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搜集与研究视点选择
摘 要 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在搜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要具备慧眼与细心，同时还要具有鉴别能力，鉴别资料本身就是研究的开始。在研究视点的选择上，微观研究应是我们研究的入门，宏观研究则是研究的升华。研究题目的选择和确定需要有一明确的线索与主题，单则成文、合则成书，切忌一盘散沙。研究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点。
关键词 资料搜集，研究视点，土尔扈特蒙古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03-05
历史资料搜集与研究视点选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为了能够更明晰地阐释这个命题，我们不妨以18世纪土尔扈特人东归这个历史事件作为对象，结合个人40余年研究实践讲点体会。
公元1771年1月，在俄国的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人焚烧了自己的帐篷，开始了东归的历史性征程。东归的队伍经过7个月艰苦的跋涉终于到达了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察林河当时是在大清国土的版图里。在察林河畔，东归的先头部队与清政府的边防巡逻部队相逢，几天后的阴历七月十六日，清朝巡逻队的总管与东归回来的大部队和领导人渥巴锡等在察林河畔会面，并安排了回来的首领们到承德会见乾隆皇帝一事。同年的九月初八（公元10月15日），在承德的木兰围场，乾隆皇帝接见了渥巴锡。渥巴锡在承德活动了半个月，接受了皇帝的封赏，非常圆满地返回新疆。当时西方学者们对这个事件评价很高，把这个事件称为土尔扈特人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个美国学者这样说：土尔扈特人东归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伟大的叙事史诗。我们暂且不说这一壮举的爱国主义因素，单就其事件本身足以令人震撼：一个十几万人的部落，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一个半世纪。在那儿安家立业，繁衍生息。突然十几万人义无反顾向东挺进，回到他们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万里征程，历经艰难险阻，将近17万人的东归部落在新疆安置下来的实际上只有6万多人，10万余人死在东归途中。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20世纪，他们是现在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的主体部分。他们为开发新疆、保卫新疆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现在，当年回归的土尔扈特人后代仍然生活在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布克塞尔蒙古族自治县及乌苏、精河、伊宁、昭苏、尼勒克等地。这一历史事件，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土尔扈特人跟我们蒙古族是什么关系？这些土尔扈特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从原来生活的新疆北部地区迁徙到那么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并在那儿生活了一个半世纪？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半世纪又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跟俄国的关系怎样？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什么性质的政权或是统治实体？后来为什么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回来了，回归的过程和路线又是怎样的？面对这么大一支队伍，当时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做了什么样的决策，怎样安置这些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清朝政府当时的举措对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起一个推动还是阻碍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会一个个找到答案。
土尔扈特是我们中国蒙古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蒙古族曾经建立了元朝，统治了整个中国。到了清朝，当时的蒙古族主要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称之为漠南蒙古；第二部分是生活在现在的蒙古国，称之为漠北蒙古；第三部分是漠西蒙古，自称为卫拉特蒙古。卫拉特蒙古与土尔扈特蒙古有直接关系，因为卫拉特蒙古在清朝初年分为四部，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原来生活在新疆北部，17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群雄涌起，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卫拉特蒙古内部斗争很激烈，四部之间为争夺牧场而征战不息。当时土尔扈特部的牧区被准噶尔部占了很多，为了寻找新的牧地，土尔扈特部决定往西迁徙。他们沿着祖先经常走的路西行至伏尔加河。当时的伏尔加河流域还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地方，在清代史籍中称之为“欧脱”，土尔扈特部落在那里住了下来，并按他们游牧民族的习惯建立了自己的汗庭，发展了自己的游牧经济。从1630年前后一直到1760年前，100多年时间里，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也曾有过兴旺发达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玉奇汗。他在位的时间是1669～1724年。那是土尔扈特汗国最兴盛的时期，也是汗国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但阿玉奇汗之后，土尔扈特内部争夺汗权的斗争持续不断，汗王不断更换。期间，土尔扈特面对俄罗斯的东进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18世纪60年代初，渥巴锡继位时，土尔扈特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一是俄国哥萨克移民越来越多；二是俄国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政治压力主要体现在俄国要求土尔扈特最高决策层的组成要接受俄国的控制；三是俄国要求土尔扈特每年提供兵源，参加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四是政治经济军事控制之外还有一个文化的控制，土尔扈特信奉藏传佛教，而此时俄国东正教的渗透越来越强烈。