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遣日使的外交斡旋与信息搜集
摘 要? 在以往研究中，明使赵秩的山口之行，与同时期祖阐、克勤的使日活动，各自被孤立看待，其实赵秩属于祖阐、克勤使团的分支，山口之行承担为陷入外交僵局的使团打开局面的任务。使团分成两路，赵秩留驻山口，与日僧春屋妙葩建立了良好关系，也隐约知晓春屋与幕府管领细川赖之的政治斗争。祖阐、克勤抵达京都，带回有关北朝权力结构的第一手信息，构成朱元璋对幕府外交政策的基础，相反，赵秩的信息未受重视。日本方面，春屋妙葩重返政治中枢，鉴于与赵秩交往的良好体验，积极促成洪武十二年的遣明活动，但足利义满本人的权臣形象及直接与丞相胡惟庸交涉的外交方式，触及朱元璋的权力痛点，不仅致使日本入贡被拒，還成为胡惟庸案的导火索。
? 关键词? ?赵秩，《云门一曲》，遣日使，中日关系，胡惟庸案
? 中图分类号? K2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30-07
明洪武初，使日活动相对频繁，使节带回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更新了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并构成对日政策的基础。研究明初的使日活动，对我们认识洪武时期中日关系的变化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村井章介利用《云门一曲》《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研究洪武五年至七年间（1372—1374年）明使赵秩、祖阐、克勤在日本的活动。①而中国一侧，除早期汪向荣的研究外，因交流不便，长期以来忽视这两份材料。②近年来，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已有数篇研究论文发表。③但在赵秩与祖阐、克勤使团的关系方面，仍有未发之覆，对使节的情报搜集和日本认识也关注无多，本文拟针对这些不足之处予以论述。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三年，赵秩出使日本，说服怀良亲王（明朝谓之“日本国王良怀”）入贡，次年携日使归国。④日本一侧的史料《菊池家代々記録》也称：
武光の嫡子（菊池武政）親王の命を奉し、應安四年、如瑤藏主を大明に遣ける。趙秩と云ものを日本に遣ぬれハ、是をとゞめ、懷良親王に謁せしめて歸す。⑤
笔者译：菊池武政奉怀良亲王之命，于应安四年遣如瑶藏主出使大明，先前来日本的赵秩谒见怀良亲王毕，与如瑶同行归国。
可见洪武四年赵秩还朝，确有实据。而村井章介、汪向荣根据《云门一曲》的记载，提出赵秩滞留日本说。⑥《云门一曲》中，赵秩屡称自己“奉使日本三年”，似乎显示他出使完毕后，没有立即归国，而滞留日本达三年之久。
近年，年旭提出赵秩再使的观点，认为赵秩的说法其实是“对其自洪武三年以来，往返日本共三年的追溯”，洪武四年赵秩归国后，次年又随祖阐、克勤再度出使日本。①其重要证据是赵秩称：“余天子知日本尚佛法，故命有德行天宁禅师、瓦官讲师奉使，辟扬佛教，遣余辈谕毛人，同其来。”②天宁禅师、瓦官讲师分别指仲猷祖阐、无逸克勤。洪武五年五月，二僧出使日本，若赵秩“同其来”，那么他显然于同年再度出使，而且赵秩的第一次使命是招谕良怀，第二次为招谕毛人（今阿依努人）。比较而言，赵秩再使说的文献证据更加充分，因而更具说服力。
祖阐、克勤的使命是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归国，并颁赐《大统历》。③宋濂的《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只提到护送使者，未言赐历，大概是行文省略之故。④而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称，朱元璋令二人秘密联络北朝。佐久间重男、村井章介否定秘密使命的说法，认为这不过是克勤为取得幕府信任编造的谎言。⑤洪武七年，朱元璋令中书省移书足利义满，“谕以朕意”，假如朱元璋确有令祖阐、克勤联络北朝的旨意，那么他应将此事告知足利义满，然而敕谕中丝毫没有提及秘密使命，只称“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贡，朕以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⑥可见密使说的确是克勤为应付幕府伪造的说辞。
赵秩与祖阐、克勤同船赴日，但各怀使命，他们是否为各自独立的两个使团呢？首先《明太祖实录》关于洪武五年遣日使团的记载，只提到祖阐与克勤，一般而言，实录对使团成员的记载只举出使团领导者作代表，余人则不录。例如洪武二年杨载使日，同行者尚有吴文华等六人，但实录仅提到杨载;又如洪武三年赵秩初次使日，杨载也同行，但实录没有提到杨载的名字。⑦洪武五年的遣日使团中，实录提到的祖阐、克勤应该分居正副使，赵秩虽然别有使命，但附属于祖阐、克勤使团，其又不居使团领导者地位，所以实录略而不载。
其次，赵秩曾致书春屋妙葩曰：“本意以图一见颜色，以罄生平之愿，奈节旄所重，有司不允其行。”⑧可见赵秩之上还有地位更高的节制者，赵秩须经对方准许方能行动。洪武五年使团的成员还有朱本，出使期间，他始终与赵秩一同行动。朱本寄书春屋妙葩曰：“若未归国，来春拟上云门，以请诲益”，但是“近得洛中天宁、瓦官二师书，期在又十月归朝，又不克从所愿也”，显然在拟定归期问题上赵秩、朱本一行要服从祖阐、克勤的指示。⑨由此说明赵秩、朱本对祖阐、克勤的隶属关系。
