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实践教学模式的新探讨
李德英 张宸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年来的口述史实践教学活动，考察口述史教学、口述史实践和口述史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个好的口述史课题应该如何开展与推进，进而探讨口述史究竟能为史学研究带来哪些空间等问题。指出高等学校的口述史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呼吁层面，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制订教学计划和方案，将口述历史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整体方案中。
[关键词】历史学科，实践教学，口述历史，四川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4—0008—06
历史学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是以课堂讲授、论文写作为主，偏重文字史料的研讨，实践教学模式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加考察。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史学觀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口述史研究的异军突起，传统模式与学术前沿的差距日渐加大，无法满足更为广阔的社会需求，因此，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近年来，中国内地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参与到口述史的实践工作中来，产生了不少的口述历史成果。屿中国口述历史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的状况相比，作为史学研究主阵地之一的高等院校在口述史教学与实践的开展与推进方面仍然显得略有不足。如何将口述史引入高校教学体系中，培养高水平的口述史人才，是目前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先生曾多次呼吁重视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迫切性，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库建设等一系列的基本构想。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年来的口述史实践教学活动，考察口述史教学、口述史实践和口述史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个好的口述史课题应该如何开展与推进，进而探讨历史学科实践教学的新模式。
21世纪以来，口述史的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同时，口述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价值也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为了丰富口述史实践内容，探索历史教学的新模式，培养专业的口述史人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3年成立了“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口述史中心”），并于该年开始在成都市周边地区开展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档案典藏。
从2013年开始，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每年组织学生依次在成都市中和场、安仁镇、新津县和四川大学等地进行口述史调查。除这些集中的口述调查外，“口述史中心”还组织学生不定期展开小规模的田野访谈，访谈的对象既包括成都的知名人士，也包括在校的外国专家学者。至今，累计形成完整的个人口述档案240余份，另有访谈时收藏的族谱、回忆录、日记等民间文献若干，配套有档案馆馆藏档案复印件416卷。“口述史中心”的资料成果，是由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通过口述史实践收集而成，凝结着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思考。
一、现场与现实：
口述史田野地的确定与主题选择
人类学提倡“走进历史田野”，历史学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口述历史的生命在于深入田间地头，走到历史亲历者身边，历史研究者面对的不仅是文本、数据，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借用人类学家的田野经验，“报告人”（Reporter）的角色意义重大。但是，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范围广大，我们面临一望无际的田野，很难确定哪一块才是应该深入和值得深入的现场。在历年的实践中，我们对口述史田野地的选择有三种方式。
本文笔者之一主要从事成都平原农村土地租佃制度、农民生活状况及城乡关系研究，对乡村集镇颇感兴趣。2011年，笔者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一文，文中使用了美国卫斯理学院人类学家脱鲁岱教授关于中和场的研究成果。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和街道办事处蒋主任读到该文，于2012年初夏与笔者电话联系，并将中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翻译的脱鲁岱教授的著作《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一书赠予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工作者和地方社区管理者就这样聚在一起，畅谈中和场的历史和文化，双方都觉得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宝贵的历史遗迹已不断消失，人们心中的历史记忆亟待抢救，于是共同决定2013年夏天对中和场进行以“场镇变迁、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口述历史实践活动。前述的机缘，表明历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社会和地方的现实要求也需要高等学校学术机构的帮助。中和场的例子体现了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开展口述史实践，确定田野地点的方式之一。
