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对德宣战
摘 要一战期间，英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战时宣传活动，其中对协约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德国的抨击与丑化是英国战时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从策略上来说，英国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开展反德宣传。一是强调德国的侵略性，渲染德军对他国平民的战争暴行；二是将德皇威廉二世作为德国军国主義势力的人格化代表加以攻击，将英德之战描绘成自由与专制之战；三是否定德国知识界的学术成就，突出他们对专制权力的崇拜和军国主义倾向。从效果上看，英国的反德宣传在战争期间起到了动员国内民众、争取美国等中立国民众同情和支持的效果，但这种宣传所带来的对事实的扭曲和谎言的编织对英国战后的国家形象和国际互信机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关键词布莱斯报告，威廉二世，军国主义，特赖奇克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4-0061-08
一战期间，英国和德国分别作为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的主要参战国，在战争中展开了全面的对抗。双方不但在军事上刀兵相见、经济上相互封锁，还在舆论上展开了口诛笔伐。双方都力图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将战争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在这场战时宣传的博弈中，英国宣传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对德国军队暴行的揭露和夸大，以及对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思想文化界代表人物的军国主义言论加以炒作和歪曲，不仅增强了英国本土和各殖民地民众对英国政府参战行为的认同，还推动了美国等中立国最终倒向了协约国，为协约国集团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也对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一战时期英国反德宣传手法的分析，以期增强对舆论宣传这一因素在西方国家政治活动中所发挥影响的理解，从而加深我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认识。①
英国的反德宣传对象主要是英国国内与海外殖民地的人民，以及美国等中立国的民众，他们语言相通，在政治上都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针对这一点，英国的反德宣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尽管英国政府在20世纪初已与法、俄两国签订了针对德国的政治、军事协定，成为了协约国集团的一员。但当1914年7月底战争在巴尔干地区爆发之时，英国社会舆论仍普遍反对英国参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冲突，直至8月4日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英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逆转，英国政府决定立即对德宣战。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议会发表请求对德宣战演讲时就以德国对比利时的侵略作为主要政治理由：“我国在1839年就给予比利时中立国地位以保证，1870年我们再度重申了这一原则，保证低地国家的独立是我国外交政策之基石。并且如果我们现在放任法国被征服，那么孤立无援、尊严丧尽的我们以后还能自我保全么？”①议员们对格雷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欢呼，议会在8月6日决定拨款100万英镑，以支持政府的参战决定。德国对比利时的侵略不仅使英国政府摆脱了参战的后顾之忧，也在英国民间激起了狂热的民族情绪：“当宣战的消息传到街头的时候，聚集的人们用大声地欢呼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人们离开了唐宁街，在陆军部门前聚集了起来，在那里，人们不断呼喊着爱国口号，直至今天早上。”②
英国政府对德宣战后，战时宣传随即展开，英国政府建立了多个宣传机构，将众多的报人、学者、作家、政界人士等具有强大文字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人才纳入宣传队伍，这些宣传者通过在报上发表文章、撰写宣传册、制作讽刺性漫画和发表演讲等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德宣传。
英国报界是反德宣传的急先锋，其中英国报业大王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 原名Alfred Harmsworth）麾下的《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表现得尤为突出。北岩勋爵告诉手下的报纸编辑们：“协约国必须永不懈怠地坚持说他们是故意侵略行为的受害者。”③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后，《泰晤士报》立即发表文章，将战争的爆发完全归咎于德国的侵略政策：“这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长期持续发生的事实显示了德国是刻意地挑起了这次波及全欧的危机。它的抗议、它的推诿、它的否认都不能改变事实。”④与报风较为传统、严肃的《泰晤士报》不同，面向大众的《每日邮报》所用词句更为直接和具有煽动性，它常常用简短和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词句作为副标题，让读者对文章的意思一目了然。在英国宣战当天的报道中，《每日邮报》用了“德国人的侵略”“城镇被摧毁”等词句来表现德国的侵略者面目，⑤用“袭击前线的所有人”来突出德国人的残暴和对平民的无视，⑥用“德国首相自我吹嘘的美德”来讽刺德国首相霍尔维格在比利时问题上的辩解是“满嘴谎言”。⑦
随着战争初期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整个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先后落入了德军的控制之下，德军占领区内的当地民众与德军间的紧张关系给英国宣传者提供了绝好的宣传素材。在英国的报纸上，德国军队屠杀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的报道随处可见，而且其杀人手法也常常令人发指：“德国枪骑兵射杀了一个年轻人，借口说他是间谍。他的一个邻居接着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在另一间屋子里，德国人射杀了房主夫妇俩，并放火焚烧了房屋，并当着受害者儿子的面将两具尸体投入到烈火之中。”⑧“德国人在路上射杀毫无攻击性的行人、骑车者和忙于丰收的农民。他们将村庄里的财富洗劫一空，强征实物和酒，他们将酒分着喝掉直到酩酊大醉。他们在街道上放枪、还向空房子里射击，之后还宣称有居民向他们开火，这才是到时他们去杀人、放火、洗劫房屋和犯下其他罪行的原因。”①然而，这些新闻报道很多都来自战争期间的流言和各种小道消息，其真实性则令人怀疑。②
除了广泛发行的英国报纸，各种战时宣传册也是英国政府用来引导舆论、丑化德国的重要手段。英国的战时对外宣传中，最为注重的是对美国的宣传。为了让远离战争的美国人感受到德国人的野蛮和残暴，英国议会建立了“德国暴行调查委员会”，并邀请在美国有着很高声望的詹姆斯·布莱斯爵士③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从流亡到英国的比利时难民和从前线回来的军人那里搜集了大量关于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暴行故事。1915年5月12日，一份名为《呈交委员会的关于德国人暴行的证据和档案》的报告最终出版，这份报告常被后人简称为“布莱斯报告”，被视为一战期间英国战时宣传的代表之作。
