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秦莲星 刘岳兵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明治维新研究经历了几次高潮，涌现出众多优秀成果。以时代背景为基础进行粗略划分，可以说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以分析明治维新性质为主的奠基时期、改革开放后开始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时期，21世纪之后我国的明治维新研究进入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时期。适值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对其相关成果进行总结和整理，不仅有利于对包括明治维新研究在内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作学术史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向导，而且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明治维新的研究历程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步履轨迹。
关键词? 明治维新研究，近代日本，中国
中图分类号? ?K1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43-10
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历史的开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向来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我国学界亦关注颇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明治维新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进入21世纪，在知识信息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以及中日关系的复杂多变，开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明治维新研究成为当代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为此，回顾与梳理既有研究成果，成为开启新世纪明治维新研究新征程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往关于明治维新研究状况的整理和总结，或将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零散分布于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中，①或作为探讨明治维新具体问题时的既有研究，被学者简要提及于文中，②而以明治维新研究状况为中心，展开全面、系统分析的综述性文章还并不充分。本文着眼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基本状况，尤其关注新世纪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新动向，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主要成果及内容予以简要论述，或可为今后的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些许导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处于力量薄弱的状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影响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以探讨明治维新性质为中心的首次研究热潮。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以周一良教授为代表的，主张明治维新是日本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③第二种是以吴廷璆教授为代表的“革命和改革论”，认为明治维新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①第三种是万峰教授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首倡的“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说”。②上述三种观点，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对明治维新的历史属性进行了慎重地界定，为后辈学者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外交流的增多，20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研究再现高潮，涌现出一批综合性、系统性、比较式论述明治维新的优秀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1年，由《世界历史》编辑部编集的《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一书，作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关于明治维新的专题文集，所收录的15篇文章不仅论述了明治维新的性质、根本原因、阶级基础，还围绕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殖产兴业”、农业教育、军事改革，日本的原始积累特点以及重要人物及其活动展开探讨与评论，并且回顾了清末各种明治维新史观以及近代日本的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明治维新的研究领域、开掘了明治维新的研究深度。此外，该书还载有“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我国明治维新史论著译著资料要目索引”“明治维新史年表”等资料和图表，为此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资源。③其后，于1984年出版的《简明日本近代史》一书，将明治维新置于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中，通过考察维新前后日本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重申了明治维新“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④1987年，由伊文成等五位学者倾心力著的《明治维新史》一书，搜集了当时几近全部的学术信息，对明治维新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明治维新的成功原因、历史意义展开科学的分析与论述，作为我国研究明治维新的首部专史类著作，反映了当时我国明治维新乃至日本研究的最高水平，⑤“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明治维新全过程的封顶之作”。⑥1988年，由米庆余教授撰写的《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一书，从经济视角出发，对明治维新过程进行了细致考察，并就以往研究中争论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例如，针对以往研究大多将明治维新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或其衍生说的观点，米教授指出，明治维新是“属于亚洲的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变革”。⑦同年，由吕万和以日文撰写的《明治维新与中国》一书在日本出版，该书以全新的比较式维新论述框架，阐述了明治维新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剖析了近代中日两国兴衰的根本原因，为我国明治维新研究构筑了新框架，提供了新方向。⑧
随着研究热潮的逐渐冷却以及新论述框架的广泛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明治维新研究进入平稳发展期，出现了大量以比较式论述体系以及剖析具体问题来回顾明治维新的研究成果。具体说来，有占据这一时期维新研究主要地位的“中日维新”比较研究，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中国版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⑨以及关注到明治维新过程中家族制度、近代天皇制、教育改革、地税改革等具体问题，对明治维新进行深入考察与科学评析的优秀文章。⑩与冷战格局的结束以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相关，这些研究多从“现代化论”{11}的视角出发，对作为“现代化论”之典型事例的明治维新展开细致分析，并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90年代末期，国内学界出现了对明治维新思想历程的相关探索，如崔世广教授的《明治维新的思想历程刍论》一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明治维新过程中，由“西方近代的因素与传统的因素，合理的、开放的因素与非合理的、封闭的因素”同时并存所构成的二重性格，并以此透视了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的两重性，开掘了明治维新研究的新深度，为即将迈入21世纪的明治维新研究铺垫了坚实的基础。①
进入21世纪，明治维新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展开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课题摸索与探究。2006年，由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撰写的《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根据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历史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色，以明治十四年政变为界，将维新进程分为欧化（1868—1881年）与民族化（1881—1889年）两个阶段，并进行了细致考究。与以往研究相比，该书在以下三方面独具特色：
首先，在对日本近代史进程的宏观把握视角方面，如宋教授所言，此书未将1853年“黑船来航”或天保改革等具体事件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而是从近世社会历史环境对近代日本发展的影响入手，在探讨近世与近代的历史联系中，说明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或日本近代化进程日本特色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具体到明治维新阶段，宋教授通过分析幕府时代为日本近代化进程留下的历史遗产，即双重二元政治结构、国内市场运营机制、活跃的学术流派、普及化的寺子屋教育以及幕末改革对明治维新进程产生的直接影响，系统地阐述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因素，揭示了幕末历史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与此同时，将明治维新至昭和战败的近代日本历史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有利于评论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
其次，在对明治维新的记述角度方面，宋教授从武士阶级改造和转化的角度出发，对明治维新中的各项改革进行了重新解释，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与此同时，关注到日美关系对明治维新的重要影响，指出是“美国的跨洋西进，启动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②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将历时12年的日本开港分为三个阶段，即“和亲条约”阶段、通商条约阶段和降低关税阶段，逐一分析了各阶段美国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对日本的影响，以国际视野的高度，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了明治维新这一历史事件。