18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土尔扈特人从汗庭到普通老百姓，都觉得在俄国生活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我们从当时俄国的史料里，以及渥巴锡回来以后和清朝皇帝谈话的记录来看，在1667年以后，土尔扈特的领袖们就开始商量怎么办。当时他们有几种选择，一个是公开对抗，可是在力量上又抵不过俄国，全盘接受他们又不乐意。唯一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回到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与他们同宗同教的地方。当时又是康乾盛世的最盛期，从清朝来说，对于这些远离故土的人，他们采取的是和好宽松的政策，让这些远离故土的人觉得此时的统治者会善待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有地方可去，而这个地方对他们又有极大的吸引力。而这样的选择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当时的客观条件。所谓主观因素，就是他们觉得东方是祖先生活的地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自己的故乡。客观上，土尔扈特首领感觉清政府对他们很体恤。清朝皇帝曾两次派使团专程去看望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这在18世纪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1714年前后，有個很有名的图理琛使团，图理琛并不是这个使团的负责人，但他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异域录》，他因写这本书而流芳百世。这个图理琛使团见了当时土尔扈特最盛时的汗王阿玉奇。到18世纪30年代雍正皇帝派满泰使团也到了土尔扈特人的汗庭，那时汗王已是阿玉奇的后代。此后土尔扈特使团也不断到北京来。另外土尔扈特人信仰藏传佛教，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到西藏去礼佛，史料上记载叫做熬茶礼佛。土尔扈特的贵族们不断派使团到西藏去礼佛，都要先通过清朝政府的安排，所以与清朝政府关系十分密切。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客观因素，所以在1767年土尔扈特首领们决定要东归。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在1771年1月开始行动，走的路线基本上是一条草原丝绸之路。乾隆皇帝把回来的这些人安置在今天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那是一个草场非常丰美的地方，也就是著名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乌苏，这里是从乌鲁木齐到伊犁的中间站，是个交通枢纽。第三部分被安置在乌苏西边的精河，第四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现在属于阿尔泰地区。这个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
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经历。40多年前的1975年，我们接受了一个国家分配下来的任务，任务的主题是通过研究准噶尔问题来说明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我参加了这个课题组。研究准噶尔离不开卫拉特，必然涉及土尔扈特，所以在研究准噶尔历史过程中，我开始了对土尔扈特历史问题的研究。从70年代末到现在，我围绕着土尔扈特历史主要写了四本书，第一本是《卫拉特蒙古史入门》，1989年出版，这本书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梗概，二是研究卫拉特蒙古的基本史料，三是卫拉特史研究的进展。第二本书是《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是一本从正面研究土尔扈特西迁到回归整个历史过程的学术著作。第三本是《天山问穹庐》。古人的古训是很有道理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土尔扈特蒙古现在还生活在我们的新疆，当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大部分还在我们国内，所以为了研究，去那些跟历史事件有关系的地方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我去了新疆60余次。80年代至90年代初，去新疆主要是为了新疆蒙古族历史的研究，特别是1982年我们对新疆蒙古族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系统的一次社会历史调查。我以1982年调查为基础，结合以后若干次到新疆对土尔扈特蒙古补充调查的经历写了一本《天山问穹庐》，这是一本游记，媒体称之为学术游记，1997年出版。201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出版了本书的增补修订本，2015年出版了本书的蒙文版。第四本是《卫拉特蒙古史纲》，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出版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下面就围绕土尔扈特东归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一个是从资料搜集的角度；一个是从研究视角选择的角度。
首先是关于资料的搜集。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在研究土尔扈特回归这个历史事件上，资料的搜集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类资料是政府的档案文献。土尔扈特事件发生时涉及的政府是清朝和俄国，所以清朝和俄国18世纪的档案文献是我们资料搜集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上有所得，主要还是依靠了其他学者还没有使用过的文献——清朝的满文档案。如果没有清朝的满文档案，我们对于土尔扈特回归的整个过程，包括清朝政府决策的过程，可能就无从说起。同样，土尔扈特人在俄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俄国的档案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土尔扈特的记载，特别是他们生活在俄国这段时间和东归及东归后俄国政府的反应，俄国政府又是怎样部署的，这些重要内容在清朝档案里不可能有，而在俄国档案里记载得非常详细。收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的有关满文档案，我们从7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整理。这成了我们的优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关于土尔扈特的满文档案数量非常大，清朝时专门把有关土尔扈特的档案立了一个专档，叫土尔扈特档。我们从中选其重要者编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书。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把土尔扈特回归的历史做一个全景式的研究。