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代后唐征蜀之役
[摘要]五代后唐同光三年，后唐皇子李继笈以及宰相郭崇韬率军攻伐前蜀王氏政权。在巨大的军事胜利面前，后唐庄宗李存勖接连做出了一系列荒谬而血腥的举动，郭崇韬、朱友谦等重臣、军将相继以“谋反”的罪行被诛杀，征蜀大军分裂为两派。此后乱局波及全国，河北驻屯军哗变，前往镇压的讨伐军反而与之合流，主帅李嗣源转而支持反乱军，并南渡黄河夺取政权；庄宗死于内乱；李继笈回师途中得知政权易手，选择了自尽。在这场政治剧变之后，隐藏了后唐政权诸多矛盾。后唐君臣发动这场远征意在重新分配内部政治权力，而对于政治形势的误读以及积聚已久的猜忌，最终导致了李存勖错误的决策，引起连锁反应。后唐庄宗政权的灭亡，是五代时期一例失败的藩镇建国史，暴露了藩镇体制蜕变过程中的缺陷与弊端。
[关键词]后唐，藩镇，后唐庄宗，郭崇韬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25-07
一、郭崇韬：同光年间权力争夺的焦点
后唐宰相郭崇韬是征蜀大軍的实际统帅，也正是他的遇害直接引起了动乱。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其人生平状况。郭崇韬，代北人，曾在李克用时期任职于潞州。大顺元年（890年），出任河东军教练使。李克用死后，受到李存勖重视，但具体事迹不详。真正的转变是在天祐十四年（917年）。据《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记载，他担任了中门使一职。在五代时期，藩镇幕府中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通常会在建国后出任枢密使，两者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旧史》本传中“专点机务”的说法可作为参照。另外，据山西省平定县出土的《封白鸡山记》（立碑于天祐十年）的碑阴来看，郭崇韬的前任、中门使的张虔厚排位很高，在他之前的都是河东藩镇高级文武僚佐，如周德威、卢汝弼、李存审（符存审）、李存璋等人，而李嗣源、袁建丰等重要将领的排位还在之后。郭崇韬担任此职，意味着他已经挤入了李存勖幕府的核心层。
这一时期，河东集团扩张到了河北，梁晋战争越发激烈。在天祐十二年至攻灭后梁的多次重要军事行动中，郭崇韬或参谋军机，或统军出征，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灭梁后，郭兼任侍中与枢密使，先后兼领成德、宣武两镇（后辞退），与李嗣源、朱友谦并列为仅有的三位获赐“免死铁券”的重臣。其上升之迅速，远远地甩开了诸多勋贵、武臣，使之成为了众矢之的。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枢密使的争夺。《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载：
初，崇韬与李绍宏（即马绍宏）同为内职，及庄宗即位，崇韬以绍宏素在己上，旧人难制，即奏泽潞监军张居翰同掌枢密，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大失所望，泣涕愤郁。崇韬乃置内勾使，应三司财赋，皆令勾覆，令绍宏领之，冀塞其心，绍宏快怅不已。
从唐代设立枢密使以来，这一职位便由宦官牢牢把持。后唐建国之前，河东幕府不存在针对幕府僚佐的身份性限制，比如唐末宦官张承业以及马绍宏。另一方面，后唐建国模仿唐代建制，唐代重要的内诸使司机构长官，如枢密使、宣徽使等，属于内廷势力范围，外朝官僚无从染指。由宦官与宰相共同担任枢密使的状况，既是后唐模仿唐制的体现，也带有明显的藩镇时期烙印。
马绍宏的背后是后唐初年迅速膨胀的宦官势力。后唐灭梁、定都洛阳之后不久，庄宗发布了一道敕令，要求唐代的内官以及各道监军入朝，《通鉴》又提到：
（宦官）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
唐末朱温曾对宦官群体大开杀戒，包括了在外的各道监军。不过，期间不乏幸存者，而且朱温也未曾一统中原，因此，后唐初年还有如此众多的“前朝内官”不足为奇。这一群体的大量存在，使得后唐建国之初便出现了干乱政事的情况。
除了宦官势力之外，根据史书记载，同光年间“皇太后诰，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奉之如一”。由此可见，庄宗之后妃并不甘于后宫生活，影响了外朝的政治运作。作为侍中兼枢密使的郭崇韬，对这种情况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虽然皇后刘氏之立有过郭崇韬的助力，但刘皇后并不感恩，双方曾有不小的过节。而且郭之死亦出于刘氏下达的命令，而非庄宗本人。关于五代时期后宫干政的情况，读者可以参看赵雨乐的研究，这里不再详说。
事实上，郭崇韬与宦官、后妃之间的争权几乎不可避免。李存勖灭梁之后，后唐政权周边暂无明显的威胁，政策取向势必从开拓转向守成。作为朝臣领袖，郭崇韬需要发挥他的行政才能，安抚、巩固新政权，而不再是为军事行动出谋划策。不过一些史实表明，郭崇韬的行政能力比不上军事才华，比如他主持科举以及官员铨选的事项就效果不佳。其中有一年进士及第仅有四人。而铨选的情况则更加糟糕，据《旧五代史。选举志》的记载，同光四年（926年）三月，有多达两千余人参加铨选，但实际授予职位者不足六十人。政权建立之初，急需绥抚人心，此举显然欠妥，而当时的一些奏议表达了官僚群体这种潜在的不满倾向。另外，郭崇韬还非常注重流品，与崇尚浮华的士族子弟旨趣相近，为人诟病。
其次，郭崇韬与李存勖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幕府时期“府主”与“幕佐”的关系为君臣关系所取代。《旧五代史。张承业传》记载：
柏乡之役，王师既逼汴营，周德威虑其奔冲，坚请退舍。庄宗怒其懦，不听，垂帐而寝，诸将不敢言事，咸诣监军请白。承业遽至牙门，褰帐而入，抚庄宗曰：“此非王安寝时，周德威老将，洞识兵势，姑务万全，言不可忽。”庄宗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其夕，收军保鄗邑。
张承业劝谏这一幕发生在李存勖的寝帐。可见战争时期，府主与僚佐的交流与沟通非常及时，李存勖所处的空间并不封闭。