确定口述史实践田野地点的方式之二，是采取委托的方式，“口述史中心”受合作单位的委托，开展口述史调查。2014年6月，成都文旅集团、安仁文博管委会委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展安仁调查项目，其中“口述史中心”承担了主要的口述史访谈工作。2016年，四川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历史文化学院及“口述史中心”受四川大学委托，发挥自身特长，组织师生对四川大学离退休的知名教授、职工、校友等开展了口述史访谈。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成都市新津县档案馆藏有大量丰富和完整的地方档案，很多老师和学生从新津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了历史研究的选题。在领域和时段不断延伸的学术研究中，大家意识到单纯的档案史料已经无法支撑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2015年我们主动与新津县档案馆合作开展口述史调查。新津县档案馆也成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实习基地之一，为老师和学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查阅档案的便利。双方的合作，也是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确定口述史实践田野地的方式之三。
确定历史学口述史实践调查田野地点之后，就要依据区域特色和合作方的需求来确定口述主题。除中和场外，刘文彩的祖居安仁在民国时期走出了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地方实力派，素有“三军九旅十八团”之称，刘文彩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被塑造为“大地主”的典型，其祖居成为全国阶级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我们将安仁镇口述史实践活动的主题定为“军阀、地主和公馆”。作为“五津重镇”的新津县，在抗战史时期修建了著名的新津机场，为美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对华提供战略物资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为美军B-29轰炸机从中国本土起飞轰炸日本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地。而新津县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由南下的晋绥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因此，新津口述实践活动主题定为“新津机场、南下干部”。2016年的四川大学校史口述，以“国家与学术在四川大学的互动”为切入点，涵盖了民国时期的川大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共和国时期的川大记忆等主题。
目前，口述史的资料随处皆是，但在时间、精力和研究人员都有限的条件下，如何选择合适的访谈区域，如何选定好的访谈主题，如何确定最有价值的访谈对象，并征得他们同意，以获取一批高质量的成果，是口述史实践中十分关键的问题。好的选题，是一个口述史课题成功的关键，如同推开了进入历史田野的大门，但找对了方向并不代表就能顺利回到历史的现场。口述史调查实践的顺利展开，必须依赖于进场前充分的准备和培训。
二、从实践到教学：
口述史调查的准备、培训和推进
口述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高校的口述史教学包括口述史课程与口述史实践，而我们将口述史教学的重心放在实践之上，以实践活动来带动学生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以及后期对口述史成果的利用和转化。
近年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历史系大三本科生的暑期实习纳入“口述史中心”的口述史实践中，既有利于解决集体口述史调查人手不足的问题，也满足了历史系本科生暑期实习的需要。集体的口述史调查不是一两次简单的采访，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培训。口述史调查的开展必须依赖于良好的社会关系，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因此，每年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都会提前与地方单位进行接洽，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多次有针对性的磋商，协调分工事宜，明确双方的合作形式、访谈条件、调查对象、后期成果等的“责、权、利”关系，最后达成合作意向。例如，2015年我们与新津县档案局的合作过程中，事先签订了详细的合作协议，依据协议由档案局协同联系新津县老干部局、社保局、各社区工作人员，对田野访谈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大量切实的帮助，同时新津县档案局也给我们提供了后期查阅和复印档案的便利。因此，能否成功地与当地官方与非官方机构、人员达成合作，往往成为集体口述史调查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与地方达成合作协议，确定访谈时间和主题，這是口述史调查必要的准备工作。接着便是搭建口述史调查团队，并进行针对性培训。我们的口述史调查团队由学术指导教师与带队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社会实践团队构成，三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例如，2014年在安仁镇进行的口述史调查实践，由李德英教授、王东杰教授担任学术指导老师，王果老师负责现场带队指导，访谈的中坚力量则由2011级本科学生与少数研究生组成。
长期以来，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包括课堂教学、学术讲座以及对书本的阅读。学生缺乏主动搜集资料和深入社会的意识和条件。而口述史的调查实践给历史系的本科学生提供了同社会紧密联系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深入田野和民众之中去了解和感知社会，搜集第一手资料，并调整自己对历史的认知视角，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同学们往往对暑期的口述史调查实践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但又缺乏访谈的经验，对可能产生的困难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提前对学生进行培训是保证口述史调查访谈质量和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
对学生的培训不是简单的讲解和预告，我们将它称之为“中国史学科教学的第二课堂”。首先，在口述史调查项目的基础上，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每年都邀请具有丰富口述史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开设“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讨论课，进行专题培训，目前已经有历史学（基地班）本科生及中国史研究生约200人接受了讨论班的培训和学习。讨论班的学习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根据口述史调查访谈的体量（一般为60人）进行访谈团队的分组和分工。整个团队一般分为10个访谈小组，3～4人为一组，分主问人、笔录者、设备管理者与后勤保障者等角色，组员各司其职，互相帮助。同时，小组成员的安排不仅兼顾男女比例、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更充分考虑到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语言沟通的便利等等。第三步，进行分组后的文献准备，学生们发挥历史学科的优势，搜集与采访主题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阅读，并以小组为单位通过主题报告的形式，与其他组员共享相关成果。口述史调查培训的最后一步，即是由带队老师分享访谈经验，并重申口述史调查进场后的具体注意事项。
