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仪式与城市中心的确认
摘 要 “万寿庆典”是清代苏州社会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显示了地方宗族利用社会资源的方式。原本彰显“王权”的庆典仪式在举办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多种社会诉求，如政治和社会话语权的谋求。苏州玄妙观是举办该仪式的重要场所，与庆典活动相伴生的是地方家族以之为中心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徙，并利用帝王南巡等各种机会掀起活动的高潮。从光绪年间开始，苏州“万寿庆典”的商业色彩不断加强。庆典活动承载的政治、经济因素使得玄妙观逐渐成为苏州城市的中心。
关键词 万寿庆典，苏州玄妙观，城市中心，社会仪式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19-07
所谓“万寿庆典”，是清代朝廷为庆贺皇太后、皇帝的诞辰而举办的祈祝典礼。在清代，“万寿庆典”与元旦、冬至并称为“三大节”。朝廷专设机构负责该典礼的督办，各地方官府则更是对此不遗余力。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清朝“万寿庆典”的研究较为薄弱，已有的研究多局限于人文艺术方面，较少注意该现象的社会性。①纵观这一社会仪式可以发现，地方大族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万寿庆典”的社会化，地方大族掌控和利用了这一社会资源，从而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此过程中城市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万寿庆典”是“习仪祝厘”的重要形式之一。所谓“习仪”即演习礼仪，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如《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②“祝厘”即祈求福佑，如《史记·孝文本紀》记载：“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③“习仪祝厘”一是构建君臣之间的秩序，二是不断巩固帝王的权威，由此衍变而来的清代“万寿庆典”在玄妙观（宋时称“天庆观”，元以后改称“玄妙观”，清代为了避讳，一度称之为“元妙观”或“圆妙观”，民国以后再次恢复为“玄妙观”，除引文外，文中统称为“玄妙观”。）等寺观开展有着历史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王权彰显的宗教色彩。祖先崇拜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古代社会统治者专门建有祭祀祖先的庙宇，规定一整套严格的祭祀制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宣扬统治者的尊贵，“因为推本朔源，他们的祖先都是远古时代的显赫帝王，以此来证明天命之所归和现阶级统治的合法性”。④唐朝李氏皇室为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标榜其为老子后裔，故而尊称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开元二年（716年），“帝感祖锡瑞之，更名为开元宫，赐内帑重修”。⑤“开元宫”即玄妙观的前身，帝王“祖先崇拜”思想的凝聚推动玄妙观不断发展。正如《元妙观志》序言所称：“唐有天下自以为李氏精苗，遂尊老子为元元皇帝，若礼经所谓所自出之祖，由是宫观遍天下。”①古代社会祖先崇拜意在证明王权的合法性，“统治权力只有具有了社会的‘合法性，即这种统治权力符合社会中大多数人关于公正、公平和道德的观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②对于道观而言，一旦有了“权力”作为依附，便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据《元妙观志》记载：“迨宋真宗托天书之瑞，特建玉清、昭应宫，以崇奉香火，而其教益大行。”③正因为王权与神权有机融合，玄妙观地位迅速提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圣母，且诏天下天庆观并增建圣祖殿”。④又以玄妙观通神庵为例，该庵曾为何蓑衣真人所居，“淳熙三年左街道箓李若济奉命建，亦御书其额，有高、孝二庙问安书及金字牙牌”。⑤朝廷利用祖先崇拜神化王权在白玉蟾《诏建三清殿记》中同样清晰可见：“君人者欲表仪天下，所以示国家尊祖之意，凡今诸郡之天庆观，所以祠圣祖也。”⑥王权思想在玄妙观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支配着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受此影响，祖先祭祀活动在玄妙观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王遂守平江期间，朝廷“立天庆观，前奉天帝，后奉圣祖，他祠不得与焉”。⑦缘于人们认知水平有限，神灵信仰在当时弥漫整个社会。
