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辽南城市体系初步建构
张帅
摘 要：等级规模、职能类型、地域空间组合形态以及城市间的联系与城镇网络此四者与城市体系的完善紧密相连 。本文综合了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顾朝林的城镇体系等学者对于城市体系之研究理论，并将其放置于辽南地域研究。通过解释概念内涵，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来解读城市群的形成，再而将交通对城市之联结作用与前述结合，最终完成对辽南城市体系的构建的论述。这一过程被圈定在明清两朝，为在近代开埠的大连港腹地构建了骨架基础。
关键词：辽南；建置；交通；城市体系
1 概念及内涵
辽南一带，自古及今均在东北地域乃至全国范围内属于重镇把守之地。辽南特指辽宁省南部沿海一带尤其辽南半岛区域，而此地理范围大致与辽东（辽河以东）区域重合程度很高，因而辽东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反映辽南的形势。所谓辽南，字面意义上看来为辽宁南部地区，其狭义专指大连地区，而在广义上指营口市、鞍山市、丹东市等包括在内的大半个辽东半岛。此文所述范围以狭义上今大连市所在地为中心，囊括广义的辽南半岛大部。其中以今大连、营口、鞍山、丹东所辖区为着重论述区域。
对于城镇与城市之选择运用，学界通常把驻有县及其以上行政机构的城镇称为城市，而把县城以下的称为城镇。而清代辽南地区行政建置较为特殊，为八旗驻防点和府州县相结合的体系。[1]本文拟用城市与城镇互通概念。现代城市地理学有关于城镇体系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已拥有一定数量的城市，且具有一定数量的等级——规模关系，其城市职能比较多样，尤其各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关系。我们认为这就是地域城镇体系产生的标志。在本文城市与城镇概念互通的前提下，可见清代辽南城市体系的要素为等级规模、职能类型、地域空间组合形态和城市间联系与城镇网络。
大连港在近代一跃成为东北地区第一港与其广大深厚的腹地条件分不开。其腹地经济基础则得益于明清两朝在辽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并使之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的建构包括处于经济结构顶层的大城市及其下数十个村庄的层级体系。而这些不同层级之间会相互作用，这些作用主要通过交通体系的完善搭建、城市群的形成以及在这些基础之上得以实现的人口流动、区域文化交融等因素实现的。笔者愿意称其为“骨架构建”——通过交通网络体系以及城市群形成的论述来论述辽南腹地城镇的形成，及其最终完善城市体系的过程。
2 清代辽南政治建置的初步完善
明万历四十四年，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兴起，一举攻下沈阳城，数年间将辽阳、凤凰、海州、盖州、金州等大小70余城囊括在后金的版图内。并且在辽南一带施行“计丁授田”将满汉人束缚在耕地上进行劳动生产。这一举措，实质上是为保持女真人在政治经济上地位优势而做出的决策。却加深了民族矛盾，辽东百姓大量逃亡，军事建制废弛，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辽东之屠”。史料载明季清初辽东一带“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2]，明季清初的战乱、招抚政策对明时业已建置完善的行政区划造成了严重破坏。
清初辽南行政建置较为特殊，为驻防城与府州县治双重管理体制。顺治元年，清朝举辽东之众迁都燕京，临行前一个月，即顺治元年八月，顺治帝命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统兵镇守盛京等处。左翼以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统之，右翼以正红旗梅勒章京硕詹统之。并在雄耀、锦州、宁远、凤凰城、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崛岩，各设一城守官；东京、盖州、耀州、海州、鞍山、广城，各设满洲章京一员，汉军章京一员，率兵驻防。而据记载，布署驻防的16城中，实际只有5城驻防，即盛京、兴京、牛庄、盖州、凤凰城，共驻兵1076名[3]。因驻防地多以城市为中心，驻防官兵又称“守城”。康熙年间，辽东半岛上有熊岳、盖平、金州、复州四处驻防城以及旅顺水师营。此时，驻防体系重现完善，“以城为纲，而路及边门属之”。可见驻防城在清初辽南城市建设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直至顺治十年（1653年），颁行辽东移民招垦令后，清廷始置州县，在辽东半岛设辽阳府，领辽阳、海城二县。汉人大量迁入，辽南一带人口逐渐增长，旗民杂居。以复州、金州之兴起扩大为例，其城市在区域层级之中的地位上升与建置密切相关。据史料载，“雍正五年设理事通判，驻复州旧卫城，兼辖金州城巡检，凡二城界内应征银米并隶通判征收，田赋之额始著于册”1雍正十年十月，奉天府府尹杨超上奏称：“复州、金州地方紧要，人户繁多，宜改设州县，以资弹压。”2于是在乾隆十二年在此二处设立知州。城市的扩大与发展同移民数量、行政建置之关系可以此见得。随着民人日众，顺治十四年置奉天府，至雍正末年下辖一府六州九县，即锦州府，辽阳州、宁远州、复州、金州、义州、永吉州，以及辽阳（附郭）、海城、承德、开原、铁岭、盖平、广宁、宁海、长宁九县。[4]而无论是驻防体系还是州县体系，大部分均沿革明代旧城，且在城市建设与管辖范围上有所发展。
