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的辩证统一特征研究
周建华
摘 要： 把握“四个全面”的辩证统一特征，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四个全面”科学内涵的关键，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前提和基础。总体上看，“四个全面”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等辩证特征。
关键词： “四个全面”； 辩证统一； 特征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3.015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后，思想理论界掀起了学习、研究、宣传“四个全面”的热潮。学习、研究、宣传“四个全面”，要准确把握其辩证特征，这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四个全面”科学内涵的关键，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前提和基础。总体上看，“四个全面”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等辩证特征。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有人认为，“四个全面”只属于目标和措施的范畴，缺乏理论性。其实不然。“四个全面”有很强的理论性，是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理论。
1. “四个全面”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个全面”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如：“四个全面”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了世界统一于物质、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观点和方法；“四个全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体现了全面、系统、联系的观点；“四个全面”既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又重视改革、法治和治党，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四个全面”强调全面推进，注重发展要素的耦合性，体现了社会结构、社会系统有机体协调发展思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等等。
2. “四个全面”有自己的理论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直接思想来源看，“四个全面”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精神，而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具体内容看，“四个全面”的每个“全面”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从地位和作用看，十八大以来的探索是我们党新时期探索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而新时期我们党探索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四个全面”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理论观点。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等等。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立场和原则；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等等。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等等。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问题；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等等。这些观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
“四个全面”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有鲜明的实践性。
1. “四个全面”来自实践，是在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治国理政实践，主要包括：出台“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掀起“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败斗争；召开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等。基于这一系列实践、并在系统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以说，“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上的推进，没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四中全会的铺垫，就不会有‘四个全面的面世。”[1]
2. “四个全面”指导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并取得初步成功。理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在于能够为实践提供指导，进而引领人们“改变世界”。“四个全面”提出后，不仅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且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南。在“四个全面”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破题，全面依法治国正在加快，全面从严治党正在加强，等等。这体现了“四个全面”的科学性、有效性。今后要继续发挥“四个全面”对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四个全面”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实践性是前提和基础，理论性是指导和引领。
二、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馬克思主义在形成过程中不仅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思想，而且借鉴和吸收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因此也具有继承性。
1. “四个全面”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四个全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它不仅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热切期待，而且依靠人民群众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还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如普遍联系观点、矛盾方法、系统方法、发展观点、社会有机体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等。所以，“四个全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 “四个全面”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品格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品格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些都体现在“四个全面”之中。“四个全面”还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观点。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承了“小康社会”、“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等。全面深化改革继承了“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全面依法治国继承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全面从严治党继承了“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
“四个全面”不但具有继承性，而且具有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1. “四个全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在坚持和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老”元素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血液，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全面”，关键在“建成”。所谓“全面”，就是覆盖所有中国人和地区，涵盖民众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所谓“建成”，就是到2020年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丰富和发展了小康社会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思想。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全面”，关键在“深化”。所谓“全面”，“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所谓“深化”，就是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牵一发动全身”的难题，“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丰富和发展了改革理论。全面依法治国，重点在“全面”。所谓“全面”，就是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理论。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在“全面”。所谓“全面”，就是治党内容要涵盖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治党主体要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这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
2. “四个全面”创造性地把四个“全面”组合在一起。“四个全面”的核心要素即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在十八大以前均已提出，但并未组合在一起。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之前分别加上“全面”二字，而且还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首次组合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我们党现阶段的战略布局提了出来。这是一种创新，属于集成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全面”组合在一起，并非简单罗列和拼凑，而是遵循其内在逻辑，使其成为逻辑严密的整体。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
总之，“四个全面”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继承性是基础，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持和继承，“四个全面”就会变异，失去科学性。创新性是主导。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四个全面”就会缺少活力，失去生命力。
三、科学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尽管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并没有关于科学理论的权威定义，但一般认为科学理论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可检验性等基本特征。“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和党情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被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初步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可检验性，因此是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性。
