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善堂文化探析
周秋光 胡远志
[摘要]潮汕善堂始于宋代，崇奉大峰祖师。千百年来，潮汕善堂绵延不绝、深入民众、多方行善，广联海外，形成了独特的善堂文化。其特色表现为：民间信仰强力支撑其存续；具有强烈的延展性；生命力非常旺盛。潮汕善堂文化对于当今慈善发展的启示是：传统资源在慈善发展中大有可为；慈善组织应该行为规范服务社会；慈善组织必须把握方向合理定位。
[关键词]潮汕，善堂，文化，慈善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29-07
潮汕慈善历史悠久，早已形成一种特色独具的慈善文化现象。但学界对其研究相对滞后，直到近年才受到少数学者的关注，有了一些成果。现有成果注重了潮汕善堂发展脉络、慈善活动轨迹，与地方政府关系等面面研究。本文拟从历史源流、主要特色和现代启示三个方面对潮汕善堂文化作一梳理。
一、潮汕善堂文化的历史源流
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由历史发展而形成，深受时空条件的影响。潮汕位处粤东，毗邻南海，具典型海洋性气候。长期以来，受制于交通，与内陆交流甚少。潮汕地区的先民初为越族，自秦以降，中原人南迁至此，方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潮汕又因毗邻港澳、面朝大海，易受海外文化影响。中原古文化和海外文化在潮汕地区交汇，衍生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
近代，潮汕人的命运深受政局发展的影响。1860年汕头正式开放为商埠，1868年英国在此设领事馆。列强的侵入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潮汕人为谋生纷纷下南洋，赚钱寄回家乡赡养亲人，这使潮汕地区与海外发生广泛联系。潮汕人的足迹遍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澳洲等地。
中国传统慈善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宗族、寺庙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国家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处于主导位置，绅商精英在地方慈善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传统慈善内容广泛，涵盖施医赠药、修桥补路、施棺助丧、抚孤恤寡、灾荒救济等方方面面，既有应急性的灾荒赈济，又有经常性的帮扶纾困。中国传统慈善注重亲缘地缘之间的亲帮邻助；道德评陔是慈善救助的要件之一，施救不是单纯的人道考虑，还附着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国家力量深度介入慈善，绝不放手让民间慈善力量自由发展。当然，中央政府意志在各地的宣传贯彻程度上存在差异，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各地的流布情形也会不尽相同。
潮汕善堂文化就是有别于我国主体慈善文化的一种，它“已成为潮汕人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善堂是我国传统慈善的重要载体，有固定活动场所和工作人员，是常设性慈善机构。善堂在明末清初已获得较大发展，在有清一代，各类善堂在全国各地普遍涌现。善堂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多为地方精英，他们受儒释道思想影响，希望通过关爱他人、帮扶济困而达行善积德之目标。
潮汕善堂的独特性在于其浓烈的宗教信仰和持续至今的影响力。一般认为，潮汕地区的首座善堂是为报答宋代宣和年间大和尚宋大峰而建的潮阳和平报德堂，其可谓为潮汕人善堂文化的“祖廷”。元代惠州路总管府从官徐来撰写的《报德堂记》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宋大峰祖师最早的、最权威的记载。徐来在《报德堂记》中说：
潮郡之下邑有三：海阳、揭阳、潮阳是也。……縣治之西南三十里，有地日“和平”，民居繁庶，往来络绎，文邑之乡。其间乃有大川横截，历代皆济以舟，或逢风涛时作，潢潦奔溢，不免覆溺之患。……宋宣和丙申，浮屠士大峰祖师，始自闽来，宏发至愿，谓宜建石桥以渡往来，以通上下。遂募众赀，期底于成。于是度水之浅深高下，计石木若干，独运诸心，不喻于人。……至健康丁未，越五载，祖师航海而来，糗粮、木石、工用毕至，不逾年而桥成一十六间，惟南北距岸两间未获尽完。是岁十月辛亥，师祖归禅。绍兴癸酉完之，蔡贡员也。由时，往来之人，虽逢风涛时作，潢潦奔溢，而道无苦病，公私便之，乡人感恩，建堂崇祀，名曰“报德”。其本堂上奉慈尊，示庄严也。
可见，宋大峰是因在潮汕地区筹资建桥方便乡人而受到敬重的。中国本来就有信奉人格神的传统，民间敬拜关公就是一例。潮汕地区百姓后来逐渐神化大峰和尚，建庙堂祭拜，并继承了他乐善助人济困的精神而发扬光大。大峰祖师的圣训是：“立善堂，行善事，利人必利己，救人必自救，积善之家，天必赏之。”潮汕绝大多数善堂敬奉宋大峰祖师，但也有个别善堂教奉吕祖、玄人上帝、华佗仙师等等。人们通过敬拜神灵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归宿，通过多做善事继承祖师精神来回报社会。
潮汕善堂在清末民初进入全盛期，达500多家。其中，汕头存心善堂颇具代表性。该堂始建于1899年，始创人是赵进华（约1851-1921年）。他从潮阳棉安善堂请来大峰祖师木雕像供奉于祠堂，并大力发扬祖师行善积德的精神。民国时期，该堂名闻遐迩，并开办有存心医院、存心学校、汕头市第一儿童教养院。汕头存心善堂经办的慈善活动内容繁多，深得社会各界信任和欢迎。
善堂的经费来自本城绅商富户和殷实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侨团的捐赠，善男信女的喜敬，还有单项善举的实额认捐，如收埋水尸、路尸，有的人就按口捐钱若干，善堂则照其认捐定额按口收费。
潮汕地区善堂众多，各善堂经费主要靠社会各界长期的自愿捐助，这表明潮汕地区民众的确有着乐善好施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因政治方面的深刻变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运转方式进行了强力的改造，对慈善事业的认知相较于过去的执政者有了颠覆性的变化。潮汕很多善堂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陆续自动解散或被强行取缔，“但各地仍有不少人坚持吃自己的饭，掏自己的腰包，挤出业余时间从事收尸埋骨等义举”。“文革”期间，善堂旧址遭受到严重破坏，面目全非，部分场所被居民长期占用。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慈善力量迎来复兴之机，潮汕善堂才又重新复苏，到目前为止，潮汕地区善堂数目已达300多家，但在民政部门登记的仅为20多家。1985年，存心善堂等多家善堂集体上书要求正确看待善堂的作用，指出行善不是迷信，善堂没有了，很多社会服务就都没有人做了。最终政府同意善堂恢复存在。汕头存心善堂恢复后的正式名称为“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恢复汕头存心善堂的努力历时数年，直到2003年9月19日才正式举行成立揭牌及授印仪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潮汕地区有近1000家大大小小的善堂，大部分村镇都会有一家善堂，有的村镇甚至有两三家。善堂已成为潮汕地区民间慈善的一种常态。
