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四十年的演变轨迹及其新时代新征程
摘 要： 我国四十年的农村改革历史进程可以通过七个重要时间节点来系统考察，农业农村各要素均发生深刻变革，农民由社会身份向职业身份演化，农业呈现出现代与传统交织的转型特征，农村的消亡、合并、转型、复兴持续上演。当前的“三农”依然面临农业的“四面埋伏”、农产品安全的考验、农民工的城乡徘徊、农村深度转变中的现伴生性问题等现实课题。未来中国农村要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以培育现代产业新形态、挖掘农民增收新空间、构建乡村治理体系、重建乡村文明为着力点，开启农业农村发展新征程。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农村改革； “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18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可谓弹指一挥间，沧海已桑田。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作为改革的发源地，中国农村四十年来的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其变化之快，变化程度之深，变化范围之广，既前无古人，更是世界罕见，不得不让人感叹，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村的面貌、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回望40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历程，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观察四十年农村改革的七个重要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农村变化，完全可以用“山乡巨变”来描述。关于这些变化，各方面的表述如汗牛充栋，笔者不再赘述，而是想在这40年的历程中，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来观察，以更加深切地感受“三农”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1984年——丰收的烦恼
经过4年努力，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农村基本普及，解决温饱的问题正在一步一步实现。正当中央为几亿中国人还无法解决饥饿问题而忧虑的时候，让中央大感意外的是，两年后的1984年全国竟迎来了第一次“卖难”，好多地方的粮站外农民在彻夜排队，却收不了。卖难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了农民群众身上蕴藏的极大生产力潜能，另一方面更显示了家庭联产承包改革的正确。为什么会出现“卖难”？因为当时还实行着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的粮食必须先交到国家的粮站，再送到城市供应。解决的办法只有“松绑”，中央决定，允许农民出售国家收购任务之外的粮食。但是，农民自主销售还是不能化解粮食过剩，他们还想自己加工，这一种诉求很快在随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满足。也就是在1984年，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下发到第三个年头，随后还将延续到第五个年头，这就是让人怀念的改革初期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由于这五个文件每年都用了中发1号，也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从此之后，“一号文件”就变成了中央“三农”政策的代名词。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连续下发的5个“一号文件”，最重要的特点是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有人形象地比喻，上世纪80年代的“一号文件”，主要像是回应农民的诉求，说这个可以干，那个也可以试，整体是农民在前面干，中央在点头和呵护；而新世纪的一系列“一号文件”却更多的像是给基层党政提要求，要这样，不要那样，坚决不允许干什么，农民得实惠。也就是在1984年，当农村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
（二）1991年——“泥腿子”上岸
随着农产品的全面丰收和后续加工兴起，更多的农民开始投入工商业发展，特别是一些原来的社队企业也积极放眼更广阔的市场，收获“短缺经济”的红利，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到1991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了惊人的1个亿，这个超过一般人口大国总人数的规模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已经开始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传统生活，在自家门口就当上了工人，操作起了机器，或者半工半农，白天干农活，晚上干加工；或者农时下地，闲时做工，这就是典型的“泥腿子上岸”，“离土不离乡”。当然，乡镇企业在当时是一个专有名词，专门指由过去的乡镇、村集体办的企业，曾经也叫社队企业，而不是办在乡镇的企业。费孝通先生曾经津津乐道的“苏南现象”，其核心就是乡镇企业发展带动的城镇化，最出名的领军企业就是春兰集团。对于乡镇企业的超常规发展，中央给了一个定性——“异军突起”，可谓恰如其分。不过，90年代上半叶也是乡镇企业的历史巅峰，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由短缺转向过剩，资本少、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管理滞后的乡镇企业开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式微，而农民也只能“离土又离乡”，民工潮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1]
（三）1998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1998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注定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次会议把关注的重点给了农村，“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会议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2]这一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性的5.1亿吨，主要大宗农产品普遍丰收，滞销现象愈发严重，全国开始了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就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按照高产优质高效原则，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重点围绕农副产品加工和发展优势产品，调整、提高农村工业；结合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四）2004年——重中之重
1998年以后中国农业农村经济，迎来了艰难的调整期，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整体低迷而农资价格却不断抬升，乡镇企业发展遇到国企、外企、私企的强烈挑战而生产下滑，税制改革后的基层财政包袱转化为沉重的农民负担，基层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现农民的暴力反抗。2000年春天，李昌平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震惊了世人，各地因为农民负担引发的上访频频出现。2002年12月26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又亲临讲话，进一步明确“重中之重”，“三农”工作在新世纪初拉开了突破性前进的序幕。此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等重要提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陆续提出。到2004年，新世纪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此后中央每年都要下發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整个“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到2017年，新世纪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下发14个。[4]
（五）2011年——告别“农民帝国”
