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与京津地区金融资本互动初探

摘 要 近代以来，上海以长江流域经济为依托，京津地区以华北、东北等地区经济为基础，分别发展成为南北区域经济中心，在金融领域则各自形成以江浙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上海系金融势力以及以京津地区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华北系金融势力。随着南北两大经济区域之间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两地金融市场的相互渗透、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银行同业之间的相互扶助亦随之加强，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双边互动关系。两大金融势力的竞争与合作，活跃了地方资本市场，提高了金融资本的配置效率，也推动了南北经济区域之间的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江浙资本，近代银行，华北经济，金融互动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2-0006-08
近代京津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征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两者同属一个经济区域，地理位置相近，华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亦以京津为中心，如天津的出口大宗地毯，即由来自甘肃、蒙古等地区的皮毛，多在北京交易，由厂家织成地毯后，从天津口岸销往世界各地。①另一方面，京津两地金融业的整体性也比较强。在传统金融业中，京津两地的银钱业相互关系十分密切，如有天津商人在北京开办的华昌银号、春源银号、裕康银号、天津恒源银号北京分号②等，北京商业资本在天津开设的银钱号同样势力庞大，在天津银钱业市场形成了北京帮。③近代银行兴起之后，两地的金融关系依然紧密，如金城、大陆等势力雄厚的银行，总行虽设在天津，但直到中央政府南迁之前，业务重心都在北京。例如金城银行成立于天津，但总经理周作民常驻北京拓展行务，1918年甚至还在北京设立总经理处，由周亲自掌控。④此外，由于京、津距离较近，两地银钱往来，“除行化收交照市折价交付银元外，银元收交多以平价交换”，⑤可见，京津地区的金融业已形如一体。作为华北的经济中心，京津地区与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怎么样的？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经济互动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从埠际贸易的角度对上海与京津地区的贸易关系尤其是转口贸易进行了不少探讨，但就两个经济区域之间的金融联系着墨不多，⑥从金融资本互动的角度考察京津与上海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内在关联的认识。
一、南北金融网络的相互渗透
近代银行业兴起后，除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之外，大致形成了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边业银行、四行储蓄会等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系银行势力，以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南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以上海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上海系银行势力。①两股银行势力所代表的华北金融资本与江浙金融资本之间，既有相互竞争，亦有相互合作。
华北金融资本与江浙金融资本的竞争关系可从各自在对方经济区域的金融网络拓展情况一窥端倪。根据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北平共有银行23家，既有中国、交通等国立银行，又有河北省银行等省立银行，还有中南、上海等商业银行，其中，总行在上海的有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货银行等14家，占银行总数的60%以上，这些银行在北平的营业机构多为分支行处。②较早的如浙江兴业银行在1914年就在北京设立了汇兑处，后升格为北京支行。③可见北京近代银行业，以上海的江浙金融资本为龙头。我们再看天津，根据1937年的统计，天津的银行业，“完全为上海系银行势力所占据”，仅从当地银行业的资金力量我们便可以明了，该市银行业中，总行驻在上海的有中央、中国、交通、中孚、中南、大中、国华、浙江兴业、垦业、中国实业、农工、国货、上海、明华、新华、东业等银行，拥有资本总额近两亿元之多，而天津以及华北地区的地方银行，包括河北省银行、大陆银行、边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生银行、殖业银行、裕津银行、中原商业储蓄银行等在内，资本不足四千万元。④由此可见，天津金融领域的情况与北京类似，江浙金融资本的势力不容小觑。
