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性：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的一个特质
摘 要? 以1873年爆发的欧洲经济大萧条为分水岭，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整体上经历了从自由贸易到贸易保护的迅速转变，由此引发各国间频繁的贸易摩擦乃至激烈的贸易战。这一时期的贸易战一个突出特点是非对称性，即贸易大国与贸易小国之间的交锋。这种非对称性包括双边贸易依赖的非对称性、对外贸易弹性的非对称性和制裁手段的非对称性。正是由于这一特质，使得19世纪晚期欧洲的贸易战在最终达成的贸易条约中带有强烈惩罚性。而英、法、德这三个贸易大国间之所以未曾发生贸易战，首先是大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产物，其次也是各自政治平衡的结果。
? 关键词? 贸易战，非对称性，贸易条约，贸易保护主义
? 中图分类号? K50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61-08
始于1873年的欧洲经济慢性萧条深刻影响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态势，进而对政治生态形成冲击，19世纪60年代起建立的自由贸易的结构性缺陷由此被无限放大。各国政府试图通过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稳定，提高关税壁垒、强化贸易保护成为共同选择。当欧洲大陆陷入恶性的贸易保护竞争，层出不穷的贸易战便成为19世纪晚期经济史的一个显著特色。西方学术界对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的整体性考察成果略为有限，而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则相对丰富。①该主题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缺乏。②本文旨在继承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贸易战“非对称性”这一特征进行探讨，从新的视角拓展对该主题的了解。
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确立世界经济霸主的英国，最早在对外贸易推行自由主义且获得成功，在1860年通过英法商约将自由贸易的火种引入法国，很快在欧洲大陆形成燎原之势，欧洲建立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③贸易网络体系（Network of Cobden-Chevaliar Treaty），开启了自由贸易新时代。“门户开放”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对外贸易愈发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自由贸易浪潮虽然仅是昙花一现，但动摇了欧洲大陆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传统，特别是农业保护壁垒的缺口一旦被打开便再难以修复。
1873年爆发了以农业大萧条为先导的欧洲经济危机，加上交通革命摧毁了商品贸易的地理壁垒，推动美俄等国家的廉价农产品在欧洲市场泛滥。美国和俄国的小麦出口，分别从1870—1874年的59、55百万蒲式耳增长到1895—1899年的184、107百万蒲式耳，①其中绝大部分流向西欧。德国从俄国进口主要谷物总量从1875年48.8万吨到1877年上升为94万吨，②短短三年内翻了一番。欧洲大陆国家经济困难导致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掌控政治话语权的地主阶级在丧失国外市场的同时，最为倚重的国内谷物市场也被不断蚕食，他们联合同样饱受经济萧条打击的制造业主进行政治施压，要求通过高关税抵制外来竞争。自由贸易时期欧洲诸国广泛参与的双边贸易条约，成为国际竞争加剧的替罪羔羊，这些条约在1892年前后密集到期，调整关税的外在束缚被削弱。以条约重新谈判为契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纷纷掀起贸易保护浪潮，开始推行新关税法，建立起人为的贸易壁垒，包括西班牙1877年关税法、俄国1877年关税法、意大利1878年关税法、德国1879年关税法、法国1892年关税法等，都不同程度提高了农工业品的关税税率，辅以隐秘的非关税措施如卫生检疫、生产补贴、出口奖励等。欧洲经济从英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黄金年代，转入竞争和对立迅速激化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经济核心，其关税政策调整对欧洲经贸形势产生直接重要影响，因此尤为引人注目。
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集体转向贸易保护，打破了自由主义时期欧洲贸易的短暂平和繁荣。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上集防御性与攻击性为一体，决定了各国在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必须打开国外市场以满足国内产品出口需求。由于19世纪晚期以欧洲内部贸易为主，这些国家关税政策变动对周边欧洲国家影响最为明显。自由主义时代贸易谈判中盛行的双边对等模式被“胡萝卜兼大棒”所取代，“逐渐让步于报复性威胁”。③贸易小国④一方面本身受到世界经济萧条打击，另一方面還面临大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这些小国为此所作的调整可分为三类：一、开放国内市场，专注于将自身拥有优势的某些领域提高到极致，力图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不可替代性。如比利时、荷兰。二、回应以温和程度的关税税率，对某些领域进行保护。如丹麦、瑞士。三、以往并没有真正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此时更是采取高关税壁垒。如丹麦、芬兰。虽然贸易小国的经贸政策高度不平衡，采取贸易保护的动机也不仅于此，但如此转变必然引起与大国之间的矛盾。当矛盾难以协调，贸易战便成为必然。
频繁的贸易战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特色”，⑤主要有1882—1885年法国-西班牙贸易战、1886—1893年奥匈-罗马尼亚贸易战、1886—1898年法国-意大利贸易战、1892—1895年法国-瑞士贸易战、1893—1894年德国-俄国贸易战、1903—1910年德国-加拿大贸易战、1906年西班牙-瑞士贸易战、1906—1911年奥匈-塞尔维亚贸易战。这一时期贸易战基本是围绕法、德两个贸易核心国家展开。其中以法意贸易战、法瑞贸易战、德俄贸易战最具典型。此外，比较严重的贸易摩擦还包括1894—1899年德国-西班牙贸易摩擦等。
