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失学救济研究
[摘 要]抗战爆发后，大批战区学生失学，国民政府为帮助战区学生继续学习，专门设立了各种救济机构。随着战区流亡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国民政府又内迁各校并设置各种临时学校。与此同时，为保证流亡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国民政府还实行贷金政策。抗战时期正值国家多难时期，国民政府仍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救济战区学生，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保留了火种。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学生，贷金政策，失学救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4-0054-10
“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①这是对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沦陷区学生失学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一现象开始并没有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生往往采取一种自救的方式奔赴关内，至1934年初东北流亡入关的学生达到4万人左右。流亡本是“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之时的被迫行动。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残酷，民族、国家前途的渺茫，对生命和幸福的渴望，本已使年轻的生命遭受难以承受的压力，民族内部的争斗更使他们无力决定自己当时和今后的命运”。②日本全面侵华后，战区内学校和已临近战区的学校不少被炸毁，有的则自动停办或迁移。于是一大批的青年失学，这就变成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措施：
对于这些战区逃出的学生，我们可以慎重的向全国人士正告一句，绝对不能像普通难民一样的看待他们。社会和政府应缜密的给予保护，学校应尽量的容纳他们借读，这是储备国家生力的一部重要的工作。③
1938年，当日本侵略的魔爪已经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国民政府也在抓紧抢救战区学生，并相继成立了各种救济机构，逃难学生进入国统区后，能够在大路旁边看到竖立的各种热情洋溢的招牌。例如，在安徽界首的路上有：
从敌占区来归的热血青年，要学习投笔从戎的班超，请到战时干部训练团来，本团界首招待站热烈欢迎你们！
脱离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爱国青年，到祖国的高等学府去学习吧。请到教育部招训处招待站报道。
战地失学青年就学辅导处为战地来归青年的再就学服务，请到本处招待站来，免费供应食宿。④
总的来说，各种救助机构的设立，为战区学生继续学业或者就业提供了方便。
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1938年1月19日，教育部为统筹专科以上学生升学就业，特意举办战区专科以上学生登记，规定登记地点在重庆本部，以及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教育厅，登记日期为1938年2月1日至2月15日。经审查合格后：
依其志愿与学历，遣送相当学校借读，或训练服务，依本部颁布之临时借读办法，或高中以上学生志愿参加战时服务办法大纲办理。①
1938年7月20日，教育部为指导战区来渝学生升学及就业起见，特设战区来渝学生指导处，规定登记地点设在重庆九道门兴化小学内：
第一学期登记截止日期为八月十二日，凡经登记合格之学生，均得随时受该处之辅导及补习。以后陆续来渝学生，亦得随时向该处申请登记。②
不久，教育部制定《教育部战区学生指导处学生登记简则》，要求申请登记的中等学校学生必须具备“战区内来之沿途交通足资证明之文件”，“部派战区教育救济人员之介绍文件”。同时还需具备以下其中的一项证件：“学籍证明文件，肄业或毕业证书，转学证书成绩单或同学录等”，“战区各省市党部之保送文件”，“战区内各省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保送文件”，“赈济委员会所属战区各救济机关之证明文件”，“荐任官二人以上之证明文件”。但是如遇下列情况之一則不予登记：“已在后方学校取得学籍”，“原肄业学校已迁移至后方者”，“学籍证件伪造者”，“患重大疾病致影响他人学业者”。教育部还一再要求登记处严格考核“必要时举行书面测验，入学前则需一律经过考试”。③
而对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失学学生，教育部也继续举行登记，经审查合格后分发相当学校借读。1939年教育部规定登记地点为重庆本部、四川、贵州、云南、福建、陕西等省教育厅。登记日期则规定重庆教育部定8月15日起至24日止，各省由省教育厅定期举办。登记时须缴原肄业学校证明文件及二寸半身相片三张。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登记：
甲、原肄业学校非在战区者；乙、原校已迁至后方开学者；丙、已经登记并分发借读者（无论到校与否审查时概不予分配）；丁、分发后不能如期到校者。④
总之，教育部为救济战区学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44年6月，仅教育部就救济中等专科以上学生159466人，其中分发借读或肄业者136124人，分发训练机关受训5209人，其他18163人。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战区失学青年人数的增多，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设置“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以下简称“招训会”），专门办理战地青年招训事宜，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兼主任，而教育部、内政部、军政部和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央训练委员会等机关分别派员兼任委员。后来因为“招训会”工作的性质属于青年问题，改由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
到1941年5月又以招训的青年多数是沦陷区学生，“招训会”正式改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由陈立夫兼主任委员，其余各委员由原有有关机关人员分别兼任；一切经常事务由陈立夫交由“战指会”主任委员负责处理，会内分设“招致”和“管训”两组，其余由“招训会”职员兼任。⑤
“招训会”的主要任务是招致青年训练，各地战区青年训导所共设17所，每所收容量为300～700人不等，所招致的学生实施3个月政治训练及补习教育，训练期满分发复学或就业：
办理联考分发就学战区内来中学学生经登记合格后，由本会及各战区招训分会于寒暑假时，各举办联考考试一次，及格者洽送附近学校复学。⑥
因战区学生通过敌伪区域学历证件均无法带出，招训会还举办学历证明考试，以便补救战区学生的学籍。例如，1945年初“招训会”依照行政院核定的办法，举行战区高中毕业学生学历证明考试3次，各战区招训分会举办1次至2次不等，参加考试学生共计5600人，考试及格学生共3520人。“招训会”还加强战区学生职业训练：
各招训分会须与当地行政机关及企业机关经济联系会商安置失业青年，必要时并与各有关机关合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解决青年失业问题。⑦
与此同时，“招训会”还鼓励战区学生就读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及军事学校，通过积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指导，保障他们在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以便服务社会。
因此，可以说“招训会”在救济战区学生，特别是为战区学生提供升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招训会”的报告，该会自1938年春在重庆成立后，积极招训战区青年，历年来共招训战区青年33.2万余人。其中，1938年为1.2万余人，1939、1940两年共3.05万余人，1941至1943年为9.54万余人，1944年为6.25万余人，1945年为13.27万余人。①
1938年，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在武昌、河南鸡公山、江西雩都和西安设立四个团，专门招收流亡区的学生。“战干团”的招收采取“报名—文化考试—预录取—军训—军事知识培训—综合文化培训—结业考试”等严格程序，政治部抽调了大批黄埔军校毕业且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的军官和各科教师担任教职员，对学员进行为期一年的集中培训教育。②
此外，国民政府军令部还曾训令各军政机关招致战区青年学生“查沦陷区青年学生为数甚多，若不设法招致，不唯损失人才，尤易为敌利用”，因此制定办法要求“初中以上毕业学生均行招致，但五官不全及有疾不适于军事训练者不招”，③“招训会”所有的费用统一由军政部拨发。广东省根据建议要求沦陷区域青年：
在初中以上学校毕业，五官俱全，而无暗疾之男生，均得招应。由县市政府或县市政办事处办理报名检验等项手续，而由各中等以上学校协助办理，再由专员公署妥为收容，汇报第四战区转报军委训练部指定学校派员领导入校受训，或由军训部会商军政部设立入伍生团从事训练。④
日本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后，在教育上采取奴化政策，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的知识青年是他们侵略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于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要求学日本话：
说不好就用板子打。每天早晨学生一进教室，就得向挂在黑板上边的日本“膏药旗”和伪满洲“国旗”举行鞠躬礼。⑤