比如我们当时想弄清土尔扈特到底回来了多少人，清朝的汉文史料记载得含含糊糊而且很混乱。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发现了这样几件奏折，当时土尔扈特回来以后，清政府派人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了调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另一个是清朝政府要封赏这些回来的首领们，封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你的部下有多少人，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详细，结合俄国档案里记载的在1770年前后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人数进行比对，得出了土尔扈特部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时有16.8万多人，回来后仅剩6万多人，这个数字被学术界所认可。如果没有这些档案，就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再如清朝政府的决策过程。我们看了满文档案，就能了解清朝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的整个决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时间虽然不太长，从他们得到这批人回来的消息到最后拿定主意对这些人的安排，大约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771年的3月和4月之间，这个决策过程也不像乾隆皇帝碑文说的那样简单。他开始听说有这么一批人回来，是心有疑虑的，刚取得了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西域刚刚统一，当时大臣里也有各种说法，但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拍板一锤定音，说首先，这批人回来不是我们做工作讓他们回来，根据我们中国的传统，对于这些自愿回来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次，这些人是和俄国闹翻了回来的，他们没有退路了，回来后不会兴风作浪。再次，这些人并不是俄国的臣民，俄国来交涉时不用理他。因此对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我们要好好接待，好好安排，让他们回来后有一个好归宿。但乾隆皇帝也不糊涂，对回来的这些人在安置上必须分而治之，从政治上说不能让他们结为一体，有一个总的首领，从宗教上说更不能让他们有一个总的宗教领袖，否则，一旦有事，号召力会是很大的。这些史实在《清实录》里没有反映，唯有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具体。这在当时都是绝密件。清政府在安置上就是按此方针办的。所以清政府对待这一事件有两面，公开的一面是封赏优厚、礼仪周全，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整个事件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从另一个角度说，乾隆皇帝的这个决策在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也是历史事实。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没有满文档案，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就不会认识得这样深刻，对清朝的统治集团特别是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过程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得像现在这样详细。
第二类资料就是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有关资料。所谓当事人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图理琛。图理琛当时到了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汗对他说了些什么，在《异域录》里有记载，再加上我们档案里对图理琛和阿玉奇汗会见的记载，以及俄国档案的记载，这样把相关资料的记载对应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比较客观的历史事实。所以，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记载，是我们查寻资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类资料是少数民族本民族文字资料。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此，我们必须尽量把卫拉特人用本民族语言记载的东西挖掘搜集。卫拉特人使用的是托忒蒙文，他们用这种文字记载的资料，没有成本成册的著作，大部分为手抄本，这正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因此，弥显珍贵，我们要尽量利用。同一件事从几个角度看，我们取一个我们认为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或把几种认识比对以后，综合出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
第四类资料就是实地调查资料。没有实地调查就形成不了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善。比如一位德国学者的著作里说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一片荒寂的土地。我们从清朝的史料看，清朝给他们安置的是新疆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牧的地方。我们1982年去那里考察，发现那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草用当地话说是酥油草，油亮油亮的，像地毯一样，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草是不一样的。呼伦贝尔的草是高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我们去看一看就有实感了。这些地方现在还是新疆的好地方。当然清政府在政治上是控制的，但在生活安置上是很优越的。我们在考察中也有意外收获。土尔扈特有一有名的喇嘛。他生活在17世纪，在土尔扈特史上是一个政治喇嘛，这个喇嘛叫咱雅班第达。他有传记，有不同版本，蒙古国给他出过两个版本，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我们在新疆调研中听说新疆也有手抄本，为了追踪这个手抄本，我们从伊宁到昭苏再到特克斯，转了一大圈，最后在尼勒克找到了一个抄本。但也有所得。1982年调查时，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一个人间仙境般美丽的地方巩乃斯，找到了一个遗址。这个遗址在“文革”时被毁，我们去时还没修复。当时有一位守庙的老喇嘛，他听我们介绍情况后很高兴，主动拿出一份他收藏的资料，是一份罗卜藏丹增活佛系统的史料，是藏传佛教中一个较小的活佛系统。这份史料是用藏文写的，主要讲罗卜藏丹增活佛系统是怎样转世的，他让我们带回去拍照，用后还给他。回到北京后，我们请人从藏文译成了汉文。罗卜藏丹增是这个活佛系统中的第七世。我们在看满文档案时也有一个叫罗卜藏丹增的喇嘛，这个人在东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看俄国档案里、俄国情报里也有个罗卜藏丹增，这个人是当时土尔扈特东归最高决策集团七个人里的一个。这样把三个罗卜藏丹增合在一起，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我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小文章，把这个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以后又只见其名不知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串起来叙述下来了。当时我们看清朝满文档案，很注意这个罗卜藏丹增。清朝政府很重视这个人，想把他留在北京，避免他以他的威望和能力成为回归后土尔扈特最大的、统一的宗教领袖，所以不想让他回去，在北京安置的条件非常好。从这件小事反映出了历史上的一个大背景。