不难发现，潮汕善堂的兴衰与历史变迁深受国家民族发展过程的影响，与政治大气候有着密切关联。潮汕善堂能在清末大发展，在民国时期有大作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大恢复，足以证明潮汕善堂文化已融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了，“是潮人独特的民俗”，是潮汕人信仰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表明，潮汕善堂文化的发达、善堂慈善的活跃，是有广泛民众基础和社会心理以为支撑的，这是潮汕善堂文化繁衍不息的因由所在。
二、潮汕善堂文化的主要特色
潮汕善堂与全国其他地方善堂相比，既有共性，更有个性。潮汕善堂也多由地方巨商富贾发起成立、活动覆盖面广、在社会救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潮汕善堂又因历史和地域的原因，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1.民间信仰强力支撑潮汕善堂的存续潮籍汉学家饶宗颐称：
潮汕善堂文化的特色，是潮汕人现实主义处世观点，糅合释儒道的哲学思想，所形成的特色文化。
潮汕善堂把儒释道文化熔于一炉，带有明显的地方宗教文化色彩，很多善堂就是由“念佛社”演变而来。潮汕地区原来生存环境恶劣，民众易在心中产生寻求神灵庇佑的念头，“重信仰，寻寄托，求庇佑，是绝大多数潮汕人的心理形态”。潮汕善堂信奉的诸多神灵都可和平共处、互不冲突。在汕头云湖庵就把佛、道及地方神摆在一起祭拜。广大善男信女把向善堂捐赠钱财做善事当作践行信仰、寻求慰藉的方式。潮汕善堂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善堂会员缴纳的类似会费的款项。“善堂的老人就是想做善事……他们更信任善堂，更愿意把钱捐给善堂。”在很多善堂内，都设有功德箱，有人进来就会捐赠一些钱物，多少不限，种类也五花八门，什么旧衣物、旧家具都有。因此，汕头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黄赞发得出结论：“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潮汕善堂普遍敬拜神灵，对它们来说，“慈善传统和宗教因素对其成功立足与持续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善堂的宗教本质也决定了它的高度适应能力和蓬勃发展的前景。善堂能够满足现代城市中人们对亡者身后法事的持续需求，这也解释了善堂之所以在东南亚华人中间，以及潮汕地区兴旺发展的原因”。潮汕善堂经常性地举办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仪式，比如办“盂兰胜会”，比如“做功德”等。“盂兰胜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人、神、鬼的嘉年华……看似和神鬼有关，其实是后人在表达孝道。”“做功德”是指善堂为亡者做法事。“潮汕善堂的慈善活动常与民间神事活动相结合”，这些成为潮汕善堂文化的特色之一。
通过这些仪式，善堂筹集了善款扩大了影响，信众满足了心灵需求。但是，潮汕善堂在当代现实中也的确面临两难：一是国家旗帜鲜明地反对迷信。潮汕善堂的信仰难以明确分清是宗教还是迷信，大多是介于二者之间；二是潮汕人的民间信仰已融入自己的血液中，如果善堂突然不敬拜神灵、不举办仪式，也就不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善堂了，它的吸引力和可信度就可能会大打折扣。在1949年前，潮汕善堂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社会貢献赢得了民众之心，政府也对其网开一面，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在重大灾变时甚至仰赖它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交通资讯发达、国家通盘发展的今天，我们是以全国统一的模式去规制它还是选择性地借鉴其经验来做大我国慈善呢？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2，潮汕善堂具有强烈的延展性
潮汕善堂历经风雨，绵延至今，在民众中间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全国独有的现象。这种延展性是怎样产生的？这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善堂在宗教或民间信仰方面的仪式，慰藉了民众的心灵。在漫长的农耕社会，政府从不将弱势群体纳入保障范围，政府的福利体系也漏洞百出、脆弱不堪；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极其有限，对不了解的自然现象感到神秘。到了近代，战火纷飞，灾乱接踵而至，政府无力也无暇去全面有效施救。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的氛围中，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这在心灵上就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需求。潮汕善堂的大峰祖师信仰无疑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依托。大峰祖师信仰跟人们敬拜自己的先祖一样，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这比起观音菩萨、太白金星等神灵更显得亲近。
