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家庭主妇”：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形象形成原因分析
刘自强 张浩娜
摘 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上千万男性应征入伍直接导致了后方劳动力严重不足，美国女性开始接替男性的工作，“钻工罗西”是战争年代美国女性的典型形象。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妇女却掀起一股回归家庭生活的高潮。“快乐的家庭主妇”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妇女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的形成，与美国传统的妇女觀、冷战的阴影、学术理论和现实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 ?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家庭主妇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53-08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上千万男性应征入伍直接导致了后方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的美国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进入机关和工厂，妇女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女性的形象，能够反映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经济和政治角色。”①“战争年代著名的‘钻工罗西（又名铆工罗西）形象象征着女性在工业生产中所扮演的新的重要角色。”②然而，二战结束以后，“大量的证据表明，战后美国社会经历了一股回归家庭生活的高潮以及对建立在男女角色明确分工之上的家庭生活的重新肯定”。③如果说二战时期塑造的是“钻工罗西”那样的女英雄形象，那么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则变成了“快乐的家庭主妇”。《生活》杂志在1956年的特刊《美国女人》中，选取家庭主妇作为“时代女性”：年龄在32岁左右，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高中毕业便已结婚，年轻、美丽又讨喜;家庭女主人，治家有方，将家庭布置得温馨可爱;每年招待1500名客人，并得到年收入2.5万美元的丈夫的支持;事务繁多，需要料理家务、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参加社区慈善会议、每周一次购物;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母亲，花很多时间陪孩子，关心他们的课业;为了陪丈夫参加社交活动，正打算学习法语，以便在社交场合为丈夫争光。④家庭妇女的天地只局限在生儿育女、照顾好丈夫孩子及整个家庭之上。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将“钻工罗西”变成“快乐的家庭主妇”呢？在现有的关于美国妇女的研究成果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之国内更为丰富。⑤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学术界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二战和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而对50年代美国女性的状况鲜少单独提及。因而，关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的成因问题，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传统、冷战阴影、学术理论和现实状况四个方面，对这一形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美国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1620年11月11日，经过60多天的海上漂泊，满载着35名清教徒和66名淘金客的“五月花号”即将在北美大陆登陆。登陆前，他们制定了一份公约，即《五月花号公约》：“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吾王与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吾等越海扬帆，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①清教徒们是为了给上帝争光，为了基督教信仰，才以上帝的名义在上帝面前立誓，基督教俨然是他们生活的指路明灯。在《圣经》中记载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上帝创造亚当后，为使亚当不受寂寞，又用他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讲：“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将全权统治你。”②从一开始，女性便是男性的“附属”，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也随着“五月花号”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1776年，艾比吉尔·亚当斯写信给远在费城参加大陆会议的丈夫约翰·亚当斯，催促他和他的代表伙伴们尽快设计出新政府的轮廓，还特别叮嘱他们“别忘记妇女们”：“与你的祖先不同，你应对妇女更加宽厚仁义……假如新法没有给予妇女特殊关照，我们决议煽动一场反叛，并将拒不服从任何一条不体现我们心声、或未经我们参与的法律……请把我们当人看，当作是上天委托你们庇护之人，并且遵照神旨，仅仅为了我们的幸福，才动用你们手中之权。”③这封信从侧面说明当时北美大陆女性地位之低。遗憾的是，约翰·亚当斯夫人的叮嘱并未奏效，其后的《邦联条款》和《1787年宪法》也对女性的权利只字未提。直到20世纪初，第19条宪法修正案才将妇女有权投票参与政治写进了宪法，女性这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公民。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宣战。战争迅速改变了美国妇女和男子的生活。战争开始后，上千万男性应征作战，大量工作岗位空缺，女性便顶替了他们的工作。在二战期间，有600万以上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妇女参加了工作。1942年，根据美国职业介绍所提供的调查结果表明，“1月到7月间，工厂雇主把预计妇女所能接受的新工作比例从29%提升到55%……雇主们认为启用女工是顺应潮流的”。④“妇女在劳工中的比例从1940年的25%增加到1945年的36%。”⑤
为进一步吸引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以政府为主导，以新闻媒介和广告商为辅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兴起。“美国政府强调一种‘爱国义务，鼓励女性将工作作为一种‘物资来支援前线，以保护自己在战场上的亲友，并加速战争的结束。”⑥“钻工罗西”成了闻名全国的女英雄，电影《1943年的魅力少女》给妇女传递“在工厂操作机器和在家里做家务没有多大区别”的信号，充满魅力的女军人形象也在新闻媒介中频频出现。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天然角色”被支持战争的“爱国义务”所取代。⑦
然而，“从一开始，打破劳动性别分工就只限于战时需要”。⑧在宣传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还曾规劝就业女性放弃工作，回家做家庭妇女。到了40年代战争时期，则以爱国主义为基调进行宣传，鼓动女性参与就业。很明显，战争期间招聘妇女做工仅是一种临时性措施，美国政府只是让女性“暂时中断全职性家庭的女角色，去工厂企业临时扮演一种新的角色”。⑨
女性听从号召进入新角色，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好。“尽管战争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歧视依然存在。”⑩起初，妇女被雇佣时，工会极力反对，甚至达到了罢工的程度，一名技术工匠说：“妇女不知道如何忠诚于工会。她们卑鄙无耻。”①工会的领导也多数是男性，“只有少数工会中妇女担任低级领导职务”。②在工业生产中，雇主们不愿意投资培训女性做技术工作，因为他们相信女工只是暂时的。雇主们通常给女性和男子分配不同种类的工作，给女性的工作贴上“轻松”或“不熟练”的标签，给同样或同等工作的女性的报酬低于男子，并剥夺女性的晋升机会。在部队中，大部分妇女在办公室、供给部门工作或做护士工作。各军种都避免把妇女安排在可能会向男人发号施令的岗位上，并尽可能避免给她们分配海外任务。
