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断断休休”论看王阳明的为政理念
摘 要? 嘉靖六年，针对由世宗亲生父母地位问题引发的“大礼议”所带来的朝廷内部纷争，王阳明在给朝中弟子黄绾等人的信中提出了“断断休休”之论。此说原出于《尚书》，而王阳明进一步将其与自己的良知理论相结合，赋予了此说浓厚的阳明心学色彩。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此论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透露出了王阳明在处理朝政方面的基本理念，即为政者应当消弭朝中的派别对立，并化解内阁专权的局面，将处理实际政务的权力由内阁交还给六部。
关键词? 王阳明，“断断休休”，良知，内阁，六部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23-07
作为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座高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哲学、伦理面向，亦有着相当深刻的政治面向。盖王阳明除了作为思想家而活跃之外，也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且其弟子中亦不乏在朝中仕至高官者。王阳明及其部分弟子所阐发的心学思想中，有不少内容与其自身的政治活动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不过以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对阳明心学中的哲学、伦理等面向较为偏重，对其中涉及政治，尤其是与当时的具体政治情势关系较为密切的部分讨论相对较少。本文尝试以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为背景，对王阳明基于其“致良知”说而提出的“断断休休”论之具体政治涵义进行考察，以期能在阳明心学的政治面向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开拓。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在给其弟子黄绾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区区之心，爱莫为助，只愿诸君都做个古之大臣。古之所谓大臣者，更不称他有甚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今天下事势如沈痾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疗得天下之病。此区区一念之诚，所以不能不为诸君一竭尽者也。①
同年在给其另一弟子方献夫的信中，王阳明说道：
圣主聪明不世出，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图报。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间，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然此非有忠君报国之诚、其心断断休休者，亦只好议论粉饰于其外而已矣。②
在两封信中，王阳明均提出了“断断休休”的说法，以此作为对弟子的要求。且在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将此说法与自己的良知之说相联，认为须致良知以做到“断断休休”。由此可见，所谓“断断休休”之说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基于王阳明一贯的心学思想而提出的。
而在给方献夫的信中，王阳明要求其弟子做到“断断休休”以“培养君德”“忠君报国”，由此可以看出，“断断休休”之说的提出除了王阳明心学这一思想背景之外，同时还有着相当浓厚的政治背景。本文即试图在考察王阳明提出“断断休休”之说前后的政治形势以及王阳明及其弟子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上，对这一“断断休休”论的具体政治涵义进行考察。
在述及政治背景之前，需先对所谓“断断休休”这一说法的由来略作交代。此说最初见于《尚书》之《周书·秦誓》篇：
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①
《大学》中亦引此段，文字略同：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②
关于“断断休休”之文意，孔安国传云：
如有束修一介臣，断断猗然。专一之臣，虽无他伎艺，其心休休焉乐善。其如是，则能有所容。言将任之。③
孔颖达正义云：
断断、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专一之臣，虽复无他技艺，休休焉好乐善道。其心行如是，则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将任用之。④
蔡沈之《书经集传》亦云：
断断，诚一之貌。……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⑤
诸家之说，并无所异，皆以“断断休休”为好善而能容纳贤才之意。王阳明两封信中所云之“断断休休”，亦是基于经书中的文意。考诸王阳明之文集，除上述两封信外，还有一处提到了“断断休休”，即作于嘉靖六年的弟子席书的祭文，其中云：
公独诚心乐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怨谤之集于其身，盖所谓断断休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为难，非独近世之所未见也。⑥
从文中所谓“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怨谤之集于其身”云云来看，王阳明之所谓“断断休休”正是以上所述之好善容人之意。不过阳明之提出此说作为对弟子的要求并非泛泛之论，而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而有意为之。
