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日：中共革命的现代性阐释（1921～1949）
李军全
[摘要]回望世界近代文明，革命的本真在于现代性，中共革命亦是如此。纪念日作为国家现代政治的产物，或是观察中共革命现代性的一种视角。从相关的研究成果看，围绕纪念日，中共既有政治利用的表现，还有话语、仪式和符号等现代权力技术的运用。这种现代性阐释将中共革命定位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从中评估中共革命的时代意义，描绘出中共革命创设出新秩序的现代元素，因此发掘“现代性”或是中共革命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关键词】纪念日，时间，现代性，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2—0034—06
“现代性是世界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的共同特性。”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共革命自然具有现代性。宽泛地讲，这种革命的现代性是较于中国传统革命而言的，主要指革命的信仰、方式、动力、前途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现代化因素，体现于革命权力运行问题上，中共革命者在政治舞台上注重借助诸如话语、符号、仪式等现代权力技术寻求政治意图。但是这场现代性的革命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发生环境并不处于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而是远离现代化的传统性浓厚的农村。或许由于此种缘故，学术界较为注重揭示中共革命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双向塑造与制约关系，而较少谈论中共革命的现代性。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新文化史理论和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纪念日纳入中共革命的研究视野，引起关注。谈及纪念日，它作为国家现代政治的产物，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实为窥探中共革命现代性的一个理想视点。鉴于此，本文拟以目前学界关于中共革命纪念日研究的主要成果为分析对象，择取纪念日利用、纪念话语、纪念仪式、纪念符号四个层面作为考察视角思考，从中透视中共围绕纪念日进行的现代权力技术运作情形，或能够提供一个认知中共革命现代性的窗口。
一、纪念日利用
纪念日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事件或人物记忆的时间符号。民国时期，国家现代政治兴起，纪念日因其背后意蕴成为一种政治资源，各种外域的和本土的纪念日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家政府和政治力量纷纷利用其服务现实政治，中共亦不例外。
由于处在革命奋斗期，中共对纪念日的政治利用显得更为紧迫。比如，五月是中共革命纪念日最集中月份，包括五一、五四运动、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国耻、五卅运动等纪念日，因而成为中共集中进行革命动员的月份。对此情形，有学者认为：囿于严峻的政治生存压力，中共改变了以往单纯纪念“红五月”的政治思维，其纪念活动基本围绕征收财粮、征召新兵、处置反革命等中心任务展开。类似情形还有八一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该纪念日的创设处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现实威胁中，有学者指出：中共为最大限度调动苏区民众，于1933年隆重组织纪念活动，除了提前部署宣传，还借助大型阅兵仪式、纪念文章、群众集会、纪念晚会和体育运动大会等途径进行宣传鼓动，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方式之多超过了以往的纪念活动”。最能体现政治利用的当属儿童节，儿童群体不属于成人群体，但是残酷的革命现实需要儿童发挥力量，因此，儿童节的政治价值就是“在纪念活动中发动民众支持儿童走向革命，动员儿童走出家庭，其最大意义便在于借助纪念达到教育儿童的政治意图”。
有的纪念日是属于特定社会群体或整个民族国家的，并不专属于某种政治力量。对待这些纪念日，中共并不放弃，而是积极与政治对手展开博弈，以获取其政治价值，构建自身合法性。比如，五一劳动节是近代以来欧美工人运动的产物，包含着工人群体集中表达利益诉求的内在属性，输入中国后便与工人运动关联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谁能够占据五一劳动节纪念权，便能掌控影响工人运动的政治走向，因此政治力量在纪念活动中展开博弈。内中的情形，有学者考察了1927～1937年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情况：占据正统地位的国民党强势纪念五一劳动节，一方面宣扬“劳资调和论”稳固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借此攻击中共，抛出“超阶级政党”的理论架构消解其“阶级斗争论”。面对此种局面，处于政治弱势的中共积极应对，一边强调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本质，一边组织“飞行集会”等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和诉求。由于中共纪念活动的存在，国民党开始限制纪念规模，甚至取消了正当的工人游行、集会等纪念活动，显然“国民党在五一纪念活动中与共产党的博弈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再如，五四纪念日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在政治力量获取政治认同、强化统治秩序、组织民众动员等方面存在特殊的政治价值。