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冲突与南北博弈
尚季芳+靳帅
摘 要 1926年同济“誓约书”风潮，虽有相关记载和论述，但史实并不清晰，且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持论片面。揆诸史实，引发同济风潮的诱因，实为倡导“公民教育”的江苏省教育会与宣教“党化教育”的国民党之间的抵牾所致。同济学生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亚文化”特质是学潮持续的重要动力，也是学生与政党结援的重要因素。同济“誓约书”风潮亦是政党“运动”学生与学生“利用”政党的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教育会同人倡导“公民教育”，试图抵制政党入侵，保持其对苏沪教育的控制权。但是随着北伐声威波及苏沪，国家机器深入地方，江苏省教育会首当其冲，最终消亡。
关键词 江苏省教育会，阮尚介，同济大学，党化教育，国进民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18-0029-11
民国时期学运澎湃，学潮频发，师生冲突则是其重要形式。据吕芳上研究，仅1922年的123件学潮中，有49件就因此而起。①在众多案例中，1926年同济大学“誓约书”事件颇值探讨。此次“誓约书”事件导致同济大学近1/3的学生转学广东大学。②同时，担任校长近十年之久，为同济大学做出相当贡献的阮尚介因此而辞职。百余名学生因学潮失败而离校，从上海辗转广州，又随北伐军复归上海，驱逐校长，这在学生运动史上亦极为少见。
对于此次事件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同济大学编著的校史，亦散见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之中。③但对于事件过程，诸多成果多为陈陈相因。其中屠听泉等人著述的《一场激烈的反“誓约书”斗争》，同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著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对此次事件的探讨较为全面详细。上述著述认为，“誓约书”风潮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中外反动派的‘反赤逆流之间的生死搏斗的一个侧面”。④这种先入为主的革命史观，未将该事件进行“左右”考察，致使其单纯地关注学生一方，而忽视了校长及其背后的江苏省教育会；上述著述亦未将学生放置在“政党运动学生”的大背景下进行“动态”考察，导致立论偏颇。此外，对于事件的起因、过程，既有研究亦有失实之处。①
1924年之后，政党运动与学生运动合流，政党成为学潮背后的重要推手，学生亦将政党作为后背靠山。双方相互利用，在纾解学生群体孤立无援的同时，也为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地方教育当局虽极力抵制，但仍难以阻挡国民革命的洪流。同济大学“誓约书”风潮成为考察北伐前夕政党、学校与地方三者关系的一个缩影。
同济大学原由德人创办，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校址在上海法租界内。一战德国战败，中德断交，法租界遂派兵包围该校，迫使师生迁校。离校师生在北京教育部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斡旋下于吴淞另建校址。②同济校董自此由华人担任，校长也由校董会选举产生。校董最初为6人，1926年增加到15人，其中十之八九为江苏省教育会的名流。③常务校董沈恩孚为江苏省教育会的秘书长，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主要负责人。校董黄炎培为省教育会副会长；校长阮尚介、中学部主任袁希洛等亦是江浙颇有威望的士绅。当时同济大学的经费多由江苏省支持，因此同济虽在上海吴淞，却受江苏省教育会控制。④
20世纪20年代，中共建立、国民党改组、青年党兴起，学生的力量渐为政党所重视。政党开始向学校渗透，学生运动也逐渐受政党影响。此时，国民党强调：“我们要学生们归到我党旗帜之下，但要尽力拥护学生的利益。所有的学生运动（校内与校外），都要尽力指导，帮助他们。要使学生在国民革命中多尽一点责任，必须他们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要去尽力组织学生团体。”⑤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是年3月，同济大学成立了国民党上海第六区党部第三分部。1925年，同济学生会正式成立，袁文彬当选为会长，何同泽、吴鼎、陈宝骢、尹景伊、陈必贶、詹大权担任委员。⑥当时的同济学生会经常请汪精卫、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何秉樊、侯绍裘等人来校讲演，参加学生座谈会，指导同济学生的社会活动。据当时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何志明回忆，这些活动“使全校的同学思想起了极骤地变化，请求参加国民党的同学增多了”。⑦
五卅惨案（亦称“沪案”）期间，同济学生在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等指导下，积极开展罢课示威游行，表现极为突出。五卅运动在锤炼了同济学生自治组织的同时，也使得政党在同济大学中的影响更为深入。运动之后，同济学生会骨干詹大权于1925年冬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⑧同济学生会主席袁文彬被中共上海党组织派赴黄埔军校参军，同济学生会主席遂由何同泽担任。此时的同济学生会受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领导。而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此时驻地上海）则受恽代英等国、共党人领导。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几近成为国民党的附属机构。⑨
政党入侵黉门，引起社会人士的反感。时人评论道：“学生者，以急于爱国而入政党，入政党者则有妨于自己之学业，殊非根本之道也。”⑩五卅运动之后，江苏省教育会就感到“学风败坏已达极点”。对于学生，“外人勾结之，以行其党纲，政客利用之，而视为武器”，“若不乘此时机急加整顿，非特学术无不变之望，抑且文化有沦胥之忧”。①江苏省长公署更直言：“少数之人，血气方刚，毫无定见，义愤所激，转入歧途。抑或采取谬说，标立党系，究其所主，不獨害于一身，亦且患于国家。”②
1926年，“三一八惨案”（亦称“京案”）爆发后，上海学生迅速做出反应。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致电慰问北京学生，并派员到各省宣传惨案真相，动员各地学生。上海学联会组织各界团体筹备成立“京案后援会”，并召开紧急代表大会。37所学校与会，代表达103人。会上，学生负责人余泽鸿、周志初发表意见，决定罢课4天。“其他学校一致声明，当即执行学联决议案”。大会还决定“即时扩大学联组织”。上海学联会分设四部，每部下设的各股由一校学生代表担任。③南洋大学、上海大学、同文书院等3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在上海学联会的组织下罢课演讲，示威游行，声援遇难学生。④暨南大学学生会“沿途高唱国民革命歌，并呼种种口号”。国民党各党部也纷纷发声，要求段祺瑞速即下野，并召开追悼会，请国民政府速行北伐。⑤
面对惨案，江苏省教育会虽亦表愤慨但仍规劝、限制学生的罢课示威活动，要求学生“奋勉力学，谋此后之根本建设，勿徒谓一时之举动，供无谓之牺牲”。孙传芳、陈陶遗等人“深恐各校学生激于血气，被人利用，或致酿生事端”。他们要求各地各校“剀切诫戒，妥为维护，兼将办理情形，迅行具报”。⑥
3月26日，同济学生停课一天，以示哀悼。次日学校召开惨案追悼会，共产党人杨贤江、国民党左派詹大悲、⑦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总务部秘书刘荣简、校长阮尚介等分别发言。⑧发言内容虽未有相关记载，但可看出，外侮再起之时，群情激奋，阮尚介对于学生的爱国运动暂未阻止。但这并不意味着阮尚介对此十分支持。此前同济学生就为纪念孙中山而全体请假，接踵而来的“三一八惨案”学生又要再次全体请假，且时长又达四天。此后，学生会邀请江亢虎来校宣传无政府主义。⑨阮尚介对于政党宣教，学生罢课，早已不满，冲突终于爆发。
他召集全体学生进行训话，声言：“请名人来校演讲原是一件好事，但所请人物必事先慎重考虑，并应征得校方同意方可去请。”⑩3月30日，阮尚介发出“誓约书”并张贴布告，声称国家内忧外患，事端频发，若每次都停课，则学生无安心读书之日，“学校当局为良心所驱使，不能不取纠正之方法”。{11}“誓约书”要求全校学生：“一、非得学校之命令公布不得停课或全体请假；二、学生大会须于三日内呈请校长许可，且不许用学生会名义邀请校外之人演讲。”他下令学生在“誓约书”上签字立据，如果有违背者，便令其退学，又函告家长予以督促。{12}校方之所以为此，也是担心“五四”“五九”“五卅”等纪念日将届，“若再有人鼓动，发生罢课游行或冲突等事，必危及学生学业及生命”，而学校“如不预筹善策，必将临时竭蹶”。{13}
