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研究
[摘要]在日本的占领时期，为展示出积极反思战争并配合占领改革的姿态，日本应对占领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而在占领结束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文化外交却实质上发挥着推动日本经济海外扩张的文化润滑剂的辅助性作用。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东南亚反日情绪高涨以及日美关系的恶化，为缓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形象，日本政府开始强化文化外交并反思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于文化外交的定位。整体上，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而占领改革的不彻底性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则是其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关键词]文化外交，日本外交，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將其作为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曾经高调宣扬“建设自由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在冷战的现实危机面前，文化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顺应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日本政府迅速用经济国家理念替代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根本原则。其结果正如平野健一郎所言：“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虽然，冷战的爆发使得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并直接导致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及其尝试，无疑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占领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体制构建、理念以及具体文化事业的实施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占领时期文化国家理念，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可谓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恰如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
（战后日本）立足于“军事国家”的反省，“彻底的民主主义与为世界作贡献”为目标的“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新的自我定位。这也可以说是战后日本的国际文化交流展开的源头。
二、经济复兴初期日本文化外交的萌芽（1952～1956年）
为应对占领结束后新的外交局势，1951年底日本政府开展了外务省机构改革。在“经济优先、轻军备”的吉田主义思想指导下，经济外交成为外务省的第一要务，东南亚与美国则是其最重要的两大地域对象。同时，出于机构健全的考虑，外务省恢复了负责文化外交事务的情报文化局（简称“情文局”）。情文局由四课构成：第一课负责国内事务以及相关庶务；第二课负责对外宣传以及海外舆论调查；第三课负责与各国交涉签订文化协定以及文化协定的实施；第四课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多边文化关系的推进。第三课是负责文化外交事务的核心机构。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事务实际由文部省掌管，1955年3月15日，第三课与第四课合并为第三课，第四课实际上被撤销，相关事务由第三课继承。
依据情文局的相关统计报告，第三课开展的主要活动有以下七项内容：
1.文化协定的缔结与实施；
2.文化人士交流相关事务；
3.外、国留学生的选拔与接待；
4.海内外各类国际展览会、文化活动的开办以及协调；
5.体育以及艺能等国际文化交换事业；
6.出版物、电影等介绍日本文化资料的制作与发行；
7.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学友会等对外文化团体的指导与援助。
整体上，无论是文化外交机构的设置还是主要活动的开展，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十分明显的继承了战前的特征。新设的情文局正是在占领时期的情报部加上第四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事务）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情报部的原型则是压缩战前的情报部与文化事业部的结果。战后情文局的设立以及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都显示了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体制对战前体制的鲜明继承。除了中央机构层面之外，战前活跃的半官方文化团体如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学友会等也开始重新接受政府的资助，开展对外文化活动。在文化事业的展开层面，两度出任情文局局长的田中三男指出：
消除战时留下的对日负面形象以及不信任感，特别是受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地区的对日猜忌心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目标。
具体地域层面主要是针对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开展文化事业。美国是战后日本全方位最重要的盟国，改善战前美国对日负面印象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开始进军东南亚，消除东南亚地区反日情绪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目标。然而，因文化外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故其开展的文化事业类型与方式主要还是沿袭了战前文化外交模式，尚未形成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理念。正如浅野丰美指出，战后日本的文化外交正是积极肯定战前（文化外交）基础上展开的。
如上所述，由于文化外交在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政策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得文化外交事业的活动开展十分有限。依据外务省1957年初针对文化外交主要机构情文局第三课业绩的相关统计可知，1952～1956年第三课年均事业费仅约800万日元，除去事务性杂费后，真正用于文化事业的费用年均仅约650万日元。其分配比例为：对外宣传资料费240万日元，文化电影制作费190万日元，国际文化振兴会补助金220万日元。1956年给予第三课的费用激增，达3360万日元，然而，这也仅占年度外交预算的0.5%，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国家。人员定额方面，第三课也仅有13人。对此，外务省无奈地感叹：“（文化事业）预算如此之少尚不及实现必要事业的十分之一。”隋文局内部报告也批评称：“政府当局高扬文化国家的大旗却未见行文化国家之实。”
文化外交在占领结束之初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文化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政策层面的紧迫性尚不够明显。美国为尽早将日本打造为防共防波堤，推动日本经济复兴与重新武装日本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并不太关心日本战后反省问题。东南亚诸国虽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然而在推进独立后的复兴问题上又十分仰赖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因此反日情绪至少在官方层面并不明显。
第二，政府尚没有余力在强化文化外交上投入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国际文化会馆设立为例。洛克菲勒财团资助了日本绝大部分资金，仅要求日方自筹一亿日元。在日本政府的多方呼吁下，总共超过7000家公司5000名个人的捐助下才最终在截止日期前刚好筹集一亿日元。