甚至他们还设置各种伪高等学府来摧毁沦陷区的教育，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伪北京大学”和稍后汪伪政府设立的“伪中央大学”。另外，为减少或限制学校的数量以增加失学青年，日本侵略者还人为地改变了课程的内容，从而降低了青年的知识程度，大量灌输奴化思想以便削弱学生的反抗，例如在东北：
（沦陷区）“国高”（中学）课本深浅程度只相当于日本小学的后期程度。国高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升入伪满的“大学”。⑥
当然，这样的大学赶不上日本国内的高等学校的教育程度，这就使得肩负国家和民族重任的中国青年，变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弱者，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据相关统计，抗战爆发前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184所，学生受影响者约达一半，中等学校的财产损失达到无法估量。而高等教育更是受到极大的破坏，日本经常派飞机轰炸中国的高等学校和文化机构，1937年7月，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轰炸，并以煤油纵火焚烧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及芝琴楼等建筑，对此《大公报》曾发表社论：
南开学校之被毁，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在暴日侵华战中最初最大的牺牲，是日本居心摧毁中国教育，仇视中国文化最近显之证据。⑦
面对如此局面，国民政府当局设立了不少临时学校。例如，1932年张学良将东北学院改为东北中学，其宗旨为“培养大批爱国的有才干的东北青年，准备打垮日寇，收复东北失地，振兴中国”，⑧东北中学设有高中各班，高中补习班、高中职业班以及师范班：
学校校纪较严，所开课程除按教育部规定外，还设有军训课，由原东北讲武堂教官任教，按步兵操典训练学生。⑨
1934年3月行政院拨款5万元，又在北平设立第一所国立中山中学，专门招收东北流亡的学生。1938年初，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先在河南淅川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专事收容冀、察、平、津等省市的中等学校流亡学生，后又在贵州铜仁设立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在四川合川设立国立四川临时中学，专收容京、沪、苏、皖、浙等省市中等学校的流亡员生。①2月，教育部颁布了《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将“临时”二字取消，国立中学的安置对象为战区公私立中學及师范学校男女学生，必要时也收容职业学校学生，到当年10月31日，教育部共救济22125名中等学校学生，其中已收入国立中学及学生营者共计15016人。同年，为避免重复登记和入学手续繁多，教育部规定各国立中学及中山学生中学班，一律暂停招生，凡到重庆学生将由战区学生指导处登记考试后，再行分配各校。随后，教育部在四川、陕西、甘肃、湖北、山西、安徽等地先后增设国立中学8所，不仅为战区的学生提供了就学的处所，也为抗战时期发展中等教育创造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②到1942年，国民政府为救济战区中学生共设立了22个国立中学。
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教育部一方面命令沿海沿江各省市教育厅局，对于设在各主要城市的公私立学校，如果已受或受敌人袭击，应尽力设法在比较安全县区或乡村布置开课，并赶造防控避难所。另一方面，为安置不断从战区投奔后方的学生，教育部曾分别电令各省教育厅及重庆第三服务团随时举行登记，并分别安插于国立各中学、各中山中学及省立私立学校：
学校收容分发战区学生，应即分别编级安插，如学生报名时未逾学期课业时期二分之一，但已超三分之一之时间，即应编为试读生，准予参加学期考试，或另予补考，成绩及格后，即编为正式生。③
国立各中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战区学生，但为了一视同仁，教育部规定从1938年开始，除由教育部分发战区登记合格学生外，各校应酌情招收非战区合格新生，比例在5%～10%之间，但是这些学生如非特殊情况，不得请求公费待遇。
鉴于战区中等学校学生无法检具原校毕业或修业证件，为便于升学方法，1944年教育部公布《战区内来中等学校学生请求证明学历办法》，规定相关机构在接到学生请求登记考试文件之后：
即应审核指复并通知或公告应试地点及时间，如请求证明学历之学生，原校已迁入后方地带，或原校主管省市教育厅局并未隔绝，应行径请证明者，或请示文件不足证明其具有虏伪情事者，审查机关得拒绝其登记。④
考试科目公民、国文、数学、理化、博物或生物学、史地、英语等7科，并要求举行相当的口试以测验是否与笔试成绩相符，笔试各科成绩及口试成绩均以60分为及格。对于师范生考试科目则为公民、国文、数学、理化、博物、史地、教育通论、教材及教学法、教育心理学9科，职业学校则要求除考公民、国文、数学、理化、史地5科外，还须加考职业学科两种：
取得相当毕业证明书之学生，得自行升学或就业，取得修业证明书之学生，得自行向志愿学校申请借读，或请求考试机关制定学校借读。⑤
请求证明学历的学生，如发现顶帽及作弊的情形，除撤销其登记证外，保证人应负相当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为保持国家的希望，坚持民族的教育，造就专科以上青年人才。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翁之龙和罗家伦等有识之士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办学。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命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共同组建西安临时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1月中央大学按照部令迁往重庆继续办学。而地处上海的复旦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也拟在贵州设立临时办学处。此外，教育部还在各大学设立先修班（于四川江津、云南大学、浙江大学及西北联大）及各种专修科附设各大学，并且还在汉口、宜昌、重庆、长沙、贵阳等处办理登记事宜：
登记之学生，其中初中部分仍须继续入学，高中以上学生自愿入学者，仍予以入学之机会。如愿参加民运工作者，经训练后即派赴各地服务，入学学生之费用概由政府负责，派赴各地从事民运之教职员及学生，将酌予之相当生活费用。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除在长沙和西安成立临时大学外，还责成比较安全区域专科以上学校，扩充学校尽最大容量收容战区学生借读：
凡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均可按照科系，将志愿向各校就学之学生，分别移送各校借读；或由学生就地自行请求借读。
请求借读生超过预定名额，或程度与院系不堪相当时，得由被借读学校酌量收纳办法，以定去取；但须在各大报登额满通告，以免学生徒劳往返。
被借读学校应于开学后二星期内，按科系列明借读学生人数，呈部备案，并注明各科系可容纳借读生之余额。②
当年，四川大学容纳借读生650人；华西协和大学400人，文科、理科和医科名额未定；四川教育学院120人，其中乡村教育50人，农村教育70人。③
教育部对救济战区学生采取了多渠道的救济方式。例如，让战区学生参加学习主要有转学，借读，对战区学生施行贷金制度，鼓励战区学生进入军事学校，在各地招募青年加入军队或参加特种人才培训等。但是，对战区学生的升学和就读安置成为了救济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教育部还积极动员后方省份参与到对战区学生救济的工作中。例如，1938年四川省根据教育要求制定了《公私立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办法》，规定各校应尽量予以收容，不得留难：
应令学生呈验相片、证明文件或登记凭证，插入相当年級并得随时考核其成绩，编入较高或较低之年级，其不能随班学习并无学级可降者，亦应予以补习之机会。④
随后，四川省《各级学校收容战区学生补充办法》要求“应以战区学生或受战事扰乱而致原校不能开学或不能前往原校肄业之学生为限”，对于收容的办法，要求在不增加经费原则下用旧有校舍及设备招收战区学生，“每班学额尽量扩充但供给膳食之师范学校及供给实习材料之职业学校应令战区学生缴纳膳费或实习材料费”，“教室内应以最经济方法排列教桌，必要时并得每学生二名共用一教桌”，“寝室可用上下床或军队床位铺列法，女生可二人共一铺位，必要时并得令家住城内之学生一律通学”。⑤
对于战区学生自修的安置。教育部1938年曾规定高、初中低年级学生，向各市教育局登记及格，可以在家自修或者补习，但是需要家长向原登记机关申明，其手续要求“呈验登记证”，“补缴与登记证相同之照片一张”，“声明书须填明学生及延聘教师之履历，及自修补习之科目与预计进度等”，登记处收到材料后进行审核，可颁给许可证：
自修及补习之中等学校学生，每学期须持许可证向附近相当学校，参加学期或学年考试，由所参加考试学校发给成绩单，即认为该学期或学年之修业成绩，将来得评此项成绩单，向其他相当学校请求转学或借读。⑥
如果未能按时参加附近学校的考试，须向登记处说明情况，将来如转学或借读他校时，应受入学考试，考试及格者可以予以承认，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是不能在家自修的：
（但）陷入战区未经退出者，将来经证明属实后，得就近参加相当学校之毕业考试，考试及格者，予以承认。⑦
1938年福建省根据教育部的法令也制定了《战区学生自修通讯指导要点》：
凡战区中学及小学四年级以上失学学生，依法取得自修许可证尚未进入相当学校肄业，或前项学生已届毕业时间惟未经自修考查成绩及格准其毕业者，无论已否聘请教师补习，均应受通讯指导，否则不准参加自修。⑧
原则上中学学生自修由教育厅负责，小学则由县政府及特区署办理：
参加自修通讯学生，应由指导机关按其所参加自修年级，指定阅读本省省定之教科书选定本，前项选定本应由学生自备。⑨
参加自修的学生每月须做一次读书报告，送请指导机关查核，否则不准参加自修考试。这种措施使得不少战区的失学青年在家自修，待将来再进入相当学校，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失学青年，又为国家造就人才提供了新的道路。