进行案头准备和技能培训后，口述史实践调查如何推进，以及推进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也十分重要。首先，要注意抢救历史记忆的紧迫性。随着时间流逝，不少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正在老去，因此抓紧时间对他们的记忆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记录是口述访谈的重中之重。其次，要遵守口述史实践规范。中国内地的口述史学界尚无公认并行之有效的规范和法则。缺乏工作规范，这也是当今“口述史”发展背后的一大隐患。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在历次的口述史调查实践中，参考和借鉴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的通用行规，制定了口述史调查的章程、工作纪律、流程安排及注意事项等细则。此外，要注意访谈的技巧与方法。口述访谈是实践性、操作性和随机性很强的工作，访谈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在口述史访谈中，采访者必须学会与受访人沟通，比如提前了解受访人的资料，但又不做过多分析，以免在采访中对受访人的经历有“先入为主”或“后见之明”的想法，从而过多地引导访谈的话语，以至于影响访谈的质量。同时，访谈后要及时进行整理、回顾和讨论。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有可能真正回到历史的现场，进入受访者的生命历程和内心世界之中，才有利于顺利将访谈得到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口述史料，并对其进行甄别。
三、记忆与真实：
口述史资料的后期整理
抢救历史记忆，保存口述史料是口述史实践的主要目的之一。一般认为，目前在中国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主要分为三大类：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类成果；文学工作者的新闻采访式作品；历史工作者以记录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的著作。但无论口述史出版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运用、解读和加工口述史资料，如何将口述录音和视频转化为文字稿，才是口述史资料保存的第一步，也是核心的一步。在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之下，搜集口述采访最为原始的录音和录像资料变得相对容易，但要将口述录音转化为文字资料，则需要消耗整理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口述史中心”众多口述实践教学当中产生的录音，主要是由采访学生第一时间完成录音转文字的整理工作。同时，在口述档案形成的过程中，口述史研究的“书写者”，多数情况下也是口述史材料的“创造者”，他们既在访谈中参与了历史的叙述过程，也进行了录音转文字的处理工作，有一定的便利可以对文字进行改动。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原则下，我们对口述录音的文字整理工作，也做出了相应的工作规范，简言之就是要“如实录入”。在录音整理中，我们要求必须原汁原味地保留被访谈者的所有谈话内容（包括语气词）、访谈者对访谈环境的观察、描述，以及访谈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中断、他人介入、氛围改变等各种情形。
学术界对于口述史概念界定模糊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口述史料的看法存在分歧。大多数学者认可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价值，也有不少学者对口述史料的可信度存有疑虑。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料的看法分为：“口碑史料”“口述证据”（或“口头传述”）与“历史记忆”（包括“社会记忆”“群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三类。而第三类口述史中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相”，是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内容。“记忆”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常用的概念。口述史实践依赖的是受访者的记忆，或说是当事人对自我经验的感知和回忆。但在口述访谈中，由记忆到语言的过程，往往会出现记忆的失帧和失真。有学者认为，口述记忆本身即是诠释的过程，而口述史所产生的民间文献（包括照片、信件、诗词、文章、自传、族谱、档案等）都是属于部分人或特定群体的社会记忆。因此，受访者既在访谈中对个人经验进行了一次诠释，而访谈者在录音转文字以及后续研究当中又不免会进行二次诠释。在这种对口述记忆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和怀疑主义（Skeptieism）的矛盾立场中，我们也不禁反思上文所述的“如实录入”的原则，口述录音如何向文字转化？甚至应不应该转化？
用口述史实践得到的“历史记忆”去揭示“历史真相”是否合适，很难有肯定的答复。有学者认为，“特定媒介公开发表的言论有时只能作为政治表演和具有意识形态价值的材料加以对待，而更私密性的心态表现常常必须通过其不经意的或更为私密性的记述中才能发现。有时两者的表达恰恰是相互冲突的”。既有资料的局限性，驱使我们不断去挖掘新的“私密性”的文本，但很多看似“私密性”的文本（如日记）等都有难以反映作者内心真实状态的一面。这时，口述史资料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弥补和揭示作用。由于受访者自身心理素质和记忆深度等原因，口述文本同样也有“真、假”难辨的两面。我们采访过两位80多岁的老人，某县老干部LXY和某党校退休教授GKM，他们对成都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政治、社会运动的记忆十分深刻和详细，同档案史料相比有很高的契合度。另一方面，我们采访的某大学老教授WDX的记忆和表述则较为混乱，他对自己经历的口述一直反复停留在抗战时期怎么颠沛流离、西迁成都，以及强烈的爱国和抗日情绪的记忆中。同时，我们采访的某镇居民LGX，是民国时期安仁镇公益协进社某副社长之子，由于其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家庭不幸遭遇的阴影也成为他在口述访谈中不断诉苦的根源，以致后来我们将初步整理的录音文稿交由该老人修改时，他对原口述文本进行了大篇幅的删改。
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一个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对于历史真相，我们总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探寻历史真相，去关注历史真相的呈现形式。历史真相虽只有一个，但其呈现形态则是多姿多彩的，就像“月映万川”，月亮只有一个，影子则是多样的。每一个生活在历史场景中的人所产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及其对历史的认识，都是历史真相的表现形式。考察民众的历史观，可以真正体会到历史事件是如何以记忆的形式保存下来并影响一个人的认识和行为方式的。将不同个体的历史观进行综合考察，可以重构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并考察历史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进而影响现实，口述史实践能够架起记忆与真实之间沟通的桥梁。
