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狄青与宋仁宗朝立储之议

张吉寅
[摘要]至和三年除夕,仁宗于雪中祈祷,由此染上重病。故而长时间无法处理政事,且无子嗣,政治危机随之发生。鉴于此,士大夫纷纷以水灾等灾异为由,建议仁宗早日立储。然而,随着仁宗身体的逐渐康复,仍寄希望于自己生养子嗣,屡屡拒绝臣下之请。恰在此时,靠军功骤升的狄青,亦成为士大夫攻击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立储之议这个焦点话题。
[关键词]宋仁宗,立储,水灾,狄青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6-0048-06
宋仁宗赵祯于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即位,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去世,在位42年。这期间共生育三子十三女,而三子皆早夭。由于没有子嗣,接班人的问题成为仁宗朝后期政治的焦点话题。然而它如何与水灾、狄青发生关联的?视阈所及,目前并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對此进行分析与讨论。本文的视点有二:一是探讨水灾在士大夫建议立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对北宋政治史上狄青罢免这一热点课题提出新的视角。
一、立储问题的由来
宋真宗时皇子早天,皇嗣不能立,就先将商王赵元份之子赵允让养于禁中,后来仁宗出生,即送还商王府。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宋仁宗正值盛年,未有子嗣,却生了一场大病,引发朝臣担忧。仿照真宗故事,次年二月,杨太后将汝南王赵允让四岁的十三子选人禁中,以充皇嗣,赐名“宗实”。由此可知,选择赵允让之子养于禁中,是因为仁宗没有子嗣,且身体不佳,为了赵宋江山的延续与政治稳定,只好择宗子作为皇子的备选。虽然选宗子入养禁中,但并未明确皇子的身份,更没有确定皇储的地位,待皇帝有所生育,养子即被送还,实为两全之策。三年后,仁宗长子生,生日即折。宝元二年(1039年)八月,次子出生,将赵宗实送还。不料,次子于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再次夭折。八月,三子出生,不及两岁而夭折。‘哏然三子俱失,宋仁宗仍没有选宗子为养子的打算,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随着宋仁宗逐渐步入晚年,储位问题也就成为当时朝论的重心所在。
至和三年(1056年)除夕,大雪将一宫殿的房架压折,天谴意味浓厚。在应对灾异上,宋仁宗向来重视祈禳,如《宋史·仁宗赞》所言:“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嘶谓“跣立殿下”,即是指这次在大雪天中,他“跣足祷于天”。次日,即正月初一,在大成殿行朝会之礼,“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当是受了严重的风寒,以致突然晕倒,无法成礼。不得已,左右“复下帘”,并“以指抉上口出涎”,如此稍好一些,勉强完礼。此后,病情愈来愈重,精神变得不太正常,语无伦次。
二月甲辰,史“御延和殿,帝康复”;三月壬申,又“圣体康复,命宰相谢天地、社稷、宗庙、寺观诸祠”;闰三月癸未“诏罔门,自今前后殿间日视事”。二月、三月仁宗康复,当是病情好转之意。所谓康复的信号,重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毕竟在皇权专制社会,皇帝的健康情况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仁宗在正月初一发病,直到三个月后才能过问政事,这期间只有宰相文彦博等宰执班子在操持朝政。此境况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上始得疾,不能视朝,中外忧恐”。皇帝病重,且无子嗣,不得不说潜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此,在仁宗患病期间,宰相文彦博等劝仁宗早立嗣,仁宗应允。然而,当他们准备将立赵宗实为嗣的建议上报时,仁宗微愈,此事遂止。
待仁宗之病稍愈之后,不再提立嗣之事,群臣亦不敢多言。是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直谏,他建议仁宗仿照真宗故事,先养一宗室子于禁中,待“诞育皇嗣”,“复遣还邸”。此建议虽然没有得到采纳,却开了立储之议的先声。御史中丞张异亦上书论曰:
近闻知谏院范镇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自陛下服药调适,仅将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闻圣体渐康,况中外机密万务,在臣等职业合奏之事甚多,若只上章疏,难以周悉,须合面陈。伏乞特赐指挥,依自来体例,令台谏官上殿。
此奏的目的是要求仁宗召见台谏等官员,可见仁宗在五月依旧没有痊愈。此时,仁宗尚不能面见台、谏长官,他们只能上书言事。仁宗既然没有痊愈,又不肯早立皇嗣,其内心还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此奏议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逾月未蒙施行”,他们又再次上疏要求台谏官员上殿接受仁宗召见。七月初一,“诏三司、开封府、台谏官、审刑院复上殿奏事”,李焘在此强调,“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对髃臣”。由此可知,仁宗身体到了是年七月,才算基本康复。