再次，在对明治维新两面性的分析方面，宋教授观察到“文明开化风潮铺天盖地、欧风美雨浸润日本社会”的明治前十年，欧美文明与殖民压迫同时到来的矛盾局面，剖析了日本于“痛苦”中接受西方文明的被动状态，在指出欧化过程中明治政府存在“好大喜功”“贪大求洋”等问题的同时，对“文明开化破与立的主流”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针对逐渐形成日本特色的明治后十年，宋教授通过阐述《明治宪法》的制定经过，对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建立原委及其三大支柱（藩阀、军阀和财阀）的特点进行了细致剖析，在指出《明治宪法》存在致命缺陷的同时，对其所富有的历史意义给予了相应的肯定。除此之外，宋教授还对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如欧化与国粹、人权与国权以及对华观的演变作出详细阐述。
以《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的出版为序曲，2006年以来，我国学界出现了大量以学术论文形式探讨明治维新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相关学术性专著、史料选编、兼顾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及译著也对明治维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这些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于继承中求创新，于创新中求发展”的大趋势。在此，笔者试将近年来的明治维新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分为四类，分别选取部分代表性著作与观点进行简要评介。
（一）探寻历史进程中明治维新的关联性
延续《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对历史进程中连续性的关注，近年来，研究者在对明治维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同时，对明治维新与幕末历史以及近代日本进行了关联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幕末历史对明治维新以及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分析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有学者通过分析幕末日本在利益格局失衡下的社会矛盾，探究明治维新发生的内在动因。③有学者从日本的社会结构入手，逐一分析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文化结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特点，认为三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本的平衡态势，并主张这种偏离为启动日本近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促使明治维新取得成功。①有学者通过考察幕府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认为“幕藩体制”在结构和制度上的变迁为明治维新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②也有学者通过对幕府末期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变化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等进行分析，主张“幕末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生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提性基础”。③还有学者观察到倒幕与维新在思想史上的延续性，从“皇”与“国”两个角度检讨了水户学的勤王思想对明治维新的得失影响，即“国”之意识的建立和“皇”之意识的延续，进而揭示出明治维新自身及由此开始的日本近代发展道路中的内在矛盾和不可调和性。④再有宋成有教授在时隔十余年后，以论文的形式，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他从时代背景、方针政策和人才机缘三方面入手，论证了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使日本初步完成近代化的明治维新缘起于幕末改革”。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教授在注重历史连续性的同时，还通过对比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在改革总纲、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以及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方面的不同，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变异性，并通过分析连续性与变异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幕末改革至明治维新这段历史全面且生动地描绘出来，为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⑥就后者而言，有学者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所陷入的“四大误区”，即强兵富国的国家发展观、以鄰为壑的国家安全观、脱亚入欧的国家归属观、天皇神国的国家教育观入手，逐一分析了“四大误区”对近代日本的作用与影响，证实了明治维新时期制定的国家发展理论与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间的直接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就其中“以邻为壑”的国家安全观与二战后“以邻为患”的国家安全观做出比较，探寻出明治维新与战后日本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延伸了明治维新的研究时段。⑦也有学者从近代日本的社会转型入手，认为由明治维新推动的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累积了一系列矛盾，明治政府为了削减矛盾、转嫁危机，将目光朝外，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反映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之间的关联性。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探讨明治维新的改革政策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从侧面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⑨
（二）探索广域视角下的明治维新之影响
鉴于明治维新事件影响的广泛性，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展开广域视角下的明治维新影响之探索。其研究成果又可分为以下三类：首先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纵深化的发展趋势。例如，有学者通过比较明治维新与大化改新在指导思想和目标方面的不同，探寻二者对日本及东亚产生的不同影响。⑩也有学者从经济结构、思想文化、国家体制以及方针政策等方面入手，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甲申政变等“半岛版维新”进行综合比较，探究中日韩三国近代化“同途殊归”的原因所在。{11}还有学者就明治维新过程中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与中国、俄罗斯进行细致的比较，进而从中获取必要的启示。①其次是比较研究外，探寻明治维新对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影响的研究。例如，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明治维新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影响。②有学者通过考察戊戌变法之前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日本幕末志士精神的推崇，认为这种志士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变法，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③也有学者对黄遵宪及其著作《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展开细致分析，主张其日本研究最早总结了明治维新的经验，对戊戌变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④也有学者从某一具体领域入手，探讨明治维新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与启示。⑤还有学者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成员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全面展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和对朝鲜官员思想、意识、心灵的冲击，填补了国内在明治维新对朝鲜影响领域研究的空白。⑥最后则是基于近代日本的对外方针，对明治维新之影响进行宏观审视的研究。例如，有学者通过分析近代日本全面西化的路径选择，主张由明治维新运动开启的全面西化的国家发展路径“将近代日本塑造成为同时兼具舞者与武士两个面具的国家”，并指出，对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而言，由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国策中，“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是比较成功的西化政策，而“富国强兵”则是建立在对中、韩两国侵略战争基础上实施的损人利己的错误国策。⑦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明治初年日本对中琉朝所采取的不同外交手段，总结出日本对东亚邻国的基本外交取向，即“遵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脱亚入欧，跻身欧美列强行列，损临自肥，颠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体系”，指出“明治初年日本东亚外交的实质，是为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探路活动”。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积极探讨明治维新对中国及世界影响的同时，逐渐关注到中国对明治维新进程的影响。例如，有学者不仅分析了中国晚清的内忧外患对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的作用与影响，还揭示了中国西学对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产生的积极影响，为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新思路。⑨
（三）探究明治维新之剧变的深层“意蕴”