表面上看，19世纪晚期贸易战大都由贸易小国直接挑起。1890年代德国执行新关税法，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签订新贸易条约，而俄国政府对续签德俄贸易条约展现不切实际的姿态，提出许多条件，到1891年末双方谈判才开启，历经几个月讨价还价并无实质性进展。最先丧失耐心的俄国为此设置“双重关税体系”，在1893年8月对德国进口产品开始执行最大关税，意味着平均关税上调20%～30%。德国立即对俄国产品加征50%附加税作为回应，俄国再度上调对德关税，“俄国就像一个大胆的选手，试图通过将边际提得更高、威胁使用最大关税来迫使其对手放弃博弈，但德国接受挑战，战争由此爆发”。①1891年，法国与瑞士的贸易条约即将期满，双方进入重新谈判阶段。瑞士拒绝向法国提供最惠国待遇换取法国最小关税，试图以新的一般税则来取代最惠国待遇，遭到法国拒绝，于是瑞士在1893年2月开始对法国200个进口产品条目征收歧视性关税，法国立即回应以报复性关税，由此宣告贸易战的爆发。法意贸易战较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意大利政府领导者个人决策失误和国家对自身外贸实力盲目自信的后果。总理克雷斯皮（Francesco Crispi）对法国的敌视促使他“胡乱利用关税保护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武器”。②1887年意大利宣布单方面提高对法商品关税，法国也对意大利的牲畜进口设置屏障，而意大利在1888年率先废除意法贸易条约，意味着两国矛盾不可调和。加拿大在1897年率先对德国执行非优惠关税，导致两国长期良好贸易合作关系的破裂。
表面上小国对大国发起挑衅的贸易战，实际上是小国不堪大国贸易保护主义霸凌压力而先行采取的防御性举措。德国容克地主在俄国农产品大量输入过程中损失最大，故而推动政府对俄国进口农产品执行非最惠国条款的歧视关税，“德国歧视关税是引起贸易战的第一步。德国，或者说是强势的德国农民党，是挑衅者”。③德国在新关税法执行过程中，有意绕开俄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签订新贸易条约，特别是向俄国之外的粮食供应国提供较大的农产品进口关税优惠，明显是在针对俄国。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恼怒地谈道：“它是完全直接针对我国的，因为事实上只有俄国既未曾和德国订立商约，这时也没有进行商讨这项问题。不难理解，这样不公平的策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困难。”④法国在1892年颁布臭名昭著的梅里纳关税（Meline Tariff），被称作19世纪晚期欧洲保护主义的精髓，实际上成为法国与瑞士贸易战的根源之一。1880年代意大利葡萄酒大量涌入法国，对法国农业，特别是南部葡萄酒种植者造成严重的打击，促使保护主义者联合呼吁制裁意大利。奥匈-塞尔维亚贸易战则源于奥匈自恃在塞尔维亚对外贸易中占统治地位，不时通过政治施压的方式干预塞内政，包括要求其终止和保加利亚的关税同盟谈判，最终塞尔维亚被迫反击。奥匈在巴尔干地区引发贸易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严重阻挠该地区国家对西欧贸易路径的顺畅。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关税战的重要原因是，奥匈政府企图切断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经济联系。
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整体表现为贸易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双边冲突，突出了非对称性这一特质。贸易战双方的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双边贸易依赖的非对称性
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双方贸易依赖的非对称性，包括双边贸易总额的非对称性和贸易商品结构的非对称性。
在双边贸易总额不对称性方面，贸易大国往往是贸易小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最重要对象之一。而对贸易大国而言，交战对手在其对外贸易所占份额并不突出，存在高额贸易逆差。俄国出口的29.1%是流向德国，相反，德国出口仅有6.4%面向俄国。在贸易战爆发前的1892年，德国对俄进口581百万马克，对俄出口263百万马克。法国占据了意大利总出口额的近1/3，1883年法国对意大利进口427百万法郎，出口177百万法郎。⑤据法国海关统计，即使在1891年，法国对瑞士出口额也达到21403万法郎，占瑞士总进口价值22.96%;瑞士出口到法国的价值为12497万法郎，占瑞士总出口价值18.6%。⑥相反，瑞士产品仅占法国进口总额2.6%，瑞士也只吸收了法国出口价值总额6%。⑦
从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双方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来看，基本上表现为贸易小国对大国输出农产品、低端产品，从大国进口工业制成品、机器等，而大国则相反。1890年俄国对德国出口总额达到2700万英镑，其中95%是农产品、木材、原材料和半制成品。①意大利的葡萄酒、油、丝绸、牛、蔬菜和水果高度依赖于法国市场。塞尔维亚的出口商品更是几乎全部依赖于奥匈帝国，向其获取工业品和贷款。因塞尔维亚出口到奥匈的商品中，生猪占据很大比重，这一关税战甚至被称为“猪战”（Pig War）。
（二）对外贸易弹性的非对称性
19世纪晚期贸易战中，交战双方双边贸易构成差异明显，在价值链分配方面，贸易大国通过工业制造品夺取价值链上收益最大部分，产品需求弹性较强。相对而言，在长期农业大萧条背景下，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弹性远小于工业品。
弹性不足意味着小国对外贸易渠道严重扁平化，一旦爆发贸易战，贸易小国对大国贸易输出下跌幅度远甚于后者。19世纪80年代以来俄国一直是德国农产品进口的最主要来源，一度占据德国谷物进口的一半以上，但贸易战使得俄国失去了这一地位。到1913年，德国小麦进口市场份额中，俄国仅占24%，远低于美国的40%，与阿根廷的19%不相上下。②法意贸易战时期，“意大利受贸易战影响最深刻，因为它诸多生产分支是专门为意大利产品向法国出售而发展的”。③由于意大利产品出口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弥补，总出口量大幅下滑。1888年3月到6月末，法国对意大利出口仅下降1.5%，而同时期意大利对法国出口下降10%。④特别是对法国葡萄酒出口，从1887年的97.3百万法郎下降到1890年的1.3百万法郎。⑤意大利政府也承认在法意贸易战中，本国的葡萄酒出口受到的打击最大。⑥甚至部分南方葡萄种植者被迫加入了移民潮。德国政府文件中评估了德国市场对于俄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失去德国市场，“一旦俄国想再度出口其剩余谷物，它便会发现难以恢复曾经的地位”。⑦特别是在1893年俄国农业大丰收背景下爆发对德贸易战，俄国惨重损失。只有法国和瑞士贸易战例外，瑞士的工业化水平明显高于法国，因此瑞士的双边贸易下跌幅度要逊于法国。法国-瑞士贸易战爆发之后，瑞士对法国主要产品出口与1890—1891年相比，1893年丝绸制成品下跌65%、原色丝绸下跌44%、刺绣下跌50%、原色棉布下跌83%，而法国出口到瑞士的主要产品中，桶装葡萄酒下降91.6%、羊绒制品下跌80%、丝绸下跌57.5%。⑧
而贸易大国在贸易战中表现出良好的对外贸易弹性。法国产品出口到意大利虽然在起初也受到一定打击，但法国迅速从其他市场获取弥补。因此对意贸易战期间，法国外贸总出口量不仅没有下降，相反有所增长。德国早在对俄贸易战爆发前就已尝试减少对俄国农产品的依赖，积极开拓同类产品来源多元化，如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起就与意大利建立起农产品贸易长期合作关系。而随着美洲和澳洲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德国粮食缺口则很容易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满足。德国政府备忘录显示，1891年俄国谷物占德国进口的53%，1892年为18%、1893年為14%，⑨造成的市场空缺主要被美国、罗马尼亚、阿根廷分割。这些都说明，贸易大国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
（三）制裁措施的非对称性