对战区学生的转学及借读安置。教育部《战区各级学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规定：
战区暂行停闭之各级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或转学证书，此项证书，须注明学生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科别、年纪等项以便学生借读或转学。①
战区内的初中和小学，即使未关闭，也可以依学生家长的请求，发给借读证书及转学证书：
战区已停闭之中等以上学校因特种原因，未及发给学生借读证书或转学证书者，其原有学生，可持足资证明文件，向各省市教育厅局登记，申请发给借读介绍书，经审查合格后，由登记处发给之。②
中等以上学校持借读证书或转学证书，便可自行向同等学校请求借读或转学。“如未能觅得借读学校者，得分别向本部及各省市教育厅局登记处，请求指定借读学校。”关于借读生的待遇，借读生应遵守学校的一切规定：
借读生应缴纳之学费及其他费用，依所借读学校之规定，但得因借读期间之长短，由该校依照比例酌定之。
各校对于借读生，应与本校学生一律待遇。借读生经学期或学年考试及格者，得依借读生之志愿，发给借读成绩证明书或认为转学本校学生。
公立学校及经指定私立学校，如各级学额已满，或教师不能容纳时，应酌量租用学校附近房屋，或建盖临时房屋暂作教室及宿舍，其实验设备，如感不敷，得分组轮流实验。③
而学校由此增加的经费，可以由教育行政机关予以补助，增开班级而导致的师资不足，则应该从退出战区的教员中选聘前往服务。
对战区学生的升学安置。1941年6月，教育部制定《教育部处理战区学生升学就业办法》其目的为“对战区学生，按其品质、志趣、学历分别派送各级学校升学或介绍工作”，规定“质智优秀品行纯正之战区学生，应尽量使其升学，以完成其学业”，如体格强健，诚朴耐劳“志愿从事职业之战区学生，应设法予以各项职业智能之训练，使其分别就业”，凡因战事“受有刺激，精神失常，或思想谬妄之战区学生，应设法予以矫治，使恢复为健全之青年。”对于战区学生的招考方法，则分为四种“由部派战区教育督导人员，就战区失学学生中登记考选，或向敌伪学校引导优秀学生送至各后方”；“由战区各省教育厅，暨各区战教工作队，就所辖学校私塾义塾各学生，考选优秀者送至各后方”；“由战区各党政军机关，与当地教育行政机关协办，就已调查之失学学生，加以考选，送至各后方”；“战区学生自动至后放者，应予以奖励，并指导其升学或就业”。④
相对来说，战区学生的升学是比较容易的。一位东北流亡的学生曾回忆：
我是1944年4月份到三台，当时东北大学已经开学了，我是先上的补习班。东北大学是国民党办的，当时上大学得考，先上补习班学习一段时间，然后6月份考试，7月份发榜了。我就考上了，当时考的科目就是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文这些，没有考日文。我的英文很差，但是因为我是流亡的学生嘛，都有些特殊照顾。⑤
凡经过招考或自动去后方就业的战区学生，由招致人员或者机构负责护送，或指示交通途径使学生能够安全到达后方，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适当补充旅费。登记合格的战区学生：
如系专科以上学校肄业，应呈验证件由部分发借读，如系中等学校毕业生，除依照游击区各省市保送中学毕业生升学后方专科以上学校办法保送外，余均于到达后方后，予以指导投考升学，如系中等学校肄业生，得就近分发公私立学校就读，或予以职业训练。⑥
临近战区各省教育厅“应与登记分处，密切联系，协同办理战区学生分发事宜，并尽量增设班级，以资收容，此项增设班级经费，如地方财力不足时，得由中央补助之”。对于前往重慶的战区学生，“设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凡经审查考试合格之学生，随时设班受训，俟下学期开始，再分发国立各校肄业”。对于进修班课程的补习标准以“革命精神之陶冶”，“基本课程之补习”，“职业知能之培养”为主要目的。战区学生免缴学费，但以工读为原则“应以六分之一以上时间，劳动服务，或从事生产工作，星期不给例假，寒暑假均缩短至一星期”，工作或劳动服务所得收益“以百分之二十为奖励金，百分之十为准备金，百分之七十以补助学生在校费用之不足”。①
民国时期，所有学校实行收费政策，中小学相对便宜，但大学则要昂贵的多。例如，抗战时期交通大学：
新生每期费用学费十元、膳费两月四百元，贷金核准即退还三十元。讲义费二十元，体育费一十元，损失赔偿费二十元。②
然而，战区学生进入后方后，大多数与家庭失去联系，因此基本的生活也成了重要问题。为保证战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教育部制定了各种救济措施，曾通令后方各校酌免学生应缴费用，规定录取新生籍隶战区，确属经济困难者：
在国立专科以上各学校应概予免收学杂费，省立专科以上学校亦应酌予免收。对于教育部分发借读学生，其籍隶战区，确属无力缴纳学校各项费用者，在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应予以免收各杂费。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应酌量减免学校杂费之一部或全部，报由教部核给津贴。③
四川省则规定学费：
无力者不收，私立学校得由本部令川省教育厅补助其所收是项学生全部学费之半数。……各校对于请求免缴学费及半膳全膳等费之学生，应严密分别举行谈话，并察核其生活状况，慎重决定之，如有滥冒等情，查出后应责令全部补缴。④
1938年初，教育部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
凡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其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需救济者，得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前项所称学生，如已受公费待遇，或受有他项贷金或津贴者，不得再申请贷金。⑤
贷金有全额或半额两种，全额每月为8元或10元，半额每月为4元或5元，数目主要依据学校所在地生活费用及学生实际需要。⑥10月29日，教育部又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补充办法》，强调贷金日期每学期得以6个月计算：
学生在领取贷金期内，如另得家庭或其他方面之接济，其贷金应即停止发给，已有接济仍领受贷金学生，经查明后，应即追还该时期所领贷金，并取消其申请贷金之资格。⑦
贷金学生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间，其贷金停止发给，学生在集训时期，其伙食费由军训处供给，贷金也相应地停止：
由部分发借读学生贷金之申请与审核手续，与本校学生同，但其所需贷金，得全由本部核给。⑧
1939年，教育部又制定《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发给战区贫寒学生棉衣费贷金办法》：
学生棉衣费贷金规定金额每名不得超过二十元，半额每名不得超过十元，其数目由各校视所在地情形酌定之。
各校对学生申请棉衣贷金应指定原有战区学生贷金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学生申请棉衣费贷金，须填具申请书以备审核。申请书式样由各校参照规定贷金申请书式样自行规定。⑨
同样，省立专科以上学校，按相同的办法执行这些政策。
贷金种类一般分为膳食、制服、救济和零用贷金等，而且又分全额和半额。贷金中以膳食贷金居多数，最初学生全贷每月七、八元，1940年以后，因米价高涨，教部根据各地情况提高标准，每月上涨到16元，最少也是11元。但是米价继续上涨，贷金预算有限，难以为继。膳食贷金仅靠增加贷金已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教育部拟定战时学生膳食救济办法，注重预备存储粮食以及学校开展自营农业生产活动，这就遭到了部分学生的不满。为此，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表《关于贷金问题告中等以上学校战区学生书》：
溯自抗战发动以来，敌伪处心积虑，摧毁我学校，荼毒我青年；留在沦陷区者，强被施以奴化教育，退至后方者，饱经颠沛流离……对于集体之救济、或将战区原有学校移设后方，或在适当地点创办新校扩为收容，或就后方各校增设班级以资容纳；对于个人之救济，或扶助川资分发借读，或贷给膳食零用各费俾赓学业，举凡籍属战区接济断绝之学生，自留学生以至小学生先后登记予以救济者已达数万人，国家用于各项学生救济之经费已达千余万元。要在为国家保存元气，故不惮支用巨款全力以赴也。①
不久，教育部增加贷金并将贷金的种类改为三种：
一、膳食贷金分半膳全膳两种，其数额视各地生活费之高低，由部分别规定之。
二、零用贷金规定每名三元，本项学生贷金名额，不得超过战区贷金学生总人数百分之六十。
三、特别贷金（分服装书籍两项）每名每学期全额共二十元，半额十元，准予每学期申请一次，本项学生贷金名额，不得超过战区贷金学生年总人数百分之十。
凡战区贫寒学生，得由校核给半额或全额膳食贷金，其比较更贫寒者，得核给零用贷金；其确属最贫寒者、得核给半额或全额特别贷金。②
后方各省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也制定了各种救济措施。例如，1938年，四川省政府决议“家庭确在战区内，而又无法维持学业者应予以救济”，“救济费除学费外，每月至多不得超过十元，按月发给，在省教育经费自九月份起七五析支给后，二五保留款项下开支”。非川籍大学学生“其家庭虽不在战区，而接济战时断绝者，得予以一月或二月之临时救济”，川籍学生由战区返回川借读者“以不予救济为原则，学生原籍虽在战区内，而其父兄有在非战区内服务者，不予救济”。③
又如，1940年，广东省政府规定补助专科以上学校战区粤籍学生贷金，规定以半年计算，贷金总额为3万元，每名每月贷金8元，从9月份开始，时间为4个月。而广西省政府则制定《救济沦陷区学生办法》，规定“家庭现在沦陷区之学生，经济供给困难，经查明属实者，除免收学费外，所需膳费由公款完全补助”，“因战事影响，家庭接济不到之学生，经查明属实者，除学费免缴外，并得酌予借支膳费”。④学生请求补助或借支膳费应详叙事由，并书面呈请学校办理，但已受有公费待遇学生不得申请补助。
但是增加贷金的数额却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1943年四川大学战区学生伙食团有五六百人：
迁回成都后，物价逐渐上涨，伙食费仅靠贷金，已无法维持。每个月最后一周往往向四川同学伙食团借钱借米，每顿饭只有点花生米或豆腐佐菜，甚至盐水泡饭吃，日子很不好过。这时适逢学校正扩建，其中一项整治大运动场基建工程，价款达数十万元。战区同学向黄季陆提出承包这项工程，将所得款项作为改善伙食经费。并详细地谈了战区学生承办后的工作计划，可以保证施工进度和质量。黄季陆立即应允了，并鼓励代表同学说：“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的精神。”消息传出后，全校普遍反对，尤其是学校行政人员极力反对。文学院院长向仙乔公开说：“季陆荒唐，真胡闹。”⑤
