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郭永园+武晗
摘 要： 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生态化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生成。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主要是通过激发公众的生态意识、普及科学的生态知识、塑造生态化思维方式，实现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生态文化的生成必然立足于此，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和”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生态文化； 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4.002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文化建设所特有的“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价值。文化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价值，即文化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
一、生态文化的三重结构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物质生产所形成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就是指社会意识，是思想的上层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狭义的层面上，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依赖于社会存在。马克思指出：“人民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格局中的文化建设主要是狭义层面的文化建设。
1. 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按照人类的认知规律，文化建设的内容划分为感性认识、理性知识和思维模式。感性认识是社会意识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關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片面的认识。事物的现象是感性认识的对象和内容，直接感受性是感性认识的特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归纳和抽象，关注于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律形成了对社会存在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认识和逻辑思维，即理性知识。思维模式是理性知识的递进形态，在社会主体对社会存在的本质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识理念。每个时代、每个区域都具独特的思维方式，如农业文明思维模式、工业文明思维模式。换言之，思维模式是不同时代和地域的隐形标识。
2. 生态文化的三重结构。生态文化的生成历经生态意识、生态知识和生态思维这三个阶段或者是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生态意识是生态文化的初级阶段，是人对生态环境最直接、最形象的认识，包含心理、感受、感知、思维和情感等因素。生态知识是理性化、科学化的生态意识，是对生态意识的抽象归纳和科学提炼，剔除了生态意识不系统和非理性的因素。生态思维则是生态知识的递进阶段，公众经过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洗礼，形成了对生态文明时代发展规律和本质的最终认识，决定着人民的实践行为。
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首先是生态意识的培育。生态意识是公众对生态系统最直观、感性的认识和反映，是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第一步。其次，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需要培育理性的生态知识。仅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无异于是一个富有激情而匮乏冷静思考的群体，长此以往无论是个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均会受到消极的影响。近年来数起 “避邻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型的环保事件就是明证。因此，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必须要有生态知识在场，以弥补生态意识的局限。再次，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生态思维方式的养成。历经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洗礼，促使了生态思维的形成，而这也是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最终归宿，即实现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生态思维是个体间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自觉地纳入到个体的思维活动中，由封闭的、片面的“人本思维”转向“天人合一”的开放思维。[2] 113改变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反自然的思维惯性，避免人类再以自然的征服者的形象出现，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工业文明不但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而不断加深人与自然的对抗和冲突。生态思维实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从主客二分、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对立转向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其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转向类本位。
二、生态意识的培育是生态文化生成的前提
生态意识（Environmental Awareness）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价值认识，由生态忧患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道德与法律意识等内容构成。生态意识是生态知识和生态思维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能够激发社会公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以和谐共生的态度善待生态。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德、美等发达国家为了治理生态环境均设置专门的机构进行生态意识教育，卓有成效的生态意识教育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共识形成和生态行为模式养成。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以往是“寂静的春天”，如今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园。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3]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环保意识。[4]
生态意识可以用知晓度、认同度和践行度等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环保部于2013年以此为模式进行了首次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调查显示，我国的生态意识具有如下特征：对国家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高度认同但是对生态文明知识的知晓度呈现“高了解率、低准确率、知晓面广”的特征，也就是没有正确的生态文明知识；对生态文明知识掌握较好的人群但是其践行度相对较低，知行存在反差；对生态文明信息的获取以电视、网络和报纸为主，网络的上升势头迅猛，年轻人获取生态文明信息的渠道更加现代化、多样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意识较强，但是环境法制意识较低，普遍缺乏维权意识。[5]
