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灾、狄青与宋仁宗朝立储之议
张吉寅
[摘要]至和三年除夕，仁宗于雪中祈祷，由此染上重病。故而长时间无法处理政事，且无子嗣，政治危机随之发生。鉴于此，士大夫纷纷以水灾等灾异为由，建议仁宗早日立储。然而，随着仁宗身体的逐渐康复，仍寄希望于自己生养子嗣，屡屡拒绝臣下之请。恰在此时，靠军功骤升的狄青，亦成为士大夫攻击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立储之议这个焦点话题。
[关键词]宋仁宗，立储，水灾，狄青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6-0048-06
宋仁宗赵祯于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即位，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去世，在位42年。这期间共生育三子十三女，而三子皆早夭。由于没有子嗣，接班人的问题成为仁宗朝后期政治的焦点话题。然而它如何与水灾、狄青发生关联的？视阈所及，目前并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對此进行分析与讨论。本文的视点有二：一是探讨水灾在士大夫建议立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对北宋政治史上狄青罢免这一热点课题提出新的视角。
一、立储问题的由来
宋真宗时皇子早天，皇嗣不能立，就先将商王赵元份之子赵允让养于禁中，后来仁宗出生，即送还商王府。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宋仁宗正值盛年，未有子嗣，却生了一场大病，引发朝臣担忧。仿照真宗故事，次年二月，杨太后将汝南王赵允让四岁的十三子选人禁中，以充皇嗣，赐名“宗实”。由此可知，选择赵允让之子养于禁中，是因为仁宗没有子嗣，且身体不佳，为了赵宋江山的延续与政治稳定，只好择宗子作为皇子的备选。虽然选宗子入养禁中，但并未明确皇子的身份，更没有确定皇储的地位，待皇帝有所生育，养子即被送还，实为两全之策。三年后，仁宗长子生，生日即折。宝元二年（1039年）八月，次子出生，将赵宗实送还。不料，次子于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再次夭折。八月，三子出生，不及两岁而夭折。‘哏然三子俱失，宋仁宗仍没有选宗子为养子的打算，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随着宋仁宗逐渐步入晚年，储位问题也就成为当时朝论的重心所在。
至和三年（1056年）除夕，大雪将一宫殿的房架压折，天谴意味浓厚。在应对灾异上，宋仁宗向来重视祈禳，如《宋史·仁宗赞》所言：“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嘶谓“跣立殿下”，即是指这次在大雪天中，他“跣足祷于天”。次日，即正月初一，在大成殿行朝会之礼，“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当是受了严重的风寒，以致突然晕倒，无法成礼。不得已，左右“复下帘”，并“以指抉上口出涎”，如此稍好一些，勉强完礼。此后，病情愈来愈重，精神变得不太正常，语无伦次。
二月甲辰，史“御延和殿，帝康复”；三月壬申，又“圣体康复，命宰相谢天地、社稷、宗庙、寺观诸祠”；闰三月癸未“诏罔门，自今前后殿间日视事”。二月、三月仁宗康复，当是病情好转之意。所谓康复的信号，重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毕竟在皇权专制社会，皇帝的健康情况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仁宗在正月初一发病，直到三个月后才能过问政事，这期间只有宰相文彦博等宰执班子在操持朝政。此境况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上始得疾，不能视朝，中外忧恐”。皇帝病重，且无子嗣，不得不说潜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此，在仁宗患病期间，宰相文彦博等劝仁宗早立嗣，仁宗应允。然而，当他们准备将立赵宗实为嗣的建议上报时，仁宗微愈，此事遂止。
待仁宗之病稍愈之后，不再提立嗣之事，群臣亦不敢多言。是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直谏，他建议仁宗仿照真宗故事，先养一宗室子于禁中，待“诞育皇嗣”，“复遣还邸”。此建议虽然没有得到采纳，却开了立储之议的先声。御史中丞张异亦上书论曰：
近闻知谏院范镇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自陛下服药调适，仅将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闻圣体渐康，况中外机密万务，在臣等职业合奏之事甚多，若只上章疏，难以周悉，须合面陈。伏乞特赐指挥，依自来体例，令台谏官上殿。
此奏的目的是要求仁宗召见台谏等官员，可见仁宗在五月依旧没有痊愈。此时，仁宗尚不能面见台、谏长官，他们只能上书言事。仁宗既然没有痊愈，又不肯早立皇嗣，其内心还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此奏议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逾月未蒙施行”，他们又再次上疏要求台谏官员上殿接受仁宗召见。七月初一，“诏三司、开封府、台谏官、审刑院复上殿奏事”，李焘在此强调，“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对髃臣”。由此可知，仁宗身体到了是年七月，才算基本康复。