随着科举事业的兴盛，王权彰显的宗教神秘性日益淡化，祈祝仪式逐渐与儒学活动相融合，加速传统礼制的构建。明洪武年间，朝廷于玄妙观设立地方宗教管理机构即道纪司，并将三清大殿确立为“习仪祝厘之所”。⑧殿前列有“钟鼓楼”，吴地举子定期习仪于此，如《坚瓠集》曾载明代“吾郡蒋焘，年十一为府学生，遇圣节赴玄妙观习仪”。⑨玄妙观亦是地方官员习仪的场所，如《元妙观志》记载：“崇祯十五年七月四日夜，烈风大作，雷震三清殿，龙驭灾，旧设龙驭于殿中，府县官每遇长至元旦万寿千秋节，先一日习仪于此，是日行礼，忽雷霆击碎石柱，龙驭遂毁。”⑩祀典功能还在修观过程中有所体现，《重修东岳行宫记一首》即说该殿“冶钟一悬，为晨旦祝厘之节”。{11}然而，明代万寿祈祝活动多为官方主持，社会参与程度偏低。该时期，地方家族以城西较为密集。入清后，随着家族的迁徙，此种局面逐步发生改变。
继明代之后，清代苏州地方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家学底蕴深厚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与国家权力架构起紧密的联系，“万寿盛典”在民间社会的频繁开展即是典型表现之一。
（一）玄妙观为中心新兴家族的群体性迁徙
入清后，玄妙观的政治地位被不断凸显，这在修观记文中得到充分体现。顺治、康熙年间，金之俊是玄妙观修观活动的主要倡导者，据其在《募完石佛殿工疏》中说，姑苏玄妙观三清大殿系“祝厘万寿之胜场”，{12}不能听其废坏，而应及时修建。相对于普通意义上的道观，苏州玄妙观因万寿祈祝活动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政治内涵。又如郑敷教在《重修卫道观碑记》中说：“吴故有两三清殿，一在圆妙观，为祝厘祈祷之地。”{13}帝王权力彰显背景下，玄妙观日渐受到地方家族的青睐。明清之际，吴地社会形成一大批新兴儒学家族。这些家族在壮大的同时，以玄妙观为中心发生大规模迁徙的现象。为分析家族特征及迁徙动机，我们选取部分家族简要进行分析：
第一，彭氏世族。明初彭氏家族由江西迁入阊门，在其壮大过程中迁徙现象随之出现。彭绍升在《彭氏家传》记载明末清初之际该家族“或居盘门，或居葑门，或居城中草桥张家巷沿仓巷，或居葑门外郭巷，或居车坊”。①引文中的“草桥”位于玄妙观附近，其他地点亦多位于玄妙观所在城东地区。家族迁徙后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从康熙至光绪两百多年间，苏州彭氏世族共收到了朝廷御赐的制词116道。此外还有匾额、横幅共27块/幅、上谕两道、祭文碑文各一。朝廷向一个地方世族颁发诏书的总数如此之多，显然令人咋舌。彭氏世族的发展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以文立家成为众多地方世族持家的理念。
第二，潘氏家族。潘氏家族与彭氏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康熙初年，潘景文（1639～1706年）自苏州南濠迁徙至玄妙观附近的黄鹏坊桥巷。顾颉刚曾说：“苏州人家由徽州迁来的甚多，其初率以经商，后乃渐以科第称巨族，如潘介泉家，吴湖帆家，汪仲周家，及吾嗣祖母张家是也。”②顾颉刚本人及他列举的家族以玄妙观较为集中。与彭氏家族一样，潘氏家族迁徙城东后迅速成为吴地望族，发展势头甚至超过彭氏家族。
仅根据同治《苏州府志》的统计，清代迁入玄妙观所在长洲县的就有14个家族。事实上，以玄妙觀为中心，城乡范围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家族流动，家族迁徙的数量远非如此。如乾隆间徐堂在《吴郡徐氏宗谱》中说，该家族于清初“始迁吴，居于城之祥符古里。迄今百有余载，子姓繁衍，科名儒业”。③“祥符古里”即位于玄妙观。该处向来故族较多，新兴家族的迁入使得这里家族聚集现象更加显著。这些家族大多以文传家，并与朝廷构建了紧密的联系。透过家族文书内部记载的不一及与朝廷正史记录的巨大差异，我们还发现清代新兴家族甚至借助康熙、乾隆的南巡，或杜撰，或放大帝王驻跸于玄妙观之说，并借此提高家族的社会名望。以帝王南巡为契机，地方大家族借助于玄妙观频繁开展“万寿庆典”的活动。
（二）帝王南巡为契机庆典活动的开展
帝王权威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提升家族影响的重要因素。帝王南巡时吴地社会出现的“庆典”高潮即是如此，为了便于论述，文中以列表形式进行例举。（详见下页表1：清代苏州玄妙观“万寿庆典”活动一览）
根据表1分析，帝王南巡为家族庆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至苏州时，“瑞光寺、圆妙观及邓尉华山诸处绅士、商民、僧道人等皆建醮祝寿，内而扈从诸臣，外而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司道诸臣，及在籍各官多有进献”。④康熙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至苏州时，“绅士、商民、僧道于瑞光寺、圆妙观及各名山建醮祝寿”。⑤康熙四十四年帝王第五次南巡至苏州，三月二十一日，“圆妙观建万寿皇坛，本日圆满道场，今法官、道士四十八众赴行宫，祝颂圣寿无疆”。⑥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家族子弟利用寺观场所与僧人、道士一道举办庆典活动，拉近了家族、寺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下页表1中还可以看出，乾隆至道光期间庆典活动多被某一大家族所主导，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彭氏家族与“万寿庆典”活动的开展。彭启丰在《重修元妙观碑》说：“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扗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驾亲临视。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恩赉帑金三百……越五年，又南巡，越三年，又南巡，礼亦如之。”⑦“万寿庆典”对于家族的意义非同一般，甚至光绪年间彭氏后人彭慰高在《元妙观重修寿星殿记》继续提及：