在寻找史料过程中还要具备慧眼和细心。这就要懂历史。如果不懂历史，即使好东西到你身边你也不知道。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王的敕书，用我们的习惯来说，叫三件敕书。这三件敕书是原件。按国家标准是一级文物，它是用满文和蒙文写的。这些宝贝一直收藏在新疆和静县的土尔扈特王爷府里，作为镇宅之宝。“文革”中天下大乱，好多有价值的文物有的烧掉了，有的丢失了，最后剩下的作为破“四旧”成果来展览，后放在一个库房里。70年代末，辽宁有一个作家要写一部土尔扈特东归的小说，取名《归魂》，小说后来没写成。他到新疆调研时在仓库里找到了几件文书，看样子是文物，上面有字，觉得是个宝，把翻拍的照片给了我，我拿照片找人翻译后才知道是康熙皇帝给土尔扈特阿玉奇汗的敕书、雍正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的敕书和乾隆皇帝给渥巴锡等东归领袖的敕书，是渥巴锡到了伊犁河流域时乾隆皇帝为了安定他们的心而颁发的。这三件敕书，后来进了新疆档案馆。所以搜集資料很有乐趣，在搜集资料中还有一个鉴别的问题。鉴别资料本身就是研究的开始，搜集资料要下苦功夫，有些考证性的文章就是资料鉴别的一个成果，像回归的人数，回归的时间等。根据史料的记载，土尔扈特人在哪一天打第一枪，烧了帐篷，骑着马回来了，时间记载上很混乱，我统计了一下有五六种记载。最后，我考证出来是1771年1月5日，也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在考证中忽略了俄国的俄历和公元纪年的时差。俄历1月5日对应的公历应是1771年1月16日。这个日子和当时清朝政府的记载以及渥巴锡回来后和清朝政府说的时间只误差一天。后来又有学者进行进一步考证，指出清俄档案记载误差一天，是时差相异造成的，实际上清俄档案记载是一致的。
从研究的视角看，微观研究应是我们研究的入门，起步时不宜搞太大的题目，不好把握。如果没有微观研究作基础，宏观研究就是虚的。从土尔扈特回归这个事件来说，必须要有大量的微观研究，这个微观研究可以是人物研究，可以是事件研究，也可以是很多细小问题的考订。只有在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考虑一些大的问题，所以宏观研究是研究升华的开始。在选题或写文章时，一般应掌握这样一个分寸：分者为文，合者为书。研究题目的选择和确定实际有一个灵魂在起作用，当你写了若干篇文章后，稍作加工整合就是一本主题鲜明的书。切忌写了很多文章，但一盘散沙，捏不起来，也就是没有形成研究的拳头。如我1991年写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实际上是在我在80年代撰写的20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再作加工补充完成的。没有深入的研究基础，是很难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如在土尔扈特回归事件上，宏观问题是什么？这个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怎么样？清朝政府、俄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回归事件本身的原因、影响有哪些，等等。这是大事，如果连微观研究都没弄明白就去论大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难免炒别人的冷饭，这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搞研究的人追求的最高社会效益，应该是自己写的东西经过了5年10年后，有人还想把它找出来看一看，看完后觉得有所得，这才是一个研究者追求的最完美的境界。如果你的研究没有新意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至少我这本书出版近30年了，现在要是搞这个问题的人还想再看一看这本书，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没有微观研究的基础，很难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只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我们才可能有条件来评论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点。
若要对自己土尔扈特历史研究成果进行归纳的话，可用“三考”和“三论”来概括。所谓“三考”即东归时间考、东归路线考、东归人数考。所谓“三论”即东归原因论、东归重要人物论、东归意义及当代启示论。
值得欣慰的是上述个人研究之见，已得到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
若要对自己研究的心得进行归纳的话，一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重，二是要有个人研究的“两亩地”，在此基础上单则成文、合则成书。
【作者简介】马大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史地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王湉湉】
Abstract： Work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the basis of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them and be careful， also to ha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the beginning of research. On the choice of research vision， micro research should be the introduction of our research， and the macro research i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The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should have a clear clue and theme. And the gain of the research may be paper when it is not be a system， then can be a book when it become mature. Research should stand the test of tim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base of our stud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ion， Research Vision， Tuerhute Mongolia