“誓约书”风潮并非同济一校，同时爆发的还有上海商科大学、清心中学。上海商科大学教授行政委员会决定3月25日罢课一天即可，但是学生会则执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联会的决议，罢课四天。商科大学教授决定暂停授课，要求学生重新填写志愿书（按：开学填志愿书是当时学校的普遍做法，类似于保证书）后再授课。{14}新的志愿书要求学生“不经学校允许，不得结社集会；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及违背学校之定章、布告”，但大部分学生认为新志愿书“苛刻异常”，在与学校交涉无果后引发商科大学学潮。①清心中学的校长薛思培也将带头罢课的七名学生开除，结果被开除学生与校方争执不下，引发清心中学学潮。②商科、同济两校“誓约书”内容相仿，可知此举实为各校对江苏省教育会此前“整顿学风”决定的具体实践。
风潮一起，带有政党色彩的舆论攻击便蜂拥而起。上海学联会认为罢课后复不复课须“视情势之如何而定”，且号召各校学生会“积极联络各界，准备做长期之奋斗”。③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则认为校长们反对学生罢课的举措是在“工部局之洋祖宗的指挥和沪宁当局的鼓励下，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取媚于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④国民党人詹大悲在国民党中常委的报告中称同济校方强迫本党学生签名誓约，是在摧残国民党。⑤
深受民主思潮影响的同济学生认为校长所发的“誓约书”是侮辱人格、束缚自由之举，是在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接到誓约书后，当晚就有380余名学生签名表示反对填写誓约书。⑥3月31日，阮尚介将带头鼓动的医预科学生予以停课处理。遭到停课后，医预科的学生开会决议，春假期间不离校以示抗议，并发出中、德文宣言，公布事件“真相”。⑦当天下午，学生会主席何同泽召集学生开全体大会，通过医科决议，函请校长到会答复。上海商科大学的学生也来慰问。同济学生受激进思潮日久，而阮尚介担任校长已近十年，个性干练强硬，在苏沪一带颇有威望，风潮乍起，双方剑拔弩张。
（一）“请校长出席会议，予以答复”
为强化学生会的组织以对付阮尚介，学生会重新分配了各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发表宣言，一面逐条驳斥学校要求，一面淡化事实，以安家长之心。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亦发出《告上海同学书》，认为“反动教育学校当局又复为虎作伥，助桀为虐”，号召上海学生“同心同德，急起力争”。⑧此时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负责人李硕勋、高尔柏等都是国共党人，对同济风潮，极力声援。上海《民国日报》是叶楚伧、邵力子等国民党人所办，对此次事件，该报连发评论，阐明学生请假罢课为爱国之举，批评学校当局束缚学生自由，号召在校老师主持公道。⑨也有家长闻悉后，来函让学生勿填誓约书，“虽牺牲学业，亦所不惜”。⑩家长、掺杂政党色彩的报界与学生自治团体的极力声援，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制。学生以此为后援，更有所凭恃。
4月4日，赴南京与江苏省教育会等要人商议归来的阮尚介决定采用强硬手段解决风潮。他发布告称以往对于社会事端，倘若有人一倡罢课，其他学生“莫不盲从，捣乱者遂利用之掀动风波，冀达其破坏之目的”。自己既未阻止学生爱国运动，又无解散学生会的用意，“乃一部分学生存心捣乱，有意反抗”。他要求学生按5日12点前，将“誓约书”送交校长室，否则便令其退学；对于此时仍未缴学费的学生，不问其愿填誓约书与否，概令离校。{11}未缴学费学生多为学生会骨干，阮氏欲借此而除之，同济学生对此尤不能接受，坚决不签字。
同日，上海学联会主席周志初召集上海17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开会，讨论清心、商科、同济三校的“誓约书”问题。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办理三校风潮事务，并向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报告风潮经过。报告称三校校方“摧殘爱国运动，破坏学生团体，侵犯学生本身利益及政策，开除学校的爱国分子，订立学校中的不平等条约，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者，直欲使全上海的学生乃至全中国的学生都屈服于帝国主义与反动教育者的双重压迫之下”，这不仅仅是三校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上海一地的问题，而是“反动势力对全国进攻之开始”。①
学生会派人多次请阮尚介出席学生会议，面答学生质疑。但阮尚介或予以拒绝，或置之不理，这使学生抗议活动陷入僵局，进退维谷。4月4日晚上8点，怒不可遏的百余学生包围校长住处，坚决要求校长出席学生会议。当时阮正与家人吃饭，学生言行激动。因担心自己与家人安全，阮尚介请来警察防范，并答应学生出席会议。会上，学生要求阮尚介收回成命，阮依旧坚称，如果全体同学一致拒签，他就自行引退。学生担心他动用武力，而阮称，将用人格保证绝不出此下策。②
会后何同泽、陈宝骢致函阮尚介，称：“不缴费之同学自因家款迟到之故，先生万不因假期中令不缴费之同学离校，生等對于先生此等命令完全否定”；“拒签誓约书是全体同学之意见，先生布告屡谓系少数分子……如先生有乱命开除少数同学，生等完全否认”。③之前医预科学生停课后，愤怒的学生曾殴打司钟校工陆宗懋，4日晚包围校长住宅，言行更是过激。④学生此时也自知举动太过，且又担心阮尚介会动用武力，所以态度渐为和缓，试图有所让步。
（二）校长开除学生，学生罢免校长
4月5日是阮尚介要求填写誓约书的截止日期。阮尚介决心动用军警维持校内秩序。5日早晨，大队军警抵达学校，将校门、宿舍等各处把守，阮尚介发布布告称不承认留校的200余名学生，“如受军警干涉，是自取其咎”。校门口贴有门禁，规定假期内回校学生，须填写“誓约书”后才能入校，否则只准搬取行李；未离校也未填写誓约书者，“令其退学”。⑤
这一系列的举措再次激怒了留校的学生，学生决定不再与阮氏有任何接洽，并在宿舍门口发布了宣言。宣言称：“不签字不离校；如校长开除数人，全体同学反对；不签字案中，同学不得以个人与校长有所接洽”，与校长所贴布告针锋相对。学生的宣言看似在对抗校长，实则也是在要求学生。大多数学生反对“誓约书”是集体无意识下的气氛鼓舞所致，一旦风潮扩大，事态严重，学生群体内部也极易产生分歧。此时一部分学生已经回家，原本拒绝签字的380余名学生只剩200多名。⑥
有学生回校被警察阻止，校内学生十分气愤，担心以后不能出校吃饭。于是又开会讨论，学生意见纷扰，主张拼命者有之，主张镇静者亦有之。⑦同济大学的膳食费极贵，多数学生都在外吃饭。而校舍周围是水沟，出入全靠前后门。“围困同济大学军队的连长多少有点同情学生，虽然奉命围困校舍，断绝内外交通，但吃饭时间还是允许学生出入”。叶曙回忆认为，如果当时军警完全断绝学生出入，不但会激起学生暴动，恐怕连校外饭店的老板也会加入斗争，后果则不堪设想。⑧军警压制学生，是阮尚介的强硬之举，也是局势僵持不下的必然结果，但这也是最招人非议之处，此后成为学生口诛笔伐的“软肋”。
留校学生决定，登报不承认阮尚介为校长，并致函校董会，称“此次之变，完全由校长一人激之使成”，请求校董会罢免阮尚介的校长职务。校董会于4月6日在沪开会，15位校董中11位出席会议。各校董皆赞成校长举措，至于彻底解决学潮，“应由校长全权处理”。原本希冀于校董会的学生不得不致函北京教育部，要求撤换阮尚介。⑨
春假结束后，大部分学生已回校。校方决定延期开学，并对已开除但不离校的学生，要求家长从速领回；对于不来填誓约书者，开学后一律不准入学，“即使学校解散亦所不恤”。为了扭转同济学风，阮尚介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此次风潮，不少家长、学生都处于观望状态。也有家长对于学校的做法表示赞同。他们致函阮尚介称，等风潮稍缓后，便让孩子带誓约书回校。若是现在来校，则会“有不良分子要挟包围，致令盲从也”；此时的学生中间已渐渐分化出了“决裂派”与“非决裂派”。部分学生也表示愿意填誓约书，但是“实为决裂派同学所阻耳”。⑩
阮尚介对学生指责污蔑他的宣言，再发布告，一一回应。阮氏言，他纯属以“劝告各生勤学救国”为目的，倘对“誓约”两字有疑议者，用“郑重声明”亦可；对于斥责他用“誓约书”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阮氏回应说，“本校长爱国之心绝不后人，但不忍坐视青年荒废学业，徒呼口号，以为救国耳”；不许以学生会名义邀请校外人演讲，学生认为这是学校拒绝新学说，而他认为学校非宣传党纲之地，校长对到校讲演的人应有决定权；学生认为他以监视恐吓等手段操纵多数同学，他回应说：“此次风潮扩大，实由少数学生操纵所致，同学中有愿填誓约书者，恐吓之、监视之、阻止之”；学生认为他散布各种不确切的言论欺骗学生以及引起社会迷惑，他反唇相讥：“此次风潮起侯，少数同学散布各种不确事实，欺骗同学，并送登报纸，以博社会同情”；对于学生指责他动用警察以图武力解决，他辩解说，“本校长此举，实出学生迫之使然，非所愿也”。①
北京教育部派专员朱炎到校调查。朱炎与阮尚介同为江苏省教育会之人。调查时，朱炎表示只与大学部的学生接洽。学生会代表对此十分气愤，再次致函教育部，称一则朱炎根本就未与学生接洽，二则校董黄炎培、沈恩孚居然认为“本校并未国立，钧部无权过问”。学生请求教育部“速罢阮氏，并示南针”。②
为博得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同济学生会于9日晚开会招待上海的新闻界，“希望在舆论上多予以相当援助”。会议由陈宝骢主持，学生会骨干吴鼎、王毓崑、郑子尧相继向报界报告风潮的经过。③同日，上海学联会再发宣言，援助同济大学学生。学生会还印刷《同济学生》《医预科特刊》等自办刊物，对“誓约书”事件大力宣传。学生与校长相持不下，上海《民国日报》的记者致函阮尚介，称学生“全体请假之动机与校长同，集会讨论与校长同，其对惨案为良心之表示与校长同；校长所为者而学生踵起而为之，而谓咎在学生，此已不可，况更益以轶出其职权乎？”他劝阮尚介尽早平息事件，避免学生“因救国之表示，而终致失学”。④