四、结合口述史实践的历史学科教学模式
回到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调查开展的初衷，我们的目的既在于搜集和保存口述史资料，也为了训练和培养历史专业学生社会实践的能力。同时，在高等学校开展口述史实践教学，是我们进行历史学科实践教学模式新探讨的途径。
将口述史实践引入高校历史教学，有两大意义：既可以弥补和修正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又可以丰富口述历史人才培养方式。口述史的实践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也能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能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具备口述史实习经验的学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历史学竞赛，强化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优化学生知识结构，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促使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近年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在口述史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成果，多次斩获学科竞赛奖励：2013年，获得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二等奖，2014年获得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三等奖，2015年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二等奖。与此同时，学院师生积极展开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2014年12月，“口述史中心”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和街道办合作出版了《尘封的记忆：中和场口述史》一书，此书以口述史访谈资料为基础，生动地展现了中和场当地的过往历史与风土人情。2015年9月，基于前期的口述调查资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博物馆学、旅游管理学共同完成出版了《安仁调查》一书，描述了安仁近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提炼出当今安仁蓬勃发展的文化内涵。此书在“2015中国博物馆小镇·安仁论坛”发行以后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评价与学术反响。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ZY等同学也利用在进行中和场口述调查的实践经验，结合在成都市高店子展开的后续口述调查，完成了《脱鲁岱、施坚雅之后川西平原的赶场变迁（20世纪40～80年代）——以中和场、高店子为例》一文。美国卫斯理学院人类学家脱鲁岱（Mary.Bosworth.Treudley）教授和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Skinner）教授对成都平原的中和场和高店子有非常出色的研究。施坚雅更是依靠在高店子所做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中国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等系列论文，提出了在学界影响巨大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同学们重返施氏田野之地，以口述史实践为基础探讨中国农村的市场网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期间川西平原赶场样态的变迁，不仅分析出国家政令与民间惯习对赶场活动和农村市场的共同影响，也对施坚雅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讨论和补充。
这些成果，正是体现了口述史实践带来的一种从理论到实践，又回到理论，从局部到整体，又回到局部的研究路径。因此，我们期望能不断结合口述史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探讨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对既有研究进行延伸或者重新评估。
结语
中国内地高等学校的口述史教学与实践活动方兴未艾，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与其他高校相比，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不是开展得最早的，也不是做得最好的，我们与大家分享这几年做的工作，希望能够对口述史实践和教学在高校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要认清和处理好口述史教学、口述史实践和口述史研究这三者的关系，口述史教学是基础，口述史实践是途径，口述史研究是目标。高等学校的口述史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呼吁层面，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制订教学计划和方案，将口述历史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整体方案中。同时，主动组织学生进行口述史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基层、走进社区，通过口述访谈，接触社会，了解历史，抢救历史记忆。同时，这也是锻炼历史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未来口述史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至今中国内地学术界对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未达成共识，对口述史也未有明晰的学科界定，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目前口述史研究发展“繁花似锦”的局面。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学，更应注重和把握口述史作为方法的学科价值，进行口述史的教学实践。同时，在高等学校口述史学科建设存在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以口述史实践调查为主要方式，开展公共史学项目，加强口述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從而形成高校良好的社会服务口碑和口述史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以带动高校口述史课程设置的常态化，达到推动高等学校口述史学科建设的目的。
