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塔雷亚迪斯笔下的拜占廷谷物改革初探
刘宇方 陈志强
[摘要]11世纪拜占廷史家阿塔雷亚迪斯作为最主要的记录者，详细记载了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施行于70年代间的谷物改革。改革给当地人民的财产和生活带来沉重打击，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仇视。阿塔雷亚迪斯认为尼基弗鲁斯施行改革的原因在于天性邪恶的他妄图用帝国大权来不断满足其过度膨胀的贪欲。但实际上，该大臣施行改革是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为了应急处理帝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只不过，帝国政府执行公务时暴露出的腐败低能侵害了试点地方民众正常生活的权益，而且它借谷物改革暴力打击地方权贵势力的政治意图更侵犯了以阿塔雷亚迪斯为代表的地方权贵的实际利益，这是作者仇视改革和陆政大臣的根本原因。阿塔雷亚迪斯对谷物改革的态度实质上反映出地方与中央、地方权贵同帝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尖锐对立与冲突。
[关键词]11世纪，拜占廷，谷物改革，阿塔雷亚迪斯，尼基弗鲁斯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2—0045—06
面包是拜占廷人的主食，制作面包的谷物则是拜占廷最重要的农作物。对以农业为国家之本的拜占廷来说，谷物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整个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11世纪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Ⅶ，1071～1078年在位）时期，由最有权势的陆政大臣（logothetes tou dromou）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1078年在世）于70年代实行的谷物改革便具有此等重要的历史意义。总体而言，此次改革是帝国政府做出的一次失败尝试。尼基弗鲁斯试图借助改革恢复日渐衰败的国家力量，却遭到试点地方各阶层的强烈反对，改革也因此被当地民众视为“对公共利益造成莫大威胁”的祸害。因该时期杰出史家米哈伊尔·阿塔雷亚迪斯（Michael Attaleiates，约1022～1080年在世）恰好是试点地方知名的实业家，因此他被卷入到这场改革中。作为本次改革最主要的记录者，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历史》中详细记述了这次改革，更在文中表现出强烈仇视改革和仇视尼基弗鲁斯的情绪，成为当地民众反抗呼声的典型代表。那么，改革为什么不得人心？或者说，阿塔雷亚迪斯为什么会强烈仇视此次改革和尼基弗鲁斯？对该问题的解答既是解读此次谷物改革失败的关键，更是研究11世纪后半期乃至整个拜占廷帝国晚期衰败的关键，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学界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未能充分重视阿塔雷亚迪斯《历史》的重要价值，相关研究十分匮乏。其次，对11～12世纪拜占廷农业经济发展趋势的解读存在疑问。老一辈拜占廷学者认为，该时期拜占廷农业呈现出日渐衰落的趋势，谷物生产也难逃衰败的命运。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学者M.亨迪（M.F.Hendy）為代表的新生力量对该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该时期恰是拜占廷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扩张期。总之，本文从谷物改革本身人手，为相关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在米哈伊尔七世时是一手遮天的风云人物。他因深得皇帝倚重，手握掌管帝国礼仪庆典、保护皇帝、搜集各种政治情报以及监管一切外交事务的重大权力。由于皇帝资历尚浅且缺乏治理帝国的才能与意志，尼基弗鲁斯趁势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为强化统治、恢复日益衰败的国力，他计划并实施了这次改革。归纳起来，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市场交易国有化。国家禁止私人间进行自由、直接、分散式的交易行为，谷物交易只能在城外新建的中央粮站（phoundax）中进行。第二，制定谷物收集制度。城内及附近的谷物需由国家指定的少数代理商集中收购。第三，谷物的市价由国家支配，不许私人商定。当地及附近居民必须将谷物以政府规定的低价卖给代理商。
作为色雷斯平原上最大的谷物生产中心兼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农产品供给地——莱德斯托斯（Raidestos）成为本次谷物改革的试点地区。于是，当地著名的实业家阿塔雷亚迪斯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改革中来。他本是安塔利亚（Attaleia）人，莱德斯托斯是其妻伊蕾妮（Eirene）的故乡。不过，拥有投资天赋的阿塔雷亚迪斯借助岳父家殷实优越的家境条件和强大的人脉关系，在此购置大量地产，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因此，莱德斯托斯成了阿塔雷亚迪斯的第二故乡，同他的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充分利用该地巨大的商业优势，大地主阿塔雷亚迪斯同时涉猎谷物生产行业，在谷物交易中获取丰厚利润。为获得更大收益，他还在自己的庄园里专门修建了畜力磨坊，对谷物原料进行精细加工，有效拓展了生产经营结构。在其不懈努力下，阿塔雷亚迪斯在当地谷物行业中占有相当可观的份额。