综上言之，清代尤其清初在辽南地区的行政建置，包括驻防城、州县设置与变动推动了此处城市群的出现。行政区划的施行，为辽南城市建设的基础，因而在此层面上，辽南城市群形成于明中叶，毁于明季清初，复现于清中叶。
辽南半岛核心城市金复盖的建置：
盖平县，“明置盖州卫。天命六年三月盖州降。康熙三年六月置县，隶府”
复州，“明为复州卫。天命七年三月复州降。康熙三年并入盖平。雍正四年，分盖平置复州厅。十一年改为州，隶府。”
宁海，“明置金州卫。雍正十二年置宁海县，隶府”。以此三城为大连港腹地核心地带，随着明清在此地建置扩大其城市规模与等级也在扩大，同时也离不开城市在区域之中所处的地理要素。
由上可见，府州县为格局的城市等级体系与驻防城体系交错布局，在政治上为辽南城市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建置等级规模因素，也推动着辽南城市骨架构建。
3 辽南商业经济的繁荣
除了政治建置，商业经济也是城市体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治建置带来了城市建设与兴起，为政治军事而建的城市便利了商业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业扩张式发展，即以扩大耕地面积来谋取发展；第二阶段是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阶段，不再依赖外延式发展而是谋求内涵式发展；第三阶段是工业化阶段。[5]樊树志先生认为明代江南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然而，笔者认为直至清代中叶以降，辽南一带才刚刚脱离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即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此阶段与第一阶段伴生，且不断通过与外界区域进行货物运输与交换。首先，明清屯田为农业垦殖带去了粮食保障。辽东屯田自明始：“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赢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由此我们或可知晓，明初辽东屯田已经取得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且屯田的开发推动了辽南农业的发展。就商业集市看来，明天顺八年（1464年）辽东都司在抚顺开设马市，后又不断增设马市、木市、关市，为汉族与建州女真贸易的场所。明万历四年（1576年）辽东都司在清河、瑗阳、宽甸等地设立关市，以粮食、食盐、铁器、缎匹等物与女真族各部换取马匹、貂皮、人参等，并派官吏进行管理。3此处可见辽南商业交易种类较为丰富，在官方主持下有秩序进展，且这些市集成为当地重要商贸场所。明廷亦在金、复、盖开设铁场百户所、盐场百户所。辽东都司下属二十五卫既有自己的冶铁厂又有盐场，既为资源所在地，又紧邻交通线，为货资生产与运输提供了便利。此时直至清代前期，辽南贸易往来也大多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多为官方所主持。
如前文所述，明季清初辽东一带祸乱连年，民不聊生。或许我们认为战争祸乱对明时在辽南一带打下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然而有战争必备粮草、弹药。而这些物资的输送必然需要交通设施的完善才可达到，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战争在明季清初辽南一带的破坏性作用减弱甚至还促进了辽南地域的交通发展。顺治十年的招民开垦，是清初农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后清廷对东北施行封禁政策，这一政策看似阻碍了东北经济商贸往来，实为清中叶以后大量移民徙于辽东进行商贸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腹地资源基础。（由于辽南港口城市之重要性，此处辽南内陆商贸不再赘述。）
同时，在清中叶也有一大批港口城市兴起在辽南一带之上。这些港口城市因港口贸易的兴盛而得以汇聚人口、物资等成为东北境内较为繁华的商业城市。
锦州，在清代前期为辽南最重要的港口。其出口多为瓜子杂粮。秋收之后，小农“用车辆载往锦州、易州地方发卖，而客商或自口外，或自锦、易二州俱买运至天桥厂、蚂蚁屯海口上船，每至丰收之年瓜子车辆竟至有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自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处络绎进口，沿途接踵而行，不可胜数”。“内地海船载来之黄茶、布匹等项”，在锦州纳税后也载往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边门”之外销售。此条史料信息丰富，我们可以窥探到辽南一带的货物贸易种类交换，南方的茶叶丝绸，换回东北的瓜子、杂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征黄豆豆饼税银，同时放开对大豆输出的数量限制，此时大豆也成为东北商贸重要出口货物，而营口取代锦州港，成为东北重要港口。