其次，善堂积极参与社会救灾的善举赢得了民心。潮汕地区濒临海洋，灾害频发，尤其是风灾；很多人以渔业为生，常年在海上漂泊，家里老小需要照顾，家庭抗风险能力差。当地的善堂无论是突发灾害时期，还是在平时，都以多种方式关注照顾普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疑担当了民众生活保障者角色。这些受到照顾、得到益处的人就慢慢会对善堂产生好感和称赞，在自己力所能及时也会乐于捐钱捐物出力以为回馈。当地地主绅商官吏在儒家思想熏染下成长，认同“人世”“立功”的价值，也就会利用自己的财富和资源来帮扶社会，自然，展现自己形象的最好平台就是广受大众认同的善堂。当地政府在看到善堂于灾荒救助和帮扶弱势方面的实效，慢慢在政策上、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有时甚至还主动将善堂看作是救灾、施济、消防方面的主力军。善堂以实际业绩赢得朝野的好感和信任，政府当局和社会民众又反过来倚重与支持善堂，从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关注、支持、参与善堂的力道，蔚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再次，潮汕人涉足海外，遂将这种具有良好地方习尚的善堂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并又积极地反哺家乡。潮汕地区濒临海洋，这里的人们经济收入来源单一，且经常遭受飓风、海啸袭击，于是很多人选择了远走他乡经商或赴海外谋生。恶劣的生存环境促使潮汕人去开拓、去探索多样化的讨生活的方式，这也是潮汕人足迹分布甚广的原因之一。那些身在海外务工或经商的潮汕人，心中无法割舍对家乡的思念，眷恋亲人、思乡之情更加浓烈，于是在异国他乡也建起和家乡一样的善堂，既团结和方便同乡，又借此服务和融入社区，赢得他人尊重。同样，他们一旦打拼成功，赚钱有实力了，就捐赠家乡善堂，支援家乡建设，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身份认同和实现社会价值。正是潮汕人“走四方”的传统，促成了现在别具一格的潮汕文化在空间上扩展、在时间上延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表现之一是政治管制放松了，文化衍生的束缚力弱化与减少，社会呈现多元多样发展态势，这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新文化的产生。改革开放慢慢褪去了许多人“身份”的含金量，打破了“单位人”超稳定的状态，其最终结果是搞活了机制、盘活了资源，但同时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归属感，缺少了安全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地方，尤其是广东地区出现了通过修订族谱、恢复祠堂来唤醒家族意识、寻根寻求认同感的情况。其中，潮汕善堂的陆续复苏并呈蓬勃发展之势，就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3.潮汕善堂的生命力非常旺盛
善堂作为在农耕时代出现的集信仰与救助功能于一身的社团组织，曾在我国不同地方普遍存在过，但是，其他地方的善堂随着政治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逐渐走进了历史，唯独潮汕地区的善堂及潮汕人在海外办的善堂，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还在回馈与服务社会。潮汕善堂无论时局变幻，始終如一地发挥效能，并成了潮汕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深思的慈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带有了西方宗教慈善的色彩，它把做慈善、参与善堂活动当作个人信仰体系的一部分，赋予了人生价值层面的意义。这与那种为了扩大知名度，或“赶时髦”，或“三分钟热度”的慈善截然不同。“潮州人民历来热衷于慈善事业，有着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善堂积极服务社会、契合民众需求的结果。潮汕善堂发挥社会效能的方式：一是举办各类宗教信仰方面的仪式，把信众的心凝聚起来；二是持久广泛地从事各类慈善活动，把民众的力汇聚起来。潮汕善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潮汕善堂都敬拜神灵、尊重生灵，所以，其所办慈善内容也多与施棺埋尸、柩厝寄柩和提供义冢等相关。除此之外，每遇天灾人祸，善堂都会竭尽所能投入急赈急救。1922年，潮汕地区发生了惨烈的“八二风灾”，“受灾尤烈者，如澄海死者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六人，饶平三千人，潮阳千余人，揭阳六百余人，汕头二千人，总共三万四千五百人”。面对巨灾，当地政府与善堂通力合作：
潮安县长陈友云召集本城各个善堂，成立潮安县救灾公所，各善堂均见义勇为，视同己任，聚集人力，自备工具及费用，由集安善堂领队，广济、寿朋等二十余个善堂先后赶赴外砂收埋死尸。
1939年汕头沦陷后，汕头市陷入无政府状态，适有潮汕三年大饥荒，逃荒饥民无数。汕头存心善堂积极赈济饥民，救活救护难民无数，收埋无主难民尸骸，“存心掩埋队曾一天收埋1200具尸骸，收尸的数量数以百万计”。2008年，存心善堂福利会积极参加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地震救助。潮汕善堂在平时则经常进行施医赠药、施棺助葬、施茶赠衣、施粥送米、防洪巡堤等活动。新时期以来，潮汕善堂的服务内容更加多元化。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有粤东第一家公益慈善诊所——“存心善堂诊所”，免费为穷困的民众治疗和取药；类似的则还有“存心慈善园”，为孤寡残疾老人免费提供衣、食、住、医、送终服务；“存心特教学校”，免费为残疾智障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存心快餐厅”，全年免费向社会残疾人供应每日三餐。潮汕善堂慈善文化强劲的生命力很好地诠释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
三、潮汕善堂文化的现代启示
潮汕善堂生命力旺盛，蜿蜒发展至今，成为中国民间慈善的典范。当前，中国《慈善法》已颁布，慈善事业发展面临大好时机。但同样有挑战。梳理和研究潮汕善堂文化，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健康运营与完善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1.传统资源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大有可为
传统是历史形成的，它规制人的思想行为，影响社会的发展运行，是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无法人为地抛弃或割裂。创新的起点是传统，没有对传统的认知和扬弃，就谈不上创新。创新的目的是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机，发展更畅，而不是完全推倒，或改弦更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视察北京大学时指出：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句话，全面认知传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做好创新的前提，慈善事业发展“去中国化”也是没有出路的。
潮汕善堂延续千年，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潮汕人已把善堂文化作为其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潮汕人通过善堂找到了乡亲联络的纽带，通过做慈善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大峰祖师崇拜是很多潮汕善堂的根脉。旅居海外的潮汕籍华侨，把弘扬潮汕慈善文化当成己任，复制潮汕善堂模式，积极从事各种慈善活动。