当然，这样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得益于莱德斯托斯发展得十分成熟的谷物市场。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买卖谷物。如果你觉得这家商店的价格偏高，或与这个老板谈不来，你完全可以选择别家光顾”。可见，市场中的交易是闲适与自由的，商品的流动主要根据买卖双方的自我意愿进行。谷物价格也是在市场规律的指引下自由浮动，买卖双方都可以找到满意的心理价位。然而，尼基弗鲁斯主持的谷物改革却毁了这一切。严苛的改革措施对莱德斯托斯各阶层的私有财产、社会生活及心理感受都造成了巨大伤害。
首先，当地的自由农、地主及依附农、教会和修道院的经济利益遭到帝国政府的严重侵犯。据阿塔雷亚迪斯记载，改革前，他们可以自由交易余粮，大中型地主和教会还可以通过出租市场摊位赚取租金而创收。但改革后，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贸易的权利，失去了买卖余粮的利润，更要开始缴纳中央粮站内高昂的摊位租金和交易税（kom-merkion），无形中受到国家的双重盘剥。
其次，强制性的国家垄断脱离了市场规律的指引，导致谷物经济的畸形发展。从此，经济权力和利润开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阿塔雷亚迪斯气愤地指出：“尼基弗鲁斯用60磅黄金壮大中央粮站并坐享其成，每个人都遭到严苛盘剥。……唯有那些他任命的代理商和收取交易税的国家获得了巨额利润。”不仅如此，高度集中的权力因缺乏有效的监管，最终成为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阿塔雷亚迪斯称，代理商“因手握庞大的权力而成为市场的主人，他们绞尽脑汁地想各种法子、定各种规矩，只为充分榨取每批货物的油水”。在腐败与强权的制度下，社会不公的现象屡屡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谷物代理商人为地哄抬谷价。改革之前，1诺米斯马（nomisma）可购买18莫蒂奥斯（modios）谷物；而改革后同样重量的谷物却要花费原来18倍的价格才能成交，这对已受到双重盘剥的当地人民无异于雪上加霜。
再次，为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和防止民众暴乱，尼基弗鲁斯推行改革时不惜采用各种专制暴力的执法手段逼迫民众就范。比如，他指示中央粮站豢养上百名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让他们通过威逼、恫吓迫使民众无条件听从指挥。一旦有人对改革或执法人员表示不满，则立刻被定以重罪，量刑同强奸犯、谋杀犯等重刑犯一致：全部财产没收充公，同时罪行较轻者处以监禁，罪行較重者处以斩首。此外，为扼杀一切潜在的地下交易，中央粮站还将当地每户人家的计量工具，如秤砣、量斗和刻度器等全部没收充公。
各种高压政策令本已生活困苦的民众陷入更深的恐慌中，社会上处处弥漫着紧张不安的氛围。为此，阿塔雷亚迪斯在文中愤怒地表示，尼基弗鲁斯施行的谷物改革是蓄意破坏人们好生活的无耻阴谋，是最恶毒和残酷的手段，是太阳底下发生过的最不公正的事情。当1077年市政主席（proe-dros）尼基弗鲁斯·布瑞恩诺斯（Nikephoros Bryen-nios，生卒年未知）掀起的大叛乱蔓延至莱德斯托斯时，当地人民趁混乱的局势立即烧掉了中央粮站，改革由此被迫终结。
二
在归纳改革失败的原因时，阿塔雷亚迪斯几乎将责任全部推到尼基弗鲁斯个人身上，认为问题就出在其贪得无厌的龌龊品行上。在阿塔雷亚迪斯看来，尼基弗鲁斯的贪婪成性早已有目共睹。
首先，他的贪婪表现在贪图帝国权力上。在未发迹之前，他只因嫉恨一位同僚比他官衔高，便敢欺骗君士坦丁十世（Constantine X，1059～1067年在位），谎称这位同僚私通皇后。事情败露后，他虽被逐出宫廷却并未遭受制裁，反而又被任命为安条克总督（doux），并在此继续为非作歹。比如，他曾煽动教唆撒拉逊人（Saracens）进攻拜占廷，并允许他们沿帝国边境线修建根据地，而这已属叛国罪行。但这些都只是尼基弗鲁斯的略施小计。当米哈伊尔七世将这位“本性邪恶的阴谋策划者”召回宫后，作者眼中的帝国灾难才真正开始。回宫后的尼基弗鲁斯开始有计划地攫夺国家实权。一开始，他迅速解除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对皇权的干预能力：“（尼基弗鲁斯）带着伪善的面具，雇佣无业游民散播谣言中伤最稳重与博学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逐渐将他排挤到国家事务之外。”紧接着，他逐渐剥夺了凯撒（Caesar）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的职权：“（尼基弗鲁斯）在皇帝和其亲叔叔凯撒约翰之间挑拨离间，令二人互生嫌隙，这掣肘住了约翰的权力。”为了让年轻的皇帝孤立无援，尼基弗鲁斯还将其心腹尽数消灭：“他诽谤皇帝身边所有的心腹，说他们实际上对皇帝充满敌意。……同时，他在皇帝心中竖起高墙以阻挡太后、皇兄和皇帝其他亲戚的关怀，言之凿凿地称他们已觊觎皇位多时，不可听信他们的建议；而唯有自己最关心皇帝的权益。”就这样，“（尼基弗鲁斯）完全控制了这位儿皇帝……无论生性邪恶的他想什么，它们都会成为帝国的法令与决议。……他控制了整个帝国大权，指示皇帝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简言之，皇帝被尼基弗鲁斯玩弄于股掌之间，帝国逐渐沦为尼基弗鲁斯实现贪欲的工具。