制裁措施的非对称性实质上来源于外贸结构的非对称性。关税是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保护的基本手段，贸易战的主要制裁工具，而方兴未艾的非关税措施展现了制裁措施的非对称性。贸易大国对小国的非关税制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滥用“卫生检疫”规则，限制乃至禁止牲畜进口。“卫生检疫”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对俄国牲畜进口的抵制，很快扩散到欧洲大陆。这是19世纪晚期欧洲惯用的非关税制裁手段之一。德俄贸易战中，德国在1894年通过一项更为严格的卫生管理条例，“直接针对俄国”，①相当于禁止从俄国进口牲畜。奥匈也模仿德国，在对巴尔干国家的贸易战中长期应用这一手段。法国1892年梅林关税同样以卫生原因禁止牛的进口，这项禁令一直维持到1903年。二是限制对贸易小国的资本投资。贸易小国不仅对外商品贸易较为依赖大国，其进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大国。德俄贸易战爆发前夕，德国就已经停止向俄国发放贷款、禁止购买俄国有价证券，对急需资金注入的俄国工业化造成了严重打击。有着“欧洲银行家”美誉的法国，是意大利最大的资本投资来源国，法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将大量资金从意大利银行和企业界抽离，开展抵制意大利信贷运动。相反，贸易小国难以采取有效方式进行反击。如瑞士为打击法国商人借道他国进口到瑞士，在1893年4月开始推行制成品、机器“来源地证明”规则。但实际上法国出口到瑞士的产品有一半都没有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法国仍是瑞士的第一大进口国。俄国亦采取同样方式打击德国，成效也不理想。
由于小国在和大国进行贸易战博弈中遭受的损失更大，对回归贸易谈判圆台、达成经贸合作的意愿更强，因此必须率先做出更大让步姿态。贸易战双方的非对称特性，导致在贸易谈判中大国凭借优势，胁迫小国做出较大让步，对贸易小国采取惩罚性姿态。
这种惩罚性首先表现在谈判结果中，贸易大国往往只是向其对手提供一般性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这种待遇已经广泛推及其他贸易合作国家，而贸易小国合理的贸易优惠诉求难以充分满足，还要牺牲更多的经贸利益。即使在贸易战爆发后的早期协调中，贸易小国也被迫首先让步，以换取大国重返谈判桌的可能。作为意大利最大的海外市场，法国的关税报复使得意大利商业严重受挫。1888年7月，意大利对法国作出妥协姿态，向法国大使提议下调1887年普通关税的50%（但相比1881年关税仍然是提高了50%），以图结束贸易战。法国拒绝了这一提议。正如一位英国驻法大使所言：“法国议会在面对意大利时，已经排除了‘进一步谈判这个词汇”，②因为法国经济、商业尚未受到对意贸易战的深刻影响，它希望通过贸易战迫使意大利对法关税至少低于1881年条约中规定的税率。1889年末意大利主动单方面下调了对法国的歧视附加税，而法国到1892年才取消对意的惩罚性关税，但执行梅林关税体系最大税率，直至1898年才向意大利提供代表最惠国原则的最小税率。1893年8月底，即德俄贸易战爆发尚不足一个月，俄国财政大臣便表达了希望两国政府协同解决争端的意愿，主动派遣专家代表团到柏林进行协调。贸易谈判中，在德国压力下，俄国需要废除对德国进口棉花、煤、生铁的歧视关税，放弃要求德国取缔以“卫生检疫”为名的限制活牛的诉求。
惩罚性还表现在谈判后达成的贸易条约中，大国对小国贸易政策的干涉，约束小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执行的自主性。德俄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与德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几无二致：相当一部分德国进口条目在十年条约期内关税固定化，意味着俄国自1822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关税自主政策受到较大程度的外在约制。甚至要保证俄国的自治大公国——芬兰向德国提供更大程度的关税优惠，③这无疑沉重打击了俄国在芬兰的影响力。与奥匈贸易战的后果是，罗马尼亚被迫宣布放弃一切对奥地利的歧视性关税。非对称贸易战在谈判结果上展现的贸易大国对小国惩罚性，其实质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优势基础上的贸易霸凌主义。
贸易大国之所以采取惩罚姿态，一是因为19世纪晚期欧洲各国的贸易协定中普遍受到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制约。这个本身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规则，在贸易战谈判中却因其捆绑性成为“软肋”。以至于德国首相卡普里维在1891年回顾德意志帝国早期外贸政策时说道，“最惠国待遇逐渐成为一个广泛的损害”。④若对小国的贸易挑衅展现温和姿态，在贸易规则上作出较大让步，一旦超出大国所能接受的阈值，将会因其他贸易合作国家的效仿形成连锁反应，因此有必要进行严厉制裁，摧毁对手的抵制，以达到“杀鸡儆猴”之效。二是从政治外交角度出发，贸易战于本质而言是一场政治角力，作为国家在经济外交的激烈表达，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外交目标。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逐渐分化成两个明显的军事政治阵营，法国、德国、奥匈在贸易战中通过严厉制裁对手，一方面利用制裁达到威慑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贸易战制裁，或削弱潜在战争对手的经济实力，或引诱贸易小国对原先选择的阵营产生离心力。德俄双方早在贸易战爆发之前，已经明显表现出在外交领域的竞争。《再保险条约》到期后德国拒绝续约意味着德俄间良好友谊的结束，德俄贸易战使俄国在经济上加深了对法国的依赖，将俄国推向法国。法国试图通过对意贸易战引诱意大利脱离三国同盟。虽然最终未能达到这一意图，三国同盟在1891年得以续约，但法意为结束贸易战所缔结的条约向意大利提供了经济激励，引导意大利开始与法国接近。
惩罚的强弱程度也与谈判双方的贸易互补性有所关联，互补性越大，惩罚性越弱，二者呈负相关关系。与法意贸易战、奥匈罗马尼亚贸易战等谈判结果相比，德俄贸易谈判由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要大得多，惩罚性也较温和。俄国市场对德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分量，因此德国政府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之下，达成贸易协议的愿望较为迫切。整体而言，德俄双方的贸易冲突时间短、惩罚性较弱、贸易战结束后双方经贸规模恢复程度高，双方贸易甚至比贸易战之前还紧密，完全不同于法國与意大利、瑞士，奥匈与巴尔干国家谈判的结果。总之，贸易战后新条约的平衡程度基本可以反映双方力量的对比和互补程度。
这一时期欧洲经贸大国英、法、德之间虽然长期存在轻度贸易摩擦，但几乎都尽量避免直接贸易冲突，力图在最惠国条款框架内活动，在续约时也尽力维系双方已有的经贸关系。之所以在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贸易战，首先是它们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结果，其次是政治平衡的考虑。