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高宗纯皇帝六举南巡，维时先高祖以尚书致仕家居，谋于同郡诸搢绅，在元妙观三清殿之西偏建殿三楹，供奉南极，以祝圣寿。⑧
修观一定程度上是家族对王权的进一步彰显，与“万寿庆典”形成呼应。家族之所以热衷于庆典及修观活动的开展，实际有着自身利益的驱使。从对彭氏家族频繁受到的赐封看，庆典活动有利于构建家族与朝廷的联系。
第二，潘氏家族与“庆典活动”的开展。乾隆中期以后潘氏家族参与程度日渐提高，“封官加爵”是其热衷于庆典活动的又一动机。据《大阜潘氏支谱附编》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适逢皇太后八旬万寿，潘奕隽因“覃恩加一级。五十三年恭遇覃恩加一级，京察一等加一级。嘉庆元年恭遇覃恩以子世璜官封翰林院编修”。{18}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潘氏家族在玄妙观开始活跃。道光十五年皇太后六旬万万寿，潘曾彦与郡绅士共设经坛于元妙观，“是岁叔祖由体仁阁大学士改充东阁”。{19}可以看出，潘氏家族较多强调“万寿庆典”的参与对于家族命运转折的重要性。
第三，范氏家族与庆典活动的开展。家族参与背景下庆典活动不断走强，缘于义田义庄为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位于玄妙观附近的范氏义庄兴建于宋代，为范仲淹后人所建。嘉庆十四年皇上五旬万寿，庆典活动由范氏义庄出资。{20}家族势力的介入使得庆典活动盛况空前，列表中嘉庆十四年庆典活动，玄妙观张乐七日即可看出。
庆典活动的开展使得玄妙观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帝王南巡至苏州时：
奏事总管王常贵交养心殿造办处供器银一千两，太监胡世杰传奉谕旨，交杭州织造西宁尽银数目，照天竺寺供器成造二分，造成交苏州织造萨载，在圆妙观供一分，虎邱寺供一分。①
朝廷的封赐与民间参与的热情形成了呼应，巡抚吴存礼在修建万寿宫记文中曾说，帝王南巡期间“每遇万寿圣节，焚香膜拜，欢呼夹道，愿效华封，人者盖肩相摩，踵相接也”。②相对于其他寺观，乾隆朝苏州“万寿庆典”以玄妙观更加集中。正因为玄妙观庆典场面“喧嚣湫隘，仪观勿肃”，③朝廷又于乾隆末年在玄妙观南修建万寿宫殿，且二者之间有着密切地互动，这从外围进一步凸显了玄妙观地理板块城市政治中心的地位。道光年间，玄妙观因庆典活动与衙门亦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据《清嘉录》载，道光年间“绅士诣玄妙观三清殿，望阙遥贺，一如祝厘之仪，谓之拜牌。礼毕，盛服往来，衙门交庆”。④祈祝活动开展背景下玄妙观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清人胡正亨作有《元妙观万寿醮坛》，其曰：“华渚虹流受命祥，普天广庆颂无疆。弥罗杰阁斋坛肃，元始瑶阶御气香……应识尧天日更长。”⑤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吴郡绅士于玄妙观恭设经坛，祝六旬万寿。紫阳书院山长朱兰坡侍讲（珔）撰灯联数付，如云：
元符根太极，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春秋算协福筹，八叶椿开无量寿。妙果证长生，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实，花实数周星纪，九重桃献大罗天。”此于首句分用“元、妙”两字也。⑥
玄妙观社会影响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王权思想亦不断彰显并在乡里社会进行渗透。随着社会因素的不断融入，玄妙观政治功能继续强化的同时商业地位日渐显现。
乾隆前后玄妙观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这在《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中得以进一步验证，嘉庆二十四年郡人石忠就曾称“在观外场地摆立摊肆，已有多年”。⑦至道光年间，摊肆数量逐渐增多，以至朝廷“令方丈道士出资搭盖（敞篷——引者），开设摊肆”。⑧此后，观外一带商肆更加走向兴盛，逐渐缩小与城西阊门社会环境的差异。清初以来地方家族的迁徙无疑成为商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乾隆年间，家族商业消费即日渐奢靡，如彭启丰在《跋前布政使胡公禁戏园碑文》就曾有详实的描述。⑨迁徙至这里的家族甚至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如吴地潘氏。清中前期，苏州地区几乎没有商贾阶层参与“万寿庆典”的记载。晚清，在商业扩张且时局艰难背景下，商贾阶层借助“万寿庆典”活动招揽商机。与此同时，商业经济又为庆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政治、经济因素在玄妙观不断积淀、融合。
（一）光绪中前期玄妙观内、外“万寿庆典”的差异