同时，历史学研究不应该只在象牙塔中进行，不能仅仅埋首于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口述史实践的方式，能够将历史学家从书斋中解放出来，进入田野，走进历史现场，更好地研究历史和服务社会。并且，历史学家也应该主动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不能任凭某些不负责任的人随意创造历史的“神话”。
【责任编辑：杜敬红】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年来的口述史实践教学活动，考察口述史教学、口述史实践和口述史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个好的口述史课题应该如何开展与推进，进而探讨口述史究竟能为史学研究带来哪些空间等问题。指出高等学校的口述史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呼吁层面，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制订教学计划和方案，将口述历史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整体方案中。
[关键词】历史学科，实践教学，口述历史，四川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4—0008—06
历史学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是以课堂讲授、论文写作为主，偏重文字史料的研讨，实践教学模式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加考察。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史学觀念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口述史研究的异军突起，传统模式与学术前沿的差距日渐加大，无法满足更为广阔的社会需求，因此，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睫。
近年来，中国内地口述历史实践与研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参与到口述史的实践工作中来，产生了不少的口述历史成果。屿中国口述历史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的状况相比，作为史学研究主阵地之一的高等院校在口述史教学与实践的开展与推进方面仍然显得略有不足。如何将口述史引入高校教学体系中，培养高水平的口述史人才，是目前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先生曾多次呼吁重视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迫切性，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库建设等一系列的基本构想。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年来的口述史实践教学活动，考察口述史教学、口述史实践和口述史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一个好的口述史课题应该如何开展与推进，进而探讨历史学科实践教学的新模式。
21世纪以来，口述史的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同时，口述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价值也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为了丰富口述史实践内容，探索历史教学的新模式，培养专业的口述史人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2013年成立了“口述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口述史中心”），并于该年开始在成都市周边地区开展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档案典藏。
从2013年开始，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每年组织学生依次在成都市中和场、安仁镇、新津县和四川大学等地进行口述史调查。除这些集中的口述调查外，“口述史中心”还组织学生不定期展开小规模的田野访谈，访谈的对象既包括成都的知名人士，也包括在校的外国专家学者。至今，累计形成完整的个人口述档案240余份，另有访谈时收藏的族谱、回忆录、日记等民间文献若干，配套有档案馆馆藏档案复印件416卷。“口述史中心”的资料成果，是由历史文化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通过口述史实践收集而成，凝结着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思考。
一、现场与现实：
口述史田野地的确定与主题选择
人类学提倡“走进历史田野”，历史学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口述历史的生命在于深入田间地头，走到历史亲历者身边，历史研究者面对的不仅是文本、数据，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借用人类学家的田野经验，“报告人”（Reporter）的角色意义重大。但是，历史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范围广大，我们面临一望无际的田野，很难确定哪一块才是应该深入和值得深入的现场。在历年的实践中，我们对口述史田野地的选择有三种方式。
本文笔者之一主要从事成都平原农村土地租佃制度、农民生活状况及城乡关系研究，对乡村集镇颇感兴趣。2011年，笔者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一文，文中使用了美国卫斯理学院人类学家脱鲁岱教授关于中和场的研究成果。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和街道办事处蒋主任读到该文，于2012年初夏与笔者电话联系，并将中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翻译的脱鲁岱教授的著作《中和场的男人和女人》一书赠予历史文化学院。史学工作者和地方社区管理者就这样聚在一起，畅谈中和场的历史和文化，双方都觉得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宝贵的历史遗迹已不断消失，人们心中的历史记忆亟待抢救，于是共同决定2013年夏天对中和场进行以“场镇变迁、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口述历史实践活动。前述的机缘，表明历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社会和地方的现实要求也需要高等学校学术机构的帮助。中和场的例子体现了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开展口述史实践，确定田野地点的方式之一。