阮尚介向江苏省教育会报告了处理同济风潮的情形。江苏省教育会决议认为：“学生本以求学为原则，学校行政应有校长完全负责，各校学生近有自由请人之举动，易使学校内部之精神受不良之影响，自应绝对禁止，校长为整顿学生风气起见，特定取缔办法，本会认为具有苦心且极正当。各校如能照办，大可改善学风。应请阮校长彻底整理，勿稍迁就。”⑤江苏省教育会对于苏沪地区的教育具有控制权，对于政党入侵校园，极为抵制。各地军阀更不希望学生入党。孙传芳曾下令各省教育厅，“凡在校学生，概不得加入政党，凡已入党者应饬令即日脱离党籍，以维学风”。⑥但是国共两党却倡导“党化教育”，要求学生“信仰国民党的党纲，做孙文主义的信徒，努力施行国民革命，以求中国之完全独立与自由”。⑦风潮在“党化”与抵制“党化”之间愈演愈烈。
（三）多方调解与风潮决裂
阮尚介“欲以长期停课之手段，使学生软化”，学生们则“一致团结，抱定决心”，堅持抵抗。⑧同济毕业生对学潮关注已久，想予以调解。最后决定由江逢治、龚积成与阮氏先行接洽。江、龚两人便赴吴淞见阮氏，但因同济医科学生想让江逢治取代阮尚介，因而阮表示只见龚而不见江，接洽不欢而散。此时反“誓约书”的学生内部已经明显分裂，一部分学生开始动摇或放弃，学生会决定执行部增设监察股进行监察，要求学生风潮未解决前不得离校。⑨
有学生家长也表示愿意调解，但学生代表在拒签誓约书问题上依然不退让。⑩前次校友代表与阮接洽未果，同济在沪的毕业同学百余人决定成立校友会，17日，校友会派代表六人与双方进行正式调解，学生要求阮尚介“取消布告、撤出军警、向学生道歉、不得藉故开除同学”，而阮氏仅表示誓约书的内容，必须附加在志愿书内，重新填写，其余一概不谈，校友会调解又遭失败。{11}上海学联会“深恐各趋极端，酿成不可收拾之局”，遂请上海教育界名流殷芝龄、李石岑、叶绍均等出任调停。22日上午，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代表打算与学校当局商谈，然而阮氏却拒而不见。调解无望，同济学生会商议决定，“无论如何死守校中，如到万不得已，全体绝对一致”，“阮氏若以强力压迫时，全体同学共同进退”，并由每人签名盖章。对于阮尚介用武力镇压，学生极为担心。有传言说22日会有大批军警来校，由此引发了学生的惶恐。①此时学生又准备向省长上书，强调反对“誓约书”是全体学生而非少数学生。谁拥有“多数”就能证明谁是而谁非。但事实上，风潮持续越久，学生内部会越分化，“多数”与“少数”已在变动之中。
4月21日，五省联军司令部下达指令，责成阮校长“彻底主持，勿稍纵任”。②同时，江苏省省长公署、省教育会、沪海道尹皆来布告，支持阮尚介。省长公署要求阮尚介“排除一切障碍，始终坚持，务以达到全体填誓约书之目的”。③沪海道尹称，“如果多数甘受操纵，长此执迷不悟即至全体解散，亦所不恤”，要求学生“一致反省，力改前非，遵守校令，毋殆后悔”。④有联军司令部和江苏省政府等各方面的支持，阮尚介遂决定开除学生会骨干20人。⑤学生对此亦不甘示弱。他们称：“虽出以任何牺牲所不惜也。”⑥同时，学生将3月31日晚上签名反对填写“誓约书”的380余名同学姓名公布于《申报》《新闻报》等报，以图将校方以及官方所称的“少数学生”拒签誓约书的说法揭穿。但近一个月的僵持，许多学生早已反悔或被迫填写誓约书。姓名公布之后，有学生或家长登报澄清，予以否认。而同济学生会认为：“信约乃各同学亲手签名，若非本人有意毁誓，切实声明，此项信约当然有效。”⑦
事态发展对学生渐趋不利。报人一真发表评论认为，此次风潮，校方应该慎重处理，而大多数学生应该“辨明性质，勿误解学校办法”，“以自爱而爱学校”，才能早日复课，不至学业荒废；对于少数闹事学生，不应该“逞一时之竞气，殆害团体”。时人评论不无道理，但也只是管窥蠡测。长达月余的“拉锯战”中，学生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实因“国民党与学生之间的界限，已连成一气”，⑧简单劝告岂能平息。
25日，学生决定驱逐阮尚介、袁希洛二人。但阮尚介或已知晓，不在住处，学生遂将警告信交与门房，高呼而返。下午医预科学生中开始流传有一学生因反对誓约书愤而自杀。同济同学极为恐慌，于是结队遍查讲堂宿舍，未见异样，才知是谣言。但是此次谣言之后，学生已饱受惊吓。又有消息称阮尚介将于次日请来大批军警，提拿学生。学生闻后更为惊恐。⑨次日早晨，学生会开会，约有180人。学生会代表表示愿意单独离校，但与会的大部分学生认为，拒签誓约书是众人之意见，应共同进退。大家约定，若阮氏再用武力压迫，不得已时，全体离校。当场签字者有156人。未几，警察200名、徒手士兵两连在阮尚介、袁希洛的陪同下到校。阮、袁两人手持学生会人员相片赴学生宿舍抄查，意欲搜捕被开除的20余名学生，不料他们已从后门离校。其余学生立即开会商议，却被阮、袁及军警所阻止。无奈之余，学生大呼口号，渐次离校。⑩截止27日，表示愿意填写誓约书者近100人，而已填誓约书但请假专候开课的学生亦不少。次日，同济大学发布开课公告。{11}当时的“学生团结不力，家住上海的一些纷纷屈服，于校方登报上课之日，乖乖地填写了誓约书，返回学校，学潮便无形中终止”。{12}
民国以降，国事扰攘不安，当整个社会“不能为学生提供顺态环境，反而导致他们在前进的艰辛和后退的绝望中焦躁不安”时，“任何带有不同程度变革意向的个人或者集团，在这个躁动的群体面前稍有不慎，都将轻而易举地丧失进步性，成为被冲击和震动的对象”。①学生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下向往绝对自由，群体行为激进而冲动，稍不合己意便以“反动”“卖国”相斥；动辄以“反帝”“爱国”辩护。同济学生在“誓约书”风潮中殴打校役、胁迫学生、散布谣言、围堵校长居处等言行进一步激化了与校方的矛盾。时人评论当今学生“志高气浮，能小欲大，无论任何事情，任何人物，得到眼来，十九都不满意，几视天下无可满意之事，无可满意之人。是以遇事便主破坏，开口便喊打倒，此其凌厉无上之气，故足多矣”。②杨天宏认为此时期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亚文化”特质，是学运、学潮的重要推力，也恰恰为政党与学生结缘提供了契机。③
同济风潮僵持之时，郑超麟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时评，声援同济学生的同时，借助“誓约书”风潮来抨击段祺瑞政府的“反赤”运动。他认为上海“誓约书”风潮是段祺瑞政府与上海教员组成的反赤联合战线进行反赤的结果。因此“近日上海的学潮有重大的意义，绝不是普通的学潮可比，我们切不可轻易放过”；④风潮决裂后，同济离校学生发表长文宣言，宣言历数学校“摧残”学生会的种种经过。⑤离校的百余名学生，在同济学生会的领导下仍继续做反“誓”驱“阮”的抗争。
（一）“不认为与学校脱离关系”
为了加强学生团结，学生会进行了改组，将原有执行委员会分为总务、出版、杂务三大部。离校学生几乎各有职务。在4月26日风潮决裂前，学生会内部就已在商量转学事宜，准备转学至上海其他学校或者广东大学。但消息走漏，提前被各大报纸报道出来。因不甘就此被校方驱逐出校，离校学生便致函各报，谎称还未决定转学事宜，要求各报予以更正。⑥离校学生甚至一度求援于上海律师公会，希望运用法律途径解决此次风潮，但都结果了了。⑦
4月29日第一天开课，部分同济学生在返校上课途中，遭到离校学生的阻挠。学校当局得到消息后，立即分函警厅及铁路局派警在车站护送赴淞的学生。时人以中立者的身份认为：部分学生既已离校，“是认其学校办法为不合个人之意旨，则相率退学可也，转入他校亦可也，乃今于此之求，仍集合于一处，不认为与学校脱离关系”，这不但使数年之学业功亏一篑，而且也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应该向中国公学、南洋公学的学生学习，朝着“积极方面之进行而有所建设”。⑧
学生被迫离校，上海学联会派代表俞季女到江苏省教育会，质问作为全省教育最高机关，省教育会为何却“言论偏袒”，他们要求教育会“让阮尚介自行隐退，庶免激起公愤”。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痛斥同济当局“丧尽天良”，动用军警逼迫学生，盛赞离校学生“优秀勇敢”，并号召国内教育界不要以“无闻痛痒”的态度对待此事。⑩上海一些社会团体对同济学生表示同情，决定筹备成立“同济离校学生后援会”。各大学学生会、国民党党部代表乔心全、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朱寅华、沈资田，同文书院代表师培岷，中国济难会代表及京案后援会代表韩光汉、史富权等都表示慰问。{11}
5月4日，上海学联会召集上海各校代表50余人，到江苏省教育会驻所，要求会见同济大学常务校董、江苏省教育会秘书长沈恩孚，但沈恩孚拒而不见，于是学生代表三呼“打倒省教育会；打倒学阀；拥护同济学生人格”等口号而归。①僵持之余，学生会决定派成员吴鼎赴北京向教育部再次请求撤换阮尚介，另选贤能，②但北伐前夕的北京教育部，政令不出都门，遑论撤换的是与江苏省教育会有深厚关系的阮尚介。面对江苏省教育名流的态度，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认为此后全国学生中心工作是“防止反动教职员挑拨与离间，巩固本身的组织团结，造成学生群众之统一联合战线以防堵反动势力对学生之压迫与进攻”，号召“任何党派的学生，都应该致力于这一点上而努力奋斗”。③
（二）“同济学生南下，实属两全其美”
