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89年“镇江领事馆事件”管窥清末地方社会的冲突
[摘要]1861年镇江英租界的设立，对镇江近代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列强“不自觉地”从客观上推动了镇江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镇江社会内部矛盾相随凸显。1889年镇江境内爆发的火烧领事馆事件正是各种社会冲突的典型性产物。本文围绕这一事件，从租界当局、华洋之间、中国社会内部三个侧面展开论述，以期揭露清末地方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复杂性。
[关键词]租界，镇江，社会冲突，火烧领事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37-06
镇江近代化发展之初，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洗劫。伴随着英国租界在镇江的建立，镇江人民加快了重建家园的努力步伐，使得镇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都市。然而，镇江社会内部的冲突也日益凸显。1889年火烧领事馆事件，是一个社会冲突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可以借此剖析近代前期镇江社会内部的冲突根源。
一、镇江英租界的建立
1858年，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背景下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时，苏南地区主要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只有镇江一城依然掌握在清军之手。该条约不但确定了镇江作为长江内河航运的商埠之一，而且还规定：
除镇江一年后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汉口沿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1860年，英国敦促实施条约，镇江开埠通商事宜便提上日程。薛焕担任署理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而常镇道道员是驻镇江最高行政长官。薛焕向常镇道道员发出指示：“外国商船应在何处停泊，何处租与外国官商建屋居住，均应仿照上海章程办理。”1861年初，英国参赞巴夏礼与镇江知府师荣光等人商议建立租界区。巴夏礼垂涎镇江城北甘露寺前的一片平地，该区处于长江和镇江城之间，通商便利。但是，镇江地方官员断然拒绝这项请求。师荣光在回复巴夏礼的照会中强调，北固山的新城墙不仅不能拆除，“如有卸缺之处，当由地方有司随时葺补，碍难擅动”。巴夏礼无奈改变态度，另寻他处，最终确定“于云台山上建立公署，山下为各商建栈基址”。费成康说：“镇江英租界的所在地并不适宜于开辟租界。”英国人被迫接受了这个并不理想的方案。可见，镇江英租界的选址是中英双方互相折冲的政治结果。
与其他租界相比，镇江英租界的面积较为狭窄。随着镇江商业的迅速发展，既有的租界区难以满足外侨商业贸易的需求，所以，租界当局谋求扩展的意图愈加强烈。租界当局企图假借越界筑路方式向外围扩展，“遭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抵制后，他们就无计可施，只得放弃这一图谋”。辛亥革命期间，租界当局以防战乱为名，在沿江公路两端修建铁栅门，强行将公用马路纳入租界管辖范围。镇江英租界的位置选择，对于镇江城市发展的意义甚巨。由于租界位置偏离府城，从而使该城重心向西转移。阴错阳差地使镇江城市的框架拉开，形成几个各具特色的区域。
与此同时，作为开埠通商的配套工作，镇江海关的建设也拉开帷幕。1860年，英国人急切地实现长江通商的目的，而清政府担心外人向沿江太平军出售武器。为了消除清政府顾虑，英国公使卜鲁斯提议外国船只仅在清政府牢固掌握的上海和镇江纳税，并加大对外国船只武器检查的力度和对出售武器的外国商船的惩罚力度。1861年初，镇江海关选址于“西门外东至江神庙，西至英国租界，南至镇屏山脚，北至江口空地一块”。噸江海关的管辖范围东自狼山，西至江宁，其行使的权限还包括上下行船只的稽查与准行等。据《镇江港史》记载，“镇江海关的管理权限和地位，不仅仅只是限于镇江本口，在长江实行通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它起到了长江各埠总海关的作用”。这意味着镇江成为长江出海口的一道闸门，而镇江海关充当这道闸门的锁钥。
二、火烧领事馆事件始末
开埠通商推动了镇江经济迅速发展，而租界周围成为镇江最繁华的区域。洋行、商帮，以及大量外来谋生的贫困人群在此处麋集。这里既是华洋杂处、流民汇聚、易生事端的地方，也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无力应对的地方。整个近代史上，这里一直是镇江城最为敏感的区域。
1889年2月5日，在租界大马路的边界处，一名在租界区摆设掷蛋摊的普通百姓遭到租界巡捕的驱逐。根据《申报》事后的报导，摊主是苏北来的穷人，名叫康麻子。这名印度籍巡捕嫌摊主动作缓慢，便挥舞棍棒驱逐，继之以拳脚。印度巡捕踢中了康麻子的下体，康麻子昏死過去。红头巡捕（印度巡捕头裹红巾，被当地人称为红头巡捕）说康麻子装死，并把康麻子拖出租界。这个微不足道的城市管理事件就是一场重大外交事件的起因。
在红头巡捕打人和拖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聚众和骚乱。说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并没有引起周围群众的歧义。康麻子被拖出租界后引起了争执。租界大马路的外面是银山门大街，街边则是很多的商家。当街的商家因此与红头巡捕发生了争执，但争执的内容也不是事情本身的对错，而是当街商家担心承担责任。商家的争执理由是：“捕将人踢死何能嫁祸于人？”关于这个争执过程，今天留存的资料过于简略，我们无法复原其详细过程。我们只知道，红头巡捕在争执中心怯退却，试图离开。围观的群众看到红头巡捕示弱，便群起追赶责问。