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步骤是要筹到善款。老百姓愿意捐献、信任慈善组织最为关键。潮汕善堂慈善经费主要来自普通民众的常年的小额捐助。
潮汕人宗族、老乡的观念很强，宗族和乡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发展到今天，两者常常糅合在一起。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邻里乡亲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互助保障的基础，相互帮忙、共济时艰也是自我保障的必然要求。潮汕民间慈善之所以能一呼百应，跟故里乡亲之间容易彼此认可也有很大关系。潮汕人这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和身份意识，是发展地方慈善的强大动力。这可以启发我们，我国慈善发展的根本原动力还是国人相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的倡扬。
当前，中国慈善发展的瓶颈之一是国民的慈善意识薄弱、慈善捐赠的总体意愿不强。潮汕善堂慈善的发展告诉我们，为了提高民众参与慈善积极性，我们应强化国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增强“帮人就是帮自己”认知，多讲“亲帮邻助”的历史传统。潮汕善堂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传统的东西只要顺乎民意、益于民众就有其存续的空间。一味效仿西方办慈善模式、轻易贬损自己的传统慈善资源，完全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2.慈善组织应该行为规范服务社会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无数个体通过慈善组织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法人，承担着募集善款、筹划宣传、活动执行等具体事项。国民经济发展离不开实体企业的支撑，慈善事业发展也需要组织的实体支持。慈善组织要取信于民，在老百姓心目中有良好口碑，关键是要管好自己、行为规范，做到公开透明，有公信力，能切实为社会做实事。
潮汕善堂组织的严格自律和主动公开深得社会信任。潮汕善堂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机构。宗教能让人产生敬畏之心，什么事能做和不该做，信众完全明了。“在他们的文化中，对‘因果报应和‘人在做、天在看这些都心存敬畏之心，不敢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潮汕善堂的财务公开也是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会长蔡木通说：
慈善机构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就是财务公开。本身你没什么钱，要靠人家捐助才有钱去做善事，人家对你信不信任，关系到你能不能募到善款把善事做下去。所以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每一分钱捐款确实都用到慈善上。
存心善堂福利會在财务公开方面制定多项举措，如专业财务审计、月度收支多途径公开以及印制开支征信录等。财务公开是慈善组织自我管理最好的方式。慈善组织务必要明白：公信力才是自我存在的基石。
行为规范服务社会是慈善组织存在的价值所在。慈善组织的活动不能流于形式，必须做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潮汕善堂的慈善活动多种多样，但都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服务社会必须落到实处，要真正让需要帮助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3.慈善组织必须把握方向合理定位
方向好才能起好步。慈善组织要存在和发展，必须对自己的地位、功能、发展方向等有清晰认识。在传统中国，政府统领社会、管控一切，对任何异动都非常敏感，生怕失控，因此，社会力量难有发展空间。在西方工业国家，“公民社会”理念强烈，社会自治成为高度共识。慈善事业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必然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也不应走他人的旧路。慈善组织与政府应是协作关系。慈善组织不能脱离政府的管控，政府也不能代替或者挤压慈善组织，二者的目的一致，都是服务社会、提高民众幸福指数。
潮汕善堂的目标定位强调“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蔡木通说：
纵观善堂的历史，善堂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是善堂要紧紧的配合政府。慈善虽然无国界无政治，但是从善堂的历史资料来看，还是要紧紧的配合政府。
善堂的章程、活动内容都得政府审批备案。善堂要得到政府支持，就必须紧紧围绕政府的中心开展工作：
无论是哪个时期，地方政府始终是我们的指挥棒。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善堂才能发展。历来善堂围绕政府开展工作，就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两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政府主导、民间经营、社会参与、职能部门监督，这是世界各地慈善组织发展的规律。善堂也不例外，也要这么走。
慈善事业始终是社会保障的补充，政府在灾害救助和扶贫济弱方面始终是主体。慈善组织不能因为服务了社会就自我膨胀，觉得要脱离政府监管。潮汕善堂近些年与政府合作的事项包括共建老年活动中心，在善堂设立“灾害救助临时庇护中心”，共建“骨灰寄存楼”以及共同进行社会贫困救济。
当然，潮汕善堂要开拓新途、创造辉煌，还必须自觉地与时代同步，自我改革和扬弃。比如，潮汕善堂在过往民间信仰方面的仪式多气氛浓，在科学日进、文明发展的今天，应该顺应时代转型发展；同时，潮汕善堂数量众多，但规模多不大，各自经办，该考虑形成自律协调机构，整合资源，在慈善方面打“组合拳”；另外，潮汕善堂的鲜明特色是海外联系广泛，无论是潮汕人在海外办善堂还是海外潮汕人支持家乡慈善事业，都已经融进很多国际化元素了，因此，可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化发展方面多做探索。潮汕慈善是我国慈善事业中的一道奇观，它完全有基础为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做出更大努力。