光绪年间，庆典活动发生了质变，商业特征较为突出。光绪七年《申报》记载当时苏城店铺大多装扮奢华，此种现象缘于受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苏州元气较伤，似未若从前之盛，然阊门、圆妙观前一带铺户亦未尝不点缀生色，以为招徕贸易之地”。⑩以城西为主，“万寿庆典”开始被商家所利用，借以搭建商业活动的平台。如光绪十年，“自中街路接驾桥以达东、西中市直至金阊门外上、下塘，锦天绣地。铺户甚至在半年之前便已预延彩匠，定购花灯”。{11}朝廷对此“三令五申，仍无法禁止，各处铺户竭意铺设，故穷乡下县以及别省士民争至游观，以至于道路壅塞”。{12}此后，庆典期间玄妙观外亦与阊门一样呈现出奢华的现象，禁令失败的背后缘于社会巨大需求的存在。
较观外社会环境的变化，观内庆典活动日渐呈现出欢愉的气息。作为官办庆典活动的万寿宫亦是如此，并与玄妙观形成互动。据光绪年间《申报》所载，每逢“万寿庆典”：
各衙门除院司榷四宪及首府三县按年循例演剧祝嘏，下至两参将府县学，十年一庆，亦皆高扎彩台唱戏，各绅士则于元妙观排班行礼，甬道上搭盖二层彩台，分用昆弋清音演唱。①
商业背景下，玄妙观显示出盛世太平的祥和气象，帝王权力进一步得以显现。光绪二十年，江苏巡抚奎华俊令地方官员将“元妙观中所搭草篷一律拆卸，以便悬灯结彩，华祝嵩呼，并令将观内戏台细加髹饰，演剧十日，以乐升平”。②观内用于商业活动的敞篷无疑阻碍了庆典活动的开展，此种现象早在道光年间即已出现。道光十一年朝廷令方丈、道士搭建瓦棚的同时就曾规定：“如遇观中公事，仍遵前宪示谕，随时拆除。”③晚清，瓦棚被临时拆除现象较为常见。光绪二十年，万寿祈祝活动期间“经绅董联名禀请，长洲县饬差传谕拆去，以便扎彩悬灯”。④数日后，“苏省地方官预饬办差人等在万寿宫结彩悬灯，预备庆祝。又将元妙观中所支篷屋概行拆卸，高搭彩架，障以五色围幔”。⑤引文中的“饬”显示出朝廷政令背后庆典活动与商民之间的矛盾，深层次原因在于与观外及阊门地区相比，观内庆典活动的开展不仅不能招来商机，反而使得商业活动暂停。这从玄妙观道士方面得以进一步印证。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适逢皇太后万寿圣节，吴地铺户居民纷纷结彩悬灯，以同伸庆祝。然玄妙观羽士“悭吝性成，一毛不拔，借口毫无进款，无力从事，殿内外并不略加点缀”。⑥道士之所以竭力抵制，缘于道光以来朝廷就曾规定厂篷搭建用于“开设摊肆，自向方丈议租，所得租息抵补殿庭门户岁修经费”。⑦出于共同利益的诉求，道士的态度实际上与商家一致，这当然為朝廷所不容，在地方官获悉后“不准再支篷屋”。⑧无疑，商贾阶层亦间接受此牵连。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扩张及清廷的衰败，此后二者关系进一步发生微妙的变化，对于玄妙观亦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万寿庆典”与商业因素的进一步融合及衍变
光绪末年，玄妙观与阊门争相开展庆典活动，庆典仪式商业动机更加显著。如表1中光绪二十六年皇帝三旬万寿时，“苏垣阊门一带绸缎庄首先结彩悬灯，预备届期恭祝。元妙观左近店铺亦闻风兴起，相率乐从”。⑨数日后，对于此次庆典，《申报》再次进行报道：“他若养育巷及道前街一带著名店铺，亦皆钩心斗角，踵事增华。入夜，万道烛龙照遍大千世界，嵩呼华祝，就日瞻云，三吴士民无不欢腾雀跃。”⑩其他地区亦不甘落后，“苏垣各衙门无一不铺陈华丽，阊门内中市大街各店铺亦皆悬灯结彩，点缀新奇，元妙观街自察院巷口直至楚坊桥沿途大张锦幔，望之如彩云万道，掩映于琼宫玉宇间，诚奇观也”。{11}由此，吴地“万寿庆典”活动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活动开展背景下玄妙观一带成为苏州城市的重要板块。
商业机构开始成为“万寿庆典”活动的重要据点。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为皇太后七旬万寿，据《申报》所载：
长元吴三县苏、郭、李三大令，在长春巷全浙会馆特设盛筵，邀请各绅董详细查访，如有合格之人，准于二十日带至元妙观寿星殿，用西法撮影，以便呈候上宪奏请皇太后慈鉴。{12}
在官方推动下，阊门及玄妙观一带热闹之区均已预备扎彩。光绪末年，朝廷与商民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如此次庆典活动，长、元、吴三县主苏、郭、李三大令于九月二十七日就曾传见绸布二业董事，“令备五色绸布各二千匹，以应万寿宫及各衙门各局厂结彩之用，并饬各地甲传谕铺户居民于十月初六日起结彩悬灯，同申庆祝”。{13}传谕中的“饬”与此前朝廷禁令形成了鲜明的对此，实际上，随着帝王专制权力的衰弱，民众政治情感发生变化，庆典活动随之衍变为爱国运动并成为商业活动新的载体。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日，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拟在“玄妙观山门建设国货商场”，①并议决定期劝导，提倡国货。同年，吴人颜心介等“拟集合股本，在元妙观内设立国货商场”。②政治、经济等因素在玄妙观持续积淀，并在吴地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苏州玄妙观逐渐走向城市的中心。
在神灵色彩较为浓厚的古代社会，玄妙观历来是帝王权威彰显之所。清代，“万寿庆典”活动在此开展即是数千年来政治活动的延续。玄妙观政治属性的优势被清代新兴家族所看重，成为家族大规模迁徙的关键因素。民间性质的“万寿庆典”在玄妙观频繁开展，甚至挤占了官方庆典活动的空间。在此背景下，朝廷在玄妙观附近新修了万寿宫，以便地方官员举办庆典仪式。活动的开展使得玄妙观与万寿宫、府衙、府学等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中心地位不断突显。