“布莱斯报告”主要由几百份证人证言组成，主要内容都围绕着刻画入侵比利时的德国军队的野蛮和残暴展开。为了让这些暴行故事显得真实可靠，大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似乎这些故事都来自证人的“亲眼所见”。故事中表现最多的无疑是最能体现德国人野蛮和残暴的一桩桩肆意杀害无辜平民的血案：“我看见四个参与找寻伤者的平民被遭到德国人枪击。他们没有做任何应该受到枪击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四个人的名字。至少我现在知道的，有12名平民就这样被枪杀。”④“镇长的兄弟和牧师被带走，他们被命令面向教堂的墙站着，他们都被德国人用刺刀捅死。”⑤“在安排他们面对墙站立之后，德国兵离开了他们一段距离，而后射杀了那四个男人。”⑥
除了这些“普通”的屠杀行为之外，德国人对妇女和儿童的蹂躏和残害行为是报告所着重刻画的内容之一。“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邻居D夫人，她告诉我，几个德国兵将她怀孕八个半月的女儿赶到阁楼上并强暴了她。第二天，孩子出生了，她想上楼照顾她女儿，却被德国人的刺刀所阻止……”⑦“就在男人们被杀后，我看到德国人逐屋搜查，将妇女和女孩儿们带出来，大约有20个人被带出来，她们列队站在尸体旁边，每个人身后都被武器顶着。她们曾试图逃跑。德国人命令她们躺在带到广场上的桌子上面，大约15人当即被强暴，每个女性大约被12个德国人轮奸……”⑧“我看到德国人从那个农妇的怀里抢走了婴儿。一共有三个德国人，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两个德国兵拽着婴儿的胳膊，军官用军刀砍下了婴儿的头，婴儿的头掉到了地上，德国人将孩子的尸体踢到了角落里，之后将他的头踢了过去……”⑨
除各种滥杀无辜的罪行外，表现德国人贪婪和野蛮的抢掠财物、焚烧房屋、炮轰城镇等恶行也在这份报告中随处可见。“8月25日，星期六那天，我看到德国人向那慕尔的一所医院纵火，那所医院挂着白旗，还配有红十字会的标志。”⑩“他们焚毁了维勒旅馆，并在同一天焚毁了62座房屋。”{11}
“布莱斯报告”出版后，很快在英国和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查尔斯·马斯特曼阅读之后，立即下令将“布莱斯报告”印刷4.1万份发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的美国社会各界，恰因“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而爆发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因此这份表现德国人“累累罪行”的报告迅速在美国社会流传开来，让美国社会的反德情绪迅速扩大和加深。布莱斯个人在美国的巨大威望也让很多美国人对报告中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深信不疑。马斯特曼在给布莱斯的信中兴奋地写道：“您的报告已风靡美国，您大概可能知道了，即便最多疑的人也宣称转变了态度，这都是因为报告上签了阁下的大名啊。”{12}“布莱斯报告”还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美国的各新移民群体中流传。
“布莱斯报告”取得的巨大成功让它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反德宣传的蓝本，英国此后出版的很多宣传册从内容选择到文风、语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布莱斯报告”的影响，即利用目击者证言的手法表现德国人的残暴和冷酷。“根据我方官兵的证言，德国人故意向抬担架的人射击这种事经常发生。因此除了有夜幕的掩护，否则去试图将战壕里的伤员经过开阔地运走几乎必死。但更为严重的暴行是，德国人在战场上会故意对那些无助地躺在地上，毫无防卫能力的伤员们痛下杀手。”①“我听到几声巨响，一名154团的士兵正用枪托砸向一个法国兵（战俘）的脑袋，他很聪明，用的是那法国人的枪托，免得自己的枪托被砸坏……”②“根据那个法国牧师所说，德国兵用脚踹英国战俘的肚子，用枪托砸他们的后背，强迫他们睡在泥泞的地上，很多人因此得了肺病。”③
以“布莱斯报告”为代表的很多英国宣传材料都对德军杀人越货的野蛮行径进行了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眼所见的感觉，但事实上，英国报纸和各种宣传册上所登载的各种暴行故事，其真实性都大有问题。英国报纸曾刊登一幅被砍掉双臂的儿童的图片来指责德军在比利时残害妇孺，但实际上这张照片反映的是比利时人在刚果的暴行。而在英国和海外广为流传的德国人用死尸炼油的传闻在战后也被证明是伪造，德国人实际上使用的是动物的尸体。④跟随德军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就曾对英美报纸上的德军暴行故事提出怀疑和否定，但英国强大的新闻控制能力和英美两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让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快淹没在反德浪潮中。在英国宣传者的大肆渲染和美英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德国人被定位为贪婪而野蛮的征服者，而英国人成功地将自己和法、俄等国塑造成国际正义的捍卫者和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由此成功地在国内和美国等中立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英国是欧洲最早结束君主专制、踏上近代民主法治化进程的国家之一。对自由的保护和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是英国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常为英国人所津津乐道。因此，在英国与西班牙、法国、俄国等欧洲强国的争霸战争中，英国政府常常会刻意地强调对手在政治上的独裁与专制，把本国同外国间的争霸战争称作是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善恶之战，以此来激发本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抢占道德制高点。在一战中，英国的战时宣传沿用了这一手法，将这场欧洲国家间的争霸战争渲染为遏制德皇为首的德国统治集团扩张野心的正义之战。
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和舆论界都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以德皇威廉二世为首的德国领导层，断言正是威廉二世等德国领导人的军国主义精神和对外侵略的野心促使德国发动了这场欧洲战争。《泰晤士报》在战争爆发后发表文章，称德皇一手策划了这场大战：“历史会告诉我们，德皇要对这场欧洲战争负责。如果没有德国事先的支持，奥国永远不可能对塞尔维亚发动缺乏依据的攻击。”⑤《泰晤士报》甚至将威廉二世称为人类之敌：“因为德皇拥有实现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就怀有的统治欧洲的野心之能力，因此他是本世纪对大众自由和人类发展威胁最大的一个人。”⑥
事实上，德皇威廉二世與英国王室有着很深的渊源，威廉二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时威廉二世站在旁边的温情场面曾让不少英国人对这位德国皇帝抱有好感和希望。但威廉二世上台后所推行的“世界政策”让英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对他恶感倍增：“一想到这个现代阿提拉竟是我们英国王室家族的一员就让我们很悲哀。”⑦英国宣传者力图澄清德皇与英国王室的关系，即这位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事实上自幼就与英国人热爱自由与理性等传统格格不入。“所有女人——至少所有英国女人——那些必须陪伴这位威廉王子长大的那些人在他左右的时候都怀着恐惧和厌恶之心……人们认为他非常冷酷，极为自私、可以表现粗鲁，是一个没有善心和同情心或任何温和品质的年轻人。”①