生态文明靠宣传教育起家，也要靠宣传教育发展。公众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认知程度和践行程度与生态意识的宣传教育有极大的关联，要改变我国目前生态意识欠缺的现状，就需要从生态意识教育着手。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生态意识培育，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和物质保障。生态意识培育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意识培育是由政府主导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而且还是一项立足长远的战略行为，因此就需要国家在物质上提供充足的保障，并通过制度建设确保生态意识教育的系统性和连续性。2011年由环境保护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对“十二五”时期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十二五”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6]。这是中央部委首次就生态意识教育做出的制度性规定，作为“十二五”时期全国生态意识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有助于系统地提升全民生态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其次，创新宣传教育模式，实现“精准”的生态意识教育。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对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严重的冲击，要实现有效的生态意识教育就必须立足网络时代的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针对不同的受众做到有的放矢，实现精准教育。对于中青年的生态意识教育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注重使用3D、高清、多媒体、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提升生态意识传播的表现力，充分运用“两微一端”网络通讯平台，打造具有超强传播力的生态意识教育网络精品。而针对老年人、低学历人群和农村等偏远地区民众要采取电视、广播等传统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从与其密切相关的生态民生问题入手确定宣传主题，以生活化内容、寓教于乐的方式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宣传，让生态文明宣传报道更加亲民。
再次，生态意识培育要在公共参与中实现，在实践中培育和提升。生态意识并不是生态公共参与的前置程序，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公众通过生态参与直观地感受真实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增强了生态文明理念，进而在实践中提高其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和能力，并通过社会交往，影响和辐射更为广阔的人群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三、生态知识的普及是生态文化生成的关键
生态知识是系统化、科学化、理性化的生态认识，是由以生态的“具象”为主的生态认识发展到以生态“抽象”为主的生态知识。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7]455这些规律的外延就包括生态知识，即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是在人类无数实践中概括归纳出来的。
生态知识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生态与人等完整的生态文明概念；对主要生态问题的清晰理解和对这些问题所内涵的生态意蕴的自由表达；对人与生态辩证关系的认识，并促进形成一种人类行为的事前的环境影响评估；对商业贸易、工业生产、艺术创作、农业生产、政治活动和消费行为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的认知；对价值观是人类生态行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定因素的认知；拥有进行生态抗争的知识和能力，包括法律、政治、消费主义的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8]
生态意识的价值在于激发公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性，而生态知识的价值则是确保公众能够理性地维护生态权益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生态知识可以克服生态意识的局限，使主体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避免不理性的生态事件发生。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就是由生态意识主导的群体性社会行为。公众只是出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担忧，而对工程项目建设秉持一种“欢迎建设，但请远离我家后院”，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阻止相关项目的建设。《纽约时报》把美国的20世纪80年代称作是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如1980-1987年间，美国有81家申请建垃圾填埋场、核电廠等设施，最终只有6家完工。我国的邻避运动开始呈现以抗议污染项目为核心，逐渐向其他公共项目扩散的趋势，引发了如“厦门PX”、“大连福佳”、“什邡钼铜”等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邻避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个体的生态权益，也对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培育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分析的话，作为情绪宣泄的出口的邻避运动也时常会导致社会的公共利益受损。
公众只有生态意识会使整个社会处于生态焦虑之中，在政府治理落后的背景下，每一次的环境抗争被赋予的道德正义的色彩，科学和理性的思考被公众的呼声所掩盖，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在提高公民生态意识的同时注重培育公民的生态知识，推动公众理性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说生态意识的培育是一种情感训练，那么生态知识的培育就要依赖于国家完善的生态教育体系来实现。生态教育（ecological education）是人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而将生态文明的思想、理念、原理、原则与方法融入现代全民性教育的过程。生态教育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涵盖各个教育层面，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生态教育体系相对完备，有单独的国家立法作出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生态教育。美国在《国家环境教育法1990》中规定生态教育主要由政府环境部门主管，共建立了3个机构。一个是在环境署下设立的环境教育处，负责环境教育法中各项制度、措施和项目的运作。另外两个机构分别是环境教育咨询委员会以及联邦特别工作组，类似于政府的智囊团和监督机构。它们的职能是为政府的生态决策提供科学、全面、公开和权威性的咨询方案。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生态教育最好的国家，形成了从儿童到成人的完整的生态教育，做到了生态教育从娃娃抓起，实现了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同步培育。日本的生态教育的重点在于学校的生态教育，将生态教育与各门课程、道德教育、课外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整个学校的教育活动中。日本环境教育多采取走出课堂、进入生活的形式，各个学校将校内活动延伸到家庭、社区，形成了网络化的生态教育体系。[9]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生态教育也要在唤起公众的生态意识的同时，培养和提高公众的生态知识素养。我国的生态教育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教育体系。目前的生态教育还仅仅停留在碎片化的环境保护的宣传层面，生态教育还没有实现课程化，缺乏明确的教育目标体系、知识结构体系、内容体系、评价体系、教师培训等方面的支撑。我国生态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要通过战略重点突破而带动整体的生态教育发展。从发达国家的生态教育实践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着眼，青少年的生态环境教育应当是我国生态教育的重点所在。我国有2.2亿青少年，广大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因此，改革生态教育的突破点就应当关注青少年的生态教育。
创新青少年生态教育首先是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环保部门、教育部门要与财政、科技、团委、人大政协等机构协同作用，制定青少年生态教育的专门法律规范，为青少年生态教育提供宏观引导和物质保障。教育部门要改革目前青少年集中于中高考内容的状态，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课程化，纳入中小学课程设置之中。财政部门要联合教育部门、环境部门、发展与改革等部门将以往零散的环境保护宣传经费整合起来，设置“生态教育专项基金”，并按照自愿原则，积极吸纳社会资金。