确定口述史实践田野地点的方式之二，是采取委托的方式，“口述史中心”受合作单位的委托，开展口述史调查。2014年6月，成都文旅集团、安仁文博管委会委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展安仁调查项目，其中“口述史中心”承担了主要的口述史访谈工作。2016年，四川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历史文化学院及“口述史中心”受四川大学委托，发挥自身特长，组织师生对四川大学离退休的知名教授、职工、校友等开展了口述史访谈。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条件，成都市新津县档案馆藏有大量丰富和完整的地方档案，很多老师和学生从新津县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了历史研究的选题。在领域和时段不断延伸的学术研究中，大家意识到单纯的档案史料已经无法支撑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2015年我们主动与新津县档案馆合作开展口述史调查。新津县档案馆也成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实习基地之一，为老师和学生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查阅档案的便利。双方的合作，也是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确定口述史实践田野地的方式之三。
确定历史学口述史实践调查田野地点之后，就要依据区域特色和合作方的需求来确定口述主题。除中和场外，刘文彩的祖居安仁在民国时期走出了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地方实力派，素有“三军九旅十八团”之称，刘文彩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被塑造为“大地主”的典型，其祖居成为全国阶级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我们将安仁镇口述史实践活动的主题定为“军阀、地主和公馆”。作为“五津重镇”的新津县，在抗战史时期修建了著名的新津机场，为美军翻越喜马拉雅山对华提供战略物资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为美军B-29轰炸机从中国本土起飞轰炸日本提供了稳固的后方基地。而新津县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由南下的晋绥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因此，新津口述实践活动主题定为“新津机场、南下干部”。2016年的四川大学校史口述，以“国家与学术在四川大学的互动”为切入点，涵盖了民国时期的川大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共和国时期的川大记忆等主题。
目前，口述史的资料随处皆是，但在时间、精力和研究人员都有限的条件下，如何选择合适的访谈区域，如何选定好的访谈主题，如何确定最有价值的访谈对象，并征得他们同意，以获取一批高质量的成果，是口述史实践中十分关键的问题。好的选题，是一个口述史课题成功的关键，如同推开了进入历史田野的大门，但找对了方向并不代表就能顺利回到历史的现场。口述史调查实践的顺利展开，必须依赖于进场前充分的准备和培训。
二、从实践到教学：
口述史调查的准备、培训和推进
口述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高校的口述史教学包括口述史课程与口述史实践，而我们将口述史教学的重心放在实践之上，以实践活动来带动学生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以及后期对口述史成果的利用和转化。
近年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历史系大三本科生的暑期实习纳入“口述史中心”的口述史实践中，既有利于解决集体口述史调查人手不足的问题，也满足了历史系本科生暑期实习的需要。集体的口述史调查不是一两次简单的采访，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和培训。口述史调查的开展必须依赖于良好的社会关系，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因此，每年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都会提前与地方单位进行接洽，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多次有针对性的磋商，协调分工事宜，明确双方的合作形式、访谈条件、调查对象、后期成果等的“责、权、利”关系，最后达成合作意向。例如，2015年我们与新津县档案局的合作过程中，事先签订了详细的合作协议，依据协议由档案局协同联系新津县老干部局、社保局、各社区工作人员，对田野访谈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大量切实的帮助，同时新津县档案局也给我们提供了后期查阅和复印档案的便利。因此，能否成功地与当地官方与非官方机构、人员达成合作，往往成为集体口述史调查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与地方达成合作协议，确定访谈时间和主题，這是口述史调查必要的准备工作。接着便是搭建口述史调查团队，并进行针对性培训。我们的口述史调查团队由学术指导教师与带队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社会实践团队构成，三者相辅相成，优势互补。例如，2014年在安仁镇进行的口述史调查实践，由李德英教授、王东杰教授担任学术指导老师，王果老师负责现场带队指导，访谈的中坚力量则由2011级本科学生与少数研究生组成。
长期以来，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包括课堂教学、学术讲座以及对书本的阅读。学生缺乏主动搜集资料和深入社会的意识和条件。而口述史的调查实践给历史系的本科学生提供了同社会紧密联系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深入田野和民众之中去了解和感知社会，搜集第一手资料，并调整自己对历史的认知视角，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同学们往往对暑期的口述史调查实践抱有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但又缺乏访谈的经验，对可能产生的困难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提前对学生进行培训是保证口述史调查访谈质量和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
对学生的培训不是简单的讲解和预告，我们将它称之为“中国史学科教学的第二课堂”。首先，在口述史调查项目的基础上，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每年都邀请具有丰富口述史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开设“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讨论课，进行专题培训，目前已经有历史学（基地班）本科生及中国史研究生约200人接受了讨论班的培训和学习。讨论班的学习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根据口述史调查访谈的体量（一般为60人）进行访谈团队的分组和分工。整个团队一般分为10个访谈小组，3～4人为一组，分主问人、笔录者、设备管理者与后勤保障者等角色，组员各司其职，互相帮助。同时，小组成员的安排不仅兼顾男女比例、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更充分考虑到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语言沟通的便利等等。第三步，进行分组后的文献准备，学生们发挥历史学科的优势，搜集与采访主题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和阅读，并以小组为单位通过主题报告的形式，与其他组员共享相关成果。口述史调查培训的最后一步，即是由带队老师分享访谈经验，并重申口述史调查进场后的具体注意事项。
