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挑战与机遇刍议
高超群+黄英伟
摘 要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了某种“衰落”的征象，但大量新资料的挖掘整理以及相应的技术手段的进步、新研究方法的出现、还有随时代剧变而来的理论挑战，也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回顾社会史大论战、“五朵金花”对经济史学科的影响、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的争论，以及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本文认为现实问题的挑战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之一，经济史研究者应该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理论工具，经济史研究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主要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对于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使用，我们应更为积极和开放。只有很好地理解对方的学术传统和背景，经济学和历史学才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史研究服务。
关键词 中国经济史学，吴承明，汪敬虞，经济学与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26-08
如果从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国债史》算起，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中国经济史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同时，经济史学对中国历史学、经济学，特别是前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史出现了某种“危机”或者说“衰落”的征象。①虽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在某些领域也还有所突破，但整个经济史很少产生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这使得经济史学已经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碎片化”的现象较为严重。②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较长远研究规划目标的，有共同方法、问题意识的研究团体也十分罕见。中国经济史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不断萎缩。
出现这一现象，有许多原因。就客观而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学与历史学界的关系更为亲密，因此，史学危机自然也影响到了经济史学。所谓史学危机主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挑战和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③不过，更直接的原因或许与中国历史学的基本范式转型有关。从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是在革命史观的框架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学界，现代化史观取代了革命史观。④中国经济史学也走过了大致相似的历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现代化史观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受到明显削弱。与此同时，对现代化史观有所反思的“中国中心观”一度兴起，他们主张寻找中国历史独特性，探寻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因素、特征和模式。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扎实的实证研究也并不多见，这一史观的建树和影响力有限。理论创新的匮乏是实证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的代际更替，围绕着课题、项目等短期目标的學科建设，以论文发表数量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学术界懒散、大锅饭的局面，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来就不那么健全的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伦理，对学者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雄心造成了伤害，乃至在有些领域，学术研究基本的严肃性都成为问题。①对于较为基础、研究周期较长的历史学而言，学术机制变革的负面作用或许更为严重。
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机遇。首先是大量新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由于科研经费的相对充足，对史料的发掘、整理有了很大的进步。民间文书、地方档案被广泛搜集整理，其规模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值得庆幸地是，由于技术进步，许多文献资料被电子化、数据库化，这使得较为全面地利用这些大型史料成为可能。目前，经济史学界已经建成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库，还有学者个人为了研究方便所建立的许多小型数据库。大量资料和新的技术手段给克服“碎片化”带来了新的可能。
其次，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年来，随着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史学颇为受益，诸如量化、可视化、网络分析等方法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科技革命的出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时代命题，对于经济史学而言，其冲击或许更为强烈。从学术史来看，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几次高潮都是在这样的时代命题的催迫之下出现的。
如何应对以上的挑战和机遇，关键在于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和方向的判断，以及对于不同选择背后的历史和学术含义的把握。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顾和检讨中国经济史的百年发展历程，检视其中的经验和历史逻辑，以期在未来的方向性选择中更为自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的成果，缺乏系统的研究。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感到迷茫。为此以《读书杂志》《新思潮》等杂志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的核心是如何判定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论战延展到对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论战的主要问题包括：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大多与经济史有密切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并形成了三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史流派和学术团体：理论派，以及分别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陶希圣的《食货》杂志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对于这三个团体，学界多有研究，本文不拟赘述。②这三个流派奠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这三个学派各有特点。就与大论战的关系而言，理论派紧紧围绕社会性质问题。食货派也较多受到论战的影响，他们偏重于研究中国中古以前的历史，主题大多与社会性质大论战相关，是其深入和细化。社会科学所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与政治性较强的论争加以区别，社会科学所的核心汤象龙强调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他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一步步的做去，将来也不会发生以前那样空洞的论战，因为一切都根据的是事实，有了充分的事实摆在前面，大家也无庸空论了”。③社会科学所的主要研究人员，都没有参与社会性质大论战。但这种态度其实正是他们对大论战的一种回应，虽然是以一种对立的方式。