5月10日，上海学联会请求广东大学在“原有之科系外，再行添设工科”，对同济离校学生予以收容。④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认为以阮尚介、沈恩孚、袁希洛为代表的江苏省教育会“其行为盖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无二，皆以压迫民众，摧残爱国运动为心”，并声援同济学生，认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应饬广东大学予以特别收容”。⑤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回电称：“本校工科今年成立，先办土木与机械两科，同济学生有志来学，甚为欢迎。”⑥此时詹大悲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要职，褚民谊便与詹大悲积极筹划同济离校生的转学事宜。同济离校学生得此消息后极为兴奋，集会决定派代表南下广州，以便筹划制定课程、班次及教员等问题。5月13日，同济大学学生会派代表陈宝骢、孙鸿荣、陈必贶三人赴粤，“同学到码头欢送者极形踊跃”。⑦到广州后他们即赴中央党部报道，中央党部两位领导人詹大悲和邓颖超极为“赞许同济学生的勇敢精神”。⑧
在同济代表赴粤与“广大”磋商后，第一批赴粤学生随之南下。南下后的学生回沪宣传，称“广大医科有百万元之设备，创办工科一节，广大当局早在筹备，今得此机会，正好即时开班，同济学生南下，实属两全其美。至用德文教授，更属不成问题”，鼓动同济学生南下。⑨5月18日，第二批学生30余人，搭乘醒狮轮南下，并推举“金世杰、王季甫、叶少芙、卓仲杰四人为组长”。⑩两次共有50余人转学“广大”。5月24日，广州学联会组织成立援助同济离校学生委员会，并发布宣言称：因五卅运动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了学生的威力，现在他们的走狗反动学校当局“已联同一气向革命分子大举进攻”。号召各界察觉到此种阴谋，对离校学生予以切实地援助。{11}紧接着，25日，第三批赴粤学生30余人，又“搭新华轮出发，同学至码头欢送者三四十人”。{12}6月2日，第四批学生10余人，乘源安轮前往广州。{13}6月8日，“广大”学生会开会欢迎各省来粤的学生代表，同济离校学生陈宝骢、王季甫应邀其中。{14}
在北伐时期，各地青年学生以广州为革命圣地，无不向往，但事实远比想象的复杂。各处学生纷至沓来，使本不充裕的校舍更为拥挤，学生“散居外間客栈者殊多”，不得已，“广大”校方只好另寻他址以增建校舍。{15}同济学生的到来使“广大”一时难以消化，处于改组中的“广大”事务繁杂，对接受各地学生的兴趣也渐减。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督促“广大”妥为办理，“广大”遂拟定在暑假后让同济学生插班上课，但需要经过考试。①此时的“广大”还没有德文教员，工科也在筹建中；医科原本是收并广东公医大学而来，与广东大学“仅为名义上之附属”，“与学校不能发生密切联系”。直至6月中旬，校方还在商讨革新计划，因此，以医科和工科为主同济离校学生“万分渴望其能即见诸实行”。②此时，中央党部虽已发放给离校学生100元的经济补助，但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为此，12日，同济离校学生代表陈必贶等人召开座谈会与吴稚晖、詹大悲、陈其瑗等人进行协商。陈必贶请求广东大学准许同济学生免试入学，分级插班，并完善实习流程、改善实习环境，但结果仍不尽人意。③后来，一部分学生加入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或广州兵工厂进行学习和工作。据吴鼎回忆，风潮之后，他“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而晚年感到当时“难免有些偏激”。④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部分赴穗的同济学生亦跟随革命军回校。回校的学生发表宣言称：阮尚介担任校长以来“恶迹多端”，而1926年尤甚。1927年“党军到沪，正恶势力消减之时”，势必要将阮驱逐之。⑤当时国民政府虽占领苏沪地区，但江苏省教育会仍控制着苏沪大部分学校的教育权。为进一步推行“党化教育”，国民党支持同济回校学生，让阮尚介辞职。无奈之下，阮尚介登报声称：“去年强迫学生签押誓约书，施用武装军警封锁学校，措置诚属失当，然实受环境所驱使，不得不忍心出此。”导致学生离校，他表示“无任歉疚”，并希望学生“勿念以往，从速仍返本校，继续肄业”。⑥一同被打压的还有同济校董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以及张君劢、郭任远、朱炎、张东荪等“学阀”，而江苏省教育会则被取缔。1927年6月，在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的推定下成立新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对学生运动比较支持的夏元瑮、吴述先担任正副主席，整个学校已被国民党所控制。
离校又转学，南下再北归，同济学生终于在国民党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反“誓约书”斗争的“胜利”。吕芳上认为这是“政党运动学生”的表现。⑦但这何尝又不是学生“利用”政党的表现呢？政党只是同济学生解决风潮的援手。学生群体在风潮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并不弱。由此看来，“政党固然希望运动学生，但学生并非单纯受动者”。⑧“政党运动学生”这一整体性论断亦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同济校董多为江苏省教育会名流，他们大都是由清末江苏省谘议局的议员分化而来，介乎绅商之间。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权威暗弱，地方自治主义兴起。作为与“政府”相对意义上的“地方社会”成为主导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⑨在国家威权式微之时，江苏省教育会倡导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的“公民教育”，促进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通俗教育等在苏沪地区发展，企图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袁希涛曾对同济学生说：“中国之大患，曰贫曰弱，救弱莫若医，救贫莫若工，务望诸君，各求深造，以养成将来救国人才。”⑩
他们周旋于北京政府、各地军阀之间，办讲习所、研究会，努力维持地方教育的发展。1925年2月，因经费无着，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江苏国立四校成立了四校联合会，以共同应对目前的局势。到1927年3月，同济大学欠债已达十四万元，经济上已是极度困难。{11}有人斥责江苏省教育会为得到教育经费，不惜听命于军阀。设身处地观之，此举何过之有？经费是学校的立身之基，政局动荡之中，为维持学校生存，对于学生运动，校长们势必要顺从于军阀予以压制。他们的爱国之心，并不后人。五四期间，阮尚介力促同济大学成立学生自觉会（同济学生会的前身），并在成立之日发表演说。他“强调学界必须团结成一个大团体，提倡兵式体操，举行露天演讲，并研究抵制日货办法”。五卅期间，阮尚介领导同济华籍教员致电北洋政府，声援同济学生，要求政府应“据理力争，务得满意结果，以张国权，而平众愤”。①
但与此同时，作为“苏人治苏”的代表，江苏省教育会的“重商主义”思想与地方自治倾向使得他们对于学生运动极为抵触。追求秩序、稳定以及保持对地方独立的控制权是他们的现实考量。邓中夏当时就认为：“这一派对于革命总隐约地表示反对的态度，将来怕还是革命党的一个劲敌呢！”②
五卅运动以后，学校中的政党作用日趋严重，江苏省教育会倡导“公民教育”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政治教育的手段，在抵制政党渗入，以图继续控制对苏沪地区的教育领导权，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相抗衡。1925年8月，江苏省教育会公民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将每年的5月3日到5月9日定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并要求“各县教育局会同县教育会每月至少开公民教育研究会一次”。③此后，公民教育运动在江苏省蓬勃开展。他们认为“对于各种政治问题，俱能凭公正之态度，為深切之研究，研究所得，昭示国人。不论何党何派，苟其政略与吾相同者，吾即为宣劳，如是则无入党之弊，而有入党之益”。④“公民教育”一开始就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具有地方自治思想的江苏省教育会试图从学校入手，通过“公民教育”进而改造整个社会。⑤但随着政党入侵校园之后，学生纷纷入党。学生自治组织也被政党所控制，“党化教育”的理念亦随之深入。而江苏省教育会仍要求苏沪各校恪守“公民教育”的理念，二者的紧张造成此时各校学潮迭起，同济风潮是为“典范”。
若进一步看，江苏省教育会的消亡，是国家威权腾升之后对于民间社会的压缩，是北伐之后国进民退⑥的重要个案展现。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兴起，中央政府亦给予地方自治的权限，江苏省教育会是为代表。在此后的20余年间，江苏省教育会对于江苏的政治、经济、教育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北伐战争的到来，国家机器深入地方，“国进民退”的第二波高潮得以兴起。江苏省教育会利用自身长期聚储的能量，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威权渗透江苏地方的趋向坚决抵制，力图保持它所掌握的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却难易时势，最终遭到解散。