其次，生态教育要注重实践，通过实践加强青少年直接的生态体验。这要求充分发挥我国现有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体系的作用，实现理论知识的具体化，把生态知识予以实践之中。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评选自2009年启动以来，至今已经开展了三届，每届授予十个单位“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此外，各省市也设置相应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依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将生态知识生动形象地进行传授，培育青少年的生态知识素养，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其日常行为。此外，大数据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关键还在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知识形态。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生态知识的培育传播要改变以往的方式，充分与网络传播规律相契合，利用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结合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打造多元化的生态知识传播网络体系。
四、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是生态文化生成的标志
思维方式是主体对外在的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模式化认识，是文化成熟的标志。思维方式的类型通常是由思维的对象、思维的具体样式和思维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即思维什么、如何思维和思维场域。思维方式作为理性认识的一部分，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指导理念。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划分，人类发展应当有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与之相伴，即农业文明思维方式、工业文明思维方式和生态文明思维方式。
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的发展基础之上，虽然比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却是一味地以经典力学式的方式去解读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将科学神圣化、绝对化，把世界的一切固定化、程式化、简单化、还原化或原子化。这种思维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客二分对立，是一种机械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片面的、静止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曾指出，工业文明时期的西方世界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7]789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自然成为资本增值的“奴仆”，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灾难。由此可见，思维方式对生态的影响至关重大，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要从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思维方式向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思维方式转向。
思维方式的生态化就是要把自然生态正确地纳入思维的对象领域，在认知模式上实现从形而上学到辩证统一的转变。生态思维要克服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將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作为平等的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人类不能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生态思维还要摒弃以往二元对立的分割的认知模式，从线性的、封闭的、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系统的、整体的、和谐的“生态本位”的认知模式，认识到人—社会—自然三者均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平等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人始终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将自然作为臣服于“奴仆”，不可以对自然进行肆意的宰割。
认知模式生态化的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观。马克思在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立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思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人与自然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发生关系。一方面，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人同其他生物一样都赖以“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且由于人比其他生物具有能动性，所以“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所有的植物、动物和无机物，都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了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而且在实践上构成了人的生活及人的存在的一部分。[11]另一方面，人的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源头和中介。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外部世界的自然界是通过人的劳动，人的实践而生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通过工业而生成，“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0]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通过实践创造一个兑现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确证。”[11]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人始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能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试图去征服自然，把自然当作可以为人类任意宰割的对象，要合理、有度地利用自然。合理的利用自然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这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方可克服资本所有私有制带来的生态危机。
五、中华传统文化对生态文化的贡献
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要对传統文化予以更多的关注。文化是民族的根基，国家的灵魂。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既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孕育和发展，更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推陈出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文化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历史传统，新的文化理念或者是社会意识失去了历史更替，难以得到社会认可，不能在社会中获得承认，而且如若不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文化培育则是不可存续的。没有对历史文化的推崇，不可能有新的文化的产生，没有传统作为凭借，新的文化理念社会意识就是空中楼阁、没有根基。
