的矛盾，所以他是根本不想改变乡村之内部的生产关系。”“因此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不过是旧日豪绅政权之变相，只是披上了一件美丽的梁先生的外衣而已。”⑤
3.中国农村派批判了梁漱溟无视土地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重视土地问题，认识不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改造中国农村中的作用和意义，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一个严重的缺陷。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这一理论误区，同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李紫翔在《农村建设运动应有的转变》中指出：
农村改良主义者企图以种子、工具的改良，合作社的流通资金，来挽救农村经济的破产，以至由建设而发展都市;另一方面，则以恢复封建的伦理思想和强制的“自卫制度”来重新树立“社会秩序”，以压制和预防农民的暴动。然而因为大多数农民缺乏必要的土地的缘故，使改良种子，改良肥料和改良工具的工作，成效很少，或竟完全不能实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小中农，都因缺乏耕地，在极不合理的细小经营下生活，一切舍本逐末的技术改良对于这些死亡线上的农民，不过是一种不能梦想的妆饰品罢了。①
因而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村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工具的重新分配，主要的是土地的合理的分配，只有努力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解决，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解除农村经济的束缚和建设农村。”②
4.中国农村派还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和方法问题。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之一，即是他的中国社会结构特殊论。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日益破产，社会日趋崩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社会秩序遭致丧失。因此，中国今日的建设之道，则在于重建社会结构，重建社会秩序。这个重建的社会结构，就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个重建的社会秩序，就是法制礼俗。他认为，只要中国恢复了原有的礼俗，外国侵略虽为患，但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民穷财尽虽可忧，而生息长养不难日有起功。在梁漱溟乡村建设方案中，法制礼俗成为决定的东西。
中国农村派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批判了梁漱溟这一认识。千家驹指出：
我们的意见是与此不同的。我们认为社会的法制礼俗本身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有怎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产生怎样的法制礼俗。中国固有的道德旧伦常分明是封建经济制度下的产物，自中国社会受到了西洋资本主义的洗礼，旧日的经济制度达到了崩溃的阶段后，旧道德伦常自然而然的要趋于混乱与破产。另一方面，又因我走不上资本主义的路上去，所以个人主义的法制礼俗亦无法养成;新的社会秩序之产生，新的法制礼俗之养成，必须先有新的经济制度的建立。旧治道之崩溃，我们是不必留恋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造成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培养新的法制礼俗，而先发明一套现成的法制礼俗（社会秩序）而后改造我们的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后者等于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是行不通。③
李紫翔在文中也批判了梁漱溟这一错误。他说：梁漱溟以上层建筑的“礼”为其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是倒果为因的主观论，所谓处处注重‘客观的事实者，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罢了”。④
在批判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基础的同时，中国农村派还批判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错误。张志敏在《评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之方法问题》一文中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思想基础上存有严重的错误，而且在方法论认识论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不懂得“主观”与“客观”间的辩证关系。张志敏在文中引用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旨趣》中的一段话指出，“骤然看去，这一段话似乎表示完全注重于客观的研究，没有毛病;其实正在这里梁先生犯了根本方法上的错误。他的谬误就在于他把主观与客观截然分开”。并指出梁漱溟的理论“完全是一种机械的唯物论，即极端的客观论”。梁先生观察事实的方法与科学的观察方法完全相违背。⑤除上述几方面，中国农村派还批判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具体乡建工作。应该说，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的批判，较独立评论派的批判，要深刻得多。尤其是對梁漱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问题上，以及在阶级问题和土地问题上错误的揭示和批判。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也存在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
第一，如何认识改良与革命问题？中国农村派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界定为“改良主义”，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是如何来评价这种改良主义呢？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村派的做法是欠全面的。我们不妨举几例说明之。
孙冶方在《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是如此评价改良主义的：
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的实际工作是从那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一切乡村组织的任务是在维护、复兴并巩固旧的社会秩序;即维护、复兴并巩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经济体系。所以这种组织是反动性质的。①
在这里，孙冶方把一切改良主义不加分析地断定为“反动性质”。
李紫翔在自己的文中是这样评价改良主义的：
怎样从帝国主义的压榨中解放出来和土地的合理分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与中心。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而是一个不可争辩的真理。一切农村改良主义的哲学家和实行者，显然也是从这历史事实的教训中生长起来的;不过因为害怕真理的实现，害怕中国农村间的彻底解决，所以有意无意地躲藏在温情的改良主义的幌子而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了续命的忠臣了。枝枝节节的农村改良，决不能够挽救农村的破产;同时一切改良工作的本身，不免直接间接去为破坏农村的主要因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效忠尽力。②
在这里，李紫翔把改良主义断定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工具。
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中国人民欲获得翻身解放，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两座大山。在近代中国，一切企图用改良的方法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如若由于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而由此断定一切改良主义都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这种结论，也是不妥的。