当然，不少学生对于贷金政策还是很理解的：
我是一个孤苦的青年，倘使没有国家公费的培植，使我三年来能在国立中学高中部安心读书以至于毕业，流亡的结果甚至生命都难以维持，更谈不到继续求学了，这是特别应该感谢政府的……吾们在学生时代，自应竭力趋益避损，这些通病，损害战区学生极大，会考不及格，统考名落孙山，入了大学而对于课程茫然不知如何准备才好，都可以说是出于他们所赐。以吾们的年龄，既不便上前线杀敌；吾们对于国家民族可能的贡献，唯有在学业上求得成就。⑥
对于贷金的偿还，1940年5月20日颁布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偿还办法》规定毕业学生应该在毕业后3年内分年偿还，每年应还之款分两次或3次缴纳，“各校应于每届学生毕业时，将各生贷金总数，及规定偿还年限列表呈部备核”，贷金学生如不能按规定还清贷金“应由校通知其服务机构，或原籍县市政府，分别扣还或追缴，或向其保证人追责。必要时并得呈教育部撤销其毕业资格”。⑦贷金学生如果毕业以后升学或者不能就业，或就业所得月薪低于50元以下或家庭负担过重，则可以稍微延长偿还期限。但是随着物价的上涨，不仅战区学生生活受到影响，即使非战区学生的生活也不能自给。于是国民政府在11月实行膳食补助办法，战区生分为全贷金和半贷金，非战区学生实行全补助和半补助。1943年8月，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生办法，分科系按一定比例分配，原有贷金学生仍发至毕业。1945年后，国民政府改订《战时国立中等以上学校暨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给予公费办法》，但因战时未能实施。1946年，国民政府将贷金生一律改为全公费，其历年所贷膳食完全免于偿还。1947年国民政府改定奖学金制度，原公费生仍然享受公费待遇直至毕业，之后招收的新生一律实行收费制度，但是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学学生、边疆學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等给予全额公费待遇。
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不普及，几万人中才有一个大学生，数千人中才有一个中学生，教育发展极不均衡，这些学生基本集中在平津沪等沿海城市。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基础，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然而人才的造就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国家需要及时储备人才以便将来之需。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在救济战区学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一定条件：
在大学实施战区学生公费制度，并创设一系列国立中学，以供更多年轻学子就学。……这一制度，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也滋生了一群荣获诺贝尔奖和研制核弹及飞弹的专家。①
与此同时，学生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学习，也是值得后人尊敬。柳无忌教授曾写道：
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處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满和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②
西南联大虽是八年抗战期间后方的高等学府，但绝大多数学生过的都是极端贫困的生活。不少学生因家在战区，得不到生活上的接济，依靠贷金勉强过活：
原来吃的三顿饭，校方改为二饭一粥，饭是道地的“八宝饭”，沙粒、泥巴、老鼠屎都有，菜是清水煮萝卜、烧蚕豆，顿顿如此，怎能下咽？这一时期，学生中因贫病交加，无法继续学业者，比比皆是，一部分不得不中途退学、休学，有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兼差。实在无法可想时，就只好变卖自己的旧衣物或读过的书籍来渡过难关。在生活逼迫下，学生营养不足，身体每况愈下，还要刻苦学习专业功课，其艰苦就可想而知了。③
著名文学家金庸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穿的衣服是在青训团时发的军服，内衣裤、鞋袜等衣物没有着落，到了天寒地冻时也是穿两件单衣，没有鞋袜，赤脚穿草鞋。学生运米搬柴，甚至自己管理膳食，每个同学轮流到厨房工作，食费很少，勉强维持粗茶淡饭，三餐红米饭，南瓜叶做蔬菜，“清水煮黄豆”，“盐水烧芥菜”。④
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的救济也有许多不足。例如，从沦陷区到后方的学生大都失去了经济来源，寒暑假也无家可归。1937年底教育部招收大批的青年流亡学生，予以安置和救济，并且实行贷金政策。然而贷金政策只规定了贷款的标准，没有严格的偿还标准，这就使得即使有的贷金学生找到了家庭或与亲戚朋友有联系，他们仍然愿意继续领受贷金，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这项权利，而其他非战区家境确实清寒的学生却没有机会领取贷金，这对于当时很多学生是不公平的。为此不少高校不得不发出通知，要求学生谨慎对待。例如，四川大学在1938年8月22日发布公告：
查战区学生贷金，部令明白规定，凡家在战区之学生，如经济来源断绝，未受公费待遇，或他项贷金或津贴，生活委实困难，无力继续肄业者，始得申请核发。解释周详，断难牵混。讵料本大学有少数学生，或家庭并未居住战区，或原籍虽在战区，而经济迄未绝源，竟亦捏词请领，何异诈欺取材，既辜国家养士之恩，尤悖纯洁爱身之义，与言及此，慨叹良深。……自今以后，凡属领请贷金，务先慎重考虑，非生活状况确合规定，迫于万不得已者，幸勿妄自菲薄，冒昧呈请，至于驳斥。①
又如，教育部在浙江金华设置战区学生指导处，但是因为宣传不足，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或者不知道这个机构的性质。因此，不得不“分函江浙二省有关机关，设法宣扬广为招揽，并筹设战区学生进修班，借以就进驭容战区学生”。②另外，从战区逃出来的学生，如果只是解决了他们借读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那么他们也是无法完成学业的。因为战区学生从战区逃出，大部分是单身一人，一切物件都已经丢失，甚至连基本的旅费也没有。有些学校却拘于成见，不肯收纳战区学生，或在登记手续的时候故意难留，或借口校舍有限，不肯接受。诸多救济的限制也使得部分学生产生迷茫，一个流亡学生给邹韬奋写信：
我们这一群，有的是考军校，有的是考航空，有的是等教育部登记发表。……感觉疑问处很多，提出下列数点请先生为我解答，“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是什么地方？在这里能不能常常开除无家可归的学子？被开除的同学是不是因生活不能维持而入歧途？我们在这里与队长说话不立正，即有以‘不服从开除的危险，在这非常时期，我们既是战区学生，纵有‘不服从亦应经过教育、规劝、警告，而至开除，我们为防止同样事件的发生，将怎样向上级建议？”③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的失学救济是多方面的。战区各级学校迁入内地保存了中国教育的火种，不仅使得大量的学生免受殖民教育的奴化，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文化教育上同化中华民族的险恶用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广阔的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而贷金制度等一系列奖学政策的出台对于吸引战区学生的投考，以及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高等教育，国民政府要求各高校实行统一的招生制度可以避免战区学生长途跋涉，从而减轻他们经济和思想上的压力，而同等学力招收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刻苦学习的贫寒学生特别是战区失学青年，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普通教育，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创设众多国立中学，以救济战区中学生，其结果不仅赋予了试验新课程的使命，而且对于提高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文化和开发大后方也是有意义的，同时国民政府对中小学课程内容的改进，特别是增加了不少特种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这不仅对于组建青年群众的半武装组织，发动广大的青年参加战争，让学生协助军队配合作战具有一定作用，而且对于提高战区学生的爱国观念和乡土观念是有明显效果的。“我们一般青年学生是社会上的中间分子，抗战建国的责任是放在我们肩上的。这军事训练虽然不能得到什么高深的军事学知识，至少能给大家一个军事的基本知识，同时使大家的生活习惯都能军事化来作长期抗战的工作。”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办学，坚持救济战区学生，客观上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民国学术人才的成长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作者简介】黄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arge theater student dropout， National Government provided relief to the theater student， specially set up a variety of relief agencie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theater， National Government moved schools and set up various temporary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Government also implemented a loan policy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ational Government still maximized relief theater student， and retain a fire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ational Government， Students， Loan Policy，
