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斋德风 学而不已
何悦驰++江沛
摘 要魏宏运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对中国现代史、抗日根据地与华北农村社会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深入华北农村进行资料收集与社会调查，并先后访问国外多所大学，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对历史教学方法有独特的理解。多年来坚持奋斗在历史教学的第一线，为现代史研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关键词魏宏运，历史教学，中国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0-0003-06
魏宏运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46年先生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从此“走进历史学科”，①1948年又转入南开大学，领导天津地下党一部工作。195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历史系支部书记、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委员会历史学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委员、天津历史学学会会长、《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荣誉会长、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魏先生耕耘杏坛半个多世纪，对历史教学、培育人才有着独特的方法与坚守，也曾访问美英等10几个国40多所大学，视野开阔，博采众长，其弟子多执教高校，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多有成就。
魏宏运先生早年对中国古代史有浓厚兴趣。1951年留校任教后，曾撰写《民族英雄——史可法》并得到著名史家、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的关注。据魏先生回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不大把现代史当作一门学问，历史研究当然是越古越有学问。各高校历史系也没有近现代史专业”。②当时国家大力倡导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提出厚今薄古。先生在考虑研究方向时，“思想上经历了一段矛盾的过程，一度徘徊于研究古代史还是现代史之间”。③
期间，受吴廷璆先生推荐，魏先生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并负责审阅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稿件，同时解答刊物问答专栏中现代史相关问题。先生为此接触和阅读大量近代史相关书籍材料，以充实自身，这是他逐步进入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契机之一。对于离开中古史研究进行学术转型，魏先生坦然接受了：“我就在历史系蹲着，守着历史系这个摊儿。当然那个时候都是工具，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我们只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握自己的方向，锲而不舍，才能出成果。”④此后先生更是应郑天挺先生要求，担任了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从此逐步走进现代史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先后涉猎孙中山、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周恩来、抗日战争和华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魏先生常称转向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某些偶然性”。①1979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中，他受当时财政部财政经济科研所副所长的邀请，参加了搜集整理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料项目。先生凭借其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多年的研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机会，全力投入到这一领域。此后由他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4卷）、《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2卷）共800万字的史料，大大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先后花费近10年时间，深入华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对史料进行了搜集与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关材料。资料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作为中国研究者的声音真正参与到国际学术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先生更是成为国内这一领域的领衔者。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三谷孝教授找到魏先生，希望中日合作共同进行华北农村口述材料的搜集。先生也将这次转向称作一个“偶然”，②然而在南开社会史蔚成风气的环境中，先生将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的思路，转而与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并寻求新尝试，又似乎是一种学术转向的必然。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工作者，50余年来魏宏运先生始终奋斗在历史教学的第一线。他对教育事业和育人有着深厚感情：“我总是希望他们从我的讲课中得到启示和智慧，茁壮成长，这是园丁的期望。”③魏先生坚持将学术动态、个人研究兴趣与教学相结合，始终保持着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提升教学水平的教育理念。他除了为中文系、外文系开设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公共课外，也相继为历史系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代史、五四运动史、武汉国民政府史、土地革命史、南昌起义史等，晚年更通过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方法论等课程，为博士生有针对性地讲解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方法、华北农村调查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先生不仅学贯古今，也因早年在辅仁大学打下的英语基础，对所指导博士生的专业英语时加指点。由于当时博士生导师需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魏先生于1986年获批成为中国现代史领域最早的博导之一，他通过自身的研究方向，影响并带动所指导的不少学生投入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华北区域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中。先生并不要求学生的研究方向和自己相同，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和掌握的史料进行选题，提倡在选题时要小题大做，弄清问题意识所在，学习相关理论知识，深入发掘史料，尽量体现出创新和学术的深度与高度。