潮汕善堂慈善的独特就在于其绵延不绝、深入民众、广联海外，它的发展历程和运作方式给正在探路的中国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值得解读的样本。深入了解潮汕善堂文化，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海内外华人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都大为有益。
[作者简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
胡远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杜敬红]
[摘要]潮汕善堂始于宋代，崇奉大峰祖师。千百年来，潮汕善堂绵延不绝、深入民众、多方行善，广联海外，形成了独特的善堂文化。其特色表现为：民间信仰强力支撑其存续；具有强烈的延展性；生命力非常旺盛。潮汕善堂文化对于当今慈善发展的启示是：传统资源在慈善发展中大有可为；慈善组织应该行为规范服务社会；慈善组织必须把握方向合理定位。
[关键词]潮汕，善堂，文化，慈善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2-0029-07
潮汕慈善历史悠久，早已形成一种特色独具的慈善文化现象。但学界对其研究相对滞后，直到近年才受到少数学者的关注，有了一些成果。现有成果注重了潮汕善堂发展脉络、慈善活动轨迹，与地方政府关系等面面研究。本文拟从历史源流、主要特色和现代启示三个方面对潮汕善堂文化作一梳理。
一、潮汕善堂文化的历史源流
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由历史发展而形成，深受时空条件的影响。潮汕位处粤东，毗邻南海，具典型海洋性气候。长期以来，受制于交通，与内陆交流甚少。潮汕地区的先民初为越族，自秦以降，中原人南迁至此，方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潮汕又因毗邻港澳、面朝大海，易受海外文化影响。中原古文化和海外文化在潮汕地区交汇，衍生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
近代，潮汕人的命运深受政局发展的影响。1860年汕头正式开放为商埠，1868年英国在此设领事馆。列强的侵入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潮汕人为谋生纷纷下南洋，赚钱寄回家乡赡养亲人，这使潮汕地区与海外发生广泛联系。潮汕人的足迹遍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美国、澳洲等地。
中国传统慈善深受儒家“仁爱”思想影响，宗族、寺庙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国家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处于主导位置，绅商精英在地方慈善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传统慈善内容广泛，涵盖施医赠药、修桥补路、施棺助丧、抚孤恤寡、灾荒救济等方方面面，既有应急性的灾荒赈济，又有经常性的帮扶纾困。中国传统慈善注重亲缘地缘之间的亲帮邻助；道德评陔是慈善救助的要件之一，施救不是单纯的人道考虑，还附着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国家力量深度介入慈善，绝不放手让民间慈善力量自由发展。当然，中央政府意志在各地的宣传贯彻程度上存在差异，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各地的流布情形也会不尽相同。
潮汕善堂文化就是有别于我国主体慈善文化的一种，它“已成为潮汕人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善堂是我国传统慈善的重要载体，有固定活动场所和工作人员，是常设性慈善机构。善堂在明末清初已获得较大发展，在有清一代，各类善堂在全国各地普遍涌现。善堂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多为地方精英，他们受儒释道思想影响，希望通过关爱他人、帮扶济困而达行善积德之目标。
潮汕善堂的独特性在于其浓烈的宗教信仰和持续至今的影响力。一般认为，潮汕地区的首座善堂是为报答宋代宣和年间大和尚宋大峰而建的潮阳和平报德堂，其可谓为潮汕人善堂文化的“祖廷”。元代惠州路总管府从官徐来撰写的《报德堂记》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宋大峰祖师最早的、最权威的记载。徐来在《报德堂记》中说：
潮郡之下邑有三：海阳、揭阳、潮阳是也。……縣治之西南三十里，有地日“和平”，民居繁庶，往来络绎，文邑之乡。其间乃有大川横截，历代皆济以舟，或逢风涛时作，潢潦奔溢，不免覆溺之患。……宋宣和丙申，浮屠士大峰祖师，始自闽来，宏发至愿，谓宜建石桥以渡往来，以通上下。遂募众赀，期底于成。于是度水之浅深高下，计石木若干，独运诸心，不喻于人。……至健康丁未，越五载，祖师航海而来，糗粮、木石、工用毕至，不逾年而桥成一十六间，惟南北距岸两间未获尽完。是岁十月辛亥，师祖归禅。绍兴癸酉完之，蔡贡员也。由时，往来之人，虽逢风涛时作，潢潦奔溢，而道无苦病，公私便之，乡人感恩，建堂崇祀，名曰“报德”。其本堂上奉慈尊，示庄严也。
可见，宋大峰是因在潮汕地区筹资建桥方便乡人而受到敬重的。中国本来就有信奉人格神的传统，民间敬拜关公就是一例。潮汕地区百姓后来逐渐神化大峰和尚，建庙堂祭拜，并继承了他乐善助人济困的精神而发扬光大。大峰祖师的圣训是：“立善堂，行善事，利人必利己，救人必自救，积善之家，天必赏之。”潮汕绝大多数善堂敬奉宋大峰祖师，但也有个别善堂教奉吕祖、玄人上帝、华佗仙师等等。人们通过敬拜神灵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归宿，通过多做善事继承祖师精神来回报社会。
潮汕善堂在清末民初进入全盛期，达500多家。其中，汕头存心善堂颇具代表性。该堂始建于1899年，始创人是赵进华（约1851-1921年）。他从潮阳棉安善堂请来大峰祖师木雕像供奉于祠堂，并大力发扬祖师行善积德的精神。民国时期，该堂名闻遐迩，并开办有存心医院、存心学校、汕头市第一儿童教养院。汕头存心善堂经办的慈善活动内容繁多，深得社会各界信任和欢迎。
善堂的经费来自本城绅商富户和殷实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侨团的捐赠，善男信女的喜敬，还有单项善举的实额认捐，如收埋水尸、路尸，有的人就按口捐钱若干，善堂则照其认捐定额按口收费。