Dropouts Relief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学生，贷金政策，失学救济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4-0054-10
“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①这是对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沦陷区学生失学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一现象开始并没有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学生往往采取一种自救的方式奔赴关内，至1934年初东北流亡入关的学生达到4万人左右。流亡本是“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之时的被迫行动。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残酷，民族、国家前途的渺茫，对生命和幸福的渴望，本已使年轻的生命遭受难以承受的压力，民族内部的争斗更使他们无力决定自己当时和今后的命运”。②日本全面侵华后，战区内学校和已临近战区的学校不少被炸毁，有的则自动停办或迁移。于是一大批的青年失学，这就变成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开始着手制定一系列措施：
对于这些战区逃出的学生，我们可以慎重的向全国人士正告一句，绝对不能像普通难民一样的看待他们。社会和政府应缜密的给予保护，学校应尽量的容纳他们借读，这是储备国家生力的一部重要的工作。③
1938年，当日本侵略的魔爪已经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国民政府也在抓紧抢救战区学生，并相继成立了各种救济机构，逃难学生进入国统区后，能够在大路旁边看到竖立的各种热情洋溢的招牌。例如，在安徽界首的路上有：
从敌占区来归的热血青年，要学习投笔从戎的班超，请到战时干部训练团来，本团界首招待站热烈欢迎你们！
脱离沦陷区奴化教育的爱国青年，到祖国的高等学府去学习吧。请到教育部招训处招待站报道。
战地失学青年就学辅导处为战地来归青年的再就学服务，请到本处招待站来，免费供应食宿。④
总的来说，各种救助机构的设立，为战区学生继续学业或者就业提供了方便。
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后，1938年1月19日，教育部为统筹专科以上学生升学就业，特意举办战区专科以上学生登记，规定登记地点在重庆本部，以及湖南、湖北和陕西等省教育厅，登记日期为1938年2月1日至2月15日。经审查合格后：
依其志愿与学历，遣送相当学校借读，或训练服务，依本部颁布之临时借读办法，或高中以上学生志愿参加战时服务办法大纲办理。①
1938年7月20日，教育部为指导战区来渝学生升学及就业起见，特设战区来渝学生指导处，规定登记地点设在重庆九道门兴化小学内：
第一学期登记截止日期为八月十二日，凡经登记合格之学生，均得随时受该处之辅导及补习。以后陆续来渝学生，亦得随时向该处申请登记。②
不久，教育部制定《教育部战区学生指导处学生登记简则》，要求申请登记的中等学校学生必须具备“战区内来之沿途交通足资证明之文件”，“部派战区教育救济人员之介绍文件”。同时还需具备以下其中的一项证件：“学籍证明文件，肄业或毕业证书，转学证书成绩单或同学录等”，“战区各省市党部之保送文件”，“战区内各省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保送文件”，“赈济委员会所属战区各救济机关之证明文件”，“荐任官二人以上之证明文件”。但是如遇下列情况之一則不予登记：“已在后方学校取得学籍”，“原肄业学校已迁移至后方者”，“学籍证件伪造者”，“患重大疾病致影响他人学业者”。教育部还一再要求登记处严格考核“必要时举行书面测验，入学前则需一律经过考试”。③
而对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失学学生，教育部也继续举行登记，经审查合格后分发相当学校借读。1939年教育部规定登记地点为重庆本部、四川、贵州、云南、福建、陕西等省教育厅。登记日期则规定重庆教育部定8月15日起至24日止，各省由省教育厅定期举办。登记时须缴原肄业学校证明文件及二寸半身相片三张。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请登记：
甲、原肄业学校非在战区者；乙、原校已迁至后方开学者；丙、已经登记并分发借读者（无论到校与否审查时概不予分配）；丁、分发后不能如期到校者。④
总之，教育部为救济战区学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44年6月，仅教育部就救济中等专科以上学生159466人，其中分发借读或肄业者136124人，分发训练机关受训5209人，其他18163人。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战区失学青年人数的增多，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设置“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以下简称“招训会”），专门办理战地青年招训事宜，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兼主任，而教育部、内政部、军政部和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央训练委员会等机关分别派员兼任委员。后来因为“招训会”工作的性质属于青年问题，改由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
到1941年5月又以招训的青年多数是沦陷区学生，“招训会”正式改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管辖，由陈立夫兼主任委员，其余各委员由原有有关机关人员分别兼任；一切经常事务由陈立夫交由“战指会”主任委员负责处理，会内分设“招致”和“管训”两组，其余由“招训会”职员兼任。⑤
“招训会”的主要任务是招致青年训练，各地战区青年训导所共设17所，每所收容量为300～700人不等，所招致的学生实施3个月政治训练及补习教育，训练期满分发复学或就业：
办理联考分发就学战区内来中学学生经登记合格后，由本会及各战区招训分会于寒暑假时，各举办联考考试一次，及格者洽送附近学校复学。⑥
因战区学生通过敌伪区域学历证件均无法带出，招训会还举办学历证明考试，以便补救战区学生的学籍。例如，1945年初“招训会”依照行政院核定的办法，举行战区高中毕业学生学历证明考试3次，各战区招训分会举办1次至2次不等，参加考试学生共计5600人，考试及格学生共3520人。“招训会”还加强战区学生职业训练：
各招训分会须与当地行政机关及企业机关经济联系会商安置失业青年，必要时并与各有关机关合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解决青年失业问题。⑦
与此同时，“招训会”还鼓励战区学生就读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及军事学校，通过积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指导，保障他们在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以便服务社会。
因此，可以说“招训会”在救济战区学生，特别是为战区学生提供升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招训会”的报告，该会自1938年春在重庆成立后，积极招训战区青年，历年来共招训战区青年33.2万余人。其中，1938年为1.2万余人，1939、1940两年共3.05万余人，1941至1943年为9.54万余人，1944年为6.25万余人，1945年为13.27万余人。①
1938年，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在武昌、河南鸡公山、江西雩都和西安设立四个团，专门招收流亡区的学生。“战干团”的招收采取“报名—文化考试—预录取—军训—军事知识培训—综合文化培训—结业考试”等严格程序，政治部抽调了大批黄埔军校毕业且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的军官和各科教师担任教职员，对学员进行为期一年的集中培训教育。②
此外，国民政府军令部还曾训令各军政机关招致战区青年学生“查沦陷区青年学生为数甚多，若不设法招致，不唯损失人才，尤易为敌利用”，因此制定办法要求“初中以上毕业学生均行招致，但五官不全及有疾不适于军事训练者不招”，③“招训会”所有的费用统一由军政部拨发。广东省根据建议要求沦陷区域青年：
在初中以上学校毕业，五官俱全，而无暗疾之男生，均得招应。由县市政府或县市政办事处办理报名检验等项手续，而由各中等以上学校协助办理，再由专员公署妥为收容，汇报第四战区转报军委训练部指定学校派员领导入校受训，或由军训部会商军政部设立入伍生团从事训练。④
日本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后，在教育上采取奴化政策，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的知识青年是他们侵略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于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要求学日本话：
说不好就用板子打。每天早晨学生一进教室，就得向挂在黑板上边的日本“膏药旗”和伪满洲“国旗”举行鞠躬礼。⑤
甚至他们还设置各种伪高等学府来摧毁沦陷区的教育，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伪北京大学”和稍后汪伪政府设立的“伪中央大学”。另外，为减少或限制学校的数量以增加失学青年，日本侵略者还人为地改变了课程的内容，从而降低了青年的知识程度，大量灌输奴化思想以便削弱学生的反抗，例如在东北：
