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何平 马芸芸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出现所谓“元叙事的危机”，这种对既有历史研究模式的质疑，触发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概念设定、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以及语言特征进行了批判性清洗。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进展，促进了“全球视野”以及相伴随的历史研究的新的关注点和新路径的萌生。这些助推了西方历史研究在21世纪的范式转型。论文探究了当前西方历史研究重构过程中产生的若干重要问题， 包括如何重新定义历史书写的对象;哪些历史变迁值得研究;历史研究的空间如何重新调整;如何摆脱地方性视阈;如何协调传统历史编纂模式与新的研究路径;国别史和微观史如何体现新的历史眼光等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是新的历史书写所面临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处理正在引导历史研究向新的形态过渡。
? 关键词? 范式转型，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
?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24-0014-09
历史研究中许多问题的提出深受历史学家对当前社会及其历史的反思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歷史都是当代思想史。社会现实的发展影响历史学家观察历史的视角，历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受到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发展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的扩张，使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世界的一体化作为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的重要性，促使他们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例如全球化的进程、模式及其影响等等，也推动他们去探索之前注意较少的领域。另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内部“后学”兴起，传统世界史编纂的领域、概念设定和研究路径受到了批判性的清洗。历史研究不得不除旧布新。这些是导致当代西方历史研究范式发生革新的若干重要因素。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一定是以现在的观点去撰写的;同样无可回避的是，它们不仅是当代史，而且涉及的也是从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哪些问题。”①罗珀特·格尔丁的这些评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在当前，日益深入的全球化，移动互联网和数字革命，社会面貌的巨大改观，推动历史学家们转变自己的研究路径和关注点。一些西方史家不仅用“Global Turn”来形容这种史学新潮，也用“后现代转型”来描述这种历史研究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所谓“元叙事”危机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影响颇为深刻。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或者“宏大叙事”居于历史知识的核心，这种“元叙事”危机及其意识引发了大量的反思，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历史知识哪些地方有错误，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这以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现代主义兴起了，并从知识形态上对近现代西方史学进行解构;“语言学转向”，则从文本、书写形式等方面对20世纪的历史书写进行清洗。
20世纪90年代，“后学”在西方已不再是“显学”，这标志着另外的一些问题在西方历史反思中开始占据主导位置。新世纪以来，潜藏在西方史学转型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假如之前的历史写作存在重大缺陷，那么如何重构我们（西方）的历史写作呢？通过对当代西方一些受到广泛关注的历史著述的梳理，可以发现，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西方历史研究中形成了如下一些前沿性的问题：1.如何重新定义历史书写的对象，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或者说全景。①2.哪些变化具有全球意义或者构成人类历史的主线？3.历史研究的单位或空间如何重新界定？除民族国家外，还有哪些人类社会单位和空间也需要我们加强研究？4.在历史写作中，如何摆脱地方性视角和偏见？5.如何协调传统历史编纂模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如强调跨国的视角、比较的路径，以及对社会交往的网络和空间、海洋、边疆和其他跨国空间等等的研究路径之间的关系。6.在“去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撰模式”后，如何撰写国别史？7.如何评估人类未来，尤其是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新的技术革命将把人类引向何方？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西方历史研究转型的深度和广度。
核心问题的不同，意味着历史视域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也不同。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趋势和新潮流不仅与他们对历史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义有关，也与理解者（历史学家）的意识的变化有关。这种变化，正如前述，首先是由20世纪70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的批判性反思所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起，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家对西方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形态及其生产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或者说清洗。正是在这个批判性否定，或者解构的基础上，西方史学才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重构。
20世纪70年代，利奥塔首先在他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关于（当代）知识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关于过去的历史大叙事崩溃了”。这本后现代主义的奠基性著作认为：正是这个“元叙事”的崩溃，才推动后现代主义运动兴起，并致力于探究20世纪下半叶历史知识的“合法性的危机”。②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所谓“语义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等等，实际上都属于这种对已有的历史知识、书写范式和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库恩所描写过的“范式转型”期间会发生的现象。这股反思的浪潮中最有影响的那些大家的理论观点，如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荷兰的安格尔斯密特、美国的海登·怀特和詹姆逊等等，我们都已经很熟悉。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的自大和自信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它宣称：我们（西方社会）的经验被组织起来的每一种学术或话语（包括历史知识）的结构都是通过一些排他性的行为被构造出来，并得以保持的。这种观点帮助西方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反思那个时代西方历史知识的形态和认识模式。赛义德对“东方”观念及东方学的解构是其中最为著名的。③
在这期间，近现代历史知识赖以形成的许多基本观念，诸如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以及进步趋势等等都遭到颠覆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力图超越近现代历史思维局限性的思维形态，批评后者追求思维的整齐划一，忽视差异性和压制其他文化形式和理论范式。它揭示了现代主义者宣称其知识体系具有客观性的假象，从而把近现代历史观念还原到其具体的历史位置，尤其是其作为一个时代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如贝利所说，“一些思想建构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期所独有的”。④