虽然形势严峻，群臣又不能明言立储的主要原因是皇帝身体不好，随时都有可能驾崩，这样会危及赵宋江山的稳定。他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言论中利用其他理由来规劝仁宗早日立嗣。在议储的言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灾异天谴说”，即从上天意志的角度为其言论提供立足点，从而将立储这一建议上升到天的要求上来。而其间最主要的灾异，却是与立嗣有密切关系的水灾，其理论机理是“水不润下”。
二、“水不润下”与士大夫的立储建议
“水不润下”源自汉儒对《尚书·洪范》“水日润下”之义的引申。《洪范》中“水日润下”表达的是自然之理，即水往下流以滋润万物。而汉儒在《洪范五行传》中超出这一原始含义，将其抽象化、政治化，赋予五行中的水以人道和王道的政治理论内涵。《汉书·五行志上》引《洪范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前四者是“水不润下”之应发生的征兆，即若不及时祈祷、祭祀，执政不能顺应天时，就会有“水不润下”的后果。所谓“水不润下”，即为“水曰润下”之反义。水润下为利，水不润下则为害，所指是与水有关的灾害，如雨涝、江河洪水等。据此理论，发生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祖宗不敬，“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都与之有关。既然“水不润下”说的是不敬祖宗，又是如何与立嗣关联的呢？士大夫自然有其道理，且看下文。
开封的大雪导致仁宗重病，达半年之久。而这只是此年水灾的开始。正月月末，再次降下大雪，并伴随“木冰”现象；五月，“以昼夜大雨，权增京城里外巡检”；六月“雨坏太社、太稷坛”。其中五月的那次雨灾尤其严重：
京师大雨不止，逾月，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诏辅臣分行诸门。而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
换言之，至和三年上半年的水灾就没有停歇过，先是正月大雪之灾，五月以来又下大雨，导致多地江河洪水成灾。此种情形，不得不说迎合“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
是年六月，知谏院范镇上言道：
臣伏见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俱奏水灾，京师积雨，社稷坛遗辄坏，平原出水，冲折都门，以至宰臣领徒监总堤役，其为灾变，可谓大矣。然而灾变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灾变，亦宜有术。伏乞陛下问大臣灾变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术。仍诏两制、台阁常参官极言得失，陛下躬亲裁择，以塞天变。庶几招徕善祥，以福天下。
范镇此奏，先是强调了水灾范围之广泛，又比较严重，正如他所言“其為灾变，可谓大矣”。他建议宋仁宗查清灾变之缘起，然后实行针对性的弭灾之术。范镇此番言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强调灾情的严重，也不急于需要弭灾之术，而在于最后一句，即要求仁宗下求言诏，让朝臣们畅所欲言。更为深层的目的当是与立储有关。前述范镇首提立嗣之议，却曲高和寡，除殿中侍御史赵扦、并州通判司马光有所附议外，多数朝臣都不敢去碰仁宗的忌讳。此次水灾当是畅议此事的好机会，这从范镇之后的奏议中可以知晓。仁宗果然下诏罪己求言。求言诏书将水灾定性为天谴，是因为皇帝不德所致，要求官员们畅所欲言，以应天变。这就为朝臣的立储之议提供了绝好又合理的机会。原来建言立储只是台谏官员的职责所系，限于禁止越职言事的政治文化，许多士大夫并没有发言权，此诏书扩大了士大夫立储之议的范围。
范镇应诏上奏，不同的是他利用了“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其说在立储之议中具有代表性，故录之如下：
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祗，肃祗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也，非废祭祀也，非不祷祠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宗庙以承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范镇首先将水灾归结为“水不润下”，并引用《洪范五行传》来陈述导致“水不润下”的几种情况。其次，他利用排除法，说仁宗对天地山川之神以及祖宗比较恭敬，都是及时祈祷祭祀，政令亦没有违背天时，那么天变的原因就不在于上述几项，而在于“简宗庙”。接着，他又分析了仁宗如何犯了“简宗庙”的错误。他认为“宗庙以承为重”，即以子孙繁衍为重，仁宗没有子嗣，又不择宗子充皇嗣，是对宗庙的懈怠与不敬。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天变。只有早日择宗子养于禁中，以充皇子之位，才能消弭天变。范镇这种循序渐进的论奏方式为古代奏议所常见，他用“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也可以说有理有据，又没有触碰对仁宗身体状况的忌讳。
