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有为，善于自省
[摘要]指导研究生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扬长避短，重在引导分析；鼓励研究生在读书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生（特别是同等学力入学的研究生），应有一个过渡性的训练阶段，以便他们熟悉所需的学术史；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有期限，如果要延长，导师无法支付资助经费，无法承担学生就业竞争压力，有待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解决；研究生培养中比较强调“专业”，知识面偏狭状况堪忧，要鼓励多读跨学科的著作；重视思维科学化，在科学研究训练中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期望提高研究生的外语水平，培养研究生的批判精神；期待我国的研究生培养由扩张期转入调整期，提高质量。
[关键词]研究生，因材施教，质量
2006年，我指导的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招收的一位博生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从此，我结束了长达20年的历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在指导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工作中（包括在国外、境外大学参与研究生教学、指导），多少有点体会，应《历史教学》主编之约，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一、“法无定法”
不管哪个学科，指导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程序、要求，学校、教育部都有文件下达，方针政策比较具体，毋庸赘言。我这里说的“法无定法”是指研究生教学，论文选题、开题、引导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原则，意思是从实际出发。
“法无定法”这句话，引自云南筇竹寺山门的对联，全联曰：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世外人”指佛门子弟，“非法”指不是公认的修行法门，“非法法也”的意思是：不是公认的修行法门，却是真正的法门，这就是“法无定法”。
我记得那位海外教育学院招收的博生研究生，选题是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由于他的本科、硕士阶段读的是澳大利亚大学的经济管理与计算机学系，懂得西方经济管理理念，又因他是中国人，热爱中国文化，他选择做这个历史课题，未尝不可。但他毕竟缺少中国历史的明清、近代史训练，阅读相关史料只能“一知半解”，不得其门。这样做出的论文，初审便未通过。后来我改变指导方法，以他的外文优势，做《评“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结果他读了80多篇相关论著，写出自己的体会，虽然论文结构和逻辑还不理想，但言之有理，通过答辩。“法无定法”在这里体现了研究生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另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曾做过近代海关丁恩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国早期盐务现代化：民国初期盐务改革研究》，由于他成功诠释了这场改革的“两难”困境，论文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省、校优秀博士论文；还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博士论文以运河为主题，结合文学记述，展示其经济意义，论文颇有特色。我支持他们的选题，因为选题能发挥其所长，“法无定法”在这里体现了研究生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
“法无定法”的另一个意义是展现分析方法的独特视角。有一位研究唐至明清潮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博士生，做论文之前多次去汕头等地调查，阅读包括潮州名儒饶宗颐等人著作，史料收集可谓合格，但对人口与美食问题的看法，囿于“阶级属性”分析而难于展开。潮州人口增长与客家移民关系密切，饮食则又与闽南移民和客家移民融合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移民与饮食一旦形成潮流，就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文化，不能再盯住“阶级属性”，要着重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种文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方可得到合理的结论。最后，她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论文写作，顺利通过答辩，并出版了论文。
