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法国败降军事原因再探讨
赵文亮+王泽方
摘 要对1940年法国败降原因的研究向来是我国二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法国败降军事原因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1940年的战局中，法国的战略并非单纯的消极防御战略，而是基于双方战略困境的合理选择；法军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并非致命，双方在战略上实现的互动才是将误判后果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循守旧等缺点在德、法双方高级将领中普遍存在，德军将领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对计划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0年法国败降的根本原因是德、法双方战略产生了有利于德国的互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国在军事上的失败。
關键词二次大战，法国败降，军事原因，流行观点
中图分类号K1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7）16-0055-07
1940年法国的败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据统计，我国学者共发表该方面论文70余篇，一些著作中也涉及该问题的探讨。其中，对法国败降军事原因地探讨是学术界论述的核心。我国学者较为全面的论述了法国败降的军事原因，指出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消极防御战略，其突出特点是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的修建；对德军主攻方向的误判；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落后；兵力配置不当、忽视了对阿登地区（Ardennes forest）的防御；分散兵力，没有预备队；军事准备不足；指挥系统的混乱等。①但是我们认为，在对1940年法国败降军事原因的研究中，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
一、法国战略并非是单纯的消极防御战略，马奇诺防线的修建有其合理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单纯的消极防御战略是法国失败的军事原因之一，而马奇诺防线的修建是其表现，因此也对马奇诺防线持否定态度。②要反驳这种观点，我们首先要明确盟军的战略。盟军的战略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在法、德正面战场（西欧）采取战略防御，直到盟军在物质上完成准备，继而发动反攻。德军曾在法兰西战役中缴获了盟国最高统帅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制定的战争计划，德国曼施坦因将军（Erich von Manstein）对此的解读是：“盟国的最高战略是实施战略防御直到足以在西线对德国发动进攻。”③丘吉尔也认为法军在西线战场即使不能成功摧毁德军，也能稳定住前线，为随后的反攻做准备。④其次，在西欧采取战略防御的同时，盟军在外线要采取攻势。法国提出了一系列攻势设想：空袭苏联高加索油田破坏德国石油供应；在波罗的海袭击德国运输铁矿石的船队；从希腊方向威胁德军侧后。①丘吉尔也认为盟军的攻势行动应该安排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②虽然某些措施比较激进，但充分表明盟军希望在外线采取攻势的态度。
通过分析盟国战略，我们发现学术界对英、法战略的指责是有失偏颇的。
第一，盟国的防御战略有其合理性。首先，1940年时，英、法在物质上与德国有很大差距。德国的经济早已转入战时经济，而英、法在军工生产上十分落后和被动。据统计，德国在1935年至1939年生产的军用物资总值为120亿美元，而英国只有25亿美元。③虽没有相关数据，但法国方面的经济转型也困难重重。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法国工业部长、商业部长都坚决反对将经济转入战时状态。④甘末林则直接说：“1941年春季前，同盟国军队的物质力量尚不能达到在西线对德国发动攻势的水平。”⑤物质方面的掣肘迫使法军在战争初期采取防御战略。其次，在战略形势上，法国难以发起攻势。这种形势就是德、法边境防御工事的修筑以及法国对德国重启“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预期。由于德、法边境地形复杂，加之双方分别修建了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和马奇诺防线，从德、法边界展开进攻势必造成巨大的伤亡，因此，在南部发动进攻是最低效的方式。同时，比利时为了避免授予希特勒入侵的口实，在法兰西战役爆发前一直不允许盟军入境。而处于南、北战线铰链处的阿登地区，因山高、河险和林密被认为大规模部队无法通过。这就给双方的战略选择造成了困境，在这种困境下，法国的进攻可能性受到了限制。再次，法国对德国重启“施利芬计划”的预期又加深了这一困境，有史学家认为施利芬计划“为德国将军们提供了一个模板，他们要做的只是去实施计划”。⑥距离“施利芬计划”的实施已经过去20多年，但德、法双方的思想仿佛已被“施利芬计划”禁锢。当希特勒命令总参谋部拿出对法作战的方案时，总参谋长哈尔德首先想到的是把前辈的方案再一次翻出来。⑦而法国似乎也相信德国除了重新实施“施利芬计划”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点从法国的“D计划”（ Dyle Plan）对德国重启“施利芬计划”的警惕可以明显看出。
在一次大战初期，德国迅速通过比利时曾让法国险些覆灭，法国人对此记忆犹新。因此，早在法兰西战役爆发前，盟军就迫切希望到比利时境内安特卫普（Antwerp）—那慕尔（Namur）—迪南（Dinant）一线去阻挡德军，他们认为德国装甲部队会从这里发动主攻。如果说双方边境的坚固防线在物质上造成了战略困境，那么“施利芬计划”则在思想上固化了这一困境，双方的视角被紧紧锁在了比利时中部的平原，这里被双方看作是即将发生的搏斗的最佳角斗场。在这种形势和战略选择困境的影响下，法国采取防御战略并非不合理。只不过，由于时任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将军的创造性思维和不懈努力，德国首先跳出了这一战略困境。