按照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意味着中国多一半的人生活在城镇而不再是农村，几亿农民的生活至此彻底改变。此后，中国城镇化率以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在持续增加，每年新增1500万人以上的城镇人口。到了2016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农村居民只剩下42.65%。按照这一城镇化进度，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一般发达国家的70%以上。当然，中国的城镇化率是以常住人口来测算的，如果按户籍测算，则2016年的户籍城镇化率是41%，还有2.2亿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是农村户口，他们可能会落户城镇，也有可能重回农村。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帝国”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彻底被扭转了！在城镇化的背后，则是传统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要随之发生一系列改变，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六）2015年——不再“土里刨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对农民千百年来生存状态的一种经典描述，长期以来农民主要靠土地上的种养殖来提供收入。所以，长期的农村工作一直把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收入作为重点。但在2015年这一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4600元，家庭经营经营收入4504元，工资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96元，到2016年进一步超过280元。[3]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在江浙一带，农民的非农收入甚至超过80%。按照统计口径，农民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又包括第一产业，如种养殖；第二产业，如家庭手工、粮油加工等；第三产业，如农家乐、运输、经商等。长期以来形成的概念是，家庭经营收入要占农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农民的工资收入已经比家庭经营收入多，更比种养殖收入多，农民不再靠地里“刨食”了。这是一个有关农民的历史性时刻，必将产生深远影响。[1]
（七）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于“三农”而言，又是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刻，因为大会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且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告将农业农村与教育、就业并列三大优先发展事项，足见重视程度。回顾历史，从过去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三农”是重中之重，再到现在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在整个国家的地位与发展策略不断提升，今后的“三农”发展将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度融合，而且要在发展上进一步得到优化。[5]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各要素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农业、农民、农村，合称“三农”问题。由于三者概念的共同点较多，传统上一般以“三农”统称，也一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为，农业在土地上经营，经营靠农民实现，农民生活在农村。然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让这三个一贯并称的概念正在分崩离析，加速演化，原来浑然一体的“三农”各要素走上了逐渐分化独立的道路。
（一）农民正在由社会身份向职业身份演化
“农民”这个词汇，自从马克思将其比喻为“装在麻袋的土豆”后，一般是社会身份多于职业身份，往往代表着就是修理地球的，落后、愚昧、保守、不文明等。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整个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职工中80%以上是农民，工人阶级这个先锋队主力是农民了。即使还留在农村的这一部分农民，也不一定就是在种地，兼业化已经十分普遍，更多的时间在从事农村二三产业，农闲时大多数就近打工或从事二三产业，真正纯种地的农民已经很少了。因为农业机械化发展飞速，将农民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腾出了大量的时间从事非农的事情。到了近些年，情况进一步逆转，一批农民从曾经梦寐以求的城市重新回到农村，还有一批叫“新农人”的城里人开始了新的“上山下乡”。商务部公布的农村电商从业人员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有些并不是农村人，却从事了涉农的工作。来到农村的城里人，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看到了投资机遇，有的想享受田园生活，有的想改造农业，不一而足，但都打开了城乡要素互流的新格局。在此情况下，职业农民也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从事农业的人今后可能不再是农村人，也可能是城里人，农民只是一个正常的职业身份，而不是带有歧视的社会身份，如同国外的农民一词由“farmer”取代“peasent”。[6]
（二）农业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加速现代化
出现像美国一样的大农场并非不可能，比如土地宽广的东北、新疆，也会有飞机和大型拖拉机作业的发达国家农业场景；但大多数的农村还是户均耕种不足10亩土地的状态，要靠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实现现代化。同时，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土地经营规模也在提升，出现家庭农场。根据农业部通报，2016年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280万个，新型职业农民总数超过1270万人。其中，家庭农场达到87.7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179.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4.4%。[7]农产品的供给日益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密切，进口农产品不断增长，农产品价格也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原有的农产品价格体系越来越难以维系，加速向市场化机制转型，特别是单一的农业补贴方式必须改革，如新疆棉花、东北玉米价格补贴率先试点并全面推开。
（三）农村正在面临命运抉择，或消亡，或合并，或转型，或复兴
有报告说，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十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8]在一些边远的贫困山区，甚至还出现了10人以下的村庄，衰败的场景让人唏嘘不已。但整体看，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明显改善，除水、电、路基本通畅外，全国大部分的村已经通了宽带，手机网购也成了农民新的生活方式。对于广大的村庄而言，也面临不同的未来命运，有的因为人口持续流出，可能最终要消亡；有的可能要搬迁到新的地方，有的可能要整合为农村社区，也有的可能变为新的城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村庄，交通便利，生态良好，还担负着讓城里人“看得见乡愁”的任务，一到周末就人声鼎沸，熙熙攘攘。[9]正在兴起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正是当前新型城乡关系的生动写照，美丽乡村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期盼，也是城市人的期盼。
在目前的城乡巨变中，有人哀叹农村是“回不去的故乡”，这种伤感大可不必，农村总是要进步的，也要现代化，重新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可以保留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场景，留住别有风情的乡村文化，为在城市“水泥森林”生活厌倦的人们留下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三、中国“三农”历史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三农”的现代化进程，取得的成绩世界瞩目，但现代化过程中带来一些阵痛，形成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四面埋伏”