近年来，研究者在考察明治维新的关联性、影响范围的广泛性的同时，对明治维新这一历史剧变在政治生态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也进行了深度挖掘。就前者而言，有学者运用经济学分析框架——财政压力说，对明治维新进行了重新解读，主张明治维新的制度安排是统治利益集团、中上层士族利益集团和农民利益集团以及在旧体制外成长中的新兴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均衡，其改革的具体途径是消除“分利集团”-实施俸禄制度改革、颁行“中性制度”-实施地税改革、开拓新税源-扶植“新兴财富”，其成功的标志是：财政状况根本好转;新兴利益集团成长起来，以纳税支持国家统治;实行宪政，统治利益集团与新兴利益集团结成联盟。⑩有学者从明治时期基于“军政分离”原则所确立的“统帅权独立”入手，分析了“统帅权独立”的精神构造，揭示了其与天皇制下国民统治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述了“统帅权独立”对明治宪政的侵蚀以及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①也有学者从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及其军政关系、旧武士阶级特权转换、旧“皇军”的性质特征等角度，重新审视了明治维新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主张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及其对内统治和对外军事政策，均起源于明治维新，并从政治主导层面进行考察，评价明治维新是“由武士与军人阶层控制的‘和魂洋才式国家权力调整，是一场为适应近代技术环境与对外战争需求而进行的军人政治运动。由明治维新带来的、从幕藩体制向天皇制绝对主义与军国主义体制的转变，并无时代的政治的进步意义可言”。②
与之相对，在《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提及明治维新时期社会思潮的基础上，更多的研究是对明治维新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这类文章又可分为对欧化与国粹风潮的分析、对人权和皇权意识的论述以及对明治维新思想条件的探寻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欧化与国粹主义的分析方面，有学者通过考察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情况，观察到日本在大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还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注重对社会制度改革思想的深入考察和研究，认为这种吸收对明治政府的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而对国粹主义的研究多从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根源、形成经过以及作用的角度来阐释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构建。例如，有学者着眼于19世纪初日本面临“海防”危机至1868年明治维新之间的早期民族主义，详细分析了其思想来源、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主张“日本早期民族主义尽管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却基于塑造日本民族精神、挽救大和民族的使命，仍然担负着特殊的政治功能”。④也有学者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入手，探討了近代日本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经过，并对这一意识中内含的负面因素——过分抬高君权、以国家权力推行等进行细致分析，指出日本从前近代封建王权国家向近代国民国家转型中的不彻底性以及整个近代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⑤还有学者从外源性视角切入，阐述了欧美列强压迫下日本民族独立意识的产生经过与具体表现。⑥
其次，在对人权和皇权意识的论述方面，有学者具体分析了明治维新前夕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人权意识的发展历程。⑦有学者从日本人自我认知构造的变化入手，深入分析明治维新前后社会变迁对近代自我意识的决定性影响，认为在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影响下，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⑧也有学者探讨了幕末时期的皇权思想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化过程以及对明治政权的影响。⑨
最后，在探寻明治维新的思想条件方面，有学者通过对幕府时期日本的实学脉络进行考察，主张日本传统实学为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的近代政治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⑩有学者从构成德川幕府统治思想核心的朱子学、华夷观和锁国观三个视点出发，剖析了日本现代化的思想渊源。{11}也有学者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开国贸易思想入手，重点分析日本的传统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就开国贸易问题产生的思想争鸣，探究开国贸易思想对维新前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以及明治政府的深刻影响。{12}
（四）相关的学术专著、史料编选、通俗读物及译著
近年来，国内学界涌现出一批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优秀专著。例如，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为主体开展的日本现代化研究，历经十年，最终完成了由杨栋梁教授主编的10卷本、将近500万字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该丛书在一条主线、二条发展道路、三次制度变革、四大分析视角、五大专题领域的整体思路下，各卷展示出鲜明的特色。作为国际学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专史系列研究丛书，反映了中国当代日本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中，对明治维新的阐述包含了政治、经济、思想、外交、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可谓继80年代《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之后，对明治维新的又一次综合探讨。①又如，由崔世广主编的《日本近代思想研究丛书》（共十卷，尚未出齐），以日本近代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思想潮流为中心，對近代日本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其中涵盖了明治时代国粹主义、平民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多个方面，再一次开掘了明治维新研究的思想深度。再如，由2006年底启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于2014年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了研究报告书。该报告书分为“古代史卷”与“近代史卷”两部分，其中，“近代史卷”中，双方学者在对近代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对近代两国的历史进程展开深入考察，并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与演变”部分，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明治维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②
另外，在明治维新相关史料的选编方面，早在2005年，由卞崇道、王青主编的《明治哲学与文化》一书，便对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15位思想家进行了文本解读，为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③2011年，由李廷江编著的《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一书，收录了1898—1903年间，清末要人写给近卫笃麿的近百封信函，为学者了解明治时期的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④2016年，由张允起编译的《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一书，从政治背景、学说理论、建言建议、学术论争、制度设计等多重角度，全面展示了明治初期制度转型过程中学界、政界、舆论界对宪政新秩序的构想与谋划，揭示了当时立宪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局限，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⑤
再者，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国内学界还出现一批兼顾通俗性和大众性的读物。汤重南、王仲涛两位日本史研究专家撰写的《日本近现代史：近代卷》，以简洁明快的笔调，详细梳理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对其间出现的重要人物以及明治政府的各项举措进行了客观评述与透彻解读，为读者了解和把握明治维新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通俗版本。⑥由旅日学者宗泽亚撰写的《明治维新的国度》，以通俗晓畅的文笔，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⑦此外，吕理州的《明治维新》⑧、陈杰的《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都对普及明治维新以及日本近代史知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海外专著的不断引入，相关译著也相继问世。例如，由伦敦大学远东史教授威廉·G. 比斯利撰写的《明治维新》一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通过分析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变迁历程，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在西方威胁下逐渐走向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运动”，且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反差的核心之所在。⑨又如，由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L. 麦克莱恩撰写的《日本史》，一改学术研究和历史撰述的刻板面孔，以新颖的体例和言说方式，全面叙述了近世到20世纪末400余年间的日本历史，并以欧美学者的视角，对明治维新进行了颇具新意的解析。詹姆斯认为，明治维新成功的外在原因在于：西方的工业化为日本提供了学习西方经验、利用西方技术的便利;东西方甚小的差距给予日本赶超西方足够的鼓励;全球范围内新市场网络的适时出现为日本制造业提供了出路。①再如，东京大学教授坂野润治撰写的《未完的明治维新》，聚焦于1864—1880年间日本的政界内部，将分别主张“富国”“强兵”“立宪制”“议会制”政策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四位政治家之间的博弈娓娓道来。坂野教授认为，日本虽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实现了四大政策，但对于本书的主人公——上述四位政治家而言，明治维新是一场“未完的革命”。②这些译著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明治维新进行了深入探究，为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分类之间并非完全平行、各自独立，而是交错融合、相互渗透。例如，上文提到的《幕末勤王思想对明治维新的影响——以水户学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不仅探寻了幕末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还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明治维新进行了考察。与此同时，除上述四类研究外，还出现了对明治时期某一具体领域进行专题性探讨的研究成果。如王文勋、张文颖聚焦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传播状况，从舆论学的新角度对明治维新展开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③湛贵成围绕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财政政策展开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政治、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④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盛大节日”，日本政府及各地自前年起便相继举行了以明治维新为主题的各种研讨会、讲座、展览以及音乐会等活动。我国对这一形势也十分关注，自2017年起，各大新闻媒体便纷纷报道，并以专文、专访等形式对明治维新进行了相关探讨。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共同主办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日本、美国以及国内各地约150名知名学者，再次将我国明治维新研究推向高潮。⑤