第二，如何全面评价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从根本上讲，企望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来改造农村，改造中国整个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是否我们指出这一点，就意味着梁漱溟在山东所做工作一无是处呢？在这一方面，中国农村派的评价也有欠妥之处。中国农村派讲到梁漱溟在山东的工作，基本上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如张志敏的《从整个民族经济上观察现在的乡村建设工作》是这样来看待乡建工作的：
统观现在所进行的农村建设，约有建筑公路，改良水利，改良品种，农业放款，合作运销与购买等项。这些建设对灾荒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商品的流通及政府财政的收入，当有一时的效果，但它们不能有裨于民族经济，亦不能从根本上改进农业的生产，因而这一时的效果如果能收到的话，将加深中国之殖民地化及走近最后的破产。
在该文中，张志敏列举了梁漱溟等从事的乡村工作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五大弊端：其一，方便“外资和外货之深入”。认为“农村购买力苟因农村建设而增加，则首先迎接外货;农产品之增加与改良，亦为外资所垄断”。其二，“公路建设本身又增进外国汽车和汽油之输入”。认为“在工业衰落和商业萧条之下，特别努力于公路的建设，不仅其本身增加入超的数字，并替外资加深对穷乡僻壤之搜刮”。其三，因防止水旱灾及疏浚灌溉有利地主垄断土地。认为乡村的改良水利，“结果都要使附近之地飞涨，有资金者乘机争买，并吞当地的土地”。其四，“农业款对于穷困农之榨取”。认为“此为复兴农村之最主要的活动，其实亦即搜刮农村，促进农村破产之最厉害的工作”。同时还认为，“信用合作也并不如理论家们所想象的，是农民自动的互助的组织，而是当地地主、富农、商人、高利贷者在城市资本指导下盘剥贫农的机关”。其五，“仓库储押，运销和购买合作，棉业烟叶放款等，都足造成金融资本对于农业生产品之控制”。③在张志敏看来，梁漱溟等在乡村的所有工作，都是只有利于剥削阶级，进一步加深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化。这显然过分强调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的负面影响。
三、1950年代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
对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在1950年代社会上还开展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的兴起，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有着一定的联系。
在历史上，毛泽东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曾发生过两次。毛泽东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第一次批判，是在1938年的延安。1938年1月5日至25日，梁漱溟在延安访问了三个星期。访问期间，梁漱溟向毛泽东呈送了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并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谈。在交谈中，毛泽东肯定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同时批评了《乡村建设理论》的改良主义倾向。毛泽东认为，《乡村建设理论》总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并指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革命。①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不仅当面批评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及其理论，而且在阅读《乡村建设理论》一书时，还留下了1500余字的批注。這些批注从三个方面批判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
1.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关于中西社会文化的基本认识。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分析了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认为中西社会文化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认为中西社会文化的这种差异，在中古时代就开始了。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这一认识，认为中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不是生活方式，其差异也不是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他写道：“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有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2.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认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梁漱溟把中国社会断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并对所谓的“伦理关系”作了解释。梁漱溟认为，所谓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而存在着”。②毛泽东在批注中不同意梁漱溟的观点。他指出，梁漱溟描绘的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在中国，“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③
3.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企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摆脱中国危机的思想。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文化失调”。因而他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④毛泽东批判了梁氏思想，指出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在于革命。他在批注中写道，中国的危机，来自西方的侵略，而要抵制西方的入侵，“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⑤
应该说，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其中许多见解，对于我们今天评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仍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第二次批判，是建国后的1953年。这次批判，起因于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第19次常委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接着进行会议讨论。9月9日、11日，梁漱溟在会上相继作了两次发言。他首先谈了自己听了报告的感想，表示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对此深表赞同。路线既不成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小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进而梁漱溟又根据自己的经历，对中央提了后来遭致毛泽东批判的三点意见：第一，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的配合，除了政府已经给大家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其他方面亦必有计划，希望也讲给大家听听。⑥