同样，在江浙沪地区，我们也能发现华北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尤其是北京政府结束后，全国政治中心南移，不少以华北金融资本的银行亦将经营重心转向上海。1930年，鉴于国内形势变化，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北平出发，经由天津，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考察，并于当年决定在上海设立展业科，推动金城沪行的发展，1934年又将总处业务科迁往上海，1935年3月，该行董事会认为“年来形势既异，而经济及金融重心，益觉专集于上海”，“京沪密迩，亦有相为呼应之势，同业中已先有将总行迁沪者，本行似难再缓”，正式决定将金城总行、总经理处分别由平、津迁往上海。⑤同时，为扩充业务起见，1930年之后，金城银行在上海、苏州等地增设办事处，江浙地区的营业网络日渐密集。⑥大陆银行成立的第三年，即1921年，就在上海宁波路筹建上海分行，嗣后又陆续在霞飞路、静安寺路、方浜路、虹口等地分设支行数处，⑦依托上海分行，又在无锡、南浔、杭州等地陆续设置办事处，以图招揽业务，直至抗战爆发前，大陆银行在上海地区的营业日益发达，获利优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⑧
从业务上看，华北金融资本业务重心也呈现出逐步南移的态势。金城银行汇款业务中，1921年京津地区占全行汇款业务的81.77%，上海为5.94%，1927年京津地区占72.37%，上海为15.42%，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金城银行的业务重心一直在京津地區。而1927年之后，金城银行的业务逐渐向江浙地区转移，至1937年，京津地区的全部汇款占全行业务的比重只剩下17.57%，而上海则上升到31.65%。⑨为适应业务重心南移的趋势，盐业、金城、大陆三行分别于1934、1935、1943年将总管理处或总行移到上海，京津原营业机构改为分行。江浙金融资本的北上与华北金融资本的南移，相互渗透对方的经营重心区域，彼此在储蓄、信贷、公债、汇兑等各类金融市场上展开竞争。
观察两大金融势力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彼此除了竞争，也有合作。如在相互代理汇兑方面，早在1917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与金城银行签订代理收解合同，由金城代理其在京津地区的款项收解。①192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取消，所有京津地区的收解款项又转而委托大陆银行办理。②1928年，上海国华银行也委托大陆银行办理在北京的收解款项及汇兑事宜。③在不少联合贷款银团中，我们也能发现华北金融资本与江浙金融资本之间的合作。如1936年上海、浙兴与交通、金城等银行发起组织了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以“服务农村社会，提倡工业合作，复兴农村经济”为宗旨，开展农业信贷工作。④1937年，四行储蓄会、金城、大陆、盐业与中国、国货、新华等银行组成贷款银行团，共同扶持国货工业发展。⑤同年，上海、浙兴、四明、新华与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南北方银行加入由中、交两行牵头的渔业贷款银团，各按约定比例出资挽救江浙沿海地区处于破产边缘的渔业生产。⑥
华北与上海两大金融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一段文字似乎可以概况其特征：“过去情形，双方为市场争夺，竞争至烈，相持不下。虽自另一方面观察，在某种情形之下，敌对之两体，间亦共同投资，但以兴趣不同，宾主之分，显然可见，未能真诚合作也。又南四行系为内国银行之先进，而北四行则系华北金融之权威，屹然并存，势均力敌。”⑦
二、以汇兑为中心的区域资金流动
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的汇兑，以天津为中心，“北京国内汇兑行市，向来大概视天津为转移，盖天津为华北商务集中之地，与各埠皆有汇兑往来，北京近在咫尺，自不免被其势力所支配”。⑧作为华北地区的最大通商口岸，天津集中了该区域内的大部分贸易与资金。“藉天津为吞吐之导者，内地是也，而此范围颇广，直隶、山西各处无论矣，即满洲之西部以及西伯利、蒙古皆在天津港势力范围之内。”⑨华北一带的猪鬃、皮毛、山货等土货出口，也多在上海转口，输往各地：“出口以及复出口、土货土产运外洋者，皆须运至上海，再转运外洋”，⑩“北地通商口岸以天津最巨，富商巨贾百货云屯，恒藉上海银根为挹注”。{11}从这些汇兑关系的描述来看，京津地区与上海的汇兑关系十分密切。