第一，价格“天花板”不断下压，中国大多数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根据原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介绍，2015年以来，我国谷物价格水平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30%～50%，大豆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40%～50%，棉花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30%～40%，糖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60%，肉类特别是牛羊肉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70%～80%，而奶类的价格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一倍以上。[10]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这几年先后实施了棉花、玉米的价格调整及相应补贴政策，因为如果继续原有的保护价收购，结局就是严重偏离了市场实际情况，导致国内的粮棉价格虚高，进口的到岸价比国内的还低，企业更愿意用进口的，而国家的仓库收购后销售不出去，积压严重，财政包袱沉重。
第二，成本“地板”不断抬升，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自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工成本增长进入快车道，最低工资水平线不断上调，相应的农村劳动力成本也水涨船高。根据笔者调查，陕西核心果区的洛川县，采购一个进口的苹果纸袋才8分钱，但套这个果袋的人工成本是1毛2，果树任务关键时期的单日人工价格高达150元左右。据张云华研究，2001年至2015年，我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增幅分别为256.71%、230.27%、261.57%、172.46%、336.07%，成为推高农业成本的主要因素。[11]在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的同时，农资成本也在持续增加，从事传统的粮油生产已经无利可图，撂荒现象屡禁不绝。
第三，补贴政策“黄灯”亮起。根据中国加入WTO時候的承诺，对农业补贴的额度不超过农业总产值的8.5%，现在已经逼近上线。而据美国人的测算，说中国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承诺线。在2015年2月20日举行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美国驻WTO大使迈克尔-庞克认为，当美国开始“付出心血”来减少其国内的农业补贴时，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则依旧维系着高额的国内农业补贴。[12]2016年9月13日，美国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诉，宣称中方违反规定补贴小麦、玉米和大米价格。[13]显然，直接补贴这种“黄箱”政策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必须转向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绿箱”政策了。
第四，资源环境“红灯”闪烁。根据环保部、国土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自然背景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14]同时，长期存在的农业用水比例过高、节水灌溉推广不力，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等问题，既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还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农业部推出“化肥零增长行动”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任重道远
从“三鹿奶粉”事件到2017年新近发生的“毒大葱”事件，每一次农产品安全事件无不绷紧国民的神经，也让塑料大米、塑料紫菜等农产品类谣言甚嚣尘上。于是，一方面是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真正好产品卖不上一个好价钱；另一方面就是外国的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究其根源，心理上的不信任比质量本身还难以过关，而建立城乡之间的互信也比提升农产品质量更不好办。虽然当前中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还不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追溯体系还不健全，也确实存在个别投入品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但整体上看，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还是在稳步提升。根据农业部通报，2016年农业部按季度组织开展了4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共监测全国31个省（区、市）152个大中城市5大类产品108个品种94项指标，抽检样品45081个，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7.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其中，蔬菜、水果、茶叶和水产品抽检合格率分别为96.8%、96.2%、99.4%和95.9%，同比分别上升0.7、0.6、1.8和0.4个百分点；畜禽产品为99.4%，其中瘦肉精抽检合格率为99.9%，同比均为持平，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稳定向好。[15]因而，目前农产品安全的问题，既要不断提升质量安全水平，更要传播更多有关农产品的“好声音”，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任，这显然需要时间。
（三）农民工的有序城镇化面临考验
2.2亿农民工站在城市的门口，这可能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城镇化课题。人口流动政策给了农民向城镇迁徙的自由，但要从农民完全转变为市民，依然不容易，特别是在大城市。要接纳这2.2亿农民工完全进入城镇体系，目前的住房、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面临严重压力，需要大量新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统筹，，城乡融合还需要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在此情况下，需要稳健的城镇化，否则进城后就业生活还不稳定的农民工群体就有可能陷入“低收入-低教育-低就业-低收入”的循环，也影响其融入城市，甚至产生隔阂。特别是“农二代”——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他们很小就随父母进城甚至就出生在城里，自己也以城里人自居，但却是农村户籍，如果不能被城市接纳，绝对也不会回到已经陌生的农村，那种进退维谷的焦虑，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得不警惕的新隐患。[16]
（四）农村深度转型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城中村，农民可能卖了地已经很富有，但生活方式与整体素质还很长时间里难以跟上城市的节奏，而城中村本身也成为城市的“牛皮癣”，环境脏乱，治安不好。而一般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让人揪心，几万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考验着农村社会治理的智慧，他们不仅有生活上的困难，更有心理上的压抑，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更让人担忧，频繁出现的儿童受侵事件更是暴露了农村社会的软肋。乡愁在进城的人心中迷漫着，但在追寻乡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破坏乡愁的遗憾现象，一些古村落却以保护的名义破坏，看似得到了改造，实际却不伦不类。一些仿古街区在农村被简单化复制，真实的山水消失而代之于假山和人造景观，缺乏乡土文化气息，甚至是断了农村文化的根。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农村最严峻的还是人与社会问题。农村固有的乡规民约和传统道德已经被冲破，而应有的现代观念却还没有扎根，在一个物质追求异乎狂热的时代，农村人乃至整个中国人都在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中浮躁甚至狂躁着。那些农村的问题表面是传统的农民心态在起作用——不患贫，不患富，患不均；但实际是道德底线的沦陷，没有了遮拦，只剩下不可抑制的利益冲动。都没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心平气和；一旦有了却反目成仇，一池子水始终静不下来，浑浊的状态怎么澄清！[17]在贾平凹的《带灯》中，作者借主人公带灯之口说道：“我现在才知道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和人之间赤裸地看待。”[18]
（五）部分农村的深度贫困问题还需要努力化解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一直是农村工作的重要领域，也取得让世界称赞的成绩。进入新世纪以来，全面小康的步伐明显加快，“贫困”二字也加速从中国历史退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推出精准扶贫的一系列举措，农村脱贫进步进一步加速，年均脱贫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留下来的贫困人口，大多身处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所在，必须不遗余力。