范镇再次发力，同议者不少。翰林学士欧阳修也以“简宗庙则水灾”为由，规劝仁宗早立“储贰”，以应天谴。知制诰吴奎亦认为由于“嗣续未立”，“宗庙无本”，进而导致上天“辄降如此之灾异”。秘阁校理李大临亦引《汉书·五行志》中“简宗祀、不祷祠，则水不润下”的典故，认为水灾是因为慢待宗庙所致，应该顺立天时，早定副储。观文殿学士、知并州庞籍则建议仁宗应该仿照真宗“违豫”而定储的故事，早定储计。殿中侍御史吕景初劝谏仁宗要早择宗子，“天象谪见，妖人讹言”，以免给人以可乘之机。
不仅有水灾之扰，而且有彗星之忧。七月，“彗出紫微，历七星，其色白，长丈余”，直到八月才消失。八月初一，又有日食。按照灾异学理论，彗星与日食皆有阴盛阳之意。日食体现了代表天子的太阳被掩盖，君权受损；彗“历七星”，则为彗星向代表君主权势的北斗移动，有臣下叛乱之嫌。由此，并结合至和三年的政治情势，则有皇权与赵宋江山受到威胁之喻示，其寓意可以说代表着政治危机，作为天变之异，远比水灾更为严重。这两种比较严重的灾异再次引发了范镇对立储的呼吁。
先是，司马光再次上书建议仁宗立储，他以为当今之急务并不在于严重的水灾，而在于“根本未建”，应当“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贰之位”，“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司马光所言已经很直白，建议立储就是防止万一仁宗驾崩却未立储而会引发的局势混乱。范镇再上第六书建议立储，他指出，大水既为天变，近日又有“彗出东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这是因为自仁宗不豫以来，天下人心惶惶，因此才导致“上天之变”。进而他批评仁宗向来“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论议，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反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之后，范镇又致书宰辅，再言天变严重，朝廷应该早定储计。范镇所上六书，其中有两书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未施行。故他又上疏，说仁宗“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归罪宰辅大臣“不欲为宗庙社稷计”，并威胁说，“星变主急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不保”。言不见用，范镇又上言，说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六月彗星见，很快即册封仁宗为太子，而今灾异连发，仁宗却无动于衷，这不是应对天谴之道。暗示仁宗应该效仿真宗，早日立储，以应灾变。
三、狄青对舆论焦点的转移
在至和三年的五月到八月，范镇所上建议立储的奏章不下八封，且多次以死罪相谏。之所以如此奋力进谏，正如他所反问，“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又是他身为谏官“为宗庙社稷计”的职责所在。司马光、欧阳修、赵扦等均有同议，且灾异向来为仁宗所重视，立储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宋仁宗却没有为之所动，他只是将范镇由知谏院升职到侍御史知杂事，即从谏官转为台官，却依旧是言官。其后，宋仁宗将枢密使狄青免职，以杜群臣之口。
狄青，字汉臣，出身行伍，因战功卓著被仁宗委任为枢密使。作为全国最高军政长官，鉴于重文抑武的宋朝国策，枢密使多为文官担任。狄青因此遭到文彦博、欧阳修等高级文臣的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群臣建议立储的浪潮中，部分官员利用仁宗重病和灾异，将矛头指向了因军功而擢升枢密使的狄青。换言之，群臣立储之议与倒狄浪潮在此有所交汇，欧阳修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欧阳修曾建言仁宗立储，不仅如此，他也建议将狄青外放，就是对狄青的武臣身份有所忌讳。而且，欧阳修将狄青与水灾联系在一起，其言：
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类推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
欧阳修此奏，不仅认为仁宗不立储引发天谴，用武将狄青为枢密使亦是天谴的重要原因。欧阳修此后又有几封奏疏，数次建议仁宗罢免狄青，可以说在倒狄浪潮中发挥了主将作用。
另外，前言彗星、日食皆有兵变、臣下犯上之兆。当然，如欧阳修所表达的，行伍出身的狄青因军功当上枢密使，导致文官的忌讳才是根本所在，况且狄青颇具人望，为天下人所瞩目。若将狄青的人望、仁宗的病重与频繁的灾异统和在一起，狄青又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载：
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知制诰刘敞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又极言：“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并谓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去矣，而大疑者尚在。”……及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熟状出青判陈州。