在争执的过程中人流不断汇集。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砖头石块在空中飞舞。大群队伍涌向巡捕房。闯了祸的巡捕惊恐中到处躲避。这时候有人大声说：“吾等华人被捕打死，此仇不可不报。”这句话激活了群众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呼百应，群众奔向巡捕房，将房屋拆毁一空。事情逐渐发酵，逐渐变质，从最初的一个巡捕打人的小事，演变成一个群体性抗争事件。
地方官被租界当局请来劝说群众。丹徒知县薛星辉和保甲委员孙某赶到现场弹压。群众的敌对情绪迅速转向官府的官员。砖头像雨点一样砸向官员。他们躲进轿子，轿子就被砸毁，躲进客栈，客栈又被砸毁。后来，官员们被驻军拚命救回。官员们的出现犹如向烈火中投入了助燃物。群众向“三层楼”上攀登打砸，尽情破坏。油灯在打砸过程中落在地板上，三层洋楼烈焰冲天。
激情中的民众接着奔向领事馆，要求领事交出凶手。英国领事惊恐中下令鸣枪警告。在癫狂状态的民众丝毫不知畏惧。这种放空枪警告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示弱，更容易激发街头民众摧毁权威的快意。民众蜂拥而上，冲进领事馆。负责保护领事馆的清军士兵试图阻挡，很快就被淹没在人群大潮之中，被人流挟裹着卷入领事馆。民众七手八脚忙着纵火和打砸。英国领事急忙推倒后墙逃往江边太古公司的趸船。大火燃烧过程中，凡有前来救火的，都被参与骚乱的群众阻止。大火一直烧到夜里两点多钟。火势向周围的住户漫延，引起居民恐慌。“附近居民出为跪求是以得免”。《申报》在此只强调当地居民“跪求”，至于向谁“跪求”，以及谁在运动中有足够的权威允许救火，则语焉不详。由于火势被扑灭，因此，周围住户，以及福音堂、美国领事馆、天主堂等建筑都得以保全。
高潮过后，余波未止。运动过后的群众余兴未消。第二天天明，还有很多民众不肯散去。一部分民众表现出明显的反洋人情绪。“有老幼百姓约数十人，至太古码头，拟登趸船与洋商为难，每人手执碎砖向船飞掷，幸相隔甚远，且扯起浮桥，众惟一片喧哗而已。”直到第二天午后，在薛星辉等官员的不断劝说下，人群才渐渐散去。
三、事件所折射的镇江社会各种冲突
镇江英租界火烧领事馆事件，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楔人表现出明显的不适，西方势力向中国社会渗透遭遇的抵制，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模式应对全新的社会课题时的无能为力，都有了充分的展示。
1.租界管理层内部的冲突
1889年的镇江社会，充塞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火烧领事馆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深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为冰山一角提供了浮力。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诱发此次火烧领事馆事件至关重要，此前却一直难以为史学界所认识。比如，租界管理当局中英国人、印度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洪祥在介绍镇江英租界的警察队伍时，如是说：
警察权，开始操于英人之手，设警长一人，巡捕三十余人，其中不少是印度籍巡捕，经常无故制造事端，欺压华民，为镇江人民所深恶痛绝。
以上引文是我们对于近代史上华洋之间冲突事件最典型的理解路径。这则资料，对于租界警察力量之理解，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印度籍巡捕在租界内行使警察权，直接面对底层民众，容易引起民众的仇恨。但是，英国人对于警察力量之权衡，印华巡捕引入的先后顺序和力量对比，则需要参考其他资料来理解。
为了对租界进行有效管理，英国人需要一支警察力量。租界当局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雇佣英国警察成本太高，中国警察则与中国社会联系密切，难以控制。印度巡捕与华人社会没有联系，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可以利用，对租界当局非常忠诚。同时，英国领事也需要用他们的力量来防止租界中华人巡捕势力失控。1884年，在上海英租界，英国人从印度殖民地选用巡捕的初衷就是抑制华人巡捕的势力。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印度籍巡捕虽然地位低下，但租界当局给他们的工资却是华人巡捕的两倍，带有明显的收买和利用的性质。在镇江英租界，英国人使用了相同的管理策略。这样，印度籍巡捕和华人巡捕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敏感的竞争关系。在这场竞争中，印度巡捕的优势是，深受英国人的信任；华人巡捕的优势是，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于是，华人巡捕以长击短，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民意排挤这些印度人。
我们在《海关十年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斗争过程：
1885年成立巡捕房雇佣一些本地人士充当巡捕，在外侨监督之下，工作满意，逮捕了一些盗贼、坏人，租界内中国居民习惯于市政管理规章制度。在1887年，为加强警力，雇佣了几位锡克族印度人巡捕，与本地人巡捕之间发生冲突，矛盾扩大，租界内本地人大量增加，组成抗外团体。1889年二月暴动，骚乱达到高潮，印度巡捕解雇停用。
