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代价：16～18世纪英国森林的变迁
[摘要]16～18世纪是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是英国崛起的开端，然而其森林覆盖率却不断下滑。这一局面的出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暴露出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和文化观念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进步观念影响下征服森林的主流价值观对英国的森林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应对森林滥伐导致的木材短缺，英国一方面将木材压力转嫁给各殖民地，另一方面提倡植树造林，森林保护思想开始萌芽。
[关键词]王室森林，森林破坏，资源保护
16-18世纪是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英国从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重要开端。以往史学界对这一转型时期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圈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著述颇丰，二是从经济史的视角运用现代化理论对农业革命和原工业化的研究日益深入，然而对经济转型和国家崛起对英国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关注较少。
16世纪初英格兰至少有400万英亩林地，埃平森林和阿尔丁地区的大片森林、舍伍德森林、迪恩森林、威奇伍德森林以及其他享有盛誉的林地，曾经都真实存在着。不列颠南部的木材出口贸易从14世纪开始兴盛，一直持续到亨利八世时期，每年有600艘船运载木材到英国的加莱属地，埃塞克斯郡的木材出口到法国布伦港。然而到1688年只余下300万英亩，18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总共还有不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诗人迈克尔·德雷顿在长诗《多福之国》中哀叹近代早期不列颠岛森林的消失，被称作英国版“寂静的春天”。威廉·哈里森在《英国纪事》一书中写道，伊丽莎白时期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森林面积急剧下滑，以致于“有人骑马飞驰十几英里也看不到一片森林”。近代早期英国森林面积锐减的状况缘何产生？与当时英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有什么关系？亨利·达比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英国历史上的森林滥伐问题，剑桥大学林学系教授奥利弗·拉克姆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了英国森林景观的变化。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分析16-18世纪英国森林破坏的原因，进而探讨木材短缺刺激下英国森林保护
一、转型时期英国的森林退化
中古时期，英国王室控制着大片森林，供国王狩猎，森林成为特权和荣誉的象征。同时，森林满足了当地居民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下层民众享有收集柴火、修理房屋等共有权。这两种森林利用方式对森林资源的消耗较少，且比较容易恢复。然而從16世纪开始，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加。当时煤的开采尚十分有限，木炭是冶铁业等蓬勃发展的乡村工业的主要能源基础。与此同时，海洋贸易的发展和海上霸权的争夺促进了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对木材的需求急剧增加。森林成为近代早期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作“木质时代”。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森林资源日益商品化，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羊毛和谷物价格上涨的刺激下，近代早期圈地运动迅速发展，有的将敞田围圈起来，有的圈占森林、沼泽等荒地，大片树林被连根掘出，辟为谷物的种植地和牲畜的饲料场。1553年威廉·乔姆利指出，对牛羊牧场的贪婪追逐使得此前30年间大量树木被连根拔起。1641年，诺丁汉郡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难以尽数的悦目的橡树”在他有生之年被“放牧在绿毯上的”绵羊和公牛吞噬殆尽。1600～1790年间，诺福克经历了农业革新和繁荣，却丧失了3/4的林地。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农学家对这种乡村景观变迁持一种肯定和赞同的态度，如17世纪的农学家沃尔特·布利斯写道：“华威郡的西部、伍斯特郡的北部、斯坦福德郡、什罗普郡、德比郡以及约克郡的森林地带如今被圈占，变成景色可观的谷物之乡。”圈地运动不仅使大量小农失去土地，同时也意味着对森林、沼泽地的开垦，是一个与树争地、与水争地的过程，大大减少了木材储备。
除了农牧业扩张，近代早期冶铁业、玻璃制造业等乡村工业的发展是近代英国森林破坏的另一个主因。冶铁所需的燃料是木炭，对森林资源消耗很大，制造一吨铁需要12公顷的森林一年所产出的树木。冶铁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往往位于森林地带，在威尔德地区，“萨塞克斯、萨里郡和肯特郡之前生长着繁茂的橡树和山毛榉，在不到30年的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令人担忧，长此以往森林将消失殆尽”。1560年德比郡的达菲尔德森林有59412棵大橡树和32820棵小橡树。27年后，铅矿冶炼厂砍伐了56658棵大橡树和29788棵小橡树，93%的树木消失。诺森伯兰伯爵砍伐了庄园的大批树木出售给附近10家冶铁厂和12家玻璃制造厂。
16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造船业也对英国的森林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消耗。1664～1667年，肯特郡为查塔姆造船厂提供橡木2810吨，榆木854吨。1663-1668年，爱丽丝霍尔特森林、霍特尔伍德森林以及沃尔瑟姆森林为德特福德和伍尔维奇造船厂提供了6050吨木材。建造一艘三级战舰需要3200车栎木和400车榆木，军用造船厂每年要消费22000车木材。英法七年战争之际，英国新增战列舰数十艘，进一步加剧了森林消耗的速度。调查显示，从1608～1783年间王室森林的橡树数量明显下滑，新森林从123927棵降至32611棵，威奇伍德森林从51046棵减少到5211棵，萨尔塞伊森林从15274棵降到2918棵。1608年舍伍德森林的橡树多达23370棵；到了1783年骤降为1368棵。
与英格兰相比，威尔土地区的森林破坏也相当严重。格拉摩根郡的森林即将消耗殆尽，克兰布鲁克地区6500英亩的森林遭砍伐，格拉斯库德林地也存在大量砍伐森林的现象。18世纪初蒙特格马利的树木还相当可观，以致人人都用最好的木材烧火，大约在1730～1740年间，海军开始了对此地橡树林的大规模采伐。