（沦陷区）“国高”（中学）课本深浅程度只相当于日本小学的后期程度。国高毕业以后，就可以直接升入伪满的“大学”。⑥
当然，这样的大学赶不上日本国内的高等学校的教育程度，这就使得肩负国家和民族重任的中国青年，变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弱者，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据相关统计，抗战爆发前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184所，学生受影响者约达一半，中等学校的财产损失达到无法估量。而高等教育更是受到极大的破坏，日本经常派飞机轰炸中国的高等学校和文化机构，1937年7月，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轰炸，并以煤油纵火焚烧木斋图书馆、秀山堂及芝琴楼等建筑，对此《大公报》曾发表社论：
南开学校之被毁，是中国文化教育机关在暴日侵华战中最初最大的牺牲，是日本居心摧毁中国教育，仇视中国文化最近显之证据。⑦
面对如此局面，国民政府当局设立了不少临时学校。例如，1932年张学良将东北学院改为东北中学，其宗旨为“培养大批爱国的有才干的东北青年，准备打垮日寇，收复东北失地，振兴中国”，⑧东北中学设有高中各班，高中补习班、高中职业班以及师范班：
学校校纪较严，所开课程除按教育部规定外，还设有军训课，由原东北讲武堂教官任教，按步兵操典训练学生。⑨
1934年3月行政院拨款5万元，又在北平设立第一所国立中山中学，专门招收东北流亡的学生。1938年初，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先在河南淅川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专事收容冀、察、平、津等省市的中等学校流亡学生，后又在贵州铜仁设立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在四川合川设立国立四川临时中学，专收容京、沪、苏、皖、浙等省市中等学校的流亡员生。①2月，教育部颁布了《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将“临时”二字取消，国立中学的安置对象为战区公私立中學及师范学校男女学生，必要时也收容职业学校学生，到当年10月31日，教育部共救济22125名中等学校学生，其中已收入国立中学及学生营者共计15016人。同年，为避免重复登记和入学手续繁多，教育部规定各国立中学及中山学生中学班，一律暂停招生，凡到重庆学生将由战区学生指导处登记考试后，再行分配各校。随后，教育部在四川、陕西、甘肃、湖北、山西、安徽等地先后增设国立中学8所，不仅为战区的学生提供了就学的处所，也为抗战时期发展中等教育创造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②到1942年，国民政府为救济战区中学生共设立了22个国立中学。
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教育部一方面命令沿海沿江各省市教育厅局，对于设在各主要城市的公私立学校，如果已受或受敌人袭击，应尽力设法在比较安全县区或乡村布置开课，并赶造防控避难所。另一方面，为安置不断从战区投奔后方的学生，教育部曾分别电令各省教育厅及重庆第三服务团随时举行登记，并分别安插于国立各中学、各中山中学及省立私立学校：
学校收容分发战区学生，应即分别编级安插，如学生报名时未逾学期课业时期二分之一，但已超三分之一之时间，即应编为试读生，准予参加学期考试，或另予补考，成绩及格后，即编为正式生。③
国立各中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济战区学生，但为了一视同仁，教育部规定从1938年开始，除由教育部分发战区登记合格学生外，各校应酌情招收非战区合格新生，比例在5%～10%之间，但是这些学生如非特殊情况，不得请求公费待遇。
鉴于战区中等学校学生无法检具原校毕业或修业证件，为便于升学方法，1944年教育部公布《战区内来中等学校学生请求证明学历办法》，规定相关机构在接到学生请求登记考试文件之后：
即应审核指复并通知或公告应试地点及时间，如请求证明学历之学生，原校已迁入后方地带，或原校主管省市教育厅局并未隔绝，应行径请证明者，或请示文件不足证明其具有虏伪情事者，审查机关得拒绝其登记。④
考试科目公民、国文、数学、理化、博物或生物学、史地、英语等7科，并要求举行相当的口试以测验是否与笔试成绩相符，笔试各科成绩及口试成绩均以60分为及格。对于师范生考试科目则为公民、国文、数学、理化、博物、史地、教育通论、教材及教学法、教育心理学9科，职业学校则要求除考公民、国文、数学、理化、史地5科外，还须加考职业学科两种：
取得相当毕业证明书之学生，得自行升学或就业，取得修业证明书之学生，得自行向志愿学校申请借读，或请求考试机关制定学校借读。⑤
请求证明学历的学生，如发现顶帽及作弊的情形，除撤销其登记证外，保证人应负相当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为保持国家的希望，坚持民族的教育，造就专科以上青年人才。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翁之龙和罗家伦等有识之士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强烈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高校迁往内地办学。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命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共同组建西安临时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1月中央大学按照部令迁往重庆继续办学。而地处上海的复旦大学、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也拟在贵州设立临时办学处。此外，教育部还在各大学设立先修班（于四川江津、云南大学、浙江大学及西北联大）及各种专修科附设各大学，并且还在汉口、宜昌、重庆、长沙、贵阳等处办理登记事宜：
登记之学生，其中初中部分仍须继续入学，高中以上学生自愿入学者，仍予以入学之机会。如愿参加民运工作者，经训练后即派赴各地服务，入学学生之费用概由政府负责，派赴各地从事民运之教职员及学生，将酌予之相当生活费用。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除在长沙和西安成立临时大学外，还责成比较安全区域专科以上学校，扩充学校尽最大容量收容战区学生借读：
凡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均可按照科系，将志愿向各校就学之学生，分别移送各校借读；或由学生就地自行请求借读。
请求借读生超过预定名额，或程度与院系不堪相当时，得由被借读学校酌量收纳办法，以定去取；但须在各大报登额满通告，以免学生徒劳往返。
被借读学校应于开学后二星期内，按科系列明借读学生人数，呈部备案，并注明各科系可容纳借读生之余额。②
当年，四川大学容纳借读生650人；华西协和大学400人，文科、理科和医科名额未定；四川教育学院120人，其中乡村教育50人，农村教育70人。③
教育部对救济战区学生采取了多渠道的救济方式。例如，让战区学生参加学习主要有转学，借读，对战区学生施行贷金制度，鼓励战区学生进入军事学校，在各地招募青年加入军队或参加特种人才培训等。但是，对战区学生的升学和就读安置成为了救济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教育部还积极动员后方省份参与到对战区学生救济的工作中。例如，1938年四川省根据教育要求制定了《公私立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办法》，规定各校应尽量予以收容，不得留难：
应令学生呈验相片、证明文件或登记凭证，插入相当年級并得随时考核其成绩，编入较高或较低之年级，其不能随班学习并无学级可降者，亦应予以补习之机会。④
随后，四川省《各级学校收容战区学生补充办法》要求“应以战区学生或受战事扰乱而致原校不能开学或不能前往原校肄业之学生为限”，对于收容的办法，要求在不增加经费原则下用旧有校舍及设备招收战区学生，“每班学额尽量扩充但供给膳食之师范学校及供给实习材料之职业学校应令战区学生缴纳膳费或实习材料费”，“教室内应以最经济方法排列教桌，必要时并得每学生二名共用一教桌”，“寝室可用上下床或军队床位铺列法，女生可二人共一铺位，必要时并得令家住城内之学生一律通学”。⑤
对于战区学生自修的安置。教育部1938年曾规定高、初中低年级学生，向各市教育局登记及格，可以在家自修或者补习，但是需要家长向原登记机关申明，其手续要求“呈验登记证”，“补缴与登记证相同之照片一张”，“声明书须填明学生及延聘教师之履历，及自修补习之科目与预计进度等”，登记处收到材料后进行审核，可颁给许可证：
自修及补习之中等学校学生，每学期须持许可证向附近相当学校，参加学期或学年考试，由所参加考试学校发给成绩单，即认为该学期或学年之修业成绩，将来得评此项成绩单，向其他相当学校请求转学或借读。⑥
如果未能按时参加附近学校的考试，须向登记处说明情况，将来如转学或借读他校时，应受入学考试，考试及格者可以予以承认，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是不能在家自修的：
（但）陷入战区未经退出者，将来经证明属实后，得就近参加相当学校之毕业考试，考试及格者，予以承认。⑦
1938年福建省根据教育部的法令也制定了《战区学生自修通讯指导要点》：
凡战区中学及小学四年级以上失学学生，依法取得自修许可证尚未进入相当学校肄业，或前项学生已届毕业时间惟未经自修考查成绩及格准其毕业者，无论已否聘请教师补习，均应受通讯指导，否则不准参加自修。⑧
原则上中学学生自修由教育厅负责，小学则由县政府及特区署办理：
参加自修通讯学生，应由指导机关按其所参加自修年级，指定阅读本省省定之教科书选定本，前项选定本应由学生自备。⑨
参加自修的学生每月须做一次读书报告，送请指导机关查核，否则不准参加自修考试。这种措施使得不少战区的失学青年在家自修，待将来再进入相当学校，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失学青年，又为国家造就人才提供了新的道路。
对战区学生的转学及借读安置。教育部《战区各级学校学生转学及借读办法》规定：
战区暂行停闭之各级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或转学证书，此项证书，须注明学生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科别、年纪等项以便学生借读或转学。①
战区内的初中和小学，即使未关闭，也可以依学生家长的请求，发给借读证书及转学证书：