理论派奠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叙述框架，这个框架在1949年之后发挥了较大作用。社会科学所和食货派奠定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范式。他们都强调史料的挖掘、积累、整理，都强调对于历史上经济现象的描述、解释必须建立在史料考订的基础之上。社会科学所相对而言更为接近经济学，但由于受到傅斯年等人史学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更高。也因此，在故宫、海关等档案的整理中他们居功至伟。不过，并不能因此说他们没有理论抱负，他们希望能从史实出发来归纳出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改革才是可行的：“无论他是好还是坏，这份祖先的遗产已经传给我们来。不满意这份遗产的人，尽可以想象出一种完全新的文化，造出乌托邦的理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份遗产是重沉沉的压在我们身上，不容我们轻易的脱卸，而且修正与革新完全要从他一部分一部分下手的。”①他们的这种观念和研究方法，都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9年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用马克思主义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质与经典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如何解决这种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张力，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于是出现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五个焦点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其中前三个问题都与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学界对此已经有很多研究，本文不再赘述。②
客观地说，这些争论中某些问题，由于过于意识形态化，今天看来，其价值已经不大，或者干脆就不是真问题。③但以下几点不容忽视。
首先，这些争论，虽然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也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比如，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明清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余英时先生对此也有高度评价。④其次，当时的研究空间有限，但学者们在理论上还是有所创新，比如中国封建社会说、资本主义萌芽论等的提出。⑤最后，中国经济史学的历史学烙印更为深刻，经济史在历史学内部的地位得到极大地提高。⑥在這个阶段，经济史完全和历史学融为一体，分享共同的研究主题。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研究者在有限的一些问题上尝试与当时的经济学家，发生学术和思想关系。
无论是社会史大论战还是“五朵金花”，正是因为那些重大的现实或者理论命题，使得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有了明确的焦点和问题意识，学者们可以在大致相同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下进行较为深入的对话、论辩。持续地论辩使得经济史学界产生了一些长期的、规模较大的学术规划。当然，这种规划存在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但对于长远的学科建设来说，长期地人才培养、资料积累，方法训练、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史领域形成三个最重要的流派：社会经济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⑦他们的成就，与此前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文革”后期开始，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反思，这一巨大灾难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中国要向何处去？对于前一个问题，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是中国悠久的封建传统所致，因此，知识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谜”的讨论，而后一个问题，当时人们形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现代化。应该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改革得以实现的理论和思想前提。很难想象，没有这种对于历史和未来想象的共识，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甚至可以说，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化的向往，是改革意识形态的基石。
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近代经济史领域为例来说明经济史学家们的争论及其贡献。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现代经济（资本主义）的产生当中，传统经济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其主要的代表也是两位经济史学界的巨匠——吴承明和汪敬虞。
关于传统经济与中国现代经济之间的关系，吴承明认为传统经济为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传统经济组织（工场手工业、商人支配生产形式）是近代企业诞生的重要途径、近代企业的发展与传统农业、手工业应当互相补充而不是替代。他指出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工业的兴起准备了现成的雇佣关系，准备了熟练工人，也准备了市场”。“若说新式煤矿全部都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①“机器不能轻易地取代手工。传统是个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能一举取而代之。”②方行则做了更为全面的总结，他认为资本主义主要沿着以下四条途径发展起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而新创建的近代企业；原有手工业工场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发展壮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原有商人支配生产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工场手工业或者近代企业；农业资本主义经济。③后来的研究者，如马俊亚④、林刚⑤，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路。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呼应。尤其是中国中心观兴起之后，持此类主张的学者为了批判“冲击—反应”说，大多强调中国传统的正面作用和中国独特的发展逻辑。
汪敬虞直接批评了方行的主张，他把双方的分歧概括为：“在中国机器大工业出现的时候，‘原有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以及‘原有商人支配生产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工场手工业或者近代企业，究竟占有多大比重的问题。”经过考察，他的结论是：“强调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乃至惟一途径，这是与历史的实际不相符合的，即使把这种转变限制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范围以内，也是如此。”⑥后来的研究者也继承了这一学术脉络，比如杜恂诚⑦、张忠明⑧等。在国外的研究者中，“冲击—反应”说与这种主张可以相互支持，许多早期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的研究者，大多持与此类似的主张，比如费维凯、陈锦江、郝延平等。⑨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最早由汪敬虞在主持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的过程中提出。他将这一线索概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终归是不发展，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⑩这一主张的支持者王方中认为在中国近代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当中，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能明确表示历史发展的方向。{11}杜恂诚则认为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新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未能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转型，传统政治与新、旧二元并存的中国近代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严重扭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①马敏也赞同这种主张。②吴承明将这种历史观称为沉沦观，与此相对立的则是近代化观。他认为无论从近代人口、移民、农业结构的演变来看，或者从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创建来看，或者从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来看，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史都没有悲观的理由。③李时岳赞同对沉沦观的批评，他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趋向是，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④值得一提的是，李时岳是当时另外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的争论的主角，他提出以四个阶段（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替代三次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⑤因此，有的研究者把经济史学界的这一争论视为近代史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争论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汪敬虞以及他的支持者，很难说是革命史观的支持者，他们并不反对现代化的方向。