牛庄，东北境内最为古老的海运码头之一，自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后，“海艘自闽中开洋十余日即抵牛庄”，而初年牛庄并未设立关税，这里更是“百货云集”，“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越关所漏之货船，皆从海上直抵关外沿海牛庄等处起卸，每船不下百余车”。如此巨大的海货运输，使得牛庄吸引了大批劳动力，成为东北境内重要的货物运转地。牛庄也因此成为辽南重要的商业城市。牛庄北面还建有天妃庙4，足以见得此处海运之兴盛与地域文化之交融。
盖州，其县志如此记载“本邑海口有二：一曰西河口，即清河下流入海处，距城二十余里，在清季道光以前为东三省海运交通唯一之商港，南北贸易咸萃于此。故我城虽系蕞尔偏邑而名闻八闽，声达三江，无不知有盖州者，皆因货物积散之传播也。”称其为东三省海运交通唯一商港虽有夸大嫌疑，却仍已说明，盖州因港而兴，因商贸而繁荣。
复州，复州主要出海口为娘娘宫，且地理位置紧要。咸丰年间进士徐赓臣所撰《创建天后宫碑》上书：“我复地滨大海，虽通省之下游，实舟行之孔道，北通牛口，西通析津，西南通利津、莱州，南通烟台、登州”，足见复州往来交通便利繁华，且通南达北。
当然，我们也可从关口税收来侧面看待清代辽南一带海上商贸服务之繁华。“嘉庆二年山海关所属各海口共征收税银114 929两，占“清单”所列税收总额的95%；五个陆路边口征收税银5 889两，在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5%。”[6]许檀通过对史料汇集比对，发现山海关对于锦州、牛庄、盖州、复州、金州、岫岩五处港口的征税数额巨大且占据绝大部分税收比，远超五处陆地关口税收。可见辽南海港贸易在清中叶已达极盛，海港城市群点状密集分布。当然，陆地城市也在增加与扩大。
城市职能类型的多样化也作为构筑一个完善的“城市生态”——城市体系的重要因素。明清两朝辽南一带城市的政治职能大大增强的前提下，城市承载的经济、文化等类型也趋向多样化。如前所述，诸如锦州、金州、复州、盖州城市职能更偏向于港口贸易城市，而辽阳、奉天等城市的政治职能更为突出。当然，职能类型并不影响它们各自所处的经济层级与行政层级。好比营口（分辖海城和盖平县）虽然有着极为繁华的海上交通贸易，在整个经济层级之中并没有高过奉天所在治所层级。
综上，可以见得清代对于明代在辽南建置处于继承与发展状态，城市建置呈东、西两条路线点状密集分布在辽南半岛上。这样分布既与其地理位置（沿海或平原）与山脉走向（分水岭或河流入海口）相关，又与人为的政治建置、商贸往来密切相关。借以施坚雅城市体系的理论来概括，即辽南一带在清中叶大致已形成以奉天府为核心，囊括复州、岫岩、海城等在内的十八个大小层级不等的府、州、厅、县，这也与其在城市体系中所处经济层级相关。大量的城市在清代中叶重现在辽南半岛上，直指辽南大连、营口、安东三港口，为这些港口的兴起与贸易提供了深厚的腹地基础。同时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商业等因素的生成而呈现出具有一定等级规模的城市群，它们之间及其自身部分承担职能不同，也显示着不同的地域空间组合形态。
4 辽南交通网络体系的搭建
城市群呈点状密集分布，有沿旅顺、宁海、新金、复县、熊岳、盖平、营口、海城等大小州、厅、县城市联结成的西海岸一线，以及沿旅大市、宁海、庄河、大孤山、东沟、丹东市、凤凰城东海岸。关于城市体系的构建，有学者认为政治行政为最重要因素：“在官僚制度层级中，把下级衙门与上级联系起来的指挥环节，是依存于治所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的。四通八达的驿道网，把各级行政中心...都上下联成一气。”[7]可见城市独立分布于各自地域，是往来交通或出于政治目的或经济商贸目的促进城市之间流动构成联系。在辽南半岛，自明至清，驿站驿道的设立多为政令的传达，军粮物资的输送等功用，在此层面上，政治建置起着主导作用。“各处例有驿城、递运所大使，惟辽东驿递以本百户所军充役”5以此可知明代辽南一带的驿道驿所建置不仅连接了城市之间的纽带，甚至还在清代发展成为一个小的村落或乡镇，沿用至今。而清灭明后，对于辽南半岛的官方交通建设不再以辽阳为中心，向各地延伸，而使盛京地位上升，使其成为交通中心。自旅大金州继续北上经复、盖，可以直抵奉省中心，这条辽沈线为辽南半岛的陆路生命线。