其次，他的贪婪还蔓延到国家财富上。早在他担任安条克总督时，尼基弗鲁斯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巧立赋税名目来压榨当地居民。这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强化了安条克地区的政治离心力。11世纪末，当塞尔柱突厥人连同阿拉伯人共同对帝国东部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时，内部不稳定的安条克成为率先被攻克的城池。掌管帝国大权后，尼基弗鲁斯的贪欲愈发膨胀。阿塔雷亚迪斯称：“对尼基弗鲁斯来说，钱才是他唯一关心和投入精力的事务。……此外，他还贪婪地囤积土地和各种不动产资源。”到最后，整个帝国都成了尼基弗鲁斯中饱私囊的工具：“从今以后，尼基弗鲁斯处处针对无辜民众，让他们承担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自己却大摇大摆地私挪公款。他将人民的血汗钱全部变成了自己的私人财富，让普通百姓变得痛苦贫穷。……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哪怕他收到了来自行政、军队、税务等部门长官的集体贿赂，哪怕他已拥有豪宅良田无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塔雷亚迪斯认为谷物改革也不过是尼基弗鲁斯贪婪攫取帝国财富的另一种手段而已。
在不考虑阿塔雷亚迪斯对改革失败的归因是否合理的前提下，他对尼基弗鲁斯强烈的道德批判并非言过其实。实际上，尼基弗鲁斯的口碑在拜占廷历史上极为糟糕。众多拜占廷史家中，仅有科考门诺斯（Kekaumenos，生卒年未知）一人对尼基弗鲁斯做出过比较正面的评价，其他人则几乎都持否定态度。该时期最杰出的史家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1？年在世）在其《编年史》中甚至一直刻意避免提及尼基弗鲁斯的名字。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这极可能是作者试图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来表达对此人的不满。
综上所述，在阿塔雷亚迪斯眼中，尼基弗鲁斯的贪婪成性成了他施行谷物改革的基本原因。为了最大限度地压榨莱德斯托斯的经济利润，他颁布了缺乏人性的暴力高压政策，严重损害了当地的经济利益和百姓的正常生活。
三
客观而言，尼基弗鲁斯施行谷物改革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而非仅如阿塔雷亚迪斯认为的那样只为牟求他贪婪的私欲。
首先，拜占廷帝国面临严重的货币贬值危机。瓦西里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赢得的胜利缓解了拜占廷四面受敌的紧张局势，但长达几十年的征战几乎将国家财富损耗殆尽，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极大地降低了诺米斯马的标准含金量。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Ⅳ，1034～1041年在位）时期，诺米斯马的含金量下降到19.5克拉，米哈伊尔七世时期已降至12克拉。至尼基弗鲁斯三世（Nikephoros Ⅲ，1078～1081年在位）时期，诺米斯马的含金量仅为8克拉。简言之，1034～1092年的58年间，诺米斯马流失的含金量竟超过66%！到最后，成色严重不足的诺米斯马甚至连金币都算不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货币的正常流通，拜占廷帝国政府被迫采取大量铸造劣质金币的办法，但这种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毕竟，市场所能容纳的货币量是有限的，因此快速的货币增长率极易造成通货膨胀。而在劳动力和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的持续增长必将造成物价飞涨；与此同时，人民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却急速下降。换句话说，严重的货币贬值将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此外，严重的货币贬值也令已处于亏损状态的国家财富再度缩水。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令帝国政府举步维艰：一方面，文武百官领不到正常的薪俸（roga），忠诚度逐渐下降；另一方面，佩切涅格人、塞尔柱突厥人和诺曼人等外患侵扰不断，帝国危如累卵。严峻的形势令尼基弗鲁斯意识到，在短时间内迅速收集国内财富、补充国库空虚、缓解金融危机是解决一系列社会和军事问题之根本。比较而言，谷物获利最为丰厚，且谷物市场具备健康、成熟、稳定的特质，因此是最佳的接盘选择。
其次，国内粮食产量出现严重短缺是尼基弗鲁斯面临的另一个危机。这一现象与该时期拜占廷农业蓬勃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矛盾，而是长期以来拜占廷军队在小亚细亚地区积贫积弱造成的恶果。小亚细亚一直是拜占廷帝国繁荣的根基，是其“财富和人力贮存的宝库”。③因其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也一直是寻求战利品和永久性新牧场的游牧民族垂涎的对象。为保护这片沃土、有力抗击东部敌人，驻守该地的军队长时间里都是帝国的虎狼之师，如7～10世纪在拜占廷对抗阿拉伯战争中威震四方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军区部队。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帝国政府对军队建设的关注与投入急剧下降。军队的兵源、战士的素质、战略物资的补给都受到沉重打击，小亚细亚地区的军事防御与作战能力迅速衰退。昔日的安纳托利亚军区部队已然呈现出萧条破败的惨状：“这个曾名声大噪的军团，现如今除了指挥官之外仅剩下零星几个人。他们个个穷困潦倒，缺衣少食。不要说拥有一件称手的武器，就是连战马都没有一匹。……军饷从未按时发放过，物资的匮乏令战士们无法生活，于是纷纷逃散。”不仅如此，国家政策的转变也极大削弱了拜占廷军队的社会地位。士兵这种承载着勇气与荣耀的职业已不再受到欢迎，“许多战士扔掉了武器，转行当了律师或法官”。