除了强调威廉二世自小就劣迹斑斑外，英国的报纸和各类宣传材料主要从两方面攻击德皇，一是抨击他傲慢无礼，野心勃勃。《西部公报》认为德国要求比利时政府借道的要求体现了威廉二世让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我们可以断言，在整个的国际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君王表现得如过去几天里的德皇那样高傲，就连拿破仑都没达到那种程度。”②《泰晤士报》将发生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归因于德皇威廉二世的扩张野心和他的“世界政策”：“他的野心是要将德意志帝国从一个大陆强国转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这包括用世界政策取代了俾斯麦那种将力量集中于欧洲的政策，而且随着这种转变，德国在海军和殖民事业上与英国形成了敌对关系——德皇宣布‘三叉戟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③英国宣传者们甚至利用威廉二世的身体缺陷进行人身攻击：“德皇有一只残缺的手和一只流脓的耳朵，他还有一颗卑微的灵魂，他的头脑里总是涌动着夜郎自大的想法。他有一位高贵的外祖母。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她的能力，却没继承她的爱心。他有她持之以恒的精神，却没有她的高瞻远瞩。他自我膨胀而又孤芳自赏，像个骄傲得让人难以忍受的傻瓜。”④
英国宣传者对德皇的第二个攻击指向了德皇的军国主义倾向和霸道野蛮的本性。德皇威廉二世深受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熏陶，并在推行扩军备战政策的同时时常发表军国主义言论，他在1900年对前往中国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德军官兵讲话中曾提出：“你们要像一千年前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那样创造历史……你们要在中国如法炮制，让中国人再也不敢对我们德国人不敬。”⑤在一战中，英国人将威廉二世的这段话反复提及，并戏称他是“现代阿提拉”，并常常用“匈奴人”（The Huns）来代指德国人，暗指他们和匈奴人一样野蛮和暴力。但实际上，英国和德国一同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军和德军一样在战争中对中国民众实施了烧杀抢掠，英国人对此却不愿提及和承认。为了让国内外民众相信德皇的侵略本性，“威灵顿馆”等英国宣传机构将威廉二世历年的军国主义言论加以搜集和整理，将他在战前的军国主义言论编辑成宣传册，在国内外广为发行。一旦有德军的“暴行”发生，英国宣传者立即将其与德皇的“野蛮”“残暴”作风联系起来。
1915年5月，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德国潜艇击沉，这起惨剧造成1198人死亡，遇难者大部分来自英属加拿大，但有198人为美国公民，其中包括美国钢铁巨头阿尔弗雷德·范德比尔特，英国宣传者利用这一机会，在美国掀起反德狂潮。事件发生后，英国各家报纸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德皇，称“卢西塔尼亚号”事件是“德皇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⑥有的报纸甚至提出，击沉“卢西塔尼亚号”这一暴行说明两年前德皇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哀悼纯属“虚情假意”。⑦英国宣传者引用“卢西塔尼亚号”船长特纳的话向德国统治者发出了饱含血泪的控诉：“我们也要对那艘潜艇的长官、对德国皇帝和德国政府发出控诉，正是他们发出的命令，在文明世界的注视之下犯下了整个这一罪行。”⑧但事实上，“卢西塔尼亚号”惨剧与英国利用客轮从美国偷运军火的行为密切相关，根据战后的调查，“卢西塔尼亚号”的船舱底部藏匿了大量的子弹、雷管和导火索等军火物资。
1915年10月，一位在比利时设立医院，收治协约国伤兵的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被德国军事法庭认定犯有帮助战俘逃跑等罪行，被德国当局判处死刑，尽管有英美两国各界人士的求情，但她仍被德国当局处死。此事在英美两国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愤怒，英国报界和各宣传机构借此机会再度对德皇发难，声称德皇是此案的幕后凶手。实际上，德皇并未真正插手此案，但英国宣传者提出：“正如德皇要为对比利时的入侵和因此而引起的相关暴行负责一样，他无法推脱自己的责任，就像麦克白不能说他两个属下的行为与他无关一样。”①英国宣传者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发难，是因为卡维尔所从事的人道主义工作和柔弱的女性形象能够在英美民众中赢得无限同情，而她临刑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言论“我认识到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必须不对任何人怀有怨恨或仇视之心”，②让她在英美两国民众心中成为天使一般的人物，也让处死她的德国当局显得如魔鬼般邪恶。
为了让美国人切身感受到德国人的威胁，英国宣传者还不断暗示德裔美国人有在美国进行阴谋活动的危险，以引起美国社会对德国的警惕和恐惧。“德皇告诉洪·詹姆斯·W. 杰拉德，他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忠诚臣民，杰拉德先生回答说，美国也有很多的灯柱，如果那些人不忠于我国政府的话，足够将那些人吊死。”③
英国宣传者对德皇的攻击并不是完全的凭空捏造，而是通过对威廉二世在不同时期的军国主义言论加以搜集、整理，在报纸上进行持续刊登和具有引导性的分析，或是在各种宣传册上对德皇的好战言论予以集中展示，使威廉二世作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普鲁士专制和好战倾向的人格化象征。英国宣传者的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让广大英国民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即英国政府的参战并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捍卫欧洲免遭专制暴君的侵略和统治。很多英国人由此重温英国打败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尼古拉一世等专制君主，多次“拯救”欧洲大陆的光辉历史，从而使英国民众的参战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仍能保持下去。
英国宣传者针对德皇的宣传所起到的另一个作用是成功地在与英国有着相近政治文化的美国掀起了对德国的排斥和敌视情绪，而威廉二世和德国高层的错误政策客观上为英国宣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和齐默曼电报事件给英国宣传者的反德宣传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使美国社会的反德情绪与日俱增，最终为美国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阵营作战的政治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动力。
在一戰以前，德国在学校教育和科学研究上处于世界顶尖水平，高傲的英国人对此也自叹弗如：“那片土地上的文化孕育了康德，而我们的文化却孕育了很多虚伪的陈词滥调。”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教育改革家马克·佩蒂森认为：“世界上的学界资本掌握在德国人手里。”⑤20世纪初的英国学者很多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他们与很多德国学者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因而对英德两国刀兵相见的残酷事实难以接受，曾留学德国的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威廉·阿什利在战争爆发后哀叹：“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也许是我的余生中，我所珍视的两国间的亲密合作不会再有了。”⑥德国知识界对战争的公开支持让很多英国民众对德国知识界的印象迅速逆转。