乾隆以后，玄妙观商业经济逐渐兴起，至光绪年间更加兴盛。商业因素的扩张与政治因素形成了碰撞、融合，并持续在玄妙观形成了积淀。在此过程中，苏州城市中心逐渐由明代城西阊门一带转向清代城东玄妙观地区。
【作者简介】朱春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 万寿庆典，苏州玄妙观，城市中心，社会仪式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24-0019-07
所谓“万寿庆典”，是清代朝廷为庆贺皇太后、皇帝的诞辰而举办的祈祝典礼。在清代，“万寿庆典”与元旦、冬至并称为“三大节”。朝廷专设机构负责该典礼的督办，各地方官府则更是对此不遗余力。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关于清朝“万寿庆典”的研究较为薄弱，已有的研究多局限于人文艺术方面，较少注意该现象的社会性。①纵观这一社会仪式可以发现，地方大族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万寿庆典”的社会化，地方大族掌控和利用了这一社会资源，从而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此过程中城市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万寿庆典”是“习仪祝厘”的重要形式之一。所谓“习仪”即演习礼仪，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如《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②“祝厘”即祈求福佑，如《史记·孝文本紀》记载：“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③“习仪祝厘”一是构建君臣之间的秩序，二是不断巩固帝王的权威，由此衍变而来的清代“万寿庆典”在玄妙观（宋时称“天庆观”，元以后改称“玄妙观”，清代为了避讳，一度称之为“元妙观”或“圆妙观”，民国以后再次恢复为“玄妙观”，除引文外，文中统称为“玄妙观”。）等寺观开展有着历史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王权彰显的宗教色彩。祖先崇拜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古代社会统治者专门建有祭祀祖先的庙宇，规定一整套严格的祭祀制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宣扬统治者的尊贵，“因为推本朔源，他们的祖先都是远古时代的显赫帝王，以此来证明天命之所归和现阶级统治的合法性”。④唐朝李氏皇室为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标榜其为老子后裔，故而尊称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开元二年（716年），“帝感祖锡瑞之，更名为开元宫，赐内帑重修”。⑤“开元宫”即玄妙观的前身，帝王“祖先崇拜”思想的凝聚推动玄妙观不断发展。正如《元妙观志》序言所称：“唐有天下自以为李氏精苗，遂尊老子为元元皇帝，若礼经所谓所自出之祖，由是宫观遍天下。”①古代社会祖先崇拜意在证明王权的合法性，“统治权力只有具有了社会的‘合法性，即这种统治权力符合社会中大多数人关于公正、公平和道德的观念，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②对于道观而言，一旦有了“权力”作为依附，便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据《元妙观志》记载：“迨宋真宗托天书之瑞，特建玉清、昭应宫，以崇奉香火，而其教益大行。”③正因为王权与神权有机融合，玄妙观地位迅速提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圣母，且诏天下天庆观并增建圣祖殿”。④又以玄妙观通神庵为例，该庵曾为何蓑衣真人所居，“淳熙三年左街道箓李若济奉命建，亦御书其额，有高、孝二庙问安书及金字牙牌”。⑤朝廷利用祖先崇拜神化王权在白玉蟾《诏建三清殿记》中同样清晰可见：“君人者欲表仪天下，所以示国家尊祖之意，凡今诸郡之天庆观，所以祠圣祖也。”⑥王权思想在玄妙观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支配着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受此影响，祖先祭祀活动在玄妙观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王遂守平江期间，朝廷“立天庆观，前奉天帝，后奉圣祖，他祠不得与焉”。⑦缘于人们认知水平有限，神灵信仰在当时弥漫整个社会。
随着科举事业的兴盛，王权彰显的宗教神秘性日益淡化，祈祝仪式逐渐与儒学活动相融合，加速传统礼制的构建。明洪武年间，朝廷于玄妙观设立地方宗教管理机构即道纪司，并将三清大殿确立为“习仪祝厘之所”。⑧殿前列有“钟鼓楼”，吴地举子定期习仪于此，如《坚瓠集》曾载明代“吾郡蒋焘，年十一为府学生，遇圣节赴玄妙观习仪”。⑨玄妙观亦是地方官员习仪的场所，如《元妙观志》记载：“崇祯十五年七月四日夜，烈风大作，雷震三清殿，龙驭灾，旧设龙驭于殿中，府县官每遇长至元旦万寿千秋节，先一日习仪于此，是日行礼，忽雷霆击碎石柱，龙驭遂毁。”⑩祀典功能还在修观过程中有所体现，《重修东岳行宫记一首》即说该殿“冶钟一悬，为晨旦祝厘之节”。{11}然而，明代万寿祈祝活动多为官方主持，社会参与程度偏低。该时期，地方家族以城西较为密集。入清后，随着家族的迁徙，此种局面逐步发生改变。