这则资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镇江英租界警察力量的传统认识。在租界当局的话语体系中，当地巡捕是租界警力的主要力量。印华巡捕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华人巡捕占优势，且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进行了有组织的行动。资料甚至把这场骚动完全归因于印华巡捕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结局是，华人巡捕取得彻底胜利，印度锡克族巡捕被集体解雇。
我们不妨通过合理的推测，把事件作一次还原。这次锡克族巡捕打人致人昏死的事件，给华人巡捕提供了一个机会。考虑到华人巡捕成立了排外組织，他们很可能有计划地创造出这样的机会来。由于印度巡捕负责租界的城市管理，就必然会时常地同当地群众发生冲突。创造出一个冲突，并且把冲突扩大，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治安事件，会越过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轻易地转换成为种族话题。人群中那个高喊“吾等华人被捕打死……”的声音，对于所有镇江居民都有动员力量。当年的《伦敦图片新闻》甚至报导说，当事的华人用装死的方式引发了这场暴力冲突。事情闹得越大，种族问题就越敏感，对印度人就越不利。这个事件最终使锡克族人丢掉了饭碗。总之，红头巡捕与摊贩的冲突点燃了群众的怒火，同本地籍巡捕的恶劣关系成为助燃物。这则资料似乎在提醒我们，当地华人巡捕的排外组织在这次骚动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火烧领事馆事件之后，为了回避这个敏感的种族话题，租界当局不得不辞退所有的印度巡捕，改用华人。然而，这给英国人带来新的难题。华人巡捕同镇江社会极易建立起各种联系，使得这个队伍难以管理。其工作效率和廉洁程度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直到1913年，租界当局对中国巡捕的表现一直是非常失望的。警察总长兰布伊在1913年的年度报告中说：
中国警察人员履行职责的总体情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共处理了46起玩忽职守的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渎职者要算一位警长……他因接受鸦片贩的贿赂，最终于12月21日被开除……从本地招募来的人员更适合从事巡捕侦查工作。然而，本地来的警察有以各种借口索取茶费和其他费用之不良习俗。所以，总的说来，威海卫籍警察要比本地籍警察对市政当局更为适用。
在这份资料中，兰布伊还说，尽管租界当局尽量雇佣山东威海卫人为巡捕，但华人巡捕易于索贿受贿，许多华捕同鸦片贩子勾结，使得租界当局的禁烟工作难以取得满意效果。不难得出结论：印度巡捕被解雇，获利最大的是华人巡捕，他们因缺少制约易于获得贿赂收入，而租界当局则长期深受困扰。
2.华洋之间的冲突
清朝晚期的中国社会，一直弥漫着对洋人的仇恨。在英国人的逻辑中，镇江人没有理由仇恨外国人。额尔金在1858年为开辟租界作事先考察工作经过镇江时，就是这样感受的：
来到镇江城里……當地人见了我们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他们希望我们能让他们自由经商，不受起义军侵扰。
但是，事实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外国人在镇江，时刻感受到一种仇恨。生活在镇江的挪威人拉斯姆森说：
每次进出租界，都听到有人朝你大喊“洋鬼子”时，你就越来越感觉到那股敌意。通常都是街上的一些顽童这么喊，但他们一定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
如果仅就镇江来观察，是哪些人在仇恨洋人？他们仇恨洋人什么呢？西方人的直觉告诉他们，最仇恨他们的人是官员和士绅。在上面的引文中，拉斯姆森接着分析说：
开始，我完全不去理会，直到后来我开始研究中国人后，才开始意识到那是源于仇恨，是由那些政府官员小心培育和煽动起来的。
拉斯姆森分析政府官员仇恨外国人的原因说：
所有的暴乱很明显都是源于害怕。害怕的大多不是这些参与其中的人，而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官僚，他们担心欧洲的文明和科学最终会终结他们腐败的政府制度并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可能还害怕我们最终可能会从他们手中抢走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就鼓动这群暴徒并怂恿他们对我们作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
史学界长期以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替代史学理论，认为清朝政府及其官员们并不仇恨外国人，而是西方势力的走狗。事实上，官员们是最有理由仇恨外国人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清朝后期一切排外运动的源头。试想一下，传统统治架构中，官员是社会博弈中的强势群体，他们更希望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西方力量楔人中国社会，使传统统治模式运作失灵，皇帝和官员们是最大的受损者。他们毫无疑问是最仇恨西方人的群体。只是因为无力对抗西方的枪炮而无可奈何。如果他们有足够力量抵抗西方的枪炮，洋人连进人中国的机会都没有。