潮汕地区善堂众多，各善堂经费主要靠社会各界长期的自愿捐助，这表明潮汕地区民众的确有着乐善好施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因政治方面的深刻变革，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运转方式进行了强力的改造，对慈善事业的认知相较于过去的执政者有了颠覆性的变化。潮汕很多善堂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陆续自动解散或被强行取缔，“但各地仍有不少人坚持吃自己的饭，掏自己的腰包，挤出业余时间从事收尸埋骨等义举”。“文革”期间，善堂旧址遭受到严重破坏，面目全非，部分场所被居民长期占用。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慈善力量迎来复兴之机，潮汕善堂才又重新复苏，到目前为止，潮汕地区善堂数目已达300多家，但在民政部门登记的仅为20多家。1985年，存心善堂等多家善堂集体上书要求正确看待善堂的作用，指出行善不是迷信，善堂没有了，很多社会服务就都没有人做了。最终政府同意善堂恢复存在。汕头存心善堂恢复后的正式名称为“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恢复汕头存心善堂的努力历时数年，直到2003年9月19日才正式举行成立揭牌及授印仪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潮汕地区有近1000家大大小小的善堂，大部分村镇都会有一家善堂，有的村镇甚至有两三家。善堂已成为潮汕地区民间慈善的一种常态。
不难发现，潮汕善堂的兴衰与历史变迁深受国家民族发展过程的影响，与政治大气候有着密切关联。潮汕善堂能在清末大发展，在民国时期有大作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又大恢复，足以证明潮汕善堂文化已融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了，“是潮人独特的民俗”，是潮汕人信仰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表明，潮汕善堂文化的发达、善堂慈善的活跃，是有广泛民众基础和社会心理以为支撑的，这是潮汕善堂文化繁衍不息的因由所在。
二、潮汕善堂文化的主要特色
潮汕善堂与全国其他地方善堂相比，既有共性，更有个性。潮汕善堂也多由地方巨商富贾发起成立、活动覆盖面广、在社会救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潮汕善堂又因历史和地域的原因，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1.民间信仰强力支撑潮汕善堂的存续潮籍汉学家饶宗颐称：
潮汕善堂文化的特色，是潮汕人现实主义处世观点，糅合释儒道的哲学思想，所形成的特色文化。
潮汕善堂把儒释道文化熔于一炉，带有明显的地方宗教文化色彩，很多善堂就是由“念佛社”演变而来。潮汕地区原来生存环境恶劣，民众易在心中产生寻求神灵庇佑的念头，“重信仰，寻寄托，求庇佑，是绝大多数潮汕人的心理形态”。潮汕善堂信奉的诸多神灵都可和平共处、互不冲突。在汕头云湖庵就把佛、道及地方神摆在一起祭拜。广大善男信女把向善堂捐赠钱财做善事当作践行信仰、寻求慰藉的方式。潮汕善堂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善堂会员缴纳的类似会费的款项。“善堂的老人就是想做善事……他们更信任善堂，更愿意把钱捐给善堂。”在很多善堂内，都设有功德箱，有人进来就会捐赠一些钱物，多少不限，种类也五花八门，什么旧衣物、旧家具都有。因此，汕头历史文化研究专家黄赞发得出结论：“没有传统和宗教作为支柱，善堂很难长久。”
潮汕善堂普遍敬拜神灵，对它们来说，“慈善传统和宗教因素对其成功立足与持续发展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善堂的宗教本质也决定了它的高度适应能力和蓬勃发展的前景。善堂能够满足现代城市中人们对亡者身后法事的持续需求，这也解释了善堂之所以在东南亚华人中间，以及潮汕地区兴旺发展的原因”。潮汕善堂经常性地举办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仪式，比如办“盂兰胜会”，比如“做功德”等。“盂兰胜会，把它想象成一个人、神、鬼的嘉年华……看似和神鬼有关，其实是后人在表达孝道。”“做功德”是指善堂为亡者做法事。“潮汕善堂的慈善活动常与民间神事活动相结合”，这些成为潮汕善堂文化的特色之一。
通过这些仪式，善堂筹集了善款扩大了影响，信众满足了心灵需求。但是，潮汕善堂在当代现实中也的确面临两难：一是国家旗帜鲜明地反对迷信。潮汕善堂的信仰难以明确分清是宗教还是迷信，大多是介于二者之间；二是潮汕人的民间信仰已融入自己的血液中，如果善堂突然不敬拜神灵、不举办仪式，也就不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善堂了，它的吸引力和可信度就可能会大打折扣。在1949年前，潮汕善堂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巨大的社会貢献赢得了民众之心，政府也对其网开一面，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在重大灾变时甚至仰赖它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在交通资讯发达、国家通盘发展的今天，我们是以全国统一的模式去规制它还是选择性地借鉴其经验来做大我国慈善呢？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2，潮汕善堂具有强烈的延展性
潮汕善堂历经风雨，绵延至今，在民众中间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全国独有的现象。这种延展性是怎样产生的？这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善堂在宗教或民间信仰方面的仪式，慰藉了民众的心灵。在漫长的农耕社会，政府从不将弱势群体纳入保障范围，政府的福利体系也漏洞百出、脆弱不堪；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极其有限，对不了解的自然现象感到神秘。到了近代，战火纷飞，灾乱接踵而至，政府无力也无暇去全面有效施救。老百姓常年生活在恐惧的氛围中，缺乏基本的安全感，这在心灵上就产生了巨大的精神需求。潮汕善堂的大峰祖师信仰无疑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精神依托。大峰祖师信仰跟人们敬拜自己的先祖一样，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这比起观音菩萨、太白金星等神灵更显得亲近。
其次，善堂积极参与社会救灾的善举赢得了民心。潮汕地区濒临海洋，灾害频发，尤其是风灾；很多人以渔业为生，常年在海上漂泊，家里老小需要照顾，家庭抗风险能力差。当地的善堂无论是突发灾害时期，还是在平时，都以多种方式关注照顾普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疑担当了民众生活保障者角色。这些受到照顾、得到益处的人就慢慢会对善堂产生好感和称赞，在自己力所能及时也会乐于捐钱捐物出力以为回馈。当地地主绅商官吏在儒家思想熏染下成长，认同“人世”“立功”的价值，也就会利用自己的财富和资源来帮扶社会，自然，展现自己形象的最好平台就是广受大众认同的善堂。当地政府在看到善堂于灾荒救助和帮扶弱势方面的实效，慢慢在政策上、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有时甚至还主动将善堂看作是救灾、施济、消防方面的主力军。