对此，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双方围绕五四纪念日进行政治合法性争夺的情形：起初双方合作纪念，强调青年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地位与作用，1942年后双方走向分裂，国民党开始淡化或遮蔽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严加戒备或取缔各种纪念活动，同时修改纪念时间，将5月4日定为“文艺节”，另选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重申以“国民革命”为基础的正统性地位，而中共则始终坚持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宣扬五四纪念日的政治意义，从强调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中寻找历史合法性。还如七七纪念日，丸田孝志认为，抗战时期其纪念形成了国民党、日伪、中共三方对立的政治局面：国民党政权视其为抗战建国纪念日，日伪政权视其为“中日协作”建设“新东亚”的“兴亚节”，而中共则将其与七一纪念日联系起来，组织纪念周，强调其在抗战中的贡献或领导作用。
上述可见，民国以来纪念日已成为现代政党政治演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中共看来，纪念日不仅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资源，还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利时机。这固然是与其政治处境紧密关联，对那些属于群体、民族和国家的纪念日，革命中的中共虽不具备占有国家正统资源的政治优势，但是仍在属于自我意识形态的领域中选择、创设、争夺纪念日，借助纪念日的身份标签传递政治意志，寻求政治效益的最大化。
二、纪念话语
纪念日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倘要发挥其政治价值，需要经过政治权力的话语诠释，诚如福柯所言：“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而纪念话语往往是政治力量开发纪念日政治价值的文字表达。通常，纪念话语主题因纪念对象、动员群体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所差异，但是却有生产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共性。比如，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是在民族战争环境中创设的，其纪念话语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指，基本是在回顾中国革命奋斗历史基础上，阐述中共奋斗革命简史，然后将其与中国革命、国家前途联系起来，突显革命叙事与国家意象，正如有学者所研究的那样：抗战时期，中共七一纪念话语以“抗战建国”为主题，既展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策略，又宣扬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绩与抗战建国的政治关联；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妄图独裁中国，此时的纪念话语則以“反蒋建国”为主题，聚集于批判与否定国民党专政独裁的建国理念，同时申明中共继承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传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类似的话语表达还表现在双十节。双十节又称为“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将其定为国庆节。辛亥革命被政治力量奉为近代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可谓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核心来源。自创建初期起，中共便注重发掘辛亥革命的纪念意义。王建伟认为此时期中共的纪念话语是从国民革命角度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结果，主要围绕辛亥革命发生原因、失败原因、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等问题展开阐释，以此为自身革命事业营造合法性依据。抗战时期，中共的纪念话语主题经历了从维护团结统一到追求民主政治的变化，主要是在变化中“努力为自己的合法地位寻找政治基础”。重要的是，此时期中共开始借助纪念话语深度阐释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历史遗产中为自身革命寻求合法性支撑。对于此点，有学者指出：中共首先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将其视为自身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运动中的关键一环，随即强调其局限性；然后，质疑或挑战国民党独享辛亥事业成果的地位，斥责其政治表现难堪大任，将其排除在合法继承地位外；最后，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代替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中共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领导者。
