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米潮到学潮
摘 要? 1947年，国统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粮食问题突出，通货膨胀严重。上海地区在5月粮食供应不足，米价上涨，最终酿成米潮。在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应对粮食问题时捉襟见肘，一味推诿。通过米潮这一事件，对上海当局的米潮应对进行分析。米潮、工潮和学潮等社会的动荡，是内战优先，民生其次的结果。
关键词? 米潮，国共内战，生活指数，抢米事件
中图分类号? K25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37-06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第二年。在国统区，内战的巨大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演化成了1947年5月南京上海等地的抢米事件。①米潮不断蔓延的同时，教育领域经费问题频出，大规模的学潮也随之兴起。此次米潮并不是某一城市和地区的孤立现象，而是“从杭州无锡开端，接着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成都乃至南京、上海，相继发生抢米或捣毁米店”②的一连串事件。但是上海一地的米潮及其事态发展，亦足以说明上海当局的政策失当和行动上的无力。在国统区大规模经济危机不断蔓延，情势恶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依然将内战作为首要决策重心，而置民生于不顾，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工潮、米潮和学潮，学生的口号从“吃光”转变成“反饥饿反内战”，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民众对时局的认识转变和对国民政府内战优先决策的不满情绪。
抗战胜利结束后，国统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内部的经济问题不断，社会问题突出。
首先，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就开始出现系统性的经济危机。粮食紧缺、物价上涨、教育领域经费不足等问题开始在各地涌现。民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社会动荡不安，“自杀、抢案、骗案、‘打案，不一而足”。③1946年4月开始，国统区出现各种工潮，涉及劳资问题和待遇不公问题，同时国统区内部开始出现范围性的“糧荒”，④市场持续低迷疲软。⑤1946年5月底，随着一系列政策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个别地区出现了价格回落的情况。然而好景不长，到1946年底，即使是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下也未能幸免。11月30日寒流突袭上海地区，气温迅速下降。上海地区许多民众无家可归，而社会救济迟迟不能落实，两天之内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冻死街头，⑥可见国统区内部经济问题之严重。
其次，这一段时期内，受到经济危机波及的并不只是国统区的工商业者，非营利性领域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领域。早在1945年底，大规模的接收工作和针对教育领域的甄审令国统区民众怨声载道。在甄审沦陷区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过程中，工作程序混乱，师生的生活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同时，国统区各地的学校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1945年下半年，各地高校经费严重短缺，北大学生坦言“现在公立学校的经费只能维持到十月底”，同时向社会各界及政府当局请求“拨款补助学校经费，请求照旧廉价配给食粮，以维持学生的生计”，①1946年1月，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天津一些中小学为了维持教师收入，“拟增加学杂费”。②一些学生无法负担学费，出现了学生代表请愿的事件，由于当局提出了减免费用的具体办法，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这次圆满解决，仅仅是随后众多问题的开始。3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因“交通破坏，家庭接济断绝，处境至为困难”，③再一次陷入生活难以为继、接受教育困难重重的局面。5月，北平中大教授以待遇无法维持生活为由开始罢教。④7月，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开始恶化，大学教授待遇问题逐渐凸现出来，“生活问题，异常严重”，⑤个别高校还出现了“经济恐慌”，⑥需要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维继。然而这种种问题并没有获得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与合理处置。各级学校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严重缺乏，教师、学生们的正常生活无以为继，教育领域的隐忧初现。
此外，国共内战的形势在1947年发生了变化，东北、山东等地的战场主导权开始向中共方面倾斜，国民党接连战败，战局的吃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国民政府高层此时为了应对经济问题，已开始希冀于美国的援助，⑦疲态尽显。