论文指导的难点是启发研究生展开第二层次分析，即所谓“研究”。提出问题，多属第一层次分析。我是做经济史研究的，比如商业，如果把商业类型、市镇分布、交换规模一一列出，那只是做了第一层次分析；如果从交换规模变化去讨论价值规律反映，从商业类型、市镇分布去进一步讨论各个行业、地区互为市场和产业链的加长等问题，就进入第二层次分析。当然还可继续深入作第三层次分析。
我注意到，直到现在，一些论著仍停留在第一层次分析上，没有上升到第二层次，如经济学、哲学、文学意义上分析，颇有功夫浅薄之嫌。举个例子说，“茶禅一味”，几乎是许多人挂在嘴角的话，那么，“禅”是何过程？人多不详。《法苑珠林》卷2引《如婆沙论》（中）说禅有初禅、二至四禅、五至九禅。凡人只能修到四禅，要18天时间。圣人从四禅起，修到九禅就是涅槃。所以“茶禅一味”是否指凡人都可做到的四禅？“一味”指四禅所到的“无想天”、是一种忘却尘世的境界、感觉？需要探讨。欲知何以为“禅”，唐代钱起有“尘心析尽兴难尽”句，恰好是“茶禅一味”的最好注脚。所以，如果你在写博士论文，“茶禅一味”的解释就不能简单意会了事，必须从佛学角度作第二层次上的分析，才能“尽兴”也。怎样从第一层次分析转入第二层次分析，就看具體问题如何了，这时往往出现“非法法也”的情况，你的分析必然也是“法无定法”了。
二、“横经荷笈，虚往实来”
“横经荷笈，虚往实来。”是《续高僧传·释洪偃传》里的一句话。我带的研究生里，也有不爱读书的，嫌烦。他们不知道，做学问是一场“苦旅”，读书就是其中一“苦”。我记得做韩国磐教授助手时，他要求研究生读原著，有个研究生问我这么读？（意思是书太多，从何读起。）我说从头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我当时就这样读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但读后，书的内容会渐渐忘记，如再读时，会突然感到曾是相识，颇觉“岁月弥久别有情”（方干《赠萧山彭少府》）。
我说以上几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主要指必要的参考书）并不是要你记住多少知识，而是一种做研究前的必不可少的酝酿过程。我以为，做学问时读史料犹如作画时提笔“晕染”。古代画家张僧繇运用晕染法，用色彩的渐次浓淡来表现物体的透视；我们则通过研读史料，悟出其中奥妙，发现问题，并找到相应答案，而后写出有见解的文字。目前通过网络查找资料比较方便，致使年轻学人先设计文章框架，然后检索相关资料，“组装”成文，极尽“多快好省”之能事，估计“枪手”营生，唯此一技。我不反对利用网络资源，我自己也乐于应用。但前提必须读相关的书，书读多了，才有“史识”、明“史德”、长“史才”，言不孤发，独步同侪也。所以，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傅衣凌教授命我当研究生班主任，照管傅衣凌、韩国磐二位先生的研究生（李伯重、刘敏、杨际平、谢重光、陈铿、魏洪沼、陈明光、陈支平、陈春生、郑振满等），其中傅先生特别交代，要看住他们有没有去图书馆读书。这件事令我永世难忘。傅师关于研究生要去图书馆读书的嘱咐，尤其在当今信息化加速、纸质文献门庭处冷时代，更弥足珍贵。现在想来，这就是学术传统，即所谓文脉也。
研究生只有养成读书习惯，多读各类书籍，就可形成自已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好比古人，挑着满箱的书箱，“虚往实来”，成就可期。
三、行有殊，法则一
研究生的生源各有不同。以厦门大学文科情况而言，有一小部分研究生来自大专毕业生。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或为了寻找更合意的工作岗位，在获得本科毕业资格（如自学考试本科、函授本科等）或同等学力后，即可报考硕士研究生，同样获得硕士毕业资格后即可报考博士研究生。据我的经验，他们因为本科阶段缺乏最重要的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的基础训练，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是很辛苦的。即使是正规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生，多数也有同样问题。
所以，这类学生入学后不宜直接进入论文写作的预热阶段，应有一个过渡阶段，至少一年时间的文献阅读训练、懂点学术史，前者如通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几部（《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后者可在导师指导下通读一些本专业方向的代表作，然后写出读书笔记。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历史是讲哪些人和事的，怎样讲的，本专业方向的代表作是哪几本，有什么特色。有这阶段训练，他才能切身初知历史和历史写作。缺了这一阶段，老师的学位课讲得再好，仍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研究生文献阅读训练这一关，我有时也没有把严，想起来会自责。因为布置任务后，学位课开出了，加上行政事务多，失于督促，有的研究生读了部分著作，有的则蒙混过去了。当然也有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一般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限是三年，延期可至七年，但延期期间不给资助经费。