摘 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研究出现所谓“元叙事的危机”，这种对既有历史研究模式的质疑，触发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概念设定、研究路径和研究领域以及语言特征进行了批判性清洗。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迅猛进展，促进了“全球视野”以及相伴随的历史研究的新的关注点和新路径的萌生。这些助推了西方历史研究在21世纪的范式转型。论文探究了当前西方历史研究重构过程中产生的若干重要问题， 包括如何重新定义历史书写的对象;哪些历史变迁值得研究;历史研究的空间如何重新调整;如何摆脱地方性视阈;如何协调传统历史编纂模式与新的研究路径;国别史和微观史如何体现新的历史眼光等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是新的历史书写所面临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处理正在引导历史研究向新的形态过渡。
? 关键词? 范式转型，后现代主义，全球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
?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8）24-0014-09
历史研究中许多问题的提出深受历史学家对当前社会及其历史的反思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歷史都是当代思想史。社会现实的发展影响历史学家观察历史的视角，历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受到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发展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的扩张，使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世界的一体化作为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的重要性，促使他们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问题，例如全球化的进程、模式及其影响等等，也推动他们去探索之前注意较少的领域。另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内部“后学”兴起，传统世界史编纂的领域、概念设定和研究路径受到了批判性的清洗。历史研究不得不除旧布新。这些是导致当代西方历史研究范式发生革新的若干重要因素。
“所有的历史著作都一定是以现在的观点去撰写的;同样无可回避的是，它们不仅是当代史，而且涉及的也是从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哪些问题。”①罗珀特·格尔丁的这些评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在当前，日益深入的全球化，移动互联网和数字革命，社会面貌的巨大改观，推动历史学家们转变自己的研究路径和关注点。一些西方史家不仅用“Global Turn”来形容这种史学新潮，也用“后现代转型”来描述这种历史研究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所谓“元叙事”危机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影响颇为深刻。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或者“宏大叙事”居于历史知识的核心，这种“元叙事”危机及其意识引发了大量的反思，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历史知识哪些地方有错误，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这以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后现代主义兴起了，并从知识形态上对近现代西方史学进行解构;“语言学转向”，则从文本、书写形式等方面对20世纪的历史书写进行清洗。
20世纪90年代，“后学”在西方已不再是“显学”，这标志着另外的一些问题在西方历史反思中开始占据主导位置。新世纪以来，潜藏在西方史学转型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假如之前的历史写作存在重大缺陷，那么如何重构我们（西方）的历史写作呢？通过对当代西方一些受到广泛关注的历史著述的梳理，可以发现，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西方历史研究中形成了如下一些前沿性的问题：1.如何重新定义历史书写的对象，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或者说全景。①2.哪些变化具有全球意义或者构成人类历史的主线？3.历史研究的单位或空间如何重新界定？除民族国家外，还有哪些人类社会单位和空间也需要我们加强研究？4.在历史写作中，如何摆脱地方性视角和偏见？5.如何协调传统历史编纂模式与新的研究范式，如强调跨国的视角、比较的路径，以及对社会交往的网络和空间、海洋、边疆和其他跨国空间等等的研究路径之间的关系。6.在“去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撰模式”后，如何撰写国别史？7.如何评估人类未来，尤其是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为特征的新的技术革命将把人类引向何方？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当代西方历史研究转型的深度和广度。
核心问题的不同，意味着历史视域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也不同。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趋势和新潮流不仅与他们对历史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义有关，也与理解者（历史学家）的意识的变化有关。这种变化，正如前述，首先是由20世纪70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的批判性反思所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起，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家对西方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形态及其生产过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或者说清洗。正是在这个批判性否定，或者解构的基础上，西方史学才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重构。
20世纪70年代，利奥塔首先在他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关于（当代）知识的报告》中提出，“我们关于过去的历史大叙事崩溃了”。这本后现代主义的奠基性著作认为：正是这个“元叙事”的崩溃，才推动后现代主义运动兴起，并致力于探究20世纪下半叶历史知识的“合法性的危机”。②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生的所谓“语义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等等，实际上都属于这种对已有的历史知识、书写范式和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批判性反思。这是库恩所描写过的“范式转型”期间会发生的现象。这股反思的浪潮中最有影响的那些大家的理论观点，如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荷兰的安格尔斯密特、美国的海登·怀特和詹姆逊等等，我们都已经很熟悉。
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近现代史学的自大和自信的最大冲击，莫过于它宣称：我们（西方社会）的经验被组织起来的每一种学术或话语（包括历史知识）的结构都是通过一些排他性的行为被构造出来，并得以保持的。这种观点帮助西方一些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反思那个时代西方历史知识的形态和认识模式。赛义德对“东方”观念及东方学的解构是其中最为著名的。③
在这期间，近现代历史知识赖以形成的许多基本观念，诸如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连续性以及进步趋势等等都遭到颠覆性的批判。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力图超越近现代历史思维局限性的思维形态，批评后者追求思维的整齐划一，忽视差异性和压制其他文化形式和理论范式。它揭示了现代主义者宣称其知识体系具有客观性的假象，从而把近现代历史观念还原到其具体的历史位置，尤其是其作为一个时代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如贝利所说，“一些思想建构是特定社会和特定时期所独有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