租界中的主角是辛勤劳作的下层群众。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因租界的出现而获得工作机会，更不应该有仇恨的理由。这个群体特别巨大，仅仅租界的码头，就“给数以万计的船工和苦力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这个看起来一盘散沙的群体，其实是有严密组织的。时隔两年之后的1891年，当长江教案被侦破的时候，人们才得以知道镇江英租界内民间帮会的巨大规模。哥老会首领李丰居住在租界，运筹一个全国性的颠覆清政府的计划。该计划以闹教堂为突破口引起社会混乱，借此发动一场太平天国式的反政府运动。他们精心策划了活动步骤，用十分极端的方式煽动民众对洋人的仇恨，竟可以同时在长江沿岸十多个城市掀起反教会的风潮。这个庞大的计划被及时侦破了，但帮会在租界中所蕴藏的力量，以及其巨大的动员能力，使清政府深为惊恐。1889年前后的镇江英租界的码头，有上万名码头工人在工作。船工和码头苦力，是中国帮会传统上的寄生场所。他们基本上都被帮会所掌控。在这个只有156亩的微型地块中，不可能有哪件事失去帮会的影响。1889年火烧领事馆事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向冷漠的中国人，突然间以巨大的热情关心一个公共事件，如果不把帮会的力量考虑进去，是难以理解的。
事件过后，租界当局便禁止华商在租界内开设茶楼酒馆。镇江关1891年的年度报告说：
迨岁底时工部局定有新章，凡华人向在租界内开设酒肆、客栈者，不复发给准照，并先谕令，一律迁徙。此论甫脱稿间，闻该酒肆、客栈现均移出。
也就是说，在税务司完成1891年年度报告的当天，华人经营的服务业经营场所都被强制停止了。这些容易引起是非的热闹场所，便都阻挡于租界外围。这一措施的目的很明显，既可以减少华洋冲突的由头，也可以削弱租界中华人的势力。
还有一种人参与了火烧领事馆的事件，即清军士兵。在骚动的过程中，清朝军队调动进入租界，其职责是保护外国人不受伤害。但是，他们的出现丝毫都没有给外国人提供安全感。在租界供职的外国职员的切身感受是：
他们（指骚动的群众）不会顾及进入租界的士兵，因为这些士兵说起来是保护我们，但实际上他们却是站在那群人那边的，从他们明白无误的被动态度就可以看清楚了。
事后的情况证明的确如此，一些参与了组织活动的士兵被指控，并受到了惩罚：“中国的一些士兵被指控煽动平民进行暴力活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查找，当年这些清朝士兵被指控的罪名和参与活动的细节。如果能够获得这样的资料，一定能让我们了解到更多复杂的内幕。
3.中国社会内部的冲突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由简单原始的农业社会发育出来的政治框架，无力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相对于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而言，农业社会的政府管理十分简陋。所以，当租界出现之后，商贸业迅速繁荣，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日益显得捉襟见肘。如同一个已经发育了的青年，无法穿上自己的童装。传统的统治策略是，压制商业的发展，以确保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不会对简陋的政治统治模式提供严重挑战。这种削足适履的措施虽阻滞了社会进步，但确实成功地使帝王统治模式处于稳定的状态。然而，当近代文明向中国渗透之后，这种方式就难以为继了。
传统的地方政府统治模式是瞿同祖先生所称的“一人政府”。县是最小的行政单元。正常情况下，县官是全县唯一的官员。从法律意义上考察，一丝一毫的权力都掌握在县官的手里，就像整个中国的些微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瞿同祖先生说：“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是高度集权的。”权力既不存在着细致的分工，也不存在合理的制约。各级官员的权力都处在高度集中和随意性很强的状态。为了不使民间可以形成能够对抗官府的力量，只有一个办法，尽可能地剥夺民众的权力，降低民间的组织化程度，使其一盘散沙。严重缺乏权力的民众处于一种十分卑微的生存状态，诚惶诚恐地生活在权威之下。但他们内心中对权力的渴望却更加强烈。
人们在严重压抑下十分卑微地生存，一旦摆脱枷锁便十分放纵的情形，正是拉斯姆森在镇江观察到的情形：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有潜在的相反的特性。一旦被鼓动，这群安静的、爱好和平的中國人一个个就都变成了恶魔，一群热衷于掠夺、纵火和杀戮的失去理性、大喊大叫的疯子。
但是，西方势力楔人了，租界出现了，华洋杂处的局面使得镇江社会越来越复杂。这种混居状态给镇江地方政府招来无法克服的麻烦。原本简陋的地方政府架构无力应对，迫使官府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相关事务：
自本邑开作通商口岸，城内外耶稣、天主教堂亦逐渐增进，并于今所称为天主街等处广置市房，为教堂产业。华洋交涉既多，地方官力所不逮。于是复设交涉局，委员办理，以辅关道所不及。
镇江的华洋交涉事务，既繁重又敏感，不得不单独设立一个叫做交涉局的机构专门处理这项工作。这种增加官员的数量，权力有更多分工的趋势，显然是对日益复杂的近代社会的适应过程。
由于近代文明的渗透，传统的统治模式出现了无法修补的缺口。于是，个人自由的增加和工商业繁荣相互促进，民众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角。人民群众登上历史舞台，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大区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发展成为一股领导力量。”传统的政治架构根本无力应对汹涌而来的近代潮流。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民众抗争，官府束手无策。这场骚乱中，试图假官府之权威对民众加以弹压的保甲委员孙某陷入十分狼狈的状况：
无如人多口杂，不遵官法，竟用乱砖向孙委员抛掷，有如雨点，轿上玻璃窗致被击碎，仍要捉住攒殴，孙委员欲退不能，只得于就近某客栈暂避，众人不由分说打入栈中，遂将栈内装修全行打毁，直至拾点余钟，经保甲局差及亲兵等拚命保护夺门而出，将孙委员拥护而回。
