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多维逻辑
陈浩
摘 要：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发挥着统领作用，其自身包含多重逻辑意涵：它是对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目标的进一步提升，体现了历史逻辑；它针对当前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回应民众愿望期盼而提出，因而具有鲜明的现实逻辑；它的落实尤其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架构，建立长效机制，即蕴含强烈的制度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路径。
关键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 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实际、锐意进取，逐渐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1]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 这一战略布局已经成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成为引领我们前进的总方针。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未来几年要致力于实现的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则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目标与举措之间紧密联系、协同配合，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发挥着统领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也必将助力于我们在“强起来”的历史“新时代”下的持续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概念自身也蕴含着丰富的逻辑意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提法蕴含着自身的历史逻辑。这种逻辑，主要是就时间维度而言。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继承了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们党一贯的发展主旨，是对我们党发展目标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与否，也将对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居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古籍《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谓人民已经非常劳苦，希望能过上稍微安康的生活。而在《礼记·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分殊的背景下，也用来指称一种礼义尚在的美好生活。千百年来，“小康”一词表达了普通中国民众对于一种丰衣足食的理想生活的朴素追求和向往。而“为人民服务”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4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起步较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也必须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一步步做起。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小康”一词就成为我们党描绘初级发展目标的一个经典用语。
最早用“小康”一词描述我國社会发展目标的是邓小平。他在1979年底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小康”一词正式写入大会报告，强调到20世纪末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此后，邓小平又进一步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建设小康社会是其中的关键一环。1987年4月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5]226“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得到了确认，正式成为我们党的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上述“三步走”战略中第一、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规划我国新世纪发展蓝图时又提出了“新三步走”的战略，分别以新世纪第一个10年、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为时间节点。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又首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即以此为主题，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将之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无缝对接，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了系统规划和部署。以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相继对这个奋斗目标进行了补充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七大更进一步将“建设”小康社会提升为“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折射出我们党对实现小康社会的信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更凝练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指南。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纳入主题。
从邓小平最初提出“小康”概念，到“三步走”、“新三步走”战略的规划，再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社会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凸显着历史的脉络，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继承，也有发展。相对于最初的小康概念侧重于经济发展、物质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则更加广阔，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方面都有着相应的要求。这彰显了我们党对小康社会认知的提升，也折射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理解。
再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定位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6]4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新三步走”中的第二步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这也必将为我们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定位彰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未来中国发展历程中的枢纽作用，意义重大。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还具有明显的现实逻辑，它是针对我国发展实践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为解决相应问题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内含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必将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展现其重大的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的是一种过分消耗资源、严重破坏环境、协调平衡不足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我们用将近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时空压缩式”的粗放式发展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带来了严重挑战，使我们的发展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7]这是我们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之后的深刻认识。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是全方位的，既有自然资源的过分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更有片面发展导致的各种严重不协调，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等等。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构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伴随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而来的初步小康自然也是不平衡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针对这些具体问题而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难点也恰恰在于“全面”，即“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6]12
首先，“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6]13这里主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而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而且如果没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建设的配合，即使是经济增长最终也将无法持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7]的目标。这些发展目标是整体性的要求，“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也是一个整体性工程，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只有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推进各方面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尤其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问题中的突出短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特别是主要短板，是影响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因素，必须尽快把这些短板补齐。”[6]16比如在社会民生方面，当前我国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明显短板，诸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普惠性不足、公平性差，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等。据学者估计，我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尚处于工業化初期阶段”，社会发展水平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大约15年左右。[8]社会建设、民生保障方面的落后，导致了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其次，“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6]1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9]全面小康是没有人掉队的小康。我们党历来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没有全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10]59-60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还是希望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先富对后富的带动作用并没有完全彰显，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仍然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尤其到2016年我国尚有四千多万贫困人口，基数仍然比较庞大。解决这些问题，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必须进一步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着力改善民生，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力争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最后，“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6]14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要关注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没有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10]60
总而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要求是多方位的，覆盖的领域、人口、地域都必须是全面的。这些都是就当前我国发展实际、针对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而提出的，同时也是顺应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期盼而提出的。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等问题必将获得初步的解决。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内含制度建设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我们越来越需要着眼全局的顶层设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只有在有效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形成长效机制、取得良好效果。“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0]104只有依靠有效的制度，党才能充分发挥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才能有效动员广大群众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3]104-105制度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也是小康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根本保障。
邓小平在1992年时曾经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5]372就时间而言，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形成邓小平所谓“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的最后攻坚阶段。2013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11]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表述为，“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12]十九大也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13]可见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强烈认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与之相关的制度建设相应也应当是全方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变革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经济建设方面，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政治建设方面，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化建设方面，强调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社会建设方面，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生态建设方面，强调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11]这些全面的制度规划，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目标指向。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落实这些制度规划，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吹响了冲锋号。
四、结语
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那样，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不断提升，而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總方略中的战略目标，它的提出既有历史渊源，更有现实基础。它继承和升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一贯追求；它更立足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针对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代表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认识上的提升。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尤其需要我们从制度布局入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架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也必将为我们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持久的保证，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1）.
[2]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强调：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11-15（1）.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7.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7]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16，（1）.
[8]陆学艺.别让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瓶颈”[J].人民论坛 2012，（1）.
[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3）.