综上所述，洪武五年，赵秩第二次出使日本，隶属祖阐、克勤使团。使团包含两个分支：一支是祖阐、克勤，使命是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归国，并颁赐《大统历》，另一支是赵秩、朱本，奉命招谕毛人入贡，祖阐、克勤担当整个使团的正副使，有权节制赵秩一行的行动。
根据克勤遗留日本的书信、宋濂的《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及《明太祖实录》，已经可以大致还原祖阐、克勤的出使行程。洪武四年十月，怀良亲王遣使入贡，祖阐、克勤奉命护送来使归国;五年五月二十日，使团自宁波起航，五日后抵达日本博多（今日本福冈县博多市），恰逢良怀兵败，博多落入室町幕府之手，于是明使转同幕府交涉;幕府对明朝与怀良亲王的关系存有戒心，拒绝使节入京，致使明使一行在博多滞留一年之久，至洪武六年六月，祖阐、克勤方获准进入京都;次年六月，足利义满遣使随明使入贡，是为室町幕府的首次对明遣使。
学者大多认为，祖阐、克勤曾遭幕府一方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拘禁。①而根据《云门一曲》的记载，在祖阐、克勤所谓遭拘禁期间，赵秩已抵达日本山口。②赵秩与祖阐、克勤同船赴日，如果整个使团遭拘禁，赵秩为何能独善其身？③
据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载：“及无逸等至，良怀已出奔，新设守土臣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然终疑勿释。”④这段史料被作为拘禁说的有力证据，但细绎其文便知，最初“新设守土臣”（今川了俊）的确欲拘禁明使，而“无逸力争得免”。最末一句“然终疑勿释”若理解为今川了俊终究因怀疑明使的动机而不予释放，则与前文“力争得免”的说法矛盾;此句应解读为今川了俊雖不拘禁来使，但始终没有消除对祖阐、克勤此行目的的怀疑。既然使团未遭拘禁，赵秩自然可以自由前往山口，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赵秩为何脱离使团行动。
克勤在《致延历寺座主书》中写道：“不意使之留抵圣福，以衣贸食，而翘足待命者百余日矣，而犹窅然未报。”⑤又致书天龙寺住持清溪通彻曰：“不料以无诏书故，上下交疑，留滞期年，未获复命。”⑥结合两封书信看，明使未携带诏书，致使幕府“上下交疑”，对其交涉要求置之不理，于是形成长达一年的外交僵局。
诏书具有证明使者身份和明示使命的作用。幕府没有见到明使的诏书，自然无法确认来人身份和使命，贸然与之交涉可能会被诓骗，更何况祖阐、克勤与怀良亲王有密切关系，所以从幕府的角度说，拒绝与明使交涉也在情理之中。关于明使未携带诏书，克勤辩解道：明朝皇帝本欲同北朝通好，三度遣使赍诏而来，“悉阻于关西（良怀）”，此番遣使不携带诏书，是为秘密联络北朝。⑦如前文所述，密使说是克勤临时编造的，其真正使命是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归国，并颁赐《大统历》。除怀良外，明朝还向爪哇、占城、安南和高丽诸国颁赐过《大统历》，颁历的同时皆赐予诏书。⑧因此向良怀颁赐《大统历》时，祖阐、克勤也一定携带了诏书，然而如村井章介所言“诏书是赐予‘日本国王良怀的，若令幕府一方见到这份诏书，明使将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故不得不将诏书处理掉”。⑨
如何打破目前僵局，创造交涉机会？祖阐、克勤采取的一项策略是通过担任明朝使团向导的日僧椿庭海寿，分别致书前天龙寺住持春屋妙葩和延历寺天台座主尊道法亲王，请他们斡旋明使与幕府的交涉。春屋妙葩在日本应安五年（洪武五年，1372年）秋，接到“大明天使天宁、瓦官二大和尚附椿庭师书”，但对祖阐、克勤提出的请求，春屋妙葩表示“愚以固拒国命，藏拙穷山，不能遂素志，深以负愧耳”。⑩根据日本延历寺青莲院的记录《門葉記》的记载，应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唐土教僧金陵瓦官寺住持克勤送书，日本僧椿庭海寿多年在唐，归朝之次，克勤同船”。{11}此处提到的克勤送书，即《致延历寺座主书》。
明朝使团的另一项策略就是派遣赵秩先行赴京都，疏通与幕府的关系。为何赵秩能够担负这项任务？首先，赵秩别有招谕毛人的使命，必然携带招谕毛人的诏书，这份诏书既能证明赵秩的使节身份、所负使命又与怀良亲王无关，不致引起幕府怀疑，因此可以起到沿途之通行证的作用。其次，明人知道日本“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赵秩自博多东行，必然能够抵达幕府的统治中心京都。①
根据《云门一曲》的记载，赵秩抵达山口的时间是洪武五年冬，克勤致书春屋妙葩在同年秋，致书尊道法亲王载同年九月一日，由此可见赵秩从博多出发的时间与克勤两次写信求援的时间十分接近，从一个侧面佐证，赵秩的山口之行也是明朝使团打破中日外交僵局的一项策略。
赵秩、朱本留驻山口期间，结识春屋妙葩的弟子龙海、玉林、周厚，并与春屋妙葩书信往来，这成为明使了解日本政局的一条途径，在书信往来中，赵秩、朱本也表达了对当时日本社会的看法。
赵秩、朱本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与对春屋妙葩的印象相关联，二者构成一幅明暗对比强烈的图画。赵秩谓“近代有官守者咸尚武备，而文偃久矣”，②又称“此方之士好于武器，而文物不以为奇，惟春屋善知识尚于文而知重之”。③朱本也称：“尝闻日本多文学之士……近奉旨来使其国，而未见也……会前天龙主席春屋大和尚命其徒梅岩霖侍史，出示诸师吟咏实际寺之诗……皆磊磊落落，惊世之才。”④赵秩、朱本对日本社会的印象，一方面来自南北朝交战造成的紧张气氛，另一方面缘于明使接触的“有官守者”主要是充满尚武精神的武士阶层。其实武士阶级具有多种面相，以一度打算拘禁明朝使节的今川了俊为例，他既是指挥作战的将领，又是精通和歌的文化人，绝非一介武夫可以概括，但对只熟悉汉文学且只视之为文学的明使而言，和歌并非文化和文学要素，武士展现的也仅仅是尚武一面。优于汉文学写作的春屋妙葩及其弟子，在赵秩等人眼中，自然被视作乱世中的稀有物。春屋一门的文学才华不一定真的令来自中华的使节钦佩，却容易使之产生一种双方共享文化与精神世界的亲近感。