整个事件中，地方政府都显得无能为力，这正是清朝政府面对新时代、新事物时的缩影。
走上历史舞台的民众，将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这股力量指向租界时，可以火烧领事馆；指向清政府时，可以推翻它。这是旧的政治框架无力拘束的力量，将迫使这个国家，催生出新的政治制度，将这股力量纳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之中。
[作者简介]沈红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租界，镇江，社会冲突，火烧领事馆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37-06
镇江近代化发展之初，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洗劫。伴随着英国租界在镇江的建立，镇江人民加快了重建家园的努力步伐，使得镇江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都市。然而，镇江社会内部的冲突也日益凸显。1889年火烧领事馆事件，是一个社会冲突的标志性事件。我们可以借此剖析近代前期镇江社会内部的冲突根源。
一、镇江英租界的建立
1858年，清政府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的背景下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时，苏南地区主要在太平军控制之下，只有镇江一城依然掌握在清军之手。该条约不但确定了镇江作为长江内河航运的商埠之一，而且还规定：
除镇江一年后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汉口沿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1860年，英国敦促实施条约，镇江开埠通商事宜便提上日程。薛焕担任署理钦差大臣办理五口通商事宜，而常镇道道员是驻镇江最高行政长官。薛焕向常镇道道员发出指示：“外国商船应在何处停泊，何处租与外国官商建屋居住，均应仿照上海章程办理。”1861年初，英国参赞巴夏礼与镇江知府师荣光等人商议建立租界区。巴夏礼垂涎镇江城北甘露寺前的一片平地，该区处于长江和镇江城之间，通商便利。但是，镇江地方官员断然拒绝这项请求。师荣光在回复巴夏礼的照会中强调，北固山的新城墙不仅不能拆除，“如有卸缺之处，当由地方有司随时葺补，碍难擅动”。巴夏礼无奈改变态度，另寻他处，最终确定“于云台山上建立公署，山下为各商建栈基址”。费成康说：“镇江英租界的所在地并不适宜于开辟租界。”英国人被迫接受了这个并不理想的方案。可见，镇江英租界的选址是中英双方互相折冲的政治结果。
与其他租界相比，镇江英租界的面积较为狭窄。随着镇江商业的迅速发展，既有的租界区难以满足外侨商业贸易的需求，所以，租界当局谋求扩展的意图愈加强烈。租界当局企图假借越界筑路方式向外围扩展，“遭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抵制后，他们就无计可施，只得放弃这一图谋”。辛亥革命期间，租界当局以防战乱为名，在沿江公路两端修建铁栅门，强行将公用马路纳入租界管辖范围。镇江英租界的位置选择，对于镇江城市发展的意义甚巨。由于租界位置偏离府城，从而使该城重心向西转移。阴错阳差地使镇江城市的框架拉开，形成几个各具特色的区域。
与此同时，作为开埠通商的配套工作，镇江海关的建设也拉开帷幕。1860年，英国人急切地实现长江通商的目的，而清政府担心外人向沿江太平军出售武器。为了消除清政府顾虑，英国公使卜鲁斯提议外国船只仅在清政府牢固掌握的上海和镇江纳税，并加大对外国船只武器检查的力度和对出售武器的外国商船的惩罚力度。1861年初，镇江海关选址于“西门外东至江神庙，西至英国租界，南至镇屏山脚，北至江口空地一块”。噸江海关的管辖范围东自狼山，西至江宁，其行使的权限还包括上下行船只的稽查与准行等。据《镇江港史》记载，“镇江海关的管理权限和地位，不仅仅只是限于镇江本口，在长江实行通商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它起到了长江各埠总海关的作用”。这意味着镇江成为长江出海口的一道闸门，而镇江海关充当这道闸门的锁钥。
二、火烧领事馆事件始末
开埠通商推动了镇江经济迅速发展，而租界周围成为镇江最繁华的区域。洋行、商帮，以及大量外来谋生的贫困人群在此处麋集。这里既是华洋杂处、流民汇聚、易生事端的地方，也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无力应对的地方。整个近代史上，这里一直是镇江城最为敏感的区域。
1889年2月5日，在租界大马路的边界处，一名在租界区摆设掷蛋摊的普通百姓遭到租界巡捕的驱逐。根据《申报》事后的报导，摊主是苏北来的穷人，名叫康麻子。这名印度籍巡捕嫌摊主动作缓慢，便挥舞棍棒驱逐，继之以拳脚。印度巡捕踢中了康麻子的下体，康麻子昏死過去。红头巡捕（印度巡捕头裹红巾，被当地人称为红头巡捕）说康麻子装死，并把康麻子拖出租界。这个微不足道的城市管理事件就是一场重大外交事件的起因。
在红头巡捕打人和拖人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聚众和骚乱。说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并没有引起周围群众的歧义。康麻子被拖出租界后引起了争执。租界大马路的外面是银山门大街，街边则是很多的商家。当街的商家因此与红头巡捕发生了争执，但争执的内容也不是事情本身的对错，而是当街商家担心承担责任。商家的争执理由是：“捕将人踢死何能嫁祸于人？”关于这个争执过程，今天留存的资料过于简略，我们无法复原其详细过程。我们只知道，红头巡捕在争执中心怯退却，试图离开。围观的群众看到红头巡捕示弱，便群起追赶责问。