战区已停闭之中等以上学校因特种原因，未及发给学生借读证书或转学证书者，其原有学生，可持足资证明文件，向各省市教育厅局登记，申请发给借读介绍书，经审查合格后，由登记处发给之。②
中等以上学校持借读证书或转学证书，便可自行向同等学校请求借读或转学。“如未能觅得借读学校者，得分别向本部及各省市教育厅局登记处，请求指定借读学校。”关于借读生的待遇，借读生应遵守学校的一切规定：
借读生应缴纳之学费及其他费用，依所借读学校之规定，但得因借读期间之长短，由该校依照比例酌定之。
各校对于借读生，应与本校学生一律待遇。借读生经学期或学年考试及格者，得依借读生之志愿，发给借读成绩证明书或认为转学本校学生。
公立学校及经指定私立学校，如各级学额已满，或教师不能容纳时，应酌量租用学校附近房屋，或建盖临时房屋暂作教室及宿舍，其实验设备，如感不敷，得分组轮流实验。③
而学校由此增加的经费，可以由教育行政机关予以补助，增开班级而导致的师资不足，则应该从退出战区的教员中选聘前往服务。
对战区学生的升学安置。1941年6月，教育部制定《教育部处理战区学生升学就业办法》其目的为“对战区学生，按其品质、志趣、学历分别派送各级学校升学或介绍工作”，规定“质智优秀品行纯正之战区学生，应尽量使其升学，以完成其学业”，如体格强健，诚朴耐劳“志愿从事职业之战区学生，应设法予以各项职业智能之训练，使其分别就业”，凡因战事“受有刺激，精神失常，或思想谬妄之战区学生，应设法予以矫治，使恢复为健全之青年。”对于战区学生的招考方法，则分为四种“由部派战区教育督导人员，就战区失学学生中登记考选，或向敌伪学校引导优秀学生送至各后方”；“由战区各省教育厅，暨各区战教工作队，就所辖学校私塾义塾各学生，考选优秀者送至各后方”；“由战区各党政军机关，与当地教育行政机关协办，就已调查之失学学生，加以考选，送至各后方”；“战区学生自动至后放者，应予以奖励，并指导其升学或就业”。④
相对来说，战区学生的升学是比较容易的。一位东北流亡的学生曾回忆：
我是1944年4月份到三台，当时东北大学已经开学了，我是先上的补习班。东北大学是国民党办的，当时上大学得考，先上补习班学习一段时间，然后6月份考试，7月份发榜了。我就考上了，当时考的科目就是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文这些，没有考日文。我的英文很差，但是因为我是流亡的学生嘛，都有些特殊照顾。⑤
凡经过招考或自动去后方就业的战区学生，由招致人员或者机构负责护送，或指示交通途径使学生能够安全到达后方，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适当补充旅费。登记合格的战区学生：
如系专科以上学校肄业，应呈验证件由部分发借读，如系中等学校毕业生，除依照游击区各省市保送中学毕业生升学后方专科以上学校办法保送外，余均于到达后方后，予以指导投考升学，如系中等学校肄业生，得就近分发公私立学校就读，或予以职业训练。⑥
临近战区各省教育厅“应与登记分处，密切联系，协同办理战区学生分发事宜，并尽量增设班级，以资收容，此项增设班级经费，如地方财力不足时，得由中央补助之”。对于前往重慶的战区学生，“设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凡经审查考试合格之学生，随时设班受训，俟下学期开始，再分发国立各校肄业”。对于进修班课程的补习标准以“革命精神之陶冶”，“基本课程之补习”，“职业知能之培养”为主要目的。战区学生免缴学费，但以工读为原则“应以六分之一以上时间，劳动服务，或从事生产工作，星期不给例假，寒暑假均缩短至一星期”，工作或劳动服务所得收益“以百分之二十为奖励金，百分之十为准备金，百分之七十以补助学生在校费用之不足”。①
民国时期，所有学校实行收费政策，中小学相对便宜，但大学则要昂贵的多。例如，抗战时期交通大学：
新生每期费用学费十元、膳费两月四百元，贷金核准即退还三十元。讲义费二十元，体育费一十元，损失赔偿费二十元。②
然而，战区学生进入后方后，大多数与家庭失去联系，因此基本的生活也成了重要问题。为保证战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教育部制定了各种救济措施，曾通令后方各校酌免学生应缴费用，规定录取新生籍隶战区，确属经济困难者：
在国立专科以上各学校应概予免收学杂费，省立专科以上学校亦应酌予免收。对于教育部分发借读学生，其籍隶战区，确属无力缴纳学校各项费用者，在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应予以免收各杂费。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应酌量减免学校杂费之一部或全部，报由教部核给津贴。③
四川省则规定学费：
无力者不收，私立学校得由本部令川省教育厅补助其所收是项学生全部学费之半数。……各校对于请求免缴学费及半膳全膳等费之学生，应严密分别举行谈话，并察核其生活状况，慎重决定之，如有滥冒等情，查出后应责令全部补缴。④
1938年初，教育部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
凡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其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需救济者，得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前项所称学生，如已受公费待遇，或受有他项贷金或津贴者，不得再申请贷金。⑤
贷金有全额或半额两种，全额每月为8元或10元，半额每月为4元或5元，数目主要依据学校所在地生活费用及学生实际需要。⑥10月29日，教育部又颁布《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补充办法》，强调贷金日期每学期得以6个月计算：
学生在领取贷金期内，如另得家庭或其他方面之接济，其贷金应即停止发给，已有接济仍领受贷金学生，经查明后，应即追还该时期所领贷金，并取消其申请贷金之资格。⑦
贷金学生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间，其贷金停止发给，学生在集训时期，其伙食费由军训处供给，贷金也相应地停止：
由部分发借读学生贷金之申请与审核手续，与本校学生同，但其所需贷金，得全由本部核给。⑧
1939年，教育部又制定《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发给战区贫寒学生棉衣费贷金办法》：
学生棉衣费贷金规定金额每名不得超过二十元，半额每名不得超过十元，其数目由各校视所在地情形酌定之。
各校对学生申请棉衣贷金应指定原有战区学生贷金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学生申请棉衣费贷金，须填具申请书以备审核。申请书式样由各校参照规定贷金申请书式样自行规定。⑨
同样，省立专科以上学校，按相同的办法执行这些政策。
贷金种类一般分为膳食、制服、救济和零用贷金等，而且又分全额和半额。贷金中以膳食贷金居多数，最初学生全贷每月七、八元，1940年以后，因米价高涨，教部根据各地情况提高标准，每月上涨到16元，最少也是11元。但是米价继续上涨，贷金预算有限，难以为继。膳食贷金仅靠增加贷金已无法解决问题，因此，教育部拟定战时学生膳食救济办法，注重预备存储粮食以及学校开展自营农业生产活动，这就遭到了部分学生的不满。为此，教育部长陈立夫发表《关于贷金问题告中等以上学校战区学生书》：
溯自抗战发动以来，敌伪处心积虑，摧毁我学校，荼毒我青年；留在沦陷区者，强被施以奴化教育，退至后方者，饱经颠沛流离……对于集体之救济、或将战区原有学校移设后方，或在适当地点创办新校扩为收容，或就后方各校增设班级以资容纳；对于个人之救济，或扶助川资分发借读，或贷给膳食零用各费俾赓学业，举凡籍属战区接济断绝之学生，自留学生以至小学生先后登记予以救济者已达数万人，国家用于各项学生救济之经费已达千余万元。要在为国家保存元气，故不惮支用巨款全力以赴也。①
不久，教育部增加贷金并将贷金的种类改为三种：
一、膳食贷金分半膳全膳两种，其数额视各地生活费之高低，由部分别规定之。
二、零用贷金规定每名三元，本项学生贷金名额，不得超过战区贷金学生总人数百分之六十。
三、特别贷金（分服装书籍两项）每名每学期全额共二十元，半额十元，准予每学期申请一次，本项学生贷金名额，不得超过战区贷金学生年总人数百分之十。
凡战区贫寒学生，得由校核给半额或全额膳食贷金，其比较更贫寒者，得核给零用贷金；其确属最贫寒者、得核给半额或全额特别贷金。②
后方各省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也制定了各种救济措施。例如，1938年，四川省政府决议“家庭确在战区内，而又无法维持学业者应予以救济”，“救济费除学费外，每月至多不得超过十元，按月发给，在省教育经费自九月份起七五析支给后，二五保留款项下开支”。非川籍大学学生“其家庭虽不在战区，而接济战时断绝者，得予以一月或二月之临时救济”，川籍学生由战区返回川借读者“以不予救济为原则，学生原籍虽在战区内，而其父兄有在非战区内服务者，不予救济”。③
又如，1940年，广东省政府规定补助专科以上学校战区粤籍学生贷金，规定以半年计算，贷金总额为3万元，每名每月贷金8元，从9月份开始，时间为4个月。而广西省政府则制定《救济沦陷区学生办法》，规定“家庭现在沦陷区之学生，经济供给困难，经查明属实者，除免收学费外，所需膳费由公款完全补助”，“因战事影响，家庭接济不到之学生，经查明属实者，除学费免缴外，并得酌予借支膳费”。④学生请求补助或借支膳费应详叙事由，并书面呈请学校办理，但已受有公费待遇学生不得申请补助。
但是增加贷金的数额却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水平，1943年四川大学战区学生伙食团有五六百人：
迁回成都后，物价逐渐上涨，伙食费仅靠贷金，已无法维持。每个月最后一周往往向四川同学伙食团借钱借米，每顿饭只有点花生米或豆腐佐菜，甚至盐水泡饭吃，日子很不好过。这时适逢学校正扩建，其中一项整治大运动场基建工程，价款达数十万元。战区同学向黄季陆提出承包这项工程，将所得款项作为改善伙食经费。并详细地谈了战区学生承办后的工作计划，可以保证施工进度和质量。黄季陆立即应允了，并鼓励代表同学说：“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的精神。”消息传出后，全校普遍反对，尤其是学校行政人员极力反对。文学院院长向仙乔公开说：“季陆荒唐，真胡闹。”⑤
当然，不少学生对于贷金政策还是很理解的：
我是一个孤苦的青年，倘使没有国家公费的培植，使我三年来能在国立中学高中部安心读书以至于毕业，流亡的结果甚至生命都难以维持，更谈不到继续求学了，这是特别应该感谢政府的……吾们在学生时代，自应竭力趋益避损，这些通病，损害战区学生极大，会考不及格，统考名落孙山，入了大学而对于课程茫然不知如何准备才好，都可以说是出于他们所赐。以吾们的年龄，既不便上前线杀敌；吾们对于国家民族可能的贡献，唯有在学业上求得成就。⑥