第三，日本的对外文化事业推动对美形成依赖。美国为促进日本早日回归国际社会，不仅在政府层面积极帮助日本开展文化事业，同时也大力呼吁强大的民间财团资助日本发展对外文化事业。50年代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洛克菲勒财团对日本的支持，因此，此阶段的日美关系也被誉为“洛克菲勒时代”。
虽然因上述原因使文化外交理念在50年代初期没有受到日本政府的足够重视，但是戰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础、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却已初见端倪，50年代初期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萌芽期。首先，机构设置层面，以情文局、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复活以及国际文化会馆的设立为标志，官民共同推进的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体制初步形成。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是纯政府主导，顺应战后国际局势，在50年代初开始强化民间力量，以推动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其次，战后文化外交的理念已具雏形。随着日本经济开始进军东南亚，以接纳研修生和派遣技术专家为首的对东南亚的技术援助开始受到重视，亦即将文化外交作为推动日本经济海外扩张润滑剂的理念开始萌芽。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对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文化外交重点则在于通过文化交流推动欧美接纳日本作为欧美的一员看待，亦即树立文化国家形象的理念。这种因地域、国家特定利益等因素而区别对待的文化外交理念在50年代初期开始萌芽。
三、经济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文化外交的摸索（1957～1964年）
战后日本著名文化外交官山田久回忆称：“在我出任外务次官的1957、1958年左右，外务省才稍微积极地对待文化外交。”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上完成复兴并开始高速增长，政治上“五五体制”的形成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国际上实现了加盟联合国的夙愿。在此背景下，1957年上任的岸信介开始积极推动强化文化外交的政策。
青年时期的岸信介痴迷于上杉慎吉的国粹主义，从政之后积极支持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田尻育三指出，“岸信介外交的核心就是战前的‘南进论”。即使在战后，岸信介也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本质上是没错的。而结合岸信介外交政策的展开可知，通过经济、文化扩张为核心的非军事侵略方式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梦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早在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6年12月-1957年2月）之时，就在国会外交演说中高调宣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国民外交”也是其个人“抱负”。而上任伊始的岸信介就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文化外交恳谈会”（同时设立的还有经济外交恳谈会），为总理和外务大臣的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
在第一次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基调发言中，岸信介指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而文化外交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基础与航标灯”，“是最重要的”。为全面强化文化外交，会上还提出了在外务省内设立文化局构想。特别是为配合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第二次恳谈会以对东南亚文化政策为专题展开讨论，强调要全面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事业。具体到实施层面，强调要慎重考虑“政治性地利用文化交流”，同时将“介绍日本产业技术的价值”作为日本对东南亚文化事业的重点。在岸信介的推动下，1957年2月至5月，日本相继与联邦德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签订文化协定，该年成为战后日本签订文化协定最多的一年。在首相兼外相的岸信介的鼓励下，外务省为了全面振兴文化外交，于1958年9月在外务省情文局编成的《国际文化交流振兴要纲》中提出了1959年度对外文化事业17项重点文化项目，总额达到13.8亿日元（1958年文化外交预算仅为5600万日元）。特别是为改善传统政府主导型文化外交的弊端，外务省提出了设立自主色彩浓厚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构想（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而言，政府出资设立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申请30亿日元，以基金的利息相关收益作为独立资金用于发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对外文化事业。然而，日本财务省以及国会并未通过该案，只是在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金额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具体文化外交事业开展层面，岸内阁发行的《外交青书》第1号中指出：
本来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民间自发创意开展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促进这些民间文化交流的有效开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最近各国普遍倾向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政府的作用也正得到不断强化，政府自身积极推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例子也正在显著增加。
整体上，岸信介内阁开始摸索“民间主导、政府援助”的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表现为在有限的文化外交预算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援助以及政府自身体制的强化同时展开。对民间文化团体援助方面，提供资金设立新的文化团体。例如，先后成立日本协会（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所（加拿大）、日墨协会（墨西哥）、日墨文化会馆、日伯文化会馆、罗马日本文化会馆等。在强化政府推进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方面，以美国海外文化机构——美国新闻中心（uSIS）为蓝本，于1956年末在纽约日本总领馆内设置了战后日本第一个专业的海外官方文化宣传机构——细约文化中心（New York Infor-mation Center）。紧随纽约文化中心，海外日本主要使领馆内相继设立了各自的文化中心。
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继续强化文化外交。1961年5月16日，情报文化局机构调整，将第二课（对外宣传课）扩充为“国内宣传课”与“海外宣传课”两课。以1961年为转折点，外务省内的宣传事业预算迅速增加。同时，文化交流事业在池田内阁时期也得到加强。1964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外务省将情报文化局文化课提升为文化事业部，以总揽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文化事业部由文化第一、二课构成。第一课负责文化协定的交涉、缔结，以及指导、监督外务省外围文化团体等纯政府活动，同时主要承担各类物质性文化交流；第二课则主要承担人员交流。人员编制上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23人，其中第一课11人，第二课12人。文化事业部的复活被称为“（战后）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对外文化介绍的正式开始”。