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也是法德商品进出口的最佳主顾，其经济实力虽然在19世纪末有所下滑——被认为是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贸易保护回暖的根源之一①——但其经济霸主地位仍得以维系。英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以自由贸易领航者自诩，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也基本贯彻了自由贸易原则。但19世纪80年代曾出现以“卫生管理”为由严格限制、甚至禁止活牛进口的举措，一度引发国内外的担忧。“德意志制造”在英国泛滥也带来很大的不安，致使英国议会在1877年通过明显针对德国制造品进口的《商标法》（Merchandise Marks Act）。但是诸如此类的非关税壁垒所占比例极小，也没有扩散。19世纪末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iain）领导下，英国一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试图以“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但仍然无法撼动经济自由大厦，最终告于失败。因此以零税率、低税率为其贸易政策基本特征的英国，继续以向世界输出自由贸易为使命，不轻易以贸易摩擦作为其对外贸易的导向。“英国单方面转向自由贸易既放弃了撬开欧洲市场的能力，又放弃了施加影响和报复的可能性。”②
德国是英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最大挑战者之一，但是双方的经济博弈主要在殖民地市场，而不是双边直接交锋，在更多时候“他们彼此间是顾客身份，而不是相互竞争关系。不过偶尔会在拉丁美洲形成竞争，但这是公司间竞争而不是国家间竞争”。③甚至与远处北美的加拿大爆发贸易战，德国也要顾忌其支持者英国的态度，因此相对克制，所以贸易战虽然持续将近十年，“是英德在一战前最为严重的外交紧张事件之一”，④但对双方贸易影响有限。最后的谈判协议中，德国以最小关税税率换来加拿大普通关税，显然更多的是在顾忌英国的影响。德国作出如此让步，在它一系列的贸易谈判之中是罕见的，“若无英国支持，而仅仅是较量德国与加拿大的规模差异，便极有可能产生一个与其他非对称贸易战相一致的结果”。①英德之间的贸易往来在一战前夕一直都较为紧密。据估计，大约41%的英国产品免税进入德国市场，②其中大部分是原材料。俾斯麦时期对法国执着于守成式的外交方针，竭力维护和法国的贸易关系。同时，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德国经济发展越发依赖于出口，亦逐渐不轻易引发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冲突，这在卡普里维时期最为明显。
对法国而言，英国是其产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国内自由贸易者推动政府维系对英国友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英法之间因殖民地争夺几度接近爆发战争，但这种敌对情绪没有弥漫到欧洲内部事务中。从对外贸易战略层面出发，法国在诸多贸易领域需要倚赖英国支持，以抗衡德国在欧洲的经济扩张，这种心态典型地体现在19世纪晚期欧洲食糖贸易协调的进程中。法国在世界市场避免与英国竞争，“在第二帝国的灾难之后，法国只有通过出口那些与英国不构成竞争而是补充性的产品，以在世界贸易市场上占据份额”。③因此法国一直以最惠国条款原则与英国相处，在多次关税调整中都尽量淡化与英国的经贸矛盾。德国对法国而言，既是欧洲大陆经济竞争对手，又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一方面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往来伙伴，到1887年德国是法国第三大供应国和第四大消费者，1888年一位法国议员甚至提议组建法德关税联盟，并得到俾斯麦的赞赏;④但另一方面，法国唯恐德国在欧洲大陆经济生态圈一家独大，特别是德国拉拢奥地利，意图组建中欧经济联盟以控制欧洲大陆贸易，无疑对法国形成巨大挑战。法德两国贸易总额自普法战争之后便趋于平缓，原因之一是法国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占据了两国在战前贸易额的相当一部分。⑤双方在半制成品、食物等方面的交易甚至出现较大下滑。
法德之间虽然在19世纪晚期也出现了若干小规模贸易摩擦，但缺乏爆发贸易战的内在推力。两国的贸易摩擦几乎都由法国率先挑起。1876年法国提高对钢的出口奖励、1881—1885年新关税法多次提高制造品关税、1892年以高度农工业保护为特色的梅里纳关税、包括法国民间出现抵制“德国制造”的浪潮，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德意志经济扩张主义的回应。而德国并未采取针对性的报复，因此两国之间一直未曾爆发贸易战。此外，法德虽然是19世纪晚期欧洲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旗手，但实质上均是执行较为温和的工业保护和较为强硬的农业保护，两国之间的关税政策从内容上而言并无直接冲突。同时法德两国外贸结构互补性不强，对外贸易渠道都展现较大弹性，因此即使贸易战也难以给对手造成深刻经济打击。
大国间贸易平和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平衡的结果。“政治家推动贸易政策要考虑政治代价，以及他们能从贸易政策政治市场上获取的收益。”⑥德国首相俾斯麦在外交上并非极端好战主义者，他利用1879年关税体系积极维系与外国现有经济关系，通过外交手腕尽力避免外国报复。“当俾斯麦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以后，他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旨在拖延一场新帝国与欧洲其余部分的对抗”，⑦其中对法政策是其核心之举。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更是以温和的关税政策著称，他所构建的外贸体系其重要性并不在于为德国带来的经济利好，而是抑制了德国逐渐转向经济孤立的态势，再度兴起对外经济交流热潮。“卡普里维对于保护主义的国际后果十分警惕。他担心如果不能逆转保护主义，经济冲突导致欧洲政治关系恶化，邻居们的报复会威胁德国的崛起。因此，为了减少经济冲突，振兴德国工业扩展，提供工作岗位来稳定劳动力流出，卡普里维推进建设欧洲自由贸易阵营。”⑧卡普里维时期的德国领导了欧洲经济关系在19世纪90年代的再调整。直到一战前夕的比洛夫时代，德国关税政策的侵略性才显著增强。而法国从第三帝国自由主义时代受益的群体，组成的鼓吹自由贸易社团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利用政府的频繁更替不时推动自由贸易立法，“总之，在1878年自由贸易阵营已经在法国全境巩固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随后在第三共和国的关税政策制定中起到关键性作用”。①自19世紀80年代以来法国共和派如费里、甘必大政府都主张一定程度的法德和解，以图得到德国对法国殖民政策的支持。法德对国际政治平衡的需求有效缓和了两国之间的经济紧张。
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表面上是在1873年经济大萧条打击下，诸国采取高贸易壁垒手段以克服经济困难而引发与他国激烈的贸易冲突，实质上是对世界市场及其背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并且与一战前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紧密交织。作为近代欧洲自由贸易以来第一次保护主义浪潮的产物，贸易战在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之后，非理性地提高贸易关税竞赛不仅对交锋双方产生影响，也一定程度上波及第三方国家，由此将这股贸易摩擦浪潮推向高峰。而这个时期的贸易战基本上都回归到双边贸易谈判后的最惠国待遇体系中，通过达成贸易谈判协议终结贸易战，走向贸易合作，事实上都不同程度降低了交战双方的关税税率，对于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保护主义起到缓和作用，使得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整体上仍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因此在一战前，欧洲内部贸易仍然是世界贸易的主体，在1876—1880年，欧洲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6.9%，1913年也保持在62%。②