综上，16～18世纪英国的农牧业扩张、工业发展抑或海上力量的兴起均依赖于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消耗了英国大量的森林资源。在光秃秃的斯塔福德郡的斜坡上，在柴郡和兰开郡平原上……到18世纪，凡有过森林的地方，古代森林的残余已差不多清除尽净了。森林破坏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后果，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居环境，原来栖息于森林的野生动物的数量明显减少，甚至走向灭绝。1730年英格兰最后一只狍鹿死亡，松鸡灭绝的时间大致在1770年，苏格兰红松鼠于1810年灭绝。臭鼬的数量明显减少，曾经数量繁多的松貂的生存范围也只限于湖区、北威尔士和苏格兰西北地区。
二、英国森林退化的政策因素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自然界的变化，然而自然现象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因素，国家政策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迁，不合理的政策往往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威胁。伴随着森林资源的商品化，英国传统上维护王室狩猎权和民众共有权的森林管理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当狩猎权与王室财政收入发生矛盾时，狩猎权往往让位于王室收入与经济发展需求。由于森林附着于土地之上的特性，森林资源管理往往与国家的土地政策息息相关。近代早期是英国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自由土地所有制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英国土地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土地政策的演变对英国森林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对教会土地的处置拉开了英国土地政策变化的序幕。宗教改革时期，议会颁布了解散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的法令，将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转交给王国政府。为充实国库，增加财政收入，亨利八世随即出售大批教会地产，许多地产落人地方贵族和乡绅之手，促进了近代早期英国大地产的形成。教会地产上生长繁茂的林木成为土地所有者手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莱尔勋爵由于经营大量被没收的修道院地产上的橡木贸易，而被作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木材批发商载入史册。塞克斯郡罗伯茨布里奇修道院的广阔森林让威廉·西德尼爵士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铁器制造商。
受价格革命的影响，再加上庞大的战争和行政开支，近代早期英王室经常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为增加王室收入，英国逐渐调整森林政策，将森林出租或者出售给王室大臣。他们杀死猎物，砍伐并卖掉树木，将土地围圈成几块，再将这些围圈的成块土地分别出租以种植作物或者放牧牲畜。伊丽莎白一世将艾伦代尔、海伍德、珀贝克森林授予克里斯托夫·哈顿爵士。杜菲尔德森林1560年拥有大橡树59412棵，小型橡树32820棵；而到了1587年，大橡树减少到2864棵，小橡树仅剩3032棵……经皇室授权在苏塞克斯郡的圣雷纳德森林砍伐了100多万立方英尺的木材。
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财政大臣罗伯特·塞西尔提出，“如果国王向5000位约曼农每人出租100英亩林地，按年租金20英镑计算，国王每年可得租金10万英镑”。1609年，王室通过出售费克纳姆森林的1600棵树获益1100英镑，之后又通过出售该林区的土地获益821英镑，越来越多的森林遭砍伐。此外，詹姆士一世还将尼科尔森林授予坎伯兰伯爵，莱菲尔德森林授予伯明翰公爵，并将威尔特郡奇彭纳姆和布莱克穆尔森林予以出租。
查理一世上台后进一步加剧了对王室森林的开发，枢密院提议仅保留18处森林用于狩猎，将另外48处森林进行出售或者出租。莱斯特森林、舍伍德森林、罗什森林、多塞特郡吉灵厄姆森林和威尔特郡布莱顿森林陆续遭采伐。约翰·莫当特勋爵以1000多英镑的价格获得了罗金汉姆森林。查理一世将怀特伍德森林授予北安普敦伯爵，协议中许诺北安普敦伯爵可以砍伐树木，甚至将林地转化成牧场或者农场。01630年代查理一世以18000镑的售价将整片迪恩森林出售给约翰·温特爵士，仅在一年内，他就砍掉森林1/3的树林，包括那些最上品、最古老的阔叶树。查理一世还将牛津郡的沙特欧瓦森林和斯托森林授予了林赛伯爵，将达勒姆郡的乔布威尔森林授予亨利·文恩爵士。通过森林政策的调整，林地日益落人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农民传统的共有权利被剥夺，他们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和木材，传统维生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考察近代早期的英国森林政策，还应将其置于当时国家整体的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崛起的背景下，森林资源保护让位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近代早期英国的森林政策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基本上满足了这些民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基础，与英国经济上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一致的。重商主义提倡发展国内的民族工业，强调增强自给能力以减少进口，从而保证本民族的经济利益。国王们以各种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以及法令和策略适应着经济民族主义的需要，政府颁布各项进出口关税政策扶植国内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鼓励发展民族经济，支持能使英国致富的商业活动，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法案，并颁发了诸多特许状。在政策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保护下，这一时期英国的冶铁业、炼铜业、酿造业、玻璃制造业、制盐业等均从依赖进口转向了自主生产。1568年成立了皇家矿业公司和矿物与金属器皿公司，主要进行铜的冶炼。17世纪英国制造的玻璃器皿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在国外市场上享有盛誉，同一时期英国也从一个食盐进口國转变为出口国。这些民族工业为英国崛起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木炭是这些行业发展的基本燃料，塞西尔曾派人到肯特郡搜寻木材作为盐场的燃料。查理一世将迪恩森林约3000英亩林地授权给王室大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发展畜牧业、冶铁业、采煤业和焦炭业。