综上，在内战阴霾的笼罩下，经济问题和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伴随出现，相互影响，最终成为了1947年国统区内部米潮学潮工潮不断的主要背景。
到1947年初，国统区的经济问题进一步发展，有明显的恶化迹象。“据官方统计，截到最近止，南京已倒闭的工厂和商店，数达五百家。”⑧2月，经济危机的到影响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工商业、教育等诸多领域均受影响，这一阶段国统区因经济问题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很多大学教师也参与其中，并开始出现学校上涨学费以维持正常开支运转的情况。同期，平津地区各大高校的校长也联名向教育部反映待遇问题，希望国民政府能够给予适当的关注。⑨
国民政府显然也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开始积极筹划稳定经济局面的种种对策。⑩1947年2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了紧急会议，商讨应对物价迅速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办法。包括宋子文在内的众多政府官员均参加了会议。{11}2月16日，蒋介石发表《为解救国民经济危机采取各项措施》的谈话，特别强调了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好，当局有责任进行检讨。{12}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其中重点强调要设重点地区管控物价，日用品严格控价，职工薪酬不得增加底薪等问题。短时间内，国民政府接连采用管制、调控、维持生活指数等方式来缓解经济问题，但是收效甚微。除此之外，还规定各地的职工收入不得上涨，以前一个月为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控制了国统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是收入维持不变，另一方面是物价的持续上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民众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水平持续压低，民众叫苦不迭。
由于当局的一系列政策不能缓解经济上的问题，还间接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民众把这种不满情绪开始转向针对国民政府。{13}4月，国统区物价开始大规模上涨，形成“四月涨势”。①随着“四月涨势”的到来，河南大学教授称“物价高涨，生活维艰”，乃于4月24日召开全体大会，决定请愿。4月底5月初，粮食涨价的相关报道就已经见诸报端。到5月，山东大学也出现了罢教的情况。同月，清华大学教职员工要求调整待遇的要求信函出现在了校长梅贻琦的办公桌上，并希望将此函呈致当局。②同期还出现了所谓“饿工”事件，并波及各地。③
1947年5月1日，上海地区的粮食市场突发混乱，米价迅速攀升。白粳米的价格创下“二十一万新纪录”。④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制定了“抛售食米之暂定限制办法”，并在1日下午宣称上海市“米源充足”，“目前政府并非无力抛售平抑米价，惟为顾全农民成本，及避免上海倒流现象，不愿采取硬性措施”，不仅如此，还“定购洋米十四万吨”。⑤吴国桢意在告知公众，政府有能力平抑米价，缓解米潮。然而，米价并未因其话语而有些许动摇，仍旧上涨。仅过了一天，白粳米的价格便上涨到24万元，涨幅高达14%，面粉和各种杂粮的价格也一同“向前狂奔”。⑥京沪铁路局对运往上海的大米优先考虑的措施也并没有令百姓对米价重拾信心，⑦流言四起。吴国桢稳定人心的做法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就在吴国桢宣称政府有能力平抑米价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日，上海出现了“只开价，不见货”⑧的现象。为了稳定物价，上海警局对不法商人“抬高米价，操纵纱市”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在5月3日拘留了四位米商。⑨如果说上海米价上涨迅速，人心不稳，那么上海周边地区的情况更加不乐观。杭州甚至出现了“打米店”⑩的情况，警察分局的门窗也在“打米店”的过程中被捣毁。4日，情况继续恶化，同昌仁米号“运进白米十包，竟遭群众抢去”。{11}5日吴国桢突然宣布将恢复米市的自由买卖，放弃限制政策。{12}吴国桢在政策上的反复更加刺激了米价的上涨之势。5月6日，“白粳米价格突破三十万大观”，同5月2日相比，涨幅达25%。5月7日，米价有增无减，继续一路向前。{13}
在南京的浦镇，米价的迅速上涨引发了严重的恐慌，发生了民众捣毁米店、抢夺食米的状况。浦镇的居民大多为铁路工人，家中并没有多少存粮，因此对米价的波动较为敏感。5月7日，仅一个上午的时间，当地食米的售价就从19万元/担攀升至30万元/担。中午散工后，铁路工人前往米店集中的金汤街，与米商理论，结果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发生了抢夺食米等事件，各米店被捣毁。混乱状态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随后当地驻军和宪兵队及时赶到，事态才逐渐平息。参与抢米事件的9人被捕，其中5人被铁路方面保释。第二天，被抢的各米店恢复常态，糙米售价最终定为22万元/担。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米店周围遍布着维持秩序的军警，“在米店附近防范甚严”，以防再次发生抢米事件。{14}米店被抢，从侧面反映出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对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浦镇抢米事件只是个案，那还不能说明什么，然而发生在浦镇的抢米事件只是一连串粮食危机的缩影。与此同时，杭州也出现了米潮，“米店多家被捣毁”，①湖州出现了因米价而举行的工人示威，嘉兴发生了因米而生的斗殴事件，无锡米行也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②