处于萎靡状态的拜占廷军队根本无力抵抗塞尔柱突厥人的强势攻击。君士坦丁十世时期，帝国最精锐的武装部队在敌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敌人凶猛如豺狼虎豹，令战士们胆战心惊，即便是敌人发出的声音都让他们难以忍受。”1071年，拜占廷军队在曼兹科特（Manzikert）战役中惨遭失败；到1080年，帝国更是迅速丧失了对整个亚洲领土的控制，塞尔柱突厥人逐渐全面地永久性定居于小亚细亚，北叙利亚平原遂成为敌人的囊中之物。然而，该地长期是拜占廷重要的谷物产地，它的丧失令拜占廷国内的谷物产量急速下降。国内居民暂时只能依靠马其顿（Macedonia）、色萨利（Thes-saly）和色雷斯生产的谷物维持生计。但从这些地方获得的谷物总量仅够维持首都居民的基本需求，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饱受饥荒困扰。难民四处流窜并大量涌入君士坦丁堡，首都面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在社会动荡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尼基弗鲁斯决定采用迅速强制征收国内现有谷物的办法，以解决难民的温饱问题。因此，以国家直接调控为手段、以垄断性管制市场为目标的谷物改革势在必行。
再次，身为皇权利益代表的尼基弗鲁斯也另有政治上的考虑。从之前阿塔雷亚迪斯的描述来看，莱德斯托斯的谷物市场已形成了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再交换为商品的良性循环。货币本是一种公众制度，它把原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因此，随着阿塔雷亚迪斯一类的大地主的私人财富不断增加，他们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将越来越大。尼基弗鲁斯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帝国政府再不对这类地方权贵加以限制，那么他们势力的扩大将给帝国政府的中央集权统治带来极大隐患。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打击地方权贵、抑制地方势力发展、强化皇权是尼基弗鲁斯施行谷物改革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尼基弗鲁斯一定程度上暴力破除了莱德斯托斯地方权贵积累资本的进程，于短期内清除了他们借谷物市场牟取更大公共权力的政治隐患。
不过，暴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如前所述，帝国政府为解决金融、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施行的暴力政策严重损害了莱德斯托斯地区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作为一名精通罗马法的大法官，阿塔雷亚迪斯非常重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并认为国家的主要责任便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尼基弗鲁斯借谷物改革严重侵犯私人财物的行为必然遭到他的强烈仇视。同时，剥夺人民自由的高压政策和政治上提防戒備的态度也严重割裂了地方各阶层、特别是富人阶级效忠帝国与皇帝的耿耿忠心。帝国政府逐渐成了他们心中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发展到后来，他们竟无意也不愿站在国家角度为帝国排忧解难。因此当布瑞恩诺斯发动的大叛乱蔓延至莱德斯托斯时，几乎当地全体居民立即向叛军宣誓效忠了。
由此看来，阿塔雷亚迪斯前文批判尼基弗鲁斯的贪婪成性远非字面意义那么简单，这其中饱含了他对以尼基弗鲁斯为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换句话说，他强烈仇视尼基弗鲁斯施行谷物改革的态度，实质上揭示出11世纪后半期拜占廷地方行省同帝国政府之间、地方权贵同皇权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演化成拜占廷帝国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从而导致了拜占廷国家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
总之，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施行的谷物改革虽然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具有合理的动机，但他却并没有认真考察试点地区莱德斯托斯的实际情况，也没有设计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更没有对改革的具体执行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管。因此，改革实际上缺乏贯彻执行的可行性。最终，帝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腐败低能，以及缺乏人性的改革条例和高压暴力的执法方式，惹怒了莱德斯托斯当地各阶层民众，直接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有趣的是，代表地方权贵利益的大地主阿塔雷亚迪斯在总结自己仇视谷物改革和改革最终失败的原因时，几乎将责任全推到了尼基弗鲁斯的贪欲上。他认为，谷物改革的实施和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正是天性邪恶的尼基弗鲁斯贪图帝国财富的一种体现，而改革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他捞取不义之财的贪欲所致。通过分析可知，阿塔雷亚迪斯这种用个人德行的高低来衡量国家改革合理与否的归因方式显然缺乏理性，因而并非是他产生强烈仇视情绪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这种仇视情绪乃是地方权贵与帝国政府之间尖锐对立的真实写照。在激烈的对立冲突中，谷物改革终遭失败的命运，而上自皇帝米哈伊尔七世和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下至地方权贵阿塔雷亚迪斯和莱德斯托斯的当地百姓，都在此中受尽磨难。