善堂以实际业绩赢得朝野的好感和信任，政府当局和社会民众又反过来倚重与支持善堂，从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关注、支持、参与善堂的力道，蔚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再次，潮汕人涉足海外，遂将这种具有良好地方习尚的善堂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并又积极地反哺家乡。潮汕地区濒临海洋，这里的人们经济收入来源单一，且经常遭受飓风、海啸袭击，于是很多人选择了远走他乡经商或赴海外谋生。恶劣的生存环境促使潮汕人去开拓、去探索多样化的讨生活的方式，这也是潮汕人足迹分布甚广的原因之一。那些身在海外务工或经商的潮汕人，心中无法割舍对家乡的思念，眷恋亲人、思乡之情更加浓烈，于是在异国他乡也建起和家乡一样的善堂，既团结和方便同乡，又借此服务和融入社区，赢得他人尊重。同样，他们一旦打拼成功，赚钱有实力了，就捐赠家乡善堂，支援家乡建设，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身份认同和实现社会价值。正是潮汕人“走四方”的传统，促成了现在别具一格的潮汕文化在空间上扩展、在时间上延伸。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表现之一是政治管制放松了，文化衍生的束缚力弱化与减少，社会呈现多元多样发展态势，这其中就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新文化的产生。改革开放慢慢褪去了许多人“身份”的含金量，打破了“单位人”超稳定的状态，其最终结果是搞活了机制、盘活了资源，但同时也让许多人失去了归属感，缺少了安全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地方，尤其是广东地区出现了通过修订族谱、恢复祠堂来唤醒家族意识、寻根寻求认同感的情况。其中，潮汕善堂的陆续复苏并呈蓬勃发展之势，就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3.潮汕善堂的生命力非常旺盛
善堂作为在农耕时代出现的集信仰与救助功能于一身的社团组织，曾在我国不同地方普遍存在过，但是，其他地方的善堂随着政治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演变逐渐走进了历史，唯独潮汕地区的善堂及潮汕人在海外办的善堂，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还在回馈与服务社会。潮汕善堂无论时局变幻，始終如一地发挥效能，并成了潮汕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深思的慈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带有了西方宗教慈善的色彩，它把做慈善、参与善堂活动当作个人信仰体系的一部分，赋予了人生价值层面的意义。这与那种为了扩大知名度，或“赶时髦”，或“三分钟热度”的慈善截然不同。“潮州人民历来热衷于慈善事业，有着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是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善堂积极服务社会、契合民众需求的结果。潮汕善堂发挥社会效能的方式：一是举办各类宗教信仰方面的仪式，把信众的心凝聚起来；二是持久广泛地从事各类慈善活动，把民众的力汇聚起来。潮汕善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潮汕善堂都敬拜神灵、尊重生灵，所以，其所办慈善内容也多与施棺埋尸、柩厝寄柩和提供义冢等相关。除此之外，每遇天灾人祸，善堂都会竭尽所能投入急赈急救。1922年，潮汕地区发生了惨烈的“八二风灾”，“受灾尤烈者，如澄海死者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六人，饶平三千人，潮阳千余人，揭阳六百余人，汕头二千人，总共三万四千五百人”。面对巨灾，当地政府与善堂通力合作：
潮安县长陈友云召集本城各个善堂，成立潮安县救灾公所，各善堂均见义勇为，视同己任，聚集人力，自备工具及费用，由集安善堂领队，广济、寿朋等二十余个善堂先后赶赴外砂收埋死尸。
1939年汕头沦陷后，汕头市陷入无政府状态，适有潮汕三年大饥荒，逃荒饥民无数。汕头存心善堂积极赈济饥民，救活救护难民无数，收埋无主难民尸骸，“存心掩埋队曾一天收埋1200具尸骸，收尸的数量数以百万计”。2008年，存心善堂福利会积极参加年初南方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地震救助。潮汕善堂在平时则经常进行施医赠药、施棺助葬、施茶赠衣、施粥送米、防洪巡堤等活动。新时期以来，潮汕善堂的服务内容更加多元化。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有粤东第一家公益慈善诊所——“存心善堂诊所”，免费为穷困的民众治疗和取药；类似的则还有“存心慈善园”，为孤寡残疾老人免费提供衣、食、住、医、送终服务；“存心特教学校”，免费为残疾智障儿童提供特殊教育；“存心快餐厅”，全年免费向社会残疾人供应每日三餐。潮汕善堂慈善文化强劲的生命力很好地诠释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
三、潮汕善堂文化的现代启示
潮汕善堂生命力旺盛，蜿蜒发展至今，成为中国民间慈善的典范。当前，中国《慈善法》已颁布，慈善事业发展面临大好时机。但同样有挑战。梳理和研究潮汕善堂文化，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健康运营与完善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1.传统资源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大有可为
传统是历史形成的，它规制人的思想行为，影响社会的发展运行，是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无法人为地抛弃或割裂。创新的起点是传统，没有对传统的认知和扬弃，就谈不上创新。创新的目的是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机，发展更畅，而不是完全推倒，或改弦更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视察北京大学时指出：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句话，全面认知传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做好创新的前提，慈善事业发展“去中国化”也是没有出路的。
潮汕善堂延续千年，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潮汕人已把善堂文化作为其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潮汕人通过善堂找到了乡亲联络的纽带，通过做慈善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大峰祖师崇拜是很多潮汕善堂的根脉。旅居海外的潮汕籍华侨，把弘扬潮汕慈善文化当成己任，复制潮汕善堂模式，积极从事各种慈善活动。