在中华世界里，诗文唱酬是一种合乎礼的交往方式。因明使“衣冠语言之异”，“村童野叟咸趋视之，匍匐以为奇怪之状”，赵秩等人深怀被无礼冒犯之感，而与春屋一门往来唱和令其感到自己被以礼相待，于是称赞春屋妙葩：“未尝有慷慨知人重贤中礼节者，似尊师之模范也。”⑤
除文学才华外，春屋妙葩救人于危难的道德人格也令赵秩、朱本感佩。赵秩一行曾遭遇强盗，行李全部被劫，春屋妙葩得知后，赠予五千文以解燃眉之急;⑥明使留居山口也得益于春屋妙葩及弟子相助，赵秩因此称颂春屋妙葩：“以道德文辞诗章独冠于日本者。”⑦
春屋妙葩出身梦窗疏石门下，是梦窗派的领袖人物。中世禅宗各派中，梦窗派与室町幕府的关系最为密切，前两任将军足利尊氏、足利义诠分别是梦窗疏石、春屋妙葩的弟子。春屋妙葩曾任京都五山中排名前两位的南禅寺、天龙寺住持，两寺的大檀越分别是天皇和幕府将军，依凭对朝廷和幕府的巨大影响力，春屋妙葩一度身居当时的权力中枢。然而，因应安元年的“南禅寺破门事件”，其与幕府管领细川赖之的关系恶化。⑧次年，春屋妙葩隐居丹后云门寺。⑨
春屋妙葩与赵秩的书信中没有提及他与细川赖之的政争。春屋弟子也称老师归隐后“靡有一语以及世相”，贴榜曰“曹溪门下不容俗谈”。⑩不过赵秩旅居山口时，与春屋弟子龙海等人交往，大概从他们口中隐约得知春屋妙葩与细川赖之的过节。赵秩称：“国之先主（第二代幕府将军足利义诠）推之（春屋妙葩）以师事，言从道听，位高德重。先主去后，世衰侫近，师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寻隐于云门者有年矣。”①在另一处又写道：“时诸侯霸行，葩师退隐，集诸徒归丹丘山中。”②
在赵秩眼中，春屋妙葩是位高德重的人物，与之对立的细川赖之自然被视为蛮横、奸邪之徒，二人的政治斗争也被描述成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权臣奸佞迫害忠良的故事。朱本谓：“汉室方盛，文章之士，聚于京师，汉室浸微，遁迹于野。”③此处汉室映照当下日本，文章之士指春屋一门。在赵秩等人看来，奸佞当朝是造成日本世风尚武、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像春屋妙葩这样道德文章独冠日本的人物，理应居住京师，接受王侯礼敬，如此方显政治清明，国运兴盛，而今春屋隐居丹后，象征了日本世运浸微。④
朱元璋最初对日本政局不甚明了，以致误认怀良亲王为日本国王，至明使还朝，“备言本国事体”，方知“日本国持明与良怀争立”，在给中书省的敕谕中，朱元璋称日本“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⑤持明指当时在位、年仅十六岁的北朝后圆融天皇，也即朱元璋所称“幼君”，“擅国权”之臣指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南北朝时代，天皇已变成虚君，幕府将军实际掌握统治权，朱元璋站在中国传统政治立场，将这种权力格局理解为权臣当政。朱元璋对权臣深恶痛绝，曾论元朝失天下之故，在于“委任权臣，上下蒙蔽”，视权臣为亡国之由，因而敕谕中也把日本内战和倭寇肆虐归罪于足利义满擅权。⑥在这种认识下，朱元璋对足利幕府的外交态度自然趋于消极。
赵秩对日本权力结构的看法与朱元璋不同。赵秩称：“洛阳城下王子所居焉，入关东，有千万里之程，曰虾夷，毛人所穴，隶在日本所属，源将军守镇是方，并属洛京，控治于是都。”⑦源将军指幕府将军，该职的正式名称是征夷大将军，创立之初负责征讨虾夷，赵秩显然根据“征夷”二字的本义认为幕府将军的职责是镇守虾夷之地，但又认为其不在虾夷当地任职，而居京都遥控。⑧概言之，赵秩认为幕府将军只是一个设在京都的边防官，这与事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也不同于朱元璋将幕府将军视作权臣的观点，朱元璋的日本印象显然不可能来自赵秩，而应来自另一路明使——祖阐和克勤。
克勤回朝后，备受荣宠，朱元璋称赞其“不辱君命”，⑨令克勤还俗任官，后官至山西布政使。与克勤所获恩荣相比，赵秩和朱本不见有晋升、赏赐等记载，在此后的史料中也湮没无闻，这可以从侧面反映赵秩一路的情报不受朱元璋重视，原因大概是其未能进入京都，对日本政局了解有限，也可能是赵秩前一次出使未能带回准确情报，致使朱元璋误将怀良亲王视作日本国王，因而失去信任。
然而历史有时颇具吊诡之处。康历元年（洪武十二年，1379年），细川赖之失势，与春屋妙葩关系良好的斯波义将出任幕府管领，史称“康历政变”。闰四月，春屋妙葩离开隐居八年的丹后云门寺，赴京都任天龙寺云居庵塔主;六月，出任南禅寺住持;十月，担任天下僧录司，该职不仅统领全国的禅、律二宗，还负责外交事务;是年冬，春屋又被招往禁中道场，举行受衣仪式，按禅宗礼法，传授法衣是拜师之礼，受衣意味着春屋妙葩成为天皇的宗教导师。①
春屋妙葩回到权力中心不久，足利义满第二次向明朝遣使。《明太祖实录》将此次遣使系于洪武十三年九月，其实应系于十二年九月。朱元璋《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称“洪武十二年，将军奉书肆侮”，此文献分别收入《明太祖御制文集》和《明太祖实录》，两处都写作洪武十二年，同时有误的可能性较低。②又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三年，诏谕日本国王“前年奉书肆侮”，《明太祖御制文集》收录诏谕版本称“前年浮辞生衅”，而洪武十二年日使刘宗秩、尤虔入贡时，不闻有此类事件，相反实录中洪武十三年幕府遣使的记载称其国书“辞意倨慢”，与“奉书肆侮”和“浮辞生衅”行迹相类，由此可以断定幕府遣使应系于洪武十二年九月。