前文中已提到王阳明的两封信乃是写给其弟子黄绾及方献夫，而嘉靖六年这两人均在朝为官，且均在这一年进居要职。方献夫于嘉靖四年谢病归乡后，六年被召还朝预修《明伦大典》，不久即受命署大理寺事，九月份又拜吏部右侍郎、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并直经筵日讲。⑦黄绾亦于嘉靖四年前后谢病归乡后，在六年六月被召擢光禄寺少卿，预修《明伦大典》，十月份又进詹事府少詹事、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并充经筵讲官。⑧据钱德洪等人所纂之王陽明年谱，上文所引给黄绾的信作于嘉靖六年正月，⑨其时王阳明正乡居于绍兴;不过如前文所述，黄绾被召为光禄少卿而赴京是在同年六月，故而此信可能实际作于六月以后，而《年谱》误系于正月。⑩给方献夫的信则作于嘉靖六年十一月，其时王阳明被荐领兵平思田之乱，已行至广西梧州。自嘉靖初年归乡之后，王阳明一直未再还朝，但这两封信说明其对于朝中的形势一直极为关注，并希望朝中的弟子能够对朝政施以影响，实现其心目中的政治理想。
黄绾、方献夫两人能够在朝中占据高位，要直接归因于其在“大礼议”事件中对世宗的支持。世宗因武宗死时无子而得以藩王世子的身份继承皇位，乃是由朝中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一手策划。不过在世宗到达北京后，杨廷和及其一派的大臣要求世宗以孝宗为父，而以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世宗则欲尊崇亲生父母。此事引起世宗与杨廷和等朝臣之间旷日持久的纠纷，即所谓“大礼议”。最终世宗在部分官僚的支持下在“大礼议”中获胜，杨廷和及其主要支持者或是被迫辞职，或是被处分乃至逮捕、杖责，甚至有大臣因受杖而丧命。嘉靖六年世宗下令编纂《明伦大典》，即是要为这一纷争正式画上句号，最终在形式上确立起自己的胜利。
如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大礼议”事件中世宗的主要支持者有相当一部分是王阳明的弟子。①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2中记载，除因议礼之功而成为首辅、并最为世宗所崇信的张璁之外，尚有“诸以大礼贵者共七人”，②分别为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熊浃、黄宗明。诸人中席书、方献夫、黄绾、黄宗明为王阳明弟子，霍韬亦曾与方献夫、王阳明一起讲学。③而王阳明在“大礼议”中虽不曾公开表态，但亦曾在给席书、霍韬等人的书信中表明支持世宗的立场。④此外据《万历野获编》所记，王阳明弟子陆澄最初反对世宗尊崇亲生父母，而在咨询王阳明的意见后遽然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世宗。⑤由此可见，在世宗即位所引发的所谓大礼问题上，王阳明与黄绾等弟子是支持世宗的。
笔者以前曾著文指出，对于世宗的主要支持者来说，所谓“大礼议”在礼制争端的同时，还是一场反对内阁的政治运动。⑥“大礼议”是由朝臣中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派所引发。杨廷和等人挑起“大礼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孝宗的皇后张氏仍然健在，且在政治上与杨廷和形成了同盟，故而若世宗认孝宗为父、张皇太后为母，则自然无法违抗张皇太后的权威，而杨廷和则可以借机进一步将朝廷大权揽入手中。而杨廷和之所以能够挑起与天子的争端并相持数年，本身亦是明代内阁自成祖以来地位不断上升、权力不断扩大的结果。
张璁曾在给世宗的上疏中云：
其两京大小官员，知朝议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议，辄目为奸邪，风言谪降，并考察黜退。⑦
其中指出在“大礼议”期间，朝廷官员的监察及人事进退已为杨廷和等人所控制，有不附和杨廷和一派之意见者，辄遭压制、打击。张璁自身便曾因支持世宗而被杨廷和出为南京刑部主事。⑧对于“大礼议”起于内阁之专权一事，王阳明及其弟子亦看得很清楚。如黄绾曾在给王阳明的信中云：
近日石斋与石潭之去，其详可悉闻否？原其事情所处，恶可谓朝廷之过？……诸公如此悖理，如此党比，欺忤至矣。⑨
其中“石斋”即杨廷和之号，“石潭”乃是在“大礼议”中追随杨廷和的礼部尚书汪俊之号。由此可知此信作于嘉靖三年杨廷和及汪俊相继去位之后不久，而信中黄绾明确批评杨廷和等人“党比”并“欺忤”天子世宗。在另一封给席书的信中，黄绾亦云：
此礼本系天下万世之公，今皆为私事而各有憎爱抑和于其间，以致朝廷之事乖张至此，真可慨也。⑩
亦批评杨廷和等人出于私心而挑起争端，导致朝廷陷入混乱。至于王阳明，年谱中记载其于嘉靖三年八月乡居时针对“大礼议”事件作诗二首，其中一首末句云“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①表达了对杨廷和等人挑起无谓之争端而导致政治改革无法展开的不满;另一首末句云“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②暗指杨廷和欲与制礼作乐的周公相比肩，独揽朝廷大权。
张璁以及黄绾等王阳明的弟子，“大礼议”中支持世宗的官员，有很多都对内阁权力的过度扩大以及内阁对朝政的垄断不满，并对此进行了种种批判。而这些官员因在“大礼议”中对世宗的支持而逐渐进入权力中心后，改变内阁专权的情况，在朝廷建立起新的权力运行体制自然成为其最大的关心之一。不过实际上，世宗及其支持者在“大礼议”中的胜利并未能使政治上的改革就此一帆风顺地展开。
嘉靖六年，王阳明在另一封给黄绾的信中说：
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近见二三士夫之论，始知前此诸公之心，尚未平贴，姑待衅耳。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间闻有口从面讠臾者，退省其私，多若雠仇。病废之人，爱莫为助，窃为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后。此亦不可不早虑也。③