辽南陆路交通在清初状况如下“清初，辽东半岛的交通驿站网较之明初，地位大大降低，始终没有正式设立驿站，仅以地区性的急递铺代之......盖平的海关防口转而自发形成以交通职能为主的港口。”[8]，据此我们或可推断，清代辽南地区的官方驿道职能已经转换，由于承平与安定，明时驿道更多开始向商路转化。商业贸易的往来次数总归要比军事行政往来频繁，如前所引，秋收之后，小农“用车辆载往锦州、易州地方发卖，而客商或自口外，或自锦、易二州俱买运至天桥厂、蚂蚁屯海口上船，每至丰收之年瓜子车辆竟至有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自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处络绎进口，沿途接踵而行，不可胜数”。“内地海船载来之黄茶、布匹等项”，在锦州纳税后也载往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边门”之外销售。农户在自己家中产粮食或者手工业品，再而通过小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运送至繁华的集市。“瓜子车辆竟至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可见辽南半岛的交通主要转化为商业贸易为主了。然而，无论是为军事防备而用的驿道或商路均是加强了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
辽南半岛之上交通往来方式无外乎陆路和水路。旅顺往南则是与山东半岛或其他地区的海运交通，这条古航道早已存在。如王子今先生所述，秦汉时期，齐地人的航海技术已很发达，渤海航运得以较早开发，流向辽东浮海移民对这一时期辽东的人口增长有重要意义。[9]由山东半岛浮海至辽东主要路线经由三山（今大连湾外的三山岛）北上，在马石津（今辽宁旅顺老铁山一带）处登陆着岸后继续北行到达辽南半岛南端沓渚（今日大连市普兰店区北花儿山张店古城）等地，继而在辽东、辽南一带展开活动。这条自汉朝繁荣起来的海上成为历代两地居民往来交通路线。“其三十一年海运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贮。仍令左军都督府移文辽东都司知之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至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 不难看出在明时，辽南一带的官方海上往来已属频繁，且运输货物多属军用物资。前文所引，金、复、盖三州海港贸易远至台湾，近达山东半岛、长三角地区。随着清代造船技术的发展，海路的也占据了辽南地区主导交通方式。此外，辽南一带还存在着大量的内河航运将城市联结。这些交通往来，将大量城市联结成为城市带，最终通过综合因素将其变为城市体系。
5 城市体系骨架建构结论
由上述得明清两朝为在辽南建置重要时期，行政的力量为辽南城市之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建构，辽南城市等级规模随着行政力量的强化、移民招募等政策在扩大。而在明清两朝所强化的经济建设，包括招民垦荒条例、开设马市、盐场、冶铁厂等一系列官方活动以及其往来海港贸易等民间商业活动，均推动了城市职能多样化的发展，即城市内部所承担的职能多样化，同时不同职能类型主导着不同的城市，如某些沿海村镇着重发展航海运输业，而其他城市则以手工业与农业为主。这些不同职能模块以不同形式组合，完善着辽南城市体系。在这一过程之中，从明代为军事防卫而设的驿道驿站到清代的航海贸易、内陆商路的兴盛加强了城市之间联系，而形成了一个以金、复、盖三州为中心的完善的城镇网络体系。不同城市因地理要素、物产资源、政治考量、经济贸易、人力劳动等因素在这一体系之中占据了不同的层级地位。
这一城市体系之演变以辽阳、沈阳为层级最高点，而随着朝代更替不断更迭，逐渐成熟，最终成为了辽南半岛南端的旅顺、大连港口的腹地基础。以至于为大连港在晚清至近代的蓬勃发展提供充足的基础。
注释
1.《盛京通志·田赋》（阿桂），卷三十八。
2.《奉天府府尹加一级杨超会谨奏为敬陈管见仰祈折》，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乡一一一1991年版，第二十册，三五四号。
3.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大事记》辽海出版社2006年
4.天妃庙又名天后宫、天妃宫。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之神，从北起丹东、营口、秦皇岛、天津到南京、上海、宁波、直至广州、北部湾都陆续建天妃宫。
5.《辽东志》卷五《官师·各驿递》，第422页
参考文献
[1] 杨孝本：《清代辽宁城镇地理研究》2010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 《清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五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
[3] 郭松义、李新达、杨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任玉雪：《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5]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6页
[6] 许檀：《清代前期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
[7] 郑英还：《1860—1896年的中国邮政及其现代化》（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0年）