魏先生重视历史教学，并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他说：“做教师首先要严格自律，注重道德修养，增进自己的‘学和‘识，和对学生的热爱，韩愈在《师说》中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我影响很深。”④他认为：“教师的职责是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教给年轻的朋友，使其在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⑤与一些研究者轻视教学的看法不同，先生非常享受教学带来的收获：“我深感教、学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行动，正所谓教学相长，我深得其益。同学常常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問题，需要自己去探索。”⑥先生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证明，优质的历史教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没有研究，教学就提不高。要将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我的一些课就是在写出论文的基础上开设的”。⑦
为配合教学需要，1978年4月起，南开大学与杭州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师合作，为本科历史教学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上下册），推魏先生为主编；1979年4月，编写组决定编写教材的配套资料《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全5卷）。1980年教材出版后，填补了相关教材的空缺，陆续被国内百余所大学所采用，香港地区还进行了翻印。此后，先生还和梁寒冰共同组织南开大学教师编写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198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发出邀请，请刚刚自美国讲学归来的魏先生，根据自身经验，为外国大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编写简明易懂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1992年此教材出版后，被新加坡大学指定为中国历史学科教材。对于编写面向历史初学者的教材，先生同样认真，很重视其为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及培养史学后来者的启蒙作用，并将之视作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它要求事实准确，观点客观，文字叙述简约，还要有理论的指导。我是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水平，特别是思维辨别能力的方面。”①
魏先生课堂风格认真活跃，包容性很强，鼓励学生开阔思想，不拘一格多提问题，这对老师的知识储备和课前准备有很高的要求。虽然先生自称“当了一辈子园丁”，但他仍然对自己要求严格，认真备课，从不大意：“做讲座总是尽量准备得充分一些，平常讲课也是这样。”②他时常提醒学生，不要总埋头记笔记，要注意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根据老师讲授的线索看书自学更为重要。在日常教学中，魏先生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接触史料，反复提及研究中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同时重视对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要求学生阅读一些理论著作提升理论水平，魏先生强调：“理论思维发挥的程度，决定着你研究的水平和质量。”③
魏先生借鉴国外课堂经验，将“研讨模式（Seminar）”④引入博士生培养，每周六坚持为学生开设读书会，介绍学界动态或热点，分享会议与新书信息，鼓励学生们进行讨论，时常邀请知名学者到访讲学。⑤在199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便提出了将这一模式引入课堂的设想，认为这一模式非常适合博士生教学：“博士生大都有几年的教学、科研经验，至少当过研究生。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是不同的‘门风熏陶出来的，采取Seminar的方式，定期交流学习和科研心得，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持之以恒，必有收效。”⑥
魏先生十分重视史学同行间的国际交流，他认为，“就中国现代史这一学科而言，不能认为它只是中国人的学问，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早就国际化了”，⑦加上西方学者治学路径与中国有很大差异，在社科理论的发展上也走在前面，因此及时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动态便十分重要。先生本身英語基础较好，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时常能接触到史学最新动态，“在讲课时，我经常介绍海内外关于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并讲授我对这些争论的评价，使学生们熟悉学术动态并激发他们的思考”，⑧努力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先生特别强调外语学习对于研究和交流的重要性：“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看外文资料，就限制了自己的视野。”⑨他本人每天坚持阅读China Daily，经常挑选英文材料让学生当堂朗读并进行翻译，鼓励学生多说多练，在实践中提高英语水平。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任系支部书记的魏宏运与郑天挺先生号召历史系同仁攻读外语与古汉语，将之戏称为“两座大山”。⑩先生曾对一些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国学基础薄弱、照搬西方新概念的状况表示担忧，认为“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必须知中知外，知古知今”，{11}强调“好的观点必须有美的语言表达”，{12}对写作中滥用连词、助词的情况深恶痛绝。作为主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他时常要求学生阅读古籍，锻炼古汉语基础以改进文风，力求行文凝练、水到渠成。