从文中“东南小蠢”之语，以及同信中“朽才病废，百念俱息，忽承重寄，岂复能堪。若恳辞不获，自此将为知己之忧矣，奈何奈何”④之辞句，可知此信作于王阳明上疏推辞前往广西平乱之命之后、终不获辞之前。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上疏辞广西之命是在嘉靖六年六月，而动身前往广西是在当年九月，故此信当作于六月至九月之间。信中王阳明对朝廷当前的状况深表担忧，指出朝中“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乃“腹心之祸”。此语显是针对“大礼议”后朝臣中依然存在的对立所发。所谓“前此诸公之心，尚未平贴，姑待衅耳”，是指“大礼议”中杨廷和一派的官员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并未心服，一直在伺机对世宗的支持派进行报复，这是内阁的弄权结党行为所留下的后遗症。而王阳明所说的“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则直指当时的内阁大臣之间非但不能通力合作，反而互相倾轧、争权。
世宗的支持者虽然在“大礼议”中取得胜利，但因资历尚浅，还无法直接进入内阁。据《明史》卷110《宰辅年表二》所记，嘉靖六年六月至九月之间担任內阁大臣的有杨一清、石珤、贾咏、翟銮，其中石珤和贾咏于八月致仕。此外世宗于当年二月召当时已致仕乡居的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的内阁大臣谢迁入阁，而谢迁于十月方到京。此数人之中，杨一清是“大礼议”中世宗的支持者，并于嘉靖六年二月费宏致仕后继任首辅，而余下的石珤、贾咏、翟銮都曾在“大礼议”中反对过世宗。其中贾咏与杨廷和一派关系最为密切。在“大礼议”中支持世宗的官员胡世宁曾在上疏中云：
陛下试省往年礼部尚书员缺，吏部会推贾咏为首，陛下亲用席书。均之侍郎，资格不异也。席书升礼部，举朝士大夫皆以为非，而攻击不已。贾咏一时虽未点升，数月以后，首相坐名，取掌诰敕，遂入内阁，位居书上，安然坐受，举朝略无异议。⑤
此文表明贾咏之进入内阁，正是由于杨廷和的一手提拔，且贾咏在“大礼议”期间曾与杨廷和一派的毛澄、汪俊等人一同上疏反对世宗尊崇亲生父母。⑥石珤虽亦曾在“大礼议”中反对过世宗，⑦但在担任吏部尚书后并不依从杨廷和，使得“杨廷和有所不悦”。⑧并且其还曾私下对张璁表示过支持，认为张璁的意见“终当行也”。⑨而据《明史》记载，翟銮“为人和易，好滑稽，务自卑抑”，⑩其在“大礼议”中反对世宗可能只是出于附和。而在吏部推举翟銮进入内阁时，杨一清曾以其“望轻”为由加以反对。{11}谢迁在入阁之前致仕乡居已久，其入阁虽受到杨一清推荐，但此举只是为了阻止张璁入阁，待谢迁至京后，杨一清对其“无相下意”。{12}此数人在大礼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已互有龃龉，且在阁臣人事上亦曾有过意见对立。而据《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杨一清成为首辅后“自是颇作好，而私其所亲门生故吏”，{13}与历来之内阁大臣一样开始在朝廷中植党。王阳明所说的“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应当即由此种局面而来。此外，此时“大礼议”中世宗最有力的支持者张璁已对内阁大臣之位虎视眈眈，虽因受到朝中大臣排挤而暂时未能如愿，但依然是世宗最中意的阁臣人选。①张璁在入阁之前已在翰林院人事问题上与杨一清发生过对立，②当年十月入阁之后，更是因受压于杨一清而大为不满，两者之间“遂相龃龉”。③由此可见，此时世宗及其支持者虽已在“大礼议”取得胜利，但由此而产生的纷争却远未平息，且在世宗的支持者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对立。
王阳明提出所谓“断断休休”论，正是针对上述嘉靖六年的政治形势所发。前文中已述及《尚书》中所谓“断断休休”乃是无他技能而一意好善、容纳贤才之意。上引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在表达了对所谓“腹心之祸”的忧虑后，在最后说道“近闻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尔，将重失天下善类之心矣，相见间可隐言及之”，④正是表达了对当权者不能虚己好善而居高自傲的担忧。
在本文开头所引的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除了提出所谓“断断休休”作为对弟子的期望之外，还以自己的“良知”之说提出了以下的具体要求：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近与诚甫言，在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预先相约定，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为耻，意气不能陵轧得人为耻，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⑤
此文中的“诚甫”乃是王阳明弟子黄宗明的字。在前引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已云做不到“断断休休”乃是因为“未能致得自己良知”，而此段话可以说是对致良知以达到“断断休休”之具体内容的说明。据王阳明所说，时人所追求的乃是以言语屈服人、以意气陵轧人、以愤怒嗜欲而直意任情，却不是这些皆是蔽塞良知之“病”，故而须致良知以克服此数病。此语正是对历来当权者专权而不容异己之做法的强烈批判。黄绾、黄宗明两人此时均在朝为官，且因在“大礼议”中支持世宗而受到天子青睐，在政治上正逐渐向权力核心靠拢，故而王阳明提醒二人要时时“提起致良知话头”，避免重蹈前人之覆辙。由此可见，所谓“断断休休”之政治涵义首先在于当权者须克服对权力之私欲以及由此而来的排斥、打击异见者的行为。在当时明朝的权力构造下，此语所针对的首先应当是内阁大臣，尤其是内阁首辅。
不过“断断休休”论的政治涵义尚不止于此，还包括了更为具体的政治方针以及对权力运行机制的设计。虽然王阳明所留下的文字有限，但我们可以通过其弟子黄绾的阐发而进一步展开分析。