与其说这场争论是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的争论，还不是说是两种现代化观念和道路主张之间的争论。如果我们结合吴、汪两位先生有关传统经济作用的争论来看，这一点会更加清晰。吴承明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的传统、国情，⑥现代化不应被视为现代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全面替代，而应该是两者之间共同的协调发展。“土洋结合、再进一步现代化和通过工场手工业过渡的道路……可称之为一种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他更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⑦而汪敬虞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多的是外来的，传统的因素作用并不大，而且更多的是束缚和限制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除了在观念上要彻底打破那种认为利用市场调节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偏见以外，还要在组织上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一套完备的市场规范和制度”。⑧就此而言，汪敬虞非但不反对现代化，或许应该说他的主张更为激进一些，尤其是对于传统的态度。相对而言，吴承明或许更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的改革，始终存在着两种声音，是更为彻底地改造传统，学习外来的现代化，还是更多地依照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历史逻辑。这种争论在乡镇企业、小农经济、城市化道路等问题上曾经不断地重复出现。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和选择。如此看来，在改革初期，吴、汪的争论不仅是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切实地对现实的回应。
这两个争论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题的转型，同时也推动了对中国近代的手工业、企业、市场、劳动力的深入研究。
近年来，经济史学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其经济学色彩的日渐浓厚。不仅是许多年輕的经济史学者热衷于使用量化方法来研究经济史，而且，经济史也日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杂志上经常能看到有关经济史的论文。这与此前经济史在经济学界受到的冷遇不可同日而语。⑨
近几年来，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量化方法上，研究的兴趣也集中在那些有着较为系统的数据的领域，比如粮价、市场整合、历史上的GDP等等。⑩
经济学方法，特别是量化方法的使用，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如上文所述，经济史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历史学的，因此，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巨大的学科差异也带来了很大的张力。究竟该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对当下的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前人对此已经有过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①本文只是就笔者有限的阅读，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和历史学背景的学者相互批评较多的一些问题，做一点粗浅的归纳和分析。
从研究目的上来说，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更侧重于发现和证实因果或者相关关系，达不到这种目的的研究则不能算是成功。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一般性的”，②它更多地使用演绎法。而历史学方法的研究，更重视或者强调历史事实的还原、变迁，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会归纳和总结原因，但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来说，这并不是必须，这种分析也往往是为了更好地讲清楚历史的变迁而服务的。经济学方法的论文其实也是在用经济学的方法重建历史事实，只是，对他们而言，对理论有意义的事实才是重要的事实，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只要是前人没有发现或者前人说错了事实，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尤其是后者，其学术价值更高。进而言之，从根本上来说，对于经济学而言，纯粹客观的事实并不存在，也不重要，因为理论本身是抽象的，是基于某些假定和前提的，因此，脱离理论来谈事实既不重要，也意义不大。如同波普尔在批判归纳法时所说，资料“比任何理论或‘偏见……更不可靠些”。③对历史学方法的研究来说，依据理论来剪裁事实，或者与事实有冲突的理论是很难接受的。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经济学方法的研究通常是基于数据、模型或者理论推导，讲求逻辑关系，往往容易忽视重建历史实际发生的过程。历史学方法的研究则依赖文献证据，文献的可信度及其辨别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因此，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记录者的观察。严格地说，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历史学家很难建立超越日常经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往往要依靠历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④对于稍微脱离日常经验的论证最终都将陷于归纳法（选精和集粹）⑤的困境：不能穷尽所有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很难概括出何为主流。正是由于这种差别，经济学方法的论文往往逻辑比较严密，文章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较强，而历史学方法的论文则讲究史料的丰富，追求从多个角度、多个来源来证实一个结论，过于单一的史料来源会被认为是研究的一个很大弊端。
就学术规范来说，学术规范是学科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学论文非常强调自己的学术脉络，一个研究的成立极强地有赖于其所依托的学术脉络。这个脉络包含了众多的前提假定——与该研究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已被同一学术脉络中其他的研究所证实或者讨论过。该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对这个学术脉络的贡献大小，因此挑战常识或者在事实上一些小的错误并不会构成致命问题。而历史学方法的研究，很少有系统地、可以不断演进的学术脉络。学术规范体现在史料的丰富及对其可信程度、解释的恰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史识）。对历史学方法的研究而言，违背常识或者事实性错误是无法容忍的。在写作上，经济学方法论文的规范很成熟，甚至很多研究在文章结构上都是类似的，显得比较僵化，或许这也是因为尽量地标准化、模板化可以减少歧义，便于讨论。而历史学方法的论文写作则没有这么刻板，其论述往往富于启发性，作者也乐于展示历史的复杂性，讲究写作的技巧，甚至会把更多、更丰富的内涵留给读者去品味。很多高水平的历史学研究，往往需要同样高水平的读者才能领会其妙处。
作为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的解释体系来说，经济学无疑是最“好”的，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用最简单的假设和限定，解释了最多的现象，并且这个解释体系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姑且不论经济学内部的分歧）。因为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自然界，因此，人类还没有像相对论对于物理世界、进化论对于生物学界那样的普遍适用的法则来统一解释人类的行为。所以才会有不同的学科，基于不同的假定、前提来开展研究。