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限一般四年。第一、二年有三四门学位课、选修课和政治理论课，研究生文献阅读的时间有限，他们完成“文献阅读训练”计划也有困难。也就是说我们的培养计划和生源缺陷，不能互补，而是两短。我们知道“行有殊，法则一”的道理，培养对象不同，做法应不同，但质量要求是统一的。可是实际情况呢？导师无法延长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限，即无法支付资助经费，无法承担学生就业竞争压力。这样的两难问题有待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解决了。
四、举一反三，“入微独步”
我曾接触到一些研究生，他们比较强调“专业”，读文学的自以为与历史无关，读历史的自以为与哲学无关，读哲学的以为与经济学无关等等，知识面偏狭状况堪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具体说就是偏难知理。
有一次，我让一位博士生读欧洲艺术史，她把我给她的书拿走，几个月无回音。我问她，她说：“呀，我以为是您送我的！”我解释说：“让你读的。艺术和历史的使命是一致的，都是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你读历史，不仅要看相关的史籍，还要看点艺术史，了解绘画、石刻、雕塑等艺术品所表现的历史。”其实这是很多人熟悉的道理。著名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有很多插图属于名画。
所以，要鼓励多读相关学科著作，甚至跨学科的著作。很多历史资料，只有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解决。如我给研究生讲《汉唐经济史专述论》课程时，分析“均田制”时指出：50年代以来，出于阶级分析要求，认定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从法学角度研究土地法令（田令）则比较忽视。所谓“均田”的“均”，是指实施田令的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指导思想。要从田令的条文去了解汉唐土地法的土地產权特点等问题。就是说，要对田令作法学、经济学的解释，而不是只作意识形态的解释，这样才能切入问题的本质。因此，如果没有法学、经济学的知识，就很难说清土地问题。
又如最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经济与外交战略的展开，关于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热度上升。据个人管见，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既是跨学科研究，又是跨国度、地区研究。因此涉及各国文字文献、碑刻、雕刻、游记、考古遗存等文字、物质的资料。若只从单一文字文献或地域去研究，就易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更重要的是，在陆、海丝绸之路研究中，形而下的物资交换，会带来形而上的遐想，即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形”也。“意”就是表达文明的意蕴。西方经陆、海丝路，而“触景生情”，于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英国和欧洲精英们审美视野中产生了挥之不去的“东方想象”，开始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交流。
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从某种角度看，其实就是“举一反三”的能力。“举一反三”能力的养成是科学研究训练任务之一，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课。大约在十年前，我应邀在南昌陆军学院研究生班作过一次报告，其中讲到历史研究的思维科学化问题，归纳为：①长时段时空观和短时段时空观；②辐射式思维；③逻辑思维；④联想式思维；⑤个性化思维；⑥逆向思维六个方面。②以上几点概括可能有牵强之处，尚祈同行指正，但意在说明科学研究训练重在思维科学化，这一点大概没有问题。所谓“举一反三”，就是思维科学化的通俗表达。思维科学化即为创新过程，“文章自古通造化”（郑板桥诗句），古人所说“造化”，应该就是思维科学化的意思，这样必独步入微见创新。
五、倾耳听殊音，举目望崔嵬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除少数研究生外，多数硕、博士的第二外国语训练不足，第三外国语训练更少。我参加过欧洲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博士生在会上必须用三种语言回答。如果做印度古代史论文，答辩加梵文、印地文等语种。答辩会场殊音绕梁。其次，论文的注释，国外比国内讲究，不但要求详尽、辩误，而且涉及多种语言，必须原文出注。我看过的国内研究生论文中，此两点相差尽远。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原因很多。其一是中学外语语种单一，如荷兰的古典中学，高中生必修三门外语，其中一门是拉丁文。我们至多一门。其二，研究生教育一般不要求学习多种语言。其三，对论文引用国外著作没有具体要求，也许导师自己也少看国外著作，或外语水准差强人意，不怎么重视。其四，汉语的特殊性，难于在外语学习中举一反三（学日文或有此可能）。因为外语水平限制，论文的视野不能开阔，远望不及崔嵬，难于悟诸未悟者。