1914年10月，包括著名物理学家伦琴、化学家欧立希在内的93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了《德国知识分子宣言》，称：“作为德国科学和文化界的代表，我们在这里要向文明世界表达我们对谎言和污蔑的抗议，我们的敌人用那些不实之词不遗余力的对德国的生存之战（这场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进行玷污……德国军队和人民是一体的，今天，这种意识让七千万德国人不分阶层、职位、党派，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⑦德国知识界这种对战争行为的辩护和支持让很多英国知识界人士感到震惊和愤怒，英国报界和各宣传机构趁机组织和发动知识界人士对德国文化和德国知识界进行全面性的否定和批评。
英国宣传者们首先试图打破英国学界对德国科学和教育水平的崇拜，对德国在科学、文学、音乐等方面的成就提出质疑。1914年12月，《泰晤士报》发表了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塞斯的文章，否定了德国在科学发展和学术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称：“在科学、文学、古典学、哲学、天文学、艺术、建筑和考古学上，没有一个顶尖人物是德国人，我们还可以继续添加其他学科，如农学、灌溉、废物回收与给水、极地和地理探索、公共卫生和诊断与药学的诸多分支学科，情况也是如此。”①塞斯的说法得到了动物学家雷·兰开斯特的呼应，兰开斯特认为，德国在科研领域的优势地位是一种“幻觉”，是近期从德国大学中留学归来的一些青年英国学者的“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②伴随着这股对德国科研实力和学术成就全面否定的浪潮，一些学者对英国学界的“德国依赖症”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产生了一种奴隶学术，尽管仍有一些令人欣慰的例外。”③阿什利也提出：“（在德国之外）存在着几乎有着同等价值的知识，知识是透明的、可辨别的、平衡的，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更好地学到这些知识。”④另外，強调德国学者的血统或文化传承上的外国渊源也是英国宣传者们的手法之一，例如《泰晤士报》记者斯蒂芬·格拉汉姆提出尼采身上更多的血统来自波兰。⑤
英国宣传部门对德国学者们的另一个指控是指责他们没有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理性和中立的态度，完全依附于德皇威廉和军国主义势力，公然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辩护。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塞德勒认为，德国的教育导致了“单方面的杰出成就”，“（德国教育）精密的组织、国家的大力支持，削弱了其道德独立性”。⑥牛津大学的学者们在炮制的宣传册中甚至指出，作为德意志自由和理性精神象征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康德，在本质上也是君主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拥护者，康德倡导的共和主义与法治精神与英国人以保护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共和等政治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共和主义在他（康德）看来应该意味并应该意味着体现公共福祉的法治，而一切个人和阶级的利己主义应该被清除掉……康德在他那个时代对自己成为一个自认为是‘国家第一公仆的王室的臣民感到非常满意……康德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愿意承认在战争中‘深藏着并设计了体现着高级智慧的计划，以准备、如果不是建立的话，在国家自由中对法律的遵守，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会形成一个完善的道德系统。他甚至准备承认战争对一个民族能起到净化和提升的作用。”⑦
此外，英国宣传者还将德国学者对本国政府的辩护、攻击协约国的言论选择性地刊登在报纸和各种宣传材料中，通过德国人之口来让英美民众感受德国知识界的傲慢、野蛮和军国主义倾向。其中，最频繁被英国宣传者们提到和引用的德国思想家是哲学家尼采和历史学家特赖奇克。
英国宣传者抓住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和“权力意志”理论，来攻击德国现代哲学的离经叛道和专制倾向。“‘我谴责基督教，尼采大声说，‘在我看来，它是最大的骗局。……这种亵渎神灵的精神似乎已经传染给了这个国家的军队。鲁汶的毁灭向我们展示了‘权力意志这个让人感兴趣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后果。”⑧一些英美学者对如此庸俗和片面地解读尼采提出了批评，但仍无力扭转人们对尼采的恶劣印象。加拿大哲学家赫伯特·斯图尔特悲哀地说：“在现如今一片狂热的话语当中，当然会有过度的夸张和误解，不幸的是，让英国的读者获得真相有些困难。”⑨
与对尼采的思想进行庸俗化和歪曲性的解读不同，特赖奇克的作品和言论中本含有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军国主义倾向，让英国宣传者们甚至不必对其作品进行过多的“加工”。特赖奇克公然鼓吹战争具有“积极作用”，他认为“上帝会确保作为人类种群良药的战争要经常发生”。⑩在国际关系上，特赖奇特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认为“只有勇敢的民族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未来和发展；弱小和懦弱的民族则被淘汰，而且本应如此”。①再者，特赖奇克浓厚的反英情结也是刺激英美读者的“良药”，他一直将控制海洋、占据大片殖民地的英国视为实现德国霸权的死敌，甚至提出：“如果说拿破仑的哪一件政策是正义的话，那就是他对海上自由的追求。”②英国宣传者在向英美读者不遗余力地展现特赖奇克极端思想和言论的同时，还试图让读者相信特赖奇克代表着德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德国的灵魂”，但实际上，特赖奇克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在德国史学界影响有限，他的言论常常受到主流的兰克学派史学家们的抨击，但英国宣传者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在战争的大环境下，英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崇拜之情迅速扭转，两国学界间多年的互信和友谊在战时民族主义大潮冲击下中断，众多英国知识分子在德国知识界发表支持政府战争决策的宣言后，宣布与德国知识界“划清界限”，并加入了威灵顿馆、战争目标委员会等宣传组织，成为英国战时宣传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的转向在增强英国反德舆论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思想界走向敌视与对立，这种对立情绪对战后两国的交往产生深远影响。