第二，法国战略并非单纯消极防御，而是包含着极强的攻势思维。首先，如前文所述，在外线采取攻势是其重要措施之一。可以说，面对着战略选择困境，德、法双方不约而同的采取了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所说的“间接战略”（Indirect Approach），只不过德国敢于破坏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中立，在荷、比正面牵制住盟军的同时，从阿登地区突破，迂回盟军主力的侧后。盟军则选择了在更大范围内采取间接战略，分别针对德国的石油、铁矿石供应和巴尔干地区的侧后方向。其次，即使在西欧，法军的防御战略中也有战术攻势思想。法军“D计划”的核心行动是将盟军强大的左翼推入比利时中部阻止德军装甲部队，这个行动就是法军以战术攻势实施战略守势的最好表现。
第三，马奇诺防线的修筑并非不合理，只是在战争中没有被合理的使用。首先，修筑马奇诺防线并不是消极防御思想的体现，依托永备工事进行战略防御的思想并非错误。即便是在机械化战争时代，防御工事与机械化部队的攻势思维并不冲突。装甲部队作战理论的先驱富勒（J.F.C Fuller）将军认为，防御工事在机械化战争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机动力越强，野战工事的作用越大”。①其次，马奇诺防线的修建对法国而言是相当必要的。法国新推行的1928年兵役法将士兵的服役时间降至一年，法国的观察家们认为这对部队的动员效率造成了严重后果，而法军撤出莱茵兰地区又使法国的动员失去了重要掩护。“马奇诺防线的修筑可以为部队的动员和集结争取时间，缓解了这种被动局面。”②再次，马奇诺防线没被合理使用。马奇诺防线修建完成后，依靠强大的防御工事，本可以使法军在德、法边境保持最低限度的兵力，从而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来应对突发情况。崇尚进攻战略的德国所修建的齐格菲防线，在波兰战役之初就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丘吉尔也认为马奇诺防线能“节约兵力，同时还可以控制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如果马奇诺防线在法国的作战计划中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则它可能对于法国作出巨大的贡献”。③最后，我国学者认为马奇诺防线的修建给法国造成了虚假的安全感，事实也并非如此。甘末林在战争总部的日志清晰地表明法国人时刻警惕着德国人的进攻，士兵的训练也在不断加强。④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表达了他对马奇诺防线能否抵挡住德军装甲部队的担忧。⑤在D计划中，法军将大量兵力布置在马奇诺防线背后也表明了法军对防线没有十足的安全感。
二、夸大了法军误判德军主攻方向的后果，单纯的误判其实并非致命
我国许多学者认为，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忽视阿登地区的防御是法国败降的重要军事原因之一，⑥其中部分学者强调法军左翼推进到比利时境内是法国误判德军主攻方向的一个重要表现。⑦许多学者都对法国这种误判和兵力配置大加指责。学术界对法国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兵力配置错误的指责是有失偏颇的，夸大了法军误判德军主攻方向的后果。
应当承认，法国确实误判了德军的主攻方向，其配置也存在严重失误。但法军的兵力配置并非完全不合理，原因有三。第一，法军判断德军装甲部队主力不会在阿登地区发动主攻有其合理性。在德國、英国的大多数战略家和将军看来，鉴于该地复杂的地形，阿登林区“连作大规模的步兵攻击都是不可能的，当然别说是坦克的行动了”。⑧就连装甲兵作战思想的开创者富勒将军也认为机械化部队应在障碍少的地区实施机动。⑨可见，认为德军不会在此处发动主攻并非法国人的一厢情愿。第二，在上文提到的战略选择困境的影响下，法军猜测德军主攻方向会在比利时中部是合理的。由于马奇诺防线的存在以及阿登地区的复杂地形，很难想象在这种战略困境下德国会选择从比利时中部以外的地方发动主攻。而德国最初的进攻计划正是打算在比利时中部发动主攻，其内容基本继承了“施利芬计划”的主要思想。第三，从法国的角度出发，法国人认为德军最有可能攻击马奇诺防线和比利时中部，权衡之下，法国选择将最精锐的部队布置在北翼。这种处理方式有这样的优势：“假如德国首先袭击马奇诺防线，法国仍拥有足够长的时间去重新部署。相比之下，如果法国主力布置在马奇诺防线而德军主攻方向在比利时中部，在法国调整部署之前，德国装甲部队就会畅通无阻的进入比利时。”①相同事件曾在1914年发生过，法国对此有着惨痛的记忆。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法军将重兵部署在两翼，其铰链处却十分脆弱，这种部署在与德军战略的强烈互动下造成了盟军左翼的覆灭，敲响了法兰西的丧钟。但对法军部署合理性的忽视是不应该的，如果没有曼施坦因的战略，德军按照原计划进攻，法国未必会失败。“至少德国大部分将军是对成功没有自信的，认为对法国的进攻会换来代价高昂的僵局。”②
再者，单纯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对盟军来说并非致命，真正致命的是盟军的攻势思维。在战争的最初三天，盟国的计划执行的十分顺利，他们一度认为德军在北翼的攻势是佯攻。③然而在15日，法国总理雷诺就打电话告诉丘吉尔：“我们失败了，我们失去了这场战争！”④而这正是德军装甲部队突破色当，涌向盟军左翼侧后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法国看来，决定失败命运的是盟军左翼的绝望局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曾反复考虑：“我们是不是扼守法国边境进行战斗，坚决抵抗，请比利时军队退到这条防线上来，而不要冒险地匆忙地冲到代尔河或艾伯特运河（Albert Canal），这样更加明智。”⑤假设盟军真的采取了丘吉尔思考的这种方式，虽然同样是误判了德军的主攻方向，但结果或许会截然不同。德军在阿登实现突破后，将会受到盟军左翼精锐部队的强力反击，盟军战线上的缺口有可能会被堵住。即使阻止德国装甲部队的行动未能成功，盟军左翼也可以从容撤至索姆河（Somme）一线构筑新的防线，如果盟军撤退之前对德军的迟滞足够有效，那么荷、比军队也可以撤到这条防线。总之，盟军有生力量（特别是包括装甲师在内的机动部队）得到了保存，那么战线很可能稳定在索姆河—隆维一线，再次形成一战时的僵局。因此，单纯的战略误判对法国而言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盟军的攻势思维，盟军在比利时的推进行动与德军在阿登的突破行动产生了对德军完全有利的互动。李德哈特也认为真正断送法国命运的“是他们计划中攻势构想太强的缘故。他们把自己的左肩拼命向比利时境内推进，于是也就正中了敌人的下怀”。⑥
三、法国的失败是德、法双方在战略行动上互动的结果
著名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认为，“战争是由敌对双方之间的一种连续互动所构成”。⑦战略计划毕竟是猜测，当战争开始时，“我方的意志不久即将面对着敌方的独立意志”，⑧双方的“互动”也随之展开。正如前文所述，法国的战略和各种考虑都有充分的合理性，法国迅速败降的主要军事原因在于法国的战略、行动与德国的战略、行动产生了完全有利于德国的互动。而学者们对法国战略和军队部署的过分指责都是因为没有站在德、法双方互动的角度看问题。