[8] 张芳：《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城镇体系演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9] 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第四页
摘 要：等级规模、职能类型、地域空间组合形态以及城市间的联系与城镇网络此四者与城市体系的完善紧密相连 。本文综合了施坚雅的“中心地理论”、顾朝林的城镇体系等学者对于城市体系之研究理论，并将其放置于辽南地域研究。通过解释概念内涵，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来解读城市群的形成，再而将交通对城市之联结作用与前述结合，最终完成对辽南城市体系的构建的论述。这一过程被圈定在明清两朝，为在近代开埠的大连港腹地构建了骨架基础。
关键词：辽南；建置；交通；城市体系
1 概念及内涵
辽南一带，自古及今均在东北地域乃至全国范围内属于重镇把守之地。辽南特指辽宁省南部沿海一带尤其辽南半岛区域，而此地理范围大致与辽东（辽河以东）区域重合程度很高，因而辽东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反映辽南的形势。所谓辽南，字面意义上看来为辽宁南部地区，其狭义专指大连地区，而在广义上指营口市、鞍山市、丹东市等包括在内的大半个辽东半岛。此文所述范围以狭义上今大连市所在地为中心，囊括广义的辽南半岛大部。其中以今大连、营口、鞍山、丹东所辖区为着重论述区域。
对于城镇与城市之选择运用，学界通常把驻有县及其以上行政机构的城镇称为城市，而把县城以下的称为城镇。而清代辽南地区行政建置较为特殊，为八旗驻防点和府州县相结合的体系。[1]本文拟用城市与城镇互通概念。现代城市地理学有关于城镇体系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已拥有一定数量的城市，且具有一定数量的等级——规模关系，其城市职能比较多样，尤其各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关系。我们认为这就是地域城镇体系产生的标志。在本文城市与城镇概念互通的前提下，可见清代辽南城市体系的要素为等级规模、职能类型、地域空间组合形态和城市间联系与城镇网络。
大连港在近代一跃成为东北地区第一港与其广大深厚的腹地条件分不开。其腹地经济基础则得益于明清两朝在辽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并使之形成了完善的城市体系。城市体系的建构包括处于经济结构顶层的大城市及其下数十个村庄的层级体系。而这些不同层级之间会相互作用，这些作用主要通过交通体系的完善搭建、城市群的形成以及在这些基础之上得以实现的人口流动、区域文化交融等因素实现的。笔者愿意称其为“骨架构建”——通过交通网络体系以及城市群形成的论述来论述辽南腹地城镇的形成，及其最终完善城市体系的过程。
2 清代辽南政治建置的初步完善
明万历四十四年，女真人的后金政权兴起，一举攻下沈阳城，数年间将辽阳、凤凰、海州、盖州、金州等大小70余城囊括在后金的版图内。并且在辽南一带施行“计丁授田”将满汉人束缚在耕地上进行劳动生产。这一举措，实质上是为保持女真人在政治经济上地位优势而做出的决策。却加深了民族矛盾，辽东百姓大量逃亡，军事建制废弛，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辽东之屠”。史料载明季清初辽东一带“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2]，明季清初的战乱、招抚政策对明时业已建置完善的行政区划造成了严重破坏。
清初辽南行政建置较为特殊，为驻防城与府州县治双重管理体制。顺治元年，清朝举辽东之众迁都燕京，临行前一个月，即顺治元年八月，顺治帝命正黄旗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统兵镇守盛京等处。左翼以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统之，右翼以正红旗梅勒章京硕詹统之。并在雄耀、锦州、宁远、凤凰城、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崛岩，各设一城守官；东京、盖州、耀州、海州、鞍山、广城，各设满洲章京一员，汉军章京一员，率兵驻防。而据记载，布署驻防的16城中，实际只有5城驻防，即盛京、兴京、牛庄、盖州、凤凰城，共驻兵1076名[3]。因驻防地多以城市为中心，驻防官兵又称“守城”。康熙年间，辽东半岛上有熊岳、盖平、金州、复州四处驻防城以及旅顺水师营。此时，驻防体系重现完善，“以城为纲，而路及边门属之”。可见驻防城在清初辽南城市建设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直至顺治十年（1653年），颁行辽东移民招垦令后，清廷始置州县，在辽东半岛设辽阳府，领辽阳、海城二县。汉人大量迁入，辽南一带人口逐渐增长，旗民杂居。以复州、金州之兴起扩大为例，其城市在区域层级之中的地位上升与建置密切相关。据史料载，“雍正五年设理事通判，驻复州旧卫城，兼辖金州城巡检，凡二城界内应征银米并隶通判征收，田赋之额始著于册”1雍正十年十月，奉天府府尹杨超上奏称：“复州、金州地方紧要，人户繁多，宜改设州县，以资弹压。”2于是在乾隆十二年在此二处设立知州。城市的扩大与发展同移民数量、行政建置之关系可以此见得。随着民人日众，顺治十四年置奉天府，至雍正末年下辖一府六州九县，即锦州府，辽阳州、宁远州、复州、金州、义州、永吉州，以及辽阳（附郭）、海城、承德、开原、铁岭、盖平、广宁、宁海、长宁九县。[4]而无论是驻防体系还是州县体系，大部分均沿革明代旧城，且在城市建设与管辖范围上有所发展。