战争还未结束，让女性回到家中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有的从争取做好妻子的角度进行劝说，有的从争取做好母亲的角度展开攻心战。1945年4月记者露西·格林鲍姆（Lucy Grunbaum）写道：“工业企业中那些与妇女一道工作和为妇女利益而工作的所有组织都期望给已婚妇女施加压力，使她们待在家里照看孩子。战争时期她听到的是允诺;和平时期却充满禁令。”③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t）认为，从事工业工作的女性接受了大规模的裁员，或回到家中，或降低工资，或从事低技能工作。④留在劳动力市场的钻工变成了超级市场的收银员、女佣和自助餐厅的服务员。⑤妇女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也从1945年的36%降到了1947年的28%。⑥
实际上，反对妇女就业的呼声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即使战争使得公众对妇女就业的态度从坚决反对到部分接受，但这并不等同于公众对妇女就业是欢迎的，并不代表美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因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二战只是暂时打断了美国社会一直就存在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战后对妇女工作的需求减少了，这种观念自然卷土重来。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便拉开了冷战的序幕。1950年5月5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40%的人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威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冷战不仅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了一层阴影，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破坏了一部分人的正常生活，其中不少是女性。”⑦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盛行于美国政坛的麦卡锡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事实上，苏维埃俄国自诞生以来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与美国就是根本对立的，这就使得美国出现浓厚的“恐共反共”的情结。一战后美国就曾参与列强组织的对苏俄的经济封锁与武装干涉。二戰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更是强化了这种情结。“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肆无忌惮的反共主义的，当属参议院议员麦卡锡。他有力地影响了民众，激发了全美上下的反共热情。”⑧需要指出的是，麦卡锡主义带有明显的“性别标记”（sexual overtones），经常对美国女性施放冷箭。⑨教师职业，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职业，在律师、医生等专业性较强的职业尚未大规模对美国女性开放前，一直是美国妇女从事人数最多的专业性职业。麦卡锡及其追随者曾以“女子学校和学院里存在着一些对俄罗斯最忠诚的信徒”为名，解雇了许多中小学女教师。
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际，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其他保守势力也不甘落后，纷纷将矛头对准了女性。男女有别、互不越出自己的领域范围，是保守主义的一贯主张之一。妇女从政、职业妇女等这类离经叛道行为，对保守派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为了回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去，让男女在各自的领域里各司其职，50年代的保守势力对包括女性在内的‘越轨行为进行严厉打击。”⑩一些与左翼政治有关的或被怀疑为左翼政治的妇女组织遭到了摧毁。1946年，左派妇女成立了美国妇女大会，但1950年司法部却下令将其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该组织随后解散。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是一个和平主义组织，但在1945年以后，由于一些成员指责其他成员支持共产主义，该组织经历了激烈的内斗，最后自生自灭。
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社会更加强调家庭团结。许多领导人、专家认为诸如家庭破裂之类的美国内部问题是其真正的危险，会影响美国国际形象，弱化国家力量，壮大苏联。“为缓解这些忧虑，美国人将家庭视为不安稳世界中的安全堡垒……大多数美国人都赞成家庭稳定应该是抵御冷战威胁的最佳堡垒。”①基于这种观点，每个家庭也就成为了抵抗苏联的堡垒，女性更是承担起照顾好家庭、孩子的重要角色，很多人都努力学习急救、消防方面的知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作用对于维护美国及其民主理想至关重要。”②这样，自然就把女性牢牢束缚在家庭里面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曾经对人类初期自发产生的天然性别分工进行了论述。这种天然的性别分工，“使得妇女极其自然地成为了‘家庭的主人，负责管家、做饭、纺织、缝纫等雏形化的‘家务劳动;男子则极其自然地成了‘森林的主人，负责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等雏形化的‘公共劳动”。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对男女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进一步获得了学术理论上的支持。在战后的几年里，精神病学家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精神分析在40和50年代达到了流行度和职业声望的顶峰”。④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西方男性主义心理学之父”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性欲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儿童性心理发展理论。他认为，男孩在幼年某个时期会担心被父亲杀害或阉割，因而男孩会努力屈从于父权权威，即“阉割情结”。女性幼年时期因发现自己缺少阴茎而自惭形秽，进而产生“阴茎嫉妒”心理并造成“阉割情绪”的缺失。结果，男孩充分融入父权制文化，女孩则因为这种缺失，只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对象存在于父权制文化的边缘。这种缺失直接导致女性性格方面的各种缺陷，女性是被动的、自卑的、不完整的，她们有缺陷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女子理性和道德的低劣，只适合完成生物性功能——为人妻母。“弗洛伊德不仅对传统父权制的偏见十分严重，而且还公开反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他斥责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为‘荒谬、‘没有人性。并声称男女平等‘根本不可能，所谓‘两害相权，还是男人优越些好。”⑥
尽管今天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早已受到批判与挑战，但是在战后的精神病学者中，弗洛伊德的理论占据了优势。弗洛伊德论者认为，妇女只有通过做家务和当母亲才能得到感情上的稳定，出去工作的妇女否定了她们最深刻的需求，而且承担着不能体验爱情或满足性爱的危险。反过来这就威胁了家庭，进而甚至威胁了整个西方文明。另外，弗洛伊德论者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早年生活对整个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对妈妈们来说很清楚的是，她们必须待在家里去监管她们孩子的成长。