不仅如此，中共还尝试从意识形态领域构建政治合法性，将自身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中共纪念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辛亥革命等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话语中。三民主义是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深受国民认同。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不仅注重三民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还开始论证“中共是真三民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新民主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既可以将中共自身意识形态塑造成源于本国革命和政治思想的理论……也可以使中共摆脱那种远离中国的、异类的意识形态形象”，为获取政治认同创造思想文化条件。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表达，终归是要获取社会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因此在诸多纪念话语中，中共还有意识地塑造自身政治形象，以引导社会民众对生活其中的政治秩序的认同感。比如，在中共七一纪念话语中，塑造共产党员的优秀形象始终是一个纪念话题，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共产党员的不怕牺牲精神，宣扬中共“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形象。
上述可见，话语不仅能够反映政治实践，还能建构政治实践，话语作为现代政治意图表达的一种途径，往往与政治权力密切关联，在此种意义上，纪念日中的话语运用其实就是现代权力技术的一种运作，因为“一种历史表述，包括谁来表述，怎么表述，以及表述中的真与伪等等，实际上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中共在纪念话语中表露的“革命与意识形态”“政权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实则是现代革命目标与运行的一个重要层面。
三、纪念仪式
在现代政治舞台上，仪式具有规整的行为举动、严肃的政治主题和浓厚的场域感染力等独特优势，往往是政治力量展演政治意图的有效途径，如柯泽所言：“仪式是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整体的一部分……很难想象政治体系没有仪式将如何运作。”群体性集会是中共组织纪念日活动的惯常途径，主要包括纪念大会、军事阅兵、示威游行、文娱晚会等形式，由于其存在于特定的公共场景，又预先设定了符号、色彩、意义等情境元素，经常是政治仪式集中展演的理想场所。纪念大会往往是集会活动的高潮，也是仪式感最强的部分。通常，纪念大会的时空感十足，无论是志哀，还是志庆，会场布置均显得庄重、有层次感。比如，有学者考察了延安“双十节”的纪念大会，认为其中极具仪式感：1941年纪念大会，会场入口布置青翠彩门，还悬挂孙中山像和大量的标语，大会在升国旗的序曲中开幕，全场向国旗和孙中山遗像致敬，恭读孙中山遗嘱，然后大会正式开始，先由大會主席团成员先后发言，大意是追忆孙中山革命功绩，同时强调团结抗战，最后向全国致电，高呼口号后散会。如此来看，纪念大会不仅是仪式展演的时间节点，更像是一种群体化的政治仪式，规定具体仪节统一参会者言行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有的纪念大会表决产生主席团，事先拟定会议程序。童小彪在考察1942年延安七七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时，描述道：大会现场旗帜漫空飞舞，数百件挽联、花圈分悬主席台旁，主席台中央及两侧悬挂国旗、孙中山等领导人像，左权等烈士像分列两旁，肃穆庄严。大会进行的主要程序为：鸣炮开会；主席团登台；致敬国旗和孙中山遗像、恭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奏哀乐、主要领导人讲话、向毛泽东献旗、通电、喊口号散会。这种极具操控的纪念仪式，再辅以旗帜、口号、音乐等象征与形象元素，容易形成感染力，从而激发参与者的内在情绪，培养其政治情操，增强纪念活动的效能，渐趋成为中共组织纪念大会的固定程式。
由于纪念仪式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对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集体追思，那些重复性的会议场景、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往往会使参与者自我反省，使其在无意识状态下接受政治权力的训诫，生成文化认同。但是纪念仪式效能发挥不单依赖具体仪节，还需要现代传播媒介的帮衬。在现代政治传播途径中，借助科学技术生成的诸如报纸、期刊等传播媒介，具有成本低、传播广、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成为政治力量传达政治意图的文字载体。每逢纪念日，中共往往会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刊发纪念特辑、专刊、社论、文章、副刊等纪念文本，既表达纪念意图，又拓展纪念活动的内涵。对此，陈金龙注意到中共在纪念1941年七一建党纪念日时，《解放日报》专门刊出纪念专辑，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的纪念文章，还配发了纪念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还有学者关注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日时中共总会刊发特辑或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的经典文献。另外，中共宣教部门还会编印其他形式的文字性宣传品，如出版文集、纪念集、墙报壁报、传单，其中标语口号最为特殊，有学者认为标语口号句子短，读来顺口，通俗易懂，是现代宣教必不可少的要素，再配以纪念大会，往往会振奋声威，如1937年延安的“一·二八”纪念大会，会场口号声“响彻云霄”，与会群众热血沸腾，会后的游行示威中，口号声重复响起，气氛异常热烈。
上述可见，纪念日中的仪式不仅让纪念日的政治设计成为一种真实的客观的政治实践，还能以此塑造或延伸组织者的政治威望与生命力。在纪念日群体性集会中，中共通过政治仪式向社会推销自身话语，以相对简化的场景和行为建构政治形象，营造政治认同氛围，又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推动目标受众认知、理解政治信息进而选择政治立场的进度。于此而言，纪念仪式其实就是中共运用政治权力的一种具体实践。
四、纪念符号