[摘要]11世纪拜占廷史家阿塔雷亚迪斯作为最主要的记录者，详细记载了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施行于70年代间的谷物改革。改革给当地人民的财产和生活带来沉重打击，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仇视。阿塔雷亚迪斯认为尼基弗鲁斯施行改革的原因在于天性邪恶的他妄图用帝国大权来不断满足其过度膨胀的贪欲。但实际上，该大臣施行改革是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为了应急处理帝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只不过，帝国政府执行公务时暴露出的腐败低能侵害了试点地方民众正常生活的权益，而且它借谷物改革暴力打击地方权贵势力的政治意图更侵犯了以阿塔雷亚迪斯为代表的地方权贵的实际利益，这是作者仇视改革和陆政大臣的根本原因。阿塔雷亚迪斯对谷物改革的态度实质上反映出地方与中央、地方权贵同帝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尖锐对立与冲突。
[关键词]11世纪，拜占廷，谷物改革，阿塔雷亚迪斯，尼基弗鲁斯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2—0045—06
面包是拜占廷人的主食，制作面包的谷物则是拜占廷最重要的农作物。对以农业为国家之本的拜占廷来说，谷物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整个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11世纪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Ⅶ，1071～1078年在位）时期，由最有权势的陆政大臣（logothetes tou dromou）尼基弗鲁斯（Nikephoros，？～1078年在世）于70年代实行的谷物改革便具有此等重要的历史意义。总体而言，此次改革是帝国政府做出的一次失败尝试。尼基弗鲁斯试图借助改革恢复日渐衰败的国家力量，却遭到试点地方各阶层的强烈反对，改革也因此被当地民众视为“对公共利益造成莫大威胁”的祸害。因该时期杰出史家米哈伊尔·阿塔雷亚迪斯（Michael Attaleiates，约1022～1080年在世）恰好是试点地方知名的实业家，因此他被卷入到这场改革中。作为本次改革最主要的记录者，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历史》中详细记述了这次改革，更在文中表现出强烈仇视改革和仇视尼基弗鲁斯的情绪，成为当地民众反抗呼声的典型代表。那么，改革为什么不得人心？或者说，阿塔雷亚迪斯为什么会强烈仇视此次改革和尼基弗鲁斯？对该问题的解答既是解读此次谷物改革失败的关键，更是研究11世纪后半期乃至整个拜占廷帝国晚期衰败的关键，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学界以往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未能充分重视阿塔雷亚迪斯《历史》的重要价值，相关研究十分匮乏。其次，对11～12世纪拜占廷农业经济发展趋势的解读存在疑问。老一辈拜占廷学者认为，该时期拜占廷农业呈现出日渐衰落的趋势，谷物生产也难逃衰败的命运。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美国学者M.亨迪（M.F.Hendy）為代表的新生力量对该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该时期恰是拜占廷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扩张期。总之，本文从谷物改革本身人手，为相关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
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在米哈伊尔七世时是一手遮天的风云人物。他因深得皇帝倚重，手握掌管帝国礼仪庆典、保护皇帝、搜集各种政治情报以及监管一切外交事务的重大权力。由于皇帝资历尚浅且缺乏治理帝国的才能与意志，尼基弗鲁斯趁势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为强化统治、恢复日益衰败的国力，他计划并实施了这次改革。归纳起来，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市场交易国有化。国家禁止私人间进行自由、直接、分散式的交易行为，谷物交易只能在城外新建的中央粮站（phoundax）中进行。第二，制定谷物收集制度。城内及附近的谷物需由国家指定的少数代理商集中收购。第三，谷物的市价由国家支配，不许私人商定。当地及附近居民必须将谷物以政府规定的低价卖给代理商。
作为色雷斯平原上最大的谷物生产中心兼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农产品供给地——莱德斯托斯（Raidestos）成为本次谷物改革的试点地区。于是，当地著名的实业家阿塔雷亚迪斯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改革中来。他本是安塔利亚（Attaleia）人，莱德斯托斯是其妻伊蕾妮（Eirene）的故乡。不过，拥有投资天赋的阿塔雷亚迪斯借助岳父家殷实优越的家境条件和强大的人脉关系，在此购置大量地产，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因此，莱德斯托斯成了阿塔雷亚迪斯的第二故乡，同他的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充分利用该地巨大的商业优势，大地主阿塔雷亚迪斯同时涉猎谷物生产行业，在谷物交易中获取丰厚利润。为获得更大收益，他还在自己的庄园里专门修建了畜力磨坊，对谷物原料进行精细加工，有效拓展了生产经营结构。在其不懈努力下，阿塔雷亚迪斯在当地谷物行业中占有相当可观的份额。