对于贷金的偿还，1940年5月20日颁布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偿还办法》规定毕业学生应该在毕业后3年内分年偿还，每年应还之款分两次或3次缴纳，“各校应于每届学生毕业时，将各生贷金总数，及规定偿还年限列表呈部备核”，贷金学生如不能按规定还清贷金“应由校通知其服务机构，或原籍县市政府，分别扣还或追缴，或向其保证人追责。必要时并得呈教育部撤销其毕业资格”。⑦贷金学生如果毕业以后升学或者不能就业，或就业所得月薪低于50元以下或家庭负担过重，则可以稍微延长偿还期限。但是随着物价的上涨，不仅战区学生生活受到影响，即使非战区学生的生活也不能自给。于是国民政府在11月实行膳食补助办法，战区生分为全贷金和半贷金，非战区学生实行全补助和半补助。1943年8月，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生办法，分科系按一定比例分配，原有贷金学生仍发至毕业。1945年后，国民政府改订《战时国立中等以上学校暨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给予公费办法》，但因战时未能实施。1946年，国民政府将贷金生一律改为全公费，其历年所贷膳食完全免于偿还。1947年国民政府改定奖学金制度，原公费生仍然享受公费待遇直至毕业，之后招收的新生一律实行收费制度，但是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学学生、边疆學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等给予全额公费待遇。
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不普及，几万人中才有一个大学生，数千人中才有一个中学生，教育发展极不均衡，这些学生基本集中在平津沪等沿海城市。人才是国家建设的基础，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然而人才的造就不是朝夕就能完成的，国家需要及时储备人才以便将来之需。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在救济战区学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一定条件：
在大学实施战区学生公费制度，并创设一系列国立中学，以供更多年轻学子就学。……这一制度，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也滋生了一群荣获诺贝尔奖和研制核弹及飞弹的专家。①
与此同时，学生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学习，也是值得后人尊敬。柳无忌教授曾写道：
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處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奔波流离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所引以为自满和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②
西南联大虽是八年抗战期间后方的高等学府，但绝大多数学生过的都是极端贫困的生活。不少学生因家在战区，得不到生活上的接济，依靠贷金勉强过活：
原来吃的三顿饭，校方改为二饭一粥，饭是道地的“八宝饭”，沙粒、泥巴、老鼠屎都有，菜是清水煮萝卜、烧蚕豆，顿顿如此，怎能下咽？这一时期，学生中因贫病交加，无法继续学业者，比比皆是，一部分不得不中途退学、休学，有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兼差。实在无法可想时，就只好变卖自己的旧衣物或读过的书籍来渡过难关。在生活逼迫下，学生营养不足，身体每况愈下，还要刻苦学习专业功课，其艰苦就可想而知了。③
著名文学家金庸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穿的衣服是在青训团时发的军服，内衣裤、鞋袜等衣物没有着落，到了天寒地冻时也是穿两件单衣，没有鞋袜，赤脚穿草鞋。学生运米搬柴，甚至自己管理膳食，每个同学轮流到厨房工作，食费很少，勉强维持粗茶淡饭，三餐红米饭，南瓜叶做蔬菜，“清水煮黄豆”，“盐水烧芥菜”。④
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的救济也有许多不足。例如，从沦陷区到后方的学生大都失去了经济来源，寒暑假也无家可归。1937年底教育部招收大批的青年流亡学生，予以安置和救济，并且实行贷金政策。然而贷金政策只规定了贷款的标准，没有严格的偿还标准，这就使得即使有的贷金学生找到了家庭或与亲戚朋友有联系，他们仍然愿意继续领受贷金，几乎没有人愿意放弃这项权利，而其他非战区家境确实清寒的学生却没有机会领取贷金，这对于当时很多学生是不公平的。为此不少高校不得不发出通知，要求学生谨慎对待。例如，四川大学在1938年8月22日发布公告：
查战区学生贷金，部令明白规定，凡家在战区之学生，如经济来源断绝，未受公费待遇，或他项贷金或津贴，生活委实困难，无力继续肄业者，始得申请核发。解释周详，断难牵混。讵料本大学有少数学生，或家庭并未居住战区，或原籍虽在战区，而经济迄未绝源，竟亦捏词请领，何异诈欺取材，既辜国家养士之恩，尤悖纯洁爱身之义，与言及此，慨叹良深。……自今以后，凡属领请贷金，务先慎重考虑，非生活状况确合规定，迫于万不得已者，幸勿妄自菲薄，冒昧呈请，至于驳斥。①
又如，教育部在浙江金华设置战区学生指导处，但是因为宣传不足，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或者不知道这个机构的性质。因此，不得不“分函江浙二省有关机关，设法宣扬广为招揽，并筹设战区学生进修班，借以就进驭容战区学生”。②另外，从战区逃出来的学生，如果只是解决了他们借读的问题，而没有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那么他们也是无法完成学业的。因为战区学生从战区逃出，大部分是单身一人，一切物件都已经丢失，甚至连基本的旅费也没有。有些学校却拘于成见，不肯收纳战区学生，或在登记手续的时候故意难留，或借口校舍有限，不肯接受。诸多救济的限制也使得部分学生产生迷茫，一个流亡学生给邹韬奋写信：
我们这一群，有的是考军校，有的是考航空，有的是等教育部登记发表。……感觉疑问处很多，提出下列数点请先生为我解答，“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是什么地方？在这里能不能常常开除无家可归的学子？被开除的同学是不是因生活不能维持而入歧途？我们在这里与队长说话不立正，即有以‘不服从开除的危险，在这非常时期，我们既是战区学生，纵有‘不服从亦应经过教育、规劝、警告，而至开除，我们为防止同样事件的发生，将怎样向上级建议？”③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的失学救济是多方面的。战区各级学校迁入内地保存了中国教育的火种，不仅使得大量的学生免受殖民教育的奴化，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文化教育上同化中华民族的险恶用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广阔的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而贷金制度等一系列奖学政策的出台对于吸引战区学生的投考，以及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高等教育，国民政府要求各高校实行统一的招生制度可以避免战区学生长途跋涉，从而减轻他们经济和思想上的压力，而同等学力招收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刻苦学习的贫寒学生特别是战区失学青年，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普通教育，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创设众多国立中学，以救济战区中学生，其结果不仅赋予了试验新课程的使命，而且对于提高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文化和开发大后方也是有意义的，同时国民政府对中小学课程内容的改进，特别是增加了不少特种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这不仅对于组建青年群众的半武装组织，发动广大的青年参加战争，让学生协助军队配合作战具有一定作用，而且对于提高战区学生的爱国观念和乡土观念是有明显效果的。“我们一般青年学生是社会上的中间分子，抗战建国的责任是放在我们肩上的。这军事训练虽然不能得到什么高深的军事学知识，至少能给大家一个军事的基本知识，同时使大家的生活习惯都能军事化来作长期抗战的工作。”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办学，坚持救济战区学生，客观上为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民国学术人才的成长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作者简介】黄伟，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arge theater student dropout， National Government provided relief to the theater student， specially set up a variety of relief agencie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ents in the theater， National Government moved schools and set up various temporary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National Government also implemented a loan policy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ational Government still maximized relief theater student， and retain a fire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Key Word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ational Government， Students， Loan Policy，
Dropouts Reli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