此后，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不断扩散，“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历史研究和文学都无一例外地被弗洛伊德的思想渗透，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变形”。⑦结构功能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崛起的最重要的社会学流派之一，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并从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⑧他的社会学理论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帕森斯认为，传统的两性分工有利于工业社会的稳定。他还对男女两性活动的工作领域作了划分，规定了女性的母亲之责，认为女性的职责是和其生理结构相关的。他指出：“一个成年男人只有以一种体面的职业‘挣钱谋生时，他才能做到自尊并受别人尊重……至于女性的作用，情况则不大一样了……女子的主要身份是她丈夫的妻子，她孩子的母亲。”①功能主义的“性别分工理论”就这样给美国女性头上戴上了一个紧箍咒。正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中所说，“在美国，社会科学没有摧毁妇女生活的旧偏见，反而賦予了它们新的权威。这种权威使本来应该成为妇女解放强有力武器的精神病学、社会学等的深刻见解互相抵消，使妇女陷入了死胡同”。②
首先，人们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召唤女性回到家中。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影响。凯恩斯曾把“大萧条”与中世纪相比，认为同样都是“黑暗时代”。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在垃圾桶里翻捡，希望找到一点残羹剩饭;城市边缘，很多人用锡铁罐、废木片等残砖破瓦搭成棚窝，一家人以此为家。到1932年，大约有2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从最初的“五月花号”到西进运动，绝大多数美国人生来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认为失业和贫困是个人失败的象征，特别是许多成年男子，认为失业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大萧条，对“男人是家庭经济支柱这一传统角色，造成了最大一次危机”。③大萧条过后紧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40万美国军人阵亡，数十万人身负重伤。战争结束后，人们压抑多年的对正常生活的强烈渴望得以爆发：一个家庭、一幢房屋、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成了战后美国梦的主要内容。厌倦战争的归国士兵回家重建生活，为了让他们适应“正常生活”，让他们“饱受摧残的自我需要得到支持和修复，每个人都同意，最好是在传统家庭中明确性别角色……在明确界定性别角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家庭单位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④因此，战时被女性占据的工作岗位势必要重新回到男性手中，女性自然也应该退回到家庭中去。同时，战后美国进入经济的“黄金时代”，“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181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4392亿美元（以1954年美元计算），增长38%”。⑤不少男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男性）觉得让妻子出门受雇有损自己的身份，认为妻子的光鲜亮丽可以展示自己的成功。人们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就这样把女性召唤回家中。
其次，婚姻观、生育观及家庭观的变化将女性束缚在家中。残酷的战争改变了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期待。从恐怖的战争中归来的退伍士兵已不再沉迷于少女的情怀，他们更需要的是愿意抚育孩子的年轻女性，她们要和战场上的护士一样冷静、能干。“从前一个男人会和‘装饰品结婚，现在更想和对家庭有帮助的女性结婚。”⑥有些女性自己也不愿出门工作，一位工会女领导人在听到战争结束后应该回家时，感到十分高兴：“战争结束后，我要修剪指甲，穿上我能找到的最美的带褶边的衣服，从头到脚泼上一瓶香水，然后高高兴的地将工会职位让给……某位凯旋又胜任的小伙子。”⑦这一时期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明显提前，从1940年的21.5岁提前到1950年的20.4岁，⑧22岁的女性就会被认为是老处女。与之相伴的便是“婴儿潮”的出现，出生率从1944年的10.6‰急剧上升至1947年的25.8‰。整个50年代，婴儿生育高峰一直持续不断。⑨美国人口从195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960年的1.79亿，几乎增长了20%（详情见表1）。⑩拥有4～5个子女的家庭非常普遍，家庭规模的扩大使女性“更倾向做出赋闲在家的决定”。{11}毕竟，养育子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抚养孩子的全过程虽然一般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但作为母亲的女性付出的心力往往是最大的”。①女性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家庭中。1946年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出版了讲述养育后代知识的《婴幼儿养育大全》，对育儿方法进行重大革新。与当时大多数育儿书籍所推崇的冷酷的权威主义不同，斯波克主张“母亲要付出无限精力去保护儿童免受许许多多的担忧和焦虑”。②此书一出版便风靡全美，成为万千父母的育子教科书。当然，这也加重了女性的责任与负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迈入工业社会，城市化发展迅速。小型化、简单化结构的核心家庭开始大量兴起。核心家庭的出现催生了新的家庭价值观，“在（核心）家庭中一般建立明确的性别分工，丈夫外出工作，挣钱养家，妻子一般做全职太太或从事兼职工作，把更大的精力和时间照顾家庭和儿女”。③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孕育了新的家庭生活观，“传统家庭的教育、宗教和娱乐功能被相应的专门机构所替代。工业化导致家庭与工作的分离，外出工作的辛苦和竞争的压力使家庭被美化成远离外部世界的避风港。妇女作为这个避风港的守护者，被期望集中精力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而不再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④此外，战后美国“郊区化”的发展也“使妇女有更多事可做，她们打理房间和花园并接送孩子上下学”，⑤承担起家庭中的全部家务及养育子女的责任，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城市去采购生活用品，自己的闲散时间极其有限。即便是有时间，远离城市的郊区能为女性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并不充足。“妇女们除了做家庭主妇和妈妈以外，再不可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了。”⑥
再次，政府“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将女性赶回家中。二战后有千万名士兵退伍回国，为避免出现退伍军人骚乱问题，美国国会于1944年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给退伍军人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每月50美元的生活津贴（已婚者或有赡养对象的每月提供75美元）以及价格极低的抵押贷款（规定由联邦政府担保，提供退伍军人用以购买或建造家宅、农场和开办企业等贷款一半以下的金额，利息为3%～4%）。⑦免费教育使男性在就业市场上胜出一筹，较女性更有竞争力;生活津贴又刺激了美国人早婚早育。1944年还颁布了《公路法》，使交通更加便捷。住宅补贴加上便捷的交通均有助于士兵在郊区购买房屋，女性自然也就随丈夫搬到了偏远的地方，远离了工作，沉迷于家庭。除了“胡萝卜”的引诱，一些强制手段也迫使女性回到家中。早在1942年，为了确保女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美国政府将儿童照管问题纳入到《兰汉姆法案》中，开始筹备建设社区儿童保育中心。后来，为了“将孩子送回母亲身边，将就业母亲送回家中”，联邦政府不顾女性的反对于1946年终止了对保育设施的资助，到1948年所有的州也都终止了资助。公共保育服务被终止，女性自然要返回家中照顾孩子。“妇女不久前还是国家工厂里的宝贝，现在却一锅端地被遣散回家，一去不返。”⑧