为了使研究生的外语水平提高到可应用水准，建议研究生外语考试设置质检考试制度，由教育部研究生司直管，分类确定合格线。其次，对指导教师的外语水平，分类提出必要的要求。这个建议估计阻力很大，可否难料。
六、析疑解惑，抗辩求真
我接触过的历史学科研究生硕、博士论文，其弱点之一是缺乏批判精神。论文的字里行间往往充斥百般自谦之辞。导师亦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导学生去触动名家旧说。谁都知道，不破陈说，难有新见。既然破旧如此之难，论文创新只有迂回侧击一途，正面交锋无从谈起。这样，疑难析，惑难解，真相难求。所以，要从导师做起，端正学风，引导研究生，敢于用批判精神激励自己，去析疑解惑，抗辩求真。
当然，要做到研究中坚持批判精神，确实很难的。首先，本身要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否则批判文字会简单化，或以误正误。其次，在相当长时期里，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批判”阴影未散，学术界无法处理好尊师（学术前辈）和学术批判的关系，没有足够勇气挑战成说。我曾有过深刻体会，一篇石敬瑭评价文章，引起二位大师的讨伐，心有余悸，怎能要求研究生义旗高举呢？希望我们的学术界日渐宽容，“百家争鸣”成为常态，有利于青年一代发扬批判精神。
当然，提倡对研究生进行批判精神训练，不等于要求研究生能发现这样大而难的问题，任意推翻旧说，而是训练他们去质疑、辨别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学习研究过程中如何攻坚克难，举一反三，旁敲侧击，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
七、质量控制，尚须努力
关于文科研究生质量问题，坊间亦有议论，时有所闻。其实，质量与上述生源、培养计划、培养方法、学风校风和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有关，不可简单设框划线。总的印象是前紧后松，面宽基弱，创新不足，批判罕见，扩张过度，量重于质。
前紧后松，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质量要求比较严，据本人回忆，李伯重、杨际平等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时，请王仲荦、杨志玖、黄永年等先生审阅和答辩，其论文质量把关是比较严的。而以后，很难这么严格了。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们审阅博士论文时，专家提出几十个问题也不奇怪，曾见过有专家对一篇博士论文提出100多个问题。后来不但问题少了，而且好话反而多起来，说明答辩有时流于形式，或答辩委员仅限于附近学校的同行。参加答辩专家碍于同行的面子，难于直陈问题。当然也有例外的，我指导的两个博士生论文初审就被同门专家否决，发回重做，一年后才通过。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我国文科硕士、博士论文通过率是否太高？虽然这一通过率不可硬性规定，只能由导师和专家決定，但缺少监督机制则是事实，需要考虑完善和切实执行必要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面宽基弱，指的是，因学术交流增加，学术信息量增多，学生知识面拓宽，但限于三年培养期限，上面提到的文献阅读和外语训练弱化，至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学科部分研究生如此。创新不足，这从历年博、硕论文目录可见一斑。我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知道一点外国经济史学者的情况，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他的博士论文《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7年），被公认为一代名著。我没有奢望，有朝一日我们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也能有此成就，但我希望我们博士生论文选题应有特色，可能成为理论创新、论证创新、探索未知领域的佳作。
批判罕见，指目前博硕论文，批判精神不足，这可能和当前学风有关，一时急不得。但是，要知道，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学术生命力。应该鼓励博硕新进们有勇气去清除陈旧的学术成果，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
扩张过度，量重于质。前几年听说有教育大家主张裁减部分博士生导师、撤减部分博士、硕士点。最近披露教育部决定裁减一批博士、硕士点，去博士、硕士“产能”，预示着我国研究生培养由扩张期转入调整期，减产提质，这是好现象，有所期待也。