这次遣使很可能是由春屋妙葩推动的。先时，祖阐、克勤还朝，京都“有僧慕游中国者数百辈”，皆以幕府使团随行僧的身份前往中国，然而春屋一门不预其间。③因为春屋妙葩与细川赖之的政争，春屋一门二百三十余人被削去名籍，京都东西近邻官寺的弟子四散潜隐，自然无法参加官方使团。④春屋妙葩不得不拜托赵秩、朱本安排其弟子同行。⑤笔者推测春屋妙葩重回权力中枢后，为实现一门弟子的渡唐要求，组织了洪武十二年的对明遣使。
然而此次遣使再度被明朝拒斥。以往研究认为，来使不携带表文和足利义满不具备外交资格是却贡的原因。⑥而一直为人所忽视的是义满每回遣使都携带给中书省丞相的国书，交涉对象始终是明朝丞相。洪武十二年，明朝国内的权臣问题已经凸显。足利义满遣使的同月，占城也遣使朝贡，《明太祖实录》载其事曰：
中书省臣不以时奏，内臣因出外见其使者以闻，上亟召使者见之，叹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敕责省臣曰：“……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以时告礼，进其使者，顾乃泛然若罔闻，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者，当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广洋等皆扣头谢罪。⑦
关于壅蔽之害，朱元璋总结元亡教训时也提过“委任权臣，上下蒙蔽”，⑧可见“壅蔽”一词与权臣联系在一起。朱元璋对这次壅蔽事件的处置十分严厉，先是斥责称“甚难容于辅弼者”，⑨继而囚禁中书省和礼部大小官员，表示要“概穷缘由”，⑩反映出当时朱元璋对权臣壅蔽问题高度敏感，其认定的权臣无疑是左丞相胡惟庸。
在朱元璋眼里，足利义满和胡惟庸都是权臣，两者直接交涉可以说是中日两大权臣主宰外交，将君主排斥在外的活动，君权或有失坠的危险，占城入贡壅蔽事件证实了朱元璋的忧虑。在特殊时点上，春屋妙葩推动的遣使，触动了朱元璋这位雄猜之君的内心隐疾，当然会被拒绝入贡。反过来，日本遣使也成为胡惟庸案的催化剂：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毒死刘基;右丞相汪广洋被贬斥海南，中途赐死，原因是他“浮沉观望”，“坐视兴废”，{11}未能有效牵制胡惟庸;终于在次年正月，朱元璋公布了胡惟庸的罪行，并废除丞相和中書省。一连串迅猛的政治行动的最终目标是铲除权臣和滋生权臣的制度土壤，这些行动都发生在足利义满遣使之后的四个月内，时间上的相近反映了事件之间的密切关联，洪武十二年的足利义满遣使事件成为胡惟庸案的导火索，后来胡惟庸通倭的传闻很可能源于这次遣使。
关于明朝遣使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朝贡体制时期。朝贡体制下，明朝的遣使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实践，通过践行宗藩之礼，明朝与外国的宗藩关系不断地呈现与巩固。而在宗藩关系确立之前，遣使活动中充满了对外国外交态度和内部政局的审慎观察，及精思巧妙的外交折冲，可以说宗藩关系确立之前的遣使活动更接近我们一般想象的“外交”。
但是这一阶段的遣使活动难以留存太多资料，原因之一是，总体上前宗藩关系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明初洪武永乐二朝，而宗藩关系时代要长久得多，这就造成留存至今的资料较少;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对古代中国人而言，中国与外国之间结成宗藩关系，才是有序的世界秩序，而前宗藩关系时代，外交上必定有更多冲突，外国强项不臣都被视作无礼的举动，这些自然不足为训，不应流传后世，何况外国傲慢无礼往往会令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明朝倍感屈辱，显示出明朝的无力，这些有損国威的事更不应被记录在册。最后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更强调外国入贡，而非中国出使。因为对外关系本质上是国内统治秩序的一种加持，所谓“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外国入贡是受到天子的德感召，由此树立君主权威，至于出使册封、颁赐不过是入贡之后的恩典，毋庸说居于次要地位。
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洪武五年明朝遣日使团遗留下的各种资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该使团的活动，我们能对宗藩关系确立之前的外交有更清楚的认识。
洪武五年的遣日使团包含两个分支：一为祖阐、克勤，奉旨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还国，并颁赐《大统历》;二是赵秩、朱本，使命是招谕毛人;祖阐、克勤分居使团正副使，有权节制赵秩、朱本的行动。使团抵达日本后，因与怀良亲王的关系，无法取得幕府信任，中日外交陷入僵局。赵秩别有招谕毛人的使命，所携诏书与怀良无关，于是被赋予先行前往京都，为整个使团疏通关系的任务，此为赵秩山口执行的原因。赵秩留驻山口期间，与春屋妙葩一门建立了良好关系，并隐约得知春屋与幕府管领细川赖之的政治斗争;祖阐、克勤在博多滞留一年后，最终抵达京都，带回有关北朝权力结构的第一手资料。两路使节在日本的活动，及带回的情报，在中日两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明朝方面，赵秩一路的情报未受重视，而祖阐、克勤关于足利义满权臣当政的情报使朱元璋对足利义满印象不佳，对今后明朝与室町幕府的外交产生不利影响。日本方面，春屋妙葩重返政治中枢，依凭与赵秩交往的良好体验，积极促成洪武十二年遣明活动。然而中日外交态度的冷热差异，已经为交涉失败埋下伏笔。足利义满第二次遣使时，朱元璋对明朝国内的权臣问题高度警惕，足利义满本人的权臣形象及直接与丞相胡惟庸交涉的外交方式，触及朱元璋的权力痛点，不仅致使日本入贡被拒，还成为胡惟庸案的导火索。