不过，这样的情形仅限于战争时期。后唐建国后，文武朝臣与皇帝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被拉大。在皇权政治格局中，位高权重、功勋卓著者，如果还不能与皇帝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往往因为被视作对皇权的威胁而遭受打压。郭崇韬与庄宗之间距离的疏远与其遭受猜忌与攻击是同步的。
另一方面，河东集团以武力建国，政权内存在大量军将，重要人物有周德威、符存审、李嗣源等人。天祐十五年，时任蕃汉马步总管、幽州节度使周德威阵亡于胡柳陂战役。此后，李存勖不再委任幽州节度使，将该藩镇改为直属，遣心腹马绍宏提点军务。据《旧五代史·符存审传》记载，关于马绍宏的这一任命实际上只是以契丹之威胁为借口。郭崇韬建议符存审北上幽州的目的便是借故将符氏调离前线，进而剥夺其参与“中兴之功”的机会，也就排除了佐命元勋的最大竞争对手。即便是在灭梁之后，符存审多次提出进京的要求，依然被拒绝，直到临终前才得以改授宣武军节度使。另外，郭崇韬与李嗣源（后来继承为后唐明宗）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两人初次的矛盾出现在当梁晋战争陷入胶着之时。在突袭大梁的战役策划中，郭崇韬一改从原先的谨慎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伍伯常先生认为促使郭转变的重要因素是李嗣源的类似建议，郭、李二人都不愿意对方抢占灭梁头功。另一件事发生在同光三年，李嗣源出任成德节度使，期间奏请其养子李从珂任随从军将，此举遭到了庄宗猜忌。郭崇韬则是趁机落井下石，扬言李嗣源非“久为人下者”，建议罢免其兵权甚至借机将其诛杀，但庄宗并未接受该建议。
河东藩镇武人大多来自于唐末的代北、河东地区，普遍拥有胡族血统，擅长骑射、惯于征战，但文化程度较低，又不乏跟随李克用起兵的元勋。他们的功绩、资历、文化旨趣等各方面都与以郭崇韬为典型的文官显现出不同。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并非罕见，二十多年之后的后汉时期，刘知远幕府中的史弘肇与苏逢吉、杨邻、王章等人也出现过相当激烈的斗争。更相似的是，这些人死于同一场政变，而后汉政权也为郭威所窃夺，这一幕与郭崇韬之死极为相似。
同光年间的政治人物关系大致以郭崇韬为中心而展开，其中不难发现一些时局特点。首先是郭的对立面较为分散。后宫、宦官武臣勋贵之间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凝聚成较为稳定的反对派联盟。另外，这些纠葛充斥着争权夺利，并不涉及后唐政权的重大国策，反映了相关历史人物鄙陋的一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如下史实：后唐一朝只有郭崇韬才能够独当大任，只要庄宗继续支持这位头号重臣，政权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反之，一旦郭崇韬失势，后唐政权很难填补其空缺，征蜀战争失败后一连串的动乱便是最好的历史注脚。
二、析征蜀战争的策划
前蜀政权由唐末军阀王建建立，由于后梁的存在，双方一度拥有共同的敌对势力，在“远交近攻”的策略支配下，关系较为密切。后梁灭亡之后，后唐西部疆界延伸人关中，但唐、蜀双方依然隔有李茂贞的岐国政权，亦未产生冲突。在国书之中，双方互称“大唐皇帝”与“大蜀皇帝”，体现了对等的关系。‘垢周时期，后蜀政权给柴荣的国书之中依旧沿用这种口吻，引起柴荣的愤怒并招致后周讨伐军。两下对比可以证明，至迟在同光二年七月，后唐尚未将前蜀当成假想敌。
后唐策划征蜀战争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后唐灭梁之际，庄宗便对入朝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提出了设想。随后，为答复前蜀使臣，后唐遣客省使李严出使人川，他返回之后将唐、蜀贡贸争端告知庄宗，并提到前蜀内政腐朽、军政不修，促使庄宗决意征蜀，此为同光二年五月之事。至同光三年六月，后唐命令河南河北地区和市战马，并且将官、民所有之马搜刮殆尽，说明后唐已经加快了战备步伐。同年九月，庄宗君臣讨论了统军将帅人选。《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载：
时明宗为诸道兵马总管当行，崇韬自以宦者相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边，北面须藉大臣，全倚总管（李嗣源）镇御。臣伏念兴圣宫使（李）继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亲王为元帅，付以讨伐之权，俾成其威望。”庄宗方爱继岌，即曰：“小儿幼稚，安能独行，卿当择其副。”崇韬未奏，庄宗曰：“无逾于卿者！”乃以继岌为都统，崇韬为招讨使。
其中，李存勖與郭崇韬的动机并不相同。首先，同光三年是庄宗伸张皇权的重要年份：该年正月庄宗巡行魏州，至三月回驾洛阳。期间，庄宗册封了诸位年幼而未出阁的皇子。与此相对，李嗣源被调离中央担任成德节度使。两者比对，庄宗强干弱枝的意图非常明确。五月，李克用正妻、太妃刘氏病故于晋阳；七月，庄宗生母太后曹氏病故于洛阳，后宫的掣肘压力减轻了许多。唯一值得担心的是皇位的继承权。《旧五代史。庄宗纪七》：
（同光三年九月）乙未，制封第三子邺都留守、兴圣宫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事继岌为魏王。幸寿安陵。
据伐蜀诏书，讨伐大军预定出动的日子是九月十八日。笔者判断，庄宗在大军出征前册封李继岌为魏王是释放了预设储君的信号。庄宗的诸位皇子，包括嫡长子李继岌在内，都年幼而且缺乏足够的威望与政治经验。原来李继岌只是兴圣宫使、邺都留守，在众多勋贵任职的节度使之中并不突出；假如李继岌凯旋归来，他被册立为太子的可能非常大，封王实际是预设的过渡台阶。事实上，郭崇韬与受庄宗委派人蜀的宦官向延嗣都曾提到李继笈为太子、日后继承皇位的情况。又，生活在五代宋初的句延庆在其所纂的《锦里耆旧传》中也称李继笈为“魏王太子”，说明了时人确有类似的认知。
庄宗对于立储问题有着不同旁人的深刻体会。在李克用死后，李存勖的叔父李克宁曾发动一起政变，若非掌握军权的若干亲信齐心协力，河东集团是否崩溃亦未可知。同样的一幕在后梁也曾上演：朱温被弑后，其诸子朱友文、朱友珪、朱友贞争夺帝位而展开厮杀，与梁交战多年的庄宗对此并不陌生。远的来看，这种做法（以皇子为元帅或都统）在唐代不乏先例，安史之乱期间，广平王俶曾任天下兵马元帅，后即位为代宗；德宗建中之乱时，舒王谟也曾担任过“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唐末昭宗以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考虑到后唐统治者以兴复唐王朝者自居，学习中晚唐的“故事”完全合情合理。因此，当郭崇韬提议李继岌为帅之后，庄宗迅速表示赞成，说明这个提议确实迎合了他的想法。