综上言之，清代尤其清初在辽南地区的行政建置，包括驻防城、州县设置与变动推动了此处城市群的出现。行政区划的施行，为辽南城市建设的基础，因而在此层面上，辽南城市群形成于明中叶，毁于明季清初，复现于清中叶。
辽南半岛核心城市金复盖的建置：
盖平县，“明置盖州卫。天命六年三月盖州降。康熙三年六月置县，隶府”
复州，“明为复州卫。天命七年三月复州降。康熙三年并入盖平。雍正四年，分盖平置复州厅。十一年改为州，隶府。”
宁海，“明置金州卫。雍正十二年置宁海县，隶府”。以此三城为大连港腹地核心地带，随着明清在此地建置扩大其城市规模与等级也在扩大，同时也离不开城市在区域之中所处的地理要素。
由上可见，府州县为格局的城市等级体系与驻防城体系交错布局，在政治上为辽南城市体系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建置等级规模因素，也推动着辽南城市骨架构建。
3 辽南商业经济的繁荣
除了政治建置，商业经济也是城市体系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治建置带来了城市建设与兴起，为政治军事而建的城市便利了商业发展。从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业扩张式发展，即以扩大耕地面积来谋取发展；第二阶段是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阶段，不再依赖外延式发展而是谋求内涵式发展；第三阶段是工业化阶段。[5]樊树志先生认为明代江南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迈进。然而，笔者认为直至清代中叶以降，辽南一带才刚刚脱离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即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此阶段与第一阶段伴生，且不断通过与外界区域进行货物运输与交换。首先，明清屯田为农业垦殖带去了粮食保障。辽东屯田自明始：“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赢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由此我们或可知晓，明初辽东屯田已经取得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且屯田的开发推动了辽南农业的发展。就商业集市看来，明天顺八年（1464年）辽东都司在抚顺开设马市，后又不断增设马市、木市、关市，为汉族与建州女真贸易的场所。明万历四年（1576年）辽东都司在清河、瑗阳、宽甸等地设立关市，以粮食、食盐、铁器、缎匹等物与女真族各部换取马匹、貂皮、人参等，并派官吏进行管理。3此处可见辽南商业交易种类较为丰富，在官方主持下有秩序进展，且这些市集成为当地重要商贸场所。明廷亦在金、复、盖开设铁场百户所、盐场百户所。辽东都司下属二十五卫既有自己的冶铁厂又有盐场，既为资源所在地，又紧邻交通线，为货资生产与运输提供了便利。此时直至清代前期，辽南贸易往来也大多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多为官方所主持。
如前文所述，明季清初辽东一带祸乱连年，民不聊生。或许我们认为战争祸乱对明时在辽南一带打下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性的打击，然而有战争必备粮草、弹药。而这些物资的输送必然需要交通设施的完善才可达到，从这个角度看，似乎战争在明季清初辽南一带的破坏性作用减弱甚至还促进了辽南地域的交通发展。顺治十年的招民开垦，是清初农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后清廷对东北施行封禁政策，这一政策看似阻碍了东北经济商贸往来，实为清中叶以后大量移民徙于辽东进行商贸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腹地资源基础。（由于辽南港口城市之重要性，此处辽南内陆商贸不再赘述。）
同时，在清中叶也有一大批港口城市兴起在辽南一带之上。这些港口城市因港口贸易的兴盛而得以汇聚人口、物资等成为东北境内较为繁华的商业城市。
锦州，在清代前期为辽南最重要的港口。其出口多为瓜子杂粮。秋收之后，小农“用车辆载往锦州、易州地方发卖，而客商或自口外，或自锦、易二州俱买运至天桥厂、蚂蚁屯海口上船，每至丰收之年瓜子车辆竟至有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自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处络绎进口，沿途接踵而行，不可胜数”。“内地海船载来之黄茶、布匹等项”，在锦州纳税后也载往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边门”之外销售。此条史料信息丰富，我们可以窥探到辽南一带的货物贸易种类交换，南方的茶叶丝绸，换回东北的瓜子、杂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征黄豆豆饼税银，同时放开对大豆输出的数量限制，此时大豆也成为东北商贸重要出口货物，而营口取代锦州港，成为东北重要港口。