在实现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时还应当充分吸收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和“和”思维方式。以此克服生态思维必须要与西方国家相一致的“文化殖民”心态。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此外，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天下”的思维，用现代话语解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富有“世界胸怀”，故而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只讲普世、不讲特殊的关怀全人类的普世文明。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其中包括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色彩，但是其中的“天”也包括自然之天的意蕴。在“自然之天”的层面，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维理念。比如在汉族生活的北方就有“山坡是主，人为客”的观念；在南方，洗澡则在苗语中是用“到水中做客”的话语进行表达。
“天人合一”是汉民族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而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是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有学者因此就否定“天人合一”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和超前性。正是因为社会意识的独立性和超前性，才有了传承千年的经典思想，才有了对人类发展正确预判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虽然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却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是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唯一出路。因此，那种认为“天人合一”是农业文明时期的朴素的、乌托邦式的思想，否定其对生态文明建设价值的论调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上的思想理念是前人生存智慧的结晶，经历时间的涤荡和后人的筛查，能够流传后世的自然是富含正能量的精华所在，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柱。只不过传统文化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自然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一直保持“显性”的思想状态，如在工业文明时期，公平、正义、法治等早在农业文明提出的思想观念由于契合了社会的主体而被奉为经典。而在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型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并不是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因此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处于一种“隐形”的状态。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显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开始严重威胁人类的永续发展。自然不再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人与生态的关系的思想自然开始成为“显性”的社会主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结晶，经过历史“否定之否定”的锤炼，必然被“激活”而成为“显性”思想，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也会对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化解提供积极的理念指导。
“和”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色，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张载对传统儒家的“和”辩证法规律概括最为经典，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所谓“象”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要有象，必定有一个东西和它相对，而相对的事物，其行为方式必然是相反的；相反的行为方式免不了有矛盾、有挫折、有斗争，但最后一定要“和”，不能让矛盾冲突扩大，而且还要和谐共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具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前三句，但是“仇必和而解”就与西方的主客体二分有所差别。主客体二分的西方社会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工业文明社会的认识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人从神学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人被重新发现，人成为了唯一的具有理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存在，因此，人是世间唯一的主体（subject）。一切自然物都只是没有理性的客观存在（object）。这种思想解放开创了主体性的时代，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将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会促使一种极端的思想产生，即人类中心主义，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等对自然进攻性的思想。张载的第四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会演变为“仇必仇到底”。由此可见，和思维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即强调“和”，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要和解而非对抗，始终把统一放在第一位，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差别，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秉承“与天斗与地斗”的斗争哲学，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和”思维方式，结果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的极大破坏。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根基，因此，当下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生态化转型必然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做到“推陈出新”而不是舍弃传统全盘西化地“破旧立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4.
[2]刘湘溶.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002）.
[4]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EB/OL].（2013-05-24）[2016-05-12].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3-05/24/c_124761554.htm.
[5]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意识调查研究报告[N].中国环境报，2014-03-24.
[6]人民网.环保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 [EB/OL]. （2011-05-26）[2017-02-12].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4745114.html.
[7]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8]Harvey G D.Environmental Education：A Delineation of Substa-ntive Structure[J]. Conceptual Schemes， 1976：284.
[9]孔健祥林.日本独特环保教育[EB/OL].（2009-12-22）[2016-05-10].http：//gongyi.ifeng.com/shehui/detail_2009_12/22/442231_0.shtml.
[10]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6.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0.
