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
“心累。”褚时健倚坐在老式皮沙发里的第一句话。他头发花白、蓬乱，灰毛衣上成片的毛球和藏蓝色裤脚上的泥。 他语速缓慢，有老年人的含混并夹带方言，需要人仔细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这令我想到马龙？白兰度扮演的“教父”。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
现在，媒体、帮助对接此次采访的万科公关和褚时健的干女儿、红塔集团派来记录褚时健生平的摄像师、几名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员，或站或坐，全听他说。
这是褚时健的成功，也是他的负累。
从“红塔山”到“褚橙”，作为罕见的、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灵鸡汤。本不愿面对媒体的褚时健不得不抛头露面，为“褚橙”代言。他给人们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进的力量。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还有什么不甘心？ “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87岁的老人说。
1949年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果敢。因为这些优秀品质，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政府官员的生活。他的直接和执拗，让他得罪了一些人。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他很快被打为右派，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
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造反派整日互殴，却都舍不得把他这个干事的往死里整。 979年，他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
他马上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个半作坊式小厂进行改造。一方面，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另一方面，引进品种改善种植，从源头帮烟农种出好烟叶。更关键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员工待遇。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尤为难得，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据烟厂老员工回忆，起初当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烟厂工作，褚时健来了一两年，大家就争着要进烟厂。
好运接踵而至。1988年，云南连发两次强震，中央财政无力支援，决定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与此同时，国家还放开了名烟的价格管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褚时健同时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绝对权力，所向披靡。
1990年，玉溪卷烟厂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第三名，此后一直高居榜首，撑起云南财政半壁江山。褚时健也走上了人生巅峰，“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荣誉接踵而至。
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成为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所。1995年，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即将卸任，面对个人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所得薪资的落差，他铤而走险，“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该拿的钱”。比较阴谋论的说法则是，他得罪人了。这样的说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类似的企业家入狱故事里。
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时，他的女儿已于河南狱中自杀，夫人也身陷囹圄。
大时代的浪潮把他打翻过，又把他送上巅峰。现在，他第二次被抛弃了。
2001年大年三十。一大早，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明便上山摘菜、杀鸡。像前两年一样，他要带上烧好的菜，到监狱陪褚时健过年。这是褚时健入狱后的第三个春节。
1979年到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褚厂长”一直是任新明的偶像，那时他二十出头，褚时健五十多岁。褚时健看中他年轻肯干，便提拔他做事，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他们既像朋友，又似父子。“在我眼里，他就是个神一样。”任新明说。
那两年，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说任新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大家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明说，“我不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他自己和整个大营街都是在红塔集团的荫蔽下富起来的，现在是他报恩的时候了。
他把“褚厂长”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这个自幼养尊处优的小女孩，现在失去了母亲，外公外婆深陷囹圄，成了一只孤雁。征求她父亲的意见后，任新明把她带到了自己身边。小女孩要上初中，他找到玉溪最好的中学，向校长恳求：“帮帮忙，我的孩子没什么，这是褚厂长的孩子。”
他天天送这女孩子上学、放学，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厂长”夫妇出来，他能把孩子好好交到他们手中。等女孩初中毕业，他花了不少钱，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
任新明一边做饭，一边想起从前在烟厂，都是“褚厂长”做饭。“褚厂长”喜欢逛农贸市场，也爱做饭。他做饭非常好吃，就是味道要硬一点。“褚厂长”做的云南“蘸水鸡”是一绝，蘸水无比美味，他每次吃剩下都要打包。
今天轮到他给“褚厂长”炖鸡了。
但到了狱中相对，两人反而没多少深沉的话要讲。“褚厂长”只是问他做得怎么样，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让老人注意身体。
这是褚时健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2002年，他办了保外就医。
在褚时健夫妇的坚持下，他们的外孙女改跟任新明姓“任”。