在唐代，组织征讨行营，除了确定主帅（包括名义上的统帅以及实际的指挥人之外），行营幕府其他成员的构成同样引人关注。唐中后期历次重大战事，如元和年间，宣武军节度使韩弘统军讨伐淮西镇，宣宗大中年间，宰相白敏中征讨党项，僖宗乾符五年宰相王铎镇压黄巢叛军，元帅或都统幕府的僚佐都是一时之胜选，不同区域或行军方向的统领基本上由各道节度使出任。同光四年李继岌的都统幕府也不例外。其中，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从三峡向上游进军，与人川主力并不相干；凤翔节度使李暇负责后勤供应，并不直接参战。除此之外的将领包括了李令德（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之子，赐名李继鳞）、李绍琛（代北人，最先策划突袭大梁者）、中军马步都虞候梁汉颐（其人曾经担任过兴圣宫使府押衙，而府主正是李继岌）、左右羽林都指挥使张廷蕴等人。另外还有张筠、毛璋、董璋、沈斌（一作“赟”）、卓瑰等后梁归降而来的将领。其余将领还有牛景章、王贽，事迹不详。幕府文职僚佐包括了任圜，其人系庄宗姊夫，曾经辅佐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后唐建国任成德节度行军司马，代理郭崇韬主持军务，李嗣源出镇成德后入朝为工部尚书，而李愚则是后梁旧臣，以文辞、耿介著称。
我们注意到，有许多后梁降将随军出征，这一点值得关注。实际上，在出征主帅的人选问题上，枢密使马绍宏还曾推荐过段凝，其人恰好是梁晋决战时期后梁军队的主帅，只是该建议被庄宗与郭崇韬否决。后唐发动征蜀战争距离攻灭后梁不过两年，后梁旧部在后唐朝内任职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原后梁辖区内的节镇将领大多官任原职。考虑到后唐灭梁的军事行动具有明显的冒险性、偶然性，后梁大军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同光年间大量使用后梁降将带有明显的政治招抚的含义。在行营幕府之内安插如此众多的后梁降将，透露出后唐对于这些人收抚与控制的双重心态，而将他们推上艰险的征途，又多了一丝借刀杀人的意味。
顺便提及的是李暇的情形与之有些类似，李釅是割据凤翔的岐王李茂贞之子。岐国政权处于中原王朝与蜀地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后唐灭梁之际，李茂贞迫于后唐强大的军事压力表示臣属。同光二年，李茂贞病故，李暇袭位。征蜀策划之前，后唐并没有改变岐、陇地区的统治格局，名义上是臣属后唐的凤翔镇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但在李存勖决意讨伐前蜀的时候，特意安排李暇负责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从后来李暇“竭凤翔蓄积以馈军、不能冲，人情忧恐”的记载来看，这次出征对于凤翔的消耗非常巨大，可见庄宗君臣想通过伐蜀行动顺手牵羊地彻底解决割据凤翔的岐国政权。另外，后唐的讨伐军并没有选择从扶风、郡县，通过褒斜道攻取川蜀门户汉中的路线，而是选择以凤翔府为基地，经大散关南下的行军方案，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同光年间除了征蜀之外，还有针对契丹的军事部署，这是庄宗一朝仅有的两大军事行动。后唐能够击败后梁，更有效地控制河北藩镇是一个重要因素。在部署边防的军事行动中，李存勖先后派遣了符存审、李嗣源、赵德钧等人，这些将领都是河东旧部，而鲜有原先后梁将领参与其中，其中可以看出后唐对于降将与旧部的心态是内外有别的。而在讨伐军中，来自河东旧部的成员，如任圜、张廷蕴、梁汉颐等人，都不属于政治核心圈内的人物。李存勖并没有派遣久著功名的将领参与征蜀，显然是考虑到了李继笈欠缺驾驭宿将的政治能力。这些随军的文武官员，不妨视作庄宗认为辅佐李继笈的合适人选。
与庄宗不同，郭崇韬此举的目的是保持政治地位不受动摇，“以宦官相倾，欲立大功以制之”清楚地说明了这层意味。如前所述，郭崇韬已经处于各种政争矛盾焦点。由此看来，郭崇韬建议伐蜀，并且主动提议由李继岌出任统领，正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显然，李继岌的经验与威望难以指挥如此重大的战事，选择副职代行具体事务必将成为庄宗的不二选择。既有丰富的战阵经验，又能够为庄宗所信任，除了郭本人之外，还能有谁呢？而且李继岌的生母恰是皇后刘氏，假如能够辅佐李继岌建立不世功勋，也有利于郭修复与皇后的关系，为他稳固朝中地位增添一个重要的砝码。
征蜀战争的策划者——庄宗与郭崇韬——始终将视线聚焦于内部的政治格局，郭崇韬只是提议由孟知祥出任未来的西川节度使，再无其他的战后收抚措施。从战后后唐对蜀中的大肆掠夺，蜀人对征服者强烈不满并且支持孟知祥割据一方的情况来看，后唐发动这场战争并不是有意识地再建统一秩序，与后周、北宋统治者有明确的战略布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三、征蜀战争的失败
同光三年九月十八日，后唐大军正式出发。讨伐军的先头部队由康延孝、李严带领，主力部队则是跟随李继笈、郭崇韬相机而动，两个梯队之间始终保持着数日行军距离。后唐大军选择了从秦川之间偏西的大散关进军，一路攻取凤州、兴州，并获得军粮补给。单纯从军事上考虑，这样也可以避免与坚守兴元府（汉中）的前蜀军队消耗。戰事发展异常顺利，前蜀政权内部离心离德，武兴军节度使（治凤州）王承捷、武德节度使（治梓州）宋光葆、武定节度使（治洋州）王承肇、山南节度使（治兴元府）王宗威、武信节度使（治遂州）王宗寿等望风而降。仅有的一次战斗发生在兴州之南的三泉，前蜀军队渗败溃退。短短两个多月，腐朽不堪的前蜀国便灭亡了。
前文提到，庄宗与郭崇韬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因此对于双方来说，最为理想的情况便是由郭崇韬负责军事指挥；战事结束之后，李继笈将正式行使西川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权力，处理受降、安抚事宜，并委任新的地方官，重建统治秩序。《五代会要。伪官》：