德、法的互動从战略制定阶段就已经产生。战略选择的困境已经将双方的视角紧紧锁定在了“施利芬计划”。法军战略的核心行动是将最精锐的左翼推入比利时境内，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了他们确信德国人会通过比利时发动进攻。⑨而曼施坦因制定的新计划是基于对法国这样的预判：法国对德军重新启用“施利芬计划”必定有所准备，法军不会在德、法边境发动攻击，而是会投入强大兵力抵抗德军在比利时、荷兰的进攻。双方围绕“施利芬计划”互相进行的预判就成为双方战略产生互动的基础。
1940年5月，德、法双方战略的核心行动发生了强烈的互动效应。德国装甲集群迅速穿越阿登森林，法军在色当的薄弱防御使德军轻易突破了盟军战线的中枢位置，盟军南北两翼被分割。而此时盟军北翼挺进比利时恰恰有利于德军合围盟军左翼的目的。盟军左翼在比利时挺进的越深，在德军B集团军群的牵制下，法军左翼向南的撤退行动就越艰难，他们对德军装甲部队在其背后突击的反应就越乏力。这种互动的效果恰恰和当年施利芬所预期的理想效果一致。而法军的兵力配置和战略预备队机动性的缺失又加强了这种“互动”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学者认为希特勒担心“德军的侧翼受到法军的猛烈打击，多次下令停止前进，结果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说明法军统帅部始终执行的是一条消极防守的军事路线”。①言外之意是法军消极防守，根本不会也不想对德军进行反击。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法军不是不想，而是根本做不到。早在5月15日，甘末林就提出向德军装甲部队的侧后进行反击，但是接着说：“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表示无能为力。②而在德军装甲部队向海峡突进之时，英法也尝试发动过几次反击，但都因兵力不足而失败。可见，盟军并非不想，而是缺少能及时阻止德军的预备队。由于包括装甲师在内的几乎所有精锐部队都尽数投入左翼，法军预备队既无法及时填补色当地区的缺口，也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对德军装甲集群实施反击，只能眼睁睁看着左翼的精锐部队被合围。随着盟军左翼精锐军团的覆灭，法兰西之战的结局已经注定。
施利芬在《坎尼研究》中说道：“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中很少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一方面需要一位汉尼拔（Hannibal），另一方面需要一位法罗（Faroe）。他们合作始能达到此种伟大目的。”③他的意思是迦太基军队在坎尼会战中之所以实现了对罗马军团的完美合围，迦太基军主将汉尼拔（Hannibal）的智慧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罗马主帅法罗（Faroe）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指挥罗马军团一味地在战线的中央前进，那么仅凭汉尼拔的合围战术恐怕并不能实现对罗马军团彻底的合围。可见，正是罗马军团在迦太基军正面的冒进与迦太基军在两翼的合围行动产生了强烈的互动，才使得汉尼拔彻底围歼了罗马军团，坎尼会战遂成为军事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1940年5月的状况与坎尼会战的情况是何等的相似。曼施坦因的计划就如同当年的汉尼拔，德军从阿登伸出的装甲巨钳想一举兜住盟军整个左翼，这一行动的效果受法军左翼行动的影响极大。如果法军左翼固守法、比边境，那么德军很难实现合围意图，充其量会在双方主力的搏斗中击败法军左翼，迫使其退入索姆河以南。而甘末林则扮演了法罗的角色，他将左翼推进至比利时中部的行动正如同法罗在中央推进的战术一样，将法军送入了德军的合围圈。如果说汉尼拔和法罗在战术上的互动成就了坎尼会战的传奇，那么这种互动在1940年再次上演，成就了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的成功。
四、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发挥的关键作用为战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克劳塞维茨指出：“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以外，只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是非常愚蠢的。”④将领个人因素就是这种精神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学者的观点忽视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将德国的胜利绝对化。战争中，“博弈双方用以预判敌方战略的信息是不完整的”，⑤但作为评判者，我们掌握的信息远远超过当事者，而且我们是在知晓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德国的辉煌胜利，双方看似云泥之别的表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观念：法国的战略和部署是愚蠢的。这也是造成部分学者忽视法国战略合理性，并一味指责法国将领愚蠢的原因之一。
很多学者先入为主地认为法军主帅“颧项无能”⑥“自作聪明”，⑦以这种认知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不免有失严谨。比如，某学者认为，“轻敌麻痹思想在法国军队里表现得很典型”，他举例说：“1940年5月12日，当德军坦克师进攻阿登山区后，法国参谋总部甚至不相信，让一个参谋坐直升机去侦察，回来报告说的确如此。参谋总部甚至质问：你见过坦克没有？可见麻痹到如何的程度。”⑧该学者认为法国参谋总部一遍遍询问该参谋是否见过坦克部队是一种麻痹行为，但我们认为法国总参的质问是非常专业的表现。因为确认德军在阿登地区是否出现大规模坦克部队是判断德军主攻方向是否在此的重要依据，该学者的论述并不符合逻辑。
学者们指责法军将领思想保守，不懂变通，但忽略了德国大部分将领也是如此。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德军高级将领思想陈旧，对他们的计划产生了巨大的阻力。一些德军高级将领甚至认为坦克只配给陆军运面粉。德军最初的进攻方案就体现出德军总参谋部存在思想僵化的问题，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爆发后也没有改变：古德里安装甲师在向海峡推进过程中，多次遇到来自希特勒和装甲集群总司令克莱斯特（von Kleist）大将的阻力，险些导致进攻计划流产。可见，德军大多数高层对曼施坦因计划和装甲部队作战理论并非完全理解。只不过德军很多高级将领比较开明，懂得尊重下属意见，比如时任德军A集团军群总司令的伦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大将“对于曼施坦因非常信任，一切交由曼施坦因负责，对其言听计从”，①这才给曼施坦因等人成功的机会。