随着粮食涨价及严重短缺这一问题不断发展，国统区的粮食危机日益严重，各大高校的粮食配给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南京、上海等地的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与京沪米潮同时期发展的“吃光运动”。“吃光运动”最早出现在南京中央大学，可以说是1947年5月国统区大规模学潮的起点。③所谓“吃光”，即是针对不合理的粮食配给量而进行的一种抗议。据前文所述可知，学生的粮食配给已经不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在南京上海等地粮食问题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学潮开始酝酿，“月来游行请愿事件，层出不穷”。④5月6日，一些大学教授也因待遇和吃不饱饭等原因，加入了请愿的行列。中央大学的教授们还向教育部“提出了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要求”。⑤5月7日，中大教师共一百余人集会，陈述了请愿经过，称“没有确定的结果”，⑥这也就是说教授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切实的答复。在学生和教职员工请愿无果的情况下，学潮开始从“吃光”逐渐走向了“反内战”。5月14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护校风波刚刚告一段落，5月19日，上海市八所学校的学生就又进行了游行，并决定送学生代表晋京请愿。值得注意的是，“吃光运动名称已更改”，变成了“抢救教育危机运动”。⑦自此，上海地区的学潮开始出现了政治诉求。
在米潮学潮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把粮食短缺涨价的原因推给米商，称其为“米蛀虫”。上海地区的米商在当局的种种政策限制下，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成了替罪羊，米商成为眾矢之的。民众上街抢米店、打米商等行为陆续出现。5月8日，仅上海地区米店被抢者多达12家，⑧鼎丰、泰丰、同泰等米店均被抢，损失惨重。⑨因事态严峻，无力正常运营，“全市米号大部关闭”，⑩各处市场，一片混乱。于是米商推选代表请愿，要求上海市当局对米商进行保护，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表示支持。虽然官方表示了对米商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关注，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其中“筱快乐”事件就是典型的因不当的舆论引导而产生的暴力事件。{11}与此同时，工潮也随着粮食问题迅速升温。仅上海一地，各个行业的工人请愿者达十余万。{12}如此规模的请愿行动，表明了粮食和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开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大部分普通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
除了针对粮食问题的请愿，其中一些工人开始将诉求转向经济、社会保障政策层面，即要求解冻生活指数。吴国桢表示将转呈中央，以待回复。10日，上海市全体电信员工发起了规模达2400人的“饿工”运动。{13}13日，请愿风潮蔓延至教育界。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学生决定“晋京”请愿。面对上海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上海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决定进行“清剿清郊”，并称工潮学潮的出现“有背景”。{14}5月22日，请愿活动不断发展的同时，米价再度上涨，白粳米的价格涨至33.5万元，{15}23日，米价继续攀升，白粳米掺杂次米一同出售，价格高达40万元以上。{16}与此同时，邮局员工向当局提出了解冻生活指数的请求，“交部对员工要求表示拒绝”。①5月24日，江苏省镇江市发生了抢米事件。②合肥更是发生了“聚众数万，死伤九人”的米潮事件。③25日，无锡、常熟两地米价依然不停攀升，上涨至40万元。当局无力控制，常熟粮会理事长因无法控制米市局面而请辞。④在经历了白粳米的“涨无止境”⑤、“涨风惊人”⑥和黑市的“死灰复燃”⑦后，直至27日，米价开始回落，个别成交价格跌至40万元以下，上海地区的米价上涨势头渐缓。同时，媒体的关注热点也从米潮转向学潮，学潮成为各大报纸上的主要报道内容。
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的米潮学潮，并不是突然发生，或是简简单单“有背景”三个字能够解释的。如果说国统区内部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及其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米潮学潮发生的必要背景，那么国民政府在应对经济问题和粮食问题上的捉襟见肘是问题进一步发展、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内战优先，民生其次等政策导向下，国民政府一方面要保障各项军事物资的充足，另一方面也要维持国统区内部的社会秩序，但明确的是，内战优先于民生。因而上海市当局的对策，更多是一种临时应对方案，而非从根本解决问题。首先，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态势，吴国桢在米潮初期宣称“目前政府并非无力抛售平抑米价”，实际上他的宣言是没有底气的，或者说是虚张声势。