最后，社会环境催促女性回到家中。社会对女性的催促是隐性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大众传媒就是通过强调女性的生殖、持家功能来压迫女性;直接针对特定类型女性的媒体（如妇女杂志）特别容易强化这种形象。”⑨20世纪50年代的女电影明星要么是天真的和没有个性的，比如多丽丝·戴，她在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中演绎了一个迷人的姑娘如何博取男人的欢心。要么表现出一种由天真和性感的复杂混合，如玛丽莲·梦露，扮演的角色都是有着红唇碧眼、丰乳肥臀的金发女郎，毫无廉耻的迎合“一种虚假的、任性的、幼稚的性爱想法……永远也不可能成熟为一个温暖活泼的女人”。①还有一些电视剧比如《我爱露西》（一般在播出时刻，美国2/3的电视机都会锁定它）和《奥茜与哈里亚特》都描写了傻里傻气、天真可爱的家庭主妇的万千生活场景，进一步强化了居家生活的性别角色。广告也喜欢以女性为对象：一位打扮精致的妻子在厨房准备食物，透过窗户开心地望着和女儿玩耍的丈夫，广告词写着：“女人不能离开厨房！我们都知道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做饭给男人吃……”;另一个领带广告写道：“告诉她，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广告画上的丈夫洋洋得意得躺在床上，美丽的妻子跪在床边像仆人一样给丈夫奉上早餐。②
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大搞奢侈消费，出现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很多人以追求感官快乐作为人生价值所在”。③报纸杂志教给女性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的报纸杂志并不能带给她们任何外界的消息。那段时期，卡斯特罗领导了古巴革命，阿姆斯特朗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去太空旅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爆发……然而，各类妇女杂志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这些妇女杂志的封面往往是金色碧眼、雪肤红唇，像洋娃娃一般精致的女孩，她们年轻貌美，温顺体贴，是类似于宠物一般的存在，完全没有自己的人格。杂志里面则被饮食、穿着、化妆品、家具和青年女子的体态塞得满满的。“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有效传播媒介，选择并塑造了不同女性形象作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理想女性。”④《周末评论》一篇文章写道：“做个好妻子、好母亲，简而言之，做个好家庭主妇是世界上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⑤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消费文化怂恿消费者通过健美、美容、饮食等来塑造完美的身体，这实质上是主流文化对女性的标准化或物化管理”。⑥丰乳肥臀细腰，在50年代，女性的身材就像一个“漏斗形”一样。服饰也反映了此时的女性形象。战争期间，女性们身着男士服装，装着垫肩以显精神，“女装完全变成一种非常实用的男性味很强的现代装束，即军服式”。⑦但在1947年，克里斯汀·迪奥尔发布新样式时装，他自己解释道：“摆脱战争中女兵制服式样的束缚，优雅的肩，丰满的胸，像野草花的茎一样的细腰，花一样张开的豪华长裙。”⑧“鞋的样式则强调愈来愈高的高跟和越来越尖的鞋尖，一直发展到妇女穿着它走路都很困难。”⑨化妆被认为是女人外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露华浓化妆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瑞夫森观察到“大多数妇女过着平静的绝望生活。化妆品是一种很好的逃避方式”。这种“洋娃娃”式的时髦得到了女性的追捧。“妆容、服装及鞋子的风格，都强化了50年代精致的、女性化的女性形象。”⑩
“准备好晚餐、准备好自己、抚养好孩子、让他晚上开心”，{11}美国女孩在1954年的《家政高中教科书》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理想的家庭主妇。在50年代，维持家庭和家庭的幸福是女性的最基本工作。许多美国人质疑女性是否应该上大学，进入大学的女性人数有所下降，各學院和大学也削减了女学生的录取人数。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只有6.5万名妇女接受了教育，而男子则为225万人。1940年妇女占所有大学毕业生的40%，但1950年只占25%。{12}50年代中期，有60%的女孩子中途停学结婚或是害怕受过多教育会妨碍结婚。{13}米尔斯学院院长林恩·怀特曾提议：“女学生的课程应该培养女性的家庭和社区的智力和情感生活。她们应该学习诸如插画、编织等有关室内装饰和家庭财政的课程，以便承担起未来做母亲和家庭主妇的任务。”密苏里州斯蒂芬学院院长詹姆斯·麦迪逊·伍德也力劝女性专注于家政学、儿童发展和室内装饰等学科。①而且，即使是从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专业毕业的女性，“也会为了家庭以及母亲和妻子的身份而逃离劳动力队伍”。②总之，战后的这种社会环境如同柔软的绳索，将女性捆绑在母亲、妻子的角色里，并将其送回家中。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美国“快乐的家庭主妇”现象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从清教徒踏上美洲的那一刻，便给这片大陆打下了“歧视妇女”的烙印。二战中对妇女参加工作的鼓励也只是为了顺应战时需要。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冷战又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红色恐慌”，其他保守主义也纷纷涌现，女性成为其批判的对象。弗洛伊德主义和功能主义也为妇女回到家中提供了学术理论支撑。此外，战后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如同软性枷锁把女性牢牢锁在家中，无法挣脱。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男人就是顶梁柱，要工作挣钱，女人不顶半边天，妻子、母亲才是正职。
然而，尽管某些性别角色和规范被社会强制执行，但“战争是变革的强大催化剂”。③50年代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完完全全墨守成规，对现状的不满逐渐从平静社会表面下冒了出来。一群女性社会和文化批评家一直很活跃：贝蒂·弗里丹和简·雅各布出版了书籍，让女性从墨守成规中醒来;玛格丽特·米德让美国人意识到妇女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还有女作家，如哈里特·阿尔诺、凯·博伊尔和蒂莉·奥尔森，让人们重新思考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向他们展示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产品不仅限于家庭、烹饪和美容相关的主题。尽管女性的角色主要被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并避免且不需要外出工作。但事实上，女性在战后的劳动力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到1960年，近1/3的已婚妇女逐渐开始加入工薪劳力群，开始具有向雇主要求平等待遇的一定势力，这成为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没有就业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开始投身公共事业，在妇女选民联盟、红十字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家庭教师协会之类的公益机构服务，这也使得她们锻炼出了日后从事女权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本领。④因此，“快乐的家庭主妇”固然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但女性的其他角色同样引人注目。