【作者简介】林炫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 关键词? ?赵秩，《云门一曲》，遣日使，中日关系，胡惟庸案
? 中图分类号? K2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30-07
明洪武初，使日活动相对频繁，使节带回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更新了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并构成对日政策的基础。研究明初的使日活动，对我们认识洪武时期中日关系的变化和走向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村井章介利用《云门一曲》《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研究洪武五年至七年间（1372—1374年）明使赵秩、祖阐、克勤在日本的活动。①而中国一侧，除早期汪向荣的研究外，因交流不便，长期以来忽视这两份材料。②近年来，这种情况大为改观，已有数篇研究论文发表。③但在赵秩与祖阐、克勤使团的关系方面，仍有未发之覆，对使节的情报搜集和日本认识也关注无多，本文拟针对这些不足之处予以论述。
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三年，赵秩出使日本，说服怀良亲王（明朝谓之“日本国王良怀”）入贡，次年携日使归国。④日本一侧的史料《菊池家代々記録》也称：
武光の嫡子（菊池武政）親王の命を奉し、應安四年、如瑤藏主を大明に遣ける。趙秩と云ものを日本に遣ぬれハ、是をとゞめ、懷良親王に謁せしめて歸す。⑤
笔者译：菊池武政奉怀良亲王之命，于应安四年遣如瑶藏主出使大明，先前来日本的赵秩谒见怀良亲王毕，与如瑶同行归国。
可见洪武四年赵秩还朝，确有实据。而村井章介、汪向荣根据《云门一曲》的记载，提出赵秩滞留日本说。⑥《云门一曲》中，赵秩屡称自己“奉使日本三年”，似乎显示他出使完毕后，没有立即归国，而滞留日本达三年之久。
近年，年旭提出赵秩再使的观点，认为赵秩的说法其实是“对其自洪武三年以来，往返日本共三年的追溯”，洪武四年赵秩归国后，次年又随祖阐、克勤再度出使日本。①其重要证据是赵秩称：“余天子知日本尚佛法，故命有德行天宁禅师、瓦官讲师奉使，辟扬佛教，遣余辈谕毛人，同其来。”②天宁禅师、瓦官讲师分别指仲猷祖阐、无逸克勤。洪武五年五月，二僧出使日本，若赵秩“同其来”，那么他显然于同年再度出使，而且赵秩的第一次使命是招谕良怀，第二次为招谕毛人（今阿依努人）。比较而言，赵秩再使说的文献证据更加充分，因而更具说服力。
祖阐、克勤的使命是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归国，并颁赐《大统历》。③宋濂的《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只提到护送使者，未言赐历，大概是行文省略之故。④而克勤《致延历寺座主书》称，朱元璋令二人秘密联络北朝。佐久间重男、村井章介否定秘密使命的说法，认为这不过是克勤为取得幕府信任编造的谎言。⑤洪武七年，朱元璋令中书省移书足利义满，“谕以朕意”，假如朱元璋确有令祖阐、克勤联络北朝的旨意，那么他应将此事告知足利义满，然而敕谕中丝毫没有提及秘密使命，只称“向者国王良怀奉表来贡，朕以为日本正君，所以遣使往答其意”，⑥可见密使说的确是克勤为应付幕府伪造的说辞。
赵秩与祖阐、克勤同船赴日，但各怀使命，他们是否为各自独立的两个使团呢？首先《明太祖实录》关于洪武五年遣日使团的记载，只提到祖阐与克勤，一般而言，实录对使团成员的记载只举出使团领导者作代表，余人则不录。例如洪武二年杨载使日，同行者尚有吴文华等六人，但实录仅提到杨载;又如洪武三年赵秩初次使日，杨载也同行，但实录没有提到杨载的名字。⑦洪武五年的遣日使团中，实录提到的祖阐、克勤应该分居正副使，赵秩虽然别有使命，但附属于祖阐、克勤使团，其又不居使团领导者地位，所以实录略而不载。
其次，赵秩曾致书春屋妙葩曰：“本意以图一见颜色，以罄生平之愿，奈节旄所重，有司不允其行。”⑧可见赵秩之上还有地位更高的节制者，赵秩须经对方准许方能行动。洪武五年使团的成员还有朱本，出使期间，他始终与赵秩一同行动。朱本寄书春屋妙葩曰：“若未归国，来春拟上云门，以请诲益”，但是“近得洛中天宁、瓦官二师书，期在又十月归朝，又不克从所愿也”，显然在拟定归期问题上赵秩、朱本一行要服从祖阐、克勤的指示。⑨由此说明赵秩、朱本对祖阐、克勤的隶属关系。
综上所述，洪武五年，赵秩第二次出使日本，隶属祖阐、克勤使团。使团包含两个分支：一支是祖阐、克勤，使命是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归国，并颁赐《大统历》，另一支是赵秩、朱本，奉命招谕毛人入贡，祖阐、克勤担当整个使团的正副使，有权节制赵秩一行的行动。