1983年，魏宏运先生受富布赖特基金会{13}聘请赴美讲学两学期。他将这一年的任教回忆写作《蒙他拿大学讲学琐记》，{14}赞扬该校学术氛围良好，并记录下美国学生的提问以作比较。先生坦言收获良多：“那里的学术活动很多，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我经常接到请柬。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机会，便有请必到，既开阔眼界，也增加了见识。”①这些活动，促进了魏先生学术观念的更新。回国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把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研究动态和思潮带入课堂教学，以便开拓学生的视野。先生重视国际会议的交流，尤其注意来自不同背景下学者观点的碰撞，他说：“多国学者在一起交流研究成果，的确可以增进知识，开阔眼界。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可以深化或端正对历史的理解，使人产生新的思考，更深入地调查历史的真实，引导研究走向更高的水平。”②
1990年春，由于魏先生在华北农村区域社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日本一桥大学的三谷孝教授找到魏先生，希望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展国际合作，共同主持华北农村社会调查，魏先生欣然同意。日本方面由三谷孝负责，顾琳、笠原十九司、内山雅生、浜口允子、末次玲子、中生胜美参加。魏先生主持中国方面，组织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大半力量参与调查，并动员青年学者参与这次跨国合作，学习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锻炼搜集材料的能力，影响并带动了一批学生投身到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行列。
先生多次邀请其外国学友访问南开大学，美国的范力沛、弗里德曼、林达福瑞，德国的李博，丹麦的李来福，日本的野泽丰、山田辰雄、池田诚、顾琳、笠原十九司、三谷孝、滨口允子、内山雅生，韩国的李炳柱等著名学者，先后前来南开讲学，促进了国内外史学观念的交流，也为青年学生搭建了与外国学者接触的桥梁。冯崇义、祁建民、李恩民等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出国深造并获得国外大学教职的。魏先生还与英国、日本学者联合培养博士生，鼓励自己指导的学生出国深造，他认为“只有走出去，才有比较，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提高”。③
在历史研究与教学过程中，魏先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运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现代史研究还不成熟，一些文章写作多大量运用二手材料，无法在研究中展现丰富而复杂的真实历史进程，甚至会出现不少错讹之处，贻害无穷。魏先生认为：“历史是过去存在过和发生过的事情，不能虚构。”④“我们搞历史，必须依靠资料，凭空说话很快就站不住脚了。”⑤因此，他坚持使用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在教学中更是以身作则带动学生，“把自己所见到的参考书刊，展示给同学，搞图书展览，让他们见到实物，而不是空口去谈”。⑥以引导历史初学者接触原始史料。
重视材料，并不意味着完全盲从材料。魏先生经常教育学生，引用史料时要慎重，要注意甄别真伪，史料必须配合一定的论述说明，否则“就是死材料”。⑦先生曾说：“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如何处理和运用好史料则又是史学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⑧对于西方学者文章中理论色彩较浓，日本学者文章中具体叙述较多的写作风格，先生认为“应该取其所长，补己之短”，⑨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只要有正确资料，就可以有新的论述”。⑩
魏先生家的书房，是由十几个书柜组成的，组成了一个书籍小天地。他的藏书中有许多民国时期珍稀书报，也有一些珍贵史料。主政历史系时，他主持添购资料性书籍，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自己的经费购置了全套的《申报》《大公报》，建成了中国现代史专业资料室。在教学研究中，魏先生劝学生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读书的量决定着你的研究水平。他感慨：“历史系则必须在资料室或搞调查，这个学科需要你坐下来。”{11}
魏先生著作等身，研究成果颇多，有《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等专著，影响深远。他还亲自搜集并整理大量史料，为后来者的研究铺平道路。他曾纠正一些人轻视资料整理的观念：“搞资料是可以的，这个是基础，为研究铺平道路是好事。不要小看资料，搞资料也是一种学问。”①年轻时他勘定《孙中山年谱》，几经周折于“文革”结束后出版，是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先生在书中采用夹叙夹议的编写手法，着重展现了孙中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受到了学界赞许，推进了孙中山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起，魏宏运先生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及华北区域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先是由财政部支持，深入华北农村搜集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财政史资料10余年，并将成果进行整理，先后出版了400余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全4册）和600余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全2册）。这两部大型资料集，受到海内外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被中外研究者大量引用。他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等著作，也是依靠对农村社会史料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后所展开的研究。