1. “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和党情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客观性。就世情而言，国际格局发展演变复杂，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世界经济调整曲折，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国际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就国情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若干具体阶段，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前一个重要特征是，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不断凸显，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就党情而言，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有了明显好转、党员队伍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我们党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和问题，如“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四风”问题、腐败问题等。正是在科学判断当今世界形势、分析基本国情特别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把握自身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 “四个全面”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具有规律性。“四个全面”抓住生产力这个关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根本最紧要的任务、作为调整生产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揭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四个全面”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举措，科学揭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动力、保障和保证。“四个全面”把最大限度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2] “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3] 强调治党要“严”字当头、真抓实管，生动诠释了黨的执政为民理念、依法执政方式和从严治党要求。
3. “四个全面”是被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初步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具有可验证性。科学理论不仅来自客观实践，而且还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具有可验证性。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包括：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形成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成就显著，强军兴军迈出新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4]而十八大以来的这三年恰好是“四个全面”形成发展和初步实践的三年。所以说，上述成就的取得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结果。这表明“四个全面”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但是，“四个全面”提出的时间不长，还需要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的持续检验中显示其真理性。
“四个全面”不但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人民性。主要体现在：
1. “四个全面”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热切期待。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在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理论创新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其根源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进行概括、总结和升华而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四个全面”又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提出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 “四个全面”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核心价值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通过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建成一个惠及全体人民，覆盖所有地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需求的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通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项权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全面从严治党，就是通过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纠正一切損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3. “四个全面”依靠人民群众协调推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主体力量。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技能、改革生产工具，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所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四个全面”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性是人民性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科学性，人民性就无从说起。人民性是科学性的目的和价值导向，离开了人民性，科学性就失去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忠杰.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3-03（05）.
[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4.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01）.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摘 要： 把握“四个全面”的辩证统一特征，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四个全面”科学内涵的关键，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前提和基础。总体上看，“四个全面”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等辩证特征。
关键词： “四个全面”； 辩证统一； 特征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3.015
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后，思想理论界掀起了学习、研究、宣传“四个全面”的热潮。学习、研究、宣传“四个全面”，要准确把握其辩证特征，这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四个全面”科学内涵的关键，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前提和基础。总体上看，“四个全面”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科学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等辩证特征。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有人认为，“四个全面”只属于目标和措施的范畴，缺乏理论性。其实不然。“四个全面”有很强的理论性，是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理论。
1. “四个全面”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个全面”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如：“四个全面”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了世界统一于物质、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观点和方法；“四个全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体现了全面、系统、联系的观点；“四个全面”既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又重视改革、法治和治党，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四个全面”强调全面推进，注重发展要素的耦合性，体现了社会结构、社会系统有机体协调发展思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方法等等。
2. “四个全面”有自己的理论主题，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直接思想来源看，“四个全面”直接来源于党的十八大精神，而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具体内容看，“四个全面”的每个“全面”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从地位和作用看，十八大以来的探索是我们党新时期探索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而新时期我们党探索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四个全面”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理论观点。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等等。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立场和原则；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等等。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等等。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问题；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等等。这些观点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
“四个全面”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有鲜明的实践性。
1. “四个全面”来自实践，是在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治国理政实践，主要包括：出台“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掀起“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败斗争；召开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等。基于这一系列实践、并在系统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以说，“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上的推进，没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四中全会的铺垫，就不会有‘四个全面的面世。”[1]
2. “四个全面”指导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并取得初步成功。理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在于能够为实践提供指导，进而引领人们“改变世界”。“四个全面”提出后，不仅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且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南。在“四个全面”的指导下，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破题，全面依法治国正在加快，全面从严治党正在加强，等等。这体现了“四个全面”的科学性、有效性。今后要继续发挥“四个全面”对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四个全面”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实践性是前提和基础，理论性是指导和引领。
二、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馬克思主义在形成过程中不仅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思想，而且借鉴和吸收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因此也具有继承性。
