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笔受”译员群体探析
齐君
摘 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有36名中国译者担任“笔受”工作。作为最早系统接触并译介西书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教育背景新旧相间。他们不仅积极译书，而且致力于译书规则和专业名词的创设等工作。“笔受”译者的科学素质、坚定的译书信念及忘我的工作保证了译书事业的顺利开展，为推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及近代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演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笔受，西译中述，群体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2-0046-08
在晚清翻译高潮中，由于大部分传教士中文水平不高，而中国译员则几无通晓西语者，“西译中述”译书模式遂大行其道。其中，作为“笔受”的中国译员作用不可小觑。如果没有他们的辅助，西学东渐不可能形成如火如荼的浪潮，西学亦不能顺利地被国人接受。事实上，史学界关于晚清翻译史的成果较多，而关于“西译中述”史及作为“笔受”的中国译员研究则所涉较少，其成员构成、译书事功亦语焉不详。①鉴于此，本文拟围绕晚清最大的官办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展开考察，钩稽爬梳相关史料，对馆内的“笔受”译员群体情况进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忧世俊英”
——“笔受”译员群体的构成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讲，“西译中述”属于口译加笔述的互存式合译，是中国翻译史、西学东渐史上的一种重要翻译手段。所谓“西译中述”，即由中西译者合作，西人口授（亦称“口述”或“口译”），中士笔受（亦称“笔录”或“润色”）。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创办，以“西译中述”模式译书，先后延聘中西译员63人。其中，中国译员54名，分别担任“口述”“笔受”和“独立译书”三种角色，以“笔受”译员最多，有36人，占中国译员总数的61%（如下页表1）。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笔受”译者在笔录工作外还从事其他工作，如钟天纬、王汝驭、郑昌棪等人曾分别担任“口述”“笔受”与“独立译书”三种角色，瞿昂来担任“同译”“笔受”两种角色，徐家宝、李岳衡等在与西士合译之后亦独立译书。同时，大多数“笔受”人员都参与了翻译馆所译西书的“校对”工作，其文学功底和专业素养为译著内容的可读性与质量提供了保障。
作为最早系统接触、翻译西书的近代知识分子，“笔受”译员在入馆方式、地域、出身等方面，既有共性，亦有差异。
（一）入馆时间及方式考察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历史上（自1868年建立至1912年停办），通过对笔受译员入馆时间的考察，可分为三个时期（如下页表2）。
表2显示了翻译馆不同阶段译员数量的变化，数字的背后代表了晚清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及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值得深究。
建馆初期（1868～1869年），馆内仅有“笔受”译员五人（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王德均与李善兰），与所聘传教士“均在学馆楼上居住”。①1869年，翻译馆建制逐渐成熟，亟须补充新的生力军，华蘅芳遂邀请堂弟赵元益入馆译书，李凤苞、李岳蘅也于同年加入。这批“笔受”译员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属同时代最进步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以天算为绝学”，曾长期在墨海书馆与西士合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华蘅芳“乐观各种算学之书”，②入馆前曾“以点线面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制造机器三十余座”，③是一位具有实干精神的算学家、制造专家。徐寿“专精格致家言，为曾文正公所激赏”。④而且，徐寿、华蘅芳因“奇材异能”而被曾国藩“待以宾礼”；⑤李凤苞因精于测算而受丁日昌、曾国藩的赏识，奇其才，令其查勘江浙外海各岛沙线并入馆译书。他们的入馆，是制造局翻译馆“因制造而译书”宗旨的最佳诠释。
翻译馆快速发展期（1870～1890年），“笔受”译员人数增加，部分“能译出西书全帙”⑥的广方言馆学生加入翻译馆。这一时期，除汪振声在馆18年并翻译16种西书外，大多数译员皆在馆较短，大多为一至两年，译作也仅为一至四种不等，且部分并未出版。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翻译馆步入正轨后，在人员晋升方面渐趋成熟，译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含金量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有所增大。但晋升制度的完善也使翻译馆一定程度上成为译员进入仕途的跳板。傅兰雅曾提到：“另有数君，译书之时，暂久不定，或因嫌译书为终于一事者，或因升官而辞职者。”⑦如黄宗宪在馆不足一年即随调欧洲，周郇在馆两年后为“学政黄体芳所赏识”并荐于朝廷。其二，这一时期，西学仍未受到士林阶层的认可，作为洋务新生事物的翻译馆也未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致使部分译员一遇合适机会即离馆他任。可见，“笔受”译员们虽有机会接触西学，但仍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在传统旧学与新学之间摇摆，存在强烈的现实纠结。