魏先生对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史非常重视，他曾强调：“搞现代史的，你要注意搞社会调查，这是最基本的。”③他率先将社会调查的方式引入华北区域社会史和抗战史研究中，认为“田野调查，既可以补充课堂上知识的不足，又可以实际锻炼研究历史的方法”，④历史往往是复杂的，鉴于此，“研究现代史如不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去调查，是难以了解并正视世界的复杂现实的”，⑤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基于研究实践，先生也向学生强调了口述材料的重要性：“口述史从一个侧面可以丰富历史，丰富思想，只要认真如实地记录，就有收获。”⑥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性，许多当事人和见证者尚健在，口述材料具有生动多面等特点，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辅助作用尤为突出。他认为：“古代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就要依靠地下发掘；现代史研究要突破，就应走向农村和城市，把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结合起来。基层社会的变迁，广大群众怎样接受政府的政策，这类问题都可以在生动的口述史中找到答案。”⑦
在魏先生与日本学者合作的华北农村社会调查项目中，两国研究者相继赴北京的顺义沙井村、良乡吴店村、天津的静海冯家村、山东省平原县的后夏寨村、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村访问考察，搜集了大量口述材料。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调查材料的基础之上，追踪这5个村庄直至90年代的变化发展。调查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涉及家族家庭、村政权、农业、副业、商业贸易、教育、信仰、秘密结社、风俗习惯、乡土文化等。所获得的资料被编辑整理成书，先后用中日两种文字出版。日文版《中国农村变革、家庭、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上下）出版于1999年和2000年，中文版《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全4卷）在此基础上补充相关材料，于2012年出版。中文版史料近千万字，倾注了魏先生大量心血，作为一份以农民自述为中心的乡村变迁史的真实记录，这是国内目前最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与访问的成果，居于国内外社会史研究前沿，赢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许。全书付梓之时，魏先生已近米寿，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学术追求，回顾多年来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经历，他感觉受益良多：“20多年来，我经常下农村，汲取营养资料，撰写文章，表述农村的发展变化，我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主要应看农村底层社会进展如何，纯粹谈政策，容易犯空泛毛病。”⑧
魏宏运先生谦虚刻苦，笔耕不辍60余载，退休后也未曾间断，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历史研究与教育事业。他说：“历史研究是永无枯竭的。作为历史工作者应不断接受新事物，汲取营养，学习、借鉴中外学术大家的修养和经验，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①他将书屋取名为“锲斋”，取“锲而不舍”②之意。先生这样解释“锲”字的意义：“还在幼年读书时，荀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名言，即已铭刻于心，它时时鼓励我前进，使我受益颇多。及至学了历史，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少事与物，都使我与‘锲字结缘。”③他称：“我不是聪明人，但相信自强不息，就可以有所作为，取名‘锲斋，正可借以鞭策自己。”④“我給自己的画像是：守愚而能苦学。‘锲字是符合我的实际的。研究学问的确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计较得失。”⑤
正所谓：君子之德风，教化有道，锲斋为范；学而不已矣，笔耕无止，后学楷模！
【作者简介】何悦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摘 要魏宏运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对中国现代史、抗日根据地与华北农村社会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深入华北农村进行资料收集与社会调查，并先后访问国外多所大学，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对历史教学方法有独特的理解。多年来坚持奋斗在历史教学的第一线，为现代史研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关键词魏宏运，历史教学，中国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0-0003-06
魏宏运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46年先生考取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从此“走进历史学科”，①1948年又转入南开大学，领导天津地下党一部工作。1951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历史系支部书记、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委员会历史学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委员、天津历史学学会会长、《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为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荣誉会长、澳大利亚中国省市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魏先生耕耘杏坛半个多世纪，对历史教学、培育人才有着独特的方法与坚守，也曾访问美英等10几个国40多所大学，视野开阔，博采众长，其弟子多执教高校，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多有成就。
魏宏运先生早年对中国古代史有浓厚兴趣。1951年留校任教后，曾撰写《民族英雄——史可法》并得到著名史家、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先生的关注。据魏先生回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人们不大把现代史当作一门学问，历史研究当然是越古越有学问。各高校历史系也没有近现代史专业”。②当时国家大力倡导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提出厚今薄古。先生在考虑研究方向时，“思想上经历了一段矛盾的过程，一度徘徊于研究古代史还是现代史之间”。③