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敕：……如是伪署节镇，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委行营都统（指李继岌）缘事迹奖任。……
《旧五代史·庄宗纪七》也记载了这条敕，与之略有差异，为“宜委（李）继笈、（郭）崇韬临时奖任”。笔者判断，实际上敕令只是赋予了李继笈处理平蜀之后的受降、收抚、调度权力，对于郭崇韬则是催促他回朝，当以《五代会要》为确。
据《旧史》与《通鉴》，该敕令到达成都为闰十二月丁酉（九日，该月己丑朔）。另外，《通鉴》还记载，庄宗曾派遣宦官向延嗣人川催促郭崇韬回朝，郭以川中尚有叛乱为由拒绝，向延嗣旋即返回洛阳，并控诉郭有谋反嫌疑。此后，王子（二十四日），庄宗派遣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赴任，不久委派宦官马彦珪前往成都部署抓捕郭崇韬。甲从时间上来看，期间再无成都、洛阳之间的信息传递，因此，向延嗣催促郭回朝只能与敕令同时，显然，庄宗并不可能一面委任郭崇韬辅佐李继笈处理战后事宜，一面又将他调回洛阳。
由此可见，庄宗在前蜀君臣投降之后就认为战事已经结束，其余事项并不需要郭崇韬参与，李继笈与新上任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才是处置战后事宜的人选。而战后的受降、收抚关系到军事胜利的成果能否巩固下来，处理这些事务最能够体现征服者的意志。因此，这道敕令专门赋予了李继笈这样一个特殊使命，也表达了庄宗对皇子能够有所历练的期望。李继笈至德阳后，先是拒绝了前蜀权臣王宗弼的贿赂，后又处决民怨颇大的前蜀宦官王承休。这些举措保持了战胜者的尊严，将后唐讨伐军打扮成“吊民伐罪”的形象，有利于新占领军争取民心，抚平川民亡国的愤恨，不难看出李继岌一度不负众望。
不过，在战事终结之后，进人权力交接阶段，郭崇韬依然习惯性地“越俎代庖”。为了不激起强烈的抵抗，郭私自接受王宗弼的贿赂，暂时允诺他担任西川节度使，后来为了表明自己并未在受降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族诛王宗弼，示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另外，随军将领董璋与康延孝产生抵牾之后，郭崇韬为了保护董璋不受康延孝的军法节制，故意卸下前者军职，并且奏授他担任东川节度使，展现了弄权的一面。而随军的诸多军将也依然习惯于向郭崇韬禀命奏事，李继笈所在的都统衙门反而门可罗雀。再加上郭崇韬面对宦官时的种种“不敬”表现，以及希望李继笈即位之后改变弃用宦官的言论等，这些信息便通过宦官的口耳相传到了洛阳，成为了郭谋反的罪状，并直接导致了他被诛杀的下场。
郭崇韬的死，直接引发了同光四年一系列动乱。庄宗以及李继笈死于越演越烈的内乱之中，后唐的皇位转移到了武人李嗣源的手中；而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趁中原改朝换代，建立了后蜀政权。至此，后唐征蜀战争彻底失败。
四、藩镇体制下的合法性诉求
后唐册立太子以及发动征蜀战争这两件事本来并不相关，庄宗确定皇位继承者并非一定要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实现。笔者认为，庄宗君臣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藩镇体制下权力继承的不稳定。
从整个五代历史上来看，几乎每一次动乱都与权力继承有关。后梁朱温死于皇子谋杀，朱友珪、朱友贞上演宫廷争斗。后唐明宗李嗣源迟迟不肯册立太子，三位皇子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珂先后围绕皇位厮杀，最后石敬瑭渔翁得利。后晋、后汉仅仅只有两代，虽然皇位传递的时候没有发生多大意外，但少主当国迅速被外敌、权臣推翻。后周郭威无皇子，临终之际为了保证养子柴荣顺利接班，令其外甥，同时也是侍卫亲军将领的李重进下拜确立君臣名分。最后一幕是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同样是窃夺了柴荣死后幼年皇帝的政权。
五代是晚唐以来藩镇政治的延续，从继承权不稳定这一现象来看，这与唐代藩镇动乱有许多相似之处。由职业军人、军官为主的藩镇军事力量主导，犯上作乱推翻节度使的情况是唐代藩镇动乱若干类型之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为人熟知的便是魏博牙军。但是唐代藩镇内部的利益分配路径与合法性来源并不一致，前者自下而上，而后者则需要唐王朝的认可，至少在唐王朝形式上依然具有统治权威的时候，任何藩镇节帅都无法自我合法论证。
这种情况到了唐王朝分崩离析后发生了转变，中央王朝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藩镇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藩镇内的权力重组、组织动员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后唐的历史具有特殊性，其核心力量來自于晚唐的代北武装，而非河东土著。蕃、汉武人长期游离于唐文化圈的边缘，这一群体的文化面貌决定了他们的富有进取、侵略又野蛮的政治性格。假如我们将河东与魏博、成德等藩镇比较，不难发现这些中晚唐以来发展已经成熟的藩镇由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土著化，反而趋向保守，在五代初年的兼并过程中失去了昔日与唐中央分庭抗礼的风采。
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河东集团的领袖。在重大的转折关头，河东集团领袖人物依靠军功树立权威，早已形成了特殊的历史经验。早在李存勖袭位之际，恰好内部出现了李克用之弟李克宁发动政变，而外部则是朱温大军压迫潞州，形势极为危险。李存勖正是亲自上阵，击破了后梁大军的包围圈，才使得他在众多军将之间确立了威望，防止了河东集团可能发生的分裂。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柴荣即位不久，便力排众议坚持亲征，正是高平之战的胜利保证了后周政权的延续。