【作者简介】朱华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 关键词? 贸易战，非对称性，贸易条约，贸易保护主义
? 中图分类号? K504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61-08
始于1873年的欧洲经济慢性萧条深刻影响了欧洲各国的经济繁荣态势，进而对政治生态形成冲击，19世纪60年代起建立的自由贸易的结构性缺陷由此被无限放大。各国政府试图通过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稳定，提高关税壁垒、强化贸易保护成为共同选择。当欧洲大陆陷入恶性的贸易保护竞争，层出不穷的贸易战便成为19世纪晚期经济史的一个显著特色。西方学术界对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的整体性考察成果略为有限，而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则相对丰富。①该主题尚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缺乏。②本文旨在继承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贸易战“非对称性”这一特征进行探讨，从新的视角拓展对该主题的了解。
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确立世界经济霸主的英国，最早在对外贸易推行自由主义且获得成功，在1860年通过英法商约将自由贸易的火种引入法国，很快在欧洲大陆形成燎原之势，欧洲建立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③贸易网络体系（Network of Cobden-Chevaliar Treaty），开启了自由贸易新时代。“门户开放”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对外贸易愈发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自由贸易浪潮虽然仅是昙花一现，但动摇了欧洲大陆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传统，特别是农业保护壁垒的缺口一旦被打开便再难以修复。
1873年爆发了以农业大萧条为先导的欧洲经济危机，加上交通革命摧毁了商品贸易的地理壁垒，推动美俄等国家的廉价农产品在欧洲市场泛滥。美国和俄国的小麦出口，分别从1870—1874年的59、55百万蒲式耳增长到1895—1899年的184、107百万蒲式耳，①其中绝大部分流向西欧。德国从俄国进口主要谷物总量从1875年48.8万吨到1877年上升为94万吨，②短短三年内翻了一番。欧洲大陆国家经济困难导致经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掌控政治话语权的地主阶级在丧失国外市场的同时，最为倚重的国内谷物市场也被不断蚕食，他们联合同样饱受经济萧条打击的制造业主进行政治施压，要求通过高关税抵制外来竞争。自由贸易时期欧洲诸国广泛参与的双边贸易条约，成为国际竞争加剧的替罪羔羊，这些条约在1892年前后密集到期，调整关税的外在束缚被削弱。以条约重新谈判为契机，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纷纷掀起贸易保护浪潮，开始推行新关税法，建立起人为的贸易壁垒，包括西班牙1877年关税法、俄国1877年关税法、意大利1878年关税法、德国1879年关税法、法国1892年关税法等，都不同程度提高了农工业品的关税税率，辅以隐秘的非关税措施如卫生检疫、生产补贴、出口奖励等。欧洲经济从英国主导下的自由贸易黄金年代，转入竞争和对立迅速激化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法国作为欧洲大陆经济核心，其关税政策调整对欧洲经贸形势产生直接重要影响，因此尤为引人注目。
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集体转向贸易保护，打破了自由主义时期欧洲贸易的短暂平和繁荣。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本质上集防御性与攻击性为一体，决定了各国在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同时，必须打开国外市场以满足国内产品出口需求。由于19世纪晚期以欧洲内部贸易为主，这些国家关税政策变动对周边欧洲国家影响最为明显。自由主义时代贸易谈判中盛行的双边对等模式被“胡萝卜兼大棒”所取代，“逐渐让步于报复性威胁”。③贸易小国④一方面本身受到世界经济萧条打击，另一方面還面临大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压力。这些小国为此所作的调整可分为三类：一、开放国内市场，专注于将自身拥有优势的某些领域提高到极致，力图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不可替代性。如比利时、荷兰。二、回应以温和程度的关税税率，对某些领域进行保护。如丹麦、瑞士。三、以往并没有真正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此时更是采取高关税壁垒。如丹麦、芬兰。虽然贸易小国的经贸政策高度不平衡，采取贸易保护的动机也不仅于此，但如此转变必然引起与大国之间的矛盾。当矛盾难以协调，贸易战便成为必然。
频繁的贸易战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特色”，⑤主要有1882—1885年法国-西班牙贸易战、1886—1893年奥匈-罗马尼亚贸易战、1886—1898年法国-意大利贸易战、1892—1895年法国-瑞士贸易战、1893—1894年德国-俄国贸易战、1903—1910年德国-加拿大贸易战、1906年西班牙-瑞士贸易战、1906—1911年奥匈-塞尔维亚贸易战。这一时期贸易战基本是围绕法、德两个贸易核心国家展开。其中以法意贸易战、法瑞贸易战、德俄贸易战最具典型。此外，比较严重的贸易摩擦还包括1894—1899年德国-西班牙贸易摩擦等。
表面上看，19世纪晚期贸易战大都由贸易小国直接挑起。1890年代德国执行新关税法，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签订新贸易条约，而俄国政府对续签德俄贸易条约展现不切实际的姿态，提出许多条件，到1891年末双方谈判才开启，历经几个月讨价还价并无实质性进展。最先丧失耐心的俄国为此设置“双重关税体系”，在1893年8月对德国进口产品开始执行最大关税，意味着平均关税上调20%～30%。德国立即对俄国产品加征50%附加税作为回应，俄国再度上调对德关税，“俄国就像一个大胆的选手，试图通过将边际提得更高、威胁使用最大关税来迫使其对手放弃博弈，但德国接受挑战，战争由此爆发”。①1891年，法国与瑞士的贸易条约即将期满，双方进入重新谈判阶段。瑞士拒绝向法国提供最惠国待遇换取法国最小关税，试图以新的一般税则来取代最惠国待遇，遭到法国拒绝，于是瑞士在1893年2月开始对法国200个进口产品条目征收歧视性关税，法国立即回应以报复性关税，由此宣告贸易战的爆发。法意贸易战较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意大利政府领导者个人决策失误和国家对自身外贸实力盲目自信的后果。总理克雷斯皮（Francesco Crispi）对法国的敌视促使他“胡乱利用关税保护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武器”。②1887年意大利宣布单方面提高对法商品关税，法国也对意大利的牲畜进口设置屏障，而意大利在1888年率先废除意法贸易条约，意味着两国矛盾不可调和。加拿大在1897年率先对德国执行非优惠关税，导致两国长期良好贸易合作关系的破裂。