虽然“政府已向国外定购洋米十四万吨”，⑧但未对米价高涨不下的情况起到明显的缓解。“抛售”也在13日画上了休止符，社会局的食米配给制度亦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请愿活动依旧。其次，食米配给制度实行仅过两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宣铁吾便将民生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层面，称工潮学潮“有背景”。一旦谈及涉及民生的请愿问题，就将粮食短缺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归结于某些其他政治势力的行为，显然十分牵强。由此一则可窥上海当局所面临局面的艰难及其窘迫，二也难免令人怀疑其转移社会矛盾，避而不谈解决办法。最后，在生活指数解冻与否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当局前后反复，朝令夕改。5月1日，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曾明确表示生活指数不能解冻，差额金足以补足物价上涨所带来的种种不便。⑨然而，5月2日一则名为《工人度日困苦艰窘，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报道，说明了现实情况却是：“目今生活高涨，比一月份高出三倍以上”，且“一月份尚售六万八千左右，现涨至二十万左右”，不仅如此，“当局虽有差额金之补助，但此区区之数，实不足我们的需用”。⑩也就是说，在生活指数问题上，国民政府的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判断有误。谷正纲所言差额金可以弥补物价上涨的这种论断，至少在上海地区并不成立。
然仅过了两天时间，上海社会局便召开会议听取各个工会负责人的意见，决定将解冻生活指数的提案呈中央核定。{11}这种短时间内的政策反复，反映了上海当局在应对社会动乱，经济严重危机局面时的无力和疲于奔命。9日，行政院确定将解冻生活指数，但是“具体方案待议”，{12}问题被暂时搁置。12日，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宣称“对于工人要求认为不合理”，不能“无条件解冻”{13}生活指数。同一政策上再次反复，民众的期望再次落空。生活指数不解冻，学生的副食费不上涨，供给额度还维持1月份的情况，标准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名为“吃光运动”的学潮伴随着米潮出现了。5月23日，上海的学潮进入了高潮，大学、中学总共四十余校罢课，学潮进一步发展。①
在经历了生活指数问题上的反复之后，工人、职员生活指数解冻方案相继出台，②应对工潮学潮的配米办法亦告实施。③工潮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国民政府的政策此时也显示出捉襟见肘的一面，即忽略了對教育界的关注。与米潮同时兴起的学潮逐渐脱离了当局的控制范围，开始愈发严重起来。
实际上，国民政府的种种决策反复并不是临时应对时的慌乱，而是知晓经济问题严重性的情况下的简单应对。在5月9日的参政会驻委会上，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承认经济情势严重”，并称“人民所关心者为生活之安定，然必须统一后生活之安定始得保障”。④这充分说明了当局对目前的经济局势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把内战作为决策的核心利益进行考虑，而民生问题屈居其后。因此国统区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和米潮泛滥、社会秩序混乱等诸多乱象，“训政”路上的国民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食米问题尚未平息，学潮也逐渐兴起，进一步加重了国统区内部社会的动荡局势。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学潮，最初是从学生的所谓“吃光运动”，进而过渡到“反饥饿”，最后才发展到“反内战”。后期带有政治诉求的学潮起始之时，其原因与米潮的根本动因并无二致，即对困苦不堪的生活状态的不满。⑤米潮和学潮，看似有所区别，实际上都是内战政策下经济崩溃，物资短缺，战事优先的必然结果。米潮也好，学潮也罢，都是国统区内部民心尽失的真实写照。
纵观1947年国统区内部的这场混乱，它源于国民政府坚持内战优于民生考虑的整体决策思维，及其所引发的国统区内部的经济危机。而对策失当则是事态进一步发展恶化的重要因素。
内战高于民生的决策基调导致了国统区的经济崩溃，这是大规模米潮、学潮、工潮的根本背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不仅要进行战后重建，接收和恢复工作，各政府机关也需要大量而稳定的拨款，花园口堵口问题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国民财政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内战的进行无疑又加剧了早已岌岌可危的国统区经济。到1947年内战进入胶着状态，总体战局吃紧，形势开始向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转变。⑥这种战略形势上的转变，加剧了当局的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坚持内战，强调内战优先于民生，必然导致国统区民众的生活受到种种影响，进而产生不满。