从短期来看，军功取向的合法性诉求是有效的，但很难每次都复制成功，这取决于内部的稳定程度以及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五代时期割据政权普遍缺乏战略纵深，一两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偶发因素容易被放大。因此，当藩镇建国完成之后，统治者需要摆脱原先的路径依赖，回归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组织模式。后唐庄宗君臣长于开拓、短于守成，正是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
[作者简介]徐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后唐，藩镇，后唐庄宗，郭崇韬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4-0025-07
一、郭崇韬：同光年间权力争夺的焦点
后唐宰相郭崇韬是征蜀大軍的实际统帅，也正是他的遇害直接引起了动乱。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其人生平状况。郭崇韬，代北人，曾在李克用时期任职于潞州。大顺元年（890年），出任河东军教练使。李克用死后，受到李存勖重视，但具体事迹不详。真正的转变是在天祐十四年（917年）。据《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记载，他担任了中门使一职。在五代时期，藩镇幕府中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通常会在建国后出任枢密使，两者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旧史》本传中“专点机务”的说法可作为参照。另外，据山西省平定县出土的《封白鸡山记》（立碑于天祐十年）的碑阴来看，郭崇韬的前任、中门使的张虔厚排位很高，在他之前的都是河东藩镇高级文武僚佐，如周德威、卢汝弼、李存审（符存审）、李存璋等人，而李嗣源、袁建丰等重要将领的排位还在之后。郭崇韬担任此职，意味着他已经挤入了李存勖幕府的核心层。
这一时期，河东集团扩张到了河北，梁晋战争越发激烈。在天祐十二年至攻灭后梁的多次重要军事行动中，郭崇韬或参谋军机，或统军出征，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灭梁后，郭兼任侍中与枢密使，先后兼领成德、宣武两镇（后辞退），与李嗣源、朱友谦并列为仅有的三位获赐“免死铁券”的重臣。其上升之迅速，远远地甩开了诸多勋贵、武臣，使之成为了众矢之的。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枢密使的争夺。《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载：
初，崇韬与李绍宏（即马绍宏）同为内职，及庄宗即位，崇韬以绍宏素在己上，旧人难制，即奏泽潞监军张居翰同掌枢密，以绍宏为宣徽使。绍宏大失所望，泣涕愤郁。崇韬乃置内勾使，应三司财赋，皆令勾覆，令绍宏领之，冀塞其心，绍宏快怅不已。
从唐代设立枢密使以来，这一职位便由宦官牢牢把持。后唐建国之前，河东幕府不存在针对幕府僚佐的身份性限制，比如唐末宦官张承业以及马绍宏。另一方面，后唐建国模仿唐代建制，唐代重要的内诸使司机构长官，如枢密使、宣徽使等，属于内廷势力范围，外朝官僚无从染指。由宦官与宰相共同担任枢密使的状况，既是后唐模仿唐制的体现，也带有明显的藩镇时期烙印。
马绍宏的背后是后唐初年迅速膨胀的宦官势力。后唐灭梁、定都洛阳之后不久，庄宗发布了一道敕令，要求唐代的内官以及各道监军入朝，《通鉴》又提到：
（宦官）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事任，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
唐末朱温曾对宦官群体大开杀戒，包括了在外的各道监军。不过，期间不乏幸存者，而且朱温也未曾一统中原，因此，后唐初年还有如此众多的“前朝内官”不足为奇。这一群体的大量存在，使得后唐建国之初便出现了干乱政事的情况。
除了宦官势力之外，根据史书记载，同光年间“皇太后诰，皇后教，与制敕交行于藩镇，奉之如一”。由此可见，庄宗之后妃并不甘于后宫生活，影响了外朝的政治运作。作为侍中兼枢密使的郭崇韬，对这种情况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虽然皇后刘氏之立有过郭崇韬的助力，但刘皇后并不感恩，双方曾有不小的过节。而且郭之死亦出于刘氏下达的命令，而非庄宗本人。关于五代时期后宫干政的情况，读者可以参看赵雨乐的研究，这里不再详说。
事实上，郭崇韬与宦官、后妃之间的争权几乎不可避免。李存勖灭梁之后，后唐政权周边暂无明显的威胁，政策取向势必从开拓转向守成。作为朝臣领袖，郭崇韬需要发挥他的行政才能，安抚、巩固新政权，而不再是为军事行动出谋划策。不过一些史实表明，郭崇韬的行政能力比不上军事才华，比如他主持科举以及官员铨选的事项就效果不佳。其中有一年进士及第仅有四人。而铨选的情况则更加糟糕，据《旧五代史。选举志》的记载，同光四年（926年）三月，有多达两千余人参加铨选，但实际授予职位者不足六十人。政权建立之初，急需绥抚人心，此举显然欠妥，而当时的一些奏议表达了官僚群体这种潜在的不满倾向。另外，郭崇韬还非常注重流品，与崇尚浮华的士族子弟旨趣相近，为人诟病。
其次，郭崇韬与李存勖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幕府时期“府主”与“幕佐”的关系为君臣关系所取代。《旧五代史。张承业传》记载：
柏乡之役，王师既逼汴营，周德威虑其奔冲，坚请退舍。庄宗怒其懦，不听，垂帐而寝，诸将不敢言事，咸诣监军请白。承业遽至牙门，褰帐而入，抚庄宗曰：“此非王安寝时，周德威老将，洞识兵势，姑务万全，言不可忽。”庄宗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其夕，收军保鄗邑。
张承业劝谏这一幕发生在李存勖的寝帐。可见战争时期，府主与僚佐的交流与沟通非常及时，李存勖所处的空间并不封闭。
不过，这样的情形仅限于战争时期。后唐建国后，文武朝臣与皇帝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被拉大。在皇权政治格局中，位高权重、功勋卓著者，如果还不能与皇帝保持非常紧密的关系，往往因为被视作对皇权的威胁而遭受打压。郭崇韬与庄宗之间距离的疏远与其遭受猜忌与攻击是同步的。