在天津，经营申汇的机构主要是银号，由于银号和工商业者交往密切，熟知他们的信用状况和经营业务，且手续简便，费用低廉，受到工商业者的欢迎，银行和工商客户皆委托银号代办。在申汇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往往由跑合铺居中介绍，经纪人从中跑合，天津申汇市场著名的跑合铺有信记、通记、公记等，其中以公记规模最大，各铺经纪人共有二三十人，这些经纪人居间联络银钱行号与工商业者，掌握着天津市场的申汇交易和汇兑比价。{12}1909年，天津钱业公会开始统一议定申汇的电汇行市，每日两次，午后2时和4时开盘。各银钱行号每天将经手的申汇收交差额，委托经纪人寻找对手，达到收交平衡。每天下午2时之后，经纪人即向各行号、洋布庄、棉纱庄等收揽买卖申汇业务，4时左右集中到跑合铺商订本日申汇行市。“如供需基本相等，即大致照昨天行市，由跑合铺介绍卖者；倘卖出多而买进少，即须斟酌提高行市，行市提高（即上海规元落价）暂时停止出卖，而申汇之供给减少，同时因规元落价，便不欲购进申汇者乘机买进，买卖数量大体相符合；反之买多卖少，则斟酌压低行市，使买者减少卖者增多，供需又相抵”，{13}申汇成交后，买卖双方当日分别以电报通知上海对方的收付款行号，次日上午买卖双方正式收交，上海的两对方行号也同时收交。
华北地区的申汇市场，均以天津申汇为中心，因为天津行化银与上海规元之间向有平价，而天津与其他各地，除北京和营口外，均無银两平价，天津向其他各地汇款，只能以两地各自对上海的平价折算，由此形成天津对全国各地的汇兑，无不和上海发生联系：“津市华商银行，悉数经营内汇业务，通汇地点广及全国各大城市，中以对上海汇划为最繁。”①天津的各银行号每天汇入汇出必然出现差额，若汇出多于汇入，轧差后占用上海方面资金，必须通过买入申汇的办法予以弥补，或汇出少于汇入，轧差后上海方面占用天津方面资金，又必须通过卖出申汇将此部分资金调回。②20世纪初，天津的申汇市场规模还比较小，据统计，1909年“津郡汇票每日扯算，不过十万左右”，③民国之后，天津的申汇市场迅速成长，规模亦逐渐扩大，1921年天津申汇每日成交数额已达30万～50万两，最少时也有10万两，至1933年废两改元前夕，每日成交额经常保持在40万～50万两左右。④1946年从天津汇出的款项上海一地占58%，汇入的款项中，从上海一地汇入的占66.1%。⑤1947年中央银行在关于华北地区的金融状况检查报告中也总结道：“津市行庄汇兑业务中有一明显之迹象，即来自华北腹地之资金集中津市，转向南流，自北平汇入，向上海汇出之汇款为汇兑款项中之主流，几成固定形势。”⑥
汇兑的形式，有电汇、票汇、信汇、条汇等数种，“汇水成立之要素，一曰银根之松紧，二曰运现之费用”，银根之松紧，是影响汇兑成本的首要因素，“各银行收入汇水，本属一种手续费性质，故当时不能不估计汇往地方之市面金融情形，如该地银元宽松，厘价低落，则收水较低，否则较大。但有时汇往地方，因出口减少之关系，金融奇紧，理应收水较高者，各银行反而揽做汇交，不但汇水未增，抑且减轻汇水甚或倒贴”。⑦如果汇往地方，因特殊关系，非运现接济不能照交者，银行还必须考虑扣除运现的费用，以1917年从上海运现银到北京为例，除按照当年上海规元与北京公砝之间的汇价即公砝1000两合规元1057.88两，规元1000两合公砝946.04两折算之外，还须扣除自沪至津轮船水脚每千两约2.5两、自津至京车力1.75两、码头捐0.33两、保险费0.7两、木箱费0.175两、人力0.05两、运输时间按周息五厘六天计算0.85两，每千两运现成本共6.355两。这样的话，由上海运送规元1000两到北京，扣除了上述费用后，只能以993.64两计算，合公砝940.02两。⑧随着银行营业汇兑机构的逐渐增多，以及银行间相互代理收解关系的日渐成熟，上海与京津之间的汇兑很少有需要通过运现的方式实施汇兑的现象。
京津与上海之间的汇兑，最早由票号执掌，如著名日升昌票号在1886年时即已在京、津、沪三地同时设分号，经营上海与京津之间的汇兑业务，据清末各地票号数量统计，北京、天津、上海三地是票号最集中的三个城市。⑨1906年日升昌上海分号收汇328.6万两，交汇331.7万两，京津地区收汇209.8万两，交汇214.3万两，是该号汇兑业务最大的两个区域。⑩当年该号在两地的汇费收入分别为28942两和54527两，{11}可谓是获利丰厚。如前所述，钱庄兴起后，逐渐取代了票号在国内汇兑业务中的位置，由两地钱庄把持的申汇市场日渐形成，曾有天津业者感叹：“全市之汇价，悉听命于少数跑合之手。”{12}近代银行成立后，不少都致力于发展国内汇兑，特别是几家大银行，在他们的章程中，都把经营内汇业务同存款和放款并列，“存、放、汇”成为银行的三大业务。大银行资金雄厚、信誉高，分支机构众多，在开展汇兑业务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1927年前后，天津已有中外银行34家，汇兑成为各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13}30年代以后，上海的内汇市场亦基本上已被中国、交通、上海等几家大银行所包揽。{14}