像褚时健这样出狱后的企业家，若要重出江湖，多半从事老本行。任新明也和褚时健讨论过，但褚时健觉得，社会变了，现在做出“褚烟”也未必好卖。
一天，75岁的褚时健和任新明说，自己要种橙子。这是褚时健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
任新明极力反对，“你那么大岁数，就安享晚年吧。我来负责你生活，也吃不掉多少。”
“我闲不住。”褚时健说。他向昔日朋友们筹了1000万，包下了哀牢山上2400亩的政府农场。
“当时没敢想大规模。搞规模要投资，我投不起。但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这个橙要搞到最好。所以我起个名字叫‘云冠，云南的冠军。”褚时健对我说。
所谓英雄本色，说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时，怎样找回尊严。
驯化满山的冰糖橙，褚时健用了6年。起初，橙子的味道不行，销量也不畅。全靠褚时健昔日的朋友、徒弟们帮衬，云南的各大烟厂就把哀牢山的橙子消化泰半。
但就像当年褚时健出山并非仅凭时机，现在，他也不想全靠人脉。他又用上了烟厂的那套打法：重视技术，利益共享。事实证明，这在种橙子上同样奏效。
他对肥料、灌溉、修剪都有自己的要求，工人必须严格执行。种橙期间，遇到任何难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看书，经常一个人翻书到凌晨三四点。他不上网，但是每天看报、听收音机。就算在山上，《新闻联播》也是他每天必看的。
“管理果园和管理烟厂一样，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说起种橙子，褚时健谈兴渐浓。他详细地和我说起，以前这些农民在家乡种玉米、种甘蔗，一年就赚一两千块，现在跟着他种果树，一年赚四五万。“每家都有两台摩托。他们原来在老家是最穷的，这才出来打工。现在他们回老家请人吃饭，算是最富的。所以干活才特别周到。”
“云冠”在云南声名日盛。2012年，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经过生鲜电商平台“本来生活”网的社会化营销，“褚橙”挺进北上广，成为全国范围的励志象征。
他再次证明了自己，也为声名所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来拜访，青年想从他那里得到智慧，企业家想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媒体想从他那里得到故事，官员想从他那里得到助力。他们有时候会问很实际的问题，更多时候只是想要一张和褚时健的合影。寻褚，更像一种仪式。
云南新平县褚橙庄园，中间的水塘是冰糖橙的灌溉水源。
在地方政府的盛情下，褚时健不情愿地上马了一个新项目——褚橙庄园。
云南省计划5年内在全省打造100个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庄园。建成后的褚橙庄园，将囊括当地上万亩冰糖橙果园，容纳游客在庄园内吃住。
褚时健并不相信这个投资2000万元的庄园可以产生政府所期待的效益。建这个庄园，他需要出资600万元，其它部分由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三级政府承担。
“一年最多1/3的时间有人来，其余时间都闲置。我一年要拿100多万来补贴这个庄园，不然人家来了吃不好住不好。”褚时健说。
庄园建设和未来迎客，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可以想象，大家来庄园多是想见褚时健，会给这位年迈的老人带来多大的困扰。
“他（褚时健）说如果回绝了，有点对不起来说这件事儿的好心人。政府也是想把这件事做大，以点带面。我们新平种了二十多年橙子。销路一直不行，现在大家都好卖了。”任新明说。
“是‘褚橙让你满足了、甘心了？”我问褚时健。
“也不完全是。搞了这么多年，我感觉我现在全身心都搞不动了。两条腿不行了，心脏、血管都不行了。”褚时健说，自己随时可能因为心肌梗塞而死去。
但接着，他话锋一转，“可我心里还老想着，现在是1万吨果子，过个三五年要搞到五六万吨。这个目标还一直压着我。如果我现在因为这些毛病一下子不行了，我还有点不放心。这个目标怎么实现？品质能不能维持？我还希望再有十年时间，让我把这些都办了。”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句广告语让“褚橙”打动了很多人。 2014年11月20日，褚橙庄园开门迎客，游客如织。褚时健与游客闲聊，逗小孩儿玩。 在他的主持下，2014年果园的土地又被深翻一次，旨在提高保水能力，应对高温干旱天气。 他点燃了一根烟，是“红塔大师”。据说这是红塔集团向褚时健的致敬之作，空心过滤嘴，1000块一条。本来还想让他在上面签名，但顾虑到签名就要对品质完全打包票，他最终还是没签。
“品牌靠质量，一旦质量出问题，这个品牌就不行了。”褚时健希望儿子褚一斌可以继承自己的这片心血，把品牌和质量延续下去。
刚从学校毕业，褚一斌就被父亲安排到烟厂做工人。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他没太多空间设想自己的理想和未来。老父代他做了规划，但不是他想要的。
更难堪的是，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这是褚时健的儿子”。他想往外跑，想给自己争一口气。
刚好一个朋友说有机会去日本留学，褚一斌要奋力一搏，脱离父亲的庇护。褚时健给他的条件是“成家了就可以走”。
这有点像民国时期新青年离家求学前的最后一个任务。褚一斌在半年时间内迅速完婚。1987年，他奔赴日本求学，其后在新加坡定居并从事金融工作。此后，褚家突生变故，盛极而衰，褚一斌一直流寓在外。
“我对老爷子一直很佩服，也同情。作为儿子，我肯定想尽力帮他，但我又不愿把自己牺牲掉。”褚一斌说，起初自己不太想回来，因为父亲实在是个性格很强悍的人。
褚时健家族观念极强，家族的事业需要有人继承。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褚一斌最终还是回到玉溪。他结束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次进入到父亲的事业里。
“我今年五十几岁了，走到哪里还都是‘褚老的儿子。”褚一斌有些无奈。但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对这些也释然了。
褚一斌的做派和褚时健截然不同。尽管也回国干了几年农业，在他身上还能清晰感受到海外生活多年的金融精英气息。
“前年冬天，我一个做基金的朋友来看望老爷子，说您这个东西我给您打包上市多好，老爷子不同意。”褚一斌说。“我相信我父亲对社会进步是理解的。拒绝上市，一个是他年龄大了，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承载不了上市后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直接。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只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在褚一斌看来，眼下“褚橙”的重点还在种植。至于“褚橙”上市，现在不可能，但未来可期。
时代变了，帮助褚时健种橙子的是讲义气、人情味、荣誉感、责任心，但最终烧起来的一把火却是电商的营销能力。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继承者更多的权衡和探索。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我问褚时健。
“让别人去评价吧，我很难评价。但有一点，我在做事的时候，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这是我的优点。”褚时健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