在现代政治舞台上，符号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成为“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其负载着专属的象征意义，成为政治运行的服饰。这种政治符号在中共组织的纪念日活动中亦有所体现。比如，“旗帜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重要象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在纪念活动中引进了中华民国国旗，将其使用于具有“民族主义”“统一战线”和“国家形象”等政治内涵的纪念日中，如七七、“双十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等等，以显示服膺国家统一的政治宗旨。即使在国共政治矛盾激化时，国旗的使用亦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出现将升国旗、敬国旗视为必备程序的政治举动。同时，中共还在纪念活动中使用自身党旗，出现了将国旗和党旗同时使用的现象，并且始终没有将国旗引入自身组织内部，以显示自身政权的独立性。待到国共内战爆发，中共逐渐摆脱中华民国政治框架，开始弱化国旗的使用，用党旗取代国旗，更加突出自身政权的独立性。显然，中共在纪念日活动中就如何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和自身党旗这两个政治符号进行着政治考量。
与旗帜相伴随，领导人肖像亦被中共使用于纪念日的庆典仪式上。较于旗帜，领导人肖像“具有凭借领导人的个性更为直接地象征政治权力的功能”，因此，纪念日庆典仪式上如何使用领导人肖像成为中共进行政治思虑的一个问题。抗战初期在中华民国政治框架下，国共再度携手一致对外，逢此政治良机中共适时地引入本属于国家政治资源中的孙中山、蒋介石、林森、宋庆龄等领导人像，借以塑造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在使用过程中，中共极为注重孙中山像的象征意义，给其的政治定位最高，不仅经常单独使用，还在与其他领导人像混合使用时，将其置于悬挂序列首位，形成“孙中山+蒋介石”“孙中山+蒋介石+中共领导人”“孙中山+中共领导人”等肖像使用模式，甚至还出现将其与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像一同使用的现象。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先驱，被民国政治力量奉为革命正统，中共此举自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诉求。从抗战中后期开始，中共意识到标识政权独立性的重要性，逐渐地弱化、疏离国家领导人像，此备受重视的孙中山像无论是使用范围，还是使用频率都受到影响，被单独使用的次数减少，蒋介石像被疏离得更为明显，在纪念日庆典仪式的主席台上难寻踪迹，与此同时中共开始突显自身领导人像，形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肖像使用模式，其中毛泽东像还被视为革命政权的最高象征加以推广。保持独立性是一个现代革命政党得以发展与壮大的要件，中共在节庆纪念中宣扬自身领导人像的政治举动，无疑集中表达了革命政权的独立性。现代政治舞台上，身具政治属性的领导人像早已是政治力量操控政治的公器，中共在此问题上明显表现出来一种较为成熟的运作技术。
不只是旗帜、肖像等政治符号，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共在纪念日活动中的其他符号，比如声音符号。胡国胜认为中共注重发挥歌曲的情感动力，根据纪念对象编写不同的纪念歌曲，如为纪念五一劳动节编写《纪念五一劳动节歌》《“五一”斗争曲》，为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日编写《列宁歌》《纪念十月革命歌》，等等，通过节奏与旋律传递政治信息，通过歌唱“展现出中國共产党声音政治符号的革命力量”。看来，革命年代歌唱不单是一种音乐艺术，还有将歌曲意趣转化为心灵共鸣的政治需求。
上述可见，在纪念日庆典仪式上中共积极运用旗帜、肖像等政治符号，以使其抽象的革命权力变得具体化、形象化，不仅对革命信仰、权力的前途与未来进行了政治暗示，还对社会民众的心理精神进行了政治塑造，从中尽可能地实现政治符号所特有的文化统摄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革命纪念日研究描绘出了中共革命的现代性面相，在一定程度展示了现代权力技术在中共革命中的运用、功能和意义，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宏大叙事的阐释风格，也是不同于聚焦在中共革命与乡村传统间的塑造和制约关系的研究思维。从内在的研究肌理看，这种阐释是将中共革命定位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从中发掘中共革命创设出新秩序的现代化元素，以此评估中共革命的时代意义。其实，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共革命不仅表现出对传统的冲击或改造，还有在颠覆或摧毁传统基础上建设现代社会秩序的愿望，或许这才是革命的本真。因此我们衡量中共革命，不仅要关注革命对传统的破坏力及传统对革命的制约，还要重视革命累积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影响。从此种意义来看，发掘“现代性”或是今后中共革命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
同时也应看到，目前此项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学术提升空间。比如，研究内容上要超出政治层面，更多的讨论纪念日对中共革命的政治意义，只会使人产生纪念日“万能”的惯常逻辑，削弱了纪念日的真正意义，还应该描绘现代性的纪念日在传统社会运行的境遇，尽可能地发掘基层社会的感受体验和历史经历；研究方法上要超出理论设计，注重抒写历史叙事，历史叙事的忽略难免使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体的历史场景和事实的支撑，或者存在理论逻辑与历史具象的错离，难以显现纪念日背后的复杂面相；研究视野上要超出中共革命，时刻注意纪念日与中国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其放在一种更为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加以审视，或许才能给予纪念日一个恰当的政治地位，才能发现纪念日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真正价值，从而探究中共革命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究竟有几何。