【作者简介】刘自强，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张浩娜，湘潭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摘 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上千万男性应征入伍直接导致了后方劳动力严重不足，美国女性开始接替男性的工作，“钻工罗西”是战争年代美国女性的典型形象。然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妇女却掀起一股回归家庭生活的高潮。“快乐的家庭主妇”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妇女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的形成，与美国传统的妇女觀、冷战的阴影、学术理论和现实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 ?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家庭主妇
中图分类号? K712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53-08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上千万男性应征入伍直接导致了后方劳动力严重不足，大量的美国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进入机关和工厂，妇女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女性的形象，能够反映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经济和政治角色。”①“战争年代著名的‘钻工罗西（又名铆工罗西）形象象征着女性在工业生产中所扮演的新的重要角色。”②然而，二战结束以后，“大量的证据表明，战后美国社会经历了一股回归家庭生活的高潮以及对建立在男女角色明确分工之上的家庭生活的重新肯定”。③如果说二战时期塑造的是“钻工罗西”那样的女英雄形象，那么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则变成了“快乐的家庭主妇”。《生活》杂志在1956年的特刊《美国女人》中，选取家庭主妇作为“时代女性”：年龄在32岁左右，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高中毕业便已结婚，年轻、美丽又讨喜;家庭女主人，治家有方，将家庭布置得温馨可爱;每年招待1500名客人，并得到年收入2.5万美元的丈夫的支持;事务繁多，需要料理家务、开车接送孩子上学、参加社区慈善会议、每周一次购物;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母亲，花很多时间陪孩子，关心他们的课业;为了陪丈夫参加社交活动，正打算学习法语，以便在社交场合为丈夫争光。④家庭妇女的天地只局限在生儿育女、照顾好丈夫孩子及整个家庭之上。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将“钻工罗西”变成“快乐的家庭主妇”呢？在现有的关于美国妇女的研究成果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之国内更为丰富。⑤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第二次女权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学术界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二战和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期，而对50年代美国女性的状况鲜少单独提及。因而，关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快乐的家庭主妇”形象的成因问题，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历史传统、冷战阴影、学术理论和现实状况四个方面，对这一形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众所周知，美国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1620年11月11日，经过60多天的海上漂泊，满载着35名清教徒和66名淘金客的“五月花号”即将在北美大陆登陆。登陆前，他们制定了一份公约，即《五月花号公约》：“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吾王与基督信仰和荣誉的增进，吾等越海扬帆，以在弗吉尼亚北部开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①清教徒们是为了给上帝争光，为了基督教信仰，才以上帝的名义在上帝面前立誓，基督教俨然是他们生活的指路明灯。在《圣经》中记载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上帝创造亚当后，为使亚当不受寂寞，又用他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讲：“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将全权统治你。”②从一开始，女性便是男性的“附属”，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也随着“五月花号”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1776年，艾比吉尔·亚当斯写信给远在费城参加大陆会议的丈夫约翰·亚当斯，催促他和他的代表伙伴们尽快设计出新政府的轮廓，还特别叮嘱他们“别忘记妇女们”：“与你的祖先不同，你应对妇女更加宽厚仁义……假如新法没有给予妇女特殊关照，我们决议煽动一场反叛，并将拒不服从任何一条不体现我们心声、或未经我们参与的法律……请把我们当人看，当作是上天委托你们庇护之人，并且遵照神旨，仅仅为了我们的幸福，才动用你们手中之权。”③这封信从侧面说明当时北美大陆女性地位之低。遗憾的是，约翰·亚当斯夫人的叮嘱并未奏效，其后的《邦联条款》和《1787年宪法》也对女性的权利只字未提。直到20世纪初，第19条宪法修正案才将妇女有权投票参与政治写进了宪法，女性这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公民。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随即宣战。战争迅速改变了美国妇女和男子的生活。战争开始后，上千万男性应征作战，大量工作岗位空缺，女性便顶替了他们的工作。在二战期间，有600万以上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妇女参加了工作。1942年，根据美国职业介绍所提供的调查结果表明，“1月到7月间，工厂雇主把预计妇女所能接受的新工作比例从29%提升到55%……雇主们认为启用女工是顺应潮流的”。④“妇女在劳工中的比例从1940年的25%增加到1945年的36%。”⑤
为进一步吸引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以政府为主导，以新闻媒介和广告商为辅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兴起。“美国政府强调一种‘爱国义务，鼓励女性将工作作为一种‘物资来支援前线，以保护自己在战场上的亲友，并加速战争的结束。”⑥“钻工罗西”成了闻名全国的女英雄，电影《1943年的魅力少女》给妇女传递“在工厂操作机器和在家里做家务没有多大区别”的信号，充满魅力的女军人形象也在新闻媒介中频频出现。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天然角色”被支持战争的“爱国义务”所取代。⑦
然而，“从一开始，打破劳动性别分工就只限于战时需要”。⑧在宣传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还曾规劝就业女性放弃工作，回家做家庭妇女。到了40年代战争时期，则以爱国主义为基调进行宣传，鼓动女性参与就业。很明显，战争期间招聘妇女做工仅是一种临时性措施，美国政府只是让女性“暂时中断全职性家庭的女角色，去工厂企业临时扮演一种新的角色”。⑨