综上，近代早期是英国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时期，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统治者的求强与工商业者的求富相结合，融合成为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追求。近代早期英国通过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为英国从原工业化走向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教会土地处置与王室森林开发等土地政策的调整，实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到自由土地所有制的转变。这些政策一方面为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地以及附属于土地之上的木材等自然资源，成为英国经济腾飞的开端，另一方面无不加剧了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对于英国森林的破坏与浪费起到了纵容和姑息的作用。
三、英国森林退化的思想根源
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面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潮，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过渡，进步、贸易、国家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整个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包括对森林的观念均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的态度和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创造历史和塑造环境的是具体的人类行为，但这些行为的基础却是人类的思想和信仰，环境问题的产生在于人们行动所依据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与世界观。
首先，近代以来进步观念逐步形成并被人们不断接受。在进步观念的主导下，森林代表着野蛮与落后，是文明的对立面，未被开垦的林地是人类进步的障碍，只有把人类从森林中带出来，才能走向文明。农业和森林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两极，砍树是为进步而战，是农业改进的手段。农业的扩展可以为穷人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生活得更富足、更舒适、更愉悦。近代早期新的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越来越乐观，对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充满信心，使得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改变环境以满足人类需求，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思考，为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增长和进步的思潮。通过开荒毁林来发展农牧业代表着生产力的进步，象征着文明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莫顿心安理得地论述北安普敦郡没有什么林地：“在一个都是文明居民的国度”不能容忍木材生长，“它必须让位给与生活发生更直接关系的田野与牧场”。
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在当时人们看来，肥沃多产、井然有序的良田被看作是最美的风景，“肥壮的牲畜在吃草的富饶草地或者丰收的场景，胜过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最壮美的风景”。相比之下，人们认为“在文明国家，树木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树木遮挡庄稼的阳光、易于隐藏害虫并占用具有生产潜力的土地。
弗朗西斯·培根视前科学时期的人如野蛮人，认为在自然中的人是粗俗又可怜的，生活在现代的文明人则可以运用科学“改善人类生活，创造人们的幸福和减轻他们的痛苦”。因此，培根期望尽快将各处的自然野地转变成文明昌盛之地，这就为进步观念主导下开发自然的活动提供了合理性和伦理支持。作为培根征服自然思想的忠实信仰者，约翰·洛克称居住在都市的人们“文明和有理性”，而山林的栖居者“非理性和没有教养”。他认为：“完全听其自然而未经放牧、耕种或栽培的土地名副其实地叫做荒地，并且我们会发现它的好处几乎是等于零。”洛克坚决主张开发土地才是对土地的基本使用，人可以通过劳动征服自然。
其次，近代早期关于商品和市场的观念日益成熟，追逐经济利润逐渐成为英国的社会风气。在近代英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结构划分由封建的等级地位向经济地位过渡，经济地位逐渐成为阶级划分的依据。中产阶级通过转租、购买和承租的方式，逐渐将土地集中起来，把土地以及附属于土地的动植物资源作为经营和开发的对象，以市场为导向，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约翰·雷表达了当时社会对金钱的看法：“没有金钱的地方，人就是野蛮的和不开化的……就像只会到处觅食的野兽。”经济利润成为衡量土地价值的尺度，增加土地的产出成为管理和经营土地的唯一目的，“地球变成为经济进步而必欲榨取的藏私之地”。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世纪传统的土地观念向着现代土地观念变化，土地不再是政治地位的象征，而是产生经济利润的手段。森林成为攫取财富的工具，林木成为了早期工业活动的重要资源，林地的经济价值逐渐被重视和利用。“森林就是一个储钱罐，他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砍伐树木出售，从而获得收益。……这既可以为农业耕作提供新的土地，又可以为工业提供燃料，为建筑业和造船业提供木材。”鉴于林业生产的特殊性，生长周期往往比较长，有时甚至超出人的寿命期限，投资林业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回报，资金周转缓慢。“维持林地每年每亩地可获利三先令四便士，而将林地转化成牧场利润可达到十先令”，因此树木被称作是“有害的杂草”。牲畜和庄稼的增长代表着抽象的金钱价值，人们拥有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它卖出，获得利润，只要林地开垦为农业或牧场的价值加上木材出售的价值大于其砍伐成本，树木就会遭砍伐。
英国的森林观随着英国的对外扩张不断向世界范围传播，影响着殖民地的开发进程，并为殖民者剥夺美洲土著人土地权和侵占印度辽阔的土地提供了理论根据。当英国殖民者来到新英格兰伊始，看到的是布满原始森林的荒野，他们认为没有征服并开垦土地的印第安人无权阻止其他人这样做。于是便开始销毁树木，开始发展他们熟悉的定居农业，森林转变为富裕农夫生存的田野和草原，这一过程被殖民者认为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不是“毁林开荒”，而是“种植业的进步”。