[摘要]回望世界近代文明，革命的本真在于现代性，中共革命亦是如此。纪念日作为国家现代政治的产物，或是观察中共革命现代性的一种视角。从相关的研究成果看，围绕纪念日，中共既有政治利用的表现，还有话语、仪式和符号等现代权力技术的运用。这种现代性阐释将中共革命定位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从中评估中共革命的时代意义，描绘出中共革命创设出新秩序的现代元素，因此发掘“现代性”或是中共革命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之一。
[关键词】纪念日，时间，现代性，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2—0034—06
“现代性是世界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具有的共同特性。”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共革命自然具有现代性。宽泛地讲，这种革命的现代性是较于中国传统革命而言的，主要指革命的信仰、方式、动力、前途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现代化因素，体现于革命权力运行问题上，中共革命者在政治舞台上注重借助诸如话语、符号、仪式等现代权力技术寻求政治意图。但是这场现代性的革命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发生环境并不处于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而是远离现代化的传统性浓厚的农村。或许由于此种缘故，学术界较为注重揭示中共革命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双向塑造与制约关系，而较少谈论中共革命的现代性。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新文化史理论和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纪念日纳入中共革命的研究视野，引起关注。谈及纪念日，它作为国家现代政治的产物，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实为窥探中共革命现代性的一个理想视点。鉴于此，本文拟以目前学界关于中共革命纪念日研究的主要成果为分析对象，择取纪念日利用、纪念话语、纪念仪式、纪念符号四个层面作为考察视角思考，从中透视中共围绕纪念日进行的现代权力技术运作情形，或能够提供一个认知中共革命现代性的窗口。
一、纪念日利用
纪念日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事件或人物记忆的时间符号。民国时期，国家现代政治兴起，纪念日因其背后意蕴成为一种政治资源，各种外域的和本土的纪念日开始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家政府和政治力量纷纷利用其服务现实政治，中共亦不例外。
由于处在革命奋斗期，中共对纪念日的政治利用显得更为紧迫。比如，五月是中共革命纪念日最集中月份，包括五一、五四运动、五五马克思诞辰、五九国耻、五卅运动等纪念日，因而成为中共集中进行革命动员的月份。对此情形，有学者认为：囿于严峻的政治生存压力，中共改变了以往单纯纪念“红五月”的政治思维，其纪念活动基本围绕征收财粮、征召新兵、处置反革命等中心任务展开。类似情形还有八一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该纪念日的创设处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现实威胁中，有学者指出：中共为最大限度调动苏区民众，于1933年隆重组织纪念活动，除了提前部署宣传，还借助大型阅兵仪式、纪念文章、群众集会、纪念晚会和体育运动大会等途径进行宣传鼓动，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方式之多超过了以往的纪念活动”。最能体现政治利用的当属儿童节，儿童群体不属于成人群体，但是残酷的革命现实需要儿童发挥力量，因此，儿童节的政治价值就是“在纪念活动中发动民众支持儿童走向革命，动员儿童走出家庭，其最大意义便在于借助纪念达到教育儿童的政治意图”。
有的纪念日是属于特定社会群体或整个民族国家的，并不专属于某种政治力量。对待这些纪念日，中共并不放弃，而是积极与政治对手展开博弈，以获取其政治价值，构建自身合法性。比如，五一劳动节是近代以来欧美工人运动的产物，包含着工人群体集中表达利益诉求的内在属性，输入中国后便与工人运动关联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谁能够占据五一劳动节纪念权，便能掌控影响工人运动的政治走向，因此政治力量在纪念活动中展开博弈。内中的情形，有学者考察了1927～1937年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情况：占据正统地位的国民党强势纪念五一劳动节，一方面宣扬“劳资调和论”稳固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借此攻击中共，抛出“超阶级政党”的理论架构消解其“阶级斗争论”。面对此种局面，处于政治弱势的中共积极应对，一边强调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和本质，一边组织“飞行集会”等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和诉求。由于中共纪念活动的存在，国民党开始限制纪念规模，甚至取消了正当的工人游行、集会等纪念活动，显然“国民党在五一纪念活动中与共产党的博弈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再如，五四纪念日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五四运动在政治力量获取政治认同、强化统治秩序、组织民众动员等方面存在特殊的政治价值。