“西府”即枢密院的代称。《宋史·狄青传》所载与之稍异，其曰：
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祜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
这两段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前者比后者略详。《宋史》所谓“嘉祐中，京师大水”有误，是年为至和三年，尚不及嘉祐。狄青“骤贵”，一时间成了京城百姓崇拜瞩目的对象，等仁宗发病，又有传言说狄家犬有异象，谣言四起。刘敞因此要求朝廷将狄青出外，以促进社会稳定。水灾中，狄青竟然行坐在皇家相国寺的大殿上，如同僭越，故京城舆论哗然，朝廷只好将狄青出判陈州。这段记载背后的政治寓意不言自明，即狄青可能有天命之象，甚至有僭越之举。《宋史》所载大意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长编》中所述的“京城小民”成为了“士卒”，且“指目以相矜夸”。二者的意涵有所不同，京城小民瞩目狄青，多是崇拜之意，而士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崇拜，而且对狄青有向心力。这就犯了“兵不知将”的禁忌，狄青怎么可以赢得广大士卒的人心呢？这是文臣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然两者孰是？《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虽没有完整记录狄青被免枢密使的过程，但对狄青的人望有所记载：“狄青以军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瞩目，而青颇有自得色。”此说与《宋史》较合。然南宋徐自明在编撰《宋宰辅编年录》时，将《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此句与《长编》中所载混二为一，录在“狄青罢枢密使”条目之下。徐自明当是认为，狄青既得士卒之心，又颇得民望。两宋之际的王铚在《默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青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韩枢密”“韩公”均指韩琦。狄青自以为与颇具名望的韩琦不相上下，只是比后者少一进士功名而已。这句转述是为了说明狄青较为自得或者跋扈。与前几则史料不同，这段记述将狄青的免职与彗星附会在一起，当属传言。然就在狄青被免职的夜晚，彗星确实消失了。其将狄青的跋扈、免职与彗星的出没进行附会，亦可见当时针对狄青的传言是多么的玄之又玄。
当仁宗和狄青都遭到朝臣攻击时，仁宗将狄青免职，此举可能满足了欧阳修等倒狄派官员的愿望；彗星的消失，灾异不见，这才使得范镇抿口不言立储之事。故范镇不得不说：“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惧，彗星既灭，则不复有所告戒。后虽欲言，亦无以为辞，此臣所以恐惧而必以死请也。”范镇此句是无奈之语，即失去了要求仁宗立储的理论基础。
四、结语
对于至和三年的立储之议，李焘总结道：
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劝上早立嗣，上许之。会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知者不可胜数也。包拯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
如前所言，宋仁宗向来有畏天的好名声，又有纳谏之好。那么，为何就是不愿意早择宗子以充皇嗣呢？无它，只是因为仁宗的身體康复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生育的期许。到嘉祐六年，待群臣再次请求仁宗立嗣时，仁宗却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然“皆生皇女”。这句话就完全暴露了仁宗一再拖延立嗣的考虑。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天谴，仁宗才不顾天寒，竭诚祈祷，导致重病，由此引发了朝堂上下的立储之议。在以范镇为代表的建储奏议中，以灾异作为劝谏的切入点，其中又以“简宗庙”则“水不润下”为理论核心。之所以利用此理论，不仅是它正好契合立储之议的理论需求，而且具有儒家经典所赋予的合理性特征。这一理论又载入汉以来历代正史当中，正如他们在论述中每每以汉唐史事为论据，使它又具有了历史经验的特质。在这种经典传承和历史经验中，宋仁宗朝的政治就难以摆脱灾异学理论的影响。况且，宋仁宗个人就比较喜好天文、占卜、术数之学，又注重灾异的祈禳，这也为范镇等人的谏言提供了可能。然而宋仁宗为了个人政治上的考量，屡屡拒绝朝臣的立储谏言，而是将有“天命”之象的狄青罢免，转移了天谴的矛盾。因此必须承认，灾异理论对引导君主行为、约束皇权有一定的效力，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七年之后的嘉祐六年十月，在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宋仁宗才任赵宗实为知宗正寺，以备储位之选。次年八月赐名“曙”，正式确定皇子身份，即是后来之宋英宗。