再者，政策的反复加剧了事态的发展。限价、放弃限价、配给等措施均未奏效后，将米商当作替罪羊，造成了米商的游行请愿。而面对学潮和米潮工潮交错的局面，当局更是将学潮工潮指责为“有背景”，针对学潮制定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更是激起了学生群体的新一轮不满。国民党当局种种应对方案治标不治本，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局势的混乱。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的政策无疑是原因中的重中之重。被战争拖累已久的中国亟须休养生息，然而这种幻想被内战无情地打破了，民生也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国统区的种种乱象也就难以避免了。
【作者简介】刘斯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 米潮，国共内战，生活指数，抢米事件
中图分类号? K25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37-06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第二年。在国统区，内战的巨大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演化成了1947年5月南京上海等地的抢米事件。①米潮不断蔓延的同时，教育领域经费问题频出，大规模的学潮也随之兴起。此次米潮并不是某一城市和地区的孤立现象，而是“从杭州无锡开端，接着芜湖、宣城、合肥、吴兴、衢县、成都乃至南京、上海，相继发生抢米或捣毁米店”②的一连串事件。但是上海一地的米潮及其事态发展，亦足以说明上海当局的政策失当和行动上的无力。在国统区大规模经济危机不断蔓延，情势恶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依然将内战作为首要决策重心，而置民生于不顾，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工潮、米潮和学潮，学生的口号从“吃光”转变成“反饥饿反内战”，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民众对时局的认识转变和对国民政府内战优先决策的不满情绪。
抗战胜利结束后，国统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内部的经济问题不断，社会问题突出。
首先，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就开始出现系统性的经济危机。粮食紧缺、物价上涨、教育领域经费不足等问题开始在各地涌现。民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社会动荡不安，“自杀、抢案、骗案、‘打案，不一而足”。③1946年4月开始，国统区出现各种工潮，涉及劳资问题和待遇不公问题，同时国统区内部开始出现范围性的“糧荒”，④市场持续低迷疲软。⑤1946年5月底，随着一系列政策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个别地区出现了价格回落的情况。然而好景不长，到1946年底，即使是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下也未能幸免。11月30日寒流突袭上海地区，气温迅速下降。上海地区许多民众无家可归，而社会救济迟迟不能落实，两天之内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冻死街头，⑥可见国统区内部经济问题之严重。
其次，这一段时期内，受到经济危机波及的并不只是国统区的工商业者，非营利性领域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领域。早在1945年底，大规模的接收工作和针对教育领域的甄审令国统区民众怨声载道。在甄审沦陷区青年教师和学生的过程中，工作程序混乱，师生的生活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同时，国统区各地的学校面临资金紧张的问题。1945年下半年，各地高校经费严重短缺，北大学生坦言“现在公立学校的经费只能维持到十月底”，同时向社会各界及政府当局请求“拨款补助学校经费，请求照旧廉价配给食粮，以维持学生的生计”，①1946年1月，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开始显现，天津一些中小学为了维持教师收入，“拟增加学杂费”。②一些学生无法负担学费，出现了学生代表请愿的事件，由于当局提出了减免费用的具体办法，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这次圆满解决，仅仅是随后众多问题的开始。3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因“交通破坏，家庭接济断绝，处境至为困难”，③再一次陷入生活难以为继、接受教育困难重重的局面。5月，北平中大教授以待遇无法维持生活为由开始罢教。④7月，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开始恶化，大学教授待遇问题逐渐凸现出来，“生活问题，异常严重”，⑤个别高校还出现了“经济恐慌”，⑥需要以提高学费的方式来维继。然而这种种问题并没有获得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与合理处置。各级学校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严重缺乏，教师、学生们的正常生活无以为继，教育领域的隐忧初现。
此外，国共内战的形势在1947年发生了变化，东北、山东等地的战场主导权开始向中共方面倾斜，国民党接连战败，战局的吃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国民政府高层此时为了应对经济问题，已开始希冀于美国的援助，⑦疲态尽显。
综上，在内战阴霾的笼罩下，经济问题和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伴随出现，相互影响，最终成为了1947年国统区内部米潮学潮工潮不断的主要背景。