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为德国在1940年的胜利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西方学界，“曼施坦因计划”长期被人们看作是“施利芬计划”的修改版。②但是透过上述分析可知，事实完全相反：“曼施坦因计划”是对“施利芬计划”的颠覆，这也注定了两个计划截然不同的结局。西方有学者指出，法国的军事思想主旨十分简单，并很容易被其敌人德国掌握。③曼施坦因凭借独特的战略眼光对法军的意图进行了准确的判断。曼施坦因在制定计划时也是着眼于施利芬计划，只不过他是根据法国对施利芬计划可能的反应来制定完全针对的、更加致命的打击方式。英国学者贝内特（P. G. Bennett）相信曼施坦因在博弈中通过“超对策”（hypergame）的思考方式预料到了盟军的战略。④正是依靠他构想出的计划，德军才取得了胜利。我国部分学者没有将“曼施坦因计划”视作曼施坦因个人才能的杰作，而是视之为德军战略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和态度是不客观、不合理的。如果没有曼施坦因的智慧和不断争取，德军就会采取最初的进攻计划，那么完全猜到德军动向的法军未必不能取胜或是把战争拖入持久战。
在“曼施坦因计划”的基础上，德军“装甲兵之父”、时任德军19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对该计划核心行动的坚决实施保证了德国的胜利。他认为：“装甲部队一旦上路，就要凭借一张车票一直坐到终点站！”⑤当古德里安率领装甲部队突破色当，强渡马斯河后，就坚定地向英吉利海峡突击。德军统帅部担心装甲部队的侧翼受威胁，曾两次下令停止前进，古德里安坚决反对停止的命令，甚至以辞职来威胁装甲集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大将。最终，他的抗命换来了最高统帅部“武装侦查”的默许，古德里安随即率军全速前进。为了避免最高统帅部再次干扰进攻，古德里安关闭了前进指挥部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仅与其军部以电话线进行通讯。在他的努力下，19装甲军在5月20日便抵达海峡，初步完成了对盟军的合围。如果没有古德里安的坚持前进，从阿登向英吉利海峡的突击很可能因为时间的迟滞而流产。曼施坦因认为古德里安对该计划实施中的热情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李德哈特也认为，“没有古德里安，德国也不可能坚持那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⑥
五、双方战略互动的总结
1940年法国的败降曾经震惊了世界，在那一刻，西方民主制度犹如风中残烛，随时面临着衰亡。号称“欧洲陆军第一强国”的法国迅速被德国打败，其军事原因是复杂的。
法国败降的军事原因首先是德、法之间的战略困境造成的。由于双方在边界上都筑有坚固的工事，因此直接进攻难度较大，间接路线成为更合理的选择。随着“施利芬计划”的提出，从低地国家迂回进攻的方式看似成为克服这种困境的有效战略。双方的视线都被比利时中部的平原所吸引，从德军总参谋部最初想当然地希望重启“施利芬计划”，再到法军预测德军会重启“施利芬计划”，最后到德国“曼施坦因”计划的提出。双方的计划都对敌方进行了合理预判并实行针对性的行动。双方的计划虽都有疏漏，但总体上是符合德、法的战略形势的。双方战略产生的互动才是法国失败的根源，而德、法的战略困境以及双方基于“施利芬计划”的相互预判就是互动效应产生的基础。
在1940年的战局中，德、法双方产生互动的关键是法国将其左翼推进到比利时，这一行动和德军在阿登地区的突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直接导致了盟军北翼的覆灭。毫无疑问，对于推进到比利时的盟军来说，当遇到挫折准备撤退时，最理想的退却线正是照其作战线原路返回位于索姆河至隆维以南的基地。战争爆发三天后，盟军北翼抵达预定位置，而德军的装甲部队也抵达马斯河，互动效应开始展现出来。德军渡过马斯河后前进的每一步，都会迫使盟军的退却线向西南转移，一旦德军装甲部队抵达英吉利海峡，盟军北翼向南的退却线就被全部切断。盟军北翼向比利时推进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在葬送自己的命运，他们向前推进的越快、越深，他们应对德军在其背后的突击时就更加乏力。盟军左翼的覆灭就是双方战略互动的结果，而精锐兵力的丧失对战局产生了关键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盟军的北翼并未进入比利时，那么面对德军装甲部队在侧翼的突击，即使无法抵挡也可以从容撤回索姆河至隆维一线。而保存了主力的盟军即使失去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也未必会失败。与1940年5月初的情况似曾相识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德、法双方的行动同样产生了有利于德军的互动。法军在德、法边境上被德军打得头破血流，而德军右翼迅速擊败法军左翼（包括英国远征军），横扫比利时，冲向法军侧后，法兰西也一度危在旦夕。但是法军左翼虽然被击败，有生力量却得以保存。法国也及时变更了部署，将右翼兵力调向左翼，最终在马恩河阻止了德军的攻势，转危为安。
但在1940年，当比1914年更加严峻的危机袭来之时，法军失去了应对这种“互动”的弹性，最终迅速失败。因此，加强德、法双方在战略行动上互动的因素以及使法国战略、部署失去弹性的因素也是法国失败的主要军事原因。这些因素包括德军装甲部队的编成、古德里安将军对计划的支持、法国预备队的缺失等等。德军装甲师的编成使得坦克部队可以不受步兵的拖累，快速实施机动；而古德里安将军坚定地向海峡突击则保证了行动的连续性。这两个因素对于德军可以迅速实现对盟军左翼的合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法国方面预备队的缺失也使得他们无力应对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只能眼睁睁看着灾难的发生。时间因素成为了加强互动效果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学者未能站在战争双方互动的角度上看待1940年法国的败降，没有意识到双方战略的互动效果对于战局的关键性作用，而是单方面指责法国战略、部署的种种错误，这样必然会使结论有失偏颇。
实际上，希特勒迅速武装起来的国防军并不能支撑希特勒的野心。德军机械化部队的所向披靡掩盖了德军对法军优势的脆弱性。若非德、法双方的战略产生了强烈的互动，德军未必可以在法兰西取得胜利。但历史的发展表明：德国发动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可逞一时之威风，但终究会被正义的力量所打败。
【作者简介】赵文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国际关系史。