关键词 资料搜集，研究视点，土尔扈特蒙古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03-05
历史资料搜集与研究视点选择，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为了能够更明晰地阐释这个命题，我们不妨以18世纪土尔扈特人东归这个历史事件作为对象，结合个人40余年研究实践讲点体会。
公元1771年1月，在俄国的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人焚烧了自己的帐篷，开始了东归的历史性征程。东归的队伍经过7个月艰苦的跋涉终于到达了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察林河当时是在大清国土的版图里。在察林河畔，东归的先头部队与清政府的边防巡逻部队相逢，几天后的阴历七月十六日，清朝巡逻队的总管与东归回来的大部队和领导人渥巴锡等在察林河畔会面，并安排了回来的首领们到承德会见乾隆皇帝一事。同年的九月初八（公元10月15日），在承德的木兰围场，乾隆皇帝接见了渥巴锡。渥巴锡在承德活动了半个月，接受了皇帝的封赏，非常圆满地返回新疆。当时西方学者们对这个事件评价很高，把这个事件称为土尔扈特人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个美国学者这样说：土尔扈特人东归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诵的伟大的叙事史诗。我们暂且不说这一壮举的爱国主义因素，单就其事件本身足以令人震撼：一个十几万人的部落，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一个半世纪。在那儿安家立业，繁衍生息。突然十几万人义无反顾向东挺进，回到他们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万里征程，历经艰难险阻，将近17万人的东归部落在新疆安置下来的实际上只有6万多人，10万余人死在东归途中。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20世纪，他们是现在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的主体部分。他们为开发新疆、保卫新疆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现在，当年回归的土尔扈特人后代仍然生活在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布克塞尔蒙古族自治县及乌苏、精河、伊宁、昭苏、尼勒克等地。这一历史事件，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土尔扈特人跟我们蒙古族是什么关系？这些土尔扈特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从原来生活的新疆北部地区迁徙到那么遥远的伏尔加河流域，并在那儿生活了一个半世纪？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个半世纪又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跟俄国的关系怎样？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什么性质的政权或是统治实体？后来为什么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回来了，回归的过程和路线又是怎样的？面对这么大一支队伍，当时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做了什么样的决策，怎样安置这些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清朝政府当时的举措对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是起一个推动还是阻碍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问题会一个个找到答案。
土尔扈特是我们中国蒙古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蒙古族曾经建立了元朝，统治了整个中国。到了清朝，当时的蒙古族主要分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称之为漠南蒙古；第二部分是生活在现在的蒙古国，称之为漠北蒙古；第三部分是漠西蒙古，自称为卫拉特蒙古。卫拉特蒙古与土尔扈特蒙古有直接关系，因为卫拉特蒙古在清朝初年分为四部，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原来生活在新疆北部，17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群雄涌起，生活在西北地区的卫拉特蒙古内部斗争很激烈，四部之间为争夺牧场而征战不息。当时土尔扈特部的牧区被准噶尔部占了很多，为了寻找新的牧地，土尔扈特部决定往西迁徙。他们沿着祖先经常走的路西行至伏尔加河。当时的伏尔加河流域还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地方，在清代史籍中称之为“欧脱”，土尔扈特部落在那里住了下来，并按他们游牧民族的习惯建立了自己的汗庭，发展了自己的游牧经济。从1630年前后一直到1760年前，100多年时间里，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也曾有过兴旺发达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玉奇汗。他在位的时间是1669～1724年。那是土尔扈特汗国最兴盛的时期，也是汗国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但阿玉奇汗之后，土尔扈特内部争夺汗权的斗争持续不断，汗王不断更换。期间，土尔扈特面对俄罗斯的东进所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到18世纪60年代初，渥巴锡继位时，土尔扈特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一是俄国哥萨克移民越来越多；二是俄国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这个政治压力主要体现在俄国要求土尔扈特最高决策层的组成要接受俄国的控制；三是俄国要求土尔扈特每年提供兵源，参加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四是政治经济军事控制之外还有一个文化的控制，土尔扈特信奉藏传佛教，而此时俄国东正教的渗透越来越强烈。18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土尔扈特人从汗庭到普通老百姓，都觉得在俄国生活的日子越来越艰难。我们从当时俄国的史料里，以及渥巴锡回来以后和清朝皇帝谈话的记录来看，在1667年以后，土尔扈特的领袖们就开始商量怎么办。当时他们有几种选择，一个是公开对抗，可是在力量上又抵不过俄国，全盘接受他们又不乐意。唯一的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回到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与他们同宗同教的地方。