对此，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双方围绕五四纪念日进行政治合法性争夺的情形：起初双方合作纪念，强调青年在民族危机时刻的地位与作用，1942年后双方走向分裂，国民党开始淡化或遮蔽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严加戒备或取缔各种纪念活动，同时修改纪念时间，将5月4日定为“文艺节”，另选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重申以“国民革命”为基础的正统性地位，而中共则始终坚持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宣扬五四纪念日的政治意义，从强调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中寻找历史合法性。还如七七纪念日，丸田孝志认为，抗战时期其纪念形成了国民党、日伪、中共三方对立的政治局面：国民党政权视其为抗战建国纪念日，日伪政权视其为“中日协作”建设“新东亚”的“兴亚节”，而中共则将其与七一纪念日联系起来，组织纪念周，强调其在抗战中的贡献或领导作用。
上述可见，民国以来纪念日已成为现代政党政治演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中共看来，纪念日不仅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资源，还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利时机。这固然是与其政治处境紧密关联，对那些属于群体、民族和国家的纪念日，革命中的中共虽不具备占有国家正统资源的政治优势，但是仍在属于自我意识形态的领域中选择、创设、争夺纪念日，借助纪念日的身份标签传递政治意志，寻求政治效益的最大化。
二、纪念话语
纪念日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倘要发挥其政治价值，需要经过政治权力的话语诠释，诚如福柯所言：“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而纪念话语往往是政治力量开发纪念日政治价值的文字表达。通常，纪念话语主题因纪念对象、动员群体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所差异，但是却有生产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的共性。比如，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是在民族战争环境中创设的，其纪念话语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指，基本是在回顾中国革命奋斗历史基础上，阐述中共奋斗革命简史，然后将其与中国革命、国家前途联系起来，突显革命叙事与国家意象，正如有学者所研究的那样：抗战时期，中共七一纪念话语以“抗战建国”为主题，既展现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策略，又宣扬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绩与抗战建国的政治关联；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妄图独裁中国，此时的纪念话语則以“反蒋建国”为主题，聚集于批判与否定国民党专政独裁的建国理念，同时申明中共继承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传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类似的话语表达还表现在双十节。双十节又称为“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将其定为国庆节。辛亥革命被政治力量奉为近代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可谓中国革命合法性的核心来源。自创建初期起，中共便注重发掘辛亥革命的纪念意义。王建伟认为此时期中共的纪念话语是从国民革命角度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结果，主要围绕辛亥革命发生原因、失败原因、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等问题展开阐释，以此为自身革命事业营造合法性依据。抗战时期，中共的纪念话语主题经历了从维护团结统一到追求民主政治的变化，主要是在变化中“努力为自己的合法地位寻找政治基础”。重要的是，此时期中共开始借助纪念话语深度阐释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历史遗产中为自身革命寻求合法性支撑。对于此点，有学者指出：中共首先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将其视为自身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运动中的关键一环，随即强调其局限性；然后，质疑或挑战国民党独享辛亥事业成果的地位，斥责其政治表现难堪大任，将其排除在合法继承地位外；最后，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代替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中共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领导者。