王泽方，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二战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摘 要对1940年法国败降原因的研究向来是我国二战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对法国败降军事原因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1940年的战局中，法国的战略并非单纯的消极防御战略，而是基于双方战略困境的合理选择；法军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并非致命，双方在战略上实现的互动才是将误判后果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因循守旧等缺点在德、法双方高级将领中普遍存在，德军将领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对计划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0年法国败降的根本原因是德、法双方战略产生了有利于德国的互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国在军事上的失败。
關键词二次大战，法国败降，军事原因，流行观点
中图分类号K1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7）16-0055-07
1940年法国的败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事件之一，长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据统计，我国学者共发表该方面论文70余篇，一些著作中也涉及该问题的探讨。其中，对法国败降军事原因地探讨是学术界论述的核心。我国学者较为全面的论述了法国败降的军事原因，指出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消极防御战略，其突出特点是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的修建；对德军主攻方向的误判；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落后；兵力配置不当、忽视了对阿登地区（Ardennes forest）的防御；分散兵力，没有预备队；军事准备不足；指挥系统的混乱等。①但是我们认为，在对1940年法国败降军事原因的研究中，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
一、法国战略并非是单纯的消极防御战略，马奇诺防线的修建有其合理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单纯的消极防御战略是法国失败的军事原因之一，而马奇诺防线的修建是其表现，因此也对马奇诺防线持否定态度。②要反驳这种观点，我们首先要明确盟军的战略。盟军的战略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在法、德正面战场（西欧）采取战略防御，直到盟军在物质上完成准备，继而发动反攻。德军曾在法兰西战役中缴获了盟国最高统帅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制定的战争计划，德国曼施坦因将军（Erich von Manstein）对此的解读是：“盟国的最高战略是实施战略防御直到足以在西线对德国发动进攻。”③丘吉尔也认为法军在西线战场即使不能成功摧毁德军，也能稳定住前线，为随后的反攻做准备。④其次，在西欧采取战略防御的同时，盟军在外线要采取攻势。法国提出了一系列攻势设想：空袭苏联高加索油田破坏德国石油供应；在波罗的海袭击德国运输铁矿石的船队；从希腊方向威胁德军侧后。①丘吉尔也认为盟军的攻势行动应该安排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②虽然某些措施比较激进，但充分表明盟军希望在外线采取攻势的态度。
通过分析盟国战略，我们发现学术界对英、法战略的指责是有失偏颇的。
第一，盟国的防御战略有其合理性。首先，1940年时，英、法在物质上与德国有很大差距。德国的经济早已转入战时经济，而英、法在军工生产上十分落后和被动。据统计，德国在1935年至1939年生产的军用物资总值为120亿美元，而英国只有25亿美元。③虽没有相关数据，但法国方面的经济转型也困难重重。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法国工业部长、商业部长都坚决反对将经济转入战时状态。④甘末林则直接说：“1941年春季前，同盟国军队的物质力量尚不能达到在西线对德国发动攻势的水平。”⑤物质方面的掣肘迫使法军在战争初期采取防御战略。其次，在战略形势上，法国难以发起攻势。这种形势就是德、法边境防御工事的修筑以及法国对德国重启“施利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预期。由于德、法边境地形复杂，加之双方分别修建了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和马奇诺防线，从德、法边界展开进攻势必造成巨大的伤亡，因此，在南部发动进攻是最低效的方式。同时，比利时为了避免授予希特勒入侵的口实，在法兰西战役爆发前一直不允许盟军入境。而处于南、北战线铰链处的阿登地区，因山高、河险和林密被认为大规模部队无法通过。这就给双方的战略选择造成了困境，在这种困境下，法国的进攻可能性受到了限制。再次，法国对德国重启“施利芬计划”的预期又加深了这一困境，有史学家认为施利芬计划“为德国将军们提供了一个模板，他们要做的只是去实施计划”。⑥距离“施利芬计划”的实施已经过去20多年，但德、法双方的思想仿佛已被“施利芬计划”禁锢。当希特勒命令总参谋部拿出对法作战的方案时，总参谋长哈尔德首先想到的是把前辈的方案再一次翻出来。⑦而法国似乎也相信德国除了重新实施“施利芬计划”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点从法国的“D计划”（ Dyle Plan）对德国重启“施利芬计划”的警惕可以明显看出。
在一次大战初期，德国迅速通过比利时曾让法国险些覆灭，法国人对此记忆犹新。因此，早在法兰西战役爆发前，盟军就迫切希望到比利时境内安特卫普（Antwerp）—那慕尔（Namur）—迪南（Dinant）一线去阻挡德军，他们认为德国装甲部队会从这里发动主攻。如果说双方边境的坚固防线在物质上造成了战略困境，那么“施利芬计划”则在思想上固化了这一困境，双方的视角被紧紧锁在了比利时中部的平原，这里被双方看作是即将发生的搏斗的最佳角斗场。在这种形势和战略选择困境的影响下，法国采取防御战略并非不合理。只不过，由于时任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将军的创造性思维和不懈努力，德国首先跳出了这一战略困境。