当然，这样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努力外，更得益于莱德斯托斯发展得十分成熟的谷物市场。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买卖谷物。如果你觉得这家商店的价格偏高，或与这个老板谈不来，你完全可以选择别家光顾”。可见，市场中的交易是闲适与自由的，商品的流动主要根据买卖双方的自我意愿进行。谷物价格也是在市场规律的指引下自由浮动，买卖双方都可以找到满意的心理价位。然而，尼基弗鲁斯主持的谷物改革却毁了这一切。严苛的改革措施对莱德斯托斯各阶层的私有财产、社会生活及心理感受都造成了巨大伤害。
首先，当地的自由农、地主及依附农、教会和修道院的经济利益遭到帝国政府的严重侵犯。据阿塔雷亚迪斯记载，改革前，他们可以自由交易余粮，大中型地主和教会还可以通过出租市场摊位赚取租金而创收。但改革后，他们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贸易的权利，失去了买卖余粮的利润，更要开始缴纳中央粮站内高昂的摊位租金和交易税（kom-merkion），无形中受到国家的双重盘剥。
其次，强制性的国家垄断脱离了市场规律的指引，导致谷物经济的畸形发展。从此，经济权力和利润开始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阿塔雷亚迪斯气愤地指出：“尼基弗鲁斯用60磅黄金壮大中央粮站并坐享其成，每个人都遭到严苛盘剥。……唯有那些他任命的代理商和收取交易税的国家获得了巨额利润。”不仅如此，高度集中的权力因缺乏有效的监管，最终成为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阿塔雷亚迪斯称，代理商“因手握庞大的权力而成为市场的主人，他们绞尽脑汁地想各种法子、定各种规矩，只为充分榨取每批货物的油水”。在腐败与强权的制度下，社会不公的现象屡屡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谷物代理商人为地哄抬谷价。改革之前，1诺米斯马（nomisma）可购买18莫蒂奥斯（modios）谷物；而改革后同样重量的谷物却要花费原来18倍的价格才能成交，这对已受到双重盘剥的当地人民无异于雪上加霜。
再次，为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和防止民众暴乱，尼基弗鲁斯推行改革时不惜采用各种专制暴力的执法手段逼迫民众就范。比如，他指示中央粮站豢养上百名作恶多端的地痞流氓，让他们通过威逼、恫吓迫使民众无条件听从指挥。一旦有人对改革或执法人员表示不满，则立刻被定以重罪，量刑同强奸犯、谋杀犯等重刑犯一致：全部财产没收充公，同时罪行较轻者处以监禁，罪行較重者处以斩首。此外，为扼杀一切潜在的地下交易，中央粮站还将当地每户人家的计量工具，如秤砣、量斗和刻度器等全部没收充公。
各种高压政策令本已生活困苦的民众陷入更深的恐慌中，社会上处处弥漫着紧张不安的氛围。为此，阿塔雷亚迪斯在文中愤怒地表示，尼基弗鲁斯施行的谷物改革是蓄意破坏人们好生活的无耻阴谋，是最恶毒和残酷的手段，是太阳底下发生过的最不公正的事情。当1077年市政主席（proe-dros）尼基弗鲁斯·布瑞恩诺斯（Nikephoros Bryen-nios，生卒年未知）掀起的大叛乱蔓延至莱德斯托斯时，当地人民趁混乱的局势立即烧掉了中央粮站，改革由此被迫终结。
二
在归纳改革失败的原因时，阿塔雷亚迪斯几乎将责任全部推到尼基弗鲁斯个人身上，认为问题就出在其贪得无厌的龌龊品行上。在阿塔雷亚迪斯看来，尼基弗鲁斯的贪婪成性早已有目共睹。
首先，他的贪婪表现在贪图帝国权力上。在未发迹之前，他只因嫉恨一位同僚比他官衔高，便敢欺骗君士坦丁十世（Constantine X，1059～1067年在位），谎称这位同僚私通皇后。事情败露后，他虽被逐出宫廷却并未遭受制裁，反而又被任命为安条克总督（doux），并在此继续为非作歹。比如，他曾煽动教唆撒拉逊人（Saracens）进攻拜占廷，并允许他们沿帝国边境线修建根据地，而这已属叛国罪行。但这些都只是尼基弗鲁斯的略施小计。当米哈伊尔七世将这位“本性邪恶的阴谋策划者”召回宫后，作者眼中的帝国灾难才真正开始。回宫后的尼基弗鲁斯开始有计划地攫夺国家实权。一开始，他迅速解除了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对皇权的干预能力：“（尼基弗鲁斯）带着伪善的面具，雇佣无业游民散播谣言中伤最稳重与博学的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逐渐将他排挤到国家事务之外。”紧接着，他逐渐剥夺了凯撒（Caesar）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的职权：“（尼基弗鲁斯）在皇帝和其亲叔叔凯撒约翰之间挑拨离间，令二人互生嫌隙，这掣肘住了约翰的权力。”为了让年轻的皇帝孤立无援，尼基弗鲁斯还将其心腹尽数消灭：“他诽谤皇帝身边所有的心腹，说他们实际上对皇帝充满敌意。……同时，他在皇帝心中竖起高墙以阻挡太后、皇兄和皇帝其他亲戚的关怀，言之凿凿地称他们已觊觎皇位多时，不可听信他们的建议；而唯有自己最关心皇帝的权益。”就这样，“（尼基弗鲁斯）完全控制了这位儿皇帝……无论生性邪恶的他想什么，它们都会成为帝国的法令与决议。……他控制了整个帝国大权，指示皇帝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简言之，皇帝被尼基弗鲁斯玩弄于股掌之间，帝国逐渐沦为尼基弗鲁斯实现贪欲的工具。