另一方面，河东集团以武力建国，政权内存在大量军将，重要人物有周德威、符存审、李嗣源等人。天祐十五年，时任蕃汉马步总管、幽州节度使周德威阵亡于胡柳陂战役。此后，李存勖不再委任幽州节度使，将该藩镇改为直属，遣心腹马绍宏提点军务。据《旧五代史·符存审传》记载，关于马绍宏的这一任命实际上只是以契丹之威胁为借口。郭崇韬建议符存审北上幽州的目的便是借故将符氏调离前线，进而剥夺其参与“中兴之功”的机会，也就排除了佐命元勋的最大竞争对手。即便是在灭梁之后，符存审多次提出进京的要求，依然被拒绝，直到临终前才得以改授宣武军节度使。另外，郭崇韬与李嗣源（后来继承为后唐明宗）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两人初次的矛盾出现在当梁晋战争陷入胶着之时。在突袭大梁的战役策划中，郭崇韬一改从原先的谨慎态度，转而积极支持。伍伯常先生认为促使郭转变的重要因素是李嗣源的类似建议，郭、李二人都不愿意对方抢占灭梁头功。另一件事发生在同光三年，李嗣源出任成德节度使，期间奏请其养子李从珂任随从军将，此举遭到了庄宗猜忌。郭崇韬则是趁机落井下石，扬言李嗣源非“久为人下者”，建议罢免其兵权甚至借机将其诛杀，但庄宗并未接受该建议。
河东藩镇武人大多来自于唐末的代北、河东地区，普遍拥有胡族血统，擅长骑射、惯于征战，但文化程度较低，又不乏跟随李克用起兵的元勋。他们的功绩、资历、文化旨趣等各方面都与以郭崇韬为典型的文官显现出不同。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并非罕见，二十多年之后的后汉时期，刘知远幕府中的史弘肇与苏逢吉、杨邻、王章等人也出现过相当激烈的斗争。更相似的是，这些人死于同一场政变，而后汉政权也为郭威所窃夺，这一幕与郭崇韬之死极为相似。
同光年间的政治人物关系大致以郭崇韬为中心而展开，其中不难发现一些时局特点。首先是郭的对立面较为分散。后宫、宦官武臣勋贵之间几乎没有交集，更没有凝聚成较为稳定的反对派联盟。另外，这些纠葛充斥着争权夺利，并不涉及后唐政权的重大国策，反映了相关历史人物鄙陋的一面。这种情况体现了如下史实：后唐一朝只有郭崇韬才能够独当大任，只要庄宗继续支持这位头号重臣，政权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反之，一旦郭崇韬失势，后唐政权很难填补其空缺，征蜀战争失败后一连串的动乱便是最好的历史注脚。
二、析征蜀战争的策划
前蜀政权由唐末军阀王建建立，由于后梁的存在，双方一度拥有共同的敌对势力，在“远交近攻”的策略支配下，关系较为密切。后梁灭亡之后，后唐西部疆界延伸人关中，但唐、蜀双方依然隔有李茂贞的岐国政权，亦未产生冲突。在国书之中，双方互称“大唐皇帝”与“大蜀皇帝”，体现了对等的关系。‘垢周时期，后蜀政权给柴荣的国书之中依旧沿用这种口吻，引起柴荣的愤怒并招致后周讨伐军。两下对比可以证明，至迟在同光二年七月，后唐尚未将前蜀当成假想敌。
后唐策划征蜀战争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后唐灭梁之际，庄宗便对入朝的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提出了设想。随后，为答复前蜀使臣，后唐遣客省使李严出使人川，他返回之后将唐、蜀贡贸争端告知庄宗，并提到前蜀内政腐朽、军政不修，促使庄宗决意征蜀，此为同光二年五月之事。至同光三年六月，后唐命令河南河北地区和市战马，并且将官、民所有之马搜刮殆尽，说明后唐已经加快了战备步伐。同年九月，庄宗君臣讨论了统军将帅人选。《旧五代史·郭崇韬传》载：
时明宗为诸道兵马总管当行，崇韬自以宦者相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丹犯边，北面须藉大臣，全倚总管（李嗣源）镇御。臣伏念兴圣宫使（李）继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亲王为元帅，付以讨伐之权，俾成其威望。”庄宗方爱继岌，即曰：“小儿幼稚，安能独行，卿当择其副。”崇韬未奏，庄宗曰：“无逾于卿者！”乃以继岌为都统，崇韬为招讨使。
其中，李存勖與郭崇韬的动机并不相同。首先，同光三年是庄宗伸张皇权的重要年份：该年正月庄宗巡行魏州，至三月回驾洛阳。期间，庄宗册封了诸位年幼而未出阁的皇子。与此相对，李嗣源被调离中央担任成德节度使。两者比对，庄宗强干弱枝的意图非常明确。五月，李克用正妻、太妃刘氏病故于晋阳；七月，庄宗生母太后曹氏病故于洛阳，后宫的掣肘压力减轻了许多。唯一值得担心的是皇位的继承权。《旧五代史。庄宗纪七》：
（同光三年九月）乙未，制封第三子邺都留守、兴圣宫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事继岌为魏王。幸寿安陵。
据伐蜀诏书，讨伐大军预定出动的日子是九月十八日。笔者判断，庄宗在大军出征前册封李继岌为魏王是释放了预设储君的信号。庄宗的诸位皇子，包括嫡长子李继岌在内，都年幼而且缺乏足够的威望与政治经验。原来李继岌只是兴圣宫使、邺都留守，在众多勋贵任职的节度使之中并不突出；假如李继岌凯旋归来，他被册立为太子的可能非常大，封王实际是预设的过渡台阶。事实上，郭崇韬与受庄宗委派人蜀的宦官向延嗣都曾提到李继笈为太子、日后继承皇位的情况。又，生活在五代宋初的句延庆在其所纂的《锦里耆旧传》中也称李继笈为“魏王太子”，说明了时人确有类似的认知。
庄宗对于立储问题有着不同旁人的深刻体会。在李克用死后，李存勖的叔父李克宁曾发动一起政变，若非掌握军权的若干亲信齐心协力，河东集团是否崩溃亦未可知。同样的一幕在后梁也曾上演：朱温被弑后，其诸子朱友文、朱友珪、朱友贞争夺帝位而展开厮杀，与梁交战多年的庄宗对此并不陌生。远的来看，这种做法（以皇子为元帅或都统）在唐代不乏先例，安史之乱期间，广平王俶曾任天下兵马元帅，后即位为代宗；德宗建中之乱时，舒王谟也曾担任过“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唐末昭宗以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考虑到后唐统治者以兴复唐王朝者自居，学习中晚唐的“故事”完全合情合理。因此，当郭崇韬提议李继岌为帅之后，庄宗迅速表示赞成，说明这个提议确实迎合了他的想法。