金融汇兑之外，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的现金流动亦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金融互动内容。以流动量最大的银元为例，①1922～1931年十年间，从华北地区流往上海的银元为4127.2万元，其中从天津流出的数额为2992.4万元，占流入上海总量的3.414%，是排除杭州、南京两地因系铸币厂所在地因素之外，向上海输出银元较大的区域之一，仅次于与上海咫尺之遥的镇江。十年间上海输往天津地区的银元为6939万元，占全部输出总数的10.123%，是最大的银元输出区域。②通过这个统计我们可以基本判断，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现金出入区域。
京津与上海路途遥远，是什么因素诱发两地之间数额巨大的现金流动呢？
首先，金融季节的差异是两地现金流动的首要因素。京津与上海因覆盖的区域经济条件不同，尤其是社会生产的性质不同，各自的金融季节有所差异。两地金融季节的大致对比，参见表1。
观察表1关于两地金融季节的比较可知，上海第一季2～3月商业大都尚未开市，银洋存底丰厚，且少有用途，故市场表现十分宽松；第二季4～6月长江流域丝、茧、茶等大宗出口商品上市，且又是端午结账日期，洋元需求量日增，故现金十分紧俏；第三季7月份各业无甚大宗业务，市场平平，现金需求量减少；第四季8～10月棉花、小麦、杂粮等接连上市，且处于中秋结账之时，各业需款孔殷，金融市场十分紧迫；第五季11月市场交易种类与交易量平平，银洋无大量进出，金融市场极为平和；第六季12月至次年1月，正处年底结账之期，商贾需用现金甚紧。③京津方面，10～12月金融市场最为吃紧，因为这一时期华北的农产物品如棉花、小麦、高粱、芝麻、花生、核桃仁、杏仁等，先后登场，或运至京津地区销售，或当地商人赴内地收买，需用款项极多，市场上洋厘市价无形被推高。2月年关虽贸易基本停滞，因年底结账所需，银元与行化需求量也十分巨大，但因时不若农产上市时期大量现金流入内地，银钱行号银底较丰，厘价一般很难出现大涨。3～5月天津白河及其支流解冻，蒙古、绥远甚或甘肃等地皮毛贸易逐渐兴旺，京津地区作为皮毛的加工与出口集中地，现金需求有所紧张，但与秋冬季相比，则要缓和得多。6～9月京津无大宗商品贸易，商业疲软，市面银根异常宽松。④
对比京津地区与上海之间金融季节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两地金融季节的时段既有相同，又有差异。如两地在年关前后市场上的现金都比较紧俏，而5～8月京津的银钱市场相对轻松，上海则因长江流域丝、茶大宗的上市而银根趋紧。金融季节的差异，给两地的现金流动提供了可能，京津的银钱行号“多在上海设有寄庄，常川委派专员，俗称津客，逐户办理调剂款项事宜……故当本地银根松动时，各银行号均将款項调往上海活动，遇本地银根紧急时，亦以向上海调款为主要之应付方法”。⑤
其次，平衡埠际贸易导致的收支失衡引发的现金流动。埠际贸易的交割必然会引起地区间现金流动，当两地的贸易基本平衡时，资金流动可以通过汇兑方式解决，而当贸易差距过大时，巨大的贸易差额以汇兑的方式实现平衡往往代价过高，反而不如运送现银经济。京津地区与上海的埠际贸易中，京津地区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如1936年天津输往上海的商品总值为3253万元，同年上海输往天津的商品总值为6254.9万元，①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时人在梳理上海、平津、汉口三地的现金流动关系提到：“平津与汉口，一为行化码头，一为洋例码头，对于生银尚多需要，故进出口均有往来，惟天津需要现银，远甚于汉口，而输沪之现银，远不如汉口，结果汉口之现银，一往一来，差额不大，而天津则有巨大之入超，计十年来净进银两至四千一百余万两之巨，由此可知天津输往上海之货物总值，必远大于上海输往天津者，故需利用银两之输出，以为挹注之道也。”②
再次，其他各类突发事件导致的现金需求。如1933年初日本为巩固伪满洲国政权，关东军在东北及华北地区发动了接连的军事行动，1月攻占山海关之后，2月下旬又展开针对热河与长城一线的作战，导致华北地区形势空前紧张，③动荡的局势使“平津人心浮动，纷向银行换款，当地金融甚为紧张”，京津市面一时银根短缺，各银钱行号纷纷告急，上海金融业为保金融稳定，亦出手相助：“本埠各银行在平津设有分行者，为调剂金融起见，咸运送现洋，前往接济。”④又如1934年白银风潮中，上海白银大量流出，导致市面现金紧张，天津金融市场亦被波及，当地白银汇水高涨，天津中国、中央、交通三行“转请沪方总行运现款500万来津，藉资调剂金融，安定社会人心”。⑤
三、金融危机中的南北互助