基于以上对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对于当下经济史学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简要分析，并探讨其可能的出路和选择。
1.现实与学术。回顾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史学的每次大的发展，都和现实挑战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社会史大论战、“五朵金花”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等等，都是如此。这种挑战有时是以现实问题的面目出现，有时则以理论问题的面目出现。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不管我们用什么理论来描述或者称呼这一变局，都不能改变这一变局依然在持续的事实。同样，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这一变局的关键时刻之一。现实给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史学者应当敏锐地捕捉这一时代命题，并积极地回应这一挑战。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全球史还是民族主义史学，或许是一个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选择：是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成长之路，还是更多地探索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当然，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但这并不影响这一选择的重要性。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独立于政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学术伦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负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那么如何平衡这种关系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在这里展开充分讨论，不过，我们想要强调，对来自现实挑战的回应，是中国经济史学重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之一。而当下经济史学困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问题意识的缺乏所造成的碎片化。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或许更自觉地回应现实的挑战是值得慎重考虑的一个选项。
2.理论与史实。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史的研究者对理论持较为排斥的态度。如吴承明总结的那样：“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因而其解释是个别的和相对主义的。”①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理论宏大而空洞，在具体的研究中还常常会出现用理论来裁剪和生搬硬套事实的现象。有的学者还会用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实来反驳经过高度抽象的理论，以证明理论的谬误和无价值。或者用所谓的特殊性、特色来拒斥理论。这种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因此而完全拒斥理论，或者不接受理论的普遍性则不能说是一种成熟的学术态度。因为理论是经过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其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与具体的事实之间的吻合程度。同时，很多所谓的特殊性、特色，也往往是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现象，误认为一种持久的民族特色。最终，如果中国的一些独特的经济经验不能被上升为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其思想和学术价值也是有限的，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而另一方面，偏重理论的学者则往往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认真辨析、研究的耐心，他们对于经济史学者的工作也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有位学者曾经这样写道：“传统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逻辑通达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分析工具，对经济过程的分析大都凭朴素的想象，基本不考虑经济运行的逻辑，对数据的考证基本不遵循统计学方法。”“在不懂经济学的情况下，对历史经济运行给出朴素的或想当然的解释，就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了。”②而且，在很多具体的、以理论为主导的研究，也的确存在过于宏大和空洞的问题。他们常常不重视历史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仅仅满足于给出简单的、逻辑的解释，其學术的严肃性也值得商榷。还有的研究满足于对以某种现成的理论或者方法来解释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创造性并不高。吴承明曾批评说，“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③可惜这种用法现在依然很常见。
回顾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否明言，大多数好的研究背后都有某种理论的支撑。因此，提高理论素养，更为自觉、主动地掌握理论工具，对经济史的研究定会有所帮助。至于如何使用理论，吴承明有非常简洁的论述：“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①
3.经济学与历史学。虽然中国经济史学既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从学科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史学更大程度上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史学开始出现一些脱离历史学的现象，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学科归属，乃至研究的范式，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变化。不过，如果从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中国经济史学科在很长一个时期，还依然主要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经济史研究关键的、重大的问题意识，还会是来自历史学，而非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成吴承明所主张的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史学要拒斥来自经济学的影响。因此，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学和历史之间的张力会持续存在，那么，对于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更多地属于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说，什么样的经济学方法的研究算是好的研究？就笔者有限的阅读和理解，以下三种研究或许是历史学者乐见和期待的：第一，推翻历史学原有的结论，比如原来我们认为战争对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但如果有研究用计量的方法证实，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地区在后来的工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第二，或者对于已有的结论，给出更为可靠的证明方法、或者将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量化。比如我们都知道教育对于经济发展有贡献，但是否可以有计量研究能够分别出近代不同省份不同的教育水平，对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第三，提出新的命题，建立新的因果关系。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基督教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作用，但如果有研究通过详细的数据证明，有基督教传播的地方比没有基督教的地方经济发展更快，则可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因果或者相关关系。类似的研究会给经济史学以极大的帮助，相信也有助于促进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高质量的学术对话。