[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摘 要： 生态文明融入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就是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生态化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生成。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融入到文化建设之中，主要是通过激发公众的生态意识、普及科学的生态知识、塑造生态化思维方式，实现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生态文化的生成必然立足于此，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和”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 生态文化； 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4.002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充分发挥文化建设所特有的“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价值。文化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价值，即文化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
一、生态文化的三重结构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物质生产所形成的一切活动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就是指社会意识，是思想的上层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狭义的层面上，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依赖于社会存在。马克思指出：“人民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格局中的文化建设主要是狭义层面的文化建设。
1. 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按照人类的认知规律，文化建设的内容划分为感性认识、理性知识和思维模式。感性认识是社会意识的初级阶段和初级形式，是由感官直接感受到的關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片面的认识。事物的现象是感性认识的对象和内容，直接感受性是感性认识的特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归纳和抽象，关注于社会存在的本质规律形成了对社会存在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认识和逻辑思维，即理性知识。思维模式是理性知识的递进形态，在社会主体对社会存在的本质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识理念。每个时代、每个区域都具独特的思维方式，如农业文明思维模式、工业文明思维模式。换言之，思维模式是不同时代和地域的隐形标识。
2. 生态文化的三重结构。生态文化的生成历经生态意识、生态知识和生态思维这三个阶段或者是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生态意识是生态文化的初级阶段，是人对生态环境最直接、最形象的认识，包含心理、感受、感知、思维和情感等因素。生态知识是理性化、科学化的生态意识，是对生态意识的抽象归纳和科学提炼，剔除了生态意识不系统和非理性的因素。生态思维则是生态知识的递进阶段，公众经过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洗礼，形成了对生态文明时代发展规律和本质的最终认识，决定着人民的实践行为。
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首先是生态意识的培育。生态意识是公众对生态系统最直观、感性的认识和反映，是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第一步。其次，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需要培育理性的生态知识。仅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无异于是一个富有激情而匮乏冷静思考的群体，长此以往无论是个体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均会受到消极的影响。近年来数起 “避邻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型的环保事件就是明证。因此，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必须要有生态知识在场，以弥补生态意识的局限。再次，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生态思维方式的养成。历经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洗礼，促使了生态思维的形成，而这也是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最终归宿，即实现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生态思维是个体间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自觉地纳入到个体的思维活动中，由封闭的、片面的“人本思维”转向“天人合一”的开放思维。[2] 113改变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反自然的思维惯性，避免人类再以自然的征服者的形象出现，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工业文明不但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而不断加深人与自然的对抗和冲突。生态思维实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从主客二分、主客体之间的绝对对立转向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其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转向类本位。
二、生态意识的培育是生态文化生成的前提
生态意识（Environmental Awareness）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价值认识，由生态忧患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道德与法律意识等内容构成。生态意识是生态知识和生态思维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能够激发社会公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以和谐共生的态度善待生态。世界各国尤其是英、德、美等发达国家为了治理生态环境均设置专门的机构进行生态意识教育，卓有成效的生态意识教育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共识形成和生态行为模式养成。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也由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以往是“寂静的春天”，如今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园。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3]2013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环保意识。[4]
生态意识可以用知晓度、认同度和践行度等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环保部于2013年以此为模式进行了首次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调查显示，我国的生态意识具有如下特征：对国家建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高度认同但是对生态文明知识的知晓度呈现“高了解率、低准确率、知晓面广”的特征，也就是没有正确的生态文明知识；对生态文明知识掌握较好的人群但是其践行度相对较低，知行存在反差；对生态文明信息的获取以电视、网络和报纸为主，网络的上升势头迅猛，年轻人获取生态文明信息的渠道更加现代化、多样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意识较强，但是环境法制意识较低，普遍缺乏维权意识。[5]
生态文明靠宣传教育起家，也要靠宣传教育发展。公众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认知程度和践行程度与生态意识的宣传教育有极大的关联，要改变我国目前生态意识欠缺的现状，就需要从生态意识教育着手。