近年来，媒体杂志与学术研讨会所带来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1世纪我国各类维新研究的新高度。例如，在探寻历史进程中明治维新的关联性方面，崔世广教授通过对明治宪法体制在近代日本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所衍生出的新政治力学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明治维新作为近代日本的起点和源头，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着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整个近代日本历史都是处在明治维新的延长线上。⑥在探索明治维新对中国、东亚以及世界的影响方面，戴东阳教授细致分析、高度总结了黃遵宪丰富、复杂而曲折的明治维新观。⑦宋志勇教授通过分析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经过，主张日本近代外交体制中渗透着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主义色彩，并指出，在近代外交体制建立未稳之际，明治政府便用这一外交手段吞琉球，侵台湾，掠朝鲜，最终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路。⑧在探究明治维新的深层“意蕴”方面，杨栋梁教授强调，明治维新研究，既要厘清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更要阐明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⑨李小白、周颂伦教授认为，“审视明治维新的全过程，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的登场”。⑩宋成有教授主张，明治维新兼具了“一新”与“复古”的双重性格，明治君臣一手打造的国家神道及其伦理，是明治维新伦理精神的主要来源。①在普及明治维新知识方面，由东方历史学会发起的，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系列历史读物《东方历史评论》，收录了中外学者关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的数篇文章，为广大读者生动再现了明治维新的历史情境。②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成果也揭示了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新动态，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提示了新方向。在此，笔者试以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心，为今后明治维新研究的发展作如下初步展望：
第一，注重揭示明治维新内部的复杂性。近年来，众多学者基于日本近代史的历史演进过程，对明治维新与幕末及近代日本进行了关联性探究，延伸了明治维新的研究时段，对宏观把握明治维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的一贯性，即历史发展中后一阶段虽是前一阶段的延续，却并非原封不动地复活已经逝去的一切，而是通过育新于旧，最终实现新旧交替。明治维新即是如此，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社会各界不断摸索和相互博弈的历史演进，而并非维新精英人为设计的结果。明治维新过程中不仅有“尊王攘夷”向“尊王倒幕”的转变，还有幕藩体制以及幕府与天皇关系的变革，同时还涉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博弈与拼杀，充满了各种不可预见的复杂因素。如王新生教授所言，“明治维新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参与并主导这场运动的下层武士，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和路线图，奔着A的目标去，可能半路就去了B，还没到B又变成了C，最终落到了D的结果，明治维新就在这个过程中误打误撞地生成出来”。③因此，在明治维新研究中，必须细致分析近代日本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变革，深入挖掘反映社会各阶层真实状况的历史史实与脉络，努力实现对明治维新内部复杂性的动态性揭示。
第二，全面反思现代化转型视野下的明治维新之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多以“现代化论”的视角来审视近代日本所取得的成功，无论是明治维新与“半岛版维新”的比较研究，还是对明治维新具体领域的深入考察，都隐含着中国研究者对明治维新以及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推崇之情。然而，如孙歌教授所言，“成功”和“失败”的判断方法在判断历史时并不那么有效。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轨迹来看，明治维新未必是真正成功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主动发动战争完成的现代化方式，并不值得中国人羡慕。换言之，“明治维新并非值得中国人羡慕的现代化转型方式”。④戴宇教授在《明治维新的“过错”与阴影》一文中，也提醒人们不要再盲目地迷信明治维新，将其绝对化，而应该更为全面地重新审视明治维新和反省日本近现代史：既要看到明治维新在客观上使近代日本富强起来，得以摆脱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机，即其“荣光”的一面;同时更要看到其使近代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即其“阴影”的一面。⑤张明杰的《日本谋华：明治维新的再认识》则详细叙说了明治维新的扩张本质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深刻影响。⑥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日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不应仅从以往“求成”的视角去审视明治维新的成功，更应该对其近代化的本质及过程进行全面的反思。
第三，重视“同中求异”，培养“他者”意识，致力于明治维新研究的客观性。明治维新研究向来注重对晚清知识分子明治维新观的考察，并以此来反映明治维新对中国之影响，或是进一步探寻中日维新以及两国国运之异同。而在这些研究成果达成上述“使命”的同时，对晚清知识分子明治维新“研究”之缺陷的把握对当代明治维新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已经认识到清末维新派“异中求同”的思维偏向阻碍了他们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研究，也造成了在效法日本过程中出现了“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的现象。今天的日本研究，应该仍然重视“同中求异”，做到“诚求而善学”，才能真正提升日本研究的水平。⑦当然，此处的日本研究置换为明治维新研究再合适不过。又如，学者何鹏举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新论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认为，造成二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明治维新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其自身变革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①同样，这种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并非仅仅存在于近代日本，当下的明治维新研究也应该着力于“他者”意识的培养，力求对明治维新作出客观的考察。
第四，更加积极正面地引入“国民国家论”的研究视角。如王新生教授在研讨会中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历史学界围绕“国民国家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争论，对日本近代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国内学界尚未系统性地介绍这一学说，“国民国家论”为重新思考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现代化论”将明治维新置于日本现代化的起点，大多对其进行“无条件地赞扬”不同，“国民国家论”虽然也将明治维新看作“非西欧世界中国民国家形成的起点”，但其明确指出，“后发型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强加于十分显眼的国民化，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民化”，因此，引入“国民国家论”的研究视角，可以为多线多元式发展的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式。②不过，鉴于近代中日两国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国学者对近代日本带来战争伤害的沉重记忆，以往的明治维新研究多从国民（民族）国家构建视角出发，更多的是对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负面意义的揭示，而对明治维新所带来的进步的一面，如国防、教育、经济等与日本国民国家构建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尚显不足。③
第五，有意识地使部分学术成果通俗化。近年来，随着大众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对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府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掀起了全民读书的阵阵热潮。在此大好形势下，如何使历史学对大众读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使历史学的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大众易于接受的通俗版本，成为摆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现实而又急切的课题。而作为国人眼中拉开近代中日差距的重大原因，明治维新向来备受关注，从研究者到历史爱好者，从学者到普通大众，均对其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此情形下，有意识地使研究思想通俗化、研究视角大众化，便成为21世纪明治维新研究的新方向。例如，最近出版的由马国川撰写的《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一书，以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为中心，生动记录了“黑船来航”至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的60年间，日本追求“大国崛起”的历程，分析了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④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有向民众准确地普及历史知识、客观地说明历史过程、冷静地分析历史现象、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写作和出版雅俗共赏的历史学著作，也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智库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要想真正实现“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培养全民族的国际视野和情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历史的知识和认识水平，就是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对于包括明治维新在内的近代日本历史的研究和成果普及，在今天任务尤为艰巨。