两地贸易与金融互动越密切，相互受对方金融风潮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大。近代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恶劣，再加上银行业自身制度不良、管理不善，以及市场竞争、监管不力等因素的作用，可谓是风潮迭起，银行业者处于风声鹤唳之中，一旦有风吹草动，即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金融风潮。尤其对于具有发钞权的银行而言，因其钞券流通于社会各个领域，与其他银行也存在复杂的钞券汇兑、保管、抵押关系，一旦倒闭，造成钞券挤兑的连锁效应，对金融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偶有发钞银行因各种原因倒闭，京津与上海的银行同业往往果断抛弃地域本位主义，合作开展善后清理工作，尽可能地避免个别银行倒闭事件发展成为波及整个行业的金融风潮。在这方面，中法实业银行倒闭及其钞券清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中法实业银行成立于1913年7月，系中法合资银行，成立之初额定资本4500万法郎，分为9万股，其中法国银团投资2/3，中国政府认购1/3，总行与董事会设在巴黎。⑥中法实业银行甫一成立即从北京政府财政部获得发钞权，凭借中法合资的身份、雄厚的资本以及发钞权，中法实业银行在华业务进展迅速，短短数年，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汉口、济南、昆明、广州、福州、汕头、香港、奉天等地开设了分支行。⑦中法实业银行发行的钞券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与500元六种，流通于国内各地。1916年中交停兑风潮后，两行所发钞券信誉受到影响，中法实业银行则趁机在京津地区增发钞券甚多，至1921年7月该行倒闭前夕，共发行钞券224.86万元。⑧但业务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实际上自1918年之后，该行的经营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北京分行接连投资失败，以致资金周转出现紧张，为挽回颓势，该行不惜多次抽调资金参与巴黎股票市场投机，结果每次都惨败而归。正当资金紧张之时，又遭到存户以及工商行号的提存索欠，终于致使该行的资金链彻底断裂。⑨
1921年7月2日，中法实业银行北京分行代表在巴黎总行宣布即日起中国境内所有分支行暂停营业。当中法实业银行停业的消息传开，国内金融市场激烈波动，上海银拆在7月3日当天出现暴涨，“上午涨至六钱，下午更是增至六钱五分，拆息之高，实为半年以来所仅见”，①挤兑风潮一触即发。情况危急之下，北京银行公会迅速做出反应，于7月3日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向社会发出代兑通告，謂“所有该行发行印有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字样之银元钞票，由本公会暂行垫款代兑，至该行存款及其他债务，应由该行自行清理，本公会业于七月三日共同议决，当与驻京法国使署及该银行妥商办法，一俟各种手续办妥，即行布告代兑日期”，②一方面又通电全国各主要商埠银行公会及各行之分支行，宣告由华商银行代兑中法实业银行钞券。③北京银行公会虽发出代兑的倡议，但实际代兑工作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法实业银行钞券的流通区域并不集中，而是分布于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奉天等地，这就决定了须由上述各地银行的全力配合才可能完成代兑工作；因事出紧急，北京银行公会事前并未与各地银行公会进行充分沟通，其提出的代兑主张能否得到各地银行业的一致认同仍是未知数；尽管财政部承诺为银行代兑垫款担保，但担保基金并未得到切实确认，代兑之后银行垫款是否能得到及时补还，依然是个问题。在这些重大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北京银行公会通告代兑中法实业银行钞券，是冒着巨大的责任和利益风险的。
庆幸的是，北京银行公会的代兑主张几乎是立即得到各地银行业尤其是上海的支持。北京银行公会的通告发出之前，上海已有媒体披露中法实业银行即将停止兑现的消息，④7月3日，中法实业银行在《申报》发布启事，正式宣告暂停兑现，⑤在银行业拥有领袖地位的上海银行公会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维持办法，参会银行共同认为，该行钞券一旦停兑，必于营业影响甚巨，华商银行业应积极应对，以消弭挤兑风险隐患。7月4日，法国驻沪总领事与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盛竹书、副会长钱新之以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共同前往中法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将该行在沪发行钞券簿据，详细检查，会同签字，将所有已行收回与尚未发行之钞券，均交由法国驻沪总领事保存。⑥经盘点清查，中法实业银行在上海的钞券数额，已在市面流通与已经收回者共计132万元，其中该行此前因业务往来收回存储在行内的钞券56.8万元，市面流通未收回数额共计75.1928万元。⑦同日下午，上海方面接到北京银行公会通告，经会议讨论，一致赞同北京银行公会的主张。⑧7月6日，上海银行公会召开讨论钞券代兑事宜会议，与会银行一致赞同从速筹备代兑手续，所有兑现之款，由各银行分别认垫，并决议于13日起开兑。⑨嗣后又有汉口等地银行公会陆续通电赞成北京银行公会的代兑主张。⑩