首先，政府要加大对生态意识培育，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和物质保障。生态意识培育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意识培育是由政府主导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而且还是一项立足长远的战略行为，因此就需要国家在物质上提供充足的保障，并通过制度建设确保生态意识教育的系统性和连续性。2011年由环境保护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年）》，对“十二五”时期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了“十二五”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6]。这是中央部委首次就生态意识教育做出的制度性规定，作为“十二五”时期全国生态意识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有助于系统地提升全民生态意识，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其次，创新宣传教育模式，实现“精准”的生态意识教育。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对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了严重的冲击，要实现有效的生态意识教育就必须立足网络时代的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针对不同的受众做到有的放矢，实现精准教育。对于中青年的生态意识教育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注重使用3D、高清、多媒体、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提升生态意识传播的表现力，充分运用“两微一端”网络通讯平台，打造具有超强传播力的生态意识教育网络精品。而针对老年人、低学历人群和农村等偏远地区民众要采取电视、广播等传统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从与其密切相关的生态民生问题入手确定宣传主题，以生活化内容、寓教于乐的方式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宣传，让生态文明宣传报道更加亲民。
再次，生态意识培育要在公共参与中实现，在实践中培育和提升。生态意识并不是生态公共参与的前置程序，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公众通过生态参与直观地感受真实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增强了生态文明理念，进而在实践中提高其生态文明建设的知识和能力，并通过社会交往，影响和辐射更为广阔的人群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三、生态知识的普及是生态文化生成的关键
生态知识是系统化、科学化、理性化的生态认识，是由以生态的“具象”为主的生态认识发展到以生态“抽象”为主的生态知识。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7]455这些规律的外延就包括生态知识，即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是在人类无数实践中概括归纳出来的。
生态知识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生态与人等完整的生态文明概念；对主要生态问题的清晰理解和对这些问题所内涵的生态意蕴的自由表达；对人与生态辩证关系的认识，并促进形成一种人类行为的事前的环境影响评估；对商业贸易、工业生产、艺术创作、农业生产、政治活动和消费行为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的认知；对价值观是人类生态行为、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定因素的认知；拥有进行生态抗争的知识和能力，包括法律、政治、消费主义的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8]
生态意识的价值在于激发公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性，而生态知识的价值则是确保公众能够理性地维护生态权益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生态知识可以克服生态意识的局限，使主体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中保持一种“清醒”的状态，避免不理性的生态事件发生。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就是由生态意识主导的群体性社会行为。公众只是出于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担忧，而对工程项目建设秉持一种“欢迎建设，但请远离我家后院”，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阻止相关项目的建设。《纽约时报》把美国的20世纪80年代称作是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如1980-1987年间，美国有81家申请建垃圾填埋场、核电廠等设施，最终只有6家完工。我国的邻避运动开始呈现以抗议污染项目为核心，逐渐向其他公共项目扩散的趋势，引发了如“厦门PX”、“大连福佳”、“什邡钼铜”等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些邻避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个体的生态权益，也对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培育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用历史和发展的眼光分析的话，作为情绪宣泄的出口的邻避运动也时常会导致社会的公共利益受损。
公众只有生态意识会使整个社会处于生态焦虑之中，在政府治理落后的背景下，每一次的环境抗争被赋予的道德正义的色彩，科学和理性的思考被公众的呼声所掩盖，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生态文明建设要在提高公民生态意识的同时注重培育公民的生态知识，推动公众理性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如果说生态意识的培育是一种情感训练，那么生态知识的培育就要依赖于国家完善的生态教育体系来实现。生态教育（ecological education）是人类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创建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而将生态文明的思想、理念、原理、原则与方法融入现代全民性教育的过程。生态教育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涵盖各个教育层面，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生态教育体系相对完备，有单独的国家立法作出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生态教育。美国在《国家环境教育法1990》中规定生态教育主要由政府环境部门主管，共建立了3个机构。一个是在环境署下设立的环境教育处，负责环境教育法中各项制度、措施和项目的运作。另外两个机构分别是环境教育咨询委员会以及联邦特别工作组，类似于政府的智囊团和监督机构。它们的职能是为政府的生态决策提供科学、全面、公开和权威性的咨询方案。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生态教育最好的国家，形成了从儿童到成人的完整的生态教育，做到了生态教育从娃娃抓起，实现了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同步培育。日本的生态教育的重点在于学校的生态教育，将生态教育与各门课程、道德教育、课外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整个学校的教育活动中。日本环境教育多采取走出课堂、进入生活的形式，各个学校将校内活动延伸到家庭、社区，形成了网络化的生态教育体系。[9]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生态教育也要在唤起公众的生态意识的同时，培养和提高公众的生态知识素养。我国的生态教育起步较晚，还处于初级阶段，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教育体系。目前的生态教育还仅仅停留在碎片化的环境保护的宣传层面，生态教育还没有实现课程化，缺乏明确的教育目标体系、知识结构体系、内容体系、评价体系、教师培训等方面的支撑。我国生态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要通过战略重点突破而带动整体的生态教育发展。从发达国家的生态教育实践经验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着眼，青少年的生态环境教育应当是我国生态教育的重点所在。我国有2.2亿青少年，广大青少年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承载着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因此，改革生态教育的突破点就应当关注青少年的生态教育。