以文化事业部的设置为标志，经过岸内阁和池田内阁两届内阁的摸索，正式形成了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首先，官民协作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其中民间主要负责具体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政府逐渐将纯政府性质事业外的所有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施，交付给以国际交流基金为首的诸多民间机构，政府转向幕后的援助与提供便利。其次，确立了宣传与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外交体制。1961年外务省机构调整中对外宣传事业的强化与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为标志，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形成了宣传与文化事業并重的基本模式。1972年国际交流基金正式运作时，日本的海外宣传预算与文化事业预算几乎持平。外务省发行的《外交青书》中对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称为“宣传文化外交”（日语为“文化外交”）而不是“文化外交”。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形成于岸·池田内阁时期。
四、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文化外交的制度化（1965～1972年）
随着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日本外务省的文化外交预算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出日本政府强化文化外交的势头。1967年9月，外务省向财务省交的外交预算中，文化预算达到了417亿5249万日元，相比之前年度增加了24.99%。以该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额增加为转折点，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向经济一边倒模式开始转变，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事业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高桥力丸指出，日本国力迅速增加、对外关系恶化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是推动日本开始全面制度性地強化文化外交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战败，被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鼓吹日本文化优秀论，为推动文化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再者，战后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外交关系（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修复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紧迫性。
日美关系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用于推动日美文化交流的资金开始遭到大幅度削减，加之越南战争和日美经济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强化日美文化交流以改善日美关系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美国方面，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的关岛主义明确要求日本在亚洲事务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1971年9月10日福田赳夫在第八届日美贸易经济合同委员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今后日本政府应当在包括财政支援在内为日美文化事业提供全方位的资助。”在会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福田提出了设立一个包含东南亚地域在内的日美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基金构想。亥构想也成为后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源头之一。
日本与东南亚方面，战后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与商品倾销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6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反日情绪，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因此，强化文化交流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另一重要课题。60年代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纯文化交流活动。而为重新评估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1971年，日本派出战后首个政府文化使节团“东南亚文化使节团”。使节团走访东盟五国，回国后提交了题为《如何推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应当在彻底反思战后文化外交被当作经济利益工具的思想基础上，将强化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70年代后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推动“心与心的交流”是福田主义的标志性口号，而福田主义的源头正是上述对东南亚文化政策的反思。
1971年7月5日，福田赳夫出任日本外相后开始着手如何制度性地强化日本文化外交。早在福田担任财务大臣之时（1965年6月-1966年12月，1968年11月-1971年7月）就对强化文化外交兴趣浓厚，出任外相后便立即开始督促文化事业部提交强化文化外交的具体方案。文化事业部最初草案提议：由政府出资30亿日元产生的利息以及政府相关的委托费来推动文化外交。从内容上看，这一方案正是岸信介内阁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构想案的翻版。对此，福田认为此规模太小，要求以设立1兆日元基金为目标起草扩充方案。在福田的支持下，文化事业部开始起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方案。
文化事业部最终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案，核心由“负责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机关”与“保障文化外交事业所需资金的三个基金”两大部分共计四个机构构成。作为“实施机关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构想”在继承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人员构成与组织机构基础上，拟全面承担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
而为了向事业团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计划另设三个基金。第一，为全面确保文化外交事业顺利推行，设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该基金以促进“心与心的交流”为宗旨，全面推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作为该基金的初始资金，计划从政府外汇中抽出1兆日元（约2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预算的1/5-1/6。第二，为增进日美互信，设立日美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基本资金额100亿日元，故又称百亿元基金。日美间的人物交流与相互研究是该基金的重点资助领域。第三，为促进与东南亚为首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设立文化交流东京基金。该基金拟政府出资360亿日元（1亿美元）与民间出资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共540亿日元。对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事业援助是该基金的核心。