表面上小国对大国发起挑衅的贸易战，实际上是小国不堪大国贸易保护主义霸凌压力而先行采取的防御性举措。德国容克地主在俄国农产品大量输入过程中损失最大，故而推动政府对俄国进口农产品执行非最惠国条款的歧视关税，“德国歧视关税是引起贸易战的第一步。德国，或者说是强势的德国农民党，是挑衅者”。③德国在新关税法执行过程中，有意绕开俄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签订新贸易条约，特别是向俄国之外的粮食供应国提供较大的农产品进口关税优惠，明显是在针对俄国。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恼怒地谈道：“它是完全直接针对我国的，因为事实上只有俄国既未曾和德国订立商约，这时也没有进行商讨这项问题。不难理解，这样不公平的策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困难。”④法国在1892年颁布臭名昭著的梅里纳关税（Meline Tariff），被称作19世纪晚期欧洲保护主义的精髓，实际上成为法国与瑞士贸易战的根源之一。1880年代意大利葡萄酒大量涌入法国，对法国农业，特别是南部葡萄酒种植者造成严重的打击，促使保护主义者联合呼吁制裁意大利。奥匈-塞尔维亚贸易战则源于奥匈自恃在塞尔维亚对外贸易中占统治地位，不时通过政治施压的方式干预塞内政，包括要求其终止和保加利亚的关税同盟谈判，最终塞尔维亚被迫反击。奥匈在巴尔干地区引发贸易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严重阻挠该地区国家对西欧贸易路径的顺畅。罗马尼亚与奥匈帝国关税战的重要原因是，奥匈政府企图切断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经济联系。
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整体表现为贸易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双边冲突，突出了非对称性这一特质。贸易战双方的非对称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双边贸易依赖的非对称性
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双方贸易依赖的非对称性，包括双边贸易总额的非对称性和贸易商品结构的非对称性。
在双边贸易总额不对称性方面，贸易大国往往是贸易小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最重要对象之一。而对贸易大国而言，交战对手在其对外贸易所占份额并不突出，存在高额贸易逆差。俄国出口的29.1%是流向德国，相反，德国出口仅有6.4%面向俄国。在贸易战爆发前的1892年，德国对俄进口581百万马克，对俄出口263百万马克。法国占据了意大利总出口额的近1/3，1883年法国对意大利进口427百万法郎，出口177百万法郎。⑤据法国海关统计，即使在1891年，法国对瑞士出口额也达到21403万法郎，占瑞士总进口价值22.96%;瑞士出口到法国的价值为12497万法郎，占瑞士总出口价值18.6%。⑥相反，瑞士产品仅占法国进口总额2.6%，瑞士也只吸收了法国出口价值总额6%。⑦
从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双方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来看，基本上表现为贸易小国对大国输出农产品、低端产品，从大国进口工业制成品、机器等，而大国则相反。1890年俄国对德国出口总额达到2700万英镑，其中95%是农产品、木材、原材料和半制成品。①意大利的葡萄酒、油、丝绸、牛、蔬菜和水果高度依赖于法国市场。塞尔维亚的出口商品更是几乎全部依赖于奥匈帝国，向其获取工业品和贷款。因塞尔维亚出口到奥匈的商品中，生猪占据很大比重，这一关税战甚至被称为“猪战”（Pig War）。
（二）对外贸易弹性的非对称性
19世纪晚期贸易战中，交战双方双边贸易构成差异明显，在价值链分配方面，贸易大国通过工业制造品夺取价值链上收益最大部分，产品需求弹性较强。相对而言，在长期农业大萧条背景下，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弹性远小于工业品。
弹性不足意味着小国对外贸易渠道严重扁平化，一旦爆发贸易战，贸易小国对大国贸易输出下跌幅度远甚于后者。19世纪80年代以来俄国一直是德国农产品进口的最主要来源，一度占据德国谷物进口的一半以上，但贸易战使得俄国失去了这一地位。到1913年，德国小麦进口市场份额中，俄国仅占24%，远低于美国的40%，与阿根廷的19%不相上下。②法意贸易战时期，“意大利受贸易战影响最深刻，因为它诸多生产分支是专门为意大利产品向法国出售而发展的”。③由于意大利产品出口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弥补，总出口量大幅下滑。1888年3月到6月末，法国对意大利出口仅下降1.5%，而同时期意大利对法国出口下降10%。④特别是对法国葡萄酒出口，从1887年的97.3百万法郎下降到1890年的1.3百万法郎。⑤意大利政府也承认在法意贸易战中，本国的葡萄酒出口受到的打击最大。⑥甚至部分南方葡萄种植者被迫加入了移民潮。德国政府文件中评估了德国市场对于俄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失去德国市场，“一旦俄国想再度出口其剩余谷物，它便会发现难以恢复曾经的地位”。⑦特别是在1893年俄国农业大丰收背景下爆发对德贸易战，俄国惨重损失。只有法国和瑞士贸易战例外，瑞士的工业化水平明显高于法国，因此瑞士的双边贸易下跌幅度要逊于法国。法国-瑞士贸易战爆发之后，瑞士对法国主要产品出口与1890—1891年相比，1893年丝绸制成品下跌65%、原色丝绸下跌44%、刺绣下跌50%、原色棉布下跌83%，而法国出口到瑞士的主要产品中，桶装葡萄酒下降91.6%、羊绒制品下跌80%、丝绸下跌57.5%。⑧
而贸易大国在贸易战中表现出良好的对外贸易弹性。法国产品出口到意大利虽然在起初也受到一定打击，但法国迅速从其他市场获取弥补。因此对意贸易战期间，法国外贸总出口量不仅没有下降，相反有所增长。德国早在对俄贸易战爆发前就已尝试减少对俄国农产品的依赖，积极开拓同类产品来源多元化，如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起就与意大利建立起农产品贸易长期合作关系。而随着美洲和澳洲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德国粮食缺口则很容易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满足。德国政府备忘录显示，1891年俄国谷物占德国进口的53%，1892年为18%、1893年為14%，⑨造成的市场空缺主要被美国、罗马尼亚、阿根廷分割。这些都说明，贸易大国受到的影响要小得多。
（三）制裁措施的非对称性