根据克勤遗留日本的书信、宋濂的《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及《明太祖实录》，已经可以大致还原祖阐、克勤的出使行程。洪武四年十月，怀良亲王遣使入贡，祖阐、克勤奉命护送来使归国;五年五月二十日，使团自宁波起航，五日后抵达日本博多（今日本福冈县博多市），恰逢良怀兵败，博多落入室町幕府之手，于是明使转同幕府交涉;幕府对明朝与怀良亲王的关系存有戒心，拒绝使节入京，致使明使一行在博多滞留一年之久，至洪武六年六月，祖阐、克勤方获准进入京都;次年六月，足利义满遣使随明使入贡，是为室町幕府的首次对明遣使。
学者大多认为，祖阐、克勤曾遭幕府一方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拘禁。①而根据《云门一曲》的记载，在祖阐、克勤所谓遭拘禁期间，赵秩已抵达日本山口。②赵秩与祖阐、克勤同船赴日，如果整个使团遭拘禁，赵秩为何能独善其身？③
据宋濂《送无逸勤公出使还乡省亲序》载：“及无逸等至，良怀已出奔，新设守土臣疑祖来乞师中国，欲拘辱之。无逸力争得免，然终疑勿释。”④这段史料被作为拘禁说的有力证据，但细绎其文便知，最初“新设守土臣”（今川了俊）的确欲拘禁明使，而“无逸力争得免”。最末一句“然终疑勿释”若理解为今川了俊终究因怀疑明使的动机而不予释放，则与前文“力争得免”的说法矛盾;此句应解读为今川了俊雖不拘禁来使，但始终没有消除对祖阐、克勤此行目的的怀疑。既然使团未遭拘禁，赵秩自然可以自由前往山口，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赵秩为何脱离使团行动。
克勤在《致延历寺座主书》中写道：“不意使之留抵圣福，以衣贸食，而翘足待命者百余日矣，而犹窅然未报。”⑤又致书天龙寺住持清溪通彻曰：“不料以无诏书故，上下交疑，留滞期年，未获复命。”⑥结合两封书信看，明使未携带诏书，致使幕府“上下交疑”，对其交涉要求置之不理，于是形成长达一年的外交僵局。
诏书具有证明使者身份和明示使命的作用。幕府没有见到明使的诏书，自然无法确认来人身份和使命，贸然与之交涉可能会被诓骗，更何况祖阐、克勤与怀良亲王有密切关系，所以从幕府的角度说，拒绝与明使交涉也在情理之中。关于明使未携带诏书，克勤辩解道：明朝皇帝本欲同北朝通好，三度遣使赍诏而来，“悉阻于关西（良怀）”，此番遣使不携带诏书，是为秘密联络北朝。⑦如前文所述，密使说是克勤临时编造的，其真正使命是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归国，并颁赐《大统历》。除怀良外，明朝还向爪哇、占城、安南和高丽诸国颁赐过《大统历》，颁历的同时皆赐予诏书。⑧因此向良怀颁赐《大统历》时，祖阐、克勤也一定携带了诏书，然而如村井章介所言“诏书是赐予‘日本国王良怀的，若令幕府一方见到这份诏书，明使将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故不得不将诏书处理掉”。⑨
如何打破目前僵局，创造交涉机会？祖阐、克勤采取的一项策略是通过担任明朝使团向导的日僧椿庭海寿，分别致书前天龙寺住持春屋妙葩和延历寺天台座主尊道法亲王，请他们斡旋明使与幕府的交涉。春屋妙葩在日本应安五年（洪武五年，1372年）秋，接到“大明天使天宁、瓦官二大和尚附椿庭师书”，但对祖阐、克勤提出的请求，春屋妙葩表示“愚以固拒国命，藏拙穷山，不能遂素志，深以负愧耳”。⑩根据日本延历寺青莲院的记录《門葉記》的记载，应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唐土教僧金陵瓦官寺住持克勤送书，日本僧椿庭海寿多年在唐，归朝之次，克勤同船”。{11}此处提到的克勤送书，即《致延历寺座主书》。
明朝使团的另一项策略就是派遣赵秩先行赴京都，疏通与幕府的关系。为何赵秩能够担负这项任务？首先，赵秩别有招谕毛人的使命，必然携带招谕毛人的诏书，这份诏书既能证明赵秩的使节身份、所负使命又与怀良亲王无关，不致引起幕府怀疑，因此可以起到沿途之通行证的作用。其次，明人知道日本“东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国”，赵秩自博多东行，必然能够抵达幕府的统治中心京都。①
根据《云门一曲》的记载，赵秩抵达山口的时间是洪武五年冬，克勤致书春屋妙葩在同年秋，致书尊道法亲王载同年九月一日，由此可见赵秩从博多出发的时间与克勤两次写信求援的时间十分接近，从一个侧面佐证，赵秩的山口之行也是明朝使团打破中日外交僵局的一项策略。
赵秩、朱本留驻山口期间，结识春屋妙葩的弟子龙海、玉林、周厚，并与春屋妙葩书信往来，这成为明使了解日本政局的一条途径，在书信往来中，赵秩、朱本也表达了对当时日本社会的看法。
赵秩、朱本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与对春屋妙葩的印象相关联，二者构成一幅明暗对比强烈的图画。赵秩谓“近代有官守者咸尚武备，而文偃久矣”，②又称“此方之士好于武器，而文物不以为奇，惟春屋善知识尚于文而知重之”。③朱本也称：“尝闻日本多文学之士……近奉旨来使其国，而未见也……会前天龙主席春屋大和尚命其徒梅岩霖侍史，出示诸师吟咏实际寺之诗……皆磊磊落落，惊世之才。”④赵秩、朱本对日本社会的印象，一方面来自南北朝交战造成的紧张气氛，另一方面缘于明使接触的“有官守者”主要是充满尚武精神的武士阶层。其实武士阶级具有多种面相，以一度打算拘禁明朝使节的今川了俊为例，他既是指挥作战的将领，又是精通和歌的文化人，绝非一介武夫可以概括，但对只熟悉汉文学且只视之为文学的明使而言，和歌并非文化和文学要素，武士展现的也仅仅是尚武一面。优于汉文学写作的春屋妙葩及其弟子，在赵秩等人眼中，自然被视作乱世中的稀有物。春屋一门的文学才华不一定真的令来自中华的使节钦佩，却容易使之产生一种双方共享文化与精神世界的亲近感。
在中华世界里，诗文唱酬是一种合乎礼的交往方式。因明使“衣冠语言之异”，“村童野叟咸趋视之，匍匐以为奇怪之状”，赵秩等人深怀被无礼冒犯之感，而与春屋一门往来唱和令其感到自己被以礼相待，于是称赞春屋妙葩：“未尝有慷慨知人重贤中礼节者，似尊师之模范也。”⑤