根据个人的感受，提高文科研究生质量，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导师、研究生共同努力。作为曾经的导师，我认为，指导研究生要在注重基础训练的前提下因材施教，着力开发研究生的特长，鼓励其创新性、批判性思维。所以，对于一个导师来说不必也不应该“子孙满堂”。多了自必会走放羊式培养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某些专业导师，竟然带着二三十位博士生，简直不可思议！在指导研究生数量上，导师应该自律，以免顾此失彼，误人子弟。
以上回忆文字，只是个人管见。目前研究生教育已大有进步，所以有的意见已成无的放矢，仅仅是同行的记忆而已。
[作者简介]郑学檬，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兼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海上丝绸之路探索。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研究生，因材施教，质量
2006年，我指导的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招收的一位博生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从此，我结束了长达20年的历史学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在指导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工作中（包括在国外、境外大学参与研究生教学、指导），多少有点体会，应《历史教学》主编之约，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一、“法无定法”
不管哪个学科，指导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程序、要求，学校、教育部都有文件下达，方针政策比较具体，毋庸赘言。我这里说的“法无定法”是指研究生教学，论文选题、开题、引导过程中的一个指导原则，意思是从实际出发。
“法无定法”这句话，引自云南筇竹寺山门的对联，全联曰：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世外人”指佛门子弟，“非法”指不是公认的修行法门，“非法法也”的意思是：不是公认的修行法门，却是真正的法门，这就是“法无定法”。
我记得那位海外教育学院招收的博生研究生，选题是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由于他的本科、硕士阶段读的是澳大利亚大学的经济管理与计算机学系，懂得西方经济管理理念，又因他是中国人，热爱中国文化，他选择做这个历史课题，未尝不可。但他毕竟缺少中国历史的明清、近代史训练，阅读相关史料只能“一知半解”，不得其门。这样做出的论文，初审便未通过。后来我改变指导方法，以他的外文优势，做《评“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家族企业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结果他读了80多篇相关论著，写出自己的体会，虽然论文结构和逻辑还不理想，但言之有理，通过答辩。“法无定法”在这里体现了研究生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另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曾做过近代海关丁恩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国早期盐务现代化：民国初期盐务改革研究》，由于他成功诠释了这场改革的“两难”困境，论文获得了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省、校优秀博士论文；还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博士论文以运河为主题，结合文学记述，展示其经济意义，论文颇有特色。我支持他们的选题，因为选题能发挥其所长，“法无定法”在这里体现了研究生特别需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
“法无定法”的另一个意义是展现分析方法的独特视角。有一位研究唐至明清潮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博士生，做论文之前多次去汕头等地调查，阅读包括潮州名儒饶宗颐等人著作，史料收集可谓合格，但对人口与美食问题的看法，囿于“阶级属性”分析而难于展开。潮州人口增长与客家移民关系密切，饮食则又与闽南移民和客家移民融合有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移民与饮食一旦形成潮流，就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文化，不能再盯住“阶级属性”，要着重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种文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方可得到合理的结论。最后，她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论文写作，顺利通过答辩，并出版了论文。