在争执的过程中人流不断汇集。群众的情绪更加高涨，砖头石块在空中飞舞。大群队伍涌向巡捕房。闯了祸的巡捕惊恐中到处躲避。这时候有人大声说：“吾等华人被捕打死，此仇不可不报。”这句话激活了群众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呼百应，群众奔向巡捕房，将房屋拆毁一空。事情逐渐发酵，逐渐变质，从最初的一个巡捕打人的小事，演变成一个群体性抗争事件。
地方官被租界当局请来劝说群众。丹徒知县薛星辉和保甲委员孙某赶到现场弹压。群众的敌对情绪迅速转向官府的官员。砖头像雨点一样砸向官员。他们躲进轿子，轿子就被砸毁，躲进客栈，客栈又被砸毁。后来，官员们被驻军拚命救回。官员们的出现犹如向烈火中投入了助燃物。群众向“三层楼”上攀登打砸，尽情破坏。油灯在打砸过程中落在地板上，三层洋楼烈焰冲天。
激情中的民众接着奔向领事馆，要求领事交出凶手。英国领事惊恐中下令鸣枪警告。在癫狂状态的民众丝毫不知畏惧。这种放空枪警告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示弱，更容易激发街头民众摧毁权威的快意。民众蜂拥而上，冲进领事馆。负责保护领事馆的清军士兵试图阻挡，很快就被淹没在人群大潮之中，被人流挟裹着卷入领事馆。民众七手八脚忙着纵火和打砸。英国领事急忙推倒后墙逃往江边太古公司的趸船。大火燃烧过程中，凡有前来救火的，都被参与骚乱的群众阻止。大火一直烧到夜里两点多钟。火势向周围的住户漫延，引起居民恐慌。“附近居民出为跪求是以得免”。《申报》在此只强调当地居民“跪求”，至于向谁“跪求”，以及谁在运动中有足够的权威允许救火，则语焉不详。由于火势被扑灭，因此，周围住户，以及福音堂、美国领事馆、天主堂等建筑都得以保全。
高潮过后，余波未止。运动过后的群众余兴未消。第二天天明，还有很多民众不肯散去。一部分民众表现出明显的反洋人情绪。“有老幼百姓约数十人，至太古码头，拟登趸船与洋商为难，每人手执碎砖向船飞掷，幸相隔甚远，且扯起浮桥，众惟一片喧哗而已。”直到第二天午后，在薛星辉等官员的不断劝说下，人群才渐渐散去。
三、事件所折射的镇江社会各种冲突
镇江英租界火烧领事馆事件，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楔人表现出明显的不适，西方势力向中国社会渗透遭遇的抵制，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模式应对全新的社会课题时的无能为力，都有了充分的展示。
1.租界管理层内部的冲突
1889年的镇江社会，充塞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火烧领事馆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深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为冰山一角提供了浮力。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诱发此次火烧领事馆事件至关重要，此前却一直难以为史学界所认识。比如，租界管理当局中英国人、印度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洪祥在介绍镇江英租界的警察队伍时，如是说：
警察权，开始操于英人之手，设警长一人，巡捕三十余人，其中不少是印度籍巡捕，经常无故制造事端，欺压华民，为镇江人民所深恶痛绝。
以上引文是我们对于近代史上华洋之间冲突事件最典型的理解路径。这则资料，对于租界警察力量之理解，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印度籍巡捕在租界内行使警察权，直接面对底层民众，容易引起民众的仇恨。但是，英国人对于警察力量之权衡，印华巡捕引入的先后顺序和力量对比，则需要参考其他资料来理解。
为了对租界进行有效管理，英国人需要一支警察力量。租界当局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雇佣英国警察成本太高，中国警察则与中国社会联系密切，难以控制。印度巡捕与华人社会没有联系，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可以利用，对租界当局非常忠诚。同时，英国领事也需要用他们的力量来防止租界中华人巡捕势力失控。1884年，在上海英租界，英国人从印度殖民地选用巡捕的初衷就是抑制华人巡捕的势力。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印度籍巡捕虽然地位低下，但租界当局给他们的工资却是华人巡捕的两倍，带有明显的收买和利用的性质。在镇江英租界，英国人使用了相同的管理策略。这样，印度籍巡捕和华人巡捕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敏感的竞争关系。在这场竞争中，印度巡捕的优势是，深受英国人的信任；华人巡捕的优势是，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于是，华人巡捕以长击短，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民意排挤这些印度人。
我们在《海关十年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斗争过程：
1885年成立巡捕房雇佣一些本地人士充当巡捕，在外侨监督之下，工作满意，逮捕了一些盗贼、坏人，租界内中国居民习惯于市政管理规章制度。在1887年，为加强警力，雇佣了几位锡克族印度人巡捕，与本地人巡捕之间发生冲突，矛盾扩大，租界内本地人大量增加，组成抗外团体。1889年二月暴动，骚乱达到高潮，印度巡捕解雇停用。
这则资料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镇江英租界警察力量的传统认识。在租界当局的话语体系中，当地巡捕是租界警力的主要力量。印华巡捕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华人巡捕占优势，且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进行了有组织的行动。资料甚至把这场骚动完全归因于印华巡捕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结局是，华人巡捕取得彻底胜利，印度锡克族巡捕被集体解雇。