第二，法国战略并非单纯消极防御，而是包含着极强的攻势思维。首先，如前文所述，在外线采取攻势是其重要措施之一。可以说，面对着战略选择困境，德、法双方不约而同的采取了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所说的“间接战略”（Indirect Approach），只不过德国敢于破坏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中立，在荷、比正面牵制住盟军的同时，从阿登地区突破，迂回盟军主力的侧后。盟军则选择了在更大范围内采取间接战略，分别针对德国的石油、铁矿石供应和巴尔干地区的侧后方向。其次，即使在西欧，法军的防御战略中也有战术攻势思想。法军“D计划”的核心行动是将盟军强大的左翼推入比利时中部阻止德军装甲部队，这个行动就是法军以战术攻势实施战略守势的最好表现。
第三，马奇诺防线的修筑并非不合理，只是在战争中没有被合理的使用。首先，修筑马奇诺防线并不是消极防御思想的体现，依托永备工事进行战略防御的思想并非错误。即便是在机械化战争时代，防御工事与机械化部队的攻势思维并不冲突。装甲部队作战理论的先驱富勒（J.F.C Fuller）将军认为，防御工事在机械化战争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机动力越强，野战工事的作用越大”。①其次，马奇诺防线的修建对法国而言是相当必要的。法国新推行的1928年兵役法将士兵的服役时间降至一年，法国的观察家们认为这对部队的动员效率造成了严重后果，而法军撤出莱茵兰地区又使法国的动员失去了重要掩护。“马奇诺防线的修筑可以为部队的动员和集结争取时间，缓解了这种被动局面。”②再次，马奇诺防线没被合理使用。马奇诺防线修建完成后，依靠强大的防御工事，本可以使法军在德、法边境保持最低限度的兵力，从而保留一支强大的预备队来应对突发情况。崇尚进攻战略的德国所修建的齐格菲防线，在波兰战役之初就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丘吉尔也认为马奇诺防线能“节约兵力，同时还可以控制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如果马奇诺防线在法国的作战计划中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则它可能对于法国作出巨大的贡献”。③最后，我国学者认为马奇诺防线的修建给法国造成了虚假的安全感，事实也并非如此。甘末林在战争总部的日志清晰地表明法国人时刻警惕着德国人的进攻，士兵的训练也在不断加强。④1940年1月26日，戴高乐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一个备忘录，表达了他对马奇诺防线能否抵挡住德军装甲部队的担忧。⑤在D计划中，法军将大量兵力布置在马奇诺防线背后也表明了法军对防线没有十足的安全感。
二、夸大了法军误判德军主攻方向的后果，单纯的误判其实并非致命
我国许多学者认为，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忽视阿登地区的防御是法国败降的重要军事原因之一，⑥其中部分学者强调法军左翼推进到比利时境内是法国误判德军主攻方向的一个重要表现。⑦许多学者都对法国这种误判和兵力配置大加指责。学术界对法国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兵力配置错误的指责是有失偏颇的，夸大了法军误判德军主攻方向的后果。
应当承认，法国确实误判了德军的主攻方向，其配置也存在严重失误。但法军的兵力配置并非完全不合理，原因有三。第一，法军判断德军装甲部队主力不会在阿登地区发动主攻有其合理性。在德國、英国的大多数战略家和将军看来，鉴于该地复杂的地形，阿登林区“连作大规模的步兵攻击都是不可能的，当然别说是坦克的行动了”。⑧就连装甲兵作战思想的开创者富勒将军也认为机械化部队应在障碍少的地区实施机动。⑨可见，认为德军不会在此处发动主攻并非法国人的一厢情愿。第二，在上文提到的战略选择困境的影响下，法军猜测德军主攻方向会在比利时中部是合理的。由于马奇诺防线的存在以及阿登地区的复杂地形，很难想象在这种战略困境下德国会选择从比利时中部以外的地方发动主攻。而德国最初的进攻计划正是打算在比利时中部发动主攻，其内容基本继承了“施利芬计划”的主要思想。第三，从法国的角度出发，法国人认为德军最有可能攻击马奇诺防线和比利时中部，权衡之下，法国选择将最精锐的部队布置在北翼。这种处理方式有这样的优势：“假如德国首先袭击马奇诺防线，法国仍拥有足够长的时间去重新部署。相比之下，如果法国主力布置在马奇诺防线而德军主攻方向在比利时中部，在法国调整部署之前，德国装甲部队就会畅通无阻的进入比利时。”①相同事件曾在1914年发生过，法国对此有着惨痛的记忆。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法军将重兵部署在两翼，其铰链处却十分脆弱，这种部署在与德军战略的强烈互动下造成了盟军左翼的覆灭，敲响了法兰西的丧钟。但对法军部署合理性的忽视是不应该的，如果没有曼施坦因的战略，德军按照原计划进攻，法国未必会失败。“至少德国大部分将军是对成功没有自信的，认为对法国的进攻会换来代价高昂的僵局。”②
再者，单纯误判德军主攻方向对盟军来说并非致命，真正致命的是盟军的攻势思维。在战争的最初三天，盟国的计划执行的十分顺利，他们一度认为德军在北翼的攻势是佯攻。③然而在15日，法国总理雷诺就打电话告诉丘吉尔：“我们失败了，我们失去了这场战争！”④而这正是德军装甲部队突破色当，涌向盟军左翼侧后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法国看来，决定失败命运的是盟军左翼的绝望局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曾反复考虑：“我们是不是扼守法国边境进行战斗，坚决抵抗，请比利时军队退到这条防线上来，而不要冒险地匆忙地冲到代尔河或艾伯特运河（Albert Canal），这样更加明智。”⑤假设盟军真的采取了丘吉尔思考的这种方式，虽然同样是误判了德军的主攻方向，但结果或许会截然不同。德军在阿登实现突破后，将会受到盟军左翼精锐部队的强力反击，盟军战线上的缺口有可能会被堵住。即使阻止德国装甲部队的行动未能成功，盟军左翼也可以从容撤至索姆河（Somme）一线构筑新的防线，如果盟军撤退之前对德军的迟滞足够有效，那么荷、比军队也可以撤到这条防线。总之，盟军有生力量（特别是包括装甲师在内的机动部队）得到了保存，那么战线很可能稳定在索姆河—隆维一线，再次形成一战时的僵局。因此，单纯的战略误判对法国而言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盟军的攻势思维，盟军在比利时的推进行动与德军在阿登的突破行动产生了对德军完全有利的互动。李德哈特也认为真正断送法国命运的“是他们计划中攻势构想太强的缘故。他们把自己的左肩拼命向比利时境内推进，于是也就正中了敌人的下怀”。⑥
三、法国的失败是德、法双方在战略行动上互动的结果
著名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认为，“战争是由敌对双方之间的一种连续互动所构成”。⑦战略计划毕竟是猜测，当战争开始时，“我方的意志不久即将面对着敌方的独立意志”，⑧双方的“互动”也随之展开。正如前文所述，法国的战略和各种考虑都有充分的合理性，法国迅速败降的主要军事原因在于法国的战略、行动与德国的战略、行动产生了完全有利于德国的互动。而学者们对法国战略和军队部署的过分指责都是因为没有站在德、法双方互动的角度看问题。