四、森林保护思想的缘起
近代早期森林滥伐导致的木材短缺问题萦绕着英国，在此背景下森林保护思想开始萌芽，为自然保护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从16世纪末开始，全球气候处于小冰期，英国气候寒冷，农业歉收。农学家阿瑟·斯坦迪什指出了森林滥伐与农业歉收的关系，森林滥伐导致薪柴短缺，贫农不得不燃烧稻草和粪肥，降低了土壤肥力，作物产量因之下降。斯坦迪什谴责了对森林的消耗和对林木种植的忽视，认为林木种植应予以法律保护，提出政府应鼓励人们，在每亩地上种上一些树或者播种一些橡树种子。之后又出版《林木种植的新方向》，提倡植树造林防范英国木材储备耗尽。
近代早期的森林保护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军木材短缺问题，海战频繁为这一时期的森林保护意识打上了时代烙印。自从都鐸王朝以来，英国海军所用的木材供应一直是让人紧张的大事情……因为他们是建造大英海军必不可缺的原料。由于找不到足够的木材通常使得战舰的建造推迟数月甚至数年，甚至被迫削减战舰建造计划。每逢大规模海战发生之际，木材短缺问题显得更加尖锐，海军将领对木材短缺问题有着切身体会。英西战争之际，英国舰队司令霍华德·埃芬厄姆勋爵对伊丽莎白女王授权砍伐森林深感忧虑，“那里本是建造和修缮国家之珍宝——战舰的地方”。英荷战争时期，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惊呼：“上帝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木材。”
查理二世复辟后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而海军委员会却对木材短缺问题深感忧虑。皇家学会成员约翰·伊夫林写道：“我们的森林无疑是国家财富和荣耀的最大宝库，我们的橡树是永恒与幸福的最可靠的神龛，是航海的唯一支柱，而航海可以使我们国家经济繁荣，并占据海外霸权。”吁是，伊夫林提出对自然进行“明智的管理性保护”的思想，并宣称植树几乎是每一位绅士重要的职责，为海军植树是爱国行为。基于为海军提供木材储备的需求，1668年议会通过了《迪恩森林保护与种植法案》，专门划出11000英亩用于种植橡树，这是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官方种植法案。1698年针对新森林颁布了类似法案，划拨2000英亩种植橡树，之后每年增加200英亩，连续种植20年。此后，埃德蒙·韦德、威廉·汉伯里、罗杰·费希尔均从维持海军与造船业的角度出发，提倡植树造林，为海军造船厂提供木材。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深知橡树对海军的重要，多次考察橡树种植地区，亲自向议会写信要求重视橡树资源的培育和保护。
18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公众的自然观悄然发生变化，对森林态度的转变推动着英国大范围的植树活动。威廉·吉尔平在三卷本的《论森林景色》中写道，毫不夸张地说，树木是地球赐予人类最壮观、最美丽的礼物……山峦、鲜花等都无法与之媲美。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威廉·华兹华斯写过一首题为“生动美丽大树的倒掉”的诗，“多么壮丽的外形，如何忍心摧毁”。乡村游吟詩人约翰·克莱尔哀叹圈地运动对其故乡海尔普斯顿林地的破坏：“被清除的树木啊，让我深深叹息……无知和财富所到之处，树木纷纷倒下。紧挨草地的老橡树啊，永别了！”“光秃秃的草地啊，如此凄凉，如此陌生！暴风雨无情地敲打着你赤裸的胸膛，没有树木替你遮风挡雨，没有家园供你休憩！”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私人植树规模日渐增长，德比郡从18世纪中叶开始了大规模的树木种植。威尔特郡塞尔伯恩伯爵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植树15万棵，诺福克郡霍尔科姆地区在1782～1805年间种植树木多达200万棵。从1757年开始，皇家艺术促进协会颁发金银奖章鼓励植树，据估计，到1821年奖励政策总共鼓励植树达5000万棵之多。种植林面积的扩展显著改善了动物的生存环境，鸽子的数量明显增加，濒临灭绝的红松鼠有了显著的恢复，多塞特郡重新引进了赤鹿。
18世纪下半叶森林保护观念的转变为此后政府政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875年，议会下院特别委员会提出，新森林称得上是英格兰唯一幸存的原始森林，是全国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无价之宝，应保护其自然之美。1877年通过《新森林法案》，使得该地区的自然风光得以保存。1878年《埃平森林法案》的通过制止了对埃平森林的圈占，并于四年后对公众免费开放，成为公众休闲的公共空间。森林的生态价值也逐渐开始为人所知，如涵养水源保持土壤、防止沙尘、防御海岸侵蚀等。1909年议会上院委员会提出将植树造林作为治理海岸侵蚀的手段，提议开展一年一度种植15万英亩的大型植树活动。随着政府的不断介入，人工造林工作迅速展开，英国森林覆盖率开始逐渐回升。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森林破坏问题十分关注，并力图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马克思曾说：“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恩格斯也曾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我们理解16～18世纪英国森林的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近代早期英国农牧业扩张、工业发展抑或海上力量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消耗了英国大量的森林资源，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居环境。森林破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暴露出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和文化观念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进步观念影响下征服森林的主流价值观对近代早期英国森林的退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应对森林滥伐导致的木材短缺，英国一方面将木材短缺的压力向各殖民地转移，另一方面提倡植树造林，森林保护思想开始萌芽，成为早期自然保护运动的先声。18世纪下半叶公众森林观念的转变为此后政府政策的转向奠定了基础，随着政府的不断介入，人工造林工作迅速展开，英国森林覆盖率开始逐渐回升。可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实现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做出改变。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近现代以来正是在控制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和观念的影响之下，人类生态环境才不断恶化。因此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应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只有改变不合理的自然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加上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才能最终摆脱今日之生态危局。