【作者简介】秦莲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思想史、国家神道研究。
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明治维新研究经历了几次高潮，涌现出众多优秀成果。以时代背景为基础进行粗略划分，可以说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以分析明治维新性质为主的奠基时期、改革开放后开始综合性的系统研究时期，21世纪之后我国的明治维新研究进入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时期。适值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对其相关成果进行总结和整理，不仅有利于对包括明治维新研究在内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作学术史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向导，而且作为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明治维新的研究历程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步履轨迹。
关键词? 明治维新研究，近代日本，中国
中图分类号? ?K1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24-0043-10
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历史的开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向来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我国学界亦关注颇多。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明治维新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进入21世纪，在知识信息化、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以及中日关系的复杂多变，开展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明治维新研究成为当代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为此，回顾与梳理既有研究成果，成为开启新世纪明治维新研究新征程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往关于明治维新研究状况的整理和总结，或将明治维新作为日本近代史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零散分布于对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中，①或作为探讨明治维新具体问题时的既有研究，被学者简要提及于文中，②而以明治维新研究状况为中心，展开全面、系统分析的综述性文章还并不充分。本文着眼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基本状况，尤其关注新世纪以来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新动向，按照时间顺序，对其主要成果及内容予以简要论述，或可为今后的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些许导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对明治维新的研究处于力量薄弱的状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断发展的影响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以探讨明治维新性质为中心的首次研究热潮。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以周一良教授为代表的，主张明治维新是日本社会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③第二种是以吴廷璆教授为代表的“革命和改革论”，认为明治维新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改革。①第三种是万峰教授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首倡的“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说”。②上述三种观点，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对明治维新的历史属性进行了慎重地界定，为后辈学者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外交流的增多，20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研究再现高潮，涌现出一批综合性、系统性、比较式论述明治维新的优秀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1年，由《世界历史》编辑部编集的《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一书，作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关于明治维新的专题文集，所收录的15篇文章不仅论述了明治维新的性质、根本原因、阶级基础，还围绕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殖产兴业”、农业教育、军事改革，日本的原始积累特点以及重要人物及其活动展开探讨与评论，并且回顾了清末各种明治维新史观以及近代日本的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明治维新的研究领域、开掘了明治维新的研究深度。此外，该书还载有“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我国明治维新史论著译著资料要目索引”“明治维新史年表”等资料和图表，为此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资源。③其后，于1984年出版的《简明日本近代史》一书，将明治维新置于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中，通过考察维新前后日本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重申了明治维新“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说”。④1987年，由伊文成等五位学者倾心力著的《明治维新史》一书，搜集了当时几近全部的学术信息，对明治维新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明治维新的成功原因、历史意义展开科学的分析与论述，作为我国研究明治维新的首部专史类著作，反映了当时我国明治维新乃至日本研究的最高水平，⑤“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明治维新全过程的封顶之作”。⑥1988年，由米庆余教授撰写的《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一书，从经济视角出发，对明治维新过程进行了细致考察，并就以往研究中争论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例如，针对以往研究大多将明治维新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或其衍生说的观点，米教授指出，明治维新是“属于亚洲的近代民族民主运动范畴的、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和作用的社会变革”。⑦同年，由吕万和以日文撰写的《明治维新与中国》一书在日本出版，该书以全新的比较式维新论述框架，阐述了明治维新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剖析了近代中日两国兴衰的根本原因，为我国明治维新研究构筑了新框架，提供了新方向。⑧
随着研究热潮的逐渐冷却以及新论述框架的广泛使用，20世纪90年代后，明治维新研究进入平稳发展期，出现了大量以比较式论述体系以及剖析具体问题来回顾明治维新的研究成果。具体说来，有占据这一时期维新研究主要地位的“中日维新”比较研究，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中国版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⑨以及关注到明治维新过程中家族制度、近代天皇制、教育改革、地税改革等具体问题，对明治维新进行深入考察与科学评析的优秀文章。⑩与冷战格局的结束以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相关，这些研究多从“现代化论”{11}的视角出发，对作为“现代化论”之典型事例的明治维新展开细致分析，并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90年代末期，国内学界出现了对明治维新思想历程的相关探索，如崔世广教授的《明治维新的思想历程刍论》一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明治维新过程中，由“西方近代的因素与传统的因素，合理的、开放的因素与非合理的、封闭的因素”同时并存所构成的二重性格，并以此透视了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的两重性，开掘了明治维新研究的新深度，为即将迈入21世纪的明治维新研究铺垫了坚实的基础。①
进入21世纪，明治维新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展开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课题摸索与探究。2006年，由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撰写的《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根据明治维新在日本近代历史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特色，以明治十四年政变为界，将维新进程分为欧化（1868—1881年）与民族化（1881—1889年）两个阶段，并进行了细致考究。与以往研究相比，该书在以下三方面独具特色：
首先，在对日本近代史进程的宏观把握视角方面，如宋教授所言，此书未将1853年“黑船来航”或天保改革等具体事件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而是从近世社会历史环境对近代日本发展的影响入手，在探讨近世与近代的历史联系中，说明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维新或日本近代化进程日本特色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具体到明治维新阶段，宋教授通过分析幕府时代为日本近代化进程留下的历史遗产，即双重二元政治结构、国内市场运营机制、活跃的学术流派、普及化的寺子屋教育以及幕末改革对明治维新进程产生的直接影响，系统地阐述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历史背景与制度因素，揭示了幕末历史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与此同时，将明治维新至昭和战败的近代日本历史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有利于评论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