我们不妨通过合理的推测，把事件作一次还原。这次锡克族巡捕打人致人昏死的事件，给华人巡捕提供了一个机会。考虑到华人巡捕成立了排外組织，他们很可能有计划地创造出这样的机会来。由于印度巡捕负责租界的城市管理，就必然会时常地同当地群众发生冲突。创造出一个冲突，并且把冲突扩大，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治安事件，会越过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轻易地转换成为种族话题。人群中那个高喊“吾等华人被捕打死……”的声音，对于所有镇江居民都有动员力量。当年的《伦敦图片新闻》甚至报导说，当事的华人用装死的方式引发了这场暴力冲突。事情闹得越大，种族问题就越敏感，对印度人就越不利。这个事件最终使锡克族人丢掉了饭碗。总之，红头巡捕与摊贩的冲突点燃了群众的怒火，同本地籍巡捕的恶劣关系成为助燃物。这则资料似乎在提醒我们，当地华人巡捕的排外组织在这次骚动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火烧领事馆事件之后，为了回避这个敏感的种族话题，租界当局不得不辞退所有的印度巡捕，改用华人。然而，这给英国人带来新的难题。华人巡捕同镇江社会极易建立起各种联系，使得这个队伍难以管理。其工作效率和廉洁程度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直到1913年，租界当局对中国巡捕的表现一直是非常失望的。警察总长兰布伊在1913年的年度报告中说：
中国警察人员履行职责的总体情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共处理了46起玩忽职守的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渎职者要算一位警长……他因接受鸦片贩的贿赂，最终于12月21日被开除……从本地招募来的人员更适合从事巡捕侦查工作。然而，本地来的警察有以各种借口索取茶费和其他费用之不良习俗。所以，总的说来，威海卫籍警察要比本地籍警察对市政当局更为适用。
在这份资料中，兰布伊还说，尽管租界当局尽量雇佣山东威海卫人为巡捕，但华人巡捕易于索贿受贿，许多华捕同鸦片贩子勾结，使得租界当局的禁烟工作难以取得满意效果。不难得出结论：印度巡捕被解雇，获利最大的是华人巡捕，他们因缺少制约易于获得贿赂收入，而租界当局则长期深受困扰。
2.华洋之间的冲突
清朝晚期的中国社会，一直弥漫着对洋人的仇恨。在英国人的逻辑中，镇江人没有理由仇恨外国人。额尔金在1858年为开辟租界作事先考察工作经过镇江时，就是这样感受的：
来到镇江城里……當地人见了我们好像很高兴的样子，他们希望我们能让他们自由经商，不受起义军侵扰。
但是，事实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外国人在镇江，时刻感受到一种仇恨。生活在镇江的挪威人拉斯姆森说：
每次进出租界，都听到有人朝你大喊“洋鬼子”时，你就越来越感觉到那股敌意。通常都是街上的一些顽童这么喊，但他们一定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
如果仅就镇江来观察，是哪些人在仇恨洋人？他们仇恨洋人什么呢？西方人的直觉告诉他们，最仇恨他们的人是官员和士绅。在上面的引文中，拉斯姆森接着分析说：
开始，我完全不去理会，直到后来我开始研究中国人后，才开始意识到那是源于仇恨，是由那些政府官员小心培育和煽动起来的。
拉斯姆森分析政府官员仇恨外国人的原因说：
所有的暴乱很明显都是源于害怕。害怕的大多不是这些参与其中的人，而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官僚，他们担心欧洲的文明和科学最终会终结他们腐败的政府制度并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可能还害怕我们最终可能会从他们手中抢走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就鼓动这群暴徒并怂恿他们对我们作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
史学界长期以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替代史学理论，认为清朝政府及其官员们并不仇恨外国人，而是西方势力的走狗。事实上，官员们是最有理由仇恨外国人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清朝后期一切排外运动的源头。试想一下，传统统治架构中，官员是社会博弈中的强势群体，他们更希望维护现存社会秩序。西方力量楔人中国社会，使传统统治模式运作失灵，皇帝和官员们是最大的受损者。他们毫无疑问是最仇恨西方人的群体。只是因为无力对抗西方的枪炮而无可奈何。如果他们有足够力量抵抗西方的枪炮，洋人连进人中国的机会都没有。
租界中的主角是辛勤劳作的下层群众。在西方人看来，他们因租界的出现而获得工作机会，更不应该有仇恨的理由。这个群体特别巨大，仅仅租界的码头，就“给数以万计的船工和苦力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这个看起来一盘散沙的群体，其实是有严密组织的。时隔两年之后的1891年，当长江教案被侦破的时候，人们才得以知道镇江英租界内民间帮会的巨大规模。哥老会首领李丰居住在租界，运筹一个全国性的颠覆清政府的计划。该计划以闹教堂为突破口引起社会混乱，借此发动一场太平天国式的反政府运动。他们精心策划了活动步骤，用十分极端的方式煽动民众对洋人的仇恨，竟可以同时在长江沿岸十多个城市掀起反教会的风潮。这个庞大的计划被及时侦破了，但帮会在租界中所蕴藏的力量，以及其巨大的动员能力，使清政府深为惊恐。1889年前后的镇江英租界的码头，有上万名码头工人在工作。船工和码头苦力，是中国帮会传统上的寄生场所。他们基本上都被帮会所掌控。在这个只有156亩的微型地块中，不可能有哪件事失去帮会的影响。1889年火烧领事馆事件，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向冷漠的中国人，突然间以巨大的热情关心一个公共事件，如果不把帮会的力量考虑进去，是难以理解的。