[作者简介]李鸿美，南开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环境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王室森林，森林破坏，资源保护
16-18世纪是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英国从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重要开端。以往史学界对这一转型时期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圈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著述颇丰，二是从经济史的视角运用现代化理论对农业革命和原工业化的研究日益深入，然而对经济转型和国家崛起对英国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带来的巨大压力关注较少。
16世纪初英格兰至少有400万英亩林地，埃平森林和阿尔丁地区的大片森林、舍伍德森林、迪恩森林、威奇伍德森林以及其他享有盛誉的林地，曾经都真实存在着。不列颠南部的木材出口贸易从14世纪开始兴盛，一直持续到亨利八世时期，每年有600艘船运载木材到英国的加莱属地，埃塞克斯郡的木材出口到法国布伦港。然而到1688年只余下300万英亩，180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总共还有不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诗人迈克尔·德雷顿在长诗《多福之国》中哀叹近代早期不列颠岛森林的消失，被称作英国版“寂静的春天”。威廉·哈里森在《英国纪事》一书中写道，伊丽莎白时期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森林面积急剧下滑，以致于“有人骑马飞驰十几英里也看不到一片森林”。近代早期英国森林面积锐减的状况缘何产生？与当时英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有什么关系？亨利·达比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英国历史上的森林滥伐问题，剑桥大学林学系教授奥利弗·拉克姆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了英国森林景观的变化。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环境史的研究视角分析16-18世纪英国森林破坏的原因，进而探讨木材短缺刺激下英国森林保护
一、转型时期英国的森林退化
中古时期，英国王室控制着大片森林，供国王狩猎，森林成为特权和荣誉的象征。同时，森林满足了当地居民维持生计的基本需求，下层民众享有收集柴火、修理房屋等共有权。这两种森林利用方式对森林资源的消耗较少，且比较容易恢复。然而從16世纪开始，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加。当时煤的开采尚十分有限，木炭是冶铁业等蓬勃发展的乡村工业的主要能源基础。与此同时，海洋贸易的发展和海上霸权的争夺促进了造船业的迅速发展，对木材的需求急剧增加。森林成为近代早期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作“木质时代”。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森林资源日益商品化，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羊毛和谷物价格上涨的刺激下，近代早期圈地运动迅速发展，有的将敞田围圈起来，有的圈占森林、沼泽等荒地，大片树林被连根掘出，辟为谷物的种植地和牲畜的饲料场。1553年威廉·乔姆利指出，对牛羊牧场的贪婪追逐使得此前30年间大量树木被连根拔起。1641年，诺丁汉郡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难以尽数的悦目的橡树”在他有生之年被“放牧在绿毯上的”绵羊和公牛吞噬殆尽。1600～1790年间，诺福克经历了农业革新和繁荣，却丧失了3/4的林地。当时大部分人尤其是农学家对这种乡村景观变迁持一种肯定和赞同的态度，如17世纪的农学家沃尔特·布利斯写道：“华威郡的西部、伍斯特郡的北部、斯坦福德郡、什罗普郡、德比郡以及约克郡的森林地带如今被圈占，变成景色可观的谷物之乡。”圈地运动不仅使大量小农失去土地，同时也意味着对森林、沼泽地的开垦，是一个与树争地、与水争地的过程，大大减少了木材储备。
除了农牧业扩张，近代早期冶铁业、玻璃制造业等乡村工业的发展是近代英国森林破坏的另一个主因。冶铁所需的燃料是木炭，对森林资源消耗很大，制造一吨铁需要12公顷的森林一年所产出的树木。冶铁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往往位于森林地带，在威尔德地区，“萨塞克斯、萨里郡和肯特郡之前生长着繁茂的橡树和山毛榉，在不到30年的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令人担忧，长此以往森林将消失殆尽”。1560年德比郡的达菲尔德森林有59412棵大橡树和32820棵小橡树。27年后，铅矿冶炼厂砍伐了56658棵大橡树和29788棵小橡树，93%的树木消失。诺森伯兰伯爵砍伐了庄园的大批树木出售给附近10家冶铁厂和12家玻璃制造厂。
16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造船业也对英国的森林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消耗。1664～1667年，肯特郡为查塔姆造船厂提供橡木2810吨，榆木854吨。1663-1668年，爱丽丝霍尔特森林、霍特尔伍德森林以及沃尔瑟姆森林为德特福德和伍尔维奇造船厂提供了6050吨木材。建造一艘三级战舰需要3200车栎木和400车榆木，军用造船厂每年要消费22000车木材。英法七年战争之际，英国新增战列舰数十艘，进一步加剧了森林消耗的速度。调查显示，从1608～1783年间王室森林的橡树数量明显下滑，新森林从123927棵降至32611棵，威奇伍德森林从51046棵减少到5211棵，萨尔塞伊森林从15274棵降到2918棵。1608年舍伍德森林的橡树多达23370棵；到了1783年骤降为1368棵。
与英格兰相比，威尔土地区的森林破坏也相当严重。格拉摩根郡的森林即将消耗殆尽，克兰布鲁克地区6500英亩的森林遭砍伐，格拉斯库德林地也存在大量砍伐森林的现象。18世纪初蒙特格马利的树木还相当可观，以致人人都用最好的木材烧火，大约在1730～1740年间，海军开始了对此地橡树林的大规模采伐。