然而，中国“三农”的历史无疑已经掀开了亘古未有的历史新篇章，出现的问题也是“三农”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伴随发展而来的时代产物，也一定会在历史的进步中不断化解问题，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乡村新征程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篇之年，由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宏伟目标全面拉开建设的序幕。而身处新时代的中国“三农”，也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向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从2005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同样20字的方针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也预示着“三农”的发展新未来。
（一）从“生产发展”向“产业兴旺”转变，农村产业不断融合创新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农村电商等新業态的出现，推动农业与互联网深度结合，也大大加快了农村三产融合进程，深度挖掘农业的产业新空间呈现出勃勃生机。特别应该关注农村电商带来产业升级机遇，出现了3.5万个农业类网站，4000个农业类电商平台，2.01亿农民上网，1.2亿农民在网购，800万个农村网店在上线，99%以上的农村都有网络。[19]农村电商不仅扩大了农产品网上销售，促进绿水青山在网上变成金山银山；而且用电商的大数据倒推产业转型，促进农村创业，改善农村民生，带动就近就地就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中繁荣了乡村。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随着电子商务进农村，带给农村一些新的改变，比如生活更加便利化了，人才回流了，出现了电商扶贫、消费扶贫等新业态。电商带给农村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有社会层面的，比如淘宝村，年轻人回来以后，没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了，这个村子比以前和谐多了。[20]
（二）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农民增收的新空间将得到深度挖掘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但农民外出务工的增长已近饱和，返乡创业日益兴起。如何提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是当务之急，需要帮助农民从传统的生产者向现代的经营者转变。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5]以乡村旅游为例，原来作为生产油菜籽的油菜种植，现在更多的是用于城市人的观赏，由观赏油菜花带来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等收入，远远超过了油菜种植的收入，从而让农业产业的深度得到大大开掘。同时，正在积极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也将会把农民收入四大构成中最大短板——财产性收入逐渐补起来。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各占四成多，以政策性补贴为主的转移性收入占约一成，财产性收入只有百分之几，大有潜力可挖。如目前正在推进的“三变”改革，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将有效释放土地资产的潜力，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得到明显改善。
（三）从“村庄整洁”到“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将成为宜居中国的有机构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然体现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绝对不是可以被忽略的地方。在未来，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以上，农村依然生活着几亿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需要关注。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乡村文明是不同于城市文明的另一个体系，这种恬静、安逸、祥和、自然，是城市人不可缺少的精神家园。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表明，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就会出现城乡人口流动的平衡甚至逆向流动，我们国家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这种迹象。可以说，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需要乡村更加富饶、美丽、和谐。[21]从原来新农村建设的“村庄整洁”升级到“生态宜居”，更加的由表及里，让农村不仅在面貌上整洁，而且在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得到根本性改善。不仅让农村人更加舒心，也让城里人能找得到久违的乡愁。这就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要不断深化，如新一轮电改迫在眉睫，因为农村用电负荷与日俱增；宽带进村、降费提速的进程要加快，因为农村的需求日益迫切；乡村道路建设需要适应乘用车辆增多的趋势，拓宽升级，强化养护。更重要的是，要从国土空间科学布局的高度出发，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少砍树，不填湖，避免不科学的撤乡并村和粗暴的城镇化改造，让农村像农村。同时，在教育、医疗、社保、文化体育等方面进一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四）从“民主管理”到“治理有效”，逐步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古代乡村治理的优秀传统，如乡规民约，乡贤文化。特别是当下应发挥好农村老人的道德约束作用，返乡创业、退休回乡人员等新乡贤的示范引导作用，共同参与乡村治理。一般来说，农村的老年人被视为弱势群体，也往往被作为帮扶对象。而在《塘约道路》一书中，塘约村通过成立老年协会，让他们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成立红白理事会，比如反对铺张浪费，比如做一些思想工作等，老年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显然，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对老年人应该重新认识，他们身上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新农村建设的潜力，也有积极参与这一过程的强烈愿望，现在欠缺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和相关的支持。[22]同时，应该继续鼓励各类热爱农村、扎根农村的人士参与乡村建设。比如在全国脱贫攻坚的一线，不乏一批退休后重返乡村的干部、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五）“乡风文明”的要求虽然一脉相承，但重建乡村文明的任务依然繁重
无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后记对法国乡村社会复兴表象的哀叹，还是贾平凹在《秦腔》中对传统乡村衰败的惋惜，其根本上都是对乡村文明的“根”性的忧虑。不是新房修了，路也宽了，生活好了，住的人多了，就是乡村复兴。而是自古以来形成的与乡村生活相匹配的乡村文明体系的延续，才是乡风文明的内核。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要求，又要充分体现出乡村的自有特点，也需要在对乡村建设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价。最为理想的新农村场景是：整体现代了，却在形式上保持着农村的外在特征，比如虽然也盖了楼房，却可以与传统的民居风格良好结合，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良好适应，不砍树，少填湖，不毁山，不强求整齐划一，而是因地制宜，当然这个需要当地政府的引导甚至是政策性补助，让外观看起来美丽，而农民居住上也舒心；再比如生产工具现代化了，但农业的特色没有变，而且还可以与时俱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让农产品更安全，品种更丰富；生活方式现代化了，大量使用电器，可能也用了网絡，但乡风民俗没有变，传统文化没有丢，让外出的人回来还能找到自己文化上的根；最为根本的是，农业的季节性、村庄的熟人特征、农民的闲适心态所共同营造的舒缓的农村生活风格，与城市的紧张、忙碌、焦躁依然可以形成鲜明的对照。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事关“三农”发展的千秋大计已经推出，只要科学有序地推进，那未来的农村就一定会变成令人向往的地方，未来的农业也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而农民最终也会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将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得到根本性化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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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关键词： 改革开放； 农村改革； “三农”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