创新青少年生态教育首先是要为其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环保部门、教育部门要与财政、科技、团委、人大政协等机构协同作用，制定青少年生态教育的专门法律规范，为青少年生态教育提供宏观引导和物质保障。教育部门要改革目前青少年集中于中高考内容的状态，将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课程化，纳入中小学课程设置之中。财政部门要联合教育部门、环境部门、发展与改革等部门将以往零散的环境保护宣传经费整合起来，设置“生态教育专项基金”，并按照自愿原则，积极吸纳社会资金。
其次，生态教育要注重实践，通过实践加强青少年直接的生态体验。这要求充分发挥我国现有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体系的作用，实现理论知识的具体化，把生态知识予以实践之中。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评选自2009年启动以来，至今已经开展了三届，每届授予十个单位“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此外，各省市也设置相应的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依托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将生态知识生动形象地进行传授，培育青少年的生态知识素养，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其日常行为。此外，大数据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关键还在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知识形态。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生态知识的培育传播要改变以往的方式，充分与网络传播规律相契合，利用微信、微博等网络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结合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打造多元化的生态知识传播网络体系。
四、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是生态文化生成的标志
思维方式是主体对外在的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模式化认识，是文化成熟的标志。思维方式的类型通常是由思维的对象、思维的具体样式和思维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即思维什么、如何思维和思维场域。思维方式作为理性认识的一部分，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指导理念。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划分，人类发展应当有三种典型的思维方式与之相伴，即农业文明思维方式、工业文明思维方式和生态文明思维方式。
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特别是物理学、化学的发展基础之上，虽然比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却是一味地以经典力学式的方式去解读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将科学神圣化、绝对化，把世界的一切固定化、程式化、简单化、还原化或原子化。这种思维方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客二分对立，是一种机械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片面的、静止的、机械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曾指出，工业文明时期的西方世界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7]789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自然成为资本增值的“奴仆”，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灾难。由此可见，思维方式对生态的影响至关重大，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要从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思维方式向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思维方式转向。
思维方式的生态化就是要把自然生态正确地纳入思维的对象领域，在认知模式上实现从形而上学到辩证统一的转变。生态思维要克服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將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作为平等的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人类不能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生态思维还要摒弃以往二元对立的分割的认知模式，从线性的、封闭的、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系统的、整体的、和谐的“生态本位”的认知模式，认识到人—社会—自然三者均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平等组成部分。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人始终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将自然作为臣服于“奴仆”，不可以对自然进行肆意的宰割。
认知模式生态化的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辩证观。马克思在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立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思考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人与自然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发生关系。一方面，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人同其他生物一样都赖以“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且由于人比其他生物具有能动性，所以“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所有的植物、动物和无机物，都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了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而且在实践上构成了人的生活及人的存在的一部分。[11]另一方面，人的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源头和中介。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外部世界的自然界是通过人的劳动，人的实践而生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表现为通过工业而生成，“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0]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通过实践创造一个兑现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自我确证。”[11]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人始终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不能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试图去征服自然，把自然当作可以为人类任意宰割的对象，要合理、有度地利用自然。合理的利用自然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这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方可克服资本所有私有制带来的生态危机。