【作者简介】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靳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摘 要 1926年同济“誓约书”风潮，虽有相关记载和论述，但史实并不清晰，且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持论片面。揆诸史实，引发同济风潮的诱因，实为倡导“公民教育”的江苏省教育会与宣教“党化教育”的国民党之间的抵牾所致。同济学生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亚文化”特质是学潮持续的重要动力，也是学生与政党结援的重要因素。同济“誓约书”风潮亦是政党“运动”学生与学生“利用”政党的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教育会同人倡导“公民教育”，试图抵制政党入侵，保持其对苏沪教育的控制权。但是随着北伐声威波及苏沪，国家机器深入地方，江苏省教育会首当其冲，最终消亡。
关键词 江苏省教育会，阮尚介，同济大学，党化教育，国进民退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7）18-0029-11
民国时期学运澎湃，学潮频发，师生冲突则是其重要形式。据吕芳上研究，仅1922年的123件学潮中，有49件就因此而起。①在众多案例中，1926年同济大学“誓约书”事件颇值探讨。此次“誓约书”事件导致同济大学近1/3的学生转学广东大学。②同时，担任校长近十年之久，为同济大学做出相当贡献的阮尚介因此而辞职。百余名学生因学潮失败而离校，从上海辗转广州，又随北伐军复归上海，驱逐校长，这在学生运动史上亦极为少见。
对于此次事件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同济大学编著的校史，亦散见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之中。③但对于事件过程，诸多成果多为陈陈相因。其中屠听泉等人著述的《一场激烈的反“誓约书”斗争》，同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著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对此次事件的探讨较为全面详细。上述著述认为，“誓约书”风潮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中外反动派的‘反赤逆流之间的生死搏斗的一个侧面”。④这种先入为主的革命史观，未将该事件进行“左右”考察，致使其单纯地关注学生一方，而忽视了校长及其背后的江苏省教育会；上述著述亦未将学生放置在“政党运动学生”的大背景下进行“动态”考察，导致立论偏颇。此外，对于事件的起因、过程，既有研究亦有失实之处。①
1924年之后，政党运动与学生运动合流，政党成为学潮背后的重要推手，学生亦将政党作为后背靠山。双方相互利用，在纾解学生群体孤立无援的同时，也为国民党注入了新鲜血液。地方教育当局虽极力抵制，但仍难以阻挡国民革命的洪流。同济大学“誓约书”风潮成为考察北伐前夕政党、学校与地方三者关系的一个缩影。
同济大学原由德人创办，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校址在上海法租界内。一战德国战败，中德断交，法租界遂派兵包围该校，迫使师生迁校。离校师生在北京教育部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斡旋下于吴淞另建校址。②同济校董自此由华人担任，校长也由校董会选举产生。校董最初为6人，1926年增加到15人，其中十之八九为江苏省教育会的名流。③常务校董沈恩孚为江苏省教育会的秘书长，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主要负责人。校董黄炎培为省教育会副会长；校长阮尚介、中学部主任袁希洛等亦是江浙颇有威望的士绅。当时同济大学的经费多由江苏省支持，因此同济虽在上海吴淞，却受江苏省教育会控制。④
20世纪20年代，中共建立、国民党改组、青年党兴起，学生的力量渐为政党所重视。政党开始向学校渗透，学生运动也逐渐受政党影响。此时，国民党强调：“我们要学生们归到我党旗帜之下，但要尽力拥护学生的利益。所有的学生运动（校内与校外），都要尽力指导，帮助他们。要使学生在国民革命中多尽一点责任，必须他们组织起来。所以我们要去尽力组织学生团体。”⑤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是年3月，同济大学成立了国民党上海第六区党部第三分部。1925年，同济学生会正式成立，袁文彬当选为会长，何同泽、吴鼎、陈宝骢、尹景伊、陈必贶、詹大权担任委员。⑥当时的同济学生会经常请汪精卫、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何秉樊、侯绍裘等人来校讲演，参加学生座谈会，指导同济学生的社会活动。据当时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何志明回忆，这些活动“使全校的同学思想起了极骤地变化，请求参加国民党的同学增多了”。⑦
五卅惨案（亦称“沪案”）期间，同济学生在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等指导下，积极开展罢课示威游行，表现极为突出。五卅运动在锤炼了同济学生自治组织的同时，也使得政党在同济大学中的影响更为深入。运动之后，同济学生会骨干詹大权于1925年冬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⑧同济学生会主席袁文彬被中共上海党组织派赴黄埔军校参军，同济学生会主席遂由何同泽担任。此时的同济学生会受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领导。而上海学联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此时驻地上海）则受恽代英等国、共党人领导。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几近成为国民党的附属机构。⑨
政党入侵黉门，引起社会人士的反感。时人评论道：“学生者，以急于爱国而入政党，入政党者则有妨于自己之学业，殊非根本之道也。”⑩五卅运动之后，江苏省教育会就感到“学风败坏已达极点”。对于学生，“外人勾结之，以行其党纲，政客利用之，而视为武器”，“若不乘此时机急加整顿，非特学术无不变之望，抑且文化有沦胥之忧”。①江苏省长公署更直言：“少数之人，血气方刚，毫无定见，义愤所激，转入歧途。抑或采取谬说，标立党系，究其所主，不獨害于一身，亦且患于国家。”②
1926年，“三一八惨案”（亦称“京案”）爆发后，上海学生迅速做出反应。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致电慰问北京学生，并派员到各省宣传惨案真相，动员各地学生。上海学联会组织各界团体筹备成立“京案后援会”，并召开紧急代表大会。37所学校与会，代表达103人。会上，学生负责人余泽鸿、周志初发表意见，决定罢课4天。“其他学校一致声明，当即执行学联决议案”。大会还决定“即时扩大学联组织”。上海学联会分设四部，每部下设的各股由一校学生代表担任。③南洋大学、上海大学、同文书院等3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在上海学联会的组织下罢课演讲，示威游行，声援遇难学生。④暨南大学学生会“沿途高唱国民革命歌，并呼种种口号”。国民党各党部也纷纷发声，要求段祺瑞速即下野，并召开追悼会，请国民政府速行北伐。⑤
面对惨案，江苏省教育会虽亦表愤慨但仍规劝、限制学生的罢课示威活动，要求学生“奋勉力学，谋此后之根本建设，勿徒谓一时之举动，供无谓之牺牲”。孙传芳、陈陶遗等人“深恐各校学生激于血气，被人利用，或致酿生事端”。他们要求各地各校“剀切诫戒，妥为维护，兼将办理情形，迅行具报”。⑥
3月26日，同济学生停课一天，以示哀悼。次日学校召开惨案追悼会，共产党人杨贤江、国民党左派詹大悲、⑦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总务部秘书刘荣简、校长阮尚介等分别发言。⑧发言内容虽未有相关记载，但可看出，外侮再起之时，群情激奋，阮尚介对于学生的爱国运动暂未阻止。但这并不意味着阮尚介对此十分支持。此前同济学生就为纪念孙中山而全体请假，接踵而来的“三一八惨案”学生又要再次全体请假，且时长又达四天。此后，学生会邀请江亢虎来校宣传无政府主义。⑨阮尚介对于政党宣教，学生罢课，早已不满，冲突终于爆发。
他召集全体学生进行训话，声言：“请名人来校演讲原是一件好事，但所请人物必事先慎重考虑，并应征得校方同意方可去请。”⑩3月30日，阮尚介发出“誓约书”并张贴布告，声称国家内忧外患，事端频发，若每次都停课，则学生无安心读书之日，“学校当局为良心所驱使，不能不取纠正之方法”。{11}“誓约书”要求全校学生：“一、非得学校之命令公布不得停课或全体请假；二、学生大会须于三日内呈请校长许可，且不许用学生会名义邀请校外之人演讲。”他下令学生在“誓约书”上签字立据，如果有违背者，便令其退学，又函告家长予以督促。{12}校方之所以为此，也是担心“五四”“五九”“五卅”等纪念日将届，“若再有人鼓动，发生罢课游行或冲突等事，必危及学生学业及生命”，而学校“如不预筹善策，必将临时竭蹶”。{13}