慈善事业发展最重要的步骤是要筹到善款。老百姓愿意捐献、信任慈善组织最为关键。潮汕善堂慈善经费主要来自普通民众的常年的小额捐助。
潮汕人宗族、老乡的观念很强，宗族和乡情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发展到今天，两者常常糅合在一起。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邻里乡亲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互助保障的基础，相互帮忙、共济时艰也是自我保障的必然要求。潮汕民间慈善之所以能一呼百应，跟故里乡亲之间容易彼此认可也有很大关系。潮汕人这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和身份意识，是发展地方慈善的强大动力。这可以启发我们，我国慈善发展的根本原动力还是国人相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精神的倡扬。
当前，中国慈善发展的瓶颈之一是国民的慈善意识薄弱、慈善捐赠的总体意愿不强。潮汕善堂慈善的发展告诉我们，为了提高民众参与慈善积极性，我们应强化国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增强“帮人就是帮自己”认知，多讲“亲帮邻助”的历史传统。潮汕善堂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传统的东西只要顺乎民意、益于民众就有其存续的空间。一味效仿西方办慈善模式、轻易贬损自己的传统慈善资源，完全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2.慈善组织应该行为规范服务社会
慈善组织是慈善事业发展的载体。无数个体通过慈善组织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法人，承担着募集善款、筹划宣传、活动执行等具体事项。国民经济发展离不开实体企业的支撑，慈善事业发展也需要组织的实体支持。慈善组织要取信于民，在老百姓心目中有良好口碑，关键是要管好自己、行为规范，做到公开透明，有公信力，能切实为社会做实事。
潮汕善堂组织的严格自律和主动公开深得社会信任。潮汕善堂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机构。宗教能让人产生敬畏之心，什么事能做和不该做，信众完全明了。“在他们的文化中，对‘因果报应和‘人在做、天在看这些都心存敬畏之心，不敢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潮汕善堂的财务公开也是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汕头慈善总会存心善堂福利会会长蔡木通说：
慈善机构赖以存在的生命线，就是财务公开。本身你没什么钱，要靠人家捐助才有钱去做善事，人家对你信不信任，关系到你能不能募到善款把善事做下去。所以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每一分钱捐款确实都用到慈善上。
存心善堂福利會在财务公开方面制定多项举措，如专业财务审计、月度收支多途径公开以及印制开支征信录等。财务公开是慈善组织自我管理最好的方式。慈善组织务必要明白：公信力才是自我存在的基石。
行为规范服务社会是慈善组织存在的价值所在。慈善组织的活动不能流于形式，必须做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潮汕善堂的慈善活动多种多样，但都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服务社会必须落到实处，要真正让需要帮助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3.慈善组织必须把握方向合理定位
方向好才能起好步。慈善组织要存在和发展，必须对自己的地位、功能、发展方向等有清晰认识。在传统中国，政府统领社会、管控一切，对任何异动都非常敏感，生怕失控，因此，社会力量难有发展空间。在西方工业国家，“公民社会”理念强烈，社会自治成为高度共识。慈善事业在当今中国的发展，必然不能走过去的老路，也不应走他人的旧路。慈善组织与政府应是协作关系。慈善组织不能脱离政府的管控，政府也不能代替或者挤压慈善组织，二者的目的一致，都是服务社会、提高民众幸福指数。
潮汕善堂的目标定位强调“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百姓解难”。蔡木通说：
纵观善堂的历史，善堂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是善堂要紧紧的配合政府。慈善虽然无国界无政治，但是从善堂的历史资料来看，还是要紧紧的配合政府。
善堂的章程、活动内容都得政府审批备案。善堂要得到政府支持，就必须紧紧围绕政府的中心开展工作：
无论是哪个时期，地方政府始终是我们的指挥棒。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善堂才能发展。历来善堂围绕政府开展工作，就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两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政府主导、民间经营、社会参与、职能部门监督，这是世界各地慈善组织发展的规律。善堂也不例外，也要这么走。
慈善事业始终是社会保障的补充，政府在灾害救助和扶贫济弱方面始终是主体。慈善组织不能因为服务了社会就自我膨胀，觉得要脱离政府监管。潮汕善堂近些年与政府合作的事项包括共建老年活动中心，在善堂设立“灾害救助临时庇护中心”，共建“骨灰寄存楼”以及共同进行社会贫困救济。
当然，潮汕善堂要开拓新途、创造辉煌，还必须自觉地与时代同步，自我改革和扬弃。比如，潮汕善堂在过往民间信仰方面的仪式多气氛浓，在科学日进、文明发展的今天，应该顺应时代转型发展；同时，潮汕善堂数量众多，但规模多不大，各自经办，该考虑形成自律协调机构，整合资源，在慈善方面打“组合拳”；另外，潮汕善堂的鲜明特色是海外联系广泛，无论是潮汕人在海外办善堂还是海外潮汕人支持家乡慈善事业，都已经融进很多国际化元素了，因此，可在我国慈善事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化发展方面多做探索。潮汕慈善是我国慈善事业中的一道奇观，它完全有基础为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做出更大努力。
潮汕善堂慈善的独特就在于其绵延不绝、深入民众、广联海外，它的发展历程和运作方式给正在探路的中国慈善事业提供了一个值得解读的样本。深入了解潮汕善堂文化，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海内外华人联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都大为有益。
[作者简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
胡远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