综而述之，在一战期间，英国的战时反德宣传成为英国政府动员国内各阶层民众，争取中立国舆论同情与支持的重要手段。凭借着对洲际交通、通信的实际控制和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英国宣传机构将大量含有战时宣传材料的报纸、宣传册等图文资料在英帝国内和美国等中立国广泛发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世界各地亲英反德的舆论倾向，英国的反德宣传刺激了国内民众的民族情绪和参战热情，并对美国等中立国在战争后期加入英国一边对德奥宣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英国利用社会上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出版审查制度提供的有利形势，广泛采用了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捏造证据等手段煽动反德舆论的策略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在战后，很多关于德国人暴行的虚假信息被一一揭露，英国政府和各报业集团的信誉度严重下降，“宣传”一词在一战之后开始成为带有贬义的政治词汇，英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长期标榜的民主制度和自由观念也遭到很多人的怀疑。③英国自由党议员阿瑟·庞森比哀叹：“宣战之后，真相第一个受伤。”④英国的反德宣传激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仇恨，给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在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资源，包括德国、意大利等地的法西斯分子从英国的战时宣传中汲取了相当的灵感和能量，“宣传”成为此后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德国等地建立极权统治，鼓动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
【作者简介】刘英奇，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一战史、英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布莱斯报告，威廉二世，军国主义，特赖奇克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4-0061-08
一战期间，英国和德国分别作为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的主要参战国，在战争中展开了全面的对抗。双方不但在军事上刀兵相见、经济上相互封锁，还在舆论上展开了口诛笔伐。双方都力图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将战争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在这场战时宣传的博弈中，英国宣传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对德国军队暴行的揭露和夸大，以及对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思想文化界代表人物的军国主义言论加以炒作和歪曲，不仅增强了英国本土和各殖民地民众对英国政府参战行为的认同，还推动了美国等中立国最终倒向了协约国，为协约国集团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也对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通过对一战时期英国反德宣传手法的分析，以期增强对舆论宣传这一因素在西方国家政治活动中所发挥影响的理解，从而加深我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特征和国际关系的认识。①
英国的反德宣传对象主要是英国国内与海外殖民地的人民，以及美国等中立国的民众，他们语言相通，在政治上都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针对这一点，英国的反德宣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尽管英国政府在20世纪初已与法、俄两国签订了针对德国的政治、军事协定，成为了协约国集团的一员。但当1914年7月底战争在巴尔干地区爆发之时，英国社会舆论仍普遍反对英国参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冲突，直至8月4日德国军队入侵比利时，英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完全的逆转，英国政府决定立即对德宣战。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议会发表请求对德宣战演讲时就以德国对比利时的侵略作为主要政治理由：“我国在1839年就给予比利时中立国地位以保证，1870年我们再度重申了这一原则，保证低地国家的独立是我国外交政策之基石。并且如果我们现在放任法国被征服，那么孤立无援、尊严丧尽的我们以后还能自我保全么？”①议员们对格雷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欢呼，议会在8月6日决定拨款100万英镑，以支持政府的参战决定。德国对比利时的侵略不仅使英国政府摆脱了参战的后顾之忧，也在英国民间激起了狂热的民族情绪：“当宣战的消息传到街头的时候，聚集的人们用大声地欢呼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人们离开了唐宁街，在陆军部门前聚集了起来，在那里，人们不断呼喊着爱国口号，直至今天早上。”②
英国政府对德宣战后，战时宣传随即展开，英国政府建立了多个宣传机构，将众多的报人、学者、作家、政界人士等具有强大文字能力和专业知识的人才纳入宣传队伍，这些宣传者通过在报上发表文章、撰写宣传册、制作讽刺性漫画和发表演讲等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德宣传。
英国报界是反德宣传的急先锋，其中英国报业大王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 原名Alfred Harmsworth）麾下的《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表现得尤为突出。北岩勋爵告诉手下的报纸编辑们：“协约国必须永不懈怠地坚持说他们是故意侵略行为的受害者。”③在德国入侵比利时后，《泰晤士报》立即发表文章，将战争的爆发完全归咎于德国的侵略政策：“这不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长期持续发生的事实显示了德国是刻意地挑起了这次波及全欧的危机。它的抗议、它的推诿、它的否认都不能改变事实。”④与报风较为传统、严肃的《泰晤士报》不同，面向大众的《每日邮报》所用词句更为直接和具有煽动性，它常常用简短和具有明确指向性的词句作为副标题，让读者对文章的意思一目了然。在英国宣战当天的报道中，《每日邮报》用了“德国人的侵略”“城镇被摧毁”等词句来表现德国的侵略者面目，⑤用“袭击前线的所有人”来突出德国人的残暴和对平民的无视，⑥用“德国首相自我吹嘘的美德”来讽刺德国首相霍尔维格在比利时问题上的辩解是“满嘴谎言”。⑦
随着战争初期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整个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先后落入了德军的控制之下，德军占领区内的当地民众与德军间的紧张关系给英国宣传者提供了绝好的宣传素材。在英国的报纸上，德国军队屠杀比利时和法国平民的报道随处可见，而且其杀人手法也常常令人发指：“德国枪骑兵射杀了一个年轻人，借口说他是间谍。他的一个邻居接着遭遇了同样的厄运。在另一间屋子里，德国人射杀了房主夫妇俩，并放火焚烧了房屋，并当着受害者儿子的面将两具尸体投入到烈火之中。”⑧“德国人在路上射杀毫无攻击性的行人、骑车者和忙于丰收的农民。他们将村庄里的财富洗劫一空，强征实物和酒，他们将酒分着喝掉直到酩酊大醉。他们在街道上放枪、还向空房子里射击，之后还宣称有居民向他们开火，这才是到时他们去杀人、放火、洗劫房屋和犯下其他罪行的原因。”①然而，这些新闻报道很多都来自战争期间的流言和各种小道消息，其真实性则令人怀疑。②
除了广泛发行的英国报纸，各种战时宣传册也是英国政府用来引导舆论、丑化德国的重要手段。英国的战时对外宣传中，最为注重的是对美国的宣传。为了让远离战争的美国人感受到德国人的野蛮和残暴，英国议会建立了“德国暴行调查委员会”，并邀请在美国有着很高声望的詹姆斯·布莱斯爵士③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从流亡到英国的比利时难民和从前线回来的军人那里搜集了大量关于德国人在比利时的暴行故事。1915年5月12日，一份名为《呈交委员会的关于德国人暴行的证据和档案》的报告最终出版，这份报告常被后人简称为“布莱斯报告”，被视为一战期间英国战时宣传的代表之作。