女性听从号召进入新角色，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好。“尽管战争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但劳动力歧视依然存在。”⑩起初，妇女被雇佣时，工会极力反对，甚至达到了罢工的程度，一名技术工匠说：“妇女不知道如何忠诚于工会。她们卑鄙无耻。”①工会的领导也多数是男性，“只有少数工会中妇女担任低级领导职务”。②在工业生产中，雇主们不愿意投资培训女性做技术工作，因为他们相信女工只是暂时的。雇主们通常给女性和男子分配不同种类的工作，给女性的工作贴上“轻松”或“不熟练”的标签，给同样或同等工作的女性的报酬低于男子，并剥夺女性的晋升机会。在部队中，大部分妇女在办公室、供给部门工作或做护士工作。各军种都避免把妇女安排在可能会向男人发号施令的岗位上，并尽可能避免给她们分配海外任务。
战争还未结束，让女性回到家中的声音便不绝于耳。有的从争取做好妻子的角度进行劝说，有的从争取做好母亲的角度展开攻心战。1945年4月记者露西·格林鲍姆（Lucy Grunbaum）写道：“工业企业中那些与妇女一道工作和为妇女利益而工作的所有组织都期望给已婚妇女施加压力，使她们待在家里照看孩子。战争时期她听到的是允诺;和平时期却充满禁令。”③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t）认为，从事工业工作的女性接受了大规模的裁员，或回到家中，或降低工资，或从事低技能工作。④留在劳动力市场的钻工变成了超级市场的收银员、女佣和自助餐厅的服务员。⑤妇女在劳动大军中的比例也从1945年的36%降到了1947年的28%。⑥
实际上，反对妇女就业的呼声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即使战争使得公众对妇女就业的态度从坚决反对到部分接受，但这并不等同于公众对妇女就业是欢迎的，并不代表美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因此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二战只是暂时打断了美国社会一直就存在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战后对妇女工作的需求减少了，这种观念自然卷土重来。
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便拉开了冷战的序幕。1950年5月5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40%的人认为当前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威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冷战不仅给他们的生活笼罩了一层阴影，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破坏了一部分人的正常生活，其中不少是女性。”⑦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盛行于美国政坛的麦卡锡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事实上，苏维埃俄国自诞生以来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制度与美国就是根本对立的，这就使得美国出现浓厚的“恐共反共”的情结。一战后美国就曾参与列强组织的对苏俄的经济封锁与武装干涉。二戰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更是强化了这种情结。“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肆无忌惮的反共主义的，当属参议院议员麦卡锡。他有力地影响了民众，激发了全美上下的反共热情。”⑧需要指出的是，麦卡锡主义带有明显的“性别标记”（sexual overtones），经常对美国女性施放冷箭。⑨教师职业，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职业，在律师、医生等专业性较强的职业尚未大规模对美国女性开放前，一直是美国妇女从事人数最多的专业性职业。麦卡锡及其追随者曾以“女子学校和学院里存在着一些对俄罗斯最忠诚的信徒”为名，解雇了许多中小学女教师。
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际，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其他保守势力也不甘落后，纷纷将矛头对准了女性。男女有别、互不越出自己的领域范围，是保守主义的一贯主张之一。妇女从政、职业妇女等这类离经叛道行为，对保守派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为了回到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去，让男女在各自的领域里各司其职，50年代的保守势力对包括女性在内的‘越轨行为进行严厉打击。”⑩一些与左翼政治有关的或被怀疑为左翼政治的妇女组织遭到了摧毁。1946年，左派妇女成立了美国妇女大会，但1950年司法部却下令将其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该组织随后解散。和平与自由妇女国际联盟是一个和平主义组织，但在1945年以后，由于一些成员指责其他成员支持共产主义，该组织经历了激烈的内斗，最后自生自灭。
与此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社会更加强调家庭团结。许多领导人、专家认为诸如家庭破裂之类的美国内部问题是其真正的危险，会影响美国国际形象，弱化国家力量，壮大苏联。“为缓解这些忧虑，美国人将家庭视为不安稳世界中的安全堡垒……大多数美国人都赞成家庭稳定应该是抵御冷战威胁的最佳堡垒。”①基于这种观点，每个家庭也就成为了抵抗苏联的堡垒，女性更是承担起照顾好家庭、孩子的重要角色，很多人都努力学习急救、消防方面的知识。“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作用对于维护美国及其民主理想至关重要。”②这样，自然就把女性牢牢束缚在家庭里面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曾经对人类初期自发产生的天然性别分工进行了论述。这种天然的性别分工，“使得妇女极其自然地成为了‘家庭的主人，负责管家、做饭、纺织、缝纫等雏形化的‘家务劳动;男子则极其自然地成了‘森林的主人，负责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等雏形化的‘公共劳动”。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对男女角色定位和社会分工进一步获得了学术理论上的支持。在战后的几年里，精神病学家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精神分析在40和50年代达到了流行度和职业声望的顶峰”。④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西方男性主义心理学之父”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性欲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儿童性心理发展理论。他认为，男孩在幼年某个时期会担心被父亲杀害或阉割，因而男孩会努力屈从于父权权威，即“阉割情结”。女性幼年时期因发现自己缺少阴茎而自惭形秽，进而产生“阴茎嫉妒”心理并造成“阉割情绪”的缺失。结果，男孩充分融入父权制文化，女孩则因为这种缺失，只是作为被统治者的对象存在于父权制文化的边缘。这种缺失直接导致女性性格方面的各种缺陷，女性是被动的、自卑的、不完整的，她们有缺陷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女子理性和道德的低劣，只适合完成生物性功能——为人妻母。“弗洛伊德不仅对传统父权制的偏见十分严重，而且还公开反对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他斥责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为‘荒谬、‘没有人性。并声称男女平等‘根本不可能，所谓‘两害相权，还是男人优越些好。”⑥
尽管今天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早已受到批判与挑战，但是在战后的精神病学者中，弗洛伊德的理论占据了优势。弗洛伊德论者认为，妇女只有通过做家务和当母亲才能得到感情上的稳定，出去工作的妇女否定了她们最深刻的需求，而且承担着不能体验爱情或满足性爱的危险。反过来这就威胁了家庭，进而甚至威胁了整个西方文明。另外，弗洛伊德论者特别强调一个人的早年生活对整个个性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对妈妈们来说很清楚的是，她们必须待在家里去监管她们孩子的成长。