虽然形势严峻,群臣又不能明言立储的主要原因是皇帝身体不好,随时都有可能驾崩,这样会危及赵宋江山的稳定。他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言论中利用其他理由来规劝仁宗早日立嗣。在议储的言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灾异天谴说”,即从上天意志的角度为其言论提供立足点,从而将立储这一建议上升到天的要求上来。而其间最主要的灾异,却是与立嗣有密切关系的水灾,其理论机理是“水不润下”。
二、“水不润下”与士大夫的立储建议
“水不润下”源自汉儒对《尚书·洪范》“水日润下”之义的引申。《洪范》中“水日润下”表达的是自然之理,即水往下流以滋润万物。而汉儒在《洪范五行传》中超出这一原始含义,将其抽象化、政治化,赋予五行中的水以人道和王道的政治理论内涵。《汉书·五行志上》引《洪范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前四者是“水不润下”之应发生的征兆,即若不及时祈祷、祭祀,执政不能顺应天时,就会有“水不润下”的后果。所谓“水不润下”,即为“水曰润下”之反义。水润下为利,水不润下则为害,所指是与水有关的灾害,如雨涝、江河洪水等。据此理论,发生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祖宗不敬,“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都与之有关。既然“水不润下”说的是不敬祖宗,又是如何与立嗣关联的呢?士大夫自然有其道理,且看下文。
开封的大雪导致仁宗重病,达半年之久。而这只是此年水灾的开始。正月月末,再次降下大雪,并伴随“木冰”现象;五月,“以昼夜大雨,权增京城里外巡检”;六月“雨坏太社、太稷坛”。其中五月的那次雨灾尤其严重:
京师大雨不止,逾月,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诏辅臣分行诸门。而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
换言之,至和三年上半年的水灾就没有停歇过,先是正月大雪之灾,五月以来又下大雨,导致多地江河洪水成灾。此种情形,不得不说迎合“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
是年六月,知谏院范镇上言道:
臣伏见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俱奏水灾,京师积雨,社稷坛遗辄坏,平原出水,冲折都门,以至宰臣领徒监总堤役,其为灾变,可谓大矣。然而灾变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灾变,亦宜有术。伏乞陛下问大臣灾变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术。仍诏两制、台阁常参官极言得失,陛下躬亲裁择,以塞天变。庶几招徕善祥,以福天下。
范镇此奏,先是强调了水灾范围之广泛,又比较严重,正如他所言“其為灾变,可谓大矣”。他建议宋仁宗查清灾变之缘起,然后实行针对性的弭灾之术。范镇此番言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强调灾情的严重,也不急于需要弭灾之术,而在于最后一句,即要求仁宗下求言诏,让朝臣们畅所欲言。更为深层的目的当是与立储有关。前述范镇首提立嗣之议,却曲高和寡,除殿中侍御史赵扦、并州通判司马光有所附议外,多数朝臣都不敢去碰仁宗的忌讳。此次水灾当是畅议此事的好机会,这从范镇之后的奏议中可以知晓。仁宗果然下诏罪己求言。求言诏书将水灾定性为天谴,是因为皇帝不德所致,要求官员们畅所欲言,以应天变。这就为朝臣的立储之议提供了绝好又合理的机会。原来建言立储只是台谏官员的职责所系,限于禁止越职言事的政治文化,许多士大夫并没有发言权,此诏书扩大了士大夫立储之议的范围。
范镇应诏上奏,不同的是他利用了“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其说在立储之议中具有代表性,故录之如下:
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祗,肃祗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也,非废祭祀也,非不祷祠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宗庙以承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范镇首先将水灾归结为“水不润下”,并引用《洪范五行传》来陈述导致“水不润下”的几种情况。其次,他利用排除法,说仁宗对天地山川之神以及祖宗比较恭敬,都是及时祈祷祭祀,政令亦没有违背天时,那么天变的原因就不在于上述几项,而在于“简宗庙”。接着,他又分析了仁宗如何犯了“简宗庙”的错误。他认为“宗庙以承为重”,即以子孙繁衍为重,仁宗没有子嗣,又不择宗子充皇嗣,是对宗庙的懈怠与不敬。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天变。只有早日择宗子养于禁中,以充皇子之位,才能消弭天变。范镇这种循序渐进的论奏方式为古代奏议所常见,他用“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也可以说有理有据,又没有触碰对仁宗身体状况的忌讳。