[摘要]至和三年除夕，仁宗于雪中祈祷，由此染上重病。故而长时间无法处理政事，且无子嗣，政治危机随之发生。鉴于此，士大夫纷纷以水灾等灾异为由，建议仁宗早日立储。然而，随着仁宗身体的逐渐康复，仍寄希望于自己生养子嗣，屡屡拒绝臣下之请。恰在此时，靠军功骤升的狄青，亦成为士大夫攻击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立储之议这个焦点话题。
[关键词]宋仁宗，立储，水灾，狄青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6-0048-06
宋仁宗赵祯于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即位，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去世，在位42年。这期间共生育三子十三女，而三子皆早夭。由于没有子嗣，接班人的问题成为仁宗朝后期政治的焦点话题。然而它如何与水灾、狄青发生关联的？视阈所及，目前并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對此进行分析与讨论。本文的视点有二：一是探讨水灾在士大夫建议立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对北宋政治史上狄青罢免这一热点课题提出新的视角。
一、立储问题的由来
宋真宗时皇子早天，皇嗣不能立，就先将商王赵元份之子赵允让养于禁中，后来仁宗出生，即送还商王府。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宋仁宗正值盛年，未有子嗣，却生了一场大病，引发朝臣担忧。仿照真宗故事，次年二月，杨太后将汝南王赵允让四岁的十三子选人禁中，以充皇嗣，赐名“宗实”。由此可知，选择赵允让之子养于禁中，是因为仁宗没有子嗣，且身体不佳，为了赵宋江山的延续与政治稳定，只好择宗子作为皇子的备选。虽然选宗子入养禁中，但并未明确皇子的身份，更没有确定皇储的地位，待皇帝有所生育，养子即被送还，实为两全之策。三年后，仁宗长子生，生日即折。宝元二年（1039年）八月，次子出生，将赵宗实送还。不料，次子于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再次夭折。八月，三子出生，不及两岁而夭折。‘哏然三子俱失，宋仁宗仍没有选宗子为养子的打算，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随着宋仁宗逐渐步入晚年，储位问题也就成为当时朝论的重心所在。
至和三年（1056年）除夕，大雪将一宫殿的房架压折，天谴意味浓厚。在应对灾异上，宋仁宗向来重视祈禳，如《宋史·仁宗赞》所言：“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嘶谓“跣立殿下”，即是指这次在大雪天中，他“跣足祷于天”。次日，即正月初一，在大成殿行朝会之礼，“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当是受了严重的风寒，以致突然晕倒，无法成礼。不得已，左右“复下帘”，并“以指抉上口出涎”，如此稍好一些，勉强完礼。此后，病情愈来愈重，精神变得不太正常，语无伦次。
二月甲辰，史“御延和殿，帝康复”；三月壬申，又“圣体康复，命宰相谢天地、社稷、宗庙、寺观诸祠”；闰三月癸未“诏罔门，自今前后殿间日视事”。二月、三月仁宗康复，当是病情好转之意。所谓康复的信号，重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毕竟在皇权专制社会，皇帝的健康情况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仁宗在正月初一发病，直到三个月后才能过问政事，这期间只有宰相文彦博等宰执班子在操持朝政。此境况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上始得疾，不能视朝，中外忧恐”。皇帝病重，且无子嗣，不得不说潜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此，在仁宗患病期间，宰相文彦博等劝仁宗早立嗣，仁宗应允。然而，当他们准备将立赵宗实为嗣的建议上报时，仁宗微愈，此事遂止。
待仁宗之病稍愈之后，不再提立嗣之事，群臣亦不敢多言。是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直谏，他建议仁宗仿照真宗故事，先养一宗室子于禁中，待“诞育皇嗣”，“复遣还邸”。此建议虽然没有得到采纳，却开了立储之议的先声。御史中丞张异亦上书论曰：
近闻知谏院范镇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自陛下服药调适，仅将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闻圣体渐康，况中外机密万务，在臣等职业合奏之事甚多，若只上章疏，难以周悉，须合面陈。伏乞特赐指挥，依自来体例，令台谏官上殿。
此奏的目的是要求仁宗召见台谏等官员，可见仁宗在五月依旧没有痊愈。此时，仁宗尚不能面见台、谏长官，他们只能上书言事。仁宗既然没有痊愈，又不肯早立皇嗣，其内心还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此奏议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逾月未蒙施行”，他们又再次上疏要求台谏官员上殿接受仁宗召见。七月初一，“诏三司、开封府、台谏官、审刑院复上殿奏事”，李焘在此强调，“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对髃臣”。由此可知，仁宗身体到了是年七月，才算基本康复。