此后，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不断扩散，“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历史研究和文学都无一例外地被弗洛伊德的思想渗透，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变形”。⑦结构功能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崛起的最重要的社会学流派之一，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并从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⑧他的社会学理论在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帕森斯认为，传统的两性分工有利于工业社会的稳定。他还对男女两性活动的工作领域作了划分，规定了女性的母亲之责，认为女性的职责是和其生理结构相关的。他指出：“一个成年男人只有以一种体面的职业‘挣钱谋生时，他才能做到自尊并受别人尊重……至于女性的作用，情况则不大一样了……女子的主要身份是她丈夫的妻子，她孩子的母亲。”①功能主义的“性别分工理论”就这样给美国女性头上戴上了一个紧箍咒。正如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中所说，“在美国，社会科学没有摧毁妇女生活的旧偏见，反而賦予了它们新的权威。这种权威使本来应该成为妇女解放强有力武器的精神病学、社会学等的深刻见解互相抵消，使妇女陷入了死胡同”。②
首先，人们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召唤女性回到家中。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影响。凯恩斯曾把“大萧条”与中世纪相比，认为同样都是“黑暗时代”。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在垃圾桶里翻捡，希望找到一点残羹剩饭;城市边缘，很多人用锡铁罐、废木片等残砖破瓦搭成棚窝，一家人以此为家。到1932年，大约有2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从最初的“五月花号”到西进运动，绝大多数美国人生来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认为失业和贫困是个人失败的象征，特别是许多成年男子，认为失业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大萧条，对“男人是家庭经济支柱这一传统角色，造成了最大一次危机”。③大萧条过后紧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40万美国军人阵亡，数十万人身负重伤。战争结束后，人们压抑多年的对正常生活的强烈渴望得以爆发：一个家庭、一幢房屋、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成了战后美国梦的主要内容。厌倦战争的归国士兵回家重建生活，为了让他们适应“正常生活”，让他们“饱受摧残的自我需要得到支持和修复，每个人都同意，最好是在传统家庭中明确性别角色……在明确界定性别角色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家庭单位似乎是一种解决办法”。④因此，战时被女性占据的工作岗位势必要重新回到男性手中，女性自然也应该退回到家庭中去。同时，战后美国进入经济的“黄金时代”，“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3181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4392亿美元（以1954年美元计算），增长38%”。⑤不少男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男性）觉得让妻子出门受雇有损自己的身份，认为妻子的光鲜亮丽可以展示自己的成功。人们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就这样把女性召唤回家中。
其次，婚姻观、生育观及家庭观的变化将女性束缚在家中。残酷的战争改变了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期待。从恐怖的战争中归来的退伍士兵已不再沉迷于少女的情怀，他们更需要的是愿意抚育孩子的年轻女性，她们要和战场上的护士一样冷静、能干。“从前一个男人会和‘装饰品结婚，现在更想和对家庭有帮助的女性结婚。”⑥有些女性自己也不愿出门工作，一位工会女领导人在听到战争结束后应该回家时，感到十分高兴：“战争结束后，我要修剪指甲，穿上我能找到的最美的带褶边的衣服，从头到脚泼上一瓶香水，然后高高兴的地将工会职位让给……某位凯旋又胜任的小伙子。”⑦这一时期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明显提前，从1940年的21.5岁提前到1950年的20.4岁，⑧22岁的女性就会被认为是老处女。与之相伴的便是“婴儿潮”的出现，出生率从1944年的10.6‰急剧上升至1947年的25.8‰。整个50年代，婴儿生育高峰一直持续不断。⑨美国人口从195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960年的1.79亿，几乎增长了20%（详情见表1）。⑩拥有4～5个子女的家庭非常普遍，家庭规模的扩大使女性“更倾向做出赋闲在家的决定”。{11}毕竟，养育子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抚养孩子的全过程虽然一般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但作为母亲的女性付出的心力往往是最大的”。①女性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家庭中。1946年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出版了讲述养育后代知识的《婴幼儿养育大全》，对育儿方法进行重大革新。与当时大多数育儿书籍所推崇的冷酷的权威主义不同，斯波克主张“母亲要付出无限精力去保护儿童免受许许多多的担忧和焦虑”。②此书一出版便风靡全美，成为万千父母的育子教科书。当然，这也加重了女性的责任与负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迈入工业社会，城市化发展迅速。小型化、简单化结构的核心家庭开始大量兴起。核心家庭的出现催生了新的家庭价值观，“在（核心）家庭中一般建立明确的性别分工，丈夫外出工作，挣钱养家，妻子一般做全职太太或从事兼职工作，把更大的精力和时间照顾家庭和儿女”。③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孕育了新的家庭生活观，“传统家庭的教育、宗教和娱乐功能被相应的专门机构所替代。工业化导致家庭与工作的分离，外出工作的辛苦和竞争的压力使家庭被美化成远离外部世界的避风港。妇女作为这个避风港的守护者，被期望集中精力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而不再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④此外，战后美国“郊区化”的发展也“使妇女有更多事可做，她们打理房间和花园并接送孩子上下学”，⑤承担起家庭中的全部家务及养育子女的责任，还要到离家很远的城市去采购生活用品，自己的闲散时间极其有限。即便是有时间，远离城市的郊区能为女性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并不充足。“妇女们除了做家庭主妇和妈妈以外，再不可能做其他任何事情了。”⑥
再次，政府“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将女性赶回家中。二战后有千万名士兵退伍回国，为避免出现退伍军人骚乱问题，美国国会于1944年颁布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给退伍军人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每月50美元的生活津贴（已婚者或有赡养对象的每月提供75美元）以及价格极低的抵押贷款（规定由联邦政府担保，提供退伍军人用以购买或建造家宅、农场和开办企业等贷款一半以下的金额，利息为3%～4%）。⑦免费教育使男性在就业市场上胜出一筹，较女性更有竞争力;生活津贴又刺激了美国人早婚早育。1944年还颁布了《公路法》，使交通更加便捷。住宅补贴加上便捷的交通均有助于士兵在郊区购买房屋，女性自然也就随丈夫搬到了偏远的地方，远离了工作，沉迷于家庭。除了“胡萝卜”的引诱，一些强制手段也迫使女性回到家中。早在1942年，为了确保女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美国政府将儿童照管问题纳入到《兰汉姆法案》中，开始筹备建设社区儿童保育中心。后来，为了“将孩子送回母亲身边，将就业母亲送回家中”，联邦政府不顾女性的反对于1946年终止了对保育设施的资助，到1948年所有的州也都终止了资助。公共保育服务被终止，女性自然要返回家中照顾孩子。“妇女不久前还是国家工厂里的宝贝，现在却一锅端地被遣散回家，一去不返。”⑧