由该四大机构组成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勾勒出了一个规模宏大且民间色彩浓厚的文化外交体制。首先，无论是事业实施机构的事业团还是提供资金源的基金，都以独立的“民间”形式设立，其活动与政府保持距离。其次，体制上事业实施与资金供给并立，保证了文化外交活动的专业化、高效化、长期化。最后，基金形式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干预，为文化外交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源。然而，财务省执拗地坚持“不向性格相似的团体同时拨付资金”的原则，对上述方案持消极态度。迫于财务省的压力，外务省多次修改构想方案，后以100亿日元提出预算案，并以《国际交流基金法案》的形式于1972年2月29日提交国会审议。最终于1972年10月2日成立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象征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完成与正式开始。
五、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浓厚，工具性地利用文化外交，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润滑剂。主要表现为：盟军占领时期，为应对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高唱文化国家理念，而随着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国家理念很快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占领结束后，为稳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日美同盟，对美介绍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同时，为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展开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际形象迅速恶化，文化外交被视作国家应对外交危机的手段再次受到重视。为缓和外交危机，发挥文化润滑剂作用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定位。
第二，文化进化论思想明显，根据文化外交对象的地域、发达程度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大主要文化外交对象（美国、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针对美国，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完全接纳的心态，同时对美的文化外交也是以传播纯日本传统文化为主，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欧美对日本的身份认同。针对东南亚，则以技术援助为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市场，同时，这种外交中还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心态，即向东南亚地区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总体上，日本的对外文化理念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进化论色彩，呈现出一种“欧美→日本→亚洲”的垂直型构造。
结合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活动可知，无论是浓厚的功利主義色彩还是文化进化论思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都是战前文化外交理念的延续。战前的文化外交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扩张策略而开展的“思想战”。主要表现为：单向地向亚洲地区灌输日本的“优秀”文化，为日本谋求亚洲盟主地位寻求文化心理依据；对欧美地区则推动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平等交流，以实现文化心理上欧美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的一员。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本身只是顺应新时代价值在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上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亦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了战前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本质上与战前文化外交是一致的。
究其根源，占领改革的不彻底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首先，盟军占领时期对日改造的不彻底使得战前日本文化外交在战后延续成为了可能。占领后期冷战爆发，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入江昭评价称：
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道德纽带”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冷战中断了占领当局督促日本彻底反思的既定方针，使得占领改革呈现出不彻底性。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保守势力得以在战后主导日本政坛，使日本丧失了彻底反思的历史契机，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是导致其文化外交表现出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的内在因素。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一种“超克史观”，主要表现为：日本贫弱的时候服从强者，一旦强大之后尝试成为强者并超越强者。即用二分法看待外部世界（优与劣，强与弱）。对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表现为：用优劣等级观点看待他国文化，而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在于国力强弱。日本的文化外交使命在于学习强国文化以争取成为强国，同时向弱国输出本国文化以确立优越地位。这也正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文化根源所在。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注定了日本文化外交总是从谋求成为强者的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同时，对于其他文化又总是用优劣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来判断。
1972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设立前后，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功利主义与文化相对论思想的局限性，也尝试反思传统功利主义以及文化进化论理念主导下的文化外交政策。然而，由于占领时期对日改造不彻底，加之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时至今日，日本文化外交中依然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20世纪80年代，欧美社会开始盛行“日本异质论”，同时日本也被排斥在日渐活跃的东盟之外，昭示着被誉为战后日本外交核心理念“与欧美协调”以及“亚洲的一员”的受挫，也正是上述日本文化外交理念层面局限性的外在表现。而只要日本没有对战前彻底反思，以及深刻认识文化超克史观的局限性，日本文化外交的局限性必然会一直存在并限制日本文化外交的实际效果。
[作者简介]牟伦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文化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文化外交，日本外交，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交流基金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64-09