五、中华传统文化对生态文化的贡献
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要对传統文化予以更多的关注。文化是民族的根基，国家的灵魂。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既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孕育和发展，更是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推陈出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文化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的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历史传统，新的文化理念或者是社会意识失去了历史更替，难以得到社会认可，不能在社会中获得承认，而且如若不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文化培育则是不可存续的。没有对历史文化的推崇，不可能有新的文化的产生，没有传统作为凭借，新的文化理念社会意识就是空中楼阁、没有根基。
在实现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时还应当充分吸收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和“和”思维方式。以此克服生态思维必须要与西方国家相一致的“文化殖民”心态。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此外，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天下”的思维，用现代话语解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富有“世界胸怀”，故而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只讲普世、不讲特殊的关怀全人类的普世文明。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其中包括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色彩，但是其中的“天”也包括自然之天的意蕴。在“自然之天”的层面，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一种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维理念。比如在汉族生活的北方就有“山坡是主，人为客”的观念；在南方，洗澡则在苗语中是用“到水中做客”的话语进行表达。
“天人合一”是汉民族在农业文明时期的产物，而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是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有学者因此就否定“天人合一”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具有独立性和超前性。正是因为社会意识的独立性和超前性，才有了传承千年的经典思想，才有了对人类发展正确预判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虽然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却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是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唯一出路。因此，那种认为“天人合一”是农业文明时期的朴素的、乌托邦式的思想，否定其对生态文明建设价值的论调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上的思想理念是前人生存智慧的结晶，经历时间的涤荡和后人的筛查，能够流传后世的自然是富含正能量的精华所在，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精神支柱。只不过传统文化也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自然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一直保持“显性”的思想状态，如在工业文明时期，公平、正义、法治等早在农业文明提出的思想观念由于契合了社会的主体而被奉为经典。而在工业文明主导的现代型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并不是社会的主要关注点，因此与此相关的传统文化处于一种“隐形”的状态。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开始显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开始严重威胁人类的永续发展。自然不再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人与生态的关系的思想自然开始成为“显性”的社会主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结晶，经过历史“否定之否定”的锤炼，必然被“激活”而成为“显性”思想，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也会对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化解提供积极的理念指导。
“和”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另一个特色，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张载对传统儒家的“和”辩证法规律概括最为经典，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所谓“象”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只要有象，必定有一个东西和它相对，而相对的事物，其行为方式必然是相反的；相反的行为方式免不了有矛盾、有挫折、有斗争，但最后一定要“和”，不能让矛盾冲突扩大，而且还要和谐共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具有相同之处，尤其是前三句，但是“仇必和而解”就与西方的主客体二分有所差别。主客体二分的西方社会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工业文明社会的认识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人从神学束缚之下解放出来，人被重新发现，人成为了唯一的具有理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存在，因此，人是世间唯一的主体（subject）。一切自然物都只是没有理性的客观存在（object）。这种思想解放开创了主体性的时代，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将人与自然截然对立起来会促使一种极端的思想产生，即人类中心主义，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等对自然进攻性的思想。张载的第四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会演变为“仇必仇到底”。由此可见，和思维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即强调“和”，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要和解而非对抗，始终把统一放在第一位，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差别，在实践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秉承“与天斗与地斗”的斗争哲学，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和”思维方式，结果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生态的极大破坏。
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根基，因此，当下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生态化转型必然要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做到“推陈出新”而不是舍弃传统全盘西化地“破旧立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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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叶慧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