[10]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
[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1）.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2）.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发挥着统领作用，其自身包含多重逻辑意涵：它是对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目标的进一步提升，体现了历史逻辑；它针对当前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回应民众愿望期盼而提出，因而具有鲜明的现实逻辑；它的落实尤其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架构，建立长效机制，即蕴含强烈的制度逻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指明了路径。
关键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 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实际、锐意进取，逐渐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1]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 这一战略布局已经成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成为引领我们前进的总方针。
在“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未来几年要致力于实现的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则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目标与举措之间紧密联系、协同配合，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发挥着统领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也必将助力于我们在“强起来”的历史“新时代”下的持续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概念自身也蕴含着丰富的逻辑意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提法蕴含着自身的历史逻辑。这种逻辑，主要是就时间维度而言。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继承了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我们党一贯的发展主旨，是对我们党发展目标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与否，也将对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居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古籍《诗经》中，“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谓人民已经非常劳苦，希望能过上稍微安康的生活。而在《礼记·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分殊的背景下，也用来指称一种礼义尚在的美好生活。千百年来，“小康”一词表达了普通中国民众对于一种丰衣足食的理想生活的朴素追求和向往。而“为人民服务”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4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起步较晚，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人民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也必须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一步步做起。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小康”一词就成为我们党描绘初级发展目标的一个经典用语。
最早用“小康”一词描述我國社会发展目标的是邓小平。他在1979年底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4]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将“小康”一词正式写入大会报告，强调到20世纪末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此后，邓小平又进一步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建设小康社会是其中的关键一环。1987年4月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5]226“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得到了确认，正式成为我们党的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上述“三步走”战略中第一、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规划我国新世纪发展蓝图时又提出了“新三步走”的战略，分别以新世纪第一个10年、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为时间节点。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又首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2002年党的十六大即以此为主题，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将之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无缝对接，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了系统规划和部署。以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相继对这个奋斗目标进行了补充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十七大更进一步将“建设”小康社会提升为“建成”小康社会，并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折射出我们党对实现小康社会的信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更凝练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指南。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纳入主题。
从邓小平最初提出“小康”概念，到“三步走”、“新三步走”战略的规划，再到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小康”社会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凸显着历史的脉络，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继承，也有发展。相对于最初的小康概念侧重于经济发展、物质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则更加广阔，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方面都有着相应的要求。这彰显了我们党对小康社会认知的提升，也折射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理解。
再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定位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6]4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我们“新三步走”中的第二步即将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这也必将为我们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定位彰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未来中国发展历程中的枢纽作用，意义重大。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还具有明显的现实逻辑，它是针对我国发展实践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为解决相应问题而提出来的，因而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内含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必将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展现其重大的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的是一种过分消耗资源、严重破坏环境、协调平衡不足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我们用将近4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时空压缩式”的粗放式发展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带来了严重挑战，使我们的发展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7]这是我们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之后的深刻认识。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是全方位的，既有自然资源的过分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更有片面发展导致的各种严重不协调，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等等。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构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伴随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而来的初步小康自然也是不平衡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针对这些具体问题而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难点也恰恰在于“全面”，即“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6]12
首先，“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6]13这里主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而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而且如果没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建设的配合，即使是经济增长最终也将无法持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7]的目标。这些发展目标是整体性的要求，“五位一体”的建设布局也是一个整体性工程，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只有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推进各方面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协调发展。这种协调发展尤其针对当前我国发展问题中的突出短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特别是主要短板，是影响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主要因素，必须尽快把这些短板补齐。”[6]16比如在社会民生方面，当前我国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少明显短板，诸如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普惠性不足、公平性差，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等。据学者估计，我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尚处于工業化初期阶段”，社会发展水平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大约15年左右。[8]社会建设、民生保障方面的落后，导致了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其次，“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6]1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9]全面小康是没有人掉队的小康。我们党历来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没有全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10]59-60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还是希望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先富对后富的带动作用并没有完全彰显，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扩大，严重影响到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提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仍然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行列。尤其到2016年我国尚有四千多万贫困人口，基数仍然比较庞大。解决这些问题，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必须进一步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着力改善民生，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力争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最后，“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6]14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其要关注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没有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10]60
总而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要求是多方位的，覆盖的领域、人口、地域都必须是全面的。这些都是就当前我国发展实际、针对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而提出的，同时也是顺应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期盼而提出的。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性等问题必将获得初步的解决。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逻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内含制度建设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推进，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我们越来越需要着眼全局的顶层设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只有在有效的制度框架下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形成长效机制、取得良好效果。“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0]104只有依靠有效的制度，党才能充分发挥领导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才能有效动员广大群众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3]104-105制度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也是小康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根本保障。
邓小平在1992年时曾经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5]372就时间而言，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形成邓小平所谓“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的最后攻坚阶段。2013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11]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表述为，“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12]十九大也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13]可见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对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强烈认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与之相关的制度建设相应也应当是全方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变革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经济建设方面，强调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政治建设方面，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文化建设方面，强调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社会建设方面，强调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生态建设方面，强调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11]这些全面的制度规划，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目标指向。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落实这些制度规划，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吹响了冲锋号。
四、结语
正如党的十九大所指出的那样，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不断提升，而现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總方略中的战略目标，它的提出既有历史渊源，更有现实基础。它继承和升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一贯追求；它更立足于当前中国发展实际，针对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代表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认识上的提升。现阶段，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尤其需要我们从制度布局入手，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架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这也必将为我们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持久的保证，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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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1）.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2）.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