除文学才华外，春屋妙葩救人于危难的道德人格也令赵秩、朱本感佩。赵秩一行曾遭遇强盗，行李全部被劫，春屋妙葩得知后，赠予五千文以解燃眉之急;⑥明使留居山口也得益于春屋妙葩及弟子相助，赵秩因此称颂春屋妙葩：“以道德文辞诗章独冠于日本者。”⑦
春屋妙葩出身梦窗疏石门下，是梦窗派的领袖人物。中世禅宗各派中，梦窗派与室町幕府的关系最为密切，前两任将军足利尊氏、足利义诠分别是梦窗疏石、春屋妙葩的弟子。春屋妙葩曾任京都五山中排名前两位的南禅寺、天龙寺住持，两寺的大檀越分别是天皇和幕府将军，依凭对朝廷和幕府的巨大影响力，春屋妙葩一度身居当时的权力中枢。然而，因应安元年的“南禅寺破门事件”，其与幕府管领细川赖之的关系恶化。⑧次年，春屋妙葩隐居丹后云门寺。⑨
春屋妙葩与赵秩的书信中没有提及他与细川赖之的政争。春屋弟子也称老师归隐后“靡有一语以及世相”，贴榜曰“曹溪门下不容俗谈”。⑩不过赵秩旅居山口时，与春屋弟子龙海等人交往，大概从他们口中隐约得知春屋妙葩与细川赖之的过节。赵秩称：“国之先主（第二代幕府将军足利义诠）推之（春屋妙葩）以师事，言从道听，位高德重。先主去后，世衰侫近，师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寻隐于云门者有年矣。”①在另一处又写道：“时诸侯霸行，葩师退隐，集诸徒归丹丘山中。”②
在赵秩眼中，春屋妙葩是位高德重的人物，与之对立的细川赖之自然被视为蛮横、奸邪之徒，二人的政治斗争也被描述成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权臣奸佞迫害忠良的故事。朱本谓：“汉室方盛，文章之士，聚于京师，汉室浸微，遁迹于野。”③此处汉室映照当下日本，文章之士指春屋一门。在赵秩等人看来，奸佞当朝是造成日本世风尚武、社会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像春屋妙葩这样道德文章独冠日本的人物，理应居住京师，接受王侯礼敬，如此方显政治清明，国运兴盛，而今春屋隐居丹后，象征了日本世运浸微。④
朱元璋最初对日本政局不甚明了，以致误认怀良亲王为日本国王，至明使还朝，“备言本国事体”，方知“日本国持明与良怀争立”，在给中书省的敕谕中，朱元璋称日本“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⑤持明指当时在位、年仅十六岁的北朝后圆融天皇，也即朱元璋所称“幼君”，“擅国权”之臣指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南北朝时代，天皇已变成虚君，幕府将军实际掌握统治权，朱元璋站在中国传统政治立场，将这种权力格局理解为权臣当政。朱元璋对权臣深恶痛绝，曾论元朝失天下之故，在于“委任权臣，上下蒙蔽”，视权臣为亡国之由，因而敕谕中也把日本内战和倭寇肆虐归罪于足利义满擅权。⑥在这种认识下，朱元璋对足利幕府的外交态度自然趋于消极。
赵秩对日本权力结构的看法与朱元璋不同。赵秩称：“洛阳城下王子所居焉，入关东，有千万里之程，曰虾夷，毛人所穴，隶在日本所属，源将军守镇是方，并属洛京，控治于是都。”⑦源将军指幕府将军，该职的正式名称是征夷大将军，创立之初负责征讨虾夷，赵秩显然根据“征夷”二字的本义认为幕府将军的职责是镇守虾夷之地，但又认为其不在虾夷当地任职，而居京都遥控。⑧概言之，赵秩认为幕府将军只是一个设在京都的边防官，这与事实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也不同于朱元璋将幕府将军视作权臣的观点，朱元璋的日本印象显然不可能来自赵秩，而应来自另一路明使——祖阐和克勤。
克勤回朝后，备受荣宠，朱元璋称赞其“不辱君命”，⑨令克勤还俗任官，后官至山西布政使。与克勤所获恩荣相比，赵秩和朱本不见有晋升、赏赐等记载，在此后的史料中也湮没无闻，这可以从侧面反映赵秩一路的情报不受朱元璋重视，原因大概是其未能进入京都，对日本政局了解有限，也可能是赵秩前一次出使未能带回准确情报，致使朱元璋误将怀良亲王视作日本国王，因而失去信任。
然而历史有时颇具吊诡之处。康历元年（洪武十二年，1379年），细川赖之失势，与春屋妙葩关系良好的斯波义将出任幕府管领，史称“康历政变”。闰四月，春屋妙葩离开隐居八年的丹后云门寺，赴京都任天龙寺云居庵塔主;六月，出任南禅寺住持;十月，担任天下僧录司，该职不仅统领全国的禅、律二宗，还负责外交事务;是年冬，春屋又被招往禁中道场，举行受衣仪式，按禅宗礼法，传授法衣是拜师之礼，受衣意味着春屋妙葩成为天皇的宗教导师。①
春屋妙葩回到权力中心不久，足利义满第二次向明朝遣使。《明太祖实录》将此次遣使系于洪武十三年九月，其实应系于十二年九月。朱元璋《设礼部问日本国将军》称“洪武十二年，将军奉书肆侮”，此文献分别收入《明太祖御制文集》和《明太祖实录》，两处都写作洪武十二年，同时有误的可能性较低。②又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三年，诏谕日本国王“前年奉书肆侮”，《明太祖御制文集》收录诏谕版本称“前年浮辞生衅”，而洪武十二年日使刘宗秩、尤虔入贡时，不闻有此类事件，相反实录中洪武十三年幕府遣使的记载称其国书“辞意倨慢”，与“奉书肆侮”和“浮辞生衅”行迹相类，由此可以断定幕府遣使应系于洪武十二年九月。
这次遣使很可能是由春屋妙葩推动的。先时，祖阐、克勤还朝，京都“有僧慕游中国者数百辈”，皆以幕府使团随行僧的身份前往中国，然而春屋一门不预其间。③因为春屋妙葩与细川赖之的政争，春屋一门二百三十余人被削去名籍，京都东西近邻官寺的弟子四散潜隐，自然无法参加官方使团。④春屋妙葩不得不拜托赵秩、朱本安排其弟子同行。⑤笔者推测春屋妙葩重回权力中枢后，为实现一门弟子的渡唐要求，组织了洪武十二年的对明遣使。