继明代之后，清代苏州地方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家学底蕴深厚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与国家权力架构起紧密的联系，“万寿盛典”在民间社会的频繁开展即是典型表现之一。
（一）玄妙观为中心新兴家族的群体性迁徙
入清后，玄妙观的政治地位被不断凸显，这在修观记文中得到充分体现。顺治、康熙年间，金之俊是玄妙观修观活动的主要倡导者，据其在《募完石佛殿工疏》中说，姑苏玄妙观三清大殿系“祝厘万寿之胜场”，{12}不能听其废坏，而应及时修建。相对于普通意义上的道观，苏州玄妙观因万寿祈祝活动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政治内涵。又如郑敷教在《重修卫道观碑记》中说：“吴故有两三清殿，一在圆妙观，为祝厘祈祷之地。”{13}帝王权力彰显背景下，玄妙观日渐受到地方家族的青睐。明清之际，吴地社会形成一大批新兴儒学家族。这些家族在壮大的同时，以玄妙观为中心发生大规模迁徙的现象。为分析家族特征及迁徙动机，我们选取部分家族简要进行分析：
第一，彭氏世族。明初彭氏家族由江西迁入阊门，在其壮大过程中迁徙现象随之出现。彭绍升在《彭氏家传》记载明末清初之际该家族“或居盘门，或居葑门，或居城中草桥张家巷沿仓巷，或居葑门外郭巷，或居车坊”。①引文中的“草桥”位于玄妙观附近，其他地点亦多位于玄妙观所在城东地区。家族迁徙后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从康熙至光绪两百多年间，苏州彭氏世族共收到了朝廷御赐的制词116道。此外还有匾额、横幅共27块/幅、上谕两道、祭文碑文各一。朝廷向一个地方世族颁发诏书的总数如此之多，显然令人咋舌。彭氏世族的发展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以文立家成为众多地方世族持家的理念。
第二，潘氏家族。潘氏家族与彭氏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康熙初年，潘景文（1639～1706年）自苏州南濠迁徙至玄妙观附近的黄鹏坊桥巷。顾颉刚曾说：“苏州人家由徽州迁来的甚多，其初率以经商，后乃渐以科第称巨族，如潘介泉家，吴湖帆家，汪仲周家，及吾嗣祖母张家是也。”②顾颉刚本人及他列举的家族以玄妙观较为集中。与彭氏家族一样，潘氏家族迁徙城东后迅速成为吴地望族，发展势头甚至超过彭氏家族。
仅根据同治《苏州府志》的统计，清代迁入玄妙观所在长洲县的就有14个家族。事实上，以玄妙觀为中心，城乡范围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家族流动，家族迁徙的数量远非如此。如乾隆间徐堂在《吴郡徐氏宗谱》中说，该家族于清初“始迁吴，居于城之祥符古里。迄今百有余载，子姓繁衍，科名儒业”。③“祥符古里”即位于玄妙观。该处向来故族较多，新兴家族的迁入使得这里家族聚集现象更加显著。这些家族大多以文传家，并与朝廷构建了紧密的联系。透过家族文书内部记载的不一及与朝廷正史记录的巨大差异，我们还发现清代新兴家族甚至借助康熙、乾隆的南巡，或杜撰，或放大帝王驻跸于玄妙观之说，并借此提高家族的社会名望。以帝王南巡为契机，地方大家族借助于玄妙观频繁开展“万寿庆典”的活动。
（二）帝王南巡为契机庆典活动的开展
帝王权威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提升家族影响的重要因素。帝王南巡时吴地社会出现的“庆典”高潮即是如此，为了便于论述，文中以列表形式进行例举。（详见下页表1：清代苏州玄妙观“万寿庆典”活动一览）
根据表1分析，帝王南巡为家族庆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至苏州时，“瑞光寺、圆妙观及邓尉华山诸处绅士、商民、僧道人等皆建醮祝寿，内而扈从诸臣，外而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司道诸臣，及在籍各官多有进献”。④康熙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至苏州时，“绅士、商民、僧道于瑞光寺、圆妙观及各名山建醮祝寿”。⑤康熙四十四年帝王第五次南巡至苏州，三月二十一日，“圆妙观建万寿皇坛，本日圆满道场，今法官、道士四十八众赴行宫，祝颂圣寿无疆”。⑥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家族子弟利用寺观场所与僧人、道士一道举办庆典活动，拉近了家族、寺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下页表1中还可以看出，乾隆至道光期间庆典活动多被某一大家族所主导，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彭氏家族与“万寿庆典”活动的开展。彭启丰在《重修元妙观碑》说：“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扗籍诸臣于观中设经坛祝慈宁万寿，驾亲临视。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恩赉帑金三百……越五年，又南巡，越三年，又南巡，礼亦如之。”⑦“万寿庆典”对于家族的意义非同一般，甚至光绪年间彭氏后人彭慰高在《元妙观重修寿星殿记》继续提及：