在唐代，组织征讨行营，除了确定主帅（包括名义上的统帅以及实际的指挥人之外），行营幕府其他成员的构成同样引人关注。唐中后期历次重大战事，如元和年间，宣武军节度使韩弘统军讨伐淮西镇，宣宗大中年间，宰相白敏中征讨党项，僖宗乾符五年宰相王铎镇压黄巢叛军，元帅或都统幕府的僚佐都是一时之胜选，不同区域或行军方向的统领基本上由各道节度使出任。同光四年李继岌的都统幕府也不例外。其中，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从三峡向上游进军，与人川主力并不相干；凤翔节度使李暇负责后勤供应，并不直接参战。除此之外的将领包括了李令德（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之子，赐名李继鳞）、李绍琛（代北人，最先策划突袭大梁者）、中军马步都虞候梁汉颐（其人曾经担任过兴圣宫使府押衙，而府主正是李继岌）、左右羽林都指挥使张廷蕴等人。另外还有张筠、毛璋、董璋、沈斌（一作“赟”）、卓瑰等后梁归降而来的将领。其余将领还有牛景章、王贽，事迹不详。幕府文职僚佐包括了任圜，其人系庄宗姊夫，曾经辅佐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后唐建国任成德节度行军司马，代理郭崇韬主持军务，李嗣源出镇成德后入朝为工部尚书，而李愚则是后梁旧臣，以文辞、耿介著称。
我们注意到，有许多后梁降将随军出征，这一点值得关注。实际上，在出征主帅的人选问题上，枢密使马绍宏还曾推荐过段凝，其人恰好是梁晋决战时期后梁军队的主帅，只是该建议被庄宗与郭崇韬否决。后唐发动征蜀战争距离攻灭后梁不过两年，后梁旧部在后唐朝内任职情况非常普遍，尤其是原后梁辖区内的节镇将领大多官任原职。考虑到后唐灭梁的军事行动具有明显的冒险性、偶然性，后梁大军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同光年间大量使用后梁降将带有明显的政治招抚的含义。在行营幕府之内安插如此众多的后梁降将，透露出后唐对于这些人收抚与控制的双重心态，而将他们推上艰险的征途，又多了一丝借刀杀人的意味。
顺便提及的是李暇的情形与之有些类似，李釅是割据凤翔的岐王李茂贞之子。岐国政权处于中原王朝与蜀地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后唐灭梁之际，李茂贞迫于后唐强大的军事压力表示臣属。同光二年，李茂贞病故，李暇袭位。征蜀策划之前，后唐并没有改变岐、陇地区的统治格局，名义上是臣属后唐的凤翔镇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但在李存勖决意讨伐前蜀的时候，特意安排李暇负责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从后来李暇“竭凤翔蓄积以馈军、不能冲，人情忧恐”的记载来看，这次出征对于凤翔的消耗非常巨大，可见庄宗君臣想通过伐蜀行动顺手牵羊地彻底解决割据凤翔的岐国政权。另外，后唐的讨伐军并没有选择从扶风、郡县，通过褒斜道攻取川蜀门户汉中的路线，而是选择以凤翔府为基地，经大散关南下的行军方案，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同光年间除了征蜀之外，还有针对契丹的军事部署，这是庄宗一朝仅有的两大军事行动。后唐能够击败后梁，更有效地控制河北藩镇是一个重要因素。在部署边防的军事行动中，李存勖先后派遣了符存审、李嗣源、赵德钧等人，这些将领都是河东旧部，而鲜有原先后梁将领参与其中，其中可以看出后唐对于降将与旧部的心态是内外有别的。而在讨伐军中，来自河东旧部的成员，如任圜、张廷蕴、梁汉颐等人，都不属于政治核心圈内的人物。李存勖并没有派遣久著功名的将领参与征蜀，显然是考虑到了李继笈欠缺驾驭宿将的政治能力。这些随军的文武官员，不妨视作庄宗认为辅佐李继笈的合适人选。
与庄宗不同，郭崇韬此举的目的是保持政治地位不受动摇，“以宦官相倾，欲立大功以制之”清楚地说明了这层意味。如前所述，郭崇韬已经处于各种政争矛盾焦点。由此看来，郭崇韬建议伐蜀，并且主动提议由李继岌出任统领，正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显然，李继岌的经验与威望难以指挥如此重大的战事，选择副职代行具体事务必将成为庄宗的不二选择。既有丰富的战阵经验，又能够为庄宗所信任，除了郭本人之外，还能有谁呢？而且李继岌的生母恰是皇后刘氏，假如能够辅佐李继岌建立不世功勋，也有利于郭修复与皇后的关系，为他稳固朝中地位增添一个重要的砝码。
征蜀战争的策划者——庄宗与郭崇韬——始终将视线聚焦于内部的政治格局，郭崇韬只是提议由孟知祥出任未来的西川节度使，再无其他的战后收抚措施。从战后后唐对蜀中的大肆掠夺，蜀人对征服者强烈不满并且支持孟知祥割据一方的情况来看，后唐发动这场战争并不是有意识地再建统一秩序，与后周、北宋统治者有明确的战略布局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三、征蜀战争的失败
同光三年九月十八日，后唐大军正式出发。讨伐军的先头部队由康延孝、李严带领，主力部队则是跟随李继笈、郭崇韬相机而动，两个梯队之间始终保持着数日行军距离。后唐大军选择了从秦川之间偏西的大散关进军，一路攻取凤州、兴州，并获得军粮补给。单纯从军事上考虑，这样也可以避免与坚守兴元府（汉中）的前蜀军队消耗。戰事发展异常顺利，前蜀政权内部离心离德，武兴军节度使（治凤州）王承捷、武德节度使（治梓州）宋光葆、武定节度使（治洋州）王承肇、山南节度使（治兴元府）王宗威、武信节度使（治遂州）王宗寿等望风而降。仅有的一次战斗发生在兴州之南的三泉，前蜀军队渗败溃退。短短两个多月，腐朽不堪的前蜀国便灭亡了。
前文提到，庄宗与郭崇韬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因此对于双方来说，最为理想的情况便是由郭崇韬负责军事指挥；战事结束之后，李继笈将正式行使西川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权力，处理受降、安抚事宜，并委任新的地方官，重建统治秩序。《五代会要。伪官》：
后唐同光三年闰十二月敕：……如是伪署节镇，率先向化，及立功效者，委行营都统（指李继岌）缘事迹奖任。……
《旧五代史·庄宗纪七》也记载了这条敕，与之略有差异，为“宜委（李）继笈、（郭）崇韬临时奖任”。笔者判断，实际上敕令只是赋予了李继笈处理平蜀之后的受降、收抚、调度权力，对于郭崇韬则是催促他回朝，当以《五代会要》为确。