范镇再次发力,同议者不少。翰林学士欧阳修也以“简宗庙则水灾”为由,规劝仁宗早立“储贰”,以应天谴。知制诰吴奎亦认为由于“嗣续未立”,“宗庙无本”,进而导致上天“辄降如此之灾异”。秘阁校理李大临亦引《汉书·五行志》中“简宗祀、不祷祠,则水不润下”的典故,认为水灾是因为慢待宗庙所致,应该顺立天时,早定副储。观文殿学士、知并州庞籍则建议仁宗应该仿照真宗“违豫”而定储的故事,早定储计。殿中侍御史吕景初劝谏仁宗要早择宗子,“天象谪见,妖人讹言”,以免给人以可乘之机。
不仅有水灾之扰,而且有彗星之忧。七月,“彗出紫微,历七星,其色白,长丈余”,直到八月才消失。八月初一,又有日食。按照灾异学理论,彗星与日食皆有阴盛阳之意。日食体现了代表天子的太阳被掩盖,君权受损;彗“历七星”,则为彗星向代表君主权势的北斗移动,有臣下叛乱之嫌。由此,并结合至和三年的政治情势,则有皇权与赵宋江山受到威胁之喻示,其寓意可以说代表着政治危机,作为天变之异,远比水灾更为严重。这两种比较严重的灾异再次引发了范镇对立储的呼吁。
先是,司马光再次上书建议仁宗立储,他以为当今之急务并不在于严重的水灾,而在于“根本未建”,应当“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贰之位”,“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司马光所言已经很直白,建议立储就是防止万一仁宗驾崩却未立储而会引发的局势混乱。范镇再上第六书建议立储,他指出,大水既为天变,近日又有“彗出东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这是因为自仁宗不豫以来,天下人心惶惶,因此才导致“上天之变”。进而他批评仁宗向来“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论议,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反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之后,范镇又致书宰辅,再言天变严重,朝廷应该早定储计。范镇所上六书,其中有两书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未施行。故他又上疏,说仁宗“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归罪宰辅大臣“不欲为宗庙社稷计”,并威胁说,“星变主急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不保”。言不见用,范镇又上言,说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六月彗星见,很快即册封仁宗为太子,而今灾异连发,仁宗却无动于衷,这不是应对天谴之道。暗示仁宗应该效仿真宗,早日立储,以应灾变。
三、狄青对舆论焦点的转移
在至和三年的五月到八月,范镇所上建议立储的奏章不下八封,且多次以死罪相谏。之所以如此奋力进谏,正如他所反问,“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又是他身为谏官“为宗庙社稷计”的职责所在。司马光、欧阳修、赵扦等均有同议,且灾异向来为仁宗所重视,立储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宋仁宗却没有为之所动,他只是将范镇由知谏院升职到侍御史知杂事,即从谏官转为台官,却依旧是言官。其后,宋仁宗将枢密使狄青免职,以杜群臣之口。
狄青,字汉臣,出身行伍,因战功卓著被仁宗委任为枢密使。作为全国最高军政长官,鉴于重文抑武的宋朝国策,枢密使多为文官担任。狄青因此遭到文彦博、欧阳修等高级文臣的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群臣建议立储的浪潮中,部分官员利用仁宗重病和灾异,将矛头指向了因军功而擢升枢密使的狄青。换言之,群臣立储之议与倒狄浪潮在此有所交汇,欧阳修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欧阳修曾建言仁宗立储,不仅如此,他也建议将狄青外放,就是对狄青的武臣身份有所忌讳。而且,欧阳修将狄青与水灾联系在一起,其言:
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类推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
欧阳修此奏,不仅认为仁宗不立储引发天谴,用武将狄青为枢密使亦是天谴的重要原因。欧阳修此后又有几封奏疏,数次建议仁宗罢免狄青,可以说在倒狄浪潮中发挥了主将作用。
另外,前言彗星、日食皆有兵变、臣下犯上之兆。当然,如欧阳修所表达的,行伍出身的狄青因军功当上枢密使,导致文官的忌讳才是根本所在,况且狄青颇具人望,为天下人所瞩目。若将狄青的人望、仁宗的病重与频繁的灾异统和在一起,狄青又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载:
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知制诰刘敞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又极言:“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并谓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去矣,而大疑者尚在。”……及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熟状出青判陈州。