“誓约书”风潮并非同济一校，同时爆发的还有上海商科大学、清心中学。上海商科大学教授行政委员会决定3月25日罢课一天即可，但是学生会则执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联会的决议，罢课四天。商科大学教授决定暂停授课，要求学生重新填写志愿书（按：开学填志愿书是当时学校的普遍做法，类似于保证书）后再授课。{14}新的志愿书要求学生“不经学校允许，不得结社集会；不得干涉学校行政及违背学校之定章、布告”，但大部分学生认为新志愿书“苛刻异常”，在与学校交涉无果后引发商科大学学潮。①清心中学的校长薛思培也将带头罢课的七名学生开除，结果被开除学生与校方争执不下，引发清心中学学潮。②商科、同济两校“誓约书”内容相仿，可知此举实为各校对江苏省教育会此前“整顿学风”决定的具体实践。
风潮一起，带有政党色彩的舆论攻击便蜂拥而起。上海学联会认为罢课后复不复课须“视情势之如何而定”，且号召各校学生会“积极联络各界，准备做长期之奋斗”。③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则认为校长们反对学生罢课的举措是在“工部局之洋祖宗的指挥和沪宁当局的鼓励下，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取媚于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④国民党人詹大悲在国民党中常委的报告中称同济校方强迫本党学生签名誓约，是在摧残国民党。⑤
深受民主思潮影响的同济学生认为校长所发的“誓约书”是侮辱人格、束缚自由之举，是在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接到誓约书后，当晚就有380余名学生签名表示反对填写誓约书。⑥3月31日，阮尚介将带头鼓动的医预科学生予以停课处理。遭到停课后，医预科的学生开会决议，春假期间不离校以示抗议，并发出中、德文宣言，公布事件“真相”。⑦当天下午，学生会主席何同泽召集学生开全体大会，通过医科决议，函请校长到会答复。上海商科大学的学生也来慰问。同济学生受激进思潮日久，而阮尚介担任校长已近十年，个性干练强硬，在苏沪一带颇有威望，风潮乍起，双方剑拔弩张。
（一）“请校长出席会议，予以答复”
为强化学生会的组织以对付阮尚介，学生会重新分配了各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发表宣言，一面逐条驳斥学校要求，一面淡化事实，以安家长之心。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亦发出《告上海同学书》，认为“反动教育学校当局又复为虎作伥，助桀为虐”，号召上海学生“同心同德，急起力争”。⑧此时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负责人李硕勋、高尔柏等都是国共党人，对同济风潮，极力声援。上海《民国日报》是叶楚伧、邵力子等国民党人所办，对此次事件，该报连发评论，阐明学生请假罢课为爱国之举，批评学校当局束缚学生自由，号召在校老师主持公道。⑨也有家长闻悉后，来函让学生勿填誓约书，“虽牺牲学业，亦所不惜”。⑩家长、掺杂政党色彩的报界与学生自治团体的极力声援，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制。学生以此为后援，更有所凭恃。
4月4日，赴南京与江苏省教育会等要人商议归来的阮尚介决定采用强硬手段解决风潮。他发布告称以往对于社会事端，倘若有人一倡罢课，其他学生“莫不盲从，捣乱者遂利用之掀动风波，冀达其破坏之目的”。自己既未阻止学生爱国运动，又无解散学生会的用意，“乃一部分学生存心捣乱，有意反抗”。他要求学生按5日12点前，将“誓约书”送交校长室，否则便令其退学；对于此时仍未缴学费的学生，不问其愿填誓约书与否，概令离校。{11}未缴学费学生多为学生会骨干，阮氏欲借此而除之，同济学生对此尤不能接受，坚决不签字。
同日，上海学联会主席周志初召集上海17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开会，讨论清心、商科、同济三校的“誓约书”问题。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办理三校风潮事务，并向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报告风潮经过。报告称三校校方“摧殘爱国运动，破坏学生团体，侵犯学生本身利益及政策，开除学校的爱国分子，订立学校中的不平等条约，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者，直欲使全上海的学生乃至全中国的学生都屈服于帝国主义与反动教育者的双重压迫之下”，这不仅仅是三校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上海一地的问题，而是“反动势力对全国进攻之开始”。①
学生会派人多次请阮尚介出席学生会议，面答学生质疑。但阮尚介或予以拒绝，或置之不理，这使学生抗议活动陷入僵局，进退维谷。4月4日晚上8点，怒不可遏的百余学生包围校长住处，坚决要求校长出席学生会议。当时阮正与家人吃饭，学生言行激动。因担心自己与家人安全，阮尚介请来警察防范，并答应学生出席会议。会上，学生要求阮尚介收回成命，阮依旧坚称，如果全体同学一致拒签，他就自行引退。学生担心他动用武力，而阮称，将用人格保证绝不出此下策。②
会后何同泽、陈宝骢致函阮尚介，称：“不缴费之同学自因家款迟到之故，先生万不因假期中令不缴费之同学离校，生等對于先生此等命令完全否定”；“拒签誓约书是全体同学之意见，先生布告屡谓系少数分子……如先生有乱命开除少数同学，生等完全否认”。③之前医预科学生停课后，愤怒的学生曾殴打司钟校工陆宗懋，4日晚包围校长住宅，言行更是过激。④学生此时也自知举动太过，且又担心阮尚介会动用武力，所以态度渐为和缓，试图有所让步。
（二）校长开除学生，学生罢免校长
4月5日是阮尚介要求填写誓约书的截止日期。阮尚介决心动用军警维持校内秩序。5日早晨，大队军警抵达学校，将校门、宿舍等各处把守，阮尚介发布布告称不承认留校的200余名学生，“如受军警干涉，是自取其咎”。校门口贴有门禁，规定假期内回校学生，须填写“誓约书”后才能入校，否则只准搬取行李；未离校也未填写誓约书者，“令其退学”。⑤
这一系列的举措再次激怒了留校的学生，学生决定不再与阮氏有任何接洽，并在宿舍门口发布了宣言。宣言称：“不签字不离校；如校长开除数人，全体同学反对；不签字案中，同学不得以个人与校长有所接洽”，与校长所贴布告针锋相对。学生的宣言看似在对抗校长，实则也是在要求学生。大多数学生反对“誓约书”是集体无意识下的气氛鼓舞所致，一旦风潮扩大，事态严重，学生群体内部也极易产生分歧。此时一部分学生已经回家，原本拒绝签字的380余名学生只剩200多名。⑥
有学生回校被警察阻止，校内学生十分气愤，担心以后不能出校吃饭。于是又开会讨论，学生意见纷扰，主张拼命者有之，主张镇静者亦有之。⑦同济大学的膳食费极贵，多数学生都在外吃饭。而校舍周围是水沟，出入全靠前后门。“围困同济大学军队的连长多少有点同情学生，虽然奉命围困校舍，断绝内外交通，但吃饭时间还是允许学生出入”。叶曙回忆认为，如果当时军警完全断绝学生出入，不但会激起学生暴动，恐怕连校外饭店的老板也会加入斗争，后果则不堪设想。⑧军警压制学生，是阮尚介的强硬之举，也是局势僵持不下的必然结果，但这也是最招人非议之处，此后成为学生口诛笔伐的“软肋”。
留校学生决定，登报不承认阮尚介为校长，并致函校董会，称“此次之变，完全由校长一人激之使成”，请求校董会罢免阮尚介的校长职务。校董会于4月6日在沪开会，15位校董中11位出席会议。各校董皆赞成校长举措，至于彻底解决学潮，“应由校长全权处理”。原本希冀于校董会的学生不得不致函北京教育部，要求撤换阮尚介。⑨
春假结束后，大部分学生已回校。校方决定延期开学，并对已开除但不离校的学生，要求家长从速领回；对于不来填誓约书者，开学后一律不准入学，“即使学校解散亦所不恤”。为了扭转同济学风，阮尚介的态度不可谓不强硬。此次风潮，不少家长、学生都处于观望状态。也有家长对于学校的做法表示赞同。他们致函阮尚介称，等风潮稍缓后，便让孩子带誓约书回校。若是现在来校，则会“有不良分子要挟包围，致令盲从也”；此时的学生中间已渐渐分化出了“决裂派”与“非决裂派”。部分学生也表示愿意填誓约书，但是“实为决裂派同学所阻耳”。⑩
阮尚介对学生指责污蔑他的宣言，再发布告，一一回应。阮氏言，他纯属以“劝告各生勤学救国”为目的，倘对“誓约”两字有疑议者，用“郑重声明”亦可；对于斥责他用“誓约书”来阻止学生爱国运动，阮氏回应说，“本校长爱国之心绝不后人，但不忍坐视青年荒废学业，徒呼口号，以为救国耳”；不许以学生会名义邀请校外人演讲，学生认为这是学校拒绝新学说，而他认为学校非宣传党纲之地，校长对到校讲演的人应有决定权；学生认为他以监视恐吓等手段操纵多数同学，他回应说：“此次风潮扩大，实由少数学生操纵所致，同学中有愿填誓约书者，恐吓之、监视之、阻止之”；学生认为他散布各种不确切的言论欺骗学生以及引起社会迷惑，他反唇相讥：“此次风潮起侯，少数同学散布各种不确事实，欺骗同学，并送登报纸，以博社会同情”；对于学生指责他动用警察以图武力解决，他辩解说，“本校长此举，实出学生迫之使然，非所愿也”。①
北京教育部派专员朱炎到校调查。朱炎与阮尚介同为江苏省教育会之人。调查时，朱炎表示只与大学部的学生接洽。学生会代表对此十分气愤，再次致函教育部，称一则朱炎根本就未与学生接洽，二则校董黄炎培、沈恩孚居然认为“本校并未国立，钧部无权过问”。学生请求教育部“速罢阮氏，并示南针”。②
为博得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同济学生会于9日晚开会招待上海的新闻界，“希望在舆论上多予以相当援助”。会议由陈宝骢主持，学生会骨干吴鼎、王毓崑、郑子尧相继向报界报告风潮的经过。③同日，上海学联会再发宣言，援助同济大学学生。学生会还印刷《同济学生》《医预科特刊》等自办刊物，对“誓约书”事件大力宣传。学生与校长相持不下，上海《民国日报》的记者致函阮尚介，称学生“全体请假之动机与校长同，集会讨论与校长同，其对惨案为良心之表示与校长同；校长所为者而学生踵起而为之，而谓咎在学生，此已不可，况更益以轶出其职权乎？”他劝阮尚介尽早平息事件，避免学生“因救国之表示，而终致失学”。④