黄绾曾在给张璁的信中云：
惟望我公亦当以此为鉴，益坚素志，益扩休休之容，必求圣学之真，以明其体，使心无蔽碍，必行王道之纯，以通其用，使人无怨尤，余皆听其自然。⑥
此信未著明写作时期，但其开头云“小人忘君，骋私为谋，毕竟至此。若非西樵建白之明，圣明悔悟之速，一時善类，真无驻足之地”，由此可知当作于嘉靖八年八月张璁因被劾而去位、又于九月被召还并成为内阁首辅之后不久。⑦此时王阳明已经离世，不过黄绾在信中要求张璁“扩休休之容”，此语显是承师说而发。在上引文字之后，黄绾接着说道：
或有议者云，可因此去其门禁之榜，以尽古人下贤礼士之美，因集众思，广忠益虑，以报圣主之德，图其万全，垂之不朽，绾亦于此不胜惓惓至愿。⑧
此处所云“去其门禁之榜”便是“扩休休之容”的具体内容之一。而所谓“门禁之榜”，是指“大礼议”中许多反对世宗的官员被罢斥、贬谪之后不得复起的情况。这些官员固然在大礼问题上反对世宗及张璁等人，但在黄绾等人看来，其中亦不乏贤才。更重要的是，张璁因在大礼问题上的纷争而对世宗的反对派怀恨在心，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之后不但拒绝召还因大礼而罢黜者，且对仍在朝中的反对派进一步加以打击，使得朝廷陷入了深刻的分裂状态。在世宗下令编纂《明伦大典》之后，张璁在上疏中云：“臣与举朝抗四五年，举朝攻臣至百十疏。……使全书告成，将诬陷益甚。”①在张璁与其他官员彼此攻击不休的情势下，朝政势难正常运转。故而席书、方献夫、霍韬等世宗的支持派均曾先后要求宽恕或召还部分“大礼议”中反对世宗的官员，②而黄绾亦以“休休之容”来规劝张璁。
黄绾对张璁之规劝尚不止于此。在另一封给张璁的信中，黄绾云：
惟公鉴唐虞之成迹，念诗人之豫患，为今计者，其要莫先于进贤。进贤之急，莫先于九卿。九卿得其人，则百官之职必举，公可不劳以收其成功。他日之忧，亦可于此免矣。于此不得其人，则百官之职皆废，公虽日劳于上，何益哉？他日之忧，其得已乎？③
此处黄绾力劝张璁以“进贤”为要，此亦符合王阳明“断断休休”论的精神。前引席书祭文中，王阳明即称赞席书“求以进贤于国”，“盖所谓断断休休”。而黄绾所云之“进贤”乃是特就“九卿”而言。明代所谓“九卿”一般乃是指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及通政司使而言，其中尤以六部尚书，即“六卿”为重。信中黄绾规劝张璁使“九卿得其人”，则身为阁臣之张璁“可不劳以收其成功”。此说则又牵涉到明代中央政治权力分配的问题。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废中书省及丞相之后，不立丞相即成为明朝之祖法，六部成为朝中最高级别的行政机构。然而自成祖设立内阁以来，阁臣之地位与权力不断提高，逐渐压倒六部，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为此内阁与六部、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之间时常发生龃龉，阁权与部权之争成为明代中后期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对此，《明史》中概括云：
明太祖十三年罢丞相，政归六部，部权重也。洪、宣以后，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④
此处甚至认为明代后期的党争发端于阁部之争。故而处理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乃是当政者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前文中已述及包括阳明弟子在内的世宗支持者多对内阁之集权、专权抱有反感，故而黄绾所说的“进贤”“使九卿得其人”无疑体现了其以六部为重、倾向于保障部权的立场。
在此问题上，王阳明亦持有类似的立场。在正德末平定赣南地区及宁王之乱时，王阳明即屡屡在奏捷时首先归功于委派并支持自己的兵部尚书王琼，而引起内阁首辅杨廷和的不满：
先是，先生平贼擒濠，俱琼先事为谋，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归功本兵，宰辅憾焉。⑤
此事成为后来王阳明在政治上遭受杨廷和打击的直接原因。而王琼曾历任户、兵、吏三部尚书，在政治上亦坚决主张以部权为重。其所著《双溪杂记》中，明确提出应当将“朝政悉付六卿”：
惟我太祖，垂训立法，高出千古，罢丞相，分任六卿，无偏听独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违法，台谏得纠正论劾，朝廷端拱以照临于上，万世无弊矣。⑥
除归功王琼一事外，王阳明亦曾明确表露过以六部为重的看法。如《传习录》中有一条云：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⑦
阳明后学聂豹亦曾述阳明此语云：
先师亦尝取譬于朝廷矣。朝廷四方之极，端拱清穆，六卿分职，百官承式，此定体也。乃铨选而居吏部，钱谷也而居户部，兵马也而居兵部，至于仓场税局，一一以身履其地而经理之，非惟势所不逮，而下堂见诸侯，周其衰矣乎？《记》曰：正其本，万事理;得其一，万事毕。①
两处均以“六卿分职”为治天下之要，而未提及内阁，足可见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故而黄绾之规劝张璁“进贤”，实则有着希望其尊重六部之权力地位之意，而所谓“不劳以收其成功”，则意味着内阁之职责仅在确保包括六部尚书在内的重要职位各得其人，之后便不当再对各部门的具体事务加以干涉。
通过以上分析，“断断休休”论所蕴含的政治涵义已经较为清楚。此语虽出自《尚书》，但王陽明之提出此语绝非泛泛引述经书之言，而是针对当时极为具体的政治形势所发。盖王阳明与黄绾等弟子最关心的，乃在于如何处理历朝累积形成的内阁权力过大的问题。“大礼议”之爆发以及“大礼议”后仍旧存在的朝臣之间的分裂、对立，归根结底皆是由内阁之专权所造成的。故而黄绾一方面规劝身为首辅的张璁“扩休休之容”以平息“大礼议”所造成的对立，另一方面又要求其“进贤”以担任六部尚书在内的九卿，并在此基础上不再干涉六部等部门的具体事务，以此来从根本上扭转权力集中于内阁的局面。