【作者简介】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经济史。
黄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摘 要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史研究出现了某种“衰落”的征象，但大量新资料的挖掘整理以及相应的技术手段的进步、新研究方法的出现、还有随时代剧变而来的理论挑战，也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回顾社会史大论战、“五朵金花”对经济史学科的影响、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的争论，以及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本文认为现实问题的挑战是经济史研究重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之一，经济史研究者应该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理论工具，经济史研究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主要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对于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使用，我们应更为积极和开放。只有很好地理解对方的学术传统和背景，经济学和历史学才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史研究服务。
关键词 中国经济史学，吴承明，汪敬虞，经济学与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26-08
如果从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国债史》算起，中国现代经济史学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中国经济史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同时，经济史学对中国历史学、经济学，特别是前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经济史出现了某种“危机”或者说“衰落”的征象。①虽然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在某些领域也还有所突破，但整个经济史很少产生有重大影响的成果，这使得经济史学已经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碎片化”的现象较为严重。②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较长远研究规划目标的，有共同方法、问题意识的研究团体也十分罕见。中国经济史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在不断萎缩。
出现这一现象，有许多原因。就客观而言，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学与历史学界的关系更为亲密，因此，史学危机自然也影响到了经济史学。所谓史学危机主要表现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挑战和进步主义历史观的质疑。③不过，更直接的原因或许与中国历史学的基本范式转型有关。从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是在革命史观的框架下展开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学界，现代化史观取代了革命史观。④中国经济史学也走过了大致相似的历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现代化史观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受到明显削弱。与此同时，对现代化史观有所反思的“中国中心观”一度兴起，他们主张寻找中国历史独特性，探寻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因素、特征和模式。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扎实的实证研究也并不多见，这一史观的建树和影响力有限。理论创新的匮乏是实证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学术界的代际更替，围绕着课题、项目等短期目标的學科建设，以论文发表数量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学术界懒散、大锅饭的局面，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来就不那么健全的学术共同体及其学术伦理，对学者们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雄心造成了伤害，乃至在有些领域，学术研究基本的严肃性都成为问题。①对于较为基础、研究周期较长的历史学而言，学术机制变革的负面作用或许更为严重。
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机遇。首先是大量新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由于科研经费的相对充足，对史料的发掘、整理有了很大的进步。民间文书、地方档案被广泛搜集整理，其规模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值得庆幸地是，由于技术进步，许多文献资料被电子化、数据库化，这使得较为全面地利用这些大型史料成为可能。目前，经济史学界已经建成了一些重要的数据库，还有学者个人为了研究方便所建立的许多小型数据库。大量资料和新的技术手段给克服“碎片化”带来了新的可能。
其次，研究方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年来，随着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史学颇为受益，诸如量化、可视化、网络分析等方法都已有不同程度的应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科技革命的出现，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也给历史学带来了新的时代命题，对于经济史学而言，其冲击或许更为强烈。从学术史来看，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几次高潮都是在这样的时代命题的催迫之下出现的。
如何应对以上的挑战和机遇，关键在于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性质和方向的判断，以及对于不同选择背后的历史和学术含义的把握。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回顾和检讨中国经济史的百年发展历程，检视其中的经验和历史逻辑，以期在未来的方向性选择中更为自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只有一些零散的成果，缺乏系统的研究。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感到迷茫。为此以《读书杂志》《新思潮》等杂志为核心，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这场大论战的核心是如何判定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论战延展到对战国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论战的主要问题包括：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大多与经济史有密切关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并形成了三个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史流派和学术团体：理论派，以及分别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陶希圣的《食货》杂志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对于这三个团体，学界多有研究，本文不拟赘述。②这三个流派奠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这三个学派各有特点。就与大论战的关系而言，理论派紧紧围绕社会性质问题。食货派也较多受到论战的影响，他们偏重于研究中国中古以前的历史，主题大多与社会性质大论战相关，是其深入和细化。社会科学所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与政治性较强的论争加以区别，社会科学所的核心汤象龙强调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他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一步步的做去，将来也不会发生以前那样空洞的论战，因为一切都根据的是事实，有了充分的事实摆在前面，大家也无庸空论了”。③社会科学所的主要研究人员，都没有参与社会性质大论战。但这种态度其实正是他们对大论战的一种回应，虽然是以一种对立的方式。