德、法的互動从战略制定阶段就已经产生。战略选择的困境已经将双方的视角紧紧锁定在了“施利芬计划”。法军战略的核心行动是将最精锐的左翼推入比利时境内，这一行动充分证明了他们确信德国人会通过比利时发动进攻。⑨而曼施坦因制定的新计划是基于对法国这样的预判：法国对德军重新启用“施利芬计划”必定有所准备，法军不会在德、法边境发动攻击，而是会投入强大兵力抵抗德军在比利时、荷兰的进攻。双方围绕“施利芬计划”互相进行的预判就成为双方战略产生互动的基础。
1940年5月，德、法双方战略的核心行动发生了强烈的互动效应。德国装甲集群迅速穿越阿登森林，法军在色当的薄弱防御使德军轻易突破了盟军战线的中枢位置，盟军南北两翼被分割。而此时盟军北翼挺进比利时恰恰有利于德军合围盟军左翼的目的。盟军左翼在比利时挺进的越深，在德军B集团军群的牵制下，法军左翼向南的撤退行动就越艰难，他们对德军装甲部队在其背后突击的反应就越乏力。这种互动的效果恰恰和当年施利芬所预期的理想效果一致。而法军的兵力配置和战略预备队机动性的缺失又加强了这种“互动”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有学者认为希特勒担心“德军的侧翼受到法军的猛烈打击，多次下令停止前进，结果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这说明法军统帅部始终执行的是一条消极防守的军事路线”。①言外之意是法军消极防守，根本不会也不想对德军进行反击。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法军不是不想，而是根本做不到。早在5月15日，甘末林就提出向德军装甲部队的侧后进行反击，但是接着说：“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表示无能为力。②而在德军装甲部队向海峡突进之时，英法也尝试发动过几次反击，但都因兵力不足而失败。可见，盟军并非不想，而是缺少能及时阻止德军的预备队。由于包括装甲师在内的几乎所有精锐部队都尽数投入左翼，法军预备队既无法及时填补色当地区的缺口，也没有足够的装甲部队对德军装甲集群实施反击，只能眼睁睁看着左翼的精锐部队被合围。随着盟军左翼精锐军团的覆灭，法兰西之战的结局已经注定。
施利芬在《坎尼研究》中说道：“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中很少见。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则一方面需要一位汉尼拔（Hannibal），另一方面需要一位法罗（Faroe）。他们合作始能达到此种伟大目的。”③他的意思是迦太基军队在坎尼会战中之所以实现了对罗马军团的完美合围，迦太基军主将汉尼拔（Hannibal）的智慧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罗马主帅法罗（Faroe）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指挥罗马军团一味地在战线的中央前进，那么仅凭汉尼拔的合围战术恐怕并不能实现对罗马军团彻底的合围。可见，正是罗马军团在迦太基军正面的冒进与迦太基军在两翼的合围行动产生了强烈的互动，才使得汉尼拔彻底围歼了罗马军团，坎尼会战遂成为军事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1940年5月的状况与坎尼会战的情况是何等的相似。曼施坦因的计划就如同当年的汉尼拔，德军从阿登伸出的装甲巨钳想一举兜住盟军整个左翼，这一行动的效果受法军左翼行动的影响极大。如果法军左翼固守法、比边境，那么德军很难实现合围意图，充其量会在双方主力的搏斗中击败法军左翼，迫使其退入索姆河以南。而甘末林则扮演了法罗的角色，他将左翼推进至比利时中部的行动正如同法罗在中央推进的战术一样，将法军送入了德军的合围圈。如果说汉尼拔和法罗在战术上的互动成就了坎尼会战的传奇，那么这种互动在1940年再次上演，成就了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的成功。
四、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发挥的关键作用为战局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克劳塞维茨指出：“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以外，只论述物质因素，以致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是非常愚蠢的。”④将领个人因素就是这种精神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学者的观点忽视了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将德国的胜利绝对化。战争中，“博弈双方用以预判敌方战略的信息是不完整的”，⑤但作为评判者，我们掌握的信息远远超过当事者，而且我们是在知晓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德国的辉煌胜利，双方看似云泥之别的表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观念：法国的战略和部署是愚蠢的。这也是造成部分学者忽视法国战略合理性，并一味指责法国将领愚蠢的原因之一。
很多学者先入为主地认为法军主帅“颧项无能”⑥“自作聪明”，⑦以这种认知为前提得出的结论不免有失严谨。比如，某学者认为，“轻敌麻痹思想在法国军队里表现得很典型”，他举例说：“1940年5月12日，当德军坦克师进攻阿登山区后，法国参谋总部甚至不相信，让一个参谋坐直升机去侦察，回来报告说的确如此。参谋总部甚至质问：你见过坦克没有？可见麻痹到如何的程度。”⑧该学者认为法国参谋总部一遍遍询问该参谋是否见过坦克部队是一种麻痹行为，但我们认为法国总参的质问是非常专业的表现。因为确认德军在阿登地区是否出现大规模坦克部队是判断德军主攻方向是否在此的重要依据，该学者的论述并不符合逻辑。
学者们指责法军将领思想保守，不懂变通，但忽略了德国大部分将领也是如此。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德军高级将领思想陈旧，对他们的计划产生了巨大的阻力。一些德军高级将领甚至认为坦克只配给陆军运面粉。德军最初的进攻方案就体现出德军总参谋部存在思想僵化的问题，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爆发后也没有改变：古德里安装甲师在向海峡推进过程中，多次遇到来自希特勒和装甲集群总司令克莱斯特（von Kleist）大将的阻力，险些导致进攻计划流产。可见，德军大多数高层对曼施坦因计划和装甲部队作战理论并非完全理解。只不过德军很多高级将领比较开明，懂得尊重下属意见，比如时任德军A集团军群总司令的伦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大将“对于曼施坦因非常信任，一切交由曼施坦因负责，对其言听计从”，①这才给曼施坦因等人成功的机会。