从1945年8月日本战败到1972年10月国际交流基金设立，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时期。虽然整体上这是一个重经济轻文化的时期，但该时期却是日本文化外交史上一个由战前文化外交向战后文化外交过渡，以及战后文化外交形成的关键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战前与1972年之后，部分研究虽涉及此段的日本文化外交，但并未將其作为整体性进行探讨，同时，在原始档案资料的利用方面也不够充分，由此可见，1945年到1972年的日本文化外交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而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整体上把握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外交的历史轨迹，以及认清当今日本文化外交本质。本文通过解读相关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1945年到1972年日本文化外交历史轨迹的基础上，解析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一、盟军占领与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1945～1952年）
1945年8月18日，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稔彦（1945.8-10）就职后在日记中写道：“期望建立一个维持国体且崇尚道义与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国家新日本。”在随后9月5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也强调：“建设和平与文化的伟大国家新日本……向着建设和平的文化的日本迈进。”文化国家理念成为指导战后日本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正如日本《读卖新闻》所言：
（战败后日本的历任内阁皆）以“文化国家”为旗号，历任首相皆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高倡建设“文化国家”。
文化国家为什么能作为战后日本重建的根本原则而受到历任内阁的一致青睐？战后著名文化活动家、众议院议员森户辰男在题为《文化国家的建设》演讲中指出了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占领当局严厉的经济、军事制裁背景下，建设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唯一途径；第二，战败后的日本社会呈现出“文化饥馑”现象，强化文化建设是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文化国家固有的“甘美性与柔软性”使得其能够超越阶级、政见、意识形态而获得广泛认同。不难看出，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是战后日本政府展示其反思战争与配合占领改革形象而提出的国家重建理念。正如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高山岩男指出：
（文化国家）象征着日本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性转变——由（军事、经济主导的）近代国家转向文化、道义主导的国家。
而强化文化外交以塑造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形象无疑是践行文化国家理念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首先，尝试强化对外文化机构，为塑造文化国家奠定制度基础。1945年9月27日，时任内阁参与大佛次郎在与东久迩首相会面时提出了设置文化省的建议。此外，在内阁中设置文化局以及文部省中设置文化建设本部等强化文化建设的诸多提案也多有提及。而最具代表性的则属当时外务省咨议所长兼外务事务官箕轮三郎提出的国际文化局构想。在该构想中文化外交被定位于日本对外政策的“根本”“基础”地位。其次，积极反思战前文化外交的基础上尝试提出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新理念。1947年11月25日，以箕轮三郎为首的情报文化班制定了题名《关于外务省应该推动的国际文化事业》的文件。其核心理念在于排除单向、强压式的宣传做法，摒弃战前的文化侵略模式，将促进相互理解与介绍日本文化作为基本理念。最后，在占领结束前成功实现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汤浅八郎指出，日本是一个放弃了战争的无防卫国家，无论是从安全保障还是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而言，日本都应当及早加入教科文组织。为此，日本在百废待兴的占领时期举全国之力开展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并最终在1951年7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员。占领结束前夕成功加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谓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重点由早期的彻底非军事化、民主化转向重点扶持日本经济以及重新武装日本，重视文化外交的文化国家理念迅速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1948年10月，吉田茂再次回归政权，“正显示了华盛顿的对日政策回归到了吉田茂从心底里期盼的经济复兴路线”。曾经高调宣扬“建设自由爱好和平的文化国家（日本）”的《读卖新闻》，在1947年8月21日发表题为《文化国家的经济基础》的社论，指出：经济重建是确保日本独立的基本保障，是文化国家建设的基础。在冷战的现实危机面前，文化国家的理想被认为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顺应冷战国际局势的展开，日本政府迅速用经济国家理念替代文化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根本原则。其结果正如平野健一郎所言：“经济（立国）主义逆转文化（立国）主义……日本外交构想中‘文化的作用暂时性地消失了，经济和防卫逐渐走上了前台。”
虽然，冷战的爆发使得文化国家理念在战后日本国家重建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并直接导致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文化外交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占领时期日本社会的文化国家构想的提出及其尝试，无疑对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乃至整个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占领结束后，日本文化外交的体制构建、理念以及具体文化事业的实施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占领时期文化国家理念，占领时期的文化国家构想可谓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起源。恰如战后日本国际文化交流研究会指出：
（战后日本）立足于“军事国家”的反省，“彻底的民主主义与为世界作贡献”为目标的“文化国家”，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新的自我定位。这也可以说是战后日本的国际文化交流展开的源头。
二、经济复兴初期日本文化外交的萌芽（1952～1956年）
为应对占领结束后新的外交局势，1951年底日本政府开展了外务省机构改革。在“经济优先、轻军备”的吉田主义思想指导下，经济外交成为外务省的第一要务，东南亚与美国则是其最重要的两大地域对象。同时，出于机构健全的考虑，外务省恢复了负责文化外交事务的情报文化局（简称“情文局”）。情文局由四课构成：第一课负责国内事务以及相关庶务；第二课负责对外宣传以及海外舆论调查；第三课负责与各国交涉签订文化协定以及文化协定的实施；第四课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多边文化关系的推进。第三课是负责文化外交事务的核心机构。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事务实际由文部省掌管，1955年3月15日，第三课与第四课合并为第三课，第四课实际上被撤销，相关事务由第三课继承。
依据情文局的相关统计报告，第三课开展的主要活动有以下七项内容：
1.文化协定的缔结与实施；
2.文化人士交流相关事务；
3.外、国留学生的选拔与接待；
4.海内外各类国际展览会、文化活动的开办以及协调；
5.体育以及艺能等国际文化交换事业；
6.出版物、电影等介绍日本文化资料的制作与发行；
7.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学友会等对外文化团体的指导与援助。
整体上，无论是文化外交机构的设置还是主要活动的开展，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十分明显的继承了战前的特征。新设的情文局正是在占领时期的情报部加上第四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事务）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情报部的原型则是压缩战前的情报部与文化事业部的结果。战后情文局的设立以及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都显示了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体制对战前体制的鲜明继承。除了中央机构层面之外，战前活跃的半官方文化团体如国际文化振兴会、国际学友会等也开始重新接受政府的资助，开展对外文化活动。在文化事业的展开层面，两度出任情文局局长的田中三男指出：