期间，受吴廷璆先生推荐，魏先生参加《历史教学》编委会并负责审阅中国现代史方面的稿件，同时解答刊物问答专栏中现代史相关问题。先生为此接触和阅读大量近代史相关书籍材料，以充实自身，这是他逐步进入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契机之一。对于离开中古史研究进行学术转型，魏先生坦然接受了：“我就在历史系蹲着，守着历史系这个摊儿。当然那个时候都是工具，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我们只在可能的范围内把握自己的方向，锲而不舍，才能出成果。”④此后先生更是应郑天挺先生要求，担任了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从此逐步走进现代史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先后涉猎孙中山、南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周恩来、抗日战争和华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
魏先生常称转向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某些偶然性”。①1979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中，他受当时财政部财政经济科研所副所长的邀请，参加了搜集整理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料项目。先生凭借其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多年的研究，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机会，全力投入到这一领域。此后由他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4卷）、《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2卷）共800万字的史料，大大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先后花费近10年时间，深入华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对史料进行了搜集与整理，并出版了一系列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关材料。资料一经出版，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作为中国研究者的声音真正参与到国际学术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先生更是成为国内这一领域的领衔者。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三谷孝教授找到魏先生，希望中日合作共同进行华北农村口述材料的搜集。先生也将这次转向称作一个“偶然”，②然而在南开社会史蔚成风气的环境中，先生将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的思路，转而与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并寻求新尝试，又似乎是一种学术转向的必然。
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工作者，50余年来魏宏运先生始终奋斗在历史教学的第一线。他对教育事业和育人有着深厚感情：“我总是希望他们从我的讲课中得到启示和智慧，茁壮成长，这是园丁的期望。”③魏先生坚持将学术动态、个人研究兴趣与教学相结合，始终保持着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提升教学水平的教育理念。他除了为中文系、外文系开设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公共课外，也相继为历史系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设了中国现代史、五四运动史、武汉国民政府史、土地革命史、南昌起义史等，晚年更通过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方法论等课程，为博士生有针对性地讲解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方法、华北农村调查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先生不仅学贯古今，也因早年在辅仁大学打下的英语基础，对所指导博士生的专业英语时加指点。由于当时博士生导师需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魏先生于1986年获批成为中国现代史领域最早的博导之一，他通过自身的研究方向，影响并带动所指导的不少学生投入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华北区域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中。先生并不要求学生的研究方向和自己相同，鼓励学生根据兴趣和掌握的史料进行选题，提倡在选题时要小题大做，弄清问题意识所在，学习相关理论知识，深入发掘史料，尽量体现出创新和学术的深度与高度。
魏先生重视历史教学，并有自己的一套原则。他说：“做教师首先要严格自律，注重道德修养，增进自己的‘学和‘识，和对学生的热爱，韩愈在《师说》中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我影响很深。”④他认为：“教师的职责是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教给年轻的朋友，使其在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⑤与一些研究者轻视教学的看法不同，先生非常享受教学带来的收获：“我深感教、学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行动，正所谓教学相长，我深得其益。同学常常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問题，需要自己去探索。”⑥先生通过多年教学实践证明，优质的历史教学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没有研究，教学就提不高。要将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我的一些课就是在写出论文的基础上开设的”。⑦
为配合教学需要，1978年4月起，南开大学与杭州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师合作，为本科历史教学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上下册），推魏先生为主编；1979年4月，编写组决定编写教材的配套资料《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全5卷）。1980年教材出版后，填补了相关教材的空缺，陆续被国内百余所大学所采用，香港地区还进行了翻印。此后，先生还和梁寒冰共同组织南开大学教师编写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198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发出邀请，请刚刚自美国讲学归来的魏先生，根据自身经验，为外国大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编写简明易懂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1992年此教材出版后，被新加坡大学指定为中国历史学科教材。对于编写面向历史初学者的教材，先生同样认真，很重视其为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及培养史学后来者的启蒙作用，并将之视作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它要求事实准确，观点客观，文字叙述简约，还要有理论的指导。我是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水平，特别是思维辨别能力的方面。”①