综上，16～18世纪英国的农牧业扩张、工业发展抑或海上力量的兴起均依赖于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消耗了英国大量的森林资源。在光秃秃的斯塔福德郡的斜坡上，在柴郡和兰开郡平原上……到18世纪，凡有过森林的地方，古代森林的残余已差不多清除尽净了。森林破坏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后果，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居环境，原来栖息于森林的野生动物的数量明显减少，甚至走向灭绝。1730年英格兰最后一只狍鹿死亡，松鸡灭绝的时间大致在1770年，苏格兰红松鼠于1810年灭绝。臭鼬的数量明显减少，曾经数量繁多的松貂的生存范围也只限于湖区、北威尔士和苏格兰西北地区。
二、英国森林退化的政策因素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从表面上看是自然界的变化，然而自然现象的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因素，国家政策影响着自然环境的变迁，不合理的政策往往是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真正威胁。伴随着森林资源的商品化，英国传统上维护王室狩猎权和民众共有权的森林管理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当狩猎权与王室财政收入发生矛盾时，狩猎权往往让位于王室收入与经济发展需求。由于森林附着于土地之上的特性，森林资源管理往往与国家的土地政策息息相关。近代早期是英国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自由土地所有制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英国土地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土地政策的演变对英国森林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对教会土地的处置拉开了英国土地政策变化的序幕。宗教改革时期，议会颁布了解散修道院、没收修道院财产的法令，将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转交给王国政府。为充实国库，增加财政收入，亨利八世随即出售大批教会地产，许多地产落人地方贵族和乡绅之手，促进了近代早期英国大地产的形成。教会地产上生长繁茂的林木成为土地所有者手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莱尔勋爵由于经营大量被没收的修道院地产上的橡木贸易，而被作为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木材批发商载入史册。塞克斯郡罗伯茨布里奇修道院的广阔森林让威廉·西德尼爵士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铁器制造商。
受价格革命的影响，再加上庞大的战争和行政开支，近代早期英王室经常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为增加王室收入，英国逐渐调整森林政策，将森林出租或者出售给王室大臣。他们杀死猎物，砍伐并卖掉树木，将土地围圈成几块，再将这些围圈的成块土地分别出租以种植作物或者放牧牲畜。伊丽莎白一世将艾伦代尔、海伍德、珀贝克森林授予克里斯托夫·哈顿爵士。杜菲尔德森林1560年拥有大橡树59412棵，小型橡树32820棵；而到了1587年，大橡树减少到2864棵，小橡树仅剩3032棵……经皇室授权在苏塞克斯郡的圣雷纳德森林砍伐了100多万立方英尺的木材。
詹姆士一世时期的财政大臣罗伯特·塞西尔提出，“如果国王向5000位约曼农每人出租100英亩林地，按年租金20英镑计算，国王每年可得租金10万英镑”。1609年，王室通过出售费克纳姆森林的1600棵树获益1100英镑，之后又通过出售该林区的土地获益821英镑，越来越多的森林遭砍伐。此外，詹姆士一世还将尼科尔森林授予坎伯兰伯爵，莱菲尔德森林授予伯明翰公爵，并将威尔特郡奇彭纳姆和布莱克穆尔森林予以出租。
查理一世上台后进一步加剧了对王室森林的开发，枢密院提议仅保留18处森林用于狩猎，将另外48处森林进行出售或者出租。莱斯特森林、舍伍德森林、罗什森林、多塞特郡吉灵厄姆森林和威尔特郡布莱顿森林陆续遭采伐。约翰·莫当特勋爵以1000多英镑的价格获得了罗金汉姆森林。查理一世将怀特伍德森林授予北安普敦伯爵，协议中许诺北安普敦伯爵可以砍伐树木，甚至将林地转化成牧场或者农场。01630年代查理一世以18000镑的售价将整片迪恩森林出售给约翰·温特爵士，仅在一年内，他就砍掉森林1/3的树林，包括那些最上品、最古老的阔叶树。查理一世还将牛津郡的沙特欧瓦森林和斯托森林授予了林赛伯爵，将达勒姆郡的乔布威尔森林授予亨利·文恩爵士。通过森林政策的调整，林地日益落人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农民传统的共有权利被剥夺，他们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日常生活所需的燃料和木材，传统维生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考察近代早期的英国森林政策，还应将其置于当时国家整体的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崛起的背景下，森林资源保护让位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近代早期英国的森林政策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基本上满足了这些民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基础，与英国经济上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是一致的。重商主义提倡发展国内的民族工业，强调增强自给能力以减少进口，从而保证本民族的经济利益。国王们以各种经济、政治、外交政策以及法令和策略适应着经济民族主义的需要，政府颁布各项进出口关税政策扶植国内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鼓励发展民族经济，支持能使英国致富的商业活动，议会通过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的法案，并颁发了诸多特许状。在政策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保护下，这一时期英国的冶铁业、炼铜业、酿造业、玻璃制造业、制盐业等均从依赖进口转向了自主生产。1568年成立了皇家矿业公司和矿物与金属器皿公司，主要进行铜的冶炼。17世纪英国制造的玻璃器皿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而且在国外市场上享有盛誉，同一时期英国也从一个食盐进口國转变为出口国。这些民族工业为英国崛起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木炭是这些行业发展的基本燃料，塞西尔曾派人到肯特郡搜寻木材作为盐场的燃料。查理一世将迪恩森林约3000英亩林地授权给王室大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发展畜牧业、冶铁业、采煤业和焦炭业。