虽然形势严峻，群臣又不能明言立储的主要原因是皇帝身体不好，随时都有可能驾崩，这样会危及赵宋江山的稳定。他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言论中利用其他理由来规劝仁宗早日立嗣。在议储的言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灾异天谴说”，即从上天意志的角度为其言论提供立足点，从而将立储这一建议上升到天的要求上来。而其间最主要的灾异，却是与立嗣有密切关系的水灾，其理论机理是“水不润下”。
二、“水不润下”与士大夫的立储建议
“水不润下”源自汉儒对《尚书·洪范》“水日润下”之义的引申。《洪范》中“水日润下”表达的是自然之理，即水往下流以滋润万物。而汉儒在《洪范五行传》中超出这一原始含义，将其抽象化、政治化，赋予五行中的水以人道和王道的政治理论内涵。《汉书·五行志上》引《洪范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前四者是“水不润下”之应发生的征兆，即若不及时祈祷、祭祀，执政不能顺应天时，就会有“水不润下”的后果。所谓“水不润下”，即为“水曰润下”之反义。水润下为利，水不润下则为害，所指是与水有关的灾害，如雨涝、江河洪水等。据此理论，发生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祖宗不敬，“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都与之有关。既然“水不润下”说的是不敬祖宗，又是如何与立嗣关联的呢？士大夫自然有其道理，且看下文。
开封的大雪导致仁宗重病，达半年之久。而这只是此年水灾的开始。正月月末，再次降下大雪，并伴随“木冰”现象；五月，“以昼夜大雨，权增京城里外巡检”；六月“雨坏太社、太稷坛”。其中五月的那次雨灾尤其严重：
京师大雨不止，逾月，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诏辅臣分行诸门。而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
换言之，至和三年上半年的水灾就没有停歇过，先是正月大雪之灾，五月以来又下大雨，导致多地江河洪水成灾。此种情形，不得不说迎合“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
是年六月，知谏院范镇上言道：
臣伏见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俱奏水灾，京师积雨，社稷坛遗辄坏，平原出水，冲折都门，以至宰臣领徒监总堤役，其为灾变，可谓大矣。然而灾变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灾变，亦宜有术。伏乞陛下问大臣灾变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术。仍诏两制、台阁常参官极言得失，陛下躬亲裁择，以塞天变。庶几招徕善祥，以福天下。
范镇此奏，先是强调了水灾范围之广泛，又比较严重，正如他所言“其為灾变，可谓大矣”。他建议宋仁宗查清灾变之缘起，然后实行针对性的弭灾之术。范镇此番言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强调灾情的严重，也不急于需要弭灾之术，而在于最后一句，即要求仁宗下求言诏，让朝臣们畅所欲言。更为深层的目的当是与立储有关。前述范镇首提立嗣之议，却曲高和寡，除殿中侍御史赵扦、并州通判司马光有所附议外，多数朝臣都不敢去碰仁宗的忌讳。此次水灾当是畅议此事的好机会，这从范镇之后的奏议中可以知晓。仁宗果然下诏罪己求言。求言诏书将水灾定性为天谴，是因为皇帝不德所致，要求官员们畅所欲言，以应天变。这就为朝臣的立储之议提供了绝好又合理的机会。原来建言立储只是台谏官员的职责所系，限于禁止越职言事的政治文化，许多士大夫并没有发言权，此诏书扩大了士大夫立储之议的范围。
范镇应诏上奏，不同的是他利用了“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其说在立储之议中具有代表性，故录之如下：
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祗，肃祗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也，非废祭祀也，非不祷祠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宗庙以承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范镇首先将水灾归结为“水不润下”，并引用《洪范五行传》来陈述导致“水不润下”的几种情况。其次，他利用排除法，说仁宗对天地山川之神以及祖宗比较恭敬，都是及时祈祷祭祀，政令亦没有违背天时，那么天变的原因就不在于上述几项，而在于“简宗庙”。接着，他又分析了仁宗如何犯了“简宗庙”的错误。他认为“宗庙以承为重”，即以子孙繁衍为重，仁宗没有子嗣，又不择宗子充皇嗣，是对宗庙的懈怠与不敬。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天变。只有早日择宗子养于禁中，以充皇子之位，才能消弭天变。范镇这种循序渐进的论奏方式为古代奏议所常见，他用“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也可以说有理有据，又没有触碰对仁宗身体状况的忌讳。