翻译馆后期（1891～1912年），受甲午战争影响，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内出现研求西学热潮。这一时期入馆的笔受译员译作普遍较少，只有范锡庸的译作数量超过五种，其他皆以一至二种为多。而在譯员素质或译作质量方面，这批译员虽不乏王季烈、赵诒琛等优秀者，但已无法与留学生群体比拟，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二）文化背景考察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籍贯来源、出身方面和教育背景都相对集中，特点突出。
籍贯来源方面，他们大多来自江浙地区，余则零星出现。江苏籍译员24人，占总人数的67%，浙江籍7人，湖南籍较少，有2人，山东、广东、安徽则仅有1人。上述数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地区差异，近代的江南地区崇尚实学、经世致用思想，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放弃举业，转而研究西学。
出身构成方面，“笔受”译员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不属于正统士大夫的核心部分。
从下页表4可知，翻译馆“笔受”译员中，除情况不详的11人外，由科举正途出身的译员仅有8人（江衡、王季烈是在离馆后中进士），人数最多的是科举时代的底层知识分子——诸生，尤以在校学生即附生为主。可见，“笔受”译员的出身较低，并不在传统士大夫的核心范围之内。其原因在于，翻译馆因对人才的渴求而广征畴人，重视专业素养而非出身，“近时咸推海宁李善兰、金匮华蘅芳、桐乡沈善蒸为优之三人者，惟绝意科名，始臻绝诣耳”。②而且，在鸦片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士人仍处于对西学的漠视或抗拒阶段，学习西学或与西人交游往往被视为“汉奸”“媚洋”和“降夷”之举，而清廷尚未对笔受译员的晋升提供保障，科举士子们大多不愿或不屑入馆与洋人共事。此外，受传统价值观影响，科举道路仍然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唯一正途。部分“笔受”译员在西学与科举之间彷徨，最终走上科举之途。如江衡、王季烈二人离馆后仍积极参加科举以博取功名，终获“赐进士出身”，③朝考入选。④应祖锡则在译书期间，考取“光绪戊子科”举人。⑤可见洋务知识分子虽受西学影响较大，但仍未跳出科举制度的窠臼。
摘 要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有36名中国译者担任“笔受”工作。作为最早系统接触并译介西书的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来自江浙地区，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教育背景新旧相间。他们不仅积极译书，而且致力于译书规则和专业名词的创设等工作。“笔受”译者的科学素质、坚定的译书信念及忘我的工作保证了译书事业的顺利开展，为推动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及近代化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演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笔受，西译中述，群体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2-0046-08
在晚清翻译高潮中，由于大部分传教士中文水平不高，而中国译员则几无通晓西语者，“西译中述”译书模式遂大行其道。其中，作为“笔受”的中国译员作用不可小觑。如果没有他们的辅助，西学东渐不可能形成如火如荼的浪潮，西学亦不能顺利地被国人接受。事实上，史学界关于晚清翻译史的成果较多，而关于“西译中述”史及作为“笔受”的中国译员研究则所涉较少，其成员构成、译书事功亦语焉不详。①鉴于此，本文拟围绕晚清最大的官办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展开考察，钩稽爬梳相关史料，对馆内的“笔受”译员群体情况进行探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忧世俊英”
——“笔受”译员群体的构成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讲，“西译中述”属于口译加笔述的互存式合译，是中国翻译史、西学东渐史上的一种重要翻译手段。所谓“西译中述”，即由中西译者合作，西人口授（亦称“口述”或“口译”），中士笔受（亦称“笔录”或“润色”）。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创办，以“西译中述”模式译书，先后延聘中西译员63人。其中，中国译员54名，分别担任“口述”“笔受”和“独立译书”三种角色，以“笔受”译员最多，有36人，占中国译员总数的61%（如下页表1）。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笔受”译者在笔录工作外还从事其他工作，如钟天纬、王汝驭、郑昌棪等人曾分别担任“口述”“笔受”与“独立译书”三种角色，瞿昂来担任“同译”“笔受”两种角色，徐家宝、李岳衡等在与西士合译之后亦独立译书。同时，大多数“笔受”人员都参与了翻译馆所译西书的“校对”工作，其文学功底和专业素养为译著内容的可读性与质量提供了保障。