不仅如此，中共还尝试从意识形态领域构建政治合法性，将自身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这主要体现在中共纪念孙中山、马克思、恩格斯、辛亥革命等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话语中。三民主义是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深受国民认同。有学者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不仅注重三民主义的政治影响力，还开始论证“中共是真三民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新民主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既可以将中共自身意识形态塑造成源于本国革命和政治思想的理论……也可以使中共摆脱那种远离中国的、异类的意识形态形象”，为获取政治认同创造思想文化条件。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表达，终归是要获取社会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因此在诸多纪念话语中，中共还有意识地塑造自身政治形象，以引导社会民众对生活其中的政治秩序的认同感。比如，在中共七一纪念话语中，塑造共产党员的优秀形象始终是一个纪念话题，通过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共产党员的不怕牺牲精神，宣扬中共“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形象。
上述可见，话语不仅能够反映政治实践，还能建构政治实践，话语作为现代政治意图表达的一种途径，往往与政治权力密切关联，在此种意义上，纪念日中的话语运用其实就是现代权力技术的一种运作，因为“一种历史表述，包括谁来表述，怎么表述，以及表述中的真与伪等等，实际上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中共在纪念话语中表露的“革命与意识形态”“政权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实则是现代革命目标与运行的一个重要层面。
三、纪念仪式
在现代政治舞台上，仪式具有规整的行为举动、严肃的政治主题和浓厚的场域感染力等独特优势，往往是政治力量展演政治意图的有效途径，如柯泽所言：“仪式是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整体的一部分……很难想象政治体系没有仪式将如何运作。”群体性集会是中共组织纪念日活动的惯常途径，主要包括纪念大会、军事阅兵、示威游行、文娱晚会等形式，由于其存在于特定的公共场景，又预先设定了符号、色彩、意义等情境元素，经常是政治仪式集中展演的理想场所。纪念大会往往是集会活动的高潮，也是仪式感最强的部分。通常，纪念大会的时空感十足，无论是志哀，还是志庆，会场布置均显得庄重、有层次感。比如，有学者考察了延安“双十节”的纪念大会，认为其中极具仪式感：1941年纪念大会，会场入口布置青翠彩门，还悬挂孙中山像和大量的标语，大会在升国旗的序曲中开幕，全场向国旗和孙中山遗像致敬，恭读孙中山遗嘱，然后大会正式开始，先由大會主席团成员先后发言，大意是追忆孙中山革命功绩，同时强调团结抗战，最后向全国致电，高呼口号后散会。如此来看，纪念大会不仅是仪式展演的时间节点，更像是一种群体化的政治仪式，规定具体仪节统一参会者言行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有的纪念大会表决产生主席团，事先拟定会议程序。童小彪在考察1942年延安七七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时，描述道：大会现场旗帜漫空飞舞，数百件挽联、花圈分悬主席台旁，主席台中央及两侧悬挂国旗、孙中山等领导人像，左权等烈士像分列两旁，肃穆庄严。大会进行的主要程序为：鸣炮开会；主席团登台；致敬国旗和孙中山遗像、恭读总理遗嘱、默哀三分钟、奏哀乐、主要领导人讲话、向毛泽东献旗、通电、喊口号散会。这种极具操控的纪念仪式，再辅以旗帜、口号、音乐等象征与形象元素，容易形成感染力，从而激发参与者的内在情绪，培养其政治情操，增强纪念活动的效能，渐趋成为中共组织纪念大会的固定程式。
由于纪念仪式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对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集体追思，那些重复性的会议场景、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往往会使参与者自我反省，使其在无意识状态下接受政治权力的训诫，生成文化认同。但是纪念仪式效能发挥不单依赖具体仪节，还需要现代传播媒介的帮衬。在现代政治传播途径中，借助科学技术生成的诸如报纸、期刊等传播媒介，具有成本低、传播广、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成为政治力量传达政治意图的文字载体。每逢纪念日，中共往往会借助现代传播媒介刊发纪念特辑、专刊、社论、文章、副刊等纪念文本，既表达纪念意图，又拓展纪念活动的内涵。对此，陈金龙注意到中共在纪念1941年七一建党纪念日时，《解放日报》专门刊出纪念专辑，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的纪念文章，还配发了纪念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还有学者关注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日时中共总会刊发特辑或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的经典文献。另外，中共宣教部门还会编印其他形式的文字性宣传品，如出版文集、纪念集、墙报壁报、传单，其中标语口号最为特殊，有学者认为标语口号句子短，读来顺口，通俗易懂，是现代宣教必不可少的要素，再配以纪念大会，往往会振奋声威，如1937年延安的“一·二八”纪念大会，会场口号声“响彻云霄”，与会群众热血沸腾，会后的游行示威中，口号声重复响起，气氛异常热烈。
上述可见，纪念日中的仪式不仅让纪念日的政治设计成为一种真实的客观的政治实践，还能以此塑造或延伸组织者的政治威望与生命力。在纪念日群体性集会中，中共通过政治仪式向社会推销自身话语，以相对简化的场景和行为建构政治形象，营造政治认同氛围，又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推动目标受众认知、理解政治信息进而选择政治立场的进度。于此而言，纪念仪式其实就是中共运用政治权力的一种具体实践。
四、纪念符号