综上，近代早期是英国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时期，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统治者的求强与工商业者的求富相结合，融合成为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追求。近代早期英国通过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为英国从原工业化走向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教会土地处置与王室森林开发等土地政策的调整，实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到自由土地所有制的转变。这些政策一方面为英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地以及附属于土地之上的木材等自然资源，成为英国经济腾飞的开端，另一方面无不加剧了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对于英国森林的破坏与浪费起到了纵容和姑息的作用。
三、英国森林退化的思想根源
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面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潮，传统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过渡，进步、贸易、国家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整个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包括对森林的观念均发生了剧烈变化。人的态度和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创造历史和塑造环境的是具体的人类行为，但这些行为的基础却是人类的思想和信仰，环境问题的产生在于人们行动所依据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与世界观。
首先，近代以来进步观念逐步形成并被人们不断接受。在进步观念的主导下，森林代表着野蛮与落后，是文明的对立面，未被开垦的林地是人类进步的障碍，只有把人类从森林中带出来，才能走向文明。农业和森林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两极，砍树是为进步而战，是农业改进的手段。农业的扩展可以为穷人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生活得更富足、更舒适、更愉悦。近代早期新的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越来越乐观，对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充满信心，使得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改变环境以满足人类需求，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思考，为征服自然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增长和进步的思潮。通过开荒毁林来发展农牧业代表着生产力的进步，象征着文明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莫顿心安理得地论述北安普敦郡没有什么林地：“在一个都是文明居民的国度”不能容忍木材生长，“它必须让位给与生活发生更直接关系的田野与牧场”。
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在当时人们看来，肥沃多产、井然有序的良田被看作是最美的风景，“肥壮的牲畜在吃草的富饶草地或者丰收的场景，胜过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最壮美的风景”。相比之下，人们认为“在文明国家，树木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树木遮挡庄稼的阳光、易于隐藏害虫并占用具有生产潜力的土地。
弗朗西斯·培根视前科学时期的人如野蛮人，认为在自然中的人是粗俗又可怜的，生活在现代的文明人则可以运用科学“改善人类生活，创造人们的幸福和减轻他们的痛苦”。因此，培根期望尽快将各处的自然野地转变成文明昌盛之地，这就为进步观念主导下开发自然的活动提供了合理性和伦理支持。作为培根征服自然思想的忠实信仰者，约翰·洛克称居住在都市的人们“文明和有理性”，而山林的栖居者“非理性和没有教养”。他认为：“完全听其自然而未经放牧、耕种或栽培的土地名副其实地叫做荒地，并且我们会发现它的好处几乎是等于零。”洛克坚决主张开发土地才是对土地的基本使用，人可以通过劳动征服自然。
其次，近代早期关于商品和市场的观念日益成熟，追逐经济利润逐渐成为英国的社会风气。在近代英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结构划分由封建的等级地位向经济地位过渡，经济地位逐渐成为阶级划分的依据。中产阶级通过转租、购买和承租的方式，逐渐将土地集中起来，把土地以及附属于土地的动植物资源作为经营和开发的对象，以市场为导向，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约翰·雷表达了当时社会对金钱的看法：“没有金钱的地方，人就是野蛮的和不开化的……就像只会到处觅食的野兽。”经济利润成为衡量土地价值的尺度，增加土地的产出成为管理和经营土地的唯一目的，“地球变成为经济进步而必欲榨取的藏私之地”。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世纪传统的土地观念向着现代土地观念变化，土地不再是政治地位的象征，而是产生经济利润的手段。森林成为攫取财富的工具，林木成为了早期工业活动的重要资源，林地的经济价值逐渐被重视和利用。“森林就是一个储钱罐，他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砍伐树木出售，从而获得收益。……这既可以为农业耕作提供新的土地，又可以为工业提供燃料，为建筑业和造船业提供木材。”鉴于林业生产的特殊性，生长周期往往比较长，有时甚至超出人的寿命期限，投资林业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回报，资金周转缓慢。“维持林地每年每亩地可获利三先令四便士，而将林地转化成牧场利润可达到十先令”，因此树木被称作是“有害的杂草”。牲畜和庄稼的增长代表着抽象的金钱价值，人们拥有它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它卖出，获得利润，只要林地开垦为农业或牧场的价值加上木材出售的价值大于其砍伐成本，树木就会遭砍伐。
英国的森林观随着英国的对外扩张不断向世界范围传播，影响着殖民地的开发进程，并为殖民者剥夺美洲土著人土地权和侵占印度辽阔的土地提供了理论根据。当英国殖民者来到新英格兰伊始，看到的是布满原始森林的荒野，他们认为没有征服并开垦土地的印第安人无权阻止其他人这样做。于是便开始销毁树木，开始发展他们熟悉的定居农业，森林转变为富裕农夫生存的田野和草原，这一过程被殖民者认为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不是“毁林开荒”，而是“种植业的进步”。
四、森林保护思想的缘起
近代早期森林滥伐导致的木材短缺问题萦绕着英国，在此背景下森林保护思想开始萌芽，为自然保护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从16世纪末开始，全球气候处于小冰期，英国气候寒冷，农业歉收。农学家阿瑟·斯坦迪什指出了森林滥伐与农业歉收的关系，森林滥伐导致薪柴短缺，贫农不得不燃烧稻草和粪肥，降低了土壤肥力，作物产量因之下降。斯坦迪什谴责了对森林的消耗和对林木种植的忽视，认为林木种植应予以法律保护，提出政府应鼓励人们，在每亩地上种上一些树或者播种一些橡树种子。之后又出版《林木种植的新方向》，提倡植树造林防范英国木材储备耗尽。