论文指导的难点是启发研究生展开第二层次分析，即所谓“研究”。提出问题，多属第一层次分析。我是做经济史研究的，比如商业，如果把商业类型、市镇分布、交换规模一一列出，那只是做了第一层次分析；如果从交换规模变化去讨论价值规律反映，从商业类型、市镇分布去进一步讨论各个行业、地区互为市场和产业链的加长等问题，就进入第二层次分析。当然还可继续深入作第三层次分析。
我注意到，直到现在，一些论著仍停留在第一层次分析上，没有上升到第二层次，如经济学、哲学、文学意义上分析，颇有功夫浅薄之嫌。举个例子说，“茶禅一味”，几乎是许多人挂在嘴角的话，那么，“禅”是何过程？人多不详。《法苑珠林》卷2引《如婆沙论》（中）说禅有初禅、二至四禅、五至九禅。凡人只能修到四禅，要18天时间。圣人从四禅起，修到九禅就是涅槃。所以“茶禅一味”是否指凡人都可做到的四禅？“一味”指四禅所到的“无想天”、是一种忘却尘世的境界、感觉？需要探讨。欲知何以为“禅”，唐代钱起有“尘心析尽兴难尽”句，恰好是“茶禅一味”的最好注脚。所以，如果你在写博士论文，“茶禅一味”的解释就不能简单意会了事，必须从佛学角度作第二层次上的分析，才能“尽兴”也。怎样从第一层次分析转入第二层次分析，就看具體问题如何了，这时往往出现“非法法也”的情况，你的分析必然也是“法无定法”了。
二、“横经荷笈，虚往实来”
“横经荷笈，虚往实来。”是《续高僧传·释洪偃传》里的一句话。我带的研究生里，也有不爱读书的，嫌烦。他们不知道，做学问是一场“苦旅”，读书就是其中一“苦”。我记得做韩国磐教授助手时，他要求研究生读原著，有个研究生问我这么读？（意思是书太多，从何读起。）我说从头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我当时就这样读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但读后，书的内容会渐渐忘记，如再读时，会突然感到曾是相识，颇觉“岁月弥久别有情”（方干《赠萧山彭少府》）。
我说以上几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主要指必要的参考书）并不是要你记住多少知识，而是一种做研究前的必不可少的酝酿过程。我以为，做学问时读史料犹如作画时提笔“晕染”。古代画家张僧繇运用晕染法，用色彩的渐次浓淡来表现物体的透视；我们则通过研读史料，悟出其中奥妙，发现问题，并找到相应答案，而后写出有见解的文字。目前通过网络查找资料比较方便，致使年轻学人先设计文章框架，然后检索相关资料，“组装”成文，极尽“多快好省”之能事，估计“枪手”营生，唯此一技。我不反对利用网络资源，我自己也乐于应用。但前提必须读相关的书，书读多了，才有“史识”、明“史德”、长“史才”，言不孤发，独步同侪也。所以，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傅衣凌教授命我当研究生班主任，照管傅衣凌、韩国磐二位先生的研究生（李伯重、刘敏、杨际平、谢重光、陈铿、魏洪沼、陈明光、陈支平、陈春生、郑振满等），其中傅先生特别交代，要看住他们有没有去图书馆读书。这件事令我永世难忘。傅师关于研究生要去图书馆读书的嘱咐，尤其在当今信息化加速、纸质文献门庭处冷时代，更弥足珍贵。现在想来，这就是学术传统，即所谓文脉也。
研究生只有养成读书习惯，多读各类书籍，就可形成自已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好比古人，挑着满箱的书箱，“虚往实来”，成就可期。
三、行有殊，法则一
研究生的生源各有不同。以厦门大学文科情况而言，有一小部分研究生来自大专毕业生。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或为了寻找更合意的工作岗位，在获得本科毕业资格（如自学考试本科、函授本科等）或同等学力后，即可报考硕士研究生，同样获得硕士毕业资格后即可报考博士研究生。据我的经验，他们因为本科阶段缺乏最重要的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的基础训练，攻读博士学位阶段，是很辛苦的。即使是正规师范学院本科毕业生，多数也有同样问题。
所以，这类学生入学后不宜直接进入论文写作的预热阶段，应有一个过渡阶段，至少一年时间的文献阅读训练、懂点学术史，前者如通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几部（《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后者可在导师指导下通读一些本专业方向的代表作，然后写出读书笔记。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历史是讲哪些人和事的，怎样讲的，本专业方向的代表作是哪几本，有什么特色。有这阶段训练，他才能切身初知历史和历史写作。缺了这一阶段，老师的学位课讲得再好，仍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
研究生文献阅读训练这一关，我有时也没有把严，想起来会自责。因为布置任务后，学位课开出了，加上行政事务多，失于督促，有的研究生读了部分著作，有的则蒙混过去了。当然也有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一般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限是三年，延期可至七年，但延期期间不给资助经费。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限一般四年。第一、二年有三四门学位课、选修课和政治理论课，研究生文献阅读的时间有限，他们完成“文献阅读训练”计划也有困难。也就是说我们的培养计划和生源缺陷，不能互补，而是两短。我们知道“行有殊，法则一”的道理，培养对象不同，做法应不同，但质量要求是统一的。可是实际情况呢？导师无法延长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限，即无法支付资助经费，无法承担学生就业竞争压力。这样的两难问题有待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解决了。