当时又是康乾盛世的最盛期，从清朝来说，对于这些远离故土的人，他们采取的是和好宽松的政策，让这些远离故土的人觉得此时的统治者会善待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有地方可去，而这个地方对他们又有极大的吸引力。而这样的选择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当时的客观条件。所谓主观因素，就是他们觉得东方是祖先生活的地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自己的故乡。客观上，土尔扈特首领感觉清政府对他们很体恤。清朝皇帝曾两次派使团专程去看望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这在18世纪也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1714年前后，有個很有名的图理琛使团，图理琛并不是这个使团的负责人，但他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异域录》，他因写这本书而流芳百世。这个图理琛使团见了当时土尔扈特最盛时的汗王阿玉奇。到18世纪30年代雍正皇帝派满泰使团也到了土尔扈特人的汗庭，那时汗王已是阿玉奇的后代。此后土尔扈特使团也不断到北京来。另外土尔扈特人信仰藏传佛教，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到西藏去礼佛，史料上记载叫做熬茶礼佛。土尔扈特的贵族们不断派使团到西藏去礼佛，都要先通过清朝政府的安排，所以与清朝政府关系十分密切。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客观因素，所以在1767年土尔扈特首领们决定要东归。经过几年的准备，终于在1771年1月开始行动，走的路线基本上是一条草原丝绸之路。乾隆皇帝把回来的这些人安置在今天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那是一个草场非常丰美的地方，也就是著名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乌苏，这里是从乌鲁木齐到伊犁的中间站，是个交通枢纽。第三部分被安置在乌苏西边的精河，第四部分被安置在新疆的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现在属于阿尔泰地区。这个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现在。
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经历。40多年前的1975年，我们接受了一个国家分配下来的任务，任务的主题是通过研究准噶尔问题来说明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地区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我参加了这个课题组。研究准噶尔离不开卫拉特，必然涉及土尔扈特，所以在研究准噶尔历史过程中，我开始了对土尔扈特历史问题的研究。从70年代末到现在，我围绕着土尔扈特历史主要写了四本书，第一本是《卫拉特蒙古史入门》，1989年出版，这本书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梗概，二是研究卫拉特蒙古的基本史料，三是卫拉特史研究的进展。第二本书是《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是一本从正面研究土尔扈特西迁到回归整个历史过程的学术著作。第三本是《天山问穹庐》。古人的古训是很有道理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土尔扈特蒙古现在还生活在我们的新疆，当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大部分还在我们国内，所以为了研究，去那些跟历史事件有关系的地方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从1981年开始到现在，我去了新疆60余次。80年代至90年代初，去新疆主要是为了新疆蒙古族历史的研究，特别是1982年我们对新疆蒙古族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系统的一次社会历史调查。我以1982年调查为基础，结合以后若干次到新疆对土尔扈特蒙古补充调查的经历写了一本《天山问穹庐》，这是一本游记，媒体称之为学术游记，1997年出版。201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出版了本书的增补修订本，2015年出版了本书的蒙文版。第四本是《卫拉特蒙古史纲》，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出版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下面就围绕土尔扈特东归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体会。一个是从资料搜集的角度；一个是从研究视角选择的角度。
首先是关于资料的搜集。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在研究土尔扈特回归这个历史事件上，资料的搜集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类资料是政府的档案文献。土尔扈特事件发生时涉及的政府是清朝和俄国，所以清朝和俄国18世纪的档案文献是我们资料搜集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上有所得，主要还是依靠了其他学者还没有使用过的文献——清朝的满文档案。如果没有清朝的满文档案，我们对于土尔扈特回归的整个过程，包括清朝政府决策的过程，可能就无从说起。同样，土尔扈特人在俄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俄国的档案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土尔扈特的记载，特别是他们生活在俄国这段时间和东归及东归后俄国政府的反应，俄国政府又是怎样部署的，这些重要内容在清朝档案里不可能有，而在俄国档案里记载得非常详细。收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的有关满文档案，我们从7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整理。这成了我们的优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关于土尔扈特的满文档案数量非常大，清朝时专门把有关土尔扈特的档案立了一个专档，叫土尔扈特档。我们从中选其重要者编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书。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把土尔扈特回归的历史做一个全景式的研究。比如我们当时想弄清土尔扈特到底回来了多少人，清朝的汉文史料记载得含含糊糊而且很混乱。