最后，社会环境催促女性回到家中。社会对女性的催促是隐性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大众传媒就是通过强调女性的生殖、持家功能来压迫女性;直接针对特定类型女性的媒体（如妇女杂志）特别容易强化这种形象。”⑨20世纪50年代的女电影明星要么是天真的和没有个性的，比如多丽丝·戴，她在一部接一部的电影中演绎了一个迷人的姑娘如何博取男人的欢心。要么表现出一种由天真和性感的复杂混合，如玛丽莲·梦露，扮演的角色都是有着红唇碧眼、丰乳肥臀的金发女郎，毫无廉耻的迎合“一种虚假的、任性的、幼稚的性爱想法……永远也不可能成熟为一个温暖活泼的女人”。①还有一些电视剧比如《我爱露西》（一般在播出时刻，美国2/3的电视机都会锁定它）和《奥茜与哈里亚特》都描写了傻里傻气、天真可爱的家庭主妇的万千生活场景，进一步强化了居家生活的性别角色。广告也喜欢以女性为对象：一位打扮精致的妻子在厨房准备食物，透过窗户开心地望着和女儿玩耍的丈夫，广告词写着：“女人不能离开厨房！我们都知道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做饭给男人吃……”;另一个领带广告写道：“告诉她，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广告画上的丈夫洋洋得意得躺在床上，美丽的妻子跪在床边像仆人一样给丈夫奉上早餐。②
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大搞奢侈消费，出现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很多人以追求感官快乐作为人生价值所在”。③报纸杂志教给女性的内容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的报纸杂志并不能带给她们任何外界的消息。那段时期，卡斯特罗领导了古巴革命，阿姆斯特朗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去太空旅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爆发……然而，各类妇女杂志却对这一切只字不提。这些妇女杂志的封面往往是金色碧眼、雪肤红唇，像洋娃娃一般精致的女孩，她们年轻貌美，温顺体贴，是类似于宠物一般的存在，完全没有自己的人格。杂志里面则被饮食、穿着、化妆品、家具和青年女子的体态塞得满满的。“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有效传播媒介，选择并塑造了不同女性形象作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理想女性。”④《周末评论》一篇文章写道：“做个好妻子、好母亲，简而言之，做个好家庭主妇是世界上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⑤
在消费文化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消费文化怂恿消费者通过健美、美容、饮食等来塑造完美的身体，这实质上是主流文化对女性的标准化或物化管理”。⑥丰乳肥臀细腰，在50年代，女性的身材就像一个“漏斗形”一样。服饰也反映了此时的女性形象。战争期间，女性们身着男士服装，装着垫肩以显精神，“女装完全变成一种非常实用的男性味很强的现代装束，即军服式”。⑦但在1947年，克里斯汀·迪奥尔发布新样式时装，他自己解释道：“摆脱战争中女兵制服式样的束缚，优雅的肩，丰满的胸，像野草花的茎一样的细腰，花一样张开的豪华长裙。”⑧“鞋的样式则强调愈来愈高的高跟和越来越尖的鞋尖，一直发展到妇女穿着它走路都很困难。”⑨化妆被认为是女人外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露华浓化妆品公司的总裁查尔斯·瑞夫森观察到“大多数妇女过着平静的绝望生活。化妆品是一种很好的逃避方式”。这种“洋娃娃”式的时髦得到了女性的追捧。“妆容、服装及鞋子的风格，都强化了50年代精致的、女性化的女性形象。”⑩
“准备好晚餐、准备好自己、抚养好孩子、让他晚上开心”，{11}美国女孩在1954年的《家政高中教科书》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理想的家庭主妇。在50年代，维持家庭和家庭的幸福是女性的最基本工作。许多美国人质疑女性是否应该上大学，进入大学的女性人数有所下降，各學院和大学也削减了女学生的录取人数。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只有6.5万名妇女接受了教育，而男子则为225万人。1940年妇女占所有大学毕业生的40%，但1950年只占25%。{12}50年代中期，有60%的女孩子中途停学结婚或是害怕受过多教育会妨碍结婚。{13}米尔斯学院院长林恩·怀特曾提议：“女学生的课程应该培养女性的家庭和社区的智力和情感生活。她们应该学习诸如插画、编织等有关室内装饰和家庭财政的课程，以便承担起未来做母亲和家庭主妇的任务。”密苏里州斯蒂芬学院院长詹姆斯·麦迪逊·伍德也力劝女性专注于家政学、儿童发展和室内装饰等学科。①而且，即使是从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专业毕业的女性，“也会为了家庭以及母亲和妻子的身份而逃离劳动力队伍”。②总之，战后的这种社会环境如同柔软的绳索，将女性捆绑在母亲、妻子的角色里，并将其送回家中。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美国“快乐的家庭主妇”现象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从清教徒踏上美洲的那一刻，便给这片大陆打下了“歧视妇女”的烙印。二战中对妇女参加工作的鼓励也只是为了顺应战时需要。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冷战又给美国人民带来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红色恐慌”，其他保守主义也纷纷涌现，女性成为其批判的对象。弗洛伊德主义和功能主义也为妇女回到家中提供了学术理论支撑。此外，战后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如同软性枷锁把女性牢牢锁在家中，无法挣脱。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男人就是顶梁柱，要工作挣钱，女人不顶半边天，妻子、母亲才是正职。
然而，尽管某些性别角色和规范被社会强制执行，但“战争是变革的强大催化剂”。③50年代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样，完完全全墨守成规，对现状的不满逐渐从平静社会表面下冒了出来。一群女性社会和文化批评家一直很活跃：贝蒂·弗里丹和简·雅各布出版了书籍，让女性从墨守成规中醒来;玛格丽特·米德让美国人意识到妇女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还有女作家，如哈里特·阿尔诺、凯·博伊尔和蒂莉·奥尔森，让人们重新思考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向他们展示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产品不仅限于家庭、烹饪和美容相关的主题。尽管女性的角色主要被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并避免且不需要外出工作。但事实上，女性在战后的劳动力中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到1960年，近1/3的已婚妇女逐渐开始加入工薪劳力群，开始具有向雇主要求平等待遇的一定势力，这成为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些没有就业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开始投身公共事业，在妇女选民联盟、红十字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家庭教师协会之类的公益机构服务，这也使得她们锻炼出了日后从事女权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政治本领。④因此，“快乐的家庭主妇”固然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女性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但女性的其他角色同样引人注目。
【作者简介】刘自强，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张浩娜，湘潭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