四、举一反三，“入微独步”
我曾接触到一些研究生，他们比较强调“专业”，读文学的自以为与历史无关，读历史的自以为与哲学无关，读哲学的以为与经济学无关等等，知识面偏狭状况堪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具体说就是偏难知理。
有一次，我让一位博士生读欧洲艺术史，她把我给她的书拿走，几个月无回音。我问她，她说：“呀，我以为是您送我的！”我解释说：“让你读的。艺术和历史的使命是一致的，都是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你读历史，不仅要看相关的史籍，还要看点艺术史，了解绘画、石刻、雕塑等艺术品所表现的历史。”其实这是很多人熟悉的道理。著名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有很多插图属于名画。
所以，要鼓励多读相关学科著作，甚至跨学科的著作。很多历史资料，只有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解决。如我给研究生讲《汉唐经济史专述论》课程时，分析“均田制”时指出：50年代以来，出于阶级分析要求，认定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从法学角度研究土地法令（田令）则比较忽视。所谓“均田”的“均”，是指实施田令的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指导思想。要从田令的条文去了解汉唐土地法的土地產权特点等问题。就是说，要对田令作法学、经济学的解释，而不是只作意识形态的解释，这样才能切入问题的本质。因此，如果没有法学、经济学的知识，就很难说清土地问题。
又如最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经济与外交战略的展开，关于丝绸之路历史的研究热度上升。据个人管见，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既是跨学科研究，又是跨国度、地区研究。因此涉及各国文字文献、碑刻、雕刻、游记、考古遗存等文字、物质的资料。若只从单一文字文献或地域去研究，就易断章取义、一叶障目。更重要的是，在陆、海丝绸之路研究中，形而下的物资交换，会带来形而上的遐想，即所谓“得鱼忘筌，得意忘形”也。“意”就是表达文明的意蕴。西方经陆、海丝路，而“触景生情”，于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英国和欧洲精英们审美视野中产生了挥之不去的“东方想象”，开始了东西方文明的深度交流。
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从某种角度看，其实就是“举一反三”的能力。“举一反三”能力的养成是科学研究训练任务之一，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课。大约在十年前，我应邀在南昌陆军学院研究生班作过一次报告，其中讲到历史研究的思维科学化问题，归纳为：①长时段时空观和短时段时空观；②辐射式思维；③逻辑思维；④联想式思维；⑤个性化思维；⑥逆向思维六个方面。②以上几点概括可能有牵强之处，尚祈同行指正，但意在说明科学研究训练重在思维科学化，这一点大概没有问题。所谓“举一反三”，就是思维科学化的通俗表达。思维科学化即为创新过程，“文章自古通造化”（郑板桥诗句），古人所说“造化”，应该就是思维科学化的意思，这样必独步入微见创新。
五、倾耳听殊音，举目望崔嵬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除少数研究生外，多数硕、博士的第二外国语训练不足，第三外国语训练更少。我参加过欧洲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博士生在会上必须用三种语言回答。如果做印度古代史论文，答辩加梵文、印地文等语种。答辩会场殊音绕梁。其次，论文的注释，国外比国内讲究，不但要求详尽、辩误，而且涉及多种语言，必须原文出注。我看过的国内研究生论文中，此两点相差尽远。
目前历史学科研究生外语水准偏低原因很多。其一是中学外语语种单一，如荷兰的古典中学，高中生必修三门外语，其中一门是拉丁文。我们至多一门。其二，研究生教育一般不要求学习多种语言。其三，对论文引用国外著作没有具体要求，也许导师自己也少看国外著作，或外语水准差强人意，不怎么重视。其四，汉语的特殊性，难于在外语学习中举一反三（学日文或有此可能）。因为外语水平限制，论文的视野不能开阔，远望不及崔嵬，难于悟诸未悟者。
为了使研究生的外语水平提高到可应用水准，建议研究生外语考试设置质检考试制度，由教育部研究生司直管，分类确定合格线。其次，对指导教师的外语水平，分类提出必要的要求。这个建议估计阻力很大，可否难料。
六、析疑解惑，抗辩求真