“布莱斯报告”主要由几百份证人证言组成，主要内容都围绕着刻画入侵比利时的德国军队的野蛮和残暴展开。为了让这些暴行故事显得真实可靠，大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似乎这些故事都来自证人的“亲眼所见”。故事中表现最多的无疑是最能体现德国人野蛮和残暴的一桩桩肆意杀害无辜平民的血案：“我看见四个参与找寻伤者的平民被遭到德国人枪击。他们没有做任何应该受到枪击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四个人的名字。至少我现在知道的，有12名平民就这样被枪杀。”④“镇长的兄弟和牧师被带走，他们被命令面向教堂的墙站着，他们都被德国人用刺刀捅死。”⑤“在安排他们面对墙站立之后，德国兵离开了他们一段距离，而后射杀了那四个男人。”⑥
除了这些“普通”的屠杀行为之外，德国人对妇女和儿童的蹂躏和残害行为是报告所着重刻画的内容之一。“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邻居D夫人，她告诉我，几个德国兵将她怀孕八个半月的女儿赶到阁楼上并强暴了她。第二天，孩子出生了，她想上楼照顾她女儿，却被德国人的刺刀所阻止……”⑦“就在男人们被杀后，我看到德国人逐屋搜查，将妇女和女孩儿们带出来，大约有20个人被带出来，她们列队站在尸体旁边，每个人身后都被武器顶着。她们曾试图逃跑。德国人命令她们躺在带到广场上的桌子上面，大约15人当即被强暴，每个女性大约被12个德国人轮奸……”⑧“我看到德国人从那个农妇的怀里抢走了婴儿。一共有三个德国人，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两个德国兵拽着婴儿的胳膊，军官用军刀砍下了婴儿的头，婴儿的头掉到了地上，德国人将孩子的尸体踢到了角落里，之后将他的头踢了过去……”⑨
除各种滥杀无辜的罪行外，表现德国人贪婪和野蛮的抢掠财物、焚烧房屋、炮轰城镇等恶行也在这份报告中随处可见。“8月25日，星期六那天，我看到德国人向那慕尔的一所医院纵火，那所医院挂着白旗，还配有红十字会的标志。”⑩“他们焚毁了维勒旅馆，并在同一天焚毁了62座房屋。”{11}
“布莱斯报告”出版后，很快在英国和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查尔斯·马斯特曼阅读之后，立即下令将“布莱斯报告”印刷4.1万份发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此时的美国社会各界，恰因“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而爆发了强烈的反德情绪，因此这份表现德国人“累累罪行”的报告迅速在美国社会流传开来，让美国社会的反德情绪迅速扩大和加深。布莱斯个人在美国的巨大威望也让很多美国人对报告中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深信不疑。马斯特曼在给布莱斯的信中兴奋地写道：“您的报告已风靡美国，您大概可能知道了，即便最多疑的人也宣称转变了态度，这都是因为报告上签了阁下的大名啊。”{12}“布莱斯报告”还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美国的各新移民群体中流传。
“布莱斯报告”取得的巨大成功让它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反德宣传的蓝本，英国此后出版的很多宣传册从内容选择到文风、语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布莱斯报告”的影响，即利用目击者证言的手法表现德国人的残暴和冷酷。“根据我方官兵的证言，德国人故意向抬担架的人射击这种事经常发生。因此除了有夜幕的掩护，否则去试图将战壕里的伤员经过开阔地运走几乎必死。但更为严重的暴行是，德国人在战场上会故意对那些无助地躺在地上，毫无防卫能力的伤员们痛下杀手。”①“我听到几声巨响，一名154团的士兵正用枪托砸向一个法国兵（战俘）的脑袋，他很聪明，用的是那法国人的枪托，免得自己的枪托被砸坏……”②“根据那个法国牧师所说，德国兵用脚踹英国战俘的肚子，用枪托砸他们的后背，强迫他们睡在泥泞的地上，很多人因此得了肺病。”③
以“布莱斯报告”为代表的很多英国宣传材料都对德军杀人越货的野蛮行径进行了生动的刻画，给人以亲眼所见的感觉，但事实上，英国报纸和各种宣传册上所登载的各种暴行故事，其真实性都大有问题。英国报纸曾刊登一幅被砍掉双臂的儿童的图片来指责德军在比利时残害妇孺，但实际上这张照片反映的是比利时人在刚果的暴行。而在英国和海外广为流传的德国人用死尸炼油的传闻在战后也被证明是伪造，德国人实际上使用的是动物的尸体。④跟随德军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就曾对英美报纸上的德军暴行故事提出怀疑和否定，但英国强大的新闻控制能力和英美两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让这种质疑的声音很快淹没在反德浪潮中。在英国宣传者的大肆渲染和美英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德国人被定位为贪婪而野蛮的征服者，而英国人成功地将自己和法、俄等国塑造成国际正义的捍卫者和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由此成功地在国内和美国等中立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英国是欧洲最早结束君主专制、踏上近代民主法治化进程的国家之一。对自由的保护和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是英国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特点，“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常为英国人所津津乐道。因此，在英国与西班牙、法国、俄国等欧洲强国的争霸战争中，英国政府常常会刻意地强调对手在政治上的独裁与专制，把本国同外国间的争霸战争称作是自由与专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善恶之战，以此来激发本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抢占道德制高点。在一战中，英国的战时宣传沿用了这一手法，将这场欧洲国家间的争霸战争渲染为遏制德皇为首的德国统治集团扩张野心的正义之战。
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和舆论界都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以德皇威廉二世为首的德国领导层，断言正是威廉二世等德国领导人的军国主义精神和对外侵略的野心促使德国发动了这场欧洲战争。《泰晤士报》在战争爆发后发表文章，称德皇一手策划了这场大战：“历史会告诉我们，德皇要对这场欧洲战争负责。如果没有德国事先的支持，奥国永远不可能对塞尔维亚发动缺乏依据的攻击。”⑤《泰晤士报》甚至将威廉二世称为人类之敌：“因为德皇拥有实现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就怀有的统治欧洲的野心之能力，因此他是本世纪对大众自由和人类发展威胁最大的一个人。”⑥
事实上，德皇威廉二世與英国王室有着很深的渊源，威廉二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时威廉二世站在旁边的温情场面曾让不少英国人对这位德国皇帝抱有好感和希望。但威廉二世上台后所推行的“世界政策”让英国的政客和媒体人对他恶感倍增：“一想到这个现代阿提拉竟是我们英国王室家族的一员就让我们很悲哀。”⑦英国宣传者力图澄清德皇与英国王室的关系，即这位英王乔治五世的表兄事实上自幼就与英国人热爱自由与理性等传统格格不入。“所有女人——至少所有英国女人——那些必须陪伴这位威廉王子长大的那些人在他左右的时候都怀着恐惧和厌恶之心……人们认为他非常冷酷，极为自私、可以表现粗鲁，是一个没有善心和同情心或任何温和品质的年轻人。”①
除了强调威廉二世自小就劣迹斑斑外，英国的报纸和各类宣传材料主要从两方面攻击德皇，一是抨击他傲慢无礼，野心勃勃。《西部公报》认为德国要求比利时政府借道的要求体现了威廉二世让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我们可以断言，在整个的国际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君王表现得如过去几天里的德皇那样高傲，就连拿破仑都没达到那种程度。”②《泰晤士报》将发生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归因于德皇威廉二世的扩张野心和他的“世界政策”：“他的野心是要将德意志帝国从一个大陆强国转变成一个世界强国。这包括用世界政策取代了俾斯麦那种将力量集中于欧洲的政策，而且随着这种转变，德国在海军和殖民事业上与英国形成了敌对关系——德皇宣布‘三叉戟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③英国宣传者们甚至利用威廉二世的身体缺陷进行人身攻击：“德皇有一只残缺的手和一只流脓的耳朵，他还有一颗卑微的灵魂，他的头脑里总是涌动着夜郎自大的想法。他有一位高贵的外祖母。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她的能力，却没继承她的爱心。他有她持之以恒的精神，却没有她的高瞻远瞩。他自我膨胀而又孤芳自赏，像个骄傲得让人难以忍受的傻瓜。”④