中图分类号： F320.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1.018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可谓弹指一挥间，沧海已桑田。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作为改革的发源地，中国农村四十年来的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其变化之快，变化程度之深，变化范围之广，既前无古人，更是世界罕见，不得不让人感叹，这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农村的面貌、农业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回望40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历程，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观察四十年农村改革的七个重要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农村变化，完全可以用“山乡巨变”来描述。关于这些变化，各方面的表述如汗牛充栋，笔者不再赘述，而是想在这40年的历程中，选几个重要时间节点来观察，以更加深切地感受“三农”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1984年——丰收的烦恼
经过4年努力，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在农村基本普及，解决温饱的问题正在一步一步实现。正当中央为几亿中国人还无法解决饥饿问题而忧虑的时候，让中央大感意外的是，两年后的1984年全国竟迎来了第一次“卖难”，好多地方的粮站外农民在彻夜排队，却收不了。卖难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了农民群众身上蕴藏的极大生产力潜能，另一方面更显示了家庭联产承包改革的正确。为什么会出现“卖难”？因为当时还实行着统购统销政策，农民的粮食必须先交到国家的粮站，再送到城市供应。解决的办法只有“松绑”，中央决定，允许农民出售国家收购任务之外的粮食。但是，农民自主销售还是不能化解粮食过剩，他们还想自己加工，这一种诉求很快在随后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得到满足。也就是在1984年，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下发到第三个年头，随后还将延续到第五个年头，这就是让人怀念的改革初期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由于这五个文件每年都用了中发1号，也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从此之后，“一号文件”就变成了中央“三农”政策的代名词。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初连续下发的5个“一号文件”，最重要的特点是尊重了农民的首创精神。有人形象地比喻，上世纪80年代的“一号文件”，主要像是回应农民的诉求，说这个可以干，那个也可以试，整体是农民在前面干，中央在点头和呵护；而新世纪的一系列“一号文件”却更多的像是给基层党政提要求，要这样，不要那样，坚决不允许干什么，农民得实惠。也就是在1984年，当农村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重点从农村向城市转移。[1]
（二）1991年——“泥腿子”上岸
随着农产品的全面丰收和后续加工兴起，更多的农民开始投入工商业发展，特别是一些原来的社队企业也积极放眼更广阔的市场，收获“短缺经济”的红利，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发展。到1991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达到了惊人的1个亿，这个超过一般人口大国总人数的规模意味着，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已经开始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传统生活，在自家门口就当上了工人，操作起了机器，或者半工半农，白天干农活，晚上干加工；或者农时下地，闲时做工，这就是典型的“泥腿子上岸”，“离土不离乡”。当然，乡镇企业在当时是一个专有名词，专门指由过去的乡镇、村集体办的企业，曾经也叫社队企业，而不是办在乡镇的企业。费孝通先生曾经津津乐道的“苏南现象”，其核心就是乡镇企业发展带动的城镇化，最出名的领军企业就是春兰集团。对于乡镇企业的超常规发展，中央给了一个定性——“异军突起”，可谓恰如其分。不过，90年代上半叶也是乡镇企业的历史巅峰，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由短缺转向过剩，资本少、技术落后、人才不足、管理滞后的乡镇企业开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式微，而农民也只能“离土又离乡”，民工潮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1]
（三）1998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1998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又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注定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次会议把关注的重点给了农村，“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会议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2]这一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性的5.1亿吨，主要大宗农产品普遍丰收，滞销现象愈发严重，全国开始了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就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按照高产优质高效原则，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重点围绕农副产品加工和发展优势产品，调整、提高农村工业；结合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四）2004年——重中之重
1998年以后中国农业农村经济，迎来了艰难的调整期，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整体低迷而农资价格却不断抬升，乡镇企业发展遇到国企、外企、私企的强烈挑战而生产下滑，税制改革后的基层财政包袱转化为沉重的农民负担，基层干群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出现农民的暴力反抗。2000年春天，李昌平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震惊了世人，各地因为农民负担引发的上访频频出现。2002年12月26日，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和研究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胡锦涛又亲临讲话，进一步明确“重中之重”，“三农”工作在新世纪初拉开了突破性前进的序幕。此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多予少取等重要提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陆续提出。到2004年，新世纪第一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此后中央每年都要下發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整个“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到2017年，新世纪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下发14个。[4]
（五）2011年——告别“农民帝国”