第二，“在工业建设上，当然要依靠工人，那是有工会来担任这工作，不须另安排。私营工商业改造，有工商联，今后工商联作好，把店员工会作好，还有民主建国会，这一些亦算有了安排。但我们建国工作不止于建设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⑦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问题和乡村问题”。梁漱溟向中央提出了要求照顾农民的要求。他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⑧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发言，其出发点还是好的，完全是出于对共产党爱护的态度。当然，其言词过于激烈了。而且指责共产党不关心农民生活，这就不能不引起一向很注重于群众疾苦的毛泽东的不满。事情果真如此，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的讨论，但很快知道了梁漱溟的发言内容，并立即作出了反应。同年9月16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席间，毛泽东严厉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概括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其核心内容有三点：
第一，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在历史上就是“反动透顶”。在国共斗争中，“梁漱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指出梁漱溟一生一世对人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因而要求梁漱溟把过去的历史，以及“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什么关系”，向大家作个交待。
第二，毛泽东全面否定了梁漱溟在政协会上向中央所提的建议。他说：“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的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第三，毛泽东批判了梁漱溟自认为“农民代表”的说法，认为梁漱溟只代表了地主，没有代表农民。他说，梁漱溟究竟像不像“农民代表”呢？“我看不像，农民看也不像。他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
基于此种认识，毛泽东进而又全面否定了梁漱溟在30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都来批判梁漱溟，并称，要借批梁漱溟来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①
由于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公开批判，加之中共中央从1954年10月起发起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因此，从1954年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开始公开批判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思想。至1955年，对梁漱溟的批判形成高潮。在这次批判梁漱溟的运动中，知识界从政治、哲学、思想、文化等各个角度，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现在所见的批判文章来看，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是其重点之一。从这次批判梁漱溟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其批判间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文章，但更多的文章，是宽泛的政治批判。即使一些知识界名人，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其批判文章也缺乏科学性。
冯友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哲学家。1955年，他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冯友兰虽然仍很礼貌地称梁漱溟为先生，但其内容却对梁漱溟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给予了全面的否定。冯友兰在文中，不加分析地断定：“梁漱溟先生所宣传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就是典型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并指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其本质就是在乡村中建立地主武装，保护封建秩序，又企图用一套所谓教育和合作制度，麻醉农民，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②
吴景超在1930年代曾作为独立评论派成员参与了批判梁漱溟的活动。建国之后，吴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他主张中国工业化的思想没变。当梁漱溟向中共中央发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意见时，吴景超认为这是梁漱溟在重提农业救国论。于是他也旧话重提，撰写了《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一文，再次对梁漱溟口诛笔伐。吴景超指出，“梁漱溟所搞的那一套乡村建设，其目的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其基本主张，“完全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他认为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工作，都是秉承帝国主义意旨进行的。③
千家驹在1930年代是中国农村派批判梁漱溟的主将。1955年，他也参加了社会上对梁漱溟的批判。他相继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坚持中国落后反对工业化的谬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究竟为谁服务》等文。千家驹在文中，一改1930年代辩论的口吻，以相当武断的言词，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予以了全面的否定。他在文中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真正目的是为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是要巩固他们的統治。”“是要我们死心塌地作地主阶级的奴隶，走封建复古主义的路。”①
纵观1950年代社会上对梁漱溟的批判，应该承认，这是当时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在这次批判中，无论是批判的内容，还是形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争。
回顾历史上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几次批判，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改造中国、建设中国不同的认知。独立评论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论争;中国农村派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反映了人们在改造中国问题，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的分歧;1950年代人们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批判，虽方法略显粗暴，但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大背景下发生，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期盼。客观地说，人们在批判梁漱溟的过程中，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定为“反动的”或“复古的”的结论，是欠科学的;人们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看作一无是处，也是欠公允的。若结合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应当承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从本旨上说，是以改造社会为基调，以建设现代中国为目标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改良主义，由于自身所存在的许多理论误区，不可能把中国乡村以及中国整个社会引向现代化，但它所提出的某些主张，如兴办乡村教育、动员知识分子下乡、强调农业对工业的基础地位等，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村现代化建设，无疑有其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朱汉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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