据《旧史》与《通鉴》，该敕令到达成都为闰十二月丁酉（九日，该月己丑朔）。另外，《通鉴》还记载，庄宗曾派遣宦官向延嗣人川催促郭崇韬回朝，郭以川中尚有叛乱为由拒绝，向延嗣旋即返回洛阳，并控诉郭有谋反嫌疑。此后，王子（二十四日），庄宗派遣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赴任，不久委派宦官马彦珪前往成都部署抓捕郭崇韬。甲从时间上来看，期间再无成都、洛阳之间的信息传递，因此，向延嗣催促郭回朝只能与敕令同时，显然，庄宗并不可能一面委任郭崇韬辅佐李继笈处理战后事宜，一面又将他调回洛阳。
由此可见，庄宗在前蜀君臣投降之后就认为战事已经结束，其余事项并不需要郭崇韬参与，李继笈与新上任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才是处置战后事宜的人选。而战后的受降、收抚关系到军事胜利的成果能否巩固下来，处理这些事务最能够体现征服者的意志。因此，这道敕令专门赋予了李继笈这样一个特殊使命，也表达了庄宗对皇子能够有所历练的期望。李继笈至德阳后，先是拒绝了前蜀权臣王宗弼的贿赂，后又处决民怨颇大的前蜀宦官王承休。这些举措保持了战胜者的尊严，将后唐讨伐军打扮成“吊民伐罪”的形象，有利于新占领军争取民心，抚平川民亡国的愤恨，不难看出李继岌一度不负众望。
不过，在战事终结之后，进人权力交接阶段，郭崇韬依然习惯性地“越俎代庖”。为了不激起强烈的抵抗，郭私自接受王宗弼的贿赂，暂时允诺他担任西川节度使，后来为了表明自己并未在受降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族诛王宗弼，示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另外，随军将领董璋与康延孝产生抵牾之后，郭崇韬为了保护董璋不受康延孝的军法节制，故意卸下前者军职，并且奏授他担任东川节度使，展现了弄权的一面。而随军的诸多军将也依然习惯于向郭崇韬禀命奏事，李继笈所在的都统衙门反而门可罗雀。再加上郭崇韬面对宦官时的种种“不敬”表现，以及希望李继笈即位之后改变弃用宦官的言论等，这些信息便通过宦官的口耳相传到了洛阳，成为了郭谋反的罪状，并直接导致了他被诛杀的下场。
郭崇韬的死，直接引发了同光四年一系列动乱。庄宗以及李继笈死于越演越烈的内乱之中，后唐的皇位转移到了武人李嗣源的手中；而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趁中原改朝换代，建立了后蜀政权。至此，后唐征蜀战争彻底失败。
四、藩镇体制下的合法性诉求
后唐册立太子以及发动征蜀战争这两件事本来并不相关，庄宗确定皇位继承者并非一定要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实现。笔者认为，庄宗君臣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藩镇体制下权力继承的不稳定。
从整个五代历史上来看，几乎每一次动乱都与权力继承有关。后梁朱温死于皇子谋杀，朱友珪、朱友贞上演宫廷争斗。后唐明宗李嗣源迟迟不肯册立太子，三位皇子李从荣、李从厚、李从珂先后围绕皇位厮杀，最后石敬瑭渔翁得利。后晋、后汉仅仅只有两代，虽然皇位传递的时候没有发生多大意外，但少主当国迅速被外敌、权臣推翻。后周郭威无皇子，临终之际为了保证养子柴荣顺利接班，令其外甥，同时也是侍卫亲军将领的李重进下拜确立君臣名分。最后一幕是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同样是窃夺了柴荣死后幼年皇帝的政权。
五代是晚唐以来藩镇政治的延续，从继承权不稳定这一现象来看，这与唐代藩镇动乱有许多相似之处。由职业军人、军官为主的藩镇军事力量主导，犯上作乱推翻节度使的情况是唐代藩镇动乱若干类型之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为人熟知的便是魏博牙军。但是唐代藩镇内部的利益分配路径与合法性来源并不一致，前者自下而上，而后者则需要唐王朝的认可，至少在唐王朝形式上依然具有统治权威的时候，任何藩镇节帅都无法自我合法论证。
这种情况到了唐王朝分崩离析后发生了转变，中央王朝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藩镇与藩镇之间的关系、藩镇内的权力重组、组织动员模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后唐的历史具有特殊性，其核心力量來自于晚唐的代北武装，而非河东土著。蕃、汉武人长期游离于唐文化圈的边缘，这一群体的文化面貌决定了他们的富有进取、侵略又野蛮的政治性格。假如我们将河东与魏博、成德等藩镇比较，不难发现这些中晚唐以来发展已经成熟的藩镇由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土著化，反而趋向保守，在五代初年的兼并过程中失去了昔日与唐中央分庭抗礼的风采。
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河东集团的领袖。在重大的转折关头，河东集团领袖人物依靠军功树立权威，早已形成了特殊的历史经验。早在李存勖袭位之际，恰好内部出现了李克用之弟李克宁发动政变，而外部则是朱温大军压迫潞州，形势极为危险。李存勖正是亲自上阵，击破了后梁大军的包围圈，才使得他在众多军将之间确立了威望，防止了河东集团可能发生的分裂。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柴荣即位不久，便力排众议坚持亲征，正是高平之战的胜利保证了后周政权的延续。
从短期来看，军功取向的合法性诉求是有效的，但很难每次都复制成功，这取决于内部的稳定程度以及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五代时期割据政权普遍缺乏战略纵深，一两次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偶发因素容易被放大。因此，当藩镇建国完成之后，统治者需要摆脱原先的路径依赖，回归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组织模式。后唐庄宗君臣长于开拓、短于守成，正是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
[作者简介]徐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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