理论派奠定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叙述框架，这个框架在1949年之后发挥了较大作用。社会科学所和食货派奠定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科属性和研究范式。他们都强调史料的挖掘、积累、整理，都强调对于历史上经济现象的描述、解释必须建立在史料考订的基础之上。社会科学所相对而言更为接近经济学，但由于受到傅斯年等人史学观念的影响，他们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更高。也因此，在故宫、海关等档案的整理中他们居功至伟。不过，并不能因此说他们没有理论抱负，他们希望能从史实出发来归纳出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对于当时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改革才是可行的：“无论他是好还是坏，这份祖先的遗产已经传给我们来。不满意这份遗产的人，尽可以想象出一种完全新的文化，造出乌托邦的理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份遗产是重沉沉的压在我们身上，不容我们轻易的脱卸，而且修正与革新完全要从他一部分一部分下手的。”①他们的这种观念和研究方法，都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9年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用马克思主义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质与经典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如何解决这种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张力，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主题。于是出现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五个焦点问题：中国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其中前三个问题都与经济史研究有密切关系。学界对此已经有很多研究，本文不再赘述。②
客观地说，这些争论中某些问题，由于过于意识形态化，今天看来，其价值已经不大，或者干脆就不是真问题。③但以下几点不容忽视。
首先，这些争论，虽然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也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比如，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对明清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余英时先生对此也有高度评价。④其次，当时的研究空间有限，但学者们在理论上还是有所创新，比如中国封建社会说、资本主义萌芽论等的提出。⑤最后，中国经济史学的历史学烙印更为深刻，经济史在历史学内部的地位得到极大地提高。⑥在這个阶段，经济史完全和历史学融为一体，分享共同的研究主题。只有很少的一小部分研究者在有限的一些问题上尝试与当时的经济学家，发生学术和思想关系。
无论是社会史大论战还是“五朵金花”，正是因为那些重大的现实或者理论命题，使得中国经济史学的研究有了明确的焦点和问题意识，学者们可以在大致相同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下进行较为深入的对话、论辩。持续地论辩使得经济史学界产生了一些长期的、规模较大的学术规划。当然，这种规划存在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但对于长远的学科建设来说，长期地人才培养、资料积累，方法训练、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价值。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史领域形成三个最重要的流派：社会经济史学派、新社会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⑦他们的成就，与此前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文革”后期开始，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就开始反思，这一巨大灾难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中国要向何处去？对于前一个问题，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是中国悠久的封建传统所致，因此，知识界掀起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之谜”的讨论，而后一个问题，当时人们形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现代化。应该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改革得以实现的理论和思想前提。很难想象，没有这种对于历史和未来想象的共识，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甚至可以说，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化的向往，是改革意识形态的基石。
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近代经济史领域为例来说明经济史学家们的争论及其贡献。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在中国现代经济（资本主义）的产生当中，传统经济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其主要的代表也是两位经济史学界的巨匠——吴承明和汪敬虞。
关于传统经济与中国现代经济之间的关系，吴承明认为传统经济为资本主义准备了条件、传统经济组织（工场手工业、商人支配生产形式）是近代企业诞生的重要途径、近代企业的发展与传统农业、手工业应当互相补充而不是替代。他指出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工业的兴起准备了现成的雇佣关系，准备了熟练工人，也准备了市场”。“若说新式煤矿全部都是在土窑基础上建立的，也不为过。”①“机器不能轻易地取代手工。传统是个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而不能一举取而代之。”②方行则做了更为全面的总结，他认为资本主义主要沿着以下四条途径发展起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而新创建的近代企业；原有手工业工场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发展壮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原有商人支配生产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工场手工业或者近代企业；农业资本主义经济。③后来的研究者，如马俊亚④、林刚⑤，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路。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外学者的呼应。尤其是中国中心观兴起之后，持此类主张的学者为了批判“冲击—反应”说，大多强调中国传统的正面作用和中国独特的发展逻辑。
汪敬虞直接批评了方行的主张，他把双方的分歧概括为：“在中国机器大工业出现的时候，‘原有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保存、扩大或发展为近代企业以及‘原有商人支配生产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工场手工业或者近代企业，究竟占有多大比重的问题。”经过考察，他的结论是：“强调工场手工业形式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近代企业的转变，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乃至惟一途径，这是与历史的实际不相符合的，即使把这种转变限制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范围以内，也是如此。”⑥后来的研究者也继承了这一学术脉络，比如杜恂诚⑦、张忠明⑧等。在国外的研究者中，“冲击—反应”说与这种主张可以相互支持，许多早期的研究者，尤其是那些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的研究者，大多持与此类似的主张，比如费维凯、陈锦江、郝延平等。⑨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最早由汪敬虞在主持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的过程中提出。他将这一线索概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终归是不发展，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解决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⑩这一主张的支持者王方中认为在中国近代三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当中，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能明确表示历史发展的方向。{11}杜恂诚则认为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新的政治制度，近代中国未能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转型，传统政治与新、旧二元并存的中国近代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严重扭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①马敏也赞同这种主张。②吴承明将这种历史观称为沉沦观，与此相对立的则是近代化观。他认为无论从近代人口、移民、农业结构的演变来看，或者从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创建来看，或者从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来看，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史都没有悲观的理由。③李时岳赞同对沉沦观的批评，他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总趋向是，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④值得一提的是，李时岳是当时另外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的争论的主角，他提出以四个阶段（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替代三次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⑤因此，有的研究者把经济史学界的这一争论视为近代史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争论的一部分。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汪敬虞以及他的支持者，很难说是革命史观的支持者，他们并不反对现代化的方向。