消除战时留下的对日负面形象以及不信任感，特别是受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地区的对日猜忌心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目标。
具体地域层面主要是针对美国与东南亚地区开展文化事业。美国是战后日本全方位最重要的盟国，改善战前美国对日负面印象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占领结束后日本经济开始进军东南亚，消除东南亚地区反日情绪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另一个重要目标。然而，因文化外交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故其开展的文化事业类型与方式主要还是沿袭了战前文化外交模式，尚未形成符合战后时代特征的文化外交理念。正如浅野丰美指出，战后日本的文化外交正是积极肯定战前（文化外交）基础上展开的。
如上所述，由于文化外交在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政策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使得文化外交事业的活动开展十分有限。依据外务省1957年初针对文化外交主要机构情文局第三课业绩的相关统计可知，1952～1956年第三课年均事业费仅约800万日元，除去事务性杂费后，真正用于文化事业的费用年均仅约650万日元。其分配比例为：对外宣传资料费240万日元，文化电影制作费190万日元，国际文化振兴会补助金220万日元。1956年给予第三课的费用激增，达3360万日元，然而，这也仅占年度外交预算的0.5%，远远落后于欧美主要国家。人员定额方面，第三课也仅有13人。对此，外务省无奈地感叹：“（文化事业）预算如此之少尚不及实现必要事业的十分之一。”隋文局内部报告也批评称：“政府当局高扬文化国家的大旗却未见行文化国家之实。”
文化外交在占领结束之初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文化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政策层面的紧迫性尚不够明显。美国为尽早将日本打造为防共防波堤，推动日本经济复兴与重新武装日本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并不太关心日本战后反省问题。东南亚诸国虽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然而在推进独立后的复兴问题上又十分仰赖日本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因此反日情绪至少在官方层面并不明显。
第二，政府尚没有余力在强化文化外交上投入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国际文化会馆设立为例。洛克菲勒财团资助了日本绝大部分资金，仅要求日方自筹一亿日元。在日本政府的多方呼吁下，总共超过7000家公司5000名个人的捐助下才最终在截止日期前刚好筹集一亿日元。
第三，日本的对外文化事业推动对美形成依赖。美国为促进日本早日回归国际社会，不仅在政府层面积极帮助日本开展文化事业，同时也大力呼吁强大的民间财团资助日本发展对外文化事业。50年代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洛克菲勒财团对日本的支持，因此，此阶段的日美关系也被誉为“洛克菲勒时代”。
虽然因上述原因使文化外交理念在50年代初期没有受到日本政府的足够重视，但是戰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础、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却已初见端倪，50年代初期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萌芽期。首先，机构设置层面，以情文局、国际文化振兴会的复活以及国际文化会馆的设立为标志，官民共同推进的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体制初步形成。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是纯政府主导，顺应战后国际局势，在50年代初开始强化民间力量，以推动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其次，战后文化外交的理念已具雏形。随着日本经济开始进军东南亚，以接纳研修生和派遣技术专家为首的对东南亚的技术援助开始受到重视，亦即将文化外交作为推动日本经济海外扩张润滑剂的理念开始萌芽。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对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文化外交重点则在于通过文化交流推动欧美接纳日本作为欧美的一员看待，亦即树立文化国家形象的理念。这种因地域、国家特定利益等因素而区别对待的文化外交理念在50年代初期开始萌芽。
三、经济高速增长前期日本文化外交的摸索（1957～1964年）
战后日本著名文化外交官山田久回忆称：“在我出任外务次官的1957、1958年左右，外务省才稍微积极地对待文化外交。”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上完成复兴并开始高速增长，政治上“五五体制”的形成稳定了动荡的政局，国际上实现了加盟联合国的夙愿。在此背景下，1957年上任的岸信介开始积极推动强化文化外交的政策。
青年时期的岸信介痴迷于上杉慎吉的国粹主义，从政之后积极支持日本推行海外扩张战略。田尻育三指出，“岸信介外交的核心就是战前的‘南进论”。即使在战后，岸信介也认为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本质上是没错的。而结合岸信介外交政策的展开可知，通过经济、文化扩张为核心的非军事侵略方式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梦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早在岸信介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1956年12月-1957年2月）之时，就在国会外交演说中高调宣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的“国民外交”也是其个人“抱负”。而上任伊始的岸信介就设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文化外交恳谈会”（同时设立的还有经济外交恳谈会），为总理和外务大臣的对外文化政策提供咨询意见。
在第一次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基调发言中，岸信介指出“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是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而文化外交更是“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的基础与航标灯”，“是最重要的”。为全面强化文化外交，会上还提出了在外务省内设立文化局构想。特别是为配合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第二次恳谈会以对东南亚文化政策为专题展开讨论，强调要全面强化对东南亚的文化事业。具体到实施层面，强调要慎重考虑“政治性地利用文化交流”，同时将“介绍日本产业技术的价值”作为日本对东南亚文化事业的重点。在岸信介的推动下，1957年2月至5月，日本相继与联邦德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签订文化协定，该年成为战后日本签订文化协定最多的一年。在首相兼外相的岸信介的鼓励下，外务省为了全面振兴文化外交，于1958年9月在外务省情文局编成的《国际文化交流振兴要纲》中提出了1959年度对外文化事业17项重点文化项目，总额达到13.8亿日元（1958年文化外交预算仅为5600万日元）。特别是为改善传统政府主导型文化外交的弊端，外务省提出了设立自主色彩浓厚的民间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构想（以下简称“基金”）。具体而言，政府出资设立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申请30亿日元，以基金的利息相关收益作为独立资金用于发展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对外文化事业。然而，日本财务省以及国会并未通过该案，只是在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金额上有明显的增加。
在具体文化外交事业开展层面，岸内阁发行的《外交青书》第1号中指出：