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高宗纯皇帝六举南巡，维时先高祖以尚书致仕家居，谋于同郡诸搢绅，在元妙观三清殿之西偏建殿三楹，供奉南极，以祝圣寿。⑧
修观一定程度上是家族对王权的进一步彰显，与“万寿庆典”形成呼应。家族之所以热衷于庆典及修观活动的开展，实际有着自身利益的驱使。从对彭氏家族频繁受到的赐封看，庆典活动有利于构建家族与朝廷的联系。
第二，潘氏家族与“庆典活动”的开展。乾隆中期以后潘氏家族参与程度日渐提高，“封官加爵”是其热衷于庆典活动的又一动机。据《大阜潘氏支谱附编》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适逢皇太后八旬万寿，潘奕隽因“覃恩加一级。五十三年恭遇覃恩加一级，京察一等加一级。嘉庆元年恭遇覃恩以子世璜官封翰林院编修”。{18}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潘氏家族在玄妙观开始活跃。道光十五年皇太后六旬万万寿，潘曾彦与郡绅士共设经坛于元妙观，“是岁叔祖由体仁阁大学士改充东阁”。{19}可以看出，潘氏家族较多强调“万寿庆典”的参与对于家族命运转折的重要性。
第三，范氏家族与庆典活动的开展。家族参与背景下庆典活动不断走强，缘于义田义庄为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位于玄妙观附近的范氏义庄兴建于宋代，为范仲淹后人所建。嘉庆十四年皇上五旬万寿，庆典活动由范氏义庄出资。{20}家族势力的介入使得庆典活动盛况空前，列表中嘉庆十四年庆典活动，玄妙观张乐七日即可看出。
庆典活动的开展使得玄妙观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帝王南巡至苏州时：
奏事总管王常贵交养心殿造办处供器银一千两，太监胡世杰传奉谕旨，交杭州织造西宁尽银数目，照天竺寺供器成造二分，造成交苏州织造萨载，在圆妙观供一分，虎邱寺供一分。①
朝廷的封赐与民间参与的热情形成了呼应，巡抚吴存礼在修建万寿宫记文中曾说，帝王南巡期间“每遇万寿圣节，焚香膜拜，欢呼夹道，愿效华封，人者盖肩相摩，踵相接也”。②相对于其他寺观，乾隆朝苏州“万寿庆典”以玄妙观更加集中。正因为玄妙观庆典场面“喧嚣湫隘，仪观勿肃”，③朝廷又于乾隆末年在玄妙观南修建万寿宫殿，且二者之间有着密切地互动，这从外围进一步凸显了玄妙观地理板块城市政治中心的地位。道光年间，玄妙观因庆典活动与衙门亦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据《清嘉录》载，道光年间“绅士诣玄妙观三清殿，望阙遥贺，一如祝厘之仪，谓之拜牌。礼毕，盛服往来，衙门交庆”。④祈祝活动开展背景下玄妙观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清人胡正亨作有《元妙观万寿醮坛》，其曰：“华渚虹流受命祥，普天广庆颂无疆。弥罗杰阁斋坛肃，元始瑶阶御气香……应识尧天日更长。”⑤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吴郡绅士于玄妙观恭设经坛，祝六旬万寿。紫阳书院山长朱兰坡侍讲（珔）撰灯联数付，如云：
元符根太极，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春秋算协福筹，八叶椿开无量寿。妙果证长生，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实，花实数周星纪，九重桃献大罗天。”此于首句分用“元、妙”两字也。⑥
玄妙观社会影响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王权思想亦不断彰显并在乡里社会进行渗透。随着社会因素的不断融入，玄妙观政治功能继续强化的同时商业地位日渐显现。
乾隆前后玄妙观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这在《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中得以进一步验证，嘉庆二十四年郡人石忠就曾称“在观外场地摆立摊肆，已有多年”。⑦至道光年间，摊肆数量逐渐增多，以至朝廷“令方丈道士出资搭盖（敞篷——引者），开设摊肆”。⑧此后，观外一带商肆更加走向兴盛，逐渐缩小与城西阊门社会环境的差异。清初以来地方家族的迁徙无疑成为商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乾隆年间，家族商业消费即日渐奢靡，如彭启丰在《跋前布政使胡公禁戏园碑文》就曾有详实的描述。⑨迁徙至这里的家族甚至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如吴地潘氏。清中前期，苏州地区几乎没有商贾阶层参与“万寿庆典”的记载。晚清，在商业扩张且时局艰难背景下，商贾阶层借助“万寿庆典”活动招揽商机。与此同时，商业经济又为庆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政治、经济因素在玄妙观不断积淀、融合。
（一）光绪中前期玄妙观内、外“万寿庆典”的差异
光绪年间，庆典活动发生了质变，商业特征较为突出。光绪七年《申报》记载当时苏城店铺大多装扮奢华，此种现象缘于受太平天国战争的破坏，“苏州元气较伤，似未若从前之盛，然阊门、圆妙观前一带铺户亦未尝不点缀生色，以为招徕贸易之地”。⑩以城西为主，“万寿庆典”开始被商家所利用，借以搭建商业活动的平台。如光绪十年，“自中街路接驾桥以达东、西中市直至金阊门外上、下塘，锦天绣地。铺户甚至在半年之前便已预延彩匠，定购花灯”。{11}朝廷对此“三令五申，仍无法禁止，各处铺户竭意铺设，故穷乡下县以及别省士民争至游观，以至于道路壅塞”。{12}此后，庆典期间玄妙观外亦与阊门一样呈现出奢华的现象，禁令失败的背后缘于社会巨大需求的存在。