而在此前，王阳明已经以自己所提出的“致良知”为“断断休休”论之基础，认为须以良知来去除以言语屈服人、以意气陵轧人、以愤怒嗜欲而直意任情等病，方可做到“断断休休”。王阳明所提出的数病，实乃针对至当时为止的为政者所发。故而“断断休休”论可以说是阳明心学思想之基本原理在政治面向上进一步展开的一个极好的例证，而本文之分析虽已力求深入，必定还有不周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同道、学者不吝指正。
【作者简介】焦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 王阳明，“断断休休”，良知，内阁，六部
中图分类号? K24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23-07
作为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座高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哲学、伦理面向，亦有着相当深刻的政治面向。盖王阳明除了作为思想家而活跃之外，也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且其弟子中亦不乏在朝中仕至高官者。王阳明及其部分弟子所阐发的心学思想中，有不少内容与其自身的政治活动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不过以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而言，对阳明心学中的哲学、伦理等面向较为偏重，对其中涉及政治，尤其是与当时的具体政治情势关系较为密切的部分讨论相对较少。本文尝试以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事件为背景，对王阳明基于其“致良知”说而提出的“断断休休”论之具体政治涵义进行考察，以期能在阳明心学的政治面向这一研究领域有所开拓。
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在给其弟子黄绾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区区之心，爱莫为助，只愿诸君都做个古之大臣。古之所谓大臣者，更不称他有甚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今天下事势如沈痾积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实有在于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疗得天下之病。此区区一念之诚，所以不能不为诸君一竭尽者也。①
同年在给其另一弟子方献夫的信中，王阳明说道：
圣主聪明不世出，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图报。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政不足间，人不足谪，是谓一正君而国定。然此非有忠君报国之诚、其心断断休休者，亦只好议论粉饰于其外而已矣。②
在两封信中，王阳明均提出了“断断休休”的说法，以此作为对弟子的要求。且在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将此说法与自己的良知之说相联，认为须致良知以做到“断断休休”。由此可见，所谓“断断休休”之说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基于王阳明一贯的心学思想而提出的。
而在给方献夫的信中，王阳明要求其弟子做到“断断休休”以“培养君德”“忠君报国”，由此可以看出，“断断休休”之说的提出除了王阳明心学这一思想背景之外，同时还有着相当浓厚的政治背景。本文即试图在考察王阳明提出“断断休休”之说前后的政治形势以及王阳明及其弟子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上，对这一“断断休休”论的具体政治涵义进行考察。
在述及政治背景之前，需先对所谓“断断休休”这一说法的由来略作交代。此说最初见于《尚书》之《周书·秦誓》篇：
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①
《大学》中亦引此段，文字略同：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②
关于“断断休休”之文意，孔安国传云：
如有束修一介臣，断断猗然。专一之臣，虽无他伎艺，其心休休焉乐善。其如是，则能有所容。言将任之。③
孔颖达正义云：
断断、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专一之臣，虽复无他技艺，休休焉好乐善道。其心行如是，则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将任用之。④
蔡沈之《书经集传》亦云：
断断，诚一之貌。……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⑤
诸家之说，并无所异，皆以“断断休休”为好善而能容纳贤才之意。王阳明两封信中所云之“断断休休”，亦是基于经书中的文意。考诸王阳明之文集，除上述两封信外，还有一处提到了“断断休休”，即作于嘉靖六年的弟子席书的祭文，其中云：
公独诚心乐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怨谤之集于其身，盖所谓断断休休，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为难，非独近世之所未见也。⑥
从文中所谓“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为屈，求以进贤于国，而不自知怨谤之集于其身”云云来看，王阳明之所谓“断断休休”正是以上所述之好善容人之意。不过阳明之提出此说作为对弟子的要求并非泛泛之论，而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而有意为之。