范镇再次发力，同议者不少。翰林学士欧阳修也以“简宗庙则水灾”为由，规劝仁宗早立“储贰”，以应天谴。知制诰吴奎亦认为由于“嗣续未立”，“宗庙无本”，进而导致上天“辄降如此之灾异”。秘阁校理李大临亦引《汉书·五行志》中“简宗祀、不祷祠，则水不润下”的典故，认为水灾是因为慢待宗庙所致，应该顺立天时，早定副储。观文殿学士、知并州庞籍则建议仁宗应该仿照真宗“违豫”而定储的故事，早定储计。殿中侍御史吕景初劝谏仁宗要早择宗子，“天象谪见，妖人讹言”，以免给人以可乘之机。
不仅有水灾之扰，而且有彗星之忧。七月，“彗出紫微，历七星，其色白，长丈余”，直到八月才消失。八月初一，又有日食。按照灾异学理论，彗星与日食皆有阴盛阳之意。日食体现了代表天子的太阳被掩盖，君权受损；彗“历七星”，则为彗星向代表君主权势的北斗移动，有臣下叛乱之嫌。由此，并结合至和三年的政治情势，则有皇权与赵宋江山受到威胁之喻示，其寓意可以说代表着政治危机，作为天变之异，远比水灾更为严重。这两种比较严重的灾异再次引发了范镇对立储的呼吁。
先是，司马光再次上书建议仁宗立储，他以为当今之急务并不在于严重的水灾，而在于“根本未建”，应当“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贰之位”，“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司马光所言已经很直白，建议立储就是防止万一仁宗驾崩却未立储而会引发的局势混乱。范镇再上第六书建议立储，他指出，大水既为天变，近日又有“彗出东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这是因为自仁宗不豫以来，天下人心惶惶，因此才导致“上天之变”。进而他批评仁宗向来“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论议，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反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之后，范镇又致书宰辅，再言天变严重，朝廷应该早定储计。范镇所上六书，其中有两书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未施行。故他又上疏，说仁宗“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归罪宰辅大臣“不欲为宗庙社稷计”，并威胁说，“星变主急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不保”。言不见用，范镇又上言，说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六月彗星见，很快即册封仁宗为太子，而今灾异连发，仁宗却无动于衷，这不是应对天谴之道。暗示仁宗应该效仿真宗，早日立储，以应灾变。
三、狄青对舆论焦点的转移
在至和三年的五月到八月，范镇所上建议立储的奏章不下八封，且多次以死罪相谏。之所以如此奋力进谏，正如他所反问，“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又是他身为谏官“为宗庙社稷计”的职责所在。司马光、欧阳修、赵扦等均有同议，且灾异向来为仁宗所重视，立储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宋仁宗却没有为之所动，他只是将范镇由知谏院升职到侍御史知杂事，即从谏官转为台官，却依旧是言官。其后，宋仁宗将枢密使狄青免职，以杜群臣之口。
狄青，字汉臣，出身行伍，因战功卓著被仁宗委任为枢密使。作为全国最高军政长官，鉴于重文抑武的宋朝国策，枢密使多为文官担任。狄青因此遭到文彦博、欧阳修等高级文臣的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群臣建议立储的浪潮中，部分官员利用仁宗重病和灾异，将矛头指向了因军功而擢升枢密使的狄青。换言之，群臣立储之议与倒狄浪潮在此有所交汇，欧阳修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欧阳修曾建言仁宗立储，不仅如此，他也建议将狄青外放，就是对狄青的武臣身份有所忌讳。而且，欧阳修将狄青与水灾联系在一起，其言：
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类推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
欧阳修此奏，不仅认为仁宗不立储引发天谴，用武将狄青为枢密使亦是天谴的重要原因。欧阳修此后又有几封奏疏，数次建议仁宗罢免狄青，可以说在倒狄浪潮中发挥了主将作用。
另外，前言彗星、日食皆有兵变、臣下犯上之兆。当然，如欧阳修所表达的，行伍出身的狄青因军功当上枢密使，导致文官的忌讳才是根本所在，况且狄青颇具人望，为天下人所瞩目。若将狄青的人望、仁宗的病重与频繁的灾异统和在一起，狄青又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载：
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知制诰刘敞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又极言：“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并谓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去矣，而大疑者尚在。”……及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熟状出青判陈州。