在现代政治舞台上，符号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成为“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其负载着专属的象征意义，成为政治运行的服饰。这种政治符号在中共组织的纪念日活动中亦有所体现。比如，“旗帜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重要象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在纪念活动中引进了中华民国国旗，将其使用于具有“民族主义”“统一战线”和“国家形象”等政治内涵的纪念日中，如七七、“双十节”和十月革命纪念日等等，以显示服膺国家统一的政治宗旨。即使在国共政治矛盾激化时，国旗的使用亦没有受到影响，甚至还出现将升国旗、敬国旗视为必备程序的政治举动。同时，中共还在纪念活动中使用自身党旗，出现了将国旗和党旗同时使用的现象，并且始终没有将国旗引入自身组织内部，以显示自身政权的独立性。待到国共内战爆发，中共逐渐摆脱中华民国政治框架，开始弱化国旗的使用，用党旗取代国旗，更加突出自身政权的独立性。显然，中共在纪念日活动中就如何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和自身党旗这两个政治符号进行着政治考量。
与旗帜相伴随，领导人肖像亦被中共使用于纪念日的庆典仪式上。较于旗帜，领导人肖像“具有凭借领导人的个性更为直接地象征政治权力的功能”，因此，纪念日庆典仪式上如何使用领导人肖像成为中共进行政治思虑的一个问题。抗战初期在中华民国政治框架下，国共再度携手一致对外，逢此政治良机中共适时地引入本属于国家政治资源中的孙中山、蒋介石、林森、宋庆龄等领导人像，借以塑造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在使用过程中，中共极为注重孙中山像的象征意义，给其的政治定位最高，不仅经常单独使用，还在与其他领导人像混合使用时，将其置于悬挂序列首位，形成“孙中山+蒋介石”“孙中山+蒋介石+中共领导人”“孙中山+中共领导人”等肖像使用模式，甚至还出现将其与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像一同使用的现象。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先驱，被民国政治力量奉为革命正统，中共此举自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诉求。从抗战中后期开始，中共意识到标识政权独立性的重要性，逐渐地弱化、疏离国家领导人像，此备受重视的孙中山像无论是使用范围，还是使用频率都受到影响，被单独使用的次数减少，蒋介石像被疏离得更为明显，在纪念日庆典仪式的主席台上难寻踪迹，与此同时中共开始突显自身领导人像，形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肖像使用模式，其中毛泽东像还被视为革命政权的最高象征加以推广。保持独立性是一个现代革命政党得以发展与壮大的要件，中共在节庆纪念中宣扬自身领导人像的政治举动，无疑集中表达了革命政权的独立性。现代政治舞台上，身具政治属性的领导人像早已是政治力量操控政治的公器，中共在此问题上明显表现出来一种较为成熟的运作技术。
不只是旗帜、肖像等政治符号，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共在纪念日活动中的其他符号，比如声音符号。胡国胜认为中共注重发挥歌曲的情感动力，根据纪念对象编写不同的纪念歌曲，如为纪念五一劳动节编写《纪念五一劳动节歌》《“五一”斗争曲》，为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日编写《列宁歌》《纪念十月革命歌》，等等，通过节奏与旋律传递政治信息，通过歌唱“展现出中國共产党声音政治符号的革命力量”。看来，革命年代歌唱不单是一种音乐艺术，还有将歌曲意趣转化为心灵共鸣的政治需求。
上述可见，在纪念日庆典仪式上中共积极运用旗帜、肖像等政治符号，以使其抽象的革命权力变得具体化、形象化，不仅对革命信仰、权力的前途与未来进行了政治暗示，还对社会民众的心理精神进行了政治塑造，从中尽可能地实现政治符号所特有的文化统摄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革命纪念日研究描绘出了中共革命的现代性面相，在一定程度展示了现代权力技术在中共革命中的运用、功能和意义，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宏大叙事的阐释风格，也是不同于聚焦在中共革命与乡村传统间的塑造和制约关系的研究思维。从内在的研究肌理看，这种阐释是将中共革命定位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上，从中发掘中共革命创设出新秩序的现代化元素，以此评估中共革命的时代意义。其实，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共革命不仅表现出对传统的冲击或改造，还有在颠覆或摧毁传统基础上建设现代社会秩序的愿望，或许这才是革命的本真。因此我们衡量中共革命，不仅要关注革命对传统的破坏力及传统对革命的制约，还要重视革命累积的现代化水平及其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影响。从此种意义来看，发掘“现代性”或是今后中共革命研究的一个学术增长点。
同时也应看到，目前此项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学术提升空间。比如，研究内容上要超出政治层面，更多的讨论纪念日对中共革命的政治意义，只会使人产生纪念日“万能”的惯常逻辑，削弱了纪念日的真正意义，还应该描绘现代性的纪念日在传统社会运行的境遇，尽可能地发掘基层社会的感受体验和历史经历；研究方法上要超出理论设计，注重抒写历史叙事，历史叙事的忽略难免使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体的历史场景和事实的支撑，或者存在理论逻辑与历史具象的错离，难以显现纪念日背后的复杂面相；研究视野上要超出中共革命，时刻注意纪念日与中国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其放在一种更为宏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加以审视，或许才能给予纪念日一个恰当的政治地位，才能发现纪念日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真正价值，从而探究中共革命现代性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究竟有几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