本来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民间自发创意开展的，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促进这些民间文化交流的有效开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最近各国普遍倾向来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中政府的作用也正得到不断强化，政府自身积极推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例子也正在显著增加。
整体上，岸信介内阁开始摸索“民间主导、政府援助”的官民协作型文化外交体制。在具体措施上表现为在有限的文化外交预算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民间文化团体的援助以及政府自身体制的强化同时展开。对民间文化团体援助方面，提供资金设立新的文化团体。例如，先后成立日本协会（北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研究所（加拿大）、日墨协会（墨西哥）、日墨文化会馆、日伯文化会馆、罗马日本文化会馆等。在强化政府推进文化事业中的作用方面，以美国海外文化机构——美国新闻中心（uSIS）为蓝本，于1956年末在纽约日本总领馆内设置了战后日本第一个专业的海外官方文化宣传机构——细约文化中心（New York Infor-mation Center）。紧随纽约文化中心，海外日本主要使领馆内相继设立了各自的文化中心。
岸信介的继任者池田勇人上任后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继续强化文化外交。1961年5月16日，情报文化局机构调整，将第二课（对外宣传课）扩充为“国内宣传课”与“海外宣传课”两课。以1961年为转折点，外务省内的宣传事业预算迅速增加。同时，文化交流事业在池田内阁时期也得到加强。1964年5月，为进一步强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外务省将情报文化局文化课提升为文化事业部，以总揽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文化事业部由文化第一、二课构成。第一课负责文化协定的交涉、缔结，以及指导、监督外务省外围文化团体等纯政府活动，同时主要承担各类物质性文化交流；第二课则主要承担人员交流。人员编制上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23人，其中第一课11人，第二课12人。文化事业部的复活被称为“（战后）与海外的文化交流以及日本对外文化介绍的正式开始”。
以文化事业部的设置为标志，经过岸内阁和池田内阁两届内阁的摸索，正式形成了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首先，官民协作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基本方式。其中民间主要负责具体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政府逐渐将纯政府性质事业外的所有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实施，交付给以国际交流基金为首的诸多民间机构，政府转向幕后的援助与提供便利。其次，确立了宣传与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外交体制。1961年外务省机构调整中对外宣传事业的强化与1964年文化事业部的复活为标志，战后日本对外文化政策形成了宣传与文化事業并重的基本模式。1972年国际交流基金正式运作时，日本的海外宣传预算与文化事业预算几乎持平。外务省发行的《外交青书》中对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称为“宣传文化外交”（日语为“文化外交”）而不是“文化外交”。综上所述，战后日本官民协作型宣传文化外交体制形成于岸·池田内阁时期。
四、经济高速增长后期日本文化外交的制度化（1965～1972年）
随着文化事业部的设立，日本外务省的文化外交预算费用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出日本政府强化文化外交的势头。1967年9月，外务省向财务省交的外交预算中，文化预算达到了417亿5249万日元，相比之前年度增加了24.99%。以该年度文化外交预算额增加为转折点，占领结束后日本外交向经济一边倒模式开始转变，改善日本国际形象的文化外交事业开始受到重视，经济外交与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
高桥力丸指出，日本国力迅速增加、对外关系恶化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的刺激是推动日本开始全面制度性地強化文化外交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日本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战败，被压抑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鼓吹日本文化优秀论，为推动文化海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再者，战后日本经济的过度扩张导致其当时最重要的两大外交关系（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开始出现动摇，修复日美关系与日本东南亚关系为强化文化外交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紧迫性。
日美关系方面，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用于推动日美文化交流的资金开始遭到大幅度削减，加之越南战争和日美经济摩擦等因素的影响，日美关系急剧恶化。强化日美文化交流以改善日美关系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重要课题。美国方面，尼克松上任后提出的关岛主义明确要求日本在亚洲事务上分担更多的责任。在此背景下，1971年9月10日福田赳夫在第八届日美贸易经济合同委员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今后日本政府应当在包括财政支援在内为日美文化事业提供全方位的资助。”在会后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会谈中，福田提出了设立一个包含东南亚地域在内的日美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基金构想。亥构想也成为后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源头之一。
日本与东南亚方面，战后日本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与商品倾销地，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导致6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反日情绪，指责日本为“经济动物”，因此，强化文化交流以缓和东南亚地区的反日情绪成为该时期日本外交的另一重要课题。60年代后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活动明显增加，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促进相互理解的纯文化交流活动。而为重新评估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1971年，日本派出战后首个政府文化使节团“东南亚文化使节团”。使节团走访东盟五国，回国后提交了题为《如何推进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的报告书。报告书指出：应当在彻底反思战后文化外交被当作经济利益工具的思想基础上，将强化纯文化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作为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70年代后期，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义”，推动“心与心的交流”是福田主义的标志性口号，而福田主义的源头正是上述对东南亚文化政策的反思。
1971年7月5日，福田赳夫出任日本外相后开始着手如何制度性地强化日本文化外交。早在福田担任财务大臣之时（1965年6月-1966年12月，1968年11月-1971年7月）就对强化文化外交兴趣浓厚，出任外相后便立即开始督促文化事业部提交强化文化外交的具体方案。文化事业部最初草案提议：由政府出资30亿日元产生的利息以及政府相关的委托费来推动文化外交。从内容上看，这一方案正是岸信介内阁时期国际文化交流基金构想案的翻版。对此，福田认为此规模太小，要求以设立1兆日元基金为目标起草扩充方案。在福田的支持下，文化事业部开始起草一个更为庞大的新方案。
文化事业部最终提交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案，核心由“负责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机关”与“保障文化外交事业所需资金的三个基金”两大部分共计四个机构构成。作为“实施机关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团构想”在继承国际文化振兴会的人员构成与组织机构基础上，拟全面承担具体文化外交活动的实施。