前文中已提到王阳明的两封信乃是写给其弟子黄绾及方献夫，而嘉靖六年这两人均在朝为官，且均在这一年进居要职。方献夫于嘉靖四年谢病归乡后，六年被召还朝预修《明伦大典》，不久即受命署大理寺事，九月份又拜吏部右侍郎、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并直经筵日讲。⑦黄绾亦于嘉靖四年前后谢病归乡后，在六年六月被召擢光禄寺少卿，预修《明伦大典》，十月份又进詹事府少詹事、兼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并充经筵讲官。⑧据钱德洪等人所纂之王陽明年谱，上文所引给黄绾的信作于嘉靖六年正月，⑨其时王阳明正乡居于绍兴;不过如前文所述，黄绾被召为光禄少卿而赴京是在同年六月，故而此信可能实际作于六月以后，而《年谱》误系于正月。⑩给方献夫的信则作于嘉靖六年十一月，其时王阳明被荐领兵平思田之乱，已行至广西梧州。自嘉靖初年归乡之后，王阳明一直未再还朝，但这两封信说明其对于朝中的形势一直极为关注，并希望朝中的弟子能够对朝政施以影响，实现其心目中的政治理想。
黄绾、方献夫两人能够在朝中占据高位，要直接归因于其在“大礼议”事件中对世宗的支持。世宗因武宗死时无子而得以藩王世子的身份继承皇位，乃是由朝中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一手策划。不过在世宗到达北京后，杨廷和及其一派的大臣要求世宗以孝宗为父，而以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父;世宗则欲尊崇亲生父母。此事引起世宗与杨廷和等朝臣之间旷日持久的纠纷，即所谓“大礼议”。最终世宗在部分官僚的支持下在“大礼议”中获胜，杨廷和及其主要支持者或是被迫辞职，或是被处分乃至逮捕、杖责，甚至有大臣因受杖而丧命。嘉靖六年世宗下令编纂《明伦大典》，即是要为这一纷争正式画上句号，最终在形式上确立起自己的胜利。
如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大礼议”事件中世宗的主要支持者有相当一部分是王阳明的弟子。①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2中记载，除因议礼之功而成为首辅、并最为世宗所崇信的张璁之外，尚有“诸以大礼贵者共七人”，②分别为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熊浃、黄宗明。诸人中席书、方献夫、黄绾、黄宗明为王阳明弟子，霍韬亦曾与方献夫、王阳明一起讲学。③而王阳明在“大礼议”中虽不曾公开表态，但亦曾在给席书、霍韬等人的书信中表明支持世宗的立场。④此外据《万历野获编》所记，王阳明弟子陆澄最初反对世宗尊崇亲生父母，而在咨询王阳明的意见后遽然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世宗。⑤由此可见，在世宗即位所引发的所谓大礼问题上，王阳明与黄绾等弟子是支持世宗的。
笔者以前曾著文指出，对于世宗的主要支持者来说，所谓“大礼议”在礼制争端的同时，还是一场反对内阁的政治运动。⑥“大礼议”是由朝臣中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一派所引发。杨廷和等人挑起“大礼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孝宗的皇后张氏仍然健在，且在政治上与杨廷和形成了同盟，故而若世宗认孝宗为父、张皇太后为母，则自然无法违抗张皇太后的权威，而杨廷和则可以借机进一步将朝廷大权揽入手中。而杨廷和之所以能够挑起与天子的争端并相持数年，本身亦是明代内阁自成祖以来地位不断上升、权力不断扩大的结果。
张璁曾在给世宗的上疏中云：
其两京大小官员，知朝议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议，辄目为奸邪，风言谪降，并考察黜退。⑦
其中指出在“大礼议”期间，朝廷官员的监察及人事进退已为杨廷和等人所控制，有不附和杨廷和一派之意见者，辄遭压制、打击。张璁自身便曾因支持世宗而被杨廷和出为南京刑部主事。⑧对于“大礼议”起于内阁之专权一事，王阳明及其弟子亦看得很清楚。如黄绾曾在给王阳明的信中云：
近日石斋与石潭之去，其详可悉闻否？原其事情所处，恶可谓朝廷之过？……诸公如此悖理，如此党比，欺忤至矣。⑨
其中“石斋”即杨廷和之号，“石潭”乃是在“大礼议”中追随杨廷和的礼部尚书汪俊之号。由此可知此信作于嘉靖三年杨廷和及汪俊相继去位之后不久，而信中黄绾明确批评杨廷和等人“党比”并“欺忤”天子世宗。在另一封给席书的信中，黄绾亦云：
此礼本系天下万世之公，今皆为私事而各有憎爱抑和于其间，以致朝廷之事乖张至此，真可慨也。⑩
亦批评杨廷和等人出于私心而挑起争端，导致朝廷陷入混乱。至于王阳明，年谱中记载其于嘉靖三年八月乡居时针对“大礼议”事件作诗二首，其中一首末句云“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①表达了对杨廷和等人挑起无谓之争端而导致政治改革无法展开的不满;另一首末句云“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②暗指杨廷和欲与制礼作乐的周公相比肩，独揽朝廷大权。
张璁以及黄绾等王阳明的弟子，“大礼议”中支持世宗的官员，有很多都对内阁权力的过度扩大以及内阁对朝政的垄断不满，并对此进行了种种批判。而这些官员因在“大礼议”中对世宗的支持而逐渐进入权力中心后，改变内阁专权的情况，在朝廷建立起新的权力运行体制自然成为其最大的关心之一。不过实际上，世宗及其支持者在“大礼议”中的胜利并未能使政治上的改革就此一帆风顺地展开。
嘉靖六年，王阳明在另一封给黄绾的信中说：
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为可忧者。近见二三士夫之论，始知前此诸公之心，尚未平贴，姑待衅耳。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间闻有口从面讠臾者，退省其私，多若雠仇。病废之人，爱莫为助，窃为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后。此亦不可不早虑也。③