其次，他的贪婪还蔓延到国家财富上。早在他担任安条克总督时，尼基弗鲁斯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巧立赋税名目来压榨当地居民。这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强化了安条克地区的政治离心力。11世纪末，当塞尔柱突厥人连同阿拉伯人共同对帝国东部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时，内部不稳定的安条克成为率先被攻克的城池。掌管帝国大权后，尼基弗鲁斯的贪欲愈发膨胀。阿塔雷亚迪斯称：“对尼基弗鲁斯来说，钱才是他唯一关心和投入精力的事务。……此外，他还贪婪地囤积土地和各种不动产资源。”到最后，整个帝国都成了尼基弗鲁斯中饱私囊的工具：“从今以后，尼基弗鲁斯处处针对无辜民众，让他们承担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自己却大摇大摆地私挪公款。他将人民的血汗钱全部变成了自己的私人财富，让普通百姓变得痛苦贫穷。……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哪怕他收到了来自行政、军队、税务等部门长官的集体贿赂，哪怕他已拥有豪宅良田无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塔雷亚迪斯认为谷物改革也不过是尼基弗鲁斯贪婪攫取帝国财富的另一种手段而已。
在不考虑阿塔雷亚迪斯对改革失败的归因是否合理的前提下，他对尼基弗鲁斯强烈的道德批判并非言过其实。实际上，尼基弗鲁斯的口碑在拜占廷历史上极为糟糕。众多拜占廷史家中，仅有科考门诺斯（Kekaumenos，生卒年未知）一人对尼基弗鲁斯做出过比较正面的评价，其他人则几乎都持否定态度。该时期最杰出的史家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1018～1081？年在世）在其《编年史》中甚至一直刻意避免提及尼基弗鲁斯的名字。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这极可能是作者试图以消极抵抗的方式来表达对此人的不满。
综上所述，在阿塔雷亚迪斯眼中，尼基弗鲁斯的贪婪成性成了他施行谷物改革的基本原因。为了最大限度地压榨莱德斯托斯的经济利润，他颁布了缺乏人性的暴力高压政策，严重损害了当地的经济利益和百姓的正常生活。
三
客观而言，尼基弗鲁斯施行谷物改革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而非仅如阿塔雷亚迪斯认为的那样只为牟求他贪婪的私欲。
首先，拜占廷帝国面临严重的货币贬值危机。瓦西里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赢得的胜利缓解了拜占廷四面受敌的紧张局势，但长达几十年的征战几乎将国家财富损耗殆尽，由此造成的财政赤字极大地降低了诺米斯马的标准含金量。米哈伊尔四世（Michael Ⅳ，1034～1041年在位）时期，诺米斯马的含金量下降到19.5克拉，米哈伊尔七世时期已降至12克拉。至尼基弗鲁斯三世（Nikephoros Ⅲ，1078～1081年在位）时期，诺米斯马的含金量仅为8克拉。简言之，1034～1092年的58年间，诺米斯马流失的含金量竟超过66%！到最后，成色严重不足的诺米斯马甚至连金币都算不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持货币的正常流通，拜占廷帝国政府被迫采取大量铸造劣质金币的办法，但这种方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毕竟，市场所能容纳的货币量是有限的，因此快速的货币增长率极易造成通货膨胀。而在劳动力和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的持续增长必将造成物价飞涨；与此同时，人民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却急速下降。换句话说，严重的货币贬值将会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
此外，严重的货币贬值也令已处于亏损状态的国家财富再度缩水。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令帝国政府举步维艰：一方面，文武百官领不到正常的薪俸（roga），忠诚度逐渐下降；另一方面，佩切涅格人、塞尔柱突厥人和诺曼人等外患侵扰不断，帝国危如累卵。严峻的形势令尼基弗鲁斯意识到，在短时间内迅速收集国内财富、补充国库空虚、缓解金融危机是解决一系列社会和军事问题之根本。比较而言，谷物获利最为丰厚，且谷物市场具备健康、成熟、稳定的特质，因此是最佳的接盘选择。
其次，国内粮食产量出现严重短缺是尼基弗鲁斯面临的另一个危机。这一现象与该时期拜占廷农业蓬勃发展的整体趋势并不矛盾，而是长期以来拜占廷军队在小亚细亚地区积贫积弱造成的恶果。小亚细亚一直是拜占廷帝国繁荣的根基，是其“财富和人力贮存的宝库”。③因其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也一直是寻求战利品和永久性新牧场的游牧民族垂涎的对象。为保护这片沃土、有力抗击东部敌人，驻守该地的军队长时间里都是帝国的虎狼之师，如7～10世纪在拜占廷对抗阿拉伯战争中威震四方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军区部队。但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帝国政府对军队建设的关注与投入急剧下降。军队的兵源、战士的素质、战略物资的补给都受到沉重打击，小亚细亚地区的军事防御与作战能力迅速衰退。昔日的安纳托利亚军区部队已然呈现出萧条破败的惨状：“这个曾名声大噪的军团，现如今除了指挥官之外仅剩下零星几个人。他们个个穷困潦倒，缺衣少食。不要说拥有一件称手的武器，就是连战马都没有一匹。……军饷从未按时发放过，物资的匮乏令战士们无法生活，于是纷纷逃散。”不仅如此，国家政策的转变也极大削弱了拜占廷军队的社会地位。士兵这种承载着勇气与荣耀的职业已不再受到欢迎，“许多战士扔掉了武器，转行当了律师或法官”。