与其说这场争论是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的争论，还不是说是两种现代化观念和道路主张之间的争论。如果我们结合吴、汪两位先生有关传统经济作用的争论来看，这一点会更加清晰。吴承明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的传统、国情，⑥现代化不应被视为现代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全面替代，而应该是两者之间共同的协调发展。“土洋结合、再进一步现代化和通过工场手工业过渡的道路……可称之为一种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他更强调历史的连续性，“没有一个立足于本国大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⑦而汪敬虞则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更多的是外来的，传统的因素作用并不大，而且更多的是束缚和限制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除了在观念上要彻底打破那种认为利用市场调节就是资本主义的传统偏见以外，还要在组织上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一套完备的市场规范和制度”。⑧就此而言，汪敬虞非但不反对现代化，或许应该说他的主张更为激进一些，尤其是对于传统的态度。相对而言，吴承明或许更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的改革，始终存在着两种声音，是更为彻底地改造传统，学习外来的现代化，还是更多地依照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历史逻辑。这种争论在乡镇企业、小农经济、城市化道路等问题上曾经不断地重复出现。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同样的问题和选择。如此看来，在改革初期，吴、汪的争论不仅是有关历史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切实地对现实的回应。
这两个争论不仅影响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题的转型，同时也推动了对中国近代的手工业、企业、市场、劳动力的深入研究。
近年来，经济史学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其经济学色彩的日渐浓厚。不仅是许多年輕的经济史学者热衷于使用量化方法来研究经济史，而且，经济史也日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杂志上经常能看到有关经济史的论文。这与此前经济史在经济学界受到的冷遇不可同日而语。⑨
近几年来，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量化方法上，研究的兴趣也集中在那些有着较为系统的数据的领域，比如粮价、市场整合、历史上的GDP等等。⑩
经济学方法，特别是量化方法的使用，给经济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如上文所述，经济史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历史学的，因此，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巨大的学科差异也带来了很大的张力。究竟该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对当下的经济史研究来说是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前人对此已经有过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①本文只是就笔者有限的阅读，针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和历史学背景的学者相互批评较多的一些问题，做一点粗浅的归纳和分析。
从研究目的上来说，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更侧重于发现和证实因果或者相关关系，达不到这种目的的研究则不能算是成功。因为“经济学是研究一般性的”，②它更多地使用演绎法。而历史学方法的研究，更重视或者强调历史事实的还原、变迁，当然，也有一些研究会归纳和总结原因，但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来说，这并不是必须，这种分析也往往是为了更好地讲清楚历史的变迁而服务的。经济学方法的论文其实也是在用经济学的方法重建历史事实，只是，对他们而言，对理论有意义的事实才是重要的事实，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只要是前人没有发现或者前人说错了事实，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题，尤其是后者，其学术价值更高。进而言之，从根本上来说，对于经济学而言，纯粹客观的事实并不存在，也不重要，因为理论本身是抽象的，是基于某些假定和前提的，因此，脱离理论来谈事实既不重要，也意义不大。如同波普尔在批判归纳法时所说，资料“比任何理论或‘偏见……更不可靠些”。③对历史学方法的研究来说，依据理论来剪裁事实，或者与事实有冲突的理论是很难接受的。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经济学方法的研究通常是基于数据、模型或者理论推导，讲求逻辑关系，往往容易忽视重建历史实际发生的过程。历史学方法的研究则依赖文献证据，文献的可信度及其辨别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因此，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记录者的观察。严格地说，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理论，历史学家很难建立超越日常经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研究往往要依靠历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④对于稍微脱离日常经验的论证最终都将陷于归纳法（选精和集粹）⑤的困境：不能穷尽所有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很难概括出何为主流。正是由于这种差别，经济学方法的论文往往逻辑比较严密，文章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较强，而历史学方法的论文则讲究史料的丰富，追求从多个角度、多个来源来证实一个结论，过于单一的史料来源会被认为是研究的一个很大弊端。
就学术规范来说，学术规范是学科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学论文非常强调自己的学术脉络，一个研究的成立极强地有赖于其所依托的学术脉络。这个脉络包含了众多的前提假定——与该研究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已被同一学术脉络中其他的研究所证实或者讨论过。该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对这个学术脉络的贡献大小，因此挑战常识或者在事实上一些小的错误并不会构成致命问题。而历史学方法的研究，很少有系统地、可以不断演进的学术脉络。学术规范体现在史料的丰富及对其可信程度、解释的恰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史识）。对历史学方法的研究而言，违背常识或者事实性错误是无法容忍的。在写作上，经济学方法论文的规范很成熟，甚至很多研究在文章结构上都是类似的，显得比较僵化，或许这也是因为尽量地标准化、模板化可以减少歧义，便于讨论。而历史学方法的论文写作则没有这么刻板，其论述往往富于启发性，作者也乐于展示历史的复杂性，讲究写作的技巧，甚至会把更多、更丰富的内涵留给读者去品味。很多高水平的历史学研究，往往需要同样高水平的读者才能领会其妙处。
作为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的解释体系来说，经济学无疑是最“好”的，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用最简单的假设和限定，解释了最多的现象，并且这个解释体系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姑且不论经济学内部的分歧）。因为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自然界，因此，人类还没有像相对论对于物理世界、进化论对于生物学界那样的普遍适用的法则来统一解释人类的行为。所以才会有不同的学科，基于不同的假定、前提来开展研究。