从文中“东南小蠢”之语，以及同信中“朽才病废，百念俱息，忽承重寄，岂复能堪。若恳辞不获，自此将为知己之忧矣，奈何奈何”④之辞句，可知此信作于王阳明上疏推辞前往广西平乱之命之后、终不获辞之前。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上疏辞广西之命是在嘉靖六年六月，而动身前往广西是在当年九月，故此信当作于六月至九月之间。信中王阳明对朝廷当前的状况深表担忧，指出朝中“群僚百司各怀谗嫉党比之心”，此乃“腹心之祸”。此语显是针对“大礼议”后朝臣中依然存在的对立所发。所谓“前此诸公之心，尚未平贴，姑待衅耳”，是指“大礼议”中杨廷和一派的官员虽然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并未心服，一直在伺机对世宗的支持派进行报复，这是内阁的弄权结党行为所留下的后遗症。而王阳明所说的“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则直指当时的内阁大臣之间非但不能通力合作，反而互相倾轧、争权。
世宗的支持者虽然在“大礼议”中取得胜利，但因资历尚浅，还无法直接进入内阁。据《明史》卷110《宰辅年表二》所记，嘉靖六年六月至九月之间担任內阁大臣的有杨一清、石珤、贾咏、翟銮，其中石珤和贾咏于八月致仕。此外世宗于当年二月召当时已致仕乡居的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年间的内阁大臣谢迁入阁，而谢迁于十月方到京。此数人之中，杨一清是“大礼议”中世宗的支持者，并于嘉靖六年二月费宏致仕后继任首辅，而余下的石珤、贾咏、翟銮都曾在“大礼议”中反对过世宗。其中贾咏与杨廷和一派关系最为密切。在“大礼议”中支持世宗的官员胡世宁曾在上疏中云：
陛下试省往年礼部尚书员缺，吏部会推贾咏为首，陛下亲用席书。均之侍郎，资格不异也。席书升礼部，举朝士大夫皆以为非，而攻击不已。贾咏一时虽未点升，数月以后，首相坐名，取掌诰敕，遂入内阁，位居书上，安然坐受，举朝略无异议。⑤
此文表明贾咏之进入内阁，正是由于杨廷和的一手提拔，且贾咏在“大礼议”期间曾与杨廷和一派的毛澄、汪俊等人一同上疏反对世宗尊崇亲生父母。⑥石珤虽亦曾在“大礼议”中反对过世宗，⑦但在担任吏部尚书后并不依从杨廷和，使得“杨廷和有所不悦”。⑧并且其还曾私下对张璁表示过支持，认为张璁的意见“终当行也”。⑨而据《明史》记载，翟銮“为人和易，好滑稽，务自卑抑”，⑩其在“大礼议”中反对世宗可能只是出于附和。而在吏部推举翟銮进入内阁时，杨一清曾以其“望轻”为由加以反对。{11}谢迁在入阁之前致仕乡居已久，其入阁虽受到杨一清推荐，但此举只是为了阻止张璁入阁，待谢迁至京后，杨一清对其“无相下意”。{12}此数人在大礼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已互有龃龉，且在阁臣人事上亦曾有过意见对立。而据《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杨一清成为首辅后“自是颇作好，而私其所亲门生故吏”，{13}与历来之内阁大臣一样开始在朝廷中植党。王阳明所说的“一二当事之老，亦未见有同寅协恭之诚”应当即由此种局面而来。此外，此时“大礼议”中世宗最有力的支持者张璁已对内阁大臣之位虎视眈眈，虽因受到朝中大臣排挤而暂时未能如愿，但依然是世宗最中意的阁臣人选。①张璁在入阁之前已在翰林院人事问题上与杨一清发生过对立，②当年十月入阁之后，更是因受压于杨一清而大为不满，两者之间“遂相龃龉”。③由此可见，此时世宗及其支持者虽已在“大礼议”取得胜利，但由此而产生的纷争却远未平息，且在世宗的支持者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对立。
王阳明提出所谓“断断休休”论，正是针对上述嘉靖六年的政治形势所发。前文中已述及《尚书》中所谓“断断休休”乃是无他技能而一意好善、容纳贤才之意。上引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在表达了对所谓“腹心之祸”的忧虑后，在最后说道“近闻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尔，将重失天下善类之心矣，相见间可隐言及之”，④正是表达了对当权者不能虚己好善而居高自傲的担忧。
在本文开头所引的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除了提出所谓“断断休休”作为对弟子的期望之外，还以自己的“良知”之说提出了以下的具体要求：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近与诚甫言，在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预先相约定，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为耻，意气不能陵轧得人为耻，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⑤
此文中的“诚甫”乃是王阳明弟子黄宗明的字。在前引给黄绾的信中，王阳明已云做不到“断断休休”乃是因为“未能致得自己良知”，而此段话可以说是对致良知以达到“断断休休”之具体内容的说明。据王阳明所说，时人所追求的乃是以言语屈服人、以意气陵轧人、以愤怒嗜欲而直意任情，却不是这些皆是蔽塞良知之“病”，故而须致良知以克服此数病。此语正是对历来当权者专权而不容异己之做法的强烈批判。黄绾、黄宗明两人此时均在朝为官，且因在“大礼议”中支持世宗而受到天子青睐，在政治上正逐渐向权力核心靠拢，故而王阳明提醒二人要时时“提起致良知话头”，避免重蹈前人之覆辙。由此可见，所谓“断断休休”之政治涵义首先在于当权者须克服对权力之私欲以及由此而来的排斥、打击异见者的行为。在当时明朝的权力构造下，此语所针对的首先应当是内阁大臣，尤其是内阁首辅。
不过“断断休休”论的政治涵义尚不止于此，还包括了更为具体的政治方针以及对权力运行机制的设计。虽然王阳明所留下的文字有限，但我们可以通过其弟子黄绾的阐发而进一步展开分析。
黄绾曾在给张璁的信中云：
惟望我公亦当以此为鉴，益坚素志，益扩休休之容，必求圣学之真，以明其体，使心无蔽碍，必行王道之纯，以通其用，使人无怨尤，余皆听其自然。⑥
此信未著明写作时期，但其开头云“小人忘君，骋私为谋，毕竟至此。若非西樵建白之明，圣明悔悟之速，一時善类，真无驻足之地”，由此可知当作于嘉靖八年八月张璁因被劾而去位、又于九月被召还并成为内阁首辅之后不久。⑦此时王阳明已经离世，不过黄绾在信中要求张璁“扩休休之容”，此语显是承师说而发。在上引文字之后，黄绾接着说道：