“西府”即枢密院的代称。《宋史·狄青传》所载与之稍异,其曰:
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祜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
这两段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前者比后者略详。《宋史》所谓“嘉祐中,京师大水”有误,是年为至和三年,尚不及嘉祐。狄青“骤贵”,一时间成了京城百姓崇拜瞩目的对象,等仁宗发病,又有传言说狄家犬有异象,谣言四起。刘敞因此要求朝廷将狄青出外,以促进社会稳定。水灾中,狄青竟然行坐在皇家相国寺的大殿上,如同僭越,故京城舆论哗然,朝廷只好将狄青出判陈州。这段记载背后的政治寓意不言自明,即狄青可能有天命之象,甚至有僭越之举。《宋史》所载大意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长编》中所述的“京城小民”成为了“士卒”,且“指目以相矜夸”。二者的意涵有所不同,京城小民瞩目狄青,多是崇拜之意,而士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崇拜,而且对狄青有向心力。这就犯了“兵不知将”的禁忌,狄青怎么可以赢得广大士卒的人心呢?这是文臣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然两者孰是?《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虽没有完整记录狄青被免枢密使的过程,但对狄青的人望有所记载:“狄青以军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瞩目,而青颇有自得色。”此说与《宋史》较合。然南宋徐自明在编撰《宋宰辅编年录》时,将《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此句与《长编》中所载混二为一,录在“狄青罢枢密使”条目之下。徐自明当是认为,狄青既得士卒之心,又颇得民望。两宋之际的王铚在《默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青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韩枢密”“韩公”均指韩琦。狄青自以为与颇具名望的韩琦不相上下,只是比后者少一进士功名而已。这句转述是为了说明狄青较为自得或者跋扈。与前几则史料不同,这段记述将狄青的免职与彗星附会在一起,当属传言。然就在狄青被免职的夜晚,彗星确实消失了。其将狄青的跋扈、免职与彗星的出没进行附会,亦可见当时针对狄青的传言是多么的玄之又玄。
当仁宗和狄青都遭到朝臣攻击时,仁宗将狄青免职,此举可能满足了欧阳修等倒狄派官员的愿望;彗星的消失,灾异不见,这才使得范镇抿口不言立储之事。故范镇不得不说:“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惧,彗星既灭,则不复有所告戒。后虽欲言,亦无以为辞,此臣所以恐惧而必以死请也。”范镇此句是无奈之语,即失去了要求仁宗立储的理论基础。
四、结语
对于至和三年的立储之议,李焘总结道:
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劝上早立嗣,上许之。会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知者不可胜数也。包拯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
如前所言,宋仁宗向来有畏天的好名声,又有纳谏之好。那么,为何就是不愿意早择宗子以充皇嗣呢?无它,只是因为仁宗的身體康复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生育的期许。到嘉祐六年,待群臣再次请求仁宗立嗣时,仁宗却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然“皆生皇女”。这句话就完全暴露了仁宗一再拖延立嗣的考虑。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天谴,仁宗才不顾天寒,竭诚祈祷,导致重病,由此引发了朝堂上下的立储之议。在以范镇为代表的建储奏议中,以灾异作为劝谏的切入点,其中又以“简宗庙”则“水不润下”为理论核心。之所以利用此理论,不仅是它正好契合立储之议的理论需求,而且具有儒家经典所赋予的合理性特征。这一理论又载入汉以来历代正史当中,正如他们在论述中每每以汉唐史事为论据,使它又具有了历史经验的特质。在这种经典传承和历史经验中,宋仁宗朝的政治就难以摆脱灾异学理论的影响。况且,宋仁宗个人就比较喜好天文、占卜、术数之学,又注重灾异的祈禳,这也为范镇等人的谏言提供了可能。然而宋仁宗为了个人政治上的考量,屡屡拒绝朝臣的立储谏言,而是将有“天命”之象的狄青罢免,转移了天谴的矛盾。因此必须承认,灾异理论对引导君主行为、约束皇权有一定的效力,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七年之后的嘉祐六年十月,在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宋仁宗才任赵宗实为知宗正寺,以备储位之选。次年八月赐名“曙”,正式确定皇子身份,即是后来之宋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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