其次，在对明治维新的记述角度方面，宋教授从武士阶级改造和转化的角度出发，对明治维新中的各项改革进行了重新解释，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与此同时，关注到日美关系对明治维新的重要影响，指出是“美国的跨洋西进，启动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②并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将历时12年的日本开港分为三个阶段，即“和亲条约”阶段、通商条约阶段和降低关税阶段，逐一分析了各阶段美国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对日本的影响，以国际视野的高度，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了明治维新这一历史事件。
再次，在对明治维新两面性的分析方面，宋教授观察到“文明开化风潮铺天盖地、欧风美雨浸润日本社会”的明治前十年，欧美文明与殖民压迫同时到来的矛盾局面，剖析了日本于“痛苦”中接受西方文明的被动状态，在指出欧化过程中明治政府存在“好大喜功”“贪大求洋”等问题的同时，对“文明开化破与立的主流”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针对逐渐形成日本特色的明治后十年，宋教授通过阐述《明治宪法》的制定经过，对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建立原委及其三大支柱（藩阀、军阀和财阀）的特点进行了细致剖析，在指出《明治宪法》存在致命缺陷的同时，对其所富有的历史意义给予了相应的肯定。除此之外，宋教授还对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思潮，如欧化与国粹、人权与国权以及对华观的演变作出详细阐述。
以《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的出版为序曲，2006年以来，我国学界出现了大量以学术论文形式探讨明治维新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相关学术性专著、史料选编、兼顾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及译著也对明治维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这些研究整体上呈现出“于继承中求创新，于创新中求发展”的大趋势。在此，笔者试将近年来的明治维新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分为四类，分别选取部分代表性著作与观点进行简要评介。
（一）探寻历史进程中明治维新的关联性
延续《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对历史进程中连续性的关注，近年来，研究者在对明治维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同时，对明治维新与幕末历史以及近代日本进行了关联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幕末历史对明治维新以及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影响分析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有学者通过分析幕末日本在利益格局失衡下的社会矛盾，探究明治维新发生的内在动因。③有学者从日本的社会结构入手，逐一分析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文化结构、政治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特点，认为三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原本的平衡态势，并主张这种偏离为启动日本近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促使明治维新取得成功。①有学者通过考察幕府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认为“幕藩体制”在结构和制度上的变迁为明治维新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②也有学者通过对幕府末期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变化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等进行分析，主张“幕末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生产关系的变化，构成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提性基础”。③还有学者观察到倒幕与维新在思想史上的延续性，从“皇”与“国”两个角度检讨了水户学的勤王思想对明治维新的得失影响，即“国”之意识的建立和“皇”之意识的延续，进而揭示出明治维新自身及由此开始的日本近代发展道路中的内在矛盾和不可调和性。④再有宋成有教授在时隔十余年后，以论文的形式，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他从时代背景、方针政策和人才机缘三方面入手，论证了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使日本初步完成近代化的明治维新缘起于幕末改革”。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宋教授在注重历史连续性的同时，还通过对比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在改革总纲、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以及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方面的不同，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变异性，并通过分析连续性与变异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幕末改革至明治维新这段历史全面且生动地描绘出来，为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⑥就后者而言，有学者从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所陷入的“四大误区”，即强兵富国的国家发展观、以鄰为壑的国家安全观、脱亚入欧的国家归属观、天皇神国的国家教育观入手，逐一分析了“四大误区”对近代日本的作用与影响，证实了明治维新时期制定的国家发展理论与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间的直接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就其中“以邻为壑”的国家安全观与二战后“以邻为患”的国家安全观做出比较，探寻出明治维新与战后日本之间的关联性，进一步延伸了明治维新的研究时段。⑦也有学者从近代日本的社会转型入手，认为由明治维新推动的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累积了一系列矛盾，明治政府为了削减矛盾、转嫁危机，将目光朝外，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反映了明治维新与近代日本之间的关联性。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探讨明治维新的改革政策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从侧面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⑨
（二）探索广域视角下的明治维新之影响
鉴于明治维新事件影响的广泛性，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展开广域视角下的明治维新影响之探索。其研究成果又可分为以下三类：首先是关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纵深化的发展趋势。例如，有学者通过比较明治维新与大化改新在指导思想和目标方面的不同，探寻二者对日本及东亚产生的不同影响。⑩也有学者从经济结构、思想文化、国家体制以及方针政策等方面入手，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甲申政变等“半岛版维新”进行综合比较，探究中日韩三国近代化“同途殊归”的原因所在。{11}还有学者就明治维新过程中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与中国、俄罗斯进行细致的比较，进而从中获取必要的启示。①其次是比较研究外，探寻明治维新对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影响的研究。例如，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明治维新对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影响。②有学者通过考察戊戌变法之前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日本幕末志士精神的推崇，认为这种志士精神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戊戌变法，而且成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以“日本魂”塑造中国“国魂”的重要思想土壤。③也有学者对黄遵宪及其著作《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展开细致分析，主张其日本研究最早总结了明治维新的经验，对戊戌变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④也有学者从某一具体领域入手，探讨明治维新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与启示。⑤还有学者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成员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全面展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和对朝鲜官员思想、意识、心灵的冲击，填补了国内在明治维新对朝鲜影响领域研究的空白。⑥最后则是基于近代日本的对外方针，对明治维新之影响进行宏观审视的研究。例如，有学者通过分析近代日本全面西化的路径选择，主张由明治维新运动开启的全面西化的国家发展路径“将近代日本塑造成为同时兼具舞者与武士两个面具的国家”，并指出，对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而言，由明治维新提出的三大国策中，“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是比较成功的西化政策，而“富国强兵”则是建立在对中、韩两国侵略战争基础上实施的损人利己的错误国策。⑦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明治初年日本对中琉朝所采取的不同外交手段，总结出日本对东亚邻国的基本外交取向，即“遵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脱亚入欧，跻身欧美列强行列，损临自肥，颠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国际体系”，指出“明治初年日本东亚外交的实质，是为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探路活动”。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积极探讨明治维新对中国及世界影响的同时，逐渐关注到中国对明治维新进程的影响。例如，有学者不仅分析了中国晚清的内忧外患对日本走上近代化之路的作用与影响，还揭示了中国西学对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产生的积极影响，为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新思路。⑨
（三）探究明治维新之剧变的深层“意蕴”