按照统计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了51.3%，意味着中国多一半的人生活在城镇而不再是农村，几亿农民的生活至此彻底改变。此后，中国城镇化率以每年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在持续增加，每年新增1500万人以上的城镇人口。到了2016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35%，农村居民只剩下42.65%。按照这一城镇化进度，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一般发达国家的70%以上。当然，中国的城镇化率是以常住人口来测算的，如果按户籍测算，则2016年的户籍城镇化率是41%，还有2.2亿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是农村户口，他们可能会落户城镇，也有可能重回农村。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农民帝国”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彻底被扭转了！在城镇化的背后，则是传统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要随之发生一系列改变，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六）2015年——不再“土里刨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对农民千百年来生存状态的一种经典描述，长期以来农民主要靠土地上的种养殖来提供收入。所以，长期的农村工作一直把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特别是来自第一产业的经营收入作为重点。但在2015年这一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其中工资性收入4600元，家庭经营经营收入4504元，工资的收入首次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96元，到2016年进一步超过280元。[3]这还是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在江浙一带，农民的非农收入甚至超过80%。按照统计口径，农民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即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又包括第一产业，如种养殖；第二产业，如家庭手工、粮油加工等；第三产业，如农家乐、运输、经商等。长期以来形成的概念是，家庭经营收入要占农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农民的工资收入已经比家庭经营收入多，更比种养殖收入多，农民不再靠地里“刨食”了。这是一个有关农民的历史性时刻，必将产生深远影响。[1]
（七）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
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对于“三农”而言，又是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刻，因为大会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且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告将农业农村与教育、就业并列三大优先发展事项，足见重视程度。回顾历史，从过去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到“三农”是重中之重，再到现在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农”在整个国家的地位与发展策略不断提升，今后的“三农”发展将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度融合，而且要在发展上进一步得到优化。[5]
二、改革开放四十年“三农”各要素正在发生深刻改变
农业、农民、农村，合称“三农”问题。由于三者概念的共同点较多，传统上一般以“三农”统称，也一般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因为，农业在土地上经营，经营靠农民实现，农民生活在农村。然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让这三个一贯并称的概念正在分崩离析，加速演化，原来浑然一体的“三农”各要素走上了逐渐分化独立的道路。
（一）农民正在由社会身份向职业身份演化
“农民”这个词汇，自从马克思将其比喻为“装在麻袋的土豆”后，一般是社会身份多于职业身份，往往代表着就是修理地球的，落后、愚昧、保守、不文明等。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整个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职工中80%以上是农民，工人阶级这个先锋队主力是农民了。即使还留在农村的这一部分农民，也不一定就是在种地，兼业化已经十分普遍，更多的时间在从事农村二三产业，农闲时大多数就近打工或从事二三产业，真正纯种地的农民已经很少了。因为农业机械化发展飞速，将农民从繁重的农活中解放出来，腾出了大量的时间从事非农的事情。到了近些年，情况进一步逆转，一批农民从曾经梦寐以求的城市重新回到农村，还有一批叫“新农人”的城里人开始了新的“上山下乡”。商务部公布的农村电商从业人员也有近2000万人，他们有些并不是农村人，却从事了涉农的工作。来到农村的城里人，情况也比较复杂，有的看到了投资机遇，有的想享受田园生活，有的想改造农业，不一而足，但都打开了城乡要素互流的新格局。在此情况下，职业农民也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从事农业的人今后可能不再是农村人，也可能是城里人，农民只是一个正常的职业身份，而不是带有歧视的社会身份，如同国外的农民一词由“farmer”取代“peasent”。[6]
（二）农业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加速现代化
出现像美国一样的大农场并非不可能，比如土地宽广的东北、新疆，也会有飞机和大型拖拉机作业的发达国家农业场景；但大多数的农村还是户均耕种不足10亩土地的状态，要靠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实现现代化。同时，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土地经营规模也在提升，出现家庭农场。根据农业部通报，2016年全国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达到280万个，新型职业农民总数超过1270万人。其中，家庭农场达到87.7万家；农民合作社达到179.4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4.4%。[7]农产品的供给日益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密切，进口农产品不断增长，农产品价格也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原有的农产品价格体系越来越难以维系，加速向市场化机制转型，特别是单一的农业补贴方式必须改革，如新疆棉花、东北玉米价格补贴率先试点并全面推开。
（三）农村正在面临命运抉择，或消亡，或合并，或转型，或复兴
有报告说，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十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8]在一些边远的贫困山区，甚至还出现了10人以下的村庄，衰败的场景让人唏嘘不已。但整体看，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明显改善，除水、电、路基本通畅外，全国大部分的村已经通了宽带，手机网购也成了农民新的生活方式。对于广大的村庄而言，也面临不同的未来命运，有的因为人口持续流出，可能最终要消亡；有的可能要搬迁到新的地方，有的可能要整合为农村社区，也有的可能变为新的城镇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村庄，交通便利，生态良好，还担负着讓城里人“看得见乡愁”的任务，一到周末就人声鼎沸，熙熙攘攘。[9]正在兴起的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正是当前新型城乡关系的生动写照，美丽乡村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期盼，也是城市人的期盼。
在目前的城乡巨变中，有人哀叹农村是“回不去的故乡”，这种伤感大可不必，农村总是要进步的，也要现代化，重新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可以保留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场景，留住别有风情的乡村文化，为在城市“水泥森林”生活厌倦的人们留下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三、中国“三农”历史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三农”的现代化进程，取得的成绩世界瞩目，但现代化过程中带来一些阵痛，形成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中国农业发展面临“四面埋伏”