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为德国在1940年的胜利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西方学界，“曼施坦因计划”长期被人们看作是“施利芬计划”的修改版。②但是透过上述分析可知，事实完全相反：“曼施坦因计划”是对“施利芬计划”的颠覆，这也注定了两个计划截然不同的结局。西方有学者指出，法国的军事思想主旨十分简单，并很容易被其敌人德国掌握。③曼施坦因凭借独特的战略眼光对法军的意图进行了准确的判断。曼施坦因在制定计划时也是着眼于施利芬计划，只不过他是根据法国对施利芬计划可能的反应来制定完全针对的、更加致命的打击方式。英国学者贝内特（P. G. Bennett）相信曼施坦因在博弈中通过“超对策”（hypergame）的思考方式预料到了盟军的战略。④正是依靠他构想出的计划，德军才取得了胜利。我国部分学者没有将“曼施坦因计划”视作曼施坦因个人才能的杰作，而是视之为德军战略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和态度是不客观、不合理的。如果没有曼施坦因的智慧和不断争取，德军就会采取最初的进攻计划，那么完全猜到德军动向的法军未必不能取胜或是把战争拖入持久战。
在“曼施坦因计划”的基础上，德军“装甲兵之父”、时任德军19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对该计划核心行动的坚决实施保证了德国的胜利。他认为：“装甲部队一旦上路，就要凭借一张车票一直坐到终点站！”⑤当古德里安率领装甲部队突破色当，强渡马斯河后，就坚定地向英吉利海峡突击。德军统帅部担心装甲部队的侧翼受威胁，曾两次下令停止前进，古德里安坚决反对停止的命令，甚至以辞职来威胁装甲集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大将。最终，他的抗命换来了最高统帅部“武装侦查”的默许，古德里安随即率军全速前进。为了避免最高统帅部再次干扰进攻，古德里安关闭了前进指挥部与最高统帅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仅与其军部以电话线进行通讯。在他的努力下，19装甲军在5月20日便抵达海峡，初步完成了对盟军的合围。如果没有古德里安的坚持前进，从阿登向英吉利海峡的突击很可能因为时间的迟滞而流产。曼施坦因认为古德里安对该计划实施中的热情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李德哈特也认为，“没有古德里安，德国也不可能坚持那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⑥
五、双方战略互动的总结
1940年法国的败降曾经震惊了世界，在那一刻，西方民主制度犹如风中残烛，随时面临着衰亡。号称“欧洲陆军第一强国”的法国迅速被德国打败，其军事原因是复杂的。
法国败降的军事原因首先是德、法之间的战略困境造成的。由于双方在边界上都筑有坚固的工事，因此直接进攻难度较大，间接路线成为更合理的选择。随着“施利芬计划”的提出，从低地国家迂回进攻的方式看似成为克服这种困境的有效战略。双方的视线都被比利时中部的平原所吸引，从德军总参谋部最初想当然地希望重启“施利芬计划”，再到法军预测德军会重启“施利芬计划”，最后到德国“曼施坦因”计划的提出。双方的计划都对敌方进行了合理预判并实行针对性的行动。双方的计划虽都有疏漏，但总体上是符合德、法的战略形势的。双方战略产生的互动才是法国失败的根源，而德、法的战略困境以及双方基于“施利芬计划”的相互预判就是互动效应产生的基础。
在1940年的战局中，德、法双方产生互动的关键是法国将其左翼推进到比利时，这一行动和德军在阿登地区的突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直接导致了盟军北翼的覆灭。毫无疑问，对于推进到比利时的盟军来说，当遇到挫折准备撤退时，最理想的退却线正是照其作战线原路返回位于索姆河至隆维以南的基地。战争爆发三天后，盟军北翼抵达预定位置，而德军的装甲部队也抵达马斯河，互动效应开始展现出来。德军渡过马斯河后前进的每一步，都会迫使盟军的退却线向西南转移，一旦德军装甲部队抵达英吉利海峡，盟军北翼向南的退却线就被全部切断。盟军北翼向比利时推进的每一步实际上都是在葬送自己的命运，他们向前推进的越快、越深，他们应对德军在其背后的突击时就更加乏力。盟军左翼的覆灭就是双方战略互动的结果，而精锐兵力的丧失对战局产生了关键的影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盟军的北翼并未进入比利时，那么面对德军装甲部队在侧翼的突击，即使无法抵挡也可以从容撤回索姆河至隆维一线。而保存了主力的盟军即使失去了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也未必会失败。与1940年5月初的情况似曾相识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德、法双方的行动同样产生了有利于德军的互动。法军在德、法边境上被德军打得头破血流，而德军右翼迅速擊败法军左翼（包括英国远征军），横扫比利时，冲向法军侧后，法兰西也一度危在旦夕。但是法军左翼虽然被击败，有生力量却得以保存。法国也及时变更了部署，将右翼兵力调向左翼，最终在马恩河阻止了德军的攻势，转危为安。
但在1940年，当比1914年更加严峻的危机袭来之时，法军失去了应对这种“互动”的弹性，最终迅速失败。因此，加强德、法双方在战略行动上互动的因素以及使法国战略、部署失去弹性的因素也是法国失败的主要军事原因。这些因素包括德军装甲部队的编成、古德里安将军对计划的支持、法国预备队的缺失等等。德军装甲师的编成使得坦克部队可以不受步兵的拖累，快速实施机动；而古德里安将军坚定地向海峡突击则保证了行动的连续性。这两个因素对于德军可以迅速实现对盟军左翼的合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法国方面预备队的缺失也使得他们无力应对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只能眼睁睁看着灾难的发生。时间因素成为了加强互动效果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学者未能站在战争双方互动的角度上看待1940年法国的败降，没有意识到双方战略的互动效果对于战局的关键性作用，而是单方面指责法国战略、部署的种种错误，这样必然会使结论有失偏颇。
实际上，希特勒迅速武装起来的国防军并不能支撑希特勒的野心。德军机械化部队的所向披靡掩盖了德军对法军优势的脆弱性。若非德、法双方的战略产生了强烈的互动，德军未必可以在法兰西取得胜利。但历史的发展表明：德国发动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可逞一时之威风，但终究会被正义的力量所打败。
【作者简介】赵文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国际关系史。
王泽方，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二战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