或有议者云，可因此去其门禁之榜，以尽古人下贤礼士之美，因集众思，广忠益虑，以报圣主之德，图其万全，垂之不朽，绾亦于此不胜惓惓至愿。⑧
此处所云“去其门禁之榜”便是“扩休休之容”的具体内容之一。而所谓“门禁之榜”，是指“大礼议”中许多反对世宗的官员被罢斥、贬谪之后不得复起的情况。这些官员固然在大礼问题上反对世宗及张璁等人，但在黄绾等人看来，其中亦不乏贤才。更重要的是，张璁因在大礼问题上的纷争而对世宗的反对派怀恨在心，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之后不但拒绝召还因大礼而罢黜者，且对仍在朝中的反对派进一步加以打击，使得朝廷陷入了深刻的分裂状态。在世宗下令编纂《明伦大典》之后，张璁在上疏中云：“臣与举朝抗四五年，举朝攻臣至百十疏。……使全书告成，将诬陷益甚。”①在张璁与其他官员彼此攻击不休的情势下，朝政势难正常运转。故而席书、方献夫、霍韬等世宗的支持派均曾先后要求宽恕或召还部分“大礼议”中反对世宗的官员，②而黄绾亦以“休休之容”来规劝张璁。
黄绾对张璁之规劝尚不止于此。在另一封给张璁的信中，黄绾云：
惟公鉴唐虞之成迹，念诗人之豫患，为今计者，其要莫先于进贤。进贤之急，莫先于九卿。九卿得其人，则百官之职必举，公可不劳以收其成功。他日之忧，亦可于此免矣。于此不得其人，则百官之职皆废，公虽日劳于上，何益哉？他日之忧，其得已乎？③
此处黄绾力劝张璁以“进贤”为要，此亦符合王阳明“断断休休”论的精神。前引席书祭文中，王阳明即称赞席书“求以进贤于国”，“盖所谓断断休休”。而黄绾所云之“进贤”乃是特就“九卿”而言。明代所谓“九卿”一般乃是指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及通政司使而言，其中尤以六部尚书，即“六卿”为重。信中黄绾规劝张璁使“九卿得其人”，则身为阁臣之张璁“可不劳以收其成功”。此说则又牵涉到明代中央政治权力分配的问题。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废中书省及丞相之后，不立丞相即成为明朝之祖法，六部成为朝中最高级别的行政机构。然而自成祖设立内阁以来，阁臣之地位与权力不断提高，逐渐压倒六部，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为此内阁与六部、尤其是六部之首吏部之间时常发生龃龉，阁权与部权之争成为明代中后期政治中的重要现象。对此，《明史》中概括云：
明太祖十三年罢丞相，政归六部，部权重也。洪、宣以后，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④
此处甚至认为明代后期的党争发端于阁部之争。故而处理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乃是当政者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前文中已述及包括阳明弟子在内的世宗支持者多对内阁之集权、专权抱有反感，故而黄绾所说的“进贤”“使九卿得其人”无疑体现了其以六部为重、倾向于保障部权的立场。
在此问题上，王阳明亦持有类似的立场。在正德末平定赣南地区及宁王之乱时，王阳明即屡屡在奏捷时首先归功于委派并支持自己的兵部尚书王琼，而引起内阁首辅杨廷和的不满：
先是，先生平贼擒濠，俱琼先事为谋，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归功本兵，宰辅憾焉。⑤
此事成为后来王阳明在政治上遭受杨廷和打击的直接原因。而王琼曾历任户、兵、吏三部尚书，在政治上亦坚决主张以部权为重。其所著《双溪杂记》中，明确提出应当将“朝政悉付六卿”：
惟我太祖，垂训立法，高出千古，罢丞相，分任六卿，无偏听独任之弊。此法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违法，台谏得纠正论劾，朝廷端拱以照临于上，万世无弊矣。⑥
除归功王琼一事外，王阳明亦曾明确表露过以六部为重的看法。如《传习录》中有一条云：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职，天下乃治。心统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⑦
阳明后学聂豹亦曾述阳明此语云：
先师亦尝取譬于朝廷矣。朝廷四方之极，端拱清穆，六卿分职，百官承式，此定体也。乃铨选而居吏部，钱谷也而居户部，兵马也而居兵部，至于仓场税局，一一以身履其地而经理之，非惟势所不逮，而下堂见诸侯，周其衰矣乎？《记》曰：正其本，万事理;得其一，万事毕。①
两处均以“六卿分职”为治天下之要，而未提及内阁，足可见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故而黄绾之规劝张璁“进贤”，实则有着希望其尊重六部之权力地位之意，而所谓“不劳以收其成功”，则意味着内阁之职责仅在确保包括六部尚书在内的重要职位各得其人，之后便不当再对各部门的具体事务加以干涉。
通过以上分析，“断断休休”论所蕴含的政治涵义已经较为清楚。此语虽出自《尚书》，但王陽明之提出此语绝非泛泛引述经书之言，而是针对当时极为具体的政治形势所发。盖王阳明与黄绾等弟子最关心的，乃在于如何处理历朝累积形成的内阁权力过大的问题。“大礼议”之爆发以及“大礼议”后仍旧存在的朝臣之间的分裂、对立，归根结底皆是由内阁之专权所造成的。故而黄绾一方面规劝身为首辅的张璁“扩休休之容”以平息“大礼议”所造成的对立，另一方面又要求其“进贤”以担任六部尚书在内的九卿，并在此基础上不再干涉六部等部门的具体事务，以此来从根本上扭转权力集中于内阁的局面。
而在此前，王阳明已经以自己所提出的“致良知”为“断断休休”论之基础，认为须以良知来去除以言语屈服人、以意气陵轧人、以愤怒嗜欲而直意任情等病，方可做到“断断休休”。王阳明所提出的数病，实乃针对至当时为止的为政者所发。故而“断断休休”论可以说是阳明心学思想之基本原理在政治面向上进一步展开的一个极好的例证，而本文之分析虽已力求深入，必定还有不周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同道、学者不吝指正。
【作者简介】焦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思想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