“西府”即枢密院的代称。《宋史·狄青传》所载与之稍异，其曰：
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祜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
这两段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前者比后者略详。《宋史》所谓“嘉祐中，京师大水”有误，是年为至和三年，尚不及嘉祐。狄青“骤贵”，一时间成了京城百姓崇拜瞩目的对象，等仁宗发病，又有传言说狄家犬有异象，谣言四起。刘敞因此要求朝廷将狄青出外，以促进社会稳定。水灾中，狄青竟然行坐在皇家相国寺的大殿上，如同僭越，故京城舆论哗然，朝廷只好将狄青出判陈州。这段记载背后的政治寓意不言自明，即狄青可能有天命之象，甚至有僭越之举。《宋史》所载大意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长编》中所述的“京城小民”成为了“士卒”，且“指目以相矜夸”。二者的意涵有所不同，京城小民瞩目狄青，多是崇拜之意，而士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崇拜，而且对狄青有向心力。这就犯了“兵不知将”的禁忌，狄青怎么可以赢得广大士卒的人心呢？这是文臣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然两者孰是？《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虽没有完整记录狄青被免枢密使的过程，但对狄青的人望有所记载：“狄青以军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瞩目，而青颇有自得色。”此说与《宋史》较合。然南宋徐自明在编撰《宋宰辅编年录》时，将《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此句与《长编》中所载混二为一，录在“狄青罢枢密使”条目之下。徐自明当是认为，狄青既得士卒之心，又颇得民望。两宋之际的王铚在《默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青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韩枢密”“韩公”均指韩琦。狄青自以为与颇具名望的韩琦不相上下，只是比后者少一进士功名而已。这句转述是为了说明狄青较为自得或者跋扈。与前几则史料不同，这段记述将狄青的免职与彗星附会在一起，当属传言。然就在狄青被免职的夜晚，彗星确实消失了。其将狄青的跋扈、免职与彗星的出没进行附会，亦可见当时针对狄青的传言是多么的玄之又玄。
当仁宗和狄青都遭到朝臣攻击时，仁宗将狄青免职，此举可能满足了欧阳修等倒狄派官员的愿望；彗星的消失，灾异不见，这才使得范镇抿口不言立储之事。故范镇不得不说：“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惧，彗星既灭，则不复有所告戒。后虽欲言，亦无以为辞，此臣所以恐惧而必以死请也。”范镇此句是无奈之语，即失去了要求仁宗立储的理论基础。
四、结语
对于至和三年的立储之议，李焘总结道：
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劝上早立嗣，上许之。会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知者不可胜数也。包拯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
如前所言，宋仁宗向来有畏天的好名声，又有纳谏之好。那么，为何就是不愿意早择宗子以充皇嗣呢？无它，只是因为仁宗的身體康复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生育的期许。到嘉祐六年，待群臣再次请求仁宗立嗣时，仁宗却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然“皆生皇女”。这句话就完全暴露了仁宗一再拖延立嗣的考虑。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天谴，仁宗才不顾天寒，竭诚祈祷，导致重病，由此引发了朝堂上下的立储之议。在以范镇为代表的建储奏议中，以灾异作为劝谏的切入点，其中又以“简宗庙”则“水不润下”为理论核心。之所以利用此理论，不仅是它正好契合立储之议的理论需求，而且具有儒家经典所赋予的合理性特征。这一理论又载入汉以来历代正史当中，正如他们在论述中每每以汉唐史事为论据，使它又具有了历史经验的特质。在这种经典传承和历史经验中，宋仁宗朝的政治就难以摆脱灾异学理论的影响。况且，宋仁宗个人就比较喜好天文、占卜、术数之学，又注重灾异的祈禳，这也为范镇等人的谏言提供了可能。然而宋仁宗为了个人政治上的考量，屡屡拒绝朝臣的立储谏言，而是将有“天命”之象的狄青罢免，转移了天谴的矛盾。因此必须承认，灾异理论对引导君主行为、约束皇权有一定的效力，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七年之后的嘉祐六年十月，在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宋仁宗才任赵宗实为知宗正寺，以备储位之选。次年八月赐名“曙”，正式确定皇子身份，即是后来之宋英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