较观外社会环境的变化，观内庆典活动日渐呈现出欢愉的气息。作为官办庆典活动的万寿宫亦是如此，并与玄妙观形成互动。据光绪年间《申报》所载，每逢“万寿庆典”：
各衙门除院司榷四宪及首府三县按年循例演剧祝嘏，下至两参将府县学，十年一庆，亦皆高扎彩台唱戏，各绅士则于元妙观排班行礼，甬道上搭盖二层彩台，分用昆弋清音演唱。①
商业背景下，玄妙观显示出盛世太平的祥和气象，帝王权力进一步得以显现。光绪二十年，江苏巡抚奎华俊令地方官员将“元妙观中所搭草篷一律拆卸，以便悬灯结彩，华祝嵩呼，并令将观内戏台细加髹饰，演剧十日，以乐升平”。②观内用于商业活动的敞篷无疑阻碍了庆典活动的开展，此种现象早在道光年间即已出现。道光十一年朝廷令方丈、道士搭建瓦棚的同时就曾规定：“如遇观中公事，仍遵前宪示谕，随时拆除。”③晚清，瓦棚被临时拆除现象较为常见。光绪二十年，万寿祈祝活动期间“经绅董联名禀请，长洲县饬差传谕拆去，以便扎彩悬灯”。④数日后，“苏省地方官预饬办差人等在万寿宫结彩悬灯，预备庆祝。又将元妙观中所支篷屋概行拆卸，高搭彩架，障以五色围幔”。⑤引文中的“饬”显示出朝廷政令背后庆典活动与商民之间的矛盾，深层次原因在于与观外及阊门地区相比，观内庆典活动的开展不仅不能招来商机，反而使得商业活动暂停。这从玄妙观道士方面得以进一步印证。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适逢皇太后万寿圣节，吴地铺户居民纷纷结彩悬灯，以同伸庆祝。然玄妙观羽士“悭吝性成，一毛不拔，借口毫无进款，无力从事，殿内外并不略加点缀”。⑥道士之所以竭力抵制，缘于道光以来朝廷就曾规定厂篷搭建用于“开设摊肆，自向方丈议租，所得租息抵补殿庭门户岁修经费”。⑦出于共同利益的诉求，道士的态度实际上与商家一致，这当然為朝廷所不容，在地方官获悉后“不准再支篷屋”。⑧无疑，商贾阶层亦间接受此牵连。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扩张及清廷的衰败，此后二者关系进一步发生微妙的变化，对于玄妙观亦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万寿庆典”与商业因素的进一步融合及衍变
光绪末年，玄妙观与阊门争相开展庆典活动，庆典仪式商业动机更加显著。如表1中光绪二十六年皇帝三旬万寿时，“苏垣阊门一带绸缎庄首先结彩悬灯，预备届期恭祝。元妙观左近店铺亦闻风兴起，相率乐从”。⑨数日后，对于此次庆典，《申报》再次进行报道：“他若养育巷及道前街一带著名店铺，亦皆钩心斗角，踵事增华。入夜，万道烛龙照遍大千世界，嵩呼华祝，就日瞻云，三吴士民无不欢腾雀跃。”⑩其他地区亦不甘落后，“苏垣各衙门无一不铺陈华丽，阊门内中市大街各店铺亦皆悬灯结彩，点缀新奇，元妙观街自察院巷口直至楚坊桥沿途大张锦幔，望之如彩云万道，掩映于琼宫玉宇间，诚奇观也”。{11}由此，吴地“万寿庆典”活动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活动开展背景下玄妙观一带成为苏州城市的重要板块。
商业机构开始成为“万寿庆典”活动的重要据点。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为皇太后七旬万寿，据《申报》所载：
长元吴三县苏、郭、李三大令，在长春巷全浙会馆特设盛筵，邀请各绅董详细查访，如有合格之人，准于二十日带至元妙观寿星殿，用西法撮影，以便呈候上宪奏请皇太后慈鉴。{12}
在官方推动下，阊门及玄妙观一带热闹之区均已预备扎彩。光绪末年，朝廷与商民之间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如此次庆典活动，长、元、吴三县主苏、郭、李三大令于九月二十七日就曾传见绸布二业董事，“令备五色绸布各二千匹，以应万寿宫及各衙门各局厂结彩之用，并饬各地甲传谕铺户居民于十月初六日起结彩悬灯，同申庆祝”。{13}传谕中的“饬”与此前朝廷禁令形成了鲜明的对此，实际上，随着帝王专制权力的衰弱，民众政治情感发生变化，庆典活动随之衍变为爱国运动并成为商业活动新的载体。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日，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拟在“玄妙观山门建设国货商场”，①并议决定期劝导，提倡国货。同年，吴人颜心介等“拟集合股本，在元妙观内设立国货商场”。②政治、经济等因素在玄妙观持续积淀，并在吴地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此过程中，苏州玄妙观逐渐走向城市的中心。
在神灵色彩较为浓厚的古代社会，玄妙观历来是帝王权威彰显之所。清代，“万寿庆典”活动在此开展即是数千年来政治活动的延续。玄妙观政治属性的优势被清代新兴家族所看重，成为家族大规模迁徙的关键因素。民间性质的“万寿庆典”在玄妙观频繁开展，甚至挤占了官方庆典活动的空间。在此背景下，朝廷在玄妙观附近新修了万寿宫，以便地方官员举办庆典仪式。活动的开展使得玄妙观与万寿宫、府衙、府学等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中心地位不断突显。
乾隆以后，玄妙观商业经济逐渐兴起，至光绪年间更加兴盛。商业因素的扩张与政治因素形成了碰撞、融合，并持续在玄妙观形成了积淀。在此过程中，苏州城市中心逐渐由明代城西阊门一带转向清代城东玄妙观地区。
【作者简介】朱春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州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