然而此次遣使再度被明朝拒斥。以往研究认为，来使不携带表文和足利义满不具备外交资格是却贡的原因。⑥而一直为人所忽视的是义满每回遣使都携带给中书省丞相的国书，交涉对象始终是明朝丞相。洪武十二年，明朝国内的权臣问题已经凸显。足利义满遣使的同月，占城也遣使朝贡，《明太祖实录》载其事曰：
中书省臣不以时奏，内臣因出外见其使者以闻，上亟召使者见之，叹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敕责省臣曰：“……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以时告礼，进其使者，顾乃泛然若罔闻，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者，当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广洋等皆扣头谢罪。⑦
关于壅蔽之害，朱元璋总结元亡教训时也提过“委任权臣，上下蒙蔽”，⑧可见“壅蔽”一词与权臣联系在一起。朱元璋对这次壅蔽事件的处置十分严厉，先是斥责称“甚难容于辅弼者”，⑨继而囚禁中书省和礼部大小官员，表示要“概穷缘由”，⑩反映出当时朱元璋对权臣壅蔽问题高度敏感，其认定的权臣无疑是左丞相胡惟庸。
在朱元璋眼里，足利义满和胡惟庸都是权臣，两者直接交涉可以说是中日两大权臣主宰外交，将君主排斥在外的活动，君权或有失坠的危险，占城入贡壅蔽事件证实了朱元璋的忧虑。在特殊时点上，春屋妙葩推动的遣使，触动了朱元璋这位雄猜之君的内心隐疾，当然会被拒绝入贡。反过来，日本遣使也成为胡惟庸案的催化剂：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毒死刘基;右丞相汪广洋被贬斥海南，中途赐死，原因是他“浮沉观望”，“坐视兴废”，{11}未能有效牵制胡惟庸;终于在次年正月，朱元璋公布了胡惟庸的罪行，并废除丞相和中書省。一连串迅猛的政治行动的最终目标是铲除权臣和滋生权臣的制度土壤，这些行动都发生在足利义满遣使之后的四个月内，时间上的相近反映了事件之间的密切关联，洪武十二年的足利义满遣使事件成为胡惟庸案的导火索，后来胡惟庸通倭的传闻很可能源于这次遣使。
关于明朝遣使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朝贡体制时期。朝贡体制下，明朝的遣使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实践，通过践行宗藩之礼，明朝与外国的宗藩关系不断地呈现与巩固。而在宗藩关系确立之前，遣使活动中充满了对外国外交态度和内部政局的审慎观察，及精思巧妙的外交折冲，可以说宗藩关系确立之前的遣使活动更接近我们一般想象的“外交”。
但是这一阶段的遣使活动难以留存太多资料，原因之一是，总体上前宗藩关系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明初洪武永乐二朝，而宗藩关系时代要长久得多，这就造成留存至今的资料较少;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对古代中国人而言，中国与外国之间结成宗藩关系，才是有序的世界秩序，而前宗藩关系时代，外交上必定有更多冲突，外国强项不臣都被视作无礼的举动，这些自然不足为训，不应流传后世，何况外国傲慢无礼往往会令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明朝倍感屈辱，显示出明朝的无力，这些有損国威的事更不应被记录在册。最后在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更强调外国入贡，而非中国出使。因为对外关系本质上是国内统治秩序的一种加持，所谓“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外国入贡是受到天子的德感召，由此树立君主权威，至于出使册封、颁赐不过是入贡之后的恩典，毋庸说居于次要地位。
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洪武五年明朝遣日使团遗留下的各种资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研究该使团的活动，我们能对宗藩关系确立之前的外交有更清楚的认识。
洪武五年的遣日使团包含两个分支：一为祖阐、克勤，奉旨护送怀良亲王的使者还国，并颁赐《大统历》;二是赵秩、朱本，使命是招谕毛人;祖阐、克勤分居使团正副使，有权节制赵秩、朱本的行动。使团抵达日本后，因与怀良亲王的关系，无法取得幕府信任，中日外交陷入僵局。赵秩别有招谕毛人的使命，所携诏书与怀良无关，于是被赋予先行前往京都，为整个使团疏通关系的任务，此为赵秩山口执行的原因。赵秩留驻山口期间，与春屋妙葩一门建立了良好关系，并隐约得知春屋与幕府管领细川赖之的政治斗争;祖阐、克勤在博多滞留一年后，最终抵达京都，带回有关北朝权力结构的第一手资料。两路使节在日本的活动，及带回的情报，在中日两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明朝方面，赵秩一路的情报未受重视，而祖阐、克勤关于足利义满权臣当政的情报使朱元璋对足利义满印象不佳，对今后明朝与室町幕府的外交产生不利影响。日本方面，春屋妙葩重返政治中枢，依凭与赵秩交往的良好体验，积极促成洪武十二年遣明活动。然而中日外交态度的冷热差异，已经为交涉失败埋下伏笔。足利义满第二次遣使时，朱元璋对明朝国内的权臣问题高度警惕，足利义满本人的权臣形象及直接与丞相胡惟庸交涉的外交方式，触及朱元璋的权力痛点，不仅致使日本入贡被拒，还成为胡惟庸案的导火索。
【作者简介】林炫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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