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发现了这样几件奏折，当时土尔扈特回来以后，清政府派人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了调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另一个是清朝政府要封赏这些回来的首领们，封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你的部下有多少人，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详细，结合俄国档案里记载的在1770年前后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人数进行比对，得出了土尔扈特部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时有16.8万多人，回来后仅剩6万多人，这个数字被学术界所认可。如果没有这些档案，就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再如清朝政府的决策过程。我们看了满文档案，就能了解清朝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的整个决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时间虽然不太长，从他们得到这批人回来的消息到最后拿定主意对这些人的安排，大约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771年的3月和4月之间，这个决策过程也不像乾隆皇帝碑文说的那样简单。他开始听说有这么一批人回来，是心有疑虑的，刚取得了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西域刚刚统一，当时大臣里也有各种说法，但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他拍板一锤定音，说首先，这批人回来不是我们做工作讓他们回来，根据我们中国的传统，对于这些自愿回来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次，这些人是和俄国闹翻了回来的，他们没有退路了，回来后不会兴风作浪。再次，这些人并不是俄国的臣民，俄国来交涉时不用理他。因此对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我们要好好接待，好好安排，让他们回来后有一个好归宿。但乾隆皇帝也不糊涂，对回来的这些人在安置上必须分而治之，从政治上说不能让他们结为一体，有一个总的首领，从宗教上说更不能让他们有一个总的宗教领袖，否则，一旦有事，号召力会是很大的。这些史实在《清实录》里没有反映，唯有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具体。这在当时都是绝密件。清政府在安置上就是按此方针办的。所以清政府对待这一事件有两面，公开的一面是封赏优厚、礼仪周全，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整个事件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从另一个角度说，乾隆皇帝的这个决策在客观上确实是有利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也是历史事实。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没有满文档案，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就不会认识得这样深刻，对清朝的统治集团特别是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过程我们也不可能了解得像现在这样详细。
第二类资料就是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有关资料。所谓当事人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图理琛。图理琛当时到了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汗对他说了些什么，在《异域录》里有记载，再加上我们档案里对图理琛和阿玉奇汗会见的记载，以及俄国档案的记载，这样把相关资料的记载对应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比较客观的历史事实。所以，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记载，是我们查寻资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类资料是少数民族本民族文字资料。因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此，我们必须尽量把卫拉特人用本民族语言记载的东西挖掘搜集。卫拉特人使用的是托忒蒙文，他们用这种文字记载的资料，没有成本成册的著作，大部分为手抄本，这正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因此，弥显珍贵，我们要尽量利用。同一件事从几个角度看，我们取一个我们认为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或把几种认识比对以后，综合出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
第四类资料就是实地调查资料。没有实地调查就形成不了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善。比如一位德国学者的著作里说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一片荒寂的土地。我们从清朝的史料看，清朝给他们安置的是新疆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牧的地方。我们1982年去那里考察，发现那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草用当地话说是酥油草，油亮油亮的，像地毯一样，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草是不一样的。呼伦贝尔的草是高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我们去看一看就有实感了。这些地方现在还是新疆的好地方。当然清政府在政治上是控制的，但在生活安置上是很优越的。我们在考察中也有意外收获。土尔扈特有一有名的喇嘛。他生活在17世纪，在土尔扈特史上是一个政治喇嘛，这个喇嘛叫咱雅班第达。他有传记，有不同版本，蒙古国给他出过两个版本，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我们在新疆调研中听说新疆也有手抄本，为了追踪这个手抄本，我们从伊宁到昭苏再到特克斯，转了一大圈，最后在尼勒克找到了一个抄本。但也有所得。1982年调查时，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一个人间仙境般美丽的地方巩乃斯，找到了一个遗址。这个遗址在“文革”时被毁，我们去时还没修复。当时有一位守庙的老喇嘛，他听我们介绍情况后很高兴，主动拿出一份他收藏的资料，是一份罗卜藏丹增活佛系统的史料，是藏传佛教中一个较小的活佛系统。这份史料是用藏文写的，主要讲罗卜藏丹增活佛系统是怎样转世的，他让我们带回去拍照，用后还给他。回到北京后，我们请人从藏文译成了汉文。罗卜藏丹增是这个活佛系统中的第七世。我们在看满文档案时也有一个叫罗卜藏丹增的喇嘛，这个人在东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看俄国档案里、俄国情报里也有个罗卜藏丹增，这个人是当时土尔扈特东归最高决策集团七个人里的一个。这样把三个罗卜藏丹增合在一起，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我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小文章，把这个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以后又只见其名不知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串起来叙述下来了。当时我们看清朝满文档案，很注意这个罗卜藏丹增。清朝政府很重视这个人，想把他留在北京，避免他以他的威望和能力成为回归后土尔扈特最大的、统一的宗教领袖，所以不想让他回去，在北京安置的条件非常好。从这件小事反映出了历史上的一个大背景。