我接触过的历史学科研究生硕、博士论文，其弱点之一是缺乏批判精神。论文的字里行间往往充斥百般自谦之辞。导师亦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导学生去触动名家旧说。谁都知道，不破陈说，难有新见。既然破旧如此之难，论文创新只有迂回侧击一途，正面交锋无从谈起。这样，疑难析，惑难解，真相难求。所以，要从导师做起，端正学风，引导研究生，敢于用批判精神激励自己，去析疑解惑，抗辩求真。
当然，要做到研究中坚持批判精神，确实很难的。首先，本身要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否则批判文字会简单化，或以误正误。其次，在相当长时期里，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学术批判”阴影未散，学术界无法处理好尊师（学术前辈）和学术批判的关系，没有足够勇气挑战成说。我曾有过深刻体会，一篇石敬瑭评价文章，引起二位大师的讨伐，心有余悸，怎能要求研究生义旗高举呢？希望我们的学术界日渐宽容，“百家争鸣”成为常态，有利于青年一代发扬批判精神。
当然，提倡对研究生进行批判精神训练，不等于要求研究生能发现这样大而难的问题，任意推翻旧说，而是训练他们去质疑、辨别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学习研究过程中如何攻坚克难，举一反三，旁敲侧击，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
七、质量控制，尚须努力
关于文科研究生质量问题，坊间亦有议论，时有所闻。其实，质量与上述生源、培养计划、培养方法、学风校风和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有关，不可简单设框划线。总的印象是前紧后松，面宽基弱，创新不足，批判罕见，扩张过度，量重于质。
前紧后松，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质量要求比较严，据本人回忆，李伯重、杨际平等攻读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时，请王仲荦、杨志玖、黄永年等先生审阅和答辩，其论文质量把关是比较严的。而以后，很难这么严格了。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们审阅博士论文时，专家提出几十个问题也不奇怪，曾见过有专家对一篇博士论文提出100多个问题。后来不但问题少了，而且好话反而多起来，说明答辩有时流于形式，或答辩委员仅限于附近学校的同行。参加答辩专家碍于同行的面子，难于直陈问题。当然也有例外的，我指导的两个博士生论文初审就被同门专家否决，发回重做，一年后才通过。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我国文科硕士、博士论文通过率是否太高？虽然这一通过率不可硬性规定，只能由导师和专家決定，但缺少监督机制则是事实，需要考虑完善和切实执行必要的、有效的监督机制。
面宽基弱，指的是，因学术交流增加，学术信息量增多，学生知识面拓宽，但限于三年培养期限，上面提到的文献阅读和外语训练弱化，至少中国古代史、专门史学科部分研究生如此。创新不足，这从历年博、硕论文目录可见一斑。我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知道一点外国经济史学者的情况，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他的博士论文《菲利普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7年），被公认为一代名著。我没有奢望，有朝一日我们这一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也能有此成就，但我希望我们博士生论文选题应有特色，可能成为理论创新、论证创新、探索未知领域的佳作。
批判罕见，指目前博硕论文，批判精神不足，这可能和当前学风有关，一时急不得。但是，要知道，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学术生命力。应该鼓励博硕新进们有勇气去清除陈旧的学术成果，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
扩张过度，量重于质。前几年听说有教育大家主张裁减部分博士生导师、撤减部分博士、硕士点。最近披露教育部决定裁减一批博士、硕士点，去博士、硕士“产能”，预示着我国研究生培养由扩张期转入调整期，减产提质，这是好现象，有所期待也。
根据个人的感受，提高文科研究生质量，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导师、研究生共同努力。作为曾经的导师，我认为，指导研究生要在注重基础训练的前提下因材施教，着力开发研究生的特长，鼓励其创新性、批判性思维。所以，对于一个导师来说不必也不应该“子孙满堂”。多了自必会走放羊式培养的路子。20世纪90年代某些专业导师，竟然带着二三十位博士生，简直不可思议！在指导研究生数量上，导师应该自律，以免顾此失彼，误人子弟。
以上回忆文字，只是个人管见。目前研究生教育已大有进步，所以有的意见已成无的放矢，仅仅是同行的记忆而已。
[作者简介]郑学檬，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兼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海上丝绸之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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