在各地银行公会、财政部等各方的全力配合下，代兑工作在各重要城市有序开展，从7月13日至8月13日止，各地代兑中法实业银行钞券数额如表2。
由于各地银行公会采取及时代兑措施，中法实业银行倒闭并未引发大规模的挤兑风潮。银行业主动代兑该行钞券的动因，诚如1923年胡笔江致函《字林西报》时所说：“华银行之代兑中法钞票约有二大理由：一则出于友谊，一则因中法银行倒闭后，恐引起社会恐慌也”，“盖中法钞票之废弃，非独完全损害中法银行之本身，亦且间接影响其他银行，若华银行不仗义出而维持，则一般之持钞者，不论其为任何银行之发行，必往而兑现，充其势，必致金融紊乱，此则当时凡关心大局者所以亟亟为之设法也”。①代兑结束后，经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银行公会与财政部、中法实业管理公司、法国驻华使馆等多方交涉，最终于1925年7月，由法国政府电令东方汇理银行自金法郎案余款项下拨出193万元，交由中国银行分还各垫款银行，1926年3月，北京政府财政部又拨还各银行垫款利息共133万余元。②
在此次事件中，各地银行公会本着银行业集体安全之目的，在并无确实担保的情况下，毅然动员各银行垫款代兑中法实业银行钞券，得到各银行公会会员银行甚至非会员银行的积极响应，反映了银行业在经历了数次挤兑风潮之后，认识到金融风潮面前，没有哪一家银行能够独善其身，只有银行业抛弃地域成见，共同合作，谋求行业的集体安全，才能真正保证自身业务与资金的安全。种种事实证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银行公会主持下，近代银行业在同业互助与合作方面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集体安全制度，大大提高了银行业应对金融风潮的实力与水平。
综上述之，上海与京津各自以长江流域、华北为经济腹地，分别发展成为南北方最大的通商贸易区域，两个经济区域之间依靠埠际贸易为基础，以银行网络的相互渗透、金融资本的区域流动、金融领域的同业互助为主要形式，使江浙金融资本与华北金融资本在相互竞争、区域流动、同业互助等方面形成了多面的互动关系。双方的金融互动，不仅有利于推进南北两大经济区域的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也深化了区域金融之间的联系，使国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得以加强，对提高近代金融业的整体水平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王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Beijing-Tianjin region was the economic center in north China， Shanghai was the financial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The financial capital interacted with the mutual infiltration of financial networks， regional flow of bank funds and interbank cooperation in the financial field developed rapidly.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interactions， the entrepot trade formed a multi-facet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major economic regions. The interac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not only developed the bilateral commercial trade，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links between the two major economic regions of modern China， and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Key Words： Financial Capital in Shanghai， Modern Banking， Economic of Northern China， Financial Capital Inter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