第一，价格“天花板”不断下压，中国大多数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根据原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介绍，2015年以来，我国谷物价格水平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30%～50%，大豆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40%～50%，棉花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30%～40%，糖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60%，肉类特别是牛羊肉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约70%～80%，而奶类的价格要比国际市场平均高出一倍以上。[10]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这几年先后实施了棉花、玉米的价格调整及相应补贴政策，因为如果继续原有的保护价收购，结局就是严重偏离了市场实际情况，导致国内的粮棉价格虚高，进口的到岸价比国内的还低，企业更愿意用进口的，而国家的仓库收购后销售不出去，积压严重，财政包袱沉重。
第二，成本“地板”不断抬升，农业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自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工成本增长进入快车道，最低工资水平线不断上调，相应的农村劳动力成本也水涨船高。根据笔者调查，陕西核心果区的洛川县，采购一个进口的苹果纸袋才8分钱，但套这个果袋的人工成本是1毛2，果树任务关键时期的单日人工价格高达150元左右。据张云华研究，2001年至2015年，我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增幅分别为256.71%、230.27%、261.57%、172.46%、336.07%，成为推高农业成本的主要因素。[11]在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的同时，农资成本也在持续增加，从事传统的粮油生产已经无利可图，撂荒现象屡禁不绝。
第三，补贴政策“黄灯”亮起。根据中国加入WTO時候的承诺，对农业补贴的额度不超过农业总产值的8.5%，现在已经逼近上线。而据美国人的测算，说中国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承诺线。在2015年2月20日举行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美国驻WTO大使迈克尔-庞克认为，当美国开始“付出心血”来减少其国内的农业补贴时，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则依旧维系着高额的国内农业补贴。[12]2016年9月13日，美国政府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诉，宣称中方违反规定补贴小麦、玉米和大米价格。[13]显然，直接补贴这种“黄箱”政策的空间已经十分狭窄，必须转向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绿箱”政策了。
第四，资源环境“红灯”闪烁。根据环保部、国土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自然背景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14]同时，长期存在的农业用水比例过高、节水灌溉推广不力，化肥、农药过量使用等问题，既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还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农业部推出“化肥零增长行动”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任重道远
从“三鹿奶粉”事件到2017年新近发生的“毒大葱”事件，每一次农产品安全事件无不绷紧国民的神经，也让塑料大米、塑料紫菜等农产品类谣言甚嚣尘上。于是，一方面是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真正好产品卖不上一个好价钱；另一方面就是外国的农产品大量涌入国内。究其根源，心理上的不信任比质量本身还难以过关，而建立城乡之间的互信也比提升农产品质量更不好办。虽然当前中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还不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与追溯体系还不健全，也确实存在个别投入品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但整体上看，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还是在稳步提升。根据农业部通报，2016年农业部按季度组织开展了4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共监测全国31个省（区、市）152个大中城市5大类产品108个品种94项指标，抽检样品45081个，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7.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其中，蔬菜、水果、茶叶和水产品抽检合格率分别为96.8%、96.2%、99.4%和95.9%，同比分别上升0.7、0.6、1.8和0.4个百分点；畜禽产品为99.4%，其中瘦肉精抽检合格率为99.9%，同比均为持平，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稳定向好。[15]因而，目前农产品安全的问题，既要不断提升质量安全水平，更要传播更多有关农产品的“好声音”，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任，这显然需要时间。
（三）农民工的有序城镇化面临考验
2.2亿农民工站在城市的门口，这可能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城镇化课题。人口流动政策给了农民向城镇迁徙的自由，但要从农民完全转变为市民，依然不容易，特别是在大城市。要接纳这2.2亿农民工完全进入城镇体系，目前的住房、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面临严重压力，需要大量新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统筹，，城乡融合还需要分类施策，循序渐进。在此情况下，需要稳健的城镇化，否则进城后就业生活还不稳定的农民工群体就有可能陷入“低收入-低教育-低就业-低收入”的循环，也影响其融入城市，甚至产生隔阂。特别是“农二代”——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他们很小就随父母进城甚至就出生在城里，自己也以城里人自居，但却是农村户籍，如果不能被城市接纳，绝对也不会回到已经陌生的农村，那种进退维谷的焦虑，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得不警惕的新隐患。[16]
（四）农村深度转型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如城中村，农民可能卖了地已经很富有，但生活方式与整体素质还很长时间里难以跟上城市的节奏，而城中村本身也成为城市的“牛皮癣”，环境脏乱，治安不好。而一般农村的“空心化”问题让人揪心，几万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考验着农村社会治理的智慧，他们不仅有生活上的困难，更有心理上的压抑，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更让人担忧，频繁出现的儿童受侵事件更是暴露了农村社会的软肋。乡愁在进城的人心中迷漫着，但在追寻乡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破坏乡愁的遗憾现象，一些古村落却以保护的名义破坏，看似得到了改造，实际却不伦不类。一些仿古街区在农村被简单化复制，真实的山水消失而代之于假山和人造景观，缺乏乡土文化气息，甚至是断了农村文化的根。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农村最严峻的还是人与社会问题。农村固有的乡规民约和传统道德已经被冲破，而应有的现代观念却还没有扎根，在一个物质追求异乎狂热的时代，农村人乃至整个中国人都在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中浮躁甚至狂躁着。那些农村的问题表面是传统的农民心态在起作用——不患贫，不患富，患不均；但实际是道德底线的沦陷，没有了遮拦，只剩下不可抑制的利益冲动。都没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心平气和；一旦有了却反目成仇，一池子水始终静不下来，浑浊的状态怎么澄清！[17]在贾平凹的《带灯》中，作者借主人公带灯之口说道：“我现在才知道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和人之间赤裸地看待。”[18]
（五）部分农村的深度贫困问题还需要努力化解
改革开放以来，扶贫一直是农村工作的重要领域，也取得让世界称赞的成绩。进入新世纪以来，全面小康的步伐明显加快，“贫困”二字也加速从中国历史退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推出精准扶贫的一系列举措，农村脱贫进步进一步加速，年均脱贫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留下来的贫困人口，大多身处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所在，必须不遗余力。