牛庄，东北境内最为古老的海运码头之一，自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后，“海艘自闽中开洋十余日即抵牛庄”，而初年牛庄并未设立关税，这里更是“百货云集”，“一切海货有更贱于江浙者。”“越关所漏之货船，皆从海上直抵关外沿海牛庄等处起卸，每船不下百余车”。如此巨大的海货运输，使得牛庄吸引了大批劳动力，成为东北境内重要的货物运转地。牛庄也因此成为辽南重要的商业城市。牛庄北面还建有天妃庙4，足以见得此处海运之兴盛与地域文化之交融。
盖州，其县志如此记载“本邑海口有二：一曰西河口，即清河下流入海处，距城二十余里，在清季道光以前为东三省海运交通唯一之商港，南北贸易咸萃于此。故我城虽系蕞尔偏邑而名闻八闽，声达三江，无不知有盖州者，皆因货物积散之传播也。”称其为东三省海运交通唯一商港虽有夸大嫌疑，却仍已说明，盖州因港而兴，因商贸而繁荣。
复州，复州主要出海口为娘娘宫，且地理位置紧要。咸丰年间进士徐赓臣所撰《创建天后宫碑》上书：“我复地滨大海，虽通省之下游，实舟行之孔道，北通牛口，西通析津，西南通利津、莱州，南通烟台、登州”，足见复州往来交通便利繁华，且通南达北。
当然，我们也可从关口税收来侧面看待清代辽南一带海上商贸服务之繁华。“嘉庆二年山海关所属各海口共征收税银114 929两，占“清单”所列税收总额的95%；五个陆路边口征收税银5 889两，在总额中所占比例不足5%。”[6]许檀通过对史料汇集比对，发现山海关对于锦州、牛庄、盖州、复州、金州、岫岩五处港口的征税数额巨大且占据绝大部分税收比，远超五处陆地关口税收。可见辽南海港贸易在清中叶已达极盛，海港城市群点状密集分布。当然，陆地城市也在增加与扩大。
城市职能类型的多样化也作为构筑一个完善的“城市生态”——城市体系的重要因素。明清两朝辽南一带城市的政治职能大大增强的前提下，城市承载的经济、文化等类型也趋向多样化。如前所述，诸如锦州、金州、复州、盖州城市职能更偏向于港口贸易城市，而辽阳、奉天等城市的政治职能更为突出。当然，职能类型并不影响它们各自所处的经济层级与行政层级。好比营口（分辖海城和盖平县）虽然有着极为繁华的海上交通贸易，在整个经济层级之中并没有高过奉天所在治所层级。
综上，可以见得清代对于明代在辽南建置处于继承与发展状态，城市建置呈东、西两条路线点状密集分布在辽南半岛上。这样分布既与其地理位置（沿海或平原）与山脉走向（分水岭或河流入海口）相关，又与人为的政治建置、商贸往来密切相关。借以施坚雅城市体系的理论来概括，即辽南一带在清中叶大致已形成以奉天府为核心，囊括复州、岫岩、海城等在内的十八个大小层级不等的府、州、厅、县，这也与其在城市体系中所处经济层级相关。大量的城市在清代中叶重现在辽南半岛上，直指辽南大连、营口、安东三港口，为这些港口的兴起与贸易提供了深厚的腹地基础。同时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商业等因素的生成而呈现出具有一定等级规模的城市群，它们之间及其自身部分承担职能不同，也显示着不同的地域空间组合形态。
4 辽南交通网络体系的搭建
城市群呈点状密集分布，有沿旅顺、宁海、新金、复县、熊岳、盖平、营口、海城等大小州、厅、县城市联结成的西海岸一线，以及沿旅大市、宁海、庄河、大孤山、东沟、丹东市、凤凰城东海岸。关于城市体系的构建，有学者认为政治行政为最重要因素：“在官僚制度层级中，把下级衙门与上级联系起来的指挥环节，是依存于治所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的。四通八达的驿道网，把各级行政中心...都上下联成一气。”[7]可见城市独立分布于各自地域，是往来交通或出于政治目的或经济商贸目的促进城市之间流动构成联系。在辽南半岛，自明至清，驿站驿道的设立多为政令的传达，军粮物资的输送等功用，在此层面上，政治建置起着主导作用。“各处例有驿城、递运所大使，惟辽东驿递以本百户所军充役”5以此可知明代辽南一带的驿道驿所建置不仅连接了城市之间的纽带，甚至还在清代发展成为一个小的村落或乡镇，沿用至今。而清灭明后，对于辽南半岛的官方交通建设不再以辽阳为中心，向各地延伸，而使盛京地位上升，使其成为交通中心。自旅大金州继续北上经复、盖，可以直抵奉省中心，这条辽沈线为辽南半岛的陆路生命线。
辽南陆路交通在清初状况如下“清初，辽东半岛的交通驿站网较之明初，地位大大降低，始终没有正式设立驿站，仅以地区性的急递铺代之......盖平的海关防口转而自发形成以交通职能为主的港口。”[8]，据此我们或可推断，清代辽南地区的官方驿道职能已经转换，由于承平与安定，明时驿道更多开始向商路转化。商业贸易的往来次数总归要比军事行政往来频繁，如前所引，秋收之后，小农“用车辆载往锦州、易州地方发卖，而客商或自口外，或自锦、易二州俱买运至天桥厂、蚂蚁屯海口上船，每至丰收之年瓜子车辆竟至有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自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处络绎进口，沿途接踵而行，不可胜数”。“内地海船载来之黄茶、布匹等项”，在锦州纳税后也载往清河门、九官台、松岭门等“边门”之外销售。农户在自己家中产粮食或者手工业品，再而通过小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运送至繁华的集市。“瓜子车辆竟至数千辆或盈万辆之多”，可见辽南半岛的交通主要转化为商业贸易为主了。然而，无论是为军事防备而用的驿道或商路均是加强了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