而为了向事业团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计划另设三个基金。第一，为全面确保文化外交事业顺利推行，设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该基金以促进“心与心的交流”为宗旨，全面推动日本国际文化交流事业。作为该基金的初始资金，计划从政府外汇中抽出1兆日元（约28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预算的1/5-1/6。第二，为增进日美互信，设立日美文化学术交流基金。该基金基本资金额100亿日元，故又称百亿元基金。日美间的人物交流与相互研究是该基金的重点资助领域。第三，为促进与东南亚为首的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设立文化交流东京基金。该基金拟政府出资360亿日元（1亿美元）与民间出资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共540亿日元。对东南亚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事业援助是该基金的核心。
由该四大机构组成的对外文化团体群构想勾勒出了一个规模宏大且民间色彩浓厚的文化外交体制。首先，无论是事业实施机构的事业团还是提供资金源的基金，都以独立的“民间”形式设立，其活动与政府保持距离。其次，体制上事业实施与资金供给并立，保证了文化外交活动的专业化、高效化、长期化。最后，基金形式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干预，为文化外交活动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源。然而，财务省执拗地坚持“不向性格相似的团体同时拨付资金”的原则，对上述方案持消极态度。迫于财务省的压力，外务省多次修改构想方案，后以100亿日元提出预算案，并以《国际交流基金法案》的形式于1972年2月29日提交国会审议。最终于1972年10月2日成立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标志性机构——国际交流基金。国际交流基金的设立，象征着战后日本文化外交重建的完成与正式开始。
五、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及其根源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理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第一，功利主义思想浓厚，工具性地利用文化外交，将文化外交作为国家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润滑剂。主要表现为：盟军占领时期，为应对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高唱文化国家理念，而随着占领政策的急剧转变，文化国家理念很快被经济国家理念所取代；占领结束后，为稳固战后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日美同盟，对美介绍日本文化成为日本文化外交的核心。同时，为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以技术援助的名义展开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国际形象迅速恶化，文化外交被视作国家应对外交危机的手段再次受到重视。为缓和外交危机，发挥文化润滑剂作用是日本文化外交的基本定位。
第二，文化进化论思想明显，根据文化外交对象的地域、发达程度不同，文化传播、交流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巨大差异。主要表现为：针对两大主要文化外交对象（美国、东南亚）开展文化外交的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针对美国，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表现出完全接纳的心态，同时对美的文化外交也是以传播纯日本传统文化为主，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欧美对日本的身份认同。针对东南亚，则以技术援助为主，其目的在于推动日本经济进军东南亚市场，同时，这种外交中还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心态，即向东南亚地区传播日本的先进文化。总体上，日本的对外文化理念中具有浓厚的文化进化论色彩，呈现出一种“欧美→日本→亚洲”的垂直型构造。
结合战前日本文化外交活动可知，无论是浓厚的功利主義色彩还是文化进化论思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理念都是战前文化外交理念的延续。战前的文化外交被认为是一种辅助日本对外军事侵略扩张策略而开展的“思想战”。主要表现为：单向地向亚洲地区灌输日本的“优秀”文化，为日本谋求亚洲盟主地位寻求文化心理依据；对欧美地区则推动日本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平等交流，以实现文化心理上欧美国家所谓的文明国家的一员。正如学者金弼东所指出：
（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理念”本身只是顺应新时代价值在形式（对于战前的理念）上加以“包装”，其本质的价值（作为外交的手段）一点也没变化。
亦即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了战前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本质上与战前文化外交是一致的。
究其根源，占领改革的不彻底与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文化外交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的客观历史根源与文化思想根源。
首先，盟军占领时期对日改造的不彻底使得战前日本文化外交在战后延续成为了可能。占领后期冷战爆发，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入江昭评价称：
在“政府的政治、经济理论”压倒“人类的知性、道德纽带”呼声的国际环境中，意识形态、军备竞争以及经济建设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
冷战中断了占领当局督促日本彻底反思的既定方针，使得占领改革呈现出不彻底性。而正是这种不彻底性直接导致了保守势力得以在战后主导日本政坛，使日本丧失了彻底反思的历史契机，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继承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客观历史条件。
其次，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是导致其文化外交表现出功利主义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的内在因素。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被认为是一种“超克史观”，主要表现为：日本贫弱的时候服从强者，一旦强大之后尝试成为强者并超越强者。即用二分法看待外部世界（优与劣，强与弱）。对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表现为：用优劣等级观点看待他国文化，而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在于国力强弱。日本的文化外交使命在于学习强国文化以争取成为强国，同时向弱国输出本国文化以确立优越地位。这也正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文化根源所在。日本文化的超克史观特征注定了日本文化外交总是从谋求成为强者的功利主义立场出发，同时，对于其他文化又总是用优劣的文化进化论思想来判断。
1972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设立前后，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功利主义与文化相对论思想的局限性，也尝试反思传统功利主义以及文化进化论理念主导下的文化外交政策。然而，由于占领时期对日改造不彻底，加之日本文化固有的超克史观特征，时至今日，日本文化外交中依然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与文化进化论思想特征。20世纪80年代，欧美社会开始盛行“日本异质论”，同时日本也被排斥在日渐活跃的东盟之外，昭示着被誉为战后日本外交核心理念“与欧美协调”以及“亚洲的一员”的受挫，也正是上述日本文化外交理念层面局限性的外在表现。而只要日本没有对战前彻底反思，以及深刻认识文化超克史观的局限性，日本文化外交的局限性必然会一直存在并限制日本文化外交的实际效果。
[作者简介]牟伦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文化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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