阮尚介向江苏省教育会报告了处理同济风潮的情形。江苏省教育会决议认为：“学生本以求学为原则，学校行政应有校长完全负责，各校学生近有自由请人之举动，易使学校内部之精神受不良之影响，自应绝对禁止，校长为整顿学生风气起见，特定取缔办法，本会认为具有苦心且极正当。各校如能照办，大可改善学风。应请阮校长彻底整理，勿稍迁就。”⑤江苏省教育会对于苏沪地区的教育具有控制权，对于政党入侵校园，极为抵制。各地军阀更不希望学生入党。孙传芳曾下令各省教育厅，“凡在校学生，概不得加入政党，凡已入党者应饬令即日脱离党籍，以维学风”。⑥但是国共两党却倡导“党化教育”，要求学生“信仰国民党的党纲，做孙文主义的信徒，努力施行国民革命，以求中国之完全独立与自由”。⑦风潮在“党化”与抵制“党化”之间愈演愈烈。
（三）多方调解与风潮决裂
阮尚介“欲以长期停课之手段，使学生软化”，学生们则“一致团结，抱定决心”，堅持抵抗。⑧同济毕业生对学潮关注已久，想予以调解。最后决定由江逢治、龚积成与阮氏先行接洽。江、龚两人便赴吴淞见阮氏，但因同济医科学生想让江逢治取代阮尚介，因而阮表示只见龚而不见江，接洽不欢而散。此时反“誓约书”的学生内部已经明显分裂，一部分学生开始动摇或放弃，学生会决定执行部增设监察股进行监察，要求学生风潮未解决前不得离校。⑨
有学生家长也表示愿意调解，但学生代表在拒签誓约书问题上依然不退让。⑩前次校友代表与阮接洽未果，同济在沪的毕业同学百余人决定成立校友会，17日，校友会派代表六人与双方进行正式调解，学生要求阮尚介“取消布告、撤出军警、向学生道歉、不得藉故开除同学”，而阮氏仅表示誓约书的内容，必须附加在志愿书内，重新填写，其余一概不谈，校友会调解又遭失败。{11}上海学联会“深恐各趋极端，酿成不可收拾之局”，遂请上海教育界名流殷芝龄、李石岑、叶绍均等出任调停。22日上午，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代表打算与学校当局商谈，然而阮氏却拒而不见。调解无望，同济学生会商议决定，“无论如何死守校中，如到万不得已，全体绝对一致”，“阮氏若以强力压迫时，全体同学共同进退”，并由每人签名盖章。对于阮尚介用武力镇压，学生极为担心。有传言说22日会有大批军警来校，由此引发了学生的惶恐。①此时学生又准备向省长上书，强调反对“誓约书”是全体学生而非少数学生。谁拥有“多数”就能证明谁是而谁非。但事实上，风潮持续越久，学生内部会越分化，“多数”与“少数”已在变动之中。
4月21日，五省联军司令部下达指令，责成阮校长“彻底主持，勿稍纵任”。②同时，江苏省省长公署、省教育会、沪海道尹皆来布告，支持阮尚介。省长公署要求阮尚介“排除一切障碍，始终坚持，务以达到全体填誓约书之目的”。③沪海道尹称，“如果多数甘受操纵，长此执迷不悟即至全体解散，亦所不恤”，要求学生“一致反省，力改前非，遵守校令，毋殆后悔”。④有联军司令部和江苏省政府等各方面的支持，阮尚介遂决定开除学生会骨干20人。⑤学生对此亦不甘示弱。他们称：“虽出以任何牺牲所不惜也。”⑥同时，学生将3月31日晚上签名反对填写“誓约书”的380余名同学姓名公布于《申报》《新闻报》等报，以图将校方以及官方所称的“少数学生”拒签誓约书的说法揭穿。但近一个月的僵持，许多学生早已反悔或被迫填写誓约书。姓名公布之后，有学生或家长登报澄清，予以否认。而同济学生会认为：“信约乃各同学亲手签名，若非本人有意毁誓，切实声明，此项信约当然有效。”⑦
事态发展对学生渐趋不利。报人一真发表评论认为，此次风潮，校方应该慎重处理，而大多数学生应该“辨明性质，勿误解学校办法”，“以自爱而爱学校”，才能早日复课，不至学业荒废；对于少数闹事学生，不应该“逞一时之竞气，殆害团体”。时人评论不无道理，但也只是管窥蠡测。长达月余的“拉锯战”中，学生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实因“国民党与学生之间的界限，已连成一气”，⑧简单劝告岂能平息。
25日，学生决定驱逐阮尚介、袁希洛二人。但阮尚介或已知晓，不在住处，学生遂将警告信交与门房，高呼而返。下午医预科学生中开始流传有一学生因反对誓约书愤而自杀。同济同学极为恐慌，于是结队遍查讲堂宿舍，未见异样，才知是谣言。但是此次谣言之后，学生已饱受惊吓。又有消息称阮尚介将于次日请来大批军警，提拿学生。学生闻后更为惊恐。⑨次日早晨，学生会开会，约有180人。学生会代表表示愿意单独离校，但与会的大部分学生认为，拒签誓约书是众人之意见，应共同进退。大家约定，若阮氏再用武力压迫，不得已时，全体离校。当场签字者有156人。未几，警察200名、徒手士兵两连在阮尚介、袁希洛的陪同下到校。阮、袁两人手持学生会人员相片赴学生宿舍抄查，意欲搜捕被开除的20余名学生，不料他们已从后门离校。其余学生立即开会商议，却被阮、袁及军警所阻止。无奈之余，学生大呼口号，渐次离校。⑩截止27日，表示愿意填写誓约书者近100人，而已填誓约书但请假专候开课的学生亦不少。次日，同济大学发布开课公告。{11}当时的“学生团结不力，家住上海的一些纷纷屈服，于校方登报上课之日，乖乖地填写了誓约书，返回学校，学潮便无形中终止”。{12}
民国以降，国事扰攘不安，当整个社会“不能为学生提供顺态环境，反而导致他们在前进的艰辛和后退的绝望中焦躁不安”时，“任何带有不同程度变革意向的个人或者集团，在这个躁动的群体面前稍有不慎，都将轻而易举地丧失进步性，成为被冲击和震动的对象”。①学生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下向往绝对自由，群体行为激进而冲动，稍不合己意便以“反动”“卖国”相斥；动辄以“反帝”“爱国”辩护。同济学生在“誓约书”风潮中殴打校役、胁迫学生、散布谣言、围堵校长居处等言行进一步激化了与校方的矛盾。时人评论当今学生“志高气浮，能小欲大，无论任何事情，任何人物，得到眼来，十九都不满意，几视天下无可满意之事，无可满意之人。是以遇事便主破坏，开口便喊打倒，此其凌厉无上之气，故足多矣”。②杨天宏认为此时期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亚文化”特质，是学运、学潮的重要推力，也恰恰为政党与学生结缘提供了契机。③
同济风潮僵持之时，郑超麟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时评，声援同济学生的同时，借助“誓约书”风潮来抨击段祺瑞政府的“反赤”运动。他认为上海“誓约书”风潮是段祺瑞政府与上海教员组成的反赤联合战线进行反赤的结果。因此“近日上海的学潮有重大的意义，绝不是普通的学潮可比，我们切不可轻易放过”；④风潮决裂后，同济离校学生发表长文宣言，宣言历数学校“摧残”学生会的种种经过。⑤离校的百余名学生，在同济学生会的领导下仍继续做反“誓”驱“阮”的抗争。
（一）“不认为与学校脱离关系”
为了加强学生团结，学生会进行了改组，将原有执行委员会分为总务、出版、杂务三大部。离校学生几乎各有职务。在4月26日风潮决裂前，学生会内部就已在商量转学事宜，准备转学至上海其他学校或者广东大学。但消息走漏，提前被各大报纸报道出来。因不甘就此被校方驱逐出校，离校学生便致函各报，谎称还未决定转学事宜，要求各报予以更正。⑥离校学生甚至一度求援于上海律师公会，希望运用法律途径解决此次风潮，但都结果了了。⑦
4月29日第一天开课，部分同济学生在返校上课途中，遭到离校学生的阻挠。学校当局得到消息后，立即分函警厅及铁路局派警在车站护送赴淞的学生。时人以中立者的身份认为：部分学生既已离校，“是认其学校办法为不合个人之意旨，则相率退学可也，转入他校亦可也，乃今于此之求，仍集合于一处，不认为与学校脱离关系”，这不但使数年之学业功亏一篑，而且也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应该向中国公学、南洋公学的学生学习，朝着“积极方面之进行而有所建设”。⑧
学生被迫离校，上海学联会派代表俞季女到江苏省教育会，质问作为全省教育最高机关，省教育会为何却“言论偏袒”，他们要求教育会“让阮尚介自行隐退，庶免激起公愤”。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社论，痛斥同济当局“丧尽天良”，动用军警逼迫学生，盛赞离校学生“优秀勇敢”，并号召国内教育界不要以“无闻痛痒”的态度对待此事。⑩上海一些社会团体对同济学生表示同情，决定筹备成立“同济离校学生后援会”。各大学学生会、国民党党部代表乔心全、上海特别市党部代表朱寅华、沈资田，同文书院代表师培岷，中国济难会代表及京案后援会代表韩光汉、史富权等都表示慰问。{11}
5月4日，上海学联会召集上海各校代表50余人，到江苏省教育会驻所，要求会见同济大学常务校董、江苏省教育会秘书长沈恩孚，但沈恩孚拒而不见，于是学生代表三呼“打倒省教育会；打倒学阀；拥护同济学生人格”等口号而归。①僵持之余，学生会决定派成员吴鼎赴北京向教育部再次请求撤换阮尚介，另选贤能，②但北伐前夕的北京教育部，政令不出都门，遑论撤换的是与江苏省教育会有深厚关系的阮尚介。面对江苏省教育名流的态度，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认为此后全国学生中心工作是“防止反动教职员挑拨与离间，巩固本身的组织团结，造成学生群众之统一联合战线以防堵反动势力对学生之压迫与进攻”，号召“任何党派的学生，都应该致力于这一点上而努力奋斗”。③
（二）“同济学生南下，实属两全其美”
5月10日，上海学联会请求广东大学在“原有之科系外，再行添设工科”，对同济离校学生予以收容。④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认为以阮尚介、沈恩孚、袁希洛为代表的江苏省教育会“其行为盖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无二，皆以压迫民众，摧残爱国运动为心”，并声援同济学生，认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应饬广东大学予以特别收容”。⑤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回电称：“本校工科今年成立，先办土木与机械两科，同济学生有志来学，甚为欢迎。”⑥此时詹大悲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要职，褚民谊便与詹大悲积极筹划同济离校生的转学事宜。同济离校学生得此消息后极为兴奋，集会决定派代表南下广州，以便筹划制定课程、班次及教员等问题。5月13日，同济大学学生会派代表陈宝骢、孙鸿荣、陈必贶三人赴粤，“同学到码头欢送者极形踊跃”。⑦到广州后他们即赴中央党部报道，中央党部两位领导人詹大悲和邓颖超极为“赞许同济学生的勇敢精神”。⑧