魏先生课堂风格认真活跃，包容性很强，鼓励学生开阔思想，不拘一格多提问题，这对老师的知识储备和课前准备有很高的要求。虽然先生自称“当了一辈子园丁”，但他仍然对自己要求严格，认真备课，从不大意：“做讲座总是尽量准备得充分一些，平常讲课也是这样。”②他时常提醒学生，不要总埋头记笔记，要注意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根据老师讲授的线索看书自学更为重要。在日常教学中，魏先生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接触史料，反复提及研究中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同时重视对学生理论思维的训练，要求学生阅读一些理论著作提升理论水平，魏先生强调：“理论思维发挥的程度，决定着你研究的水平和质量。”③
魏先生借鉴国外课堂经验，将“研讨模式（Seminar）”④引入博士生培养，每周六坚持为学生开设读书会，介绍学界动态或热点，分享会议与新书信息，鼓励学生们进行讨论，时常邀请知名学者到访讲学。⑤在199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便提出了将这一模式引入课堂的设想，认为这一模式非常适合博士生教学：“博士生大都有几年的教学、科研经验，至少当过研究生。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是不同的‘门风熏陶出来的，采取Seminar的方式，定期交流学习和科研心得，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持之以恒，必有收效。”⑥
魏先生十分重视史学同行间的国际交流，他认为，“就中国现代史这一学科而言，不能认为它只是中国人的学问，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早就国际化了”，⑦加上西方学者治学路径与中国有很大差异，在社科理论的发展上也走在前面，因此及时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动态便十分重要。先生本身英語基础较好，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时常能接触到史学最新动态，“在讲课时，我经常介绍海内外关于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并讲授我对这些争论的评价，使学生们熟悉学术动态并激发他们的思考”，⑧努力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先生特别强调外语学习对于研究和交流的重要性：“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看外文资料，就限制了自己的视野。”⑨他本人每天坚持阅读China Daily，经常挑选英文材料让学生当堂朗读并进行翻译，鼓励学生多说多练，在实践中提高英语水平。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任系支部书记的魏宏运与郑天挺先生号召历史系同仁攻读外语与古汉语，将之戏称为“两座大山”。⑩先生曾对一些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国学基础薄弱、照搬西方新概念的状况表示担忧，认为“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必须知中知外，知古知今”，{11}强调“好的观点必须有美的语言表达”，{12}对写作中滥用连词、助词的情况深恶痛绝。作为主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者，他时常要求学生阅读古籍，锻炼古汉语基础以改进文风，力求行文凝练、水到渠成。
1983年，魏宏运先生受富布赖特基金会{13}聘请赴美讲学两学期。他将这一年的任教回忆写作《蒙他拿大学讲学琐记》，{14}赞扬该校学术氛围良好，并记录下美国学生的提问以作比较。先生坦言收获良多：“那里的学术活动很多，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我经常接到请柬。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机会，便有请必到，既开阔眼界，也增加了见识。”①这些活动，促进了魏先生学术观念的更新。回国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把所接触到的西方史学研究动态和思潮带入课堂教学，以便开拓学生的视野。先生重视国际会议的交流，尤其注意来自不同背景下学者观点的碰撞，他说：“多国学者在一起交流研究成果，的确可以增进知识，开阔眼界。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可以深化或端正对历史的理解，使人产生新的思考，更深入地调查历史的真实，引导研究走向更高的水平。”②
1990年春，由于魏先生在华北农村区域社会史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日本一桥大学的三谷孝教授找到魏先生，希望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开展国际合作，共同主持华北农村社会调查，魏先生欣然同意。日本方面由三谷孝负责，顾琳、笠原十九司、内山雅生、浜口允子、末次玲子、中生胜美参加。魏先生主持中国方面，组织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大半力量参与调查，并动员青年学者参与这次跨国合作，学习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锻炼搜集材料的能力，影响并带动了一批学生投身到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行列。
先生多次邀请其外国学友访问南开大学，美国的范力沛、弗里德曼、林达福瑞，德国的李博，丹麦的李来福，日本的野泽丰、山田辰雄、池田诚、顾琳、笠原十九司、三谷孝、滨口允子、内山雅生，韩国的李炳柱等著名学者，先后前来南开讲学，促进了国内外史学观念的交流，也为青年学生搭建了与外国学者接触的桥梁。冯崇义、祁建民、李恩民等都是通过这个途径出国深造并获得国外大学教职的。魏先生还与英国、日本学者联合培养博士生，鼓励自己指导的学生出国深造，他认为“只有走出去，才有比较，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提高”。③
在历史研究与教学过程中，魏先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运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现代史研究还不成熟，一些文章写作多大量运用二手材料，无法在研究中展现丰富而复杂的真实历史进程，甚至会出现不少错讹之处，贻害无穷。魏先生认为：“历史是过去存在过和发生过的事情，不能虚构。”④“我们搞历史，必须依靠资料，凭空说话很快就站不住脚了。”⑤因此，他坚持使用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在教学中更是以身作则带动学生，“把自己所见到的参考书刊，展示给同学，搞图书展览，让他们见到实物，而不是空口去谈”。⑥以引导历史初学者接触原始史料。