进行案头准备和技能培训后，口述史实践调查如何推进，以及推进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也十分重要。首先，要注意抢救历史记忆的紧迫性。随着时间流逝，不少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正在老去，因此抓紧时间对他们的记忆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记录是口述访谈的重中之重。其次，要遵守口述史实践规范。中国内地的口述史学界尚无公认并行之有效的规范和法则。缺乏工作规范，这也是当今“口述史”发展背后的一大隐患。四川大学“口述史中心”在历次的口述史调查实践中，参考和借鉴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的通用行规，制定了口述史调查的章程、工作纪律、流程安排及注意事项等细则。此外，要注意访谈的技巧与方法。口述访谈是实践性、操作性和随机性很强的工作，访谈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在口述史访谈中，采访者必须学会与受访人沟通，比如提前了解受访人的资料，但又不做过多分析，以免在采访中对受访人的经历有“先入为主”或“后见之明”的想法，从而过多地引导访谈的话语，以至于影响访谈的质量。同时，访谈后要及时进行整理、回顾和讨论。只有做到以上几点，才有可能真正回到历史的现场，进入受访者的生命历程和内心世界之中，才有利于顺利将访谈得到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口述史料，并对其进行甄别。
三、记忆与真实：
口述史资料的后期整理
抢救历史记忆，保存口述史料是口述史实践的主要目的之一。一般认为，目前在中国出版的口述史作品主要分为三大类：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类成果；文学工作者的新闻采访式作品；历史工作者以记录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的著作。但无论口述史出版物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运用、解读和加工口述史资料，如何将口述录音和视频转化为文字稿，才是口述史资料保存的第一步，也是核心的一步。在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之下，搜集口述采访最为原始的录音和录像资料变得相对容易，但要将口述录音转化为文字资料，则需要消耗整理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口述史中心”众多口述实践教学当中产生的录音，主要是由采访学生第一时间完成录音转文字的整理工作。同时，在口述档案形成的过程中，口述史研究的“书写者”，多数情况下也是口述史材料的“创造者”，他们既在访谈中参与了历史的叙述过程，也进行了录音转文字的处理工作，有一定的便利可以对文字进行改动。因此，在尊重史实的原则下，我们对口述录音的文字整理工作，也做出了相应的工作规范，简言之就是要“如实录入”。在录音整理中，我们要求必须原汁原味地保留被访谈者的所有谈话内容（包括语气词）、访谈者对访谈环境的观察、描述，以及访谈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中断、他人介入、氛围改变等各种情形。
学术界对于口述史概念界定模糊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口述史料的看法存在分歧。大多数学者认可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价值，也有不少学者对口述史料的可信度存有疑虑。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史料的看法分为：“口碑史料”“口述证据”（或“口头传述”）与“历史记忆”（包括“社会记忆”“群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三类。而第三类口述史中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相”，是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内容。“记忆”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常用的概念。口述史实践依赖的是受访者的记忆，或说是当事人对自我经验的感知和回忆。但在口述访谈中，由记忆到语言的过程，往往会出现记忆的失帧和失真。有学者认为，口述记忆本身即是诠释的过程，而口述史所产生的民间文献（包括照片、信件、诗词、文章、自传、族谱、档案等）都是属于部分人或特定群体的社会记忆。因此，受访者既在访谈中对个人经验进行了一次诠释，而访谈者在录音转文字以及后续研究当中又不免会进行二次诠释。在这种对口述记忆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和怀疑主义（Skeptieism）的矛盾立场中，我们也不禁反思上文所述的“如实录入”的原则，口述录音如何向文字转化？甚至应不应该转化？
用口述史实践得到的“历史记忆”去揭示“历史真相”是否合适，很难有肯定的答复。有学者认为，“特定媒介公开发表的言论有时只能作为政治表演和具有意识形态价值的材料加以对待，而更私密性的心态表现常常必须通过其不经意的或更为私密性的记述中才能发现。有时两者的表达恰恰是相互冲突的”。既有资料的局限性，驱使我们不断去挖掘新的“私密性”的文本，但很多看似“私密性”的文本（如日记）等都有难以反映作者内心真实状态的一面。这时，口述史资料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弥补和揭示作用。由于受访者自身心理素质和记忆深度等原因，口述文本同样也有“真、假”难辨的两面。我们采访过两位80多岁的老人，某县老干部LXY和某党校退休教授GKM，他们对成都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政治、社会运动的记忆十分深刻和详细，同档案史料相比有很高的契合度。另一方面，我们采访的某大学老教授WDX的记忆和表述则较为混乱，他对自己经历的口述一直反复停留在抗战时期怎么颠沛流离、西迁成都，以及强烈的爱国和抗日情绪的记忆中。同时，我们采访的某镇居民LGX，是民国时期安仁镇公益协进社某副社长之子，由于其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家庭不幸遭遇的阴影也成为他在口述访谈中不断诉苦的根源，以致后来我们将初步整理的录音文稿交由该老人修改时，他对原口述文本进行了大篇幅的删改。
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直是一个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对于历史真相，我们总有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探寻历史真相，去关注历史真相的呈现形式。历史真相虽只有一个，但其呈现形态则是多姿多彩的，就像“月映万川”，月亮只有一个，影子则是多样的。每一个生活在历史场景中的人所产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忆及其对历史的认识，都是历史真相的表现形式。考察民众的历史观，可以真正体会到历史事件是如何以记忆的形式保存下来并影响一个人的认识和行为方式的。将不同个体的历史观进行综合考察，可以重构历史事件和历史场景，并考察历史如何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进而影响现实，口述史实践能够架起记忆与真实之间沟通的桥梁。