近代早期的森林保护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海军木材短缺问题，海战频繁为这一时期的森林保护意识打上了时代烙印。自从都鐸王朝以来，英国海军所用的木材供应一直是让人紧张的大事情……因为他们是建造大英海军必不可缺的原料。由于找不到足够的木材通常使得战舰的建造推迟数月甚至数年，甚至被迫削减战舰建造计划。每逢大规模海战发生之际，木材短缺问题显得更加尖锐，海军将领对木材短缺问题有着切身体会。英西战争之际，英国舰队司令霍华德·埃芬厄姆勋爵对伊丽莎白女王授权砍伐森林深感忧虑，“那里本是建造和修缮国家之珍宝——战舰的地方”。英荷战争时期，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惊呼：“上帝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木材。”
查理二世复辟后大力发展海上力量，而海军委员会却对木材短缺问题深感忧虑。皇家学会成员约翰·伊夫林写道：“我们的森林无疑是国家财富和荣耀的最大宝库，我们的橡树是永恒与幸福的最可靠的神龛，是航海的唯一支柱，而航海可以使我们国家经济繁荣，并占据海外霸权。”吁是，伊夫林提出对自然进行“明智的管理性保护”的思想，并宣称植树几乎是每一位绅士重要的职责，为海军植树是爱国行为。基于为海军提供木材储备的需求，1668年议会通过了《迪恩森林保护与种植法案》，专门划出11000英亩用于种植橡树，这是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官方种植法案。1698年针对新森林颁布了类似法案，划拨2000英亩种植橡树，之后每年增加200英亩，连续种植20年。此后，埃德蒙·韦德、威廉·汉伯里、罗杰·费希尔均从维持海军与造船业的角度出发，提倡植树造林，为海军造船厂提供木材。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深知橡树对海军的重要，多次考察橡树种植地区，亲自向议会写信要求重视橡树资源的培育和保护。
18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公众的自然观悄然发生变化，对森林态度的转变推动着英国大范围的植树活动。威廉·吉尔平在三卷本的《论森林景色》中写道，毫不夸张地说，树木是地球赐予人类最壮观、最美丽的礼物……山峦、鲜花等都无法与之媲美。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威廉·华兹华斯写过一首题为“生动美丽大树的倒掉”的诗，“多么壮丽的外形，如何忍心摧毁”。乡村游吟詩人约翰·克莱尔哀叹圈地运动对其故乡海尔普斯顿林地的破坏：“被清除的树木啊，让我深深叹息……无知和财富所到之处，树木纷纷倒下。紧挨草地的老橡树啊，永别了！”“光秃秃的草地啊，如此凄凉，如此陌生！暴风雨无情地敲打着你赤裸的胸膛，没有树木替你遮风挡雨，没有家园供你休憩！”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私人植树规模日渐增长，德比郡从18世纪中叶开始了大规模的树木种植。威尔特郡塞尔伯恩伯爵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年植树15万棵，诺福克郡霍尔科姆地区在1782～1805年间种植树木多达200万棵。从1757年开始，皇家艺术促进协会颁发金银奖章鼓励植树，据估计，到1821年奖励政策总共鼓励植树达5000万棵之多。种植林面积的扩展显著改善了动物的生存环境，鸽子的数量明显增加，濒临灭绝的红松鼠有了显著的恢复，多塞特郡重新引进了赤鹿。
18世纪下半叶森林保护观念的转变为此后政府政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875年，议会下院特别委员会提出，新森林称得上是英格兰唯一幸存的原始森林，是全国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无价之宝，应保护其自然之美。1877年通过《新森林法案》，使得该地区的自然风光得以保存。1878年《埃平森林法案》的通过制止了对埃平森林的圈占，并于四年后对公众免费开放，成为公众休闲的公共空间。森林的生态价值也逐渐开始为人所知，如涵养水源保持土壤、防止沙尘、防御海岸侵蚀等。1909年议会上院委员会提出将植树造林作为治理海岸侵蚀的手段，提议开展一年一度种植15万英亩的大型植树活动。随着政府的不断介入，人工造林工作迅速展开，英国森林覆盖率开始逐渐回升。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森林破坏问题十分关注，并力图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马克思曾说：“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恩格斯也曾指出：“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我们理解16～18世纪英国森林的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近代早期英国农牧业扩张、工业发展抑或海上力量的发展都离不开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消耗了英国大量的森林资源，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居环境。森林破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暴露出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和文化观念问题，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进步观念影响下征服森林的主流价值观对近代早期英国森林的退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应对森林滥伐导致的木材短缺，英国一方面将木材短缺的压力向各殖民地转移，另一方面提倡植树造林，森林保护思想开始萌芽，成为早期自然保护运动的先声。18世纪下半叶公众森林观念的转变为此后政府政策的转向奠定了基础，随着政府的不断介入，人工造林工作迅速展开，英国森林覆盖率开始逐渐回升。可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实现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做出改变。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近现代以来正是在控制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和观念的影响之下，人类生态环境才不断恶化。因此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应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只有改变不合理的自然观，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加上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才能最终摆脱今日之生态危局。
[作者简介]李鸿美，南开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环境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