近年来，研究者在考察明治维新的关联性、影响范围的广泛性的同时，对明治维新这一历史剧变在政治生态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也进行了深度挖掘。就前者而言，有学者运用经济学分析框架——财政压力说，对明治维新进行了重新解读，主张明治维新的制度安排是统治利益集团、中上层士族利益集团和农民利益集团以及在旧体制外成长中的新兴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均衡，其改革的具体途径是消除“分利集团”-实施俸禄制度改革、颁行“中性制度”-实施地税改革、开拓新税源-扶植“新兴财富”，其成功的标志是：财政状况根本好转;新兴利益集团成长起来，以纳税支持国家统治;实行宪政，统治利益集团与新兴利益集团结成联盟。⑩有学者从明治时期基于“军政分离”原则所确立的“统帅权独立”入手，分析了“统帅权独立”的精神构造，揭示了其与天皇制下国民统治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述了“统帅权独立”对明治宪政的侵蚀以及对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①也有学者从近代日本国家体制及其军政关系、旧武士阶级特权转换、旧“皇军”的性质特征等角度，重新审视了明治维新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主张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及其对内统治和对外军事政策，均起源于明治维新，并从政治主导层面进行考察，评价明治维新是“由武士与军人阶层控制的‘和魂洋才式国家权力调整，是一场为适应近代技术环境与对外战争需求而进行的军人政治运动。由明治维新带来的、从幕藩体制向天皇制绝对主义与军国主义体制的转变，并无时代的政治的进步意义可言”。②
与之相对，在《新编日本近代史》一书提及明治维新时期社会思潮的基础上，更多的研究是对明治维新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这类文章又可分为对欧化与国粹风潮的分析、对人权和皇权意识的论述以及对明治维新思想条件的探寻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欧化与国粹主义的分析方面，有学者通过考察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情况，观察到日本在大量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还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注重对社会制度改革思想的深入考察和研究，认为这种吸收对明治政府的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而对国粹主义的研究多从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根源、形成经过以及作用的角度来阐释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构建。例如，有学者着眼于19世纪初日本面临“海防”危机至1868年明治维新之间的早期民族主义，详细分析了其思想来源、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具体体现，主张“日本早期民族主义尽管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却基于塑造日本民族精神、挽救大和民族的使命，仍然担负着特殊的政治功能”。④也有学者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入手，探討了近代日本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经过，并对这一意识中内含的负面因素——过分抬高君权、以国家权力推行等进行细致分析，指出日本从前近代封建王权国家向近代国民国家转型中的不彻底性以及整个近代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⑤还有学者从外源性视角切入，阐述了欧美列强压迫下日本民族独立意识的产生经过与具体表现。⑥
其次，在对人权和皇权意识的论述方面，有学者具体分析了明治维新前夕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人权意识的发展历程。⑦有学者从日本人自我认知构造的变化入手，深入分析明治维新前后社会变迁对近代自我意识的决定性影响，认为在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影响下，自我意识始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⑧也有学者探讨了幕末时期的皇权思想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变化过程以及对明治政权的影响。⑨
最后，在探寻明治维新的思想条件方面，有学者通过对幕府时期日本的实学脉络进行考察，主张日本传统实学为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的近代政治转型提供了思想基础。⑩有学者从构成德川幕府统治思想核心的朱子学、华夷观和锁国观三个视点出发，剖析了日本现代化的思想渊源。{11}也有学者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开国贸易思想入手，重点分析日本的传统思想家和启蒙思想家就开国贸易问题产生的思想争鸣，探究开国贸易思想对维新前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以及明治政府的深刻影响。{12}
（四）相关的学术专著、史料编选、通俗读物及译著
近年来，国内学界涌现出一批日本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的优秀专著。例如，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为主体开展的日本现代化研究，历经十年，最终完成了由杨栋梁教授主编的10卷本、将近500万字的《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该丛书在一条主线、二条发展道路、三次制度变革、四大分析视角、五大专题领域的整体思路下，各卷展示出鲜明的特色。作为国际学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专史系列研究丛书，反映了中国当代日本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中，对明治维新的阐述包含了政治、经济、思想、外交、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可谓继80年代《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之后，对明治维新的又一次综合探讨。①又如，由崔世广主编的《日本近代思想研究丛书》（共十卷，尚未出齐），以日本近代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思想潮流为中心，對近代日本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其中涵盖了明治时代国粹主义、平民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多个方面，再一次开掘了明治维新研究的思想深度。再如，由2006年底启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于2014年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了研究报告书。该报告书分为“古代史卷”与“近代史卷”两部分，其中，“近代史卷”中，双方学者在对近代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对近代两国的历史进程展开深入考察，并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与演变”部分，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明治维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②
另外，在明治维新相关史料的选编方面，早在2005年，由卞崇道、王青主编的《明治哲学与文化》一书，便对明治维新时期在日本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15位思想家进行了文本解读，为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③2011年，由李廷江编著的《近代中日关系源流——晚清中国名人致近卫笃麿书简》一书，收录了1898—1903年间，清末要人写给近卫笃麿的近百封信函，为学者了解明治时期的中日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④2016年，由张允起编译的《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一书，从政治背景、学说理论、建言建议、学术论争、制度设计等多重角度，全面展示了明治初期制度转型过程中学界、政界、舆论界对宪政新秩序的构想与谋划，揭示了当时立宪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局限，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⑤
再者，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国内学界还出现一批兼顾通俗性和大众性的读物。汤重南、王仲涛两位日本史研究专家撰写的《日本近现代史：近代卷》，以简洁明快的笔调，详细梳理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历程，对其间出现的重要人物以及明治政府的各项举措进行了客观评述与透彻解读，为读者了解和把握明治维新的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通俗版本。⑥由旅日学者宗泽亚撰写的《明治维新的国度》，以通俗晓畅的文笔，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⑦此外，吕理州的《明治维新》⑧、陈杰的《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都对普及明治维新以及日本近代史知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海外专著的不断引入，相关译著也相继问世。例如，由伦敦大学远东史教授威廉·G. 比斯利撰写的《明治维新》一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通过分析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变迁历程，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在西方威胁下逐渐走向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运动”，且为近代中日两国命运反差的核心之所在。⑨又如，由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L. 麦克莱恩撰写的《日本史》，一改学术研究和历史撰述的刻板面孔，以新颖的体例和言说方式，全面叙述了近世到20世纪末400余年间的日本历史，并以欧美学者的视角，对明治维新进行了颇具新意的解析。詹姆斯认为，明治维新成功的外在原因在于：西方的工业化为日本提供了学习西方经验、利用西方技术的便利;东西方甚小的差距给予日本赶超西方足够的鼓励;全球范围内新市场网络的适时出现为日本制造业提供了出路。①再如，东京大学教授坂野润治撰写的《未完的明治维新》，聚焦于1864—1880年间日本的政界内部，将分别主张“富国”“强兵”“立宪制”“议会制”政策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四位政治家之间的博弈娓娓道来。坂野教授认为，日本虽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实现了四大政策，但对于本书的主人公——上述四位政治家而言，明治维新是一场“未完的革命”。②这些译著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明治维新进行了深入探究，为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分类之间并非完全平行、各自独立，而是交错融合、相互渗透。例如，上文提到的《幕末勤王思想对明治维新的影响——以水户学为中心》（《世界历史》2016年第4期），不仅探寻了幕末与明治维新之间的连续性，还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明治维新进行了考察。与此同时，除上述四类研究外，还出现了对明治时期某一具体领域进行专题性探讨的研究成果。如王文勋、张文颖聚焦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舆论传播状况，从舆论学的新角度对明治维新展开系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③湛贵成围绕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财政政策展开深入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财政政策的基本特征和政治、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④
