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的“小西天”

    朱祖希

    1981年在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出土的佛祖肉身舍利,原珍藏在国家金库后又保存在首都博物馆,曾于2009年6月23日重回云居寺,并开始为期10天的公众观瞻。

    “舍利”原是古印度梵文,其本意是指尸体或灵骨。它们被看作是佛教徒修行正果的象征。而佛舍利则是特指释迦牟尼火化后遗存的固体物质。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佛祖肉舍利与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法门寺的佛指,并称“海内三宝”,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两粒佛祖肉身舍利。

    房山云居寺更因其收藏有15000余块石经版而闻名遐迩。被人们喻为“北京的敦煌”,东土的“小西天”。

    谁都知道,佛教创始于印度,中国的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因此,才有唐代高僧玄奘率领众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但是,就当今而论,即或是佛教发祥地的印度,恐怕也要到“东土”的“小西天”来取经了。

    这“小西天”不是别处,正是北京西南约75公里处的云居寺石经山。

    石经山,原名白带山。这是因为在它的山腰常有白云缠绕其间,犹如缥缈的白带;又因这里的山中盛产莎题(莎题即莎草),所以亦可称“莎题山”。明蒋一癸所著《长安客话》称莎题山:“峰峦秀拔,俨若天笠,因谓之小西天”。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这里的9个石室中,珍藏着我国古代佛教经籍名刻——石经。所以,更多的人都称它为“石经山”。

    人们来到这里,抬眼望去,但见山峦起伏,危岩耸立,山势奇峭。这是因为,这一地区广泛地分布有岩性坚硬,抵抗外力侵蚀强,又不易被溶蚀的矽质灰岩。其中还夹有燧石层、白云岩条带和长石、石英岩等。这就更加增强了这一地区岩性的坚硬度。由于长期的地质作用和风化侵蚀的结果,便在这里形成了陡峭的山峰、雄伟的山势。它们的海拔大都在800-1000米以上,且沟谷很深。从沟底到山顶,相对高差大都在300-500米左右。河流两岸多陡壁,有的几乎成直立状。但在河谷之中,却常有清流潺潺。于是,有人便形容这里“山水秀丽、峰峦峙立,多离绝之势。”如果我们从石经山下盘旋而上,可见山有五顶,号称“五台”,两座雕刻精美的唐代小石塔,即金仙公主塔和单层小石塔分列其上。山崖之上便是藏经洞了。

    洞分上下两层,共9个,南北向排列。这些石室大都为封闭式,洞门封锢,里面叠藏经版。其中的第五洞——雷音洞最大。雷音洞前有门窗,洞中有四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着洞顶的岩石。石柱各面雕有佛像共1056樽,人称“千佛柱”洞的四壁嵌有石经的创始人静琬,自隋大业中至他圆寂时为止,30年间所刻造的146块石经。其后,他的“弟子犹继其功”。自隋代至明末,绵历千载,先后刻经15000余石。其工程之大,世所罕见。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耗费巨资、动用众多的人力物力来刻造石经,并藏之于石室呢?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传入我国,当在西汉末年。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推崇,至南北朝时已极为盛行。据传,南朝名代寺院尼僧之数甚众:宋有寺院1913所;齐有寺院2015所,僧尼32500人;梁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后梁有寺院108所,僧尼3200人;陈有寺院1232所,僧尼32000人。南朝梁武帝(公元502-520年)时,尊佛教为国教,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500余座,僧尼10余万人;北朝北齐(公元550-580年)时,全境寺院竟达4万余所,僧尼达200余万之众。

    社会上出现如此众多的寺院、僧尼,统治者出于某种政治或经济的需要,有时就不得不限制它的发展。北魏太武帝(423-452年)就曾于太延四年(438年)三月,令50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至七年(446)年二月即命令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

    到北周武帝(560-578年),由于他“重儒术信谶纬”,曾下令废佛、道二教;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者达200余万。北周建德六年(577年),武帝进兵北齐,攻占邺都,而宣布“六经儒教于世有宜,故需存立,佛教徒费民财,皆当毁灭”。以至将北齐境内所有八州的4万余所寺庙全部充作宅第,僧侣300万人全部还俗,经像被焚毁,财物由官厅没收。

    武帝的废佛运动,对佛教是一种沉重的打击。这种打击在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这一次又一次的法难,也给佛教徒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怎样才能保存住佛经,以便一旦再遭法难时能“救济苍生”?