基于以上对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历程的简单回顾，对于当下经济史学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简要分析，并探讨其可能的出路和选择。
1.现实与学术。回顾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史学的每次大的发展，都和现实挑战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社会史大论战、“五朵金花”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等等，都是如此。这种挑战有时是以现实问题的面目出现，有时则以理论问题的面目出现。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不管我们用什么理论来描述或者称呼这一变局，都不能改变这一变局依然在持续的事实。同样，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这一变局的关键时刻之一。现实给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巨大挑战，中国经济史学者应当敏锐地捕捉这一时代命题，并积极地回应这一挑战。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全球史还是民族主义史学，或许是一个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选择：是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历史和经济成长之路，还是更多地探索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当然，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但这并不影响这一选择的重要性。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学术独立于政治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学术伦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负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那么如何平衡这种关系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在这里展开充分讨论，不过，我们想要强调，对来自现实挑战的回应，是中国经济史学重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之一。而当下经济史学困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问题意识的缺乏所造成的碎片化。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或许更自觉地回应现实的挑战是值得慎重考虑的一个选项。
2.理论与史实。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史的研究者对理论持较为排斥的态度。如吴承明总结的那样：“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因而其解释是个别的和相对主义的。”①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理论宏大而空洞，在具体的研究中还常常会出现用理论来裁剪和生搬硬套事实的现象。有的学者还会用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实来反驳经过高度抽象的理论，以证明理论的谬误和无价值。或者用所谓的特殊性、特色来拒斥理论。这种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因此而完全拒斥理论，或者不接受理论的普遍性则不能说是一种成熟的学术态度。因为理论是经过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其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与具体的事实之间的吻合程度。同时，很多所谓的特殊性、特色，也往往是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现象，误认为一种持久的民族特色。最终，如果中国的一些独特的经济经验不能被上升为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其思想和学术价值也是有限的，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而另一方面，偏重理论的学者则往往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认真辨析、研究的耐心，他们对于经济史学者的工作也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有位学者曾经这样写道：“传统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逻辑通达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分析工具，对经济过程的分析大都凭朴素的想象，基本不考虑经济运行的逻辑，对数据的考证基本不遵循统计学方法。”“在不懂经济学的情况下，对历史经济运行给出朴素的或想当然的解释，就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了。”②而且，在很多具体的、以理论为主导的研究，也的确存在过于宏大和空洞的问题。他们常常不重视历史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仅仅满足于给出简单的、逻辑的解释，其學术的严肃性也值得商榷。还有的研究满足于对以某种现成的理论或者方法来解释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创造性并不高。吴承明曾批评说，“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③可惜这种用法现在依然很常见。
回顾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否明言，大多数好的研究背后都有某种理论的支撑。因此，提高理论素养，更为自觉、主动地掌握理论工具，对经济史的研究定会有所帮助。至于如何使用理论，吴承明有非常简洁的论述：“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①
3.经济学与历史学。虽然中国经济史学既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从学科史的发展历程来看，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史学更大程度上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史学开始出现一些脱离历史学的现象，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学科归属，乃至研究的范式，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变化。不过，如果从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中国经济史学科在很长一个时期，还依然主要是历史学的一部分。经济史研究关键的、重大的问题意识，还会是来自历史学，而非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成吴承明所主张的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史学要拒斥来自经济学的影响。因此，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学和历史之间的张力会持续存在，那么，对于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更多地属于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来说，什么样的经济学方法的研究算是好的研究？就笔者有限的阅读和理解，以下三种研究或许是历史学者乐见和期待的：第一，推翻历史学原有的结论，比如原来我们认为战争对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但如果有研究用计量的方法证实，太平天国起义对江南地区在后来的工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正面作用；第二，或者对于已有的结论，给出更为可靠的证明方法、或者将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量化。比如我们都知道教育对于经济发展有贡献，但是否可以有计量研究能够分别出近代不同省份不同的教育水平，对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第三，提出新的命题，建立新的因果关系。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基督教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有作用，但如果有研究通过详细的数据证明，有基督教传播的地方比没有基督教的地方经济发展更快，则可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因果或者相关关系。类似的研究会给经济史学以极大的帮助，相信也有助于促进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高质量的学术对话。
【作者简介】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经济史。
黄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