事件过后，租界当局便禁止华商在租界内开设茶楼酒馆。镇江关1891年的年度报告说：
迨岁底时工部局定有新章，凡华人向在租界内开设酒肆、客栈者，不复发给准照，并先谕令，一律迁徙。此论甫脱稿间，闻该酒肆、客栈现均移出。
也就是说，在税务司完成1891年年度报告的当天，华人经营的服务业经营场所都被强制停止了。这些容易引起是非的热闹场所，便都阻挡于租界外围。这一措施的目的很明显，既可以减少华洋冲突的由头，也可以削弱租界中华人的势力。
还有一种人参与了火烧领事馆的事件，即清军士兵。在骚动的过程中，清朝军队调动进入租界，其职责是保护外国人不受伤害。但是，他们的出现丝毫都没有给外国人提供安全感。在租界供职的外国职员的切身感受是：
他们（指骚动的群众）不会顾及进入租界的士兵，因为这些士兵说起来是保护我们，但实际上他们却是站在那群人那边的，从他们明白无误的被动态度就可以看清楚了。
事后的情况证明的确如此，一些参与了组织活动的士兵被指控，并受到了惩罚：“中国的一些士兵被指控煽动平民进行暴力活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查找，当年这些清朝士兵被指控的罪名和参与活动的细节。如果能够获得这样的资料，一定能让我们了解到更多复杂的内幕。
3.中国社会内部的冲突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由简单原始的农业社会发育出来的政治框架，无力应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相对于现代社会的复杂结构而言，农业社会的政府管理十分简陋。所以，当租界出现之后，商贸业迅速繁荣，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日益显得捉襟见肘。如同一个已经发育了的青年，无法穿上自己的童装。传统的统治策略是，压制商业的发展，以确保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从而不会对简陋的政治统治模式提供严重挑战。这种削足适履的措施虽阻滞了社会进步，但确实成功地使帝王统治模式处于稳定的状态。然而，当近代文明向中国渗透之后，这种方式就难以为继了。
传统的地方政府统治模式是瞿同祖先生所称的“一人政府”。县是最小的行政单元。正常情况下，县官是全县唯一的官员。从法律意义上考察，一丝一毫的权力都掌握在县官的手里，就像整个中国的些微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瞿同祖先生说：“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是高度集权的。”权力既不存在着细致的分工，也不存在合理的制约。各级官员的权力都处在高度集中和随意性很强的状态。为了不使民间可以形成能够对抗官府的力量，只有一个办法，尽可能地剥夺民众的权力，降低民间的组织化程度，使其一盘散沙。严重缺乏权力的民众处于一种十分卑微的生存状态，诚惶诚恐地生活在权威之下。但他们内心中对权力的渴望却更加强烈。
人们在严重压抑下十分卑微地生存，一旦摆脱枷锁便十分放纵的情形，正是拉斯姆森在镇江观察到的情形：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有潜在的相反的特性。一旦被鼓动，这群安静的、爱好和平的中國人一个个就都变成了恶魔，一群热衷于掠夺、纵火和杀戮的失去理性、大喊大叫的疯子。
但是，西方势力楔人了，租界出现了，华洋杂处的局面使得镇江社会越来越复杂。这种混居状态给镇江地方政府招来无法克服的麻烦。原本简陋的地方政府架构无力应对，迫使官府设立专门的机构来处理相关事务：
自本邑开作通商口岸，城内外耶稣、天主教堂亦逐渐增进，并于今所称为天主街等处广置市房，为教堂产业。华洋交涉既多，地方官力所不逮。于是复设交涉局，委员办理，以辅关道所不及。
镇江的华洋交涉事务，既繁重又敏感，不得不单独设立一个叫做交涉局的机构专门处理这项工作。这种增加官员的数量，权力有更多分工的趋势，显然是对日益复杂的近代社会的适应过程。
由于近代文明的渗透，传统的统治模式出现了无法修补的缺口。于是，个人自由的增加和工商业繁荣相互促进，民众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角。人民群众登上历史舞台，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大区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一书的序言中说：“我们所处的这个过渡时期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断发展成为一股领导力量。”传统的政治架构根本无力应对汹涌而来的近代潮流。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民众抗争，官府束手无策。这场骚乱中，试图假官府之权威对民众加以弹压的保甲委员孙某陷入十分狼狈的状况：
无如人多口杂，不遵官法，竟用乱砖向孙委员抛掷，有如雨点，轿上玻璃窗致被击碎，仍要捉住攒殴，孙委员欲退不能，只得于就近某客栈暂避，众人不由分说打入栈中，遂将栈内装修全行打毁，直至拾点余钟，经保甲局差及亲兵等拚命保护夺门而出，将孙委员拥护而回。
整个事件中，地方政府都显得无能为力，这正是清朝政府面对新时代、新事物时的缩影。
走上历史舞台的民众，将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这股力量指向租界时，可以火烧领事馆；指向清政府时，可以推翻它。这是旧的政治框架无力拘束的力量，将迫使这个国家，催生出新的政治制度，将这股力量纳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之中。
[作者简介]沈红亮，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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