四、结合口述史实践的历史学科教学模式
回到四川大学口述史实践调查开展的初衷，我们的目的既在于搜集和保存口述史资料，也为了训练和培养历史专业学生社会实践的能力。同时，在高等学校开展口述史实践教学，是我们进行历史学科实践教学模式新探讨的途径。
将口述史实践引入高校历史教学，有两大意义：既可以弥补和修正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又可以丰富口述历史人才培养方式。口述史的实践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也能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能培养学生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同时，在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具备口述史实习经验的学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历史学竞赛，强化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优化学生知识结构，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促使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近年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在口述史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成果，多次斩获学科竞赛奖励：2013年，获得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二等奖，2014年获得第四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三等奖，2015年获得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二等奖。与此同时，学院师生积极展开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2014年12月，“口述史中心”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和街道办合作出版了《尘封的记忆：中和场口述史》一书，此书以口述史访谈资料为基础，生动地展现了中和场当地的过往历史与风土人情。2015年9月，基于前期的口述调查资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博物馆学、旅游管理学共同完成出版了《安仁调查》一书，描述了安仁近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提炼出当今安仁蓬勃发展的文化内涵。此书在“2015中国博物馆小镇·安仁论坛”发行以后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评价与学术反响。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ZY等同学也利用在进行中和场口述调查的实践经验，结合在成都市高店子展开的后续口述调查，完成了《脱鲁岱、施坚雅之后川西平原的赶场变迁（20世纪40～80年代）——以中和场、高店子为例》一文。美国卫斯理学院人类学家脱鲁岱（Mary.Bosworth.Treudley）教授和著名人类学家施坚雅（William.Skinner）教授对成都平原的中和场和高店子有非常出色的研究。施坚雅更是依靠在高店子所做的田野调查，写出了《中国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等系列论文，提出了在学界影响巨大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同学们重返施氏田野之地，以口述史实践为基础探讨中国农村的市场网络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期间川西平原赶场样态的变迁，不仅分析出国家政令与民间惯习对赶场活动和农村市场的共同影响，也对施坚雅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讨论和补充。
这些成果，正是体现了口述史实践带来的一种从理论到实践，又回到理论，从局部到整体，又回到局部的研究路径。因此，我们期望能不断结合口述史实践教学和科学研究，探讨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对既有研究进行延伸或者重新评估。
结语
中国内地高等学校的口述史教学与实践活动方兴未艾，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与其他高校相比，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不是开展得最早的，也不是做得最好的，我们与大家分享这几年做的工作，希望能够对口述史实践和教学在高校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要认清和处理好口述史教学、口述史实践和口述史研究这三者的关系，口述史教学是基础，口述史实践是途径，口述史研究是目标。高等学校的口述史教学不能只停留在呼吁层面，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制订教学计划和方案，将口述历史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整体方案中。同时，主动组织学生进行口述史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基层、走进社区，通过口述访谈，接触社会，了解历史，抢救历史记忆。同时，这也是锻炼历史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未来口述史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至今中国内地学术界对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未达成共识，对口述史也未有明晰的学科界定，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目前口述史研究发展“繁花似锦”的局面。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学，更应注重和把握口述史作为方法的学科价值，进行口述史的教学实践。同时，在高等学校口述史学科建设存在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以口述史实践调查为主要方式，开展公共史学项目，加强口述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從而形成高校良好的社会服务口碑和口述史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以带动高校口述史课程设置的常态化，达到推动高等学校口述史学科建设的目的。
同时，历史学研究不应该只在象牙塔中进行，不能仅仅埋首于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中。口述史实践的方式，能够将历史学家从书斋中解放出来，进入田野，走进历史现场，更好地研究历史和服务社会。并且，历史学家也应该主动承担抢救“历史记忆”的责任，不能任凭某些不负责任的人随意创造历史的“神话”。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