英国宣传者对德皇的第二个攻击指向了德皇的军国主义倾向和霸道野蛮的本性。德皇威廉二世深受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熏陶，并在推行扩军备战政策的同时时常发表军国主义言论，他在1900年对前往中国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德军官兵讲话中曾提出：“你们要像一千年前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那样创造历史……你们要在中国如法炮制，让中国人再也不敢对我们德国人不敬。”⑤在一战中，英国人将威廉二世的这段话反复提及，并戏称他是“现代阿提拉”，并常常用“匈奴人”（The Huns）来代指德国人，暗指他们和匈奴人一样野蛮和暴力。但实际上，英国和德国一同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英军和德军一样在战争中对中国民众实施了烧杀抢掠，英国人对此却不愿提及和承认。为了让国内外民众相信德皇的侵略本性，“威灵顿馆”等英国宣传机构将威廉二世历年的军国主义言论加以搜集和整理，将他在战前的军国主义言论编辑成宣传册，在国内外广为发行。一旦有德军的“暴行”发生，英国宣传者立即将其与德皇的“野蛮”“残暴”作风联系起来。
1915年5月，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德国潜艇击沉，这起惨剧造成1198人死亡，遇难者大部分来自英属加拿大，但有198人为美国公民，其中包括美国钢铁巨头阿尔弗雷德·范德比尔特，英国宣传者利用这一机会，在美国掀起反德狂潮。事件发生后，英国各家报纸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德皇，称“卢西塔尼亚号”事件是“德皇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⑥有的报纸甚至提出，击沉“卢西塔尼亚号”这一暴行说明两年前德皇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哀悼纯属“虚情假意”。⑦英国宣传者引用“卢西塔尼亚号”船长特纳的话向德国统治者发出了饱含血泪的控诉：“我们也要对那艘潜艇的长官、对德国皇帝和德国政府发出控诉，正是他们发出的命令，在文明世界的注视之下犯下了整个这一罪行。”⑧但事实上，“卢西塔尼亚号”惨剧与英国利用客轮从美国偷运军火的行为密切相关，根据战后的调查，“卢西塔尼亚号”的船舱底部藏匿了大量的子弹、雷管和导火索等军火物资。
1915年10月，一位在比利时设立医院，收治协约国伤兵的英国护士伊迪丝·卡维尔，被德国军事法庭认定犯有帮助战俘逃跑等罪行，被德国当局判处死刑，尽管有英美两国各界人士的求情，但她仍被德国当局处死。此事在英美两国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愤怒，英国报界和各宣传机构借此机会再度对德皇发难，声称德皇是此案的幕后凶手。实际上，德皇并未真正插手此案，但英国宣传者提出：“正如德皇要为对比利时的入侵和因此而引起的相关暴行负责一样，他无法推脱自己的责任，就像麦克白不能说他两个属下的行为与他无关一样。”①英国宣传者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发难，是因为卡维尔所从事的人道主义工作和柔弱的女性形象能够在英美民众中赢得无限同情，而她临刑前极富人道主义精神的言论“我认识到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必须不对任何人怀有怨恨或仇视之心”，②让她在英美两国民众心中成为天使一般的人物，也让处死她的德国当局显得如魔鬼般邪恶。
为了让美国人切身感受到德国人的威胁，英国宣传者还不断暗示德裔美国人有在美国进行阴谋活动的危险，以引起美国社会对德国的警惕和恐惧。“德皇告诉洪·詹姆斯·W. 杰拉德，他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忠诚臣民，杰拉德先生回答说，美国也有很多的灯柱，如果那些人不忠于我国政府的话，足够将那些人吊死。”③
英国宣传者对德皇的攻击并不是完全的凭空捏造，而是通过对威廉二世在不同时期的军国主义言论加以搜集、整理，在报纸上进行持续刊登和具有引导性的分析，或是在各种宣传册上对德皇的好战言论予以集中展示，使威廉二世作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普鲁士专制和好战倾向的人格化象征。英国宣传者的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让广大英国民众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即英国政府的参战并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捍卫欧洲免遭专制暴君的侵略和统治。很多英国人由此重温英国打败路易十四、拿破仑和尼古拉一世等专制君主，多次“拯救”欧洲大陆的光辉历史，从而使英国民众的参战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仍能保持下去。
英国宣传者针对德皇的宣传所起到的另一个作用是成功地在与英国有着相近政治文化的美国掀起了对德国的排斥和敌视情绪，而威廉二世和德国高层的错误政策客观上为英国宣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和齐默曼电报事件给英国宣传者的反德宣传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使美国社会的反德情绪与日俱增，最终为美国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阵营作战的政治选择提供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动力。
在一戰以前，德国在学校教育和科学研究上处于世界顶尖水平，高傲的英国人对此也自叹弗如：“那片土地上的文化孕育了康德，而我们的文化却孕育了很多虚伪的陈词滥调。”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教育改革家马克·佩蒂森认为：“世界上的学界资本掌握在德国人手里。”⑤20世纪初的英国学者很多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他们与很多德国学者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因而对英德两国刀兵相见的残酷事实难以接受，曾留学德国的著名英国经济史学家威廉·阿什利在战争爆发后哀叹：“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也许是我的余生中，我所珍视的两国间的亲密合作不会再有了。”⑥德国知识界对战争的公开支持让很多英国民众对德国知识界的印象迅速逆转。
1914年10月，包括著名物理学家伦琴、化学家欧立希在内的93位德国知识分子发表了《德国知识分子宣言》，称：“作为德国科学和文化界的代表，我们在这里要向文明世界表达我们对谎言和污蔑的抗议，我们的敌人用那些不实之词不遗余力的对德国的生存之战（这场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进行玷污……德国军队和人民是一体的，今天，这种意识让七千万德国人不分阶层、职位、党派，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⑦德国知识界这种对战争行为的辩护和支持让很多英国知识界人士感到震惊和愤怒，英国报界和各宣传机构趁机组织和发动知识界人士对德国文化和德国知识界进行全面性的否定和批评。