到1947年初，国统区的经济问题进一步发展，有明显的恶化迹象。“据官方统计，截到最近止，南京已倒闭的工厂和商店，数达五百家。”⑧2月，经济危机的到影响逐步扩大，社会保障、工商业、教育等诸多领域均受影响，这一阶段国统区因经济问题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很多大学教师也参与其中，并开始出现学校上涨学费以维持正常开支运转的情况。同期，平津地区各大高校的校长也联名向教育部反映待遇问题，希望国民政府能够给予适当的关注。⑨
国民政府显然也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开始积极筹划稳定经济局面的种种对策。⑩1947年2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了紧急会议，商讨应对物价迅速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办法。包括宋子文在内的众多政府官员均参加了会议。{11}2月16日，蒋介石发表《为解救国民经济危机采取各项措施》的谈话，特别强调了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好，当局有责任进行检讨。{12}同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通过了经济紧急措施，其中重点强调要设重点地区管控物价，日用品严格控价，职工薪酬不得增加底薪等问题。短时间内，国民政府接连采用管制、调控、维持生活指数等方式来缓解经济问题，但是收效甚微。除此之外，还规定各地的职工收入不得上涨，以前一个月为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增加底薪”，控制了国统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一方面是收入维持不变，另一方面是物价的持续上涨，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民众实际购买力下降，生活水平持续压低，民众叫苦不迭。
由于当局的一系列政策不能缓解经济上的问题，还间接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民众把这种不满情绪开始转向针对国民政府。{13}4月，国统区物价开始大规模上涨，形成“四月涨势”。①随着“四月涨势”的到来，河南大学教授称“物价高涨，生活维艰”，乃于4月24日召开全体大会，决定请愿。4月底5月初，粮食涨价的相关报道就已经见诸报端。到5月，山东大学也出现了罢教的情况。同月，清华大学教职员工要求调整待遇的要求信函出现在了校长梅贻琦的办公桌上，并希望将此函呈致当局。②同期还出现了所谓“饿工”事件，并波及各地。③
1947年5月1日，上海地区的粮食市场突发混乱，米价迅速攀升。白粳米的价格创下“二十一万新纪录”。④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制定了“抛售食米之暂定限制办法”，并在1日下午宣称上海市“米源充足”，“目前政府并非无力抛售平抑米价，惟为顾全农民成本，及避免上海倒流现象，不愿采取硬性措施”，不仅如此，还“定购洋米十四万吨”。⑤吴国桢意在告知公众，政府有能力平抑米价，缓解米潮。然而，米价并未因其话语而有些许动摇，仍旧上涨。仅过了一天，白粳米的价格便上涨到24万元，涨幅高达14%，面粉和各种杂粮的价格也一同“向前狂奔”。⑥京沪铁路局对运往上海的大米优先考虑的措施也并没有令百姓对米价重拾信心，⑦流言四起。吴国桢稳定人心的做法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就在吴国桢宣称政府有能力平抑米价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日，上海出现了“只开价，不见货”⑧的现象。为了稳定物价，上海警局对不法商人“抬高米价，操纵纱市”的行为进行了查处，在5月3日拘留了四位米商。⑨如果说上海米价上涨迅速，人心不稳，那么上海周边地区的情况更加不乐观。杭州甚至出现了“打米店”⑩的情况，警察分局的门窗也在“打米店”的过程中被捣毁。4日，情况继续恶化，同昌仁米号“运进白米十包，竟遭群众抢去”。{11}5日吴国桢突然宣布将恢复米市的自由买卖，放弃限制政策。{12}吴国桢在政策上的反复更加刺激了米价的上涨之势。5月6日，“白粳米价格突破三十万大观”，同5月2日相比，涨幅达25%。5月7日，米价有增无减，继续一路向前。{13}
在南京的浦镇，米价的迅速上涨引发了严重的恐慌，发生了民众捣毁米店、抢夺食米的状况。浦镇的居民大多为铁路工人，家中并没有多少存粮，因此对米价的波动较为敏感。5月7日，仅一个上午的时间，当地食米的售价就从19万元/担攀升至30万元/担。中午散工后，铁路工人前往米店集中的金汤街，与米商理论，结果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发生了抢夺食米等事件，各米店被捣毁。混乱状态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随后当地驻军和宪兵队及时赶到，事态才逐渐平息。参与抢米事件的9人被捕，其中5人被铁路方面保释。第二天，被抢的各米店恢复常态，糙米售价最终定为22万元/担。然而与此前不同的是，米店周围遍布着维持秩序的军警，“在米店附近防范甚严”，以防再次发生抢米事件。{14}米店被抢，从侧面反映出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对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果浦镇抢米事件只是个案，那还不能说明什么，然而发生在浦镇的抢米事件只是一连串粮食危机的缩影。与此同时，杭州也出现了米潮，“米店多家被捣毁”，①湖州出现了因米价而举行的工人示威，嘉兴发生了因米而生的斗殴事件，无锡米行也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②