在同济代表赴粤与“广大”磋商后，第一批赴粤学生随之南下。南下后的学生回沪宣传，称“广大医科有百万元之设备，创办工科一节，广大当局早在筹备，今得此机会，正好即时开班，同济学生南下，实属两全其美。至用德文教授，更属不成问题”，鼓动同济学生南下。⑨5月18日，第二批学生30余人，搭乘醒狮轮南下，并推举“金世杰、王季甫、叶少芙、卓仲杰四人为组长”。⑩两次共有50余人转学“广大”。5月24日，广州学联会组织成立援助同济离校学生委员会，并发布宣言称：因五卅运动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了学生的威力，现在他们的走狗反动学校当局“已联同一气向革命分子大举进攻”。号召各界察觉到此种阴谋，对离校学生予以切实地援助。{11}紧接着，25日，第三批赴粤学生30余人，又“搭新华轮出发，同学至码头欢送者三四十人”。{12}6月2日，第四批学生10余人，乘源安轮前往广州。{13}6月8日，“广大”学生会开会欢迎各省来粤的学生代表，同济离校学生陈宝骢、王季甫应邀其中。{14}
在北伐时期，各地青年学生以广州为革命圣地，无不向往，但事实远比想象的复杂。各处学生纷至沓来，使本不充裕的校舍更为拥挤，学生“散居外間客栈者殊多”，不得已，“广大”校方只好另寻他址以增建校舍。{15}同济学生的到来使“广大”一时难以消化，处于改组中的“广大”事务繁杂，对接受各地学生的兴趣也渐减。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督促“广大”妥为办理，“广大”遂拟定在暑假后让同济学生插班上课，但需要经过考试。①此时的“广大”还没有德文教员，工科也在筹建中；医科原本是收并广东公医大学而来，与广东大学“仅为名义上之附属”，“与学校不能发生密切联系”。直至6月中旬，校方还在商讨革新计划，因此，以医科和工科为主同济离校学生“万分渴望其能即见诸实行”。②此时，中央党部虽已发放给离校学生100元的经济补助，但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为此，12日，同济离校学生代表陈必贶等人召开座谈会与吴稚晖、詹大悲、陈其瑗等人进行协商。陈必贶请求广东大学准许同济学生免试入学，分级插班，并完善实习流程、改善实习环境，但结果仍不尽人意。③后来，一部分学生加入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或广州兵工厂进行学习和工作。据吴鼎回忆，风潮之后，他“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而晚年感到当时“难免有些偏激”。④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部分赴穗的同济学生亦跟随革命军回校。回校的学生发表宣言称：阮尚介担任校长以来“恶迹多端”，而1926年尤甚。1927年“党军到沪，正恶势力消减之时”，势必要将阮驱逐之。⑤当时国民政府虽占领苏沪地区，但江苏省教育会仍控制着苏沪大部分学校的教育权。为进一步推行“党化教育”，国民党支持同济回校学生，让阮尚介辞职。无奈之下，阮尚介登报声称：“去年强迫学生签押誓约书，施用武装军警封锁学校，措置诚属失当，然实受环境所驱使，不得不忍心出此。”导致学生离校，他表示“无任歉疚”，并希望学生“勿念以往，从速仍返本校，继续肄业”。⑥一同被打压的还有同济校董黄炎培、沈恩孚、袁希涛以及张君劢、郭任远、朱炎、张东荪等“学阀”，而江苏省教育会则被取缔。1927年6月，在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的推定下成立新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对学生运动比较支持的夏元瑮、吴述先担任正副主席，整个学校已被国民党所控制。
离校又转学，南下再北归，同济学生终于在国民党人的支持下取得了反“誓约书”斗争的“胜利”。吕芳上认为这是“政党运动学生”的表现。⑦但这何尝又不是学生“利用”政党的表现呢？政党只是同济学生解决风潮的援手。学生群体在风潮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并不弱。由此看来，“政党固然希望运动学生，但学生并非单纯受动者”。⑧“政党运动学生”这一整体性论断亦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同济校董多为江苏省教育会名流，他们大都是由清末江苏省谘议局的议员分化而来，介乎绅商之间。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权威暗弱，地方自治主义兴起。作为与“政府”相对意义上的“地方社会”成为主导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⑨在国家威权式微之时，江苏省教育会倡导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的“公民教育”，促进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通俗教育等在苏沪地区发展，企图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袁希涛曾对同济学生说：“中国之大患，曰贫曰弱，救弱莫若医，救贫莫若工，务望诸君，各求深造，以养成将来救国人才。”⑩
他们周旋于北京政府、各地军阀之间，办讲习所、研究会，努力维持地方教育的发展。1925年2月，因经费无着，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江苏国立四校成立了四校联合会，以共同应对目前的局势。到1927年3月，同济大学欠债已达十四万元，经济上已是极度困难。{11}有人斥责江苏省教育会为得到教育经费，不惜听命于军阀。设身处地观之，此举何过之有？经费是学校的立身之基，政局动荡之中，为维持学校生存，对于学生运动，校长们势必要顺从于军阀予以压制。他们的爱国之心，并不后人。五四期间，阮尚介力促同济大学成立学生自觉会（同济学生会的前身），并在成立之日发表演说。他“强调学界必须团结成一个大团体，提倡兵式体操，举行露天演讲，并研究抵制日货办法”。五卅期间，阮尚介领导同济华籍教员致电北洋政府，声援同济学生，要求政府应“据理力争，务得满意结果，以张国权，而平众愤”。①
但与此同时，作为“苏人治苏”的代表，江苏省教育会的“重商主义”思想与地方自治倾向使得他们对于学生运动极为抵触。追求秩序、稳定以及保持对地方独立的控制权是他们的现实考量。邓中夏当时就认为：“这一派对于革命总隐约地表示反对的态度，将来怕还是革命党的一个劲敌呢！”②
五卅运动以后，学校中的政党作用日趋严重，江苏省教育会倡导“公民教育”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政治教育的手段，在抵制政党渗入，以图继续控制对苏沪地区的教育领导权，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相抗衡。1925年8月，江苏省教育会公民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将每年的5月3日到5月9日定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并要求“各县教育局会同县教育会每月至少开公民教育研究会一次”。③此后，公民教育运动在江苏省蓬勃开展。他们认为“对于各种政治问题，俱能凭公正之态度，為深切之研究，研究所得，昭示国人。不论何党何派，苟其政略与吾相同者，吾即为宣劳，如是则无入党之弊，而有入党之益”。④“公民教育”一开始就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具有地方自治思想的江苏省教育会试图从学校入手，通过“公民教育”进而改造整个社会。⑤但随着政党入侵校园之后，学生纷纷入党。学生自治组织也被政党所控制，“党化教育”的理念亦随之深入。而江苏省教育会仍要求苏沪各校恪守“公民教育”的理念，二者的紧张造成此时各校学潮迭起，同济风潮是为“典范”。
若进一步看，江苏省教育会的消亡，是国家威权腾升之后对于民间社会的压缩，是北伐之后国进民退⑥的重要个案展现。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主义兴起，中央政府亦给予地方自治的权限，江苏省教育会是为代表。在此后的20余年间，江苏省教育会对于江苏的政治、经济、教育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北伐战争的到来，国家机器深入地方，“国进民退”的第二波高潮得以兴起。江苏省教育会利用自身长期聚储的能量，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威权渗透江苏地方的趋向坚决抵制，力图保持它所掌握的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却难易时势，最终遭到解散。
【作者简介】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靳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