1. “四个全面”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标志。“四个全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它不仅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热切期待，而且依靠人民群众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还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如普遍联系观点、矛盾方法、系统方法、发展观点、社会有机体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等。所以，“四个全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2. “四个全面”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品格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品格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些都体现在“四个全面”之中。“四个全面”还继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观点。比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承了“小康社会”、“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等。全面深化改革继承了“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等；全面依法治国继承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全面从严治党继承了“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
“四个全面”不但具有继承性，而且具有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1. “四个全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个全面”在坚持和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老”元素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血液，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在“全面”，关键在“建成”。所谓“全面”，就是覆盖所有中国人和地区，涵盖民众发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所谓“建成”，就是到2020年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丰富和发展了小康社会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思想。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在“全面”，关键在“深化”。所谓“全面”，“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所谓“深化”，就是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牵一发动全身”的难题，“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丰富和发展了改革理论。全面依法治国，重点在“全面”。所谓“全面”，就是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理论。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在“全面”。所谓“全面”，就是治党内容要涵盖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治党主体要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这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
2. “四个全面”创造性地把四个“全面”组合在一起。“四个全面”的核心要素即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在十八大以前均已提出，但并未组合在一起。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之前分别加上“全面”二字，而且还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首次组合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我们党现阶段的战略布局提了出来。这是一种创新，属于集成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将四个“全面”组合在一起，并非简单罗列和拼凑，而是遵循其内在逻辑，使其成为逻辑严密的整体。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
总之，“四个全面”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继承性是基础，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持和继承，“四个全面”就会变异，失去科学性。创新性是主导。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四个全面”就会缺少活力，失去生命力。
三、科学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尽管目前学术界理论界并没有关于科学理论的权威定义，但一般认为科学理论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可检验性等基本特征。“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和党情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被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初步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具有客观性、规律性和可检验性，因此是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性。
1. “四个全面”是我们党在科学分析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和党情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客观性。就世情而言，国际格局发展演变复杂，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世界经济调整曲折，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国际矛盾和斗争日益尖锐，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就国情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若干具体阶段，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前一个重要特征是，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不断凸显，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就党情而言，十八大以来，党风政风有了明显好转、党员队伍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我们党仍然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和问题，如“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四风”问题、腐败问题等。正是在科学判断当今世界形势、分析基本国情特别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把握自身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 “四个全面”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具有规律性。“四个全面”抓住生产力这个关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最根本最紧要的任务、作为调整生产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揭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把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揭示了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四个全面”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战略目标，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举措，科学揭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动力、保障和保证。“四个全面”把最大限度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2] “领导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3] 强调治党要“严”字当头、真抓实管，生动诠释了黨的执政为民理念、依法执政方式和从严治党要求。
3. “四个全面”是被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初步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具有可验证性。科学理论不仅来自客观实践，而且还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具有可验证性。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包括：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推动形成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覆盖面持续扩大；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全面深化改革有力推进，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开启新征程；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成就显著，强军兴军迈出新步伐；全面从严治党开创新局面。[4]而十八大以来的这三年恰好是“四个全面”形成发展和初步实践的三年。所以说，上述成就的取得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结果。这表明“四个全面”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论。但是，“四个全面”提出的时间不长，还需要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的持续检验中显示其真理性。
“四个全面”不但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人民性。主要体现在：
1. “四个全面”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热切期待。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在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理论创新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其根源在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创造的新经验进行概括、总结和升华而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四个全面”又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提出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 “四个全面”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核心价值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通过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而建成一个惠及全体人民，覆盖所有地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需求的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打破利益固化藩篱，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就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通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等，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项权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全面从严治党，就是通过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纠正一切損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3. “四个全面”依靠人民群众协调推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主体力量。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技能、改革生产工具，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所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四个全面”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性是人民性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科学性，人民性就无从说起。人民性是科学性的目的和价值导向，离开了人民性，科学性就失去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忠杰.深刻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3-03（05）.
[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4.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01）.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