    他们联想到,在北周废佛时,许多手写的佛经,一时之间全部化为灰烬。而北齐唐邕刻造的石经,亦即“以为缣湘有坏,简策非久,金碟难求,皮纸易火。于是,发七处三印,开七室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这给佛教徒以很大的启示。

    房山石刻佛经大藏经始于隋代,创始人是北齐时天台宗二祖南岳大师慧思的弟子静琬。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载:“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密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磐经》成。”

    有关静琬发起刻造佛经的记载,最初建之于唐初,唐临所著的《冥报记》中:“幽州沙门释智苑(即静琬)精炼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继而于幽州北山,凿石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储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苑所造石经以满七室,以贞观十三年(639年)卒,弟子猶继其功。”辽金以后,山上的九个石室即被石经版填满、封锢。续刻的石经版便埋在山下云居寺压经塔下的石穴中。

    经1956-1958年的勘查、拓印和研究整理,共发现有石刻经版15040石,刻佛经1000多种,3000余卷。这在世界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在,这些石经还分别保存在石经山的九个石室和云居寺文物保管所内。

    当今世界上所见的佛经,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质料。其中大量的是印刷纸本,为宋《开宝藏》、《碛砂藏》、金《赵城藏》等。其次为木刻本,如《清藏》(龙藏)。第三种则是石刻的佛经。但是“书竹帛,或邪见而毁灭,或瀑水而漂溺,或兵火而焚爇,或时久而蠹烂。”所以,从所传佛经的准确程度来看,当以石刻经为最。因为它不仅减少辗转抄刻之讹,而且能够长期保存,千年不变。更可贵的是,隋唐时期的石刻经版,大量地保存了当时译经的原貌,无后代的附会。因而,更有助于对当时佛教经典的研究。

    例如辽时在北京校编刊刻的《契丹藏》早已散失,除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十余卷残本外,别无实物可证。然而,云居寺石经却保存了1200余卷写经刻本,并证实这辽刻石经,就是《契丹藏》的刻本,实为稀世之宝。

    不仅如此,石经山所存石刻经版上,还可有大量的题记。据不完全统计,在15040块石刻经版中,附刻有各种题记6000余则。其中有明确记载的1467则(唐354则,辽919则,金182则,元1则,明11则)。这些题记的内容,极为广泛。如唐代的数百则题记,就反映了当时幽州、范阳郡、涿州城镇的经济状况,包括各类手工业者的组织情况等,在记有明确年代的126则中,就提出了不同行会26种。

    所以,云居寺小西天的石刻佛教大藏经不仅对研究我国佛教、佛学,乃至当时的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何况,其中有不少材料,还是截此以前所未曾见过的。这就更加提高了石经的历史文化价值。

    云居寺石经在文化史上,特别是在佛教史上的价值,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著名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上次男先生就曾说过:“云居寺石经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资料,是极其珍贵的。”他还说:“六至七世纪时期的经典,能完美地保存至今的,恐怕唯有云居寺一处。因此说,这些石经是中国的一大文化遗产。它对了解当时促进佛教兴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具有极高的价值。”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小西天”藏经洞,地处高山之上,行路尚且气喘吁吁。而把数百斤重的石刻经版,一块一块地运到石室之中,秘藏起来,绵延千载而不断,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创建事业的伟大精神。

    地处西北的敦煌,是我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的宝库。其中在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洞)发现的大量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包括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即晋至宋)近10个朝代的文物图书,它们的发现成了本世纪初发生在敦煌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它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极大注意,并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敦煌学。而对敦煌石窟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又发展成了“石窟学”。

    有人把这世界上佛教经典铭刻最多的云居寺石经山,喻为“北京的敦煌”。那么,在我们对这数以万计的石经,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之后,形成另一门新的学科——石经学,该不是非份之想吧!

    云居寺始建于隋,历朝各代屡有修筑,却毁于上个世纪30年代侵华日军的炮火之中。直至北京市人民政府出资于80年代修复。

    修复后的云居寺。寺门朝东,中路六进殿宇,并随地势呈台阶式逐级升高。五层正院之旁又有配殿,南北侧路为僧房行宫,寺的西北侧有高耸入云的舍利塔相对峙,使寺院形势更加恢弘壮观。

    可以相信,未来的云居寺石经山,不仅将会是“石经学”的研究地和发祥地,而且还将是一个著称于世的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