在寻找史料过程中还要具备慧眼和细心。这就要懂历史。如果不懂历史，即使好东西到你身边你也不知道。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王的敕书，用我们的习惯来说，叫三件敕书。这三件敕书是原件。按国家标准是一级文物，它是用满文和蒙文写的。这些宝贝一直收藏在新疆和静县的土尔扈特王爷府里，作为镇宅之宝。“文革”中天下大乱，好多有价值的文物有的烧掉了，有的丢失了，最后剩下的作为破“四旧”成果来展览，后放在一个库房里。70年代末，辽宁有一个作家要写一部土尔扈特东归的小说，取名《归魂》，小说后来没写成。他到新疆调研时在仓库里找到了几件文书，看样子是文物，上面有字，觉得是个宝，把翻拍的照片给了我，我拿照片找人翻译后才知道是康熙皇帝给土尔扈特阿玉奇汗的敕书、雍正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的敕书和乾隆皇帝给渥巴锡等东归领袖的敕书，是渥巴锡到了伊犁河流域时乾隆皇帝为了安定他们的心而颁发的。这三件敕书，后来进了新疆档案馆。所以搜集資料很有乐趣，在搜集资料中还有一个鉴别的问题。鉴别资料本身就是研究的开始，搜集资料要下苦功夫，有些考证性的文章就是资料鉴别的一个成果，像回归的人数，回归的时间等。根据史料的记载，土尔扈特人在哪一天打第一枪，烧了帐篷，骑着马回来了，时间记载上很混乱，我统计了一下有五六种记载。最后，我考证出来是1771年1月5日，也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在考证中忽略了俄国的俄历和公元纪年的时差。俄历1月5日对应的公历应是1771年1月16日。这个日子和当时清朝政府的记载以及渥巴锡回来后和清朝政府说的时间只误差一天。后来又有学者进行进一步考证，指出清俄档案记载误差一天，是时差相异造成的，实际上清俄档案记载是一致的。
从研究的视角看，微观研究应是我们研究的入门，起步时不宜搞太大的题目，不好把握。如果没有微观研究作基础，宏观研究就是虚的。从土尔扈特回归这个事件来说，必须要有大量的微观研究，这个微观研究可以是人物研究，可以是事件研究，也可以是很多细小问题的考订。只有在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考虑一些大的问题，所以宏观研究是研究升华的开始。在选题或写文章时，一般应掌握这样一个分寸：分者为文，合者为书。研究题目的选择和确定实际有一个灵魂在起作用，当你写了若干篇文章后，稍作加工整合就是一本主题鲜明的书。切忌写了很多文章，但一盘散沙，捏不起来，也就是没有形成研究的拳头。如我1991年写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实际上是在我在80年代撰写的20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再作加工补充完成的。没有深入的研究基础，是很难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如在土尔扈特回归事件上，宏观问题是什么？这个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怎么样？清朝政府、俄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回归事件本身的原因、影响有哪些，等等。这是大事，如果连微观研究都没弄明白就去论大事，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难免炒别人的冷饭，这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搞研究的人追求的最高社会效益，应该是自己写的东西经过了5年10年后，有人还想把它找出来看一看，看完后觉得有所得，这才是一个研究者追求的最完美的境界。如果你的研究没有新意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至少我这本书出版近30年了，现在要是搞这个问题的人还想再看一看这本书，这是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没有微观研究的基础，很难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只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我们才可能有条件来评论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点。
若要对自己土尔扈特历史研究成果进行归纳的话，可用“三考”和“三论”来概括。所谓“三考”即东归时间考、东归路线考、东归人数考。所谓“三论”即东归原因论、东归重要人物论、东归意义及当代启示论。
值得欣慰的是上述个人研究之见，已得到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
若要对自己研究的心得进行归纳的话，一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重，二是要有个人研究的“两亩地”，在此基础上单则成文、合则成书。
【作者简介】马大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边疆史地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王湉湉】
Abstract： Work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the basis of research.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discover them and be careful， also to ha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the beginning of research. On the choice of research vision， micro research should be the introduction of our research， and the macro research i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The se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search area should have a clear clue and theme. And the gain of the research may be paper when it is not be a system， then can be a book when it become mature. Research should stand the test of tim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base of our study.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s Collection， Research Vision， Tuerhute Mongo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