辽南半岛之上交通往来方式无外乎陆路和水路。旅顺往南则是与山东半岛或其他地区的海运交通，这条古航道早已存在。如王子今先生所述，秦汉时期，齐地人的航海技术已很发达，渤海航运得以较早开发，流向辽东浮海移民对这一时期辽东的人口增长有重要意义。[9]由山东半岛浮海至辽东主要路线经由三山（今大连湾外的三山岛）北上，在马石津（今辽宁旅顺老铁山一带）处登陆着岸后继续北行到达辽南半岛南端沓渚（今日大连市普兰店区北花儿山张店古城）等地，继而在辽东、辽南一带展开活动。这条自汉朝繁荣起来的海上成为历代两地居民往来交通路线。“其三十一年海运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贮。仍令左军都督府移文辽东都司知之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至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 不难看出在明时，辽南一带的官方海上往来已属频繁，且运输货物多属军用物资。前文所引，金、复、盖三州海港贸易远至台湾，近达山东半岛、长三角地区。随着清代造船技术的发展，海路的也占据了辽南地区主导交通方式。此外，辽南一带还存在着大量的内河航运将城市联结。这些交通往来，将大量城市联结成为城市带，最终通过综合因素将其变为城市体系。
5 城市体系骨架建构结论
由上述得明清两朝为在辽南建置重要时期，行政的力量为辽南城市之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建构，辽南城市等级规模随着行政力量的强化、移民招募等政策在扩大。而在明清两朝所强化的经济建设，包括招民垦荒条例、开设马市、盐场、冶铁厂等一系列官方活动以及其往来海港贸易等民间商业活动，均推动了城市职能多样化的发展，即城市内部所承担的职能多样化，同时不同职能类型主导着不同的城市，如某些沿海村镇着重发展航海运输业，而其他城市则以手工业与农业为主。这些不同职能模块以不同形式组合，完善着辽南城市体系。在这一过程之中，从明代为军事防卫而设的驿道驿站到清代的航海贸易、内陆商路的兴盛加强了城市之间联系，而形成了一个以金、复、盖三州为中心的完善的城镇网络体系。不同城市因地理要素、物产资源、政治考量、经济贸易、人力劳动等因素在这一体系之中占据了不同的层级地位。
这一城市体系之演变以辽阳、沈阳为层级最高点，而随着朝代更替不断更迭，逐渐成熟，最终成为了辽南半岛南端的旅顺、大连港口的腹地基础。以至于为大连港在晚清至近代的蓬勃发展提供充足的基础。
注释
1.《盛京通志·田赋》（阿桂），卷三十八。
2.《奉天府府尹加一级杨超会谨奏为敬陈管见仰祈折》，哎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乡一一一1991年版，第二十册，三五四号。
3.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大事记》辽海出版社2006年
4.天妃庙又名天后宫、天妃宫。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之神，从北起丹东、营口、秦皇岛、天津到南京、上海、宁波、直至广州、北部湾都陆续建天妃宫。
5.《辽东志》卷五《官师·各驿递》，第422页
参考文献
[1] 杨孝本：《清代辽宁城镇地理研究》2010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 《清圣祖实录》卷二，顺治十八年五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5页
[3] 郭松义、李新达、杨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任玉雪：《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5]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6页
[6] 许檀：《清代前期山海关与东北沿海港口》，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
[7] 郑英还：《1860—1896年的中国邮政及其现代化》（坎布里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70年）
[8] 张芳：《明清时期辽东半岛城镇体系演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9] 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第四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