英国宣传者们首先试图打破英国学界对德国科学和教育水平的崇拜，对德国在科学、文学、音乐等方面的成就提出质疑。1914年12月，《泰晤士报》发表了牛津大学亚述学教授塞斯的文章，否定了德国在科学发展和学术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称：“在科学、文学、古典学、哲学、天文学、艺术、建筑和考古学上，没有一个顶尖人物是德国人，我们还可以继续添加其他学科，如农学、灌溉、废物回收与给水、极地和地理探索、公共卫生和诊断与药学的诸多分支学科，情况也是如此。”①塞斯的说法得到了动物学家雷·兰开斯特的呼应，兰开斯特认为，德国在科研领域的优势地位是一种“幻觉”，是近期从德国大学中留学归来的一些青年英国学者的“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②伴随着这股对德国科研实力和学术成就全面否定的浪潮，一些学者对英国学界的“德国依赖症”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产生了一种奴隶学术，尽管仍有一些令人欣慰的例外。”③阿什利也提出：“（在德国之外）存在着几乎有着同等价值的知识，知识是透明的、可辨别的、平衡的，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更好地学到这些知识。”④另外，強调德国学者的血统或文化传承上的外国渊源也是英国宣传者们的手法之一，例如《泰晤士报》记者斯蒂芬·格拉汉姆提出尼采身上更多的血统来自波兰。⑤
英国宣传部门对德国学者们的另一个指控是指责他们没有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理性和中立的态度，完全依附于德皇威廉和军国主义势力，公然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辩护。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塞德勒认为，德国的教育导致了“单方面的杰出成就”，“（德国教育）精密的组织、国家的大力支持，削弱了其道德独立性”。⑥牛津大学的学者们在炮制的宣传册中甚至指出，作为德意志自由和理性精神象征的著名启蒙思想家康德，在本质上也是君主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拥护者，康德倡导的共和主义与法治精神与英国人以保护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共和等政治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共和主义在他（康德）看来应该意味并应该意味着体现公共福祉的法治，而一切个人和阶级的利己主义应该被清除掉……康德在他那个时代对自己成为一个自认为是‘国家第一公仆的王室的臣民感到非常满意……康德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愿意承认在战争中‘深藏着并设计了体现着高级智慧的计划，以准备、如果不是建立的话，在国家自由中对法律的遵守，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会形成一个完善的道德系统。他甚至准备承认战争对一个民族能起到净化和提升的作用。”⑦
此外，英国宣传者还将德国学者对本国政府的辩护、攻击协约国的言论选择性地刊登在报纸和各种宣传材料中，通过德国人之口来让英美民众感受德国知识界的傲慢、野蛮和军国主义倾向。其中，最频繁被英国宣传者们提到和引用的德国思想家是哲学家尼采和历史学家特赖奇克。
英国宣传者抓住尼采的名言“上帝已死”和“权力意志”理论，来攻击德国现代哲学的离经叛道和专制倾向。“‘我谴责基督教，尼采大声说，‘在我看来，它是最大的骗局。……这种亵渎神灵的精神似乎已经传染给了这个国家的军队。鲁汶的毁灭向我们展示了‘权力意志这个让人感兴趣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后果。”⑧一些英美学者对如此庸俗和片面地解读尼采提出了批评，但仍无力扭转人们对尼采的恶劣印象。加拿大哲学家赫伯特·斯图尔特悲哀地说：“在现如今一片狂热的话语当中，当然会有过度的夸张和误解，不幸的是，让英国的读者获得真相有些困难。”⑨
与对尼采的思想进行庸俗化和歪曲性的解读不同，特赖奇克的作品和言论中本含有严重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军国主义倾向，让英国宣传者们甚至不必对其作品进行过多的“加工”。特赖奇克公然鼓吹战争具有“积极作用”，他认为“上帝会确保作为人类种群良药的战争要经常发生”。⑩在国际关系上，特赖奇特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认为“只有勇敢的民族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未来和发展；弱小和懦弱的民族则被淘汰，而且本应如此”。①再者，特赖奇克浓厚的反英情结也是刺激英美读者的“良药”，他一直将控制海洋、占据大片殖民地的英国视为实现德国霸权的死敌，甚至提出：“如果说拿破仑的哪一件政策是正义的话，那就是他对海上自由的追求。”②英国宣传者在向英美读者不遗余力地展现特赖奇克极端思想和言论的同时，还试图让读者相信特赖奇克代表着德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德国的灵魂”，但实际上，特赖奇克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在德国史学界影响有限，他的言论常常受到主流的兰克学派史学家们的抨击，但英国宣传者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在战争的大环境下，英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崇拜之情迅速扭转，两国学界间多年的互信和友谊在战时民族主义大潮冲击下中断，众多英国知识分子在德国知识界发表支持政府战争决策的宣言后，宣布与德国知识界“划清界限”，并加入了威灵顿馆、战争目标委员会等宣传组织，成为英国战时宣传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的转向在增强英国反德舆论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两国思想界走向敌视与对立，这种对立情绪对战后两国的交往产生深远影响。
综而述之，在一战期间，英国的战时反德宣传成为英国政府动员国内各阶层民众，争取中立国舆论同情与支持的重要手段。凭借着对洲际交通、通信的实际控制和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英国宣传机构将大量含有战时宣传材料的报纸、宣传册等图文资料在英帝国内和美国等中立国广泛发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世界各地亲英反德的舆论倾向，英国的反德宣传刺激了国内民众的民族情绪和参战热情，并对美国等中立国在战争后期加入英国一边对德奥宣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英国利用社会上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出版审查制度提供的有利形势，广泛采用了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捏造证据等手段煽动反德舆论的策略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在战后，很多关于德国人暴行的虚假信息被一一揭露，英国政府和各报业集团的信誉度严重下降，“宣传”一词在一战之后开始成为带有贬义的政治词汇，英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长期标榜的民主制度和自由观念也遭到很多人的怀疑。③英国自由党议员阿瑟·庞森比哀叹：“宣战之后，真相第一个受伤。”④英国的反德宣传激起了德国人强烈的民族仇恨，给鲁登道夫和希特勒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在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资源，包括德国、意大利等地的法西斯分子从英国的战时宣传中汲取了相当的灵感和能量，“宣传”成为此后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德国等地建立极权统治，鼓动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
【作者简介】刘英奇，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一战史、英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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