2018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盛大节日”，日本政府及各地自前年起便相继举行了以明治维新为主题的各种研讨会、讲座、展览以及音乐会等活动。我国对这一形势也十分关注，自2017年起，各大新闻媒体便纷纷报道，并以专文、专访等形式对明治维新进行了相关探讨。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与中国日本史学会共同主办的“明治维新与近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来自日本、美国以及国内各地约150名知名学者，再次将我国明治维新研究推向高潮。⑤
近年来，媒体杂志与学术研讨会所带来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1世纪我国各类维新研究的新高度。例如，在探寻历史进程中明治维新的关联性方面，崔世广教授通过对明治宪法体制在近代日本实际政治运行过程中所衍生出的新政治力学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明治维新作为近代日本的起点和源头，从根本上规定和影响着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整个近代日本历史都是处在明治维新的延长线上。⑥在探索明治维新对中国、东亚以及世界的影响方面，戴东阳教授细致分析、高度总结了黃遵宪丰富、复杂而曲折的明治维新观。⑦宋志勇教授通过分析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经过，主张日本近代外交体制中渗透着浓厚的殖民主义、侵略主义色彩，并指出，在近代外交体制建立未稳之际，明治政府便用这一外交手段吞琉球，侵台湾，掠朝鲜，最终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路。⑧在探究明治维新的深层“意蕴”方面，杨栋梁教授强调，明治维新研究，既要厘清国家权力重构的显在主线，更要阐明以“顺天应人”为依据的权威这一制约权力重构的潜在主线。⑨李小白、周颂伦教授认为，“审视明治维新的全过程，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的登场”。⑩宋成有教授主张，明治维新兼具了“一新”与“复古”的双重性格，明治君臣一手打造的国家神道及其伦理，是明治维新伦理精神的主要来源。①在普及明治维新知识方面，由东方历史学会发起的，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系列历史读物《东方历史评论》，收录了中外学者关于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的数篇文章，为广大读者生动再现了明治维新的历史情境。②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成果也揭示了我国明治维新研究的新动态，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提示了新方向。在此，笔者试以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心，为今后明治维新研究的发展作如下初步展望：
第一，注重揭示明治维新内部的复杂性。近年来，众多学者基于日本近代史的历史演进过程，对明治维新与幕末及近代日本进行了关联性探究，延伸了明治维新的研究时段，对宏观把握明治维新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的一贯性，即历史发展中后一阶段虽是前一阶段的延续，却并非原封不动地复活已经逝去的一切，而是通过育新于旧，最终实现新旧交替。明治维新即是如此，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社会各界不断摸索和相互博弈的历史演进，而并非维新精英人为设计的结果。明治维新过程中不仅有“尊王攘夷”向“尊王倒幕”的转变，还有幕藩体制以及幕府与天皇关系的变革，同时还涉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博弈与拼杀，充满了各种不可预见的复杂因素。如王新生教授所言，“明治维新无法用简单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参与并主导这场运动的下层武士，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想法和路线图，奔着A的目标去，可能半路就去了B，还没到B又变成了C，最终落到了D的结果，明治维新就在这个过程中误打误撞地生成出来”。③因此，在明治维新研究中，必须细致分析近代日本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变革，深入挖掘反映社会各阶层真实状况的历史史实与脉络，努力实现对明治维新内部复杂性的动态性揭示。
第二，全面反思现代化转型视野下的明治维新之历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多以“现代化论”的视角来审视近代日本所取得的成功，无论是明治维新与“半岛版维新”的比较研究，还是对明治维新具体领域的深入考察，都隐含着中国研究者对明治维新以及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推崇之情。然而，如孙歌教授所言，“成功”和“失败”的判断方法在判断历史时并不那么有效。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轨迹来看，明治维新未必是真正成功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以主动发动战争完成的现代化方式，并不值得中国人羡慕。换言之，“明治维新并非值得中国人羡慕的现代化转型方式”。④戴宇教授在《明治维新的“过错”与阴影》一文中，也提醒人们不要再盲目地迷信明治维新，将其绝对化，而应该更为全面地重新审视明治维新和反省日本近现代史：既要看到明治维新在客观上使近代日本富强起来，得以摆脱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危机，即其“荣光”的一面;同时更要看到其使近代日本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即其“阴影”的一面。⑤张明杰的《日本谋华：明治维新的再认识》则详细叙说了明治维新的扩张本质对近代中国命运的深刻影响。⑥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日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国的明治维新研究不应仅从以往“求成”的视角去审视明治维新的成功，更应该对其近代化的本质及过程进行全面的反思。
第三，重视“同中求异”，培养“他者”意识，致力于明治维新研究的客观性。明治维新研究向来注重对晚清知识分子明治维新观的考察，并以此来反映明治维新对中国之影响，或是进一步探寻中日维新以及两国国运之异同。而在这些研究成果达成上述“使命”的同时，对晚清知识分子明治维新“研究”之缺陷的把握对当代明治维新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已经认识到清末维新派“异中求同”的思维偏向阻碍了他们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研究，也造成了在效法日本过程中出现了“拟之也弥似，而去之也弥远”的现象。今天的日本研究，应该仍然重视“同中求异”，做到“诚求而善学”，才能真正提升日本研究的水平。⑦当然，此处的日本研究置换为明治维新研究再合适不过。又如，学者何鹏举通过对近代中日两国的明治维新论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认为，造成二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明治维新论的出发点是基于其自身变革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①同样，这种缺乏“他者”意识的日本研究并非仅仅存在于近代日本，当下的明治维新研究也应该着力于“他者”意识的培养，力求对明治维新作出客观的考察。
第四，更加积极正面地引入“国民国家论”的研究视角。如王新生教授在研讨会中所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历史学界围绕“国民国家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争论，对日本近代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国内学界尚未系统性地介绍这一学说，“国民国家论”为重新思考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现代化论”将明治维新置于日本现代化的起点，大多对其进行“无条件地赞扬”不同，“国民国家论”虽然也将明治维新看作“非西欧世界中国民国家形成的起点”，但其明确指出，“后发型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强加于十分显眼的国民化，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国民化”，因此，引入“国民国家论”的研究视角，可以为多线多元式发展的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式。②不过，鉴于近代中日两国的特殊关系，以及中国学者对近代日本带来战争伤害的沉重记忆，以往的明治维新研究多从国民（民族）国家构建视角出发，更多的是对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负面意义的揭示，而对明治维新所带来的进步的一面，如国防、教育、经济等与日本国民国家构建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尚显不足。③
第五，有意识地使部分学术成果通俗化。近年来，随着大众的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对知识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府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掀起了全民读书的阵阵热潮。在此大好形势下，如何使历史学对大众读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使历史学的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大众易于接受的通俗版本，成为摆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现实而又急切的课题。而作为国人眼中拉开近代中日差距的重大原因，明治维新向来备受关注，从研究者到历史爱好者，从学者到普通大众，均对其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此情形下，有意识地使研究思想通俗化、研究视角大众化，便成为21世纪明治维新研究的新方向。例如，最近出版的由马国川撰写的《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一书，以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为中心，生动记录了“黑船来航”至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的60年间，日本追求“大国崛起”的历程，分析了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内在原因。④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有向民众准确地普及历史知识、客观地说明历史过程、冷静地分析历史现象、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写作和出版雅俗共赏的历史学著作，也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和智库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要想真正实现“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培养全民族的国际视野和情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历史的知识和认识水平，就是国家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对于包括明治维新在内的近代日本历史的研究和成果普及，在今天任务尤为艰巨。
【作者简介】秦莲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思想史、国家神道研究。
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