作为最早系统接触、翻译西书的近代知识分子，“笔受”译员在入馆方式、地域、出身等方面，既有共性，亦有差异。
（一）入馆时间及方式考察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历史上（自1868年建立至1912年停办），通过对笔受译员入馆时间的考察，可分为三个时期（如下页表2）。
表2显示了翻译馆不同阶段译员数量的变化，数字的背后代表了晚清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及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值得深究。
建馆初期（1868～1869年），馆内仅有“笔受”译员五人（徐寿、徐建寅、华蘅芳、王德均与李善兰），与所聘传教士“均在学馆楼上居住”。①1869年，翻译馆建制逐渐成熟，亟须补充新的生力军，华蘅芳遂邀请堂弟赵元益入馆译书，李凤苞、李岳蘅也于同年加入。这批“笔受”译员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属同时代最进步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以天算为绝学”，曾长期在墨海书馆与西士合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华蘅芳“乐观各种算学之书”，②入馆前曾“以点线面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制造机器三十余座”，③是一位具有实干精神的算学家、制造专家。徐寿“专精格致家言，为曾文正公所激赏”。④而且，徐寿、华蘅芳因“奇材异能”而被曾国藩“待以宾礼”；⑤李凤苞因精于测算而受丁日昌、曾国藩的赏识，奇其才，令其查勘江浙外海各岛沙线并入馆译书。他们的入馆，是制造局翻译馆“因制造而译书”宗旨的最佳诠释。
翻译馆快速发展期（1870～1890年），“笔受”译员人数增加，部分“能译出西书全帙”⑥的广方言馆学生加入翻译馆。这一时期，除汪振声在馆18年并翻译16种西书外，大多数译员皆在馆较短，大多为一至两年，译作也仅为一至四种不等，且部分并未出版。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翻译馆步入正轨后，在人员晋升方面渐趋成熟，译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含金量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有所增大。但晋升制度的完善也使翻译馆一定程度上成为译员进入仕途的跳板。傅兰雅曾提到：“另有数君，译书之时，暂久不定，或因嫌译书为终于一事者，或因升官而辞职者。”⑦如黄宗宪在馆不足一年即随调欧洲，周郇在馆两年后为“学政黄体芳所赏识”并荐于朝廷。其二，这一时期，西学仍未受到士林阶层的认可，作为洋务新生事物的翻译馆也未受到知识分子的重视，致使部分译员一遇合适机会即离馆他任。可见，“笔受”译员们虽有机会接触西学，但仍受传统价值观影响，在传统旧学与新学之间摇摆，存在强烈的现实纠结。
翻译馆后期（1891～1912年），受甲午战争影响，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内出现研求西学热潮。这一时期入馆的笔受译员译作普遍较少，只有范锡庸的译作数量超过五种，其他皆以一至二种为多。而在譯员素质或译作质量方面，这批译员虽不乏王季烈、赵诒琛等优秀者，但已无法与留学生群体比拟，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二）文化背景考察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在籍贯来源、出身方面和教育背景都相对集中，特点突出。
籍贯来源方面，他们大多来自江浙地区，余则零星出现。江苏籍译员24人，占总人数的67%，浙江籍7人，湖南籍较少，有2人，山东、广东、安徽则仅有1人。上述数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近代西学东渐中的地区差异，近代的江南地区崇尚实学、经世致用思想，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放弃举业，转而研究西学。
出身构成方面，“笔受”译员大多是没有功名的普通士人，不属于正统士大夫的核心部分。
从下页表4可知，翻译馆“笔受”译员中，除情况不详的11人外，由科举正途出身的译员仅有8人（江衡、王季烈是在离馆后中进士），人数最多的是科举时代的底层知识分子——诸生，尤以在校学生即附生为主。可见，“笔受”译员的出身较低，并不在传统士大夫的核心范围之内。其原因在于，翻译馆因对人才的渴求而广征畴人，重视专业素养而非出身，“近时咸推海宁李善兰、金匮华蘅芳、桐乡沈善蒸为优之三人者，惟绝意科名，始臻绝诣耳”。②而且，在鸦片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士人仍处于对西学的漠视或抗拒阶段，学习西学或与西人交游往往被视为“汉奸”“媚洋”和“降夷”之举，而清廷尚未对笔受译员的晋升提供保障，科举士子们大多不愿或不屑入馆与洋人共事。此外，受传统价值观影响，科举道路仍然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唯一正途。部分“笔受”译员在西学与科举之间彷徨，最终走上科举之途。如江衡、王季烈二人离馆后仍积极参加科举以博取功名，终获“赐进士出身”，③朝考入选。④应祖锡则在译书期间，考取“光绪戊子科”举人。⑤可见洋务知识分子虽受西学影响较大，但仍未跳出科举制度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