随着粮食涨价及严重短缺这一问题不断发展，国统区的粮食危机日益严重，各大高校的粮食配给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南京、上海等地的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与京沪米潮同时期发展的“吃光运动”。“吃光运动”最早出现在南京中央大学，可以说是1947年5月国统区大规模学潮的起点。③所谓“吃光”，即是针对不合理的粮食配给量而进行的一种抗议。据前文所述可知，学生的粮食配给已经不够维持正常的生活，在南京上海等地粮食问题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学潮开始酝酿，“月来游行请愿事件，层出不穷”。④5月6日，一些大学教授也因待遇和吃不饱饭等原因，加入了请愿的行列。中央大学的教授们还向教育部“提出了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的要求”。⑤5月7日，中大教师共一百余人集会，陈述了请愿经过，称“没有确定的结果”，⑥这也就是说教授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切实的答复。在学生和教职员工请愿无果的情况下，学潮开始从“吃光”逐渐走向了“反内战”。5月14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护校风波刚刚告一段落，5月19日，上海市八所学校的学生就又进行了游行，并决定送学生代表晋京请愿。值得注意的是，“吃光运动名称已更改”，变成了“抢救教育危机运动”。⑦自此，上海地区的学潮开始出现了政治诉求。
在米潮学潮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开始把粮食短缺涨价的原因推给米商，称其为“米蛀虫”。上海地区的米商在当局的种种政策限制下，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成了替罪羊，米商成为眾矢之的。民众上街抢米店、打米商等行为陆续出现。5月8日，仅上海地区米店被抢者多达12家，⑧鼎丰、泰丰、同泰等米店均被抢，损失惨重。⑨因事态严峻，无力正常运营，“全市米号大部关闭”，⑩各处市场，一片混乱。于是米商推选代表请愿，要求上海市当局对米商进行保护，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表示支持。虽然官方表示了对米商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关注，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其中“筱快乐”事件就是典型的因不当的舆论引导而产生的暴力事件。{11}与此同时，工潮也随着粮食问题迅速升温。仅上海一地，各个行业的工人请愿者达十余万。{12}如此规模的请愿行动，表明了粮食和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开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大部分普通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
除了针对粮食问题的请愿，其中一些工人开始将诉求转向经济、社会保障政策层面，即要求解冻生活指数。吴国桢表示将转呈中央，以待回复。10日，上海市全体电信员工发起了规模达2400人的“饿工”运动。{13}13日，请愿风潮蔓延至教育界。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学生决定“晋京”请愿。面对上海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上海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决定进行“清剿清郊”，并称工潮学潮的出现“有背景”。{14}5月22日，请愿活动不断发展的同时，米价再度上涨，白粳米的价格涨至33.5万元，{15}23日，米价继续攀升，白粳米掺杂次米一同出售，价格高达40万元以上。{16}与此同时，邮局员工向当局提出了解冻生活指数的请求，“交部对员工要求表示拒绝”。①5月24日，江苏省镇江市发生了抢米事件。②合肥更是发生了“聚众数万，死伤九人”的米潮事件。③25日，无锡、常熟两地米价依然不停攀升，上涨至40万元。当局无力控制，常熟粮会理事长因无法控制米市局面而请辞。④在经历了白粳米的“涨无止境”⑤、“涨风惊人”⑥和黑市的“死灰复燃”⑦后，直至27日，米价开始回落，个别成交价格跌至40万元以下，上海地区的米价上涨势头渐缓。同时，媒体的关注热点也从米潮转向学潮，学潮成为各大报纸上的主要报道内容。
1947年5月上海南京等地的米潮学潮，并不是突然发生，或是简简单单“有背景”三个字能够解释的。如果说国统区内部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及其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是米潮学潮发生的必要背景，那么国民政府在应对经济问题和粮食问题上的捉襟见肘是问题进一步发展、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内战优先，民生其次等政策导向下，国民政府一方面要保障各项军事物资的充足，另一方面也要维持国统区内部的社会秩序，但明确的是，内战优先于民生。因而上海市当局的对策，更多是一种临时应对方案，而非从根本解决问题。首先，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态势，吴国桢在米潮初期宣称“目前政府并非无力抛售平抑米价”，实际上他的宣言是没有底气的，或者说是虚张声势。虽然“政府已向国外定购洋米十四万吨”，⑧但未对米价高涨不下的情况起到明显的缓解。“抛售”也在13日画上了休止符，社会局的食米配给制度亦未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请愿活动依旧。其次，食米配给制度实行仅过两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宣铁吾便将民生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的层面，称工潮学潮“有背景”。一旦谈及涉及民生的请愿问题，就将粮食短缺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归结于某些其他政治势力的行为，显然十分牵强。