然而，中国“三农”的历史无疑已经掀开了亘古未有的历史新篇章，出现的问题也是“三农”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伴随发展而来的时代产物，也一定会在历史的进步中不断化解问题，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乡村新征程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篇之年，由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宏伟目标全面拉开建设的序幕。而身处新时代的中国“三农”，也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向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从2005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同样20字的方针上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也预示着“三农”的发展新未来。
（一）从“生产发展”向“产业兴旺”转变，农村产业不断融合创新
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农村电商等新業态的出现，推动农业与互联网深度结合，也大大加快了农村三产融合进程，深度挖掘农业的产业新空间呈现出勃勃生机。特别应该关注农村电商带来产业升级机遇，出现了3.5万个农业类网站，4000个农业类电商平台，2.01亿农民上网，1.2亿农民在网购，800万个农村网店在上线，99%以上的农村都有网络。[19]农村电商不仅扩大了农产品网上销售，促进绿水青山在网上变成金山银山；而且用电商的大数据倒推产业转型，促进农村创业，改善农村民生，带动就近就地就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中繁荣了乡村。一些地方的实践表明，随着电子商务进农村，带给农村一些新的改变，比如生活更加便利化了，人才回流了，出现了电商扶贫、消费扶贫等新业态。电商带给农村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有社会层面的，比如淘宝村，年轻人回来以后，没有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了，这个村子比以前和谐多了。[20]
（二）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农民增收的新空间将得到深度挖掘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但农民外出务工的增长已近饱和，返乡创业日益兴起。如何提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是当务之急，需要帮助农民从传统的生产者向现代的经营者转变。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5]以乡村旅游为例，原来作为生产油菜籽的油菜种植，现在更多的是用于城市人的观赏，由观赏油菜花带来的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等收入，远远超过了油菜种植的收入，从而让农业产业的深度得到大大开掘。同时，正在积极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也将会把农民收入四大构成中最大短板——财产性收入逐渐补起来。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各占四成多，以政策性补贴为主的转移性收入占约一成，财产性收入只有百分之几，大有潜力可挖。如目前正在推进的“三变”改革，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将有效释放土地资产的潜力，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得到明显改善。
（三）从“村庄整洁”到“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将成为宜居中国的有机构成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然体现为人民的安居乐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绝对不是可以被忽略的地方。在未来，即使城镇化率达到80%以上，农村依然生活着几亿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样需要关注。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乡村文明是不同于城市文明的另一个体系，这种恬静、安逸、祥和、自然，是城市人不可缺少的精神家园。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表明，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就会出现城乡人口流动的平衡甚至逆向流动，我们国家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这种迹象。可以说，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需要乡村更加富饶、美丽、和谐。[21]从原来新农村建设的“村庄整洁”升级到“生态宜居”，更加的由表及里，让农村不仅在面貌上整洁，而且在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得到根本性改善。不仅让农村人更加舒心，也让城里人能找得到久违的乡愁。这就意味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要不断深化，如新一轮电改迫在眉睫，因为农村用电负荷与日俱增；宽带进村、降费提速的进程要加快，因为农村的需求日益迫切；乡村道路建设需要适应乘用车辆增多的趋势，拓宽升级，强化养护。更重要的是，要从国土空间科学布局的高度出发，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少砍树，不填湖，避免不科学的撤乡并村和粗暴的城镇化改造，让农村像农村。同时，在教育、医疗、社保、文化体育等方面进一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四）从“民主管理”到“治理有效”，逐步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古代乡村治理的优秀传统，如乡规民约，乡贤文化。特别是当下应发挥好农村老人的道德约束作用，返乡创业、退休回乡人员等新乡贤的示范引导作用，共同参与乡村治理。一般来说，农村的老年人被视为弱势群体，也往往被作为帮扶对象。而在《塘约道路》一书中，塘约村通过成立老年协会，让他们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成立红白理事会，比如反对铺张浪费，比如做一些思想工作等，老年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显然，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对老年人应该重新认识，他们身上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新农村建设的潜力，也有积极参与这一过程的强烈愿望，现在欠缺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和相关的支持。[22]同时，应该继续鼓励各类热爱农村、扎根农村的人士参与乡村建设。比如在全国脱贫攻坚的一线，不乏一批退休后重返乡村的干部、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和治理，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五）“乡风文明”的要求虽然一脉相承，但重建乡村文明的任务依然繁重
无论是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后记对法国乡村社会复兴表象的哀叹，还是贾平凹在《秦腔》中对传统乡村衰败的惋惜，其根本上都是对乡村文明的“根”性的忧虑。不是新房修了，路也宽了，生活好了，住的人多了，就是乡村复兴。而是自古以来形成的与乡村生活相匹配的乡村文明体系的延续，才是乡风文明的内核。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要求，又要充分体现出乡村的自有特点，也需要在对乡村建设进行更加科学的评价。最为理想的新农村场景是：整体现代了，却在形式上保持着农村的外在特征，比如虽然也盖了楼房，却可以与传统的民居风格良好结合，与当地的生态环境良好适应，不砍树，少填湖，不毁山，不强求整齐划一，而是因地制宜，当然这个需要当地政府的引导甚至是政策性补助，让外观看起来美丽，而农民居住上也舒心；再比如生产工具现代化了，但农业的特色没有变，而且还可以与时俱进，发展绿色循环农业，让农产品更安全，品种更丰富；生活方式现代化了，大量使用电器，可能也用了网絡，但乡风民俗没有变，传统文化没有丢，让外出的人回来还能找到自己文化上的根；最为根本的是，农业的季节性、村庄的熟人特征、农民的闲适心态所共同营造的舒缓的农村生活风格，与城市的紧张、忙碌、焦躁依然可以形成鲜明的对照。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事关“三农”发展的千秋大计已经推出，只要科学有序地推进，那未来的农村就一定会变成令人向往的地方，未来的农业也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而农民最终也会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将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得到根本性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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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