制裁措施的非对称性实质上来源于外贸结构的非对称性。关税是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保护的基本手段，贸易战的主要制裁工具，而方兴未艾的非关税措施展现了制裁措施的非对称性。贸易大国对小国的非关税制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滥用“卫生检疫”规则，限制乃至禁止牲畜进口。“卫生检疫”规则最早起源于英国对俄国牲畜进口的抵制，很快扩散到欧洲大陆。这是19世纪晚期欧洲惯用的非关税制裁手段之一。德俄贸易战中，德国在1894年通过一项更为严格的卫生管理条例，“直接针对俄国”，①相当于禁止从俄国进口牲畜。奥匈也模仿德国，在对巴尔干国家的贸易战中长期应用这一手段。法国1892年梅林关税同样以卫生原因禁止牛的进口，这项禁令一直维持到1903年。二是限制对贸易小国的资本投资。贸易小国不仅对外商品贸易较为依赖大国，其进行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大国。德俄贸易战爆发前夕，德国就已经停止向俄国发放贷款、禁止购买俄国有价证券，对急需资金注入的俄国工业化造成了严重打击。有着“欧洲银行家”美誉的法国，是意大利最大的资本投资来源国，法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将大量资金从意大利银行和企业界抽离，开展抵制意大利信贷运动。相反，贸易小国难以采取有效方式进行反击。如瑞士为打击法国商人借道他国进口到瑞士，在1893年4月开始推行制成品、机器“来源地证明”规则。但实际上法国出口到瑞士的产品有一半都没有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法国仍是瑞士的第一大进口国。俄国亦采取同样方式打击德国，成效也不理想。
由于小国在和大国进行贸易战博弈中遭受的损失更大，对回归贸易谈判圆台、达成经贸合作的意愿更强，因此必须率先做出更大让步姿态。贸易战双方的非对称特性，导致在贸易谈判中大国凭借优势，胁迫小国做出较大让步，对贸易小国采取惩罚性姿态。
这种惩罚性首先表现在谈判结果中，贸易大国往往只是向其对手提供一般性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这种待遇已经广泛推及其他贸易合作国家，而贸易小国合理的贸易优惠诉求难以充分满足，还要牺牲更多的经贸利益。即使在贸易战爆发后的早期协调中，贸易小国也被迫首先让步，以换取大国重返谈判桌的可能。作为意大利最大的海外市场，法国的关税报复使得意大利商业严重受挫。1888年7月，意大利对法国作出妥协姿态，向法国大使提议下调1887年普通关税的50%（但相比1881年关税仍然是提高了50%），以图结束贸易战。法国拒绝了这一提议。正如一位英国驻法大使所言：“法国议会在面对意大利时，已经排除了‘进一步谈判这个词汇”，②因为法国经济、商业尚未受到对意贸易战的深刻影响，它希望通过贸易战迫使意大利对法关税至少低于1881年条约中规定的税率。1889年末意大利主动单方面下调了对法国的歧视附加税，而法国到1892年才取消对意的惩罚性关税，但执行梅林关税体系最大税率，直至1898年才向意大利提供代表最惠国原则的最小税率。1893年8月底，即德俄贸易战爆发尚不足一个月，俄国财政大臣便表达了希望两国政府协同解决争端的意愿，主动派遣专家代表团到柏林进行协调。贸易谈判中，在德国压力下，俄国需要废除对德国进口棉花、煤、生铁的歧视关税，放弃要求德国取缔以“卫生检疫”为名的限制活牛的诉求。
惩罚性还表现在谈判后达成的贸易条约中，大国对小国贸易政策的干涉，约束小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执行的自主性。德俄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与德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几无二致：相当一部分德国进口条目在十年条约期内关税固定化，意味着俄国自1822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关税自主政策受到较大程度的外在约制。甚至要保证俄国的自治大公国——芬兰向德国提供更大程度的关税优惠，③这无疑沉重打击了俄国在芬兰的影响力。与奥匈贸易战的后果是，罗马尼亚被迫宣布放弃一切对奥地利的歧视性关税。非对称贸易战在谈判结果上展现的贸易大国对小国惩罚性，其实质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优势基础上的贸易霸凌主义。
贸易大国之所以采取惩罚姿态，一是因为19世纪晚期欧洲各国的贸易协定中普遍受到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制约。这个本身有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规则，在贸易战谈判中却因其捆绑性成为“软肋”。以至于德国首相卡普里维在1891年回顾德意志帝国早期外贸政策时说道，“最惠国待遇逐渐成为一个广泛的损害”。④若对小国的贸易挑衅展现温和姿态，在贸易规则上作出较大让步，一旦超出大国所能接受的阈值，将会因其他贸易合作国家的效仿形成连锁反应，因此有必要进行严厉制裁，摧毁对手的抵制，以达到“杀鸡儆猴”之效。二是从政治外交角度出发，贸易战于本质而言是一场政治角力，作为国家在经济外交的激烈表达，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外交目标。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逐渐分化成两个明显的军事政治阵营，法国、德国、奥匈在贸易战中通过严厉制裁对手，一方面利用制裁达到威慑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贸易战制裁，或削弱潜在战争对手的经济实力，或引诱贸易小国对原先选择的阵营产生离心力。德俄双方早在贸易战爆发之前，已经明显表现出在外交领域的竞争。《再保险条约》到期后德国拒绝续约意味着德俄间良好友谊的结束，德俄贸易战使俄国在经济上加深了对法国的依赖，将俄国推向法国。法国试图通过对意贸易战引诱意大利脱离三国同盟。虽然最终未能达到这一意图，三国同盟在1891年得以续约，但法意为结束贸易战所缔结的条约向意大利提供了经济激励，引导意大利开始与法国接近。
惩罚的强弱程度也与谈判双方的贸易互补性有所关联，互补性越大，惩罚性越弱，二者呈负相关关系。与法意贸易战、奥匈罗马尼亚贸易战等谈判结果相比，德俄贸易谈判由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要大得多，惩罚性也较温和。俄国市场对德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分量，因此德国政府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之下，达成贸易协议的愿望较为迫切。整体而言，德俄双方的贸易冲突时间短、惩罚性较弱、贸易战结束后双方经贸规模恢复程度高，双方贸易甚至比贸易战之前还紧密，完全不同于法國与意大利、瑞士，奥匈与巴尔干国家谈判的结果。总之，贸易战后新条约的平衡程度基本可以反映双方力量的对比和互补程度。
这一时期欧洲经贸大国英、法、德之间虽然长期存在轻度贸易摩擦，但几乎都尽量避免直接贸易冲突，力图在最惠国条款框架内活动，在续约时也尽力维系双方已有的经贸关系。之所以在大国之间没有发生贸易战，首先是它们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结果，其次是政治平衡的考虑。
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也是法德商品进出口的最佳主顾，其经济实力虽然在19世纪末有所下滑——被认为是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贸易保护回暖的根源之一①——但其经济霸主地位仍得以维系。英国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以自由贸易领航者自诩，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也基本贯彻了自由贸易原则。但19世纪80年代曾出现以“卫生管理”为由严格限制、甚至禁止活牛进口的举措，一度引发国内外的担忧。“德意志制造”在英国泛滥也带来很大的不安，致使英国议会在1877年通过明显针对德国制造品进口的《商标法》（Merchandise Marks Act）。但是诸如此类的非关税壁垒所占比例极小，也没有扩散。19世纪末在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iain）领导下，英国一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关税改革运动，试图以“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但仍然无法撼动经济自由大厦，最终告于失败。因此以零税率、低税率为其贸易政策基本特征的英国，继续以向世界输出自由贸易为使命，不轻易以贸易摩擦作为其对外贸易的导向。“英国单方面转向自由贸易既放弃了撬开欧洲市场的能力，又放弃了施加影响和报复的可能性。”②