由此一则可窥上海当局所面临局面的艰难及其窘迫，二也难免令人怀疑其转移社会矛盾，避而不谈解决办法。最后，在生活指数解冻与否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当局前后反复，朝令夕改。5月1日，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曾明确表示生活指数不能解冻，差额金足以补足物价上涨所带来的种种不便。⑨然而，5月2日一则名为《工人度日困苦艰窘，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报道，说明了现实情况却是：“目今生活高涨，比一月份高出三倍以上”，且“一月份尚售六万八千左右，现涨至二十万左右”，不仅如此，“当局虽有差额金之补助，但此区区之数，实不足我们的需用”。⑩也就是说，在生活指数问题上，国民政府的政策不符合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判断有误。谷正纲所言差额金可以弥补物价上涨的这种论断，至少在上海地区并不成立。
然仅过了两天时间，上海社会局便召开会议听取各个工会负责人的意见，决定将解冻生活指数的提案呈中央核定。{11}这种短时间内的政策反复，反映了上海当局在应对社会动乱，经济严重危机局面时的无力和疲于奔命。9日，行政院确定将解冻生活指数，但是“具体方案待议”，{12}问题被暂时搁置。12日，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宣称“对于工人要求认为不合理”，不能“无条件解冻”{13}生活指数。同一政策上再次反复，民众的期望再次落空。生活指数不解冻，学生的副食费不上涨，供给额度还维持1月份的情况，标准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名为“吃光运动”的学潮伴随着米潮出现了。5月23日，上海的学潮进入了高潮，大学、中学总共四十余校罢课，学潮进一步发展。①
在经历了生活指数问题上的反复之后，工人、职员生活指数解冻方案相继出台，②应对工潮学潮的配米办法亦告实施。③工潮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国民政府的政策此时也显示出捉襟见肘的一面，即忽略了對教育界的关注。与米潮同时兴起的学潮逐渐脱离了当局的控制范围，开始愈发严重起来。
实际上，国民政府的种种决策反复并不是临时应对时的慌乱，而是知晓经济问题严重性的情况下的简单应对。在5月9日的参政会驻委会上，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张群“承认经济情势严重”，并称“人民所关心者为生活之安定，然必须统一后生活之安定始得保障”。④这充分说明了当局对目前的经济局势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把内战作为决策的核心利益进行考虑，而民生问题屈居其后。因此国统区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和米潮泛滥、社会秩序混乱等诸多乱象，“训政”路上的国民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食米问题尚未平息，学潮也逐渐兴起，进一步加重了国统区内部社会的动荡局势。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学潮，最初是从学生的所谓“吃光运动”，进而过渡到“反饥饿”，最后才发展到“反内战”。后期带有政治诉求的学潮起始之时，其原因与米潮的根本动因并无二致，即对困苦不堪的生活状态的不满。⑤米潮和学潮，看似有所区别，实际上都是内战政策下经济崩溃，物资短缺，战事优先的必然结果。米潮也好，学潮也罢，都是国统区内部民心尽失的真实写照。
纵观1947年国统区内部的这场混乱，它源于国民政府坚持内战优于民生考虑的整体决策思维，及其所引发的国统区内部的经济危机。而对策失当则是事态进一步发展恶化的重要因素。
内战高于民生的决策基调导致了国统区的经济崩溃，这是大规模米潮、学潮、工潮的根本背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不仅要进行战后重建，接收和恢复工作，各政府机关也需要大量而稳定的拨款，花园口堵口问题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国民财政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内战的进行无疑又加剧了早已岌岌可危的国统区经济。到1947年内战进入胶着状态，总体战局吃紧，形势开始向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转变。⑥这种战略形势上的转变，加剧了当局的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坚持内战，强调内战优先于民生，必然导致国统区民众的生活受到种种影响，进而产生不满。
再者，政策的反复加剧了事态的发展。限价、放弃限价、配给等措施均未奏效后，将米商当作替罪羊，造成了米商的游行请愿。而面对学潮和米潮工潮交错的局面，当局更是将学潮工潮指责为“有背景”，针对学潮制定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更是激起了学生群体的新一轮不满。国民党当局种种应对方案治标不治本，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局势的混乱。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坚持内战的政策无疑是原因中的重中之重。被战争拖累已久的中国亟须休养生息，然而这种幻想被内战无情地打破了，民生也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国统区的种种乱象也就难以避免了。
【作者简介】刘斯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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