重视材料，并不意味着完全盲从材料。魏先生经常教育学生，引用史料时要慎重，要注意甄别真伪，史料必须配合一定的论述说明，否则“就是死材料”。⑦先生曾说：“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如何处理和运用好史料则又是史学工作者最基本的要求。”⑧对于西方学者文章中理论色彩较浓，日本学者文章中具体叙述较多的写作风格，先生认为“应该取其所长，补己之短”，⑨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只要有正确资料，就可以有新的论述”。⑩
魏先生家的书房，是由十几个书柜组成的，组成了一个书籍小天地。他的藏书中有许多民国时期珍稀书报，也有一些珍贵史料。主政历史系时，他主持添购资料性书籍，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自己的经费购置了全套的《申报》《大公报》，建成了中国现代史专业资料室。在教学研究中，魏先生劝学生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读书的量决定着你的研究水平。他感慨：“历史系则必须在资料室或搞调查，这个学科需要你坐下来。”{11}
魏先生著作等身，研究成果颇多，有《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等专著，影响深远。他还亲自搜集并整理大量史料，为后来者的研究铺平道路。他曾纠正一些人轻视资料整理的观念：“搞资料是可以的，这个是基础，为研究铺平道路是好事。不要小看资料，搞资料也是一种学问。”①年轻时他勘定《孙中山年谱》，几经周折于“文革”结束后出版，是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先生在书中采用夹叙夹议的编写手法，着重展现了孙中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脉络，受到了学界赞许，推进了孙中山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起，魏宏运先生将研究方向转向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及华北区域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先是由财政部支持，深入华北农村搜集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财政史资料10余年，并将成果进行整理，先后出版了400余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全4册）和600余万字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全2册）。这两部大型资料集，受到海内外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被中外研究者大量引用。他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等著作，也是依靠对农村社会史料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后所展开的研究。
魏先生对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史非常重视，他曾强调：“搞现代史的，你要注意搞社会调查，这是最基本的。”③他率先将社会调查的方式引入华北区域社会史和抗战史研究中，认为“田野调查，既可以补充课堂上知识的不足，又可以实际锻炼研究历史的方法”，④历史往往是复杂的，鉴于此，“研究现代史如不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去调查，是难以了解并正视世界的复杂现实的”，⑤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基于研究实践，先生也向学生强调了口述材料的重要性：“口述史从一个侧面可以丰富历史，丰富思想，只要认真如实地记录，就有收获。”⑥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殊性，许多当事人和见证者尚健在，口述材料具有生动多面等特点，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辅助作用尤为突出。他认为：“古代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就要依靠地下发掘；现代史研究要突破，就应走向农村和城市，把文献研究与口述史结合起来。基层社会的变迁，广大群众怎样接受政府的政策，这类问题都可以在生动的口述史中找到答案。”⑦
在魏先生与日本学者合作的华北农村社会调查项目中，两国研究者相继赴北京的顺义沙井村、良乡吴店村、天津的静海冯家村、山东省平原县的后夏寨村、河北省栾城县的寺北柴村访问考察，搜集了大量口述材料。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满铁调查材料的基础之上，追踪这5个村庄直至90年代的变化发展。调查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涉及家族家庭、村政权、农业、副业、商业贸易、教育、信仰、秘密结社、风俗习惯、乡土文化等。所获得的资料被编辑整理成书，先后用中日两种文字出版。日文版《中国农村变革、家庭、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记录》（上下）出版于1999年和2000年，中文版《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全4卷）在此基础上补充相关材料，于2012年出版。中文版史料近千万字，倾注了魏先生大量心血，作为一份以农民自述为中心的乡村变迁史的真实记录，这是国内目前最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与访问的成果，居于国内外社会史研究前沿，赢得海内外学者的赞许。全书付梓之时，魏先生已近米寿，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学术追求，回顾多年来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的经历，他感觉受益良多：“20多年来，我经常下农村，汲取营养资料，撰写文章，表述农村的发展变化，我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主要应看农村底层社会进展如何，纯粹谈政策，容易犯空泛毛病。”⑧
魏宏运先生谦虚刻苦，笔耕不辍60余载，退休后也未曾间断，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历史研究与教育事业。他说：“历史研究是永无枯竭的。作为历史工作者应不断接受新事物，汲取营养，学习、借鉴中外学术大家的修养和经验，完善自己，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①他将书屋取名为“锲斋”，取“锲而不舍”②之意。先生这样解释“锲”字的意义：“还在幼年读书时，荀子‘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名言，即已铭刻于心，它时时鼓励我前进，使我受益颇多。及至学了历史，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少事与物，都使我与‘锲字结缘。”③他称：“我不是聪明人，但相信自强不息，就可以有所作为，取名‘锲斋，正可借以鞭策自己。”④“我給自己的画像是：守愚而能苦学。‘锲字是符合我的实际的。研究学问的确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计较得失。”⑤
正所谓：君子之德风，教化有道，锲斋为范；学而不已矣，笔耕无止，后学楷模！
【作者简介】何悦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