德国是英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最大挑战者之一，但是双方的经济博弈主要在殖民地市场，而不是双边直接交锋，在更多时候“他们彼此间是顾客身份，而不是相互竞争关系。不过偶尔会在拉丁美洲形成竞争，但这是公司间竞争而不是国家间竞争”。③甚至与远处北美的加拿大爆发贸易战，德国也要顾忌其支持者英国的态度，因此相对克制，所以贸易战虽然持续将近十年，“是英德在一战前最为严重的外交紧张事件之一”，④但对双方贸易影响有限。最后的谈判协议中，德国以最小关税税率换来加拿大普通关税，显然更多的是在顾忌英国的影响。德国作出如此让步，在它一系列的贸易谈判之中是罕见的，“若无英国支持，而仅仅是较量德国与加拿大的规模差异，便极有可能产生一个与其他非对称贸易战相一致的结果”。①英德之间的贸易往来在一战前夕一直都较为紧密。据估计，大约41%的英国产品免税进入德国市场，②其中大部分是原材料。俾斯麦时期对法国执着于守成式的外交方针，竭力维护和法国的贸易关系。同时，自19世纪80年代末以来，德国经济发展越发依赖于出口，亦逐渐不轻易引发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冲突，这在卡普里维时期最为明显。
对法国而言，英国是其产品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国内自由贸易者推动政府维系对英国友好的贸易合作关系。英法之间因殖民地争夺几度接近爆发战争，但这种敌对情绪没有弥漫到欧洲内部事务中。从对外贸易战略层面出发，法国在诸多贸易领域需要倚赖英国支持，以抗衡德国在欧洲的经济扩张，这种心态典型地体现在19世纪晚期欧洲食糖贸易协调的进程中。法国在世界市场避免与英国竞争，“在第二帝国的灾难之后，法国只有通过出口那些与英国不构成竞争而是补充性的产品，以在世界贸易市场上占据份额”。③因此法国一直以最惠国条款原则与英国相处，在多次关税调整中都尽量淡化与英国的经贸矛盾。德国对法国而言，既是欧洲大陆经济竞争对手，又是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一方面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往来伙伴，到1887年德国是法国第三大供应国和第四大消费者，1888年一位法国议员甚至提议组建法德关税联盟，并得到俾斯麦的赞赏;④但另一方面，法国唯恐德国在欧洲大陆经济生态圈一家独大，特别是德国拉拢奥地利，意图组建中欧经济联盟以控制欧洲大陆贸易，无疑对法国形成巨大挑战。法德两国贸易总额自普法战争之后便趋于平缓，原因之一是法国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占据了两国在战前贸易额的相当一部分。⑤双方在半制成品、食物等方面的交易甚至出现较大下滑。
法德之间虽然在19世纪晚期也出现了若干小规模贸易摩擦，但缺乏爆发贸易战的内在推力。两国的贸易摩擦几乎都由法国率先挑起。1876年法国提高对钢的出口奖励、1881—1885年新关税法多次提高制造品关税、1892年以高度农工业保护为特色的梅里纳关税、包括法国民间出现抵制“德国制造”的浪潮，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德意志经济扩张主义的回应。而德国并未采取针对性的报复，因此两国之间一直未曾爆发贸易战。此外，法德虽然是19世纪晚期欧洲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旗手，但实质上均是执行较为温和的工业保护和较为强硬的农业保护，两国之间的关税政策从内容上而言并无直接冲突。同时法德两国外贸结构互补性不强，对外贸易渠道都展现较大弹性，因此即使贸易战也难以给对手造成深刻经济打击。
大国间贸易平和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平衡的结果。“政治家推动贸易政策要考虑政治代价，以及他们能从贸易政策政治市场上获取的收益。”⑥德国首相俾斯麦在外交上并非极端好战主义者，他利用1879年关税体系积极维系与外国现有经济关系，通过外交手腕尽力避免外国报复。“当俾斯麦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以后，他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旨在拖延一场新帝国与欧洲其余部分的对抗”，⑦其中对法政策是其核心之举。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维更是以温和的关税政策著称，他所构建的外贸体系其重要性并不在于为德国带来的经济利好，而是抑制了德国逐渐转向经济孤立的态势，再度兴起对外经济交流热潮。“卡普里维对于保护主义的国际后果十分警惕。他担心如果不能逆转保护主义，经济冲突导致欧洲政治关系恶化，邻居们的报复会威胁德国的崛起。因此，为了减少经济冲突，振兴德国工业扩展，提供工作岗位来稳定劳动力流出，卡普里维推进建设欧洲自由贸易阵营。”⑧卡普里维时期的德国领导了欧洲经济关系在19世纪90年代的再调整。直到一战前夕的比洛夫时代，德国关税政策的侵略性才显著增强。而法国从第三帝国自由主义时代受益的群体，组成的鼓吹自由贸易社团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利用政府的频繁更替不时推动自由贸易立法，“总之，在1878年自由贸易阵营已经在法国全境巩固了政治和经济地位，随后在第三共和国的关税政策制定中起到关键性作用”。①自19世紀80年代以来法国共和派如费里、甘必大政府都主张一定程度的法德和解，以图得到德国对法国殖民政策的支持。法德对国际政治平衡的需求有效缓和了两国之间的经济紧张。
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战表面上是在1873年经济大萧条打击下，诸国采取高贸易壁垒手段以克服经济困难而引发与他国激烈的贸易冲突，实质上是对世界市场及其背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并且与一战前欧洲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紧密交织。作为近代欧洲自由贸易以来第一次保护主义浪潮的产物，贸易战在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之后，非理性地提高贸易关税竞赛不仅对交锋双方产生影响，也一定程度上波及第三方国家，由此将这股贸易摩擦浪潮推向高峰。而这个时期的贸易战基本上都回归到双边贸易谈判后的最惠国待遇体系中，通过达成贸易谈判协议终结贸易战，走向贸易合作，事实上都不同程度降低了交战双方的关税税率，对于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保护主义起到缓和作用，使得19世纪晚期欧洲贸易整体上仍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因此在一战前，欧洲内部贸易仍然是世界贸易的主体，在1876—1880年，欧洲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6.9%，1913年也保持在62%。②
【作者简介】朱华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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