处于萎靡状态的拜占廷军队根本无力抵抗塞尔柱突厥人的强势攻击。君士坦丁十世时期，帝国最精锐的武装部队在敌人面前简直不堪一击：“敌人凶猛如豺狼虎豹，令战士们胆战心惊，即便是敌人发出的声音都让他们难以忍受。”1071年，拜占廷军队在曼兹科特（Manzikert）战役中惨遭失败；到1080年，帝国更是迅速丧失了对整个亚洲领土的控制，塞尔柱突厥人逐渐全面地永久性定居于小亚细亚，北叙利亚平原遂成为敌人的囊中之物。然而，该地长期是拜占廷重要的谷物产地，它的丧失令拜占廷国内的谷物产量急速下降。国内居民暂时只能依靠马其顿（Macedonia）、色萨利（Thes-saly）和色雷斯生产的谷物维持生计。但从这些地方获得的谷物总量仅够维持首都居民的基本需求，全国大部分地区依然饱受饥荒困扰。难民四处流窜并大量涌入君士坦丁堡，首都面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在社会动荡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尼基弗鲁斯决定采用迅速强制征收国内现有谷物的办法，以解决难民的温饱问题。因此，以国家直接调控为手段、以垄断性管制市场为目标的谷物改革势在必行。
再次，身为皇权利益代表的尼基弗鲁斯也另有政治上的考虑。从之前阿塔雷亚迪斯的描述来看，莱德斯托斯的谷物市场已形成了商品交换为货币，货币再交换为商品的良性循环。货币本是一种公众制度，它把原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因此，随着阿塔雷亚迪斯一类的大地主的私人财富不断增加，他们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将越来越大。尼基弗鲁斯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帝国政府再不对这类地方权贵加以限制，那么他们势力的扩大将给帝国政府的中央集权统治带来极大隐患。从这一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打击地方权贵、抑制地方势力发展、强化皇权是尼基弗鲁斯施行谷物改革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改革过程中，尼基弗鲁斯一定程度上暴力破除了莱德斯托斯地方权贵积累资本的进程，于短期内清除了他们借谷物市场牟取更大公共权力的政治隐患。
不过，暴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如前所述，帝国政府为解决金融、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施行的暴力政策严重损害了莱德斯托斯地区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作为一名精通罗马法的大法官，阿塔雷亚迪斯非常重视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并认为国家的主要责任便是承认并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尼基弗鲁斯借谷物改革严重侵犯私人财物的行为必然遭到他的强烈仇视。同时，剥夺人民自由的高压政策和政治上提防戒備的态度也严重割裂了地方各阶层、特别是富人阶级效忠帝国与皇帝的耿耿忠心。帝国政府逐渐成了他们心中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致发展到后来，他们竟无意也不愿站在国家角度为帝国排忧解难。因此当布瑞恩诺斯发动的大叛乱蔓延至莱德斯托斯时，几乎当地全体居民立即向叛军宣誓效忠了。
由此看来，阿塔雷亚迪斯前文批判尼基弗鲁斯的贪婪成性远非字面意义那么简单，这其中饱含了他对以尼基弗鲁斯为代表的帝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换句话说，他强烈仇视尼基弗鲁斯施行谷物改革的态度，实质上揭示出11世纪后半期拜占廷地方行省同帝国政府之间、地方权贵同皇权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些问题日益严重，逐渐演化成拜占廷帝国无法克服的社会痼疾，从而导致了拜占廷国家由盛到衰的深刻转变。
总之，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施行的谷物改革虽然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具有合理的动机，但他却并没有认真考察试点地区莱德斯托斯的实际情况，也没有设计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更没有对改革的具体执行实施严格有效的监管。因此，改革实际上缺乏贯彻执行的可行性。最终，帝国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腐败低能，以及缺乏人性的改革条例和高压暴力的执法方式，惹怒了莱德斯托斯当地各阶层民众，直接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有趣的是，代表地方权贵利益的大地主阿塔雷亚迪斯在总结自己仇视谷物改革和改革最终失败的原因时，几乎将责任全推到了尼基弗鲁斯的贪欲上。他认为，谷物改革的实施和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正是天性邪恶的尼基弗鲁斯贪图帝国财富的一种体现，而改革最终的失败也是因他捞取不义之财的贪欲所致。通过分析可知，阿塔雷亚迪斯这种用个人德行的高低来衡量国家改革合理与否的归因方式显然缺乏理性，因而并非是他产生强烈仇视情绪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这种仇视情绪乃是地方权贵与帝国政府之间尖锐对立的真实写照。在激烈的对立冲突中，谷物改革终遭失败的命运，而上自皇帝米哈伊尔七世和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下至地方权贵阿塔雷亚迪斯和莱德斯托斯的当地百姓，都在此中受尽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