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时期英译《圣经》诸版本历史关联性探究

谭蓉蓉+赵友芬
将罗马教廷垄断的拉丁语《圣经》翻译成各民族语是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英国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更是出现了多个版本的英译本《圣经》。以英国宗教改革为主线,每一个历史阶段中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圣经》的英译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5世纪蛮族入侵到14世纪宗教改革萌芽的出现,几乎整整9个世纪,天主教教会填补了由罗马帝国灭亡所造成的权力真空,成为中世纪欧洲秩序与和平的主要源泉。从14世纪开始,教会却受到越来越多地指责。最大的指责就是教会敛财。教会通过诸如征收什一税、买卖圣职、收受贿赂、兼并土地、发售赎罪券等各种方式聚敛财富,遗忘了使徒清贫生活的规范。另外,教士的个人道德也备受指责。许多僧侣赌博、诅咒、冶游、带剑、聚财、私通,过着酒神般的生活,比一般世俗更为世俗。①民众疾呼“教会从头到脚要彻底改革”。②
天主教会在其鼎盛的9个世纪里,利用拉丁版《圣经》及其罗马教廷所规定的教义与仪式保持其在欧洲的宗教一统局面和对全欧洲的绝对精神领导权。原始《圣经》是由希伯来语的犹太教经典《旧约》和希腊语的《新约》两部分构成,是基督教的教义经典和信仰之纲。383年,教皇馬苏一世下令翻译拉丁文《圣经》,至405年成书,被称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the Vulgate),这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唯一合法通行的《圣经》文本。然而,中世纪的欧洲,教育并没有普及,拉丁语仅是教会和受教育阶层的语言,而教会垄断教育且规定拉丁语是《圣经》唯一合法语言和教会官方语言,因此,在教会垄断《圣经》及其阐释权的情况下,平民很难拥有《圣经》,即使拥有也无法读懂拉丁语《圣经》,而教会使用拉丁语传教布道就很容易使欧洲绝大多数的未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受到教会的愚弄,只能接受教会基于拉丁文版《圣经》作出的谬误解释。因此,要进行宗教改革并摆脱天主教会的精神控制,首先要让民众拥有一本用他们自己语言写成的他们能读懂的《圣经》。因此,让普通民众以自己的本国语直接领受《圣经》的真谛也就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
广大平民信徒渴望阅读民族语《圣经》的强烈愿望并没有因为教廷的禁止和镇压而停止,民族语《圣经》翻译与研读活动从未间断,在14世纪以及16~17世纪的英国尤为活跃。
1.威克利夫《圣经》
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但此时英国的财富却借由英国教会之手流向受控于法国的教皇(史称“阿维尼翁之囚”),因此英国的财富等于变相地流入了法国。于是,英国的宫廷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反教士团体,他们通过立法,使教会财库加重分担政府之费用。①
威克利夫,英国第一位宗教改革家,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②是这个宫廷反教士团体的重要一员。他就读于牛津,后成为牛津的神学教授,后又受任为牧师。从1333年开始,英王爱德华三世就开始拒绝兑现英国约翰王于1213年向教皇保证缴纳贡物的承诺。1366年,当英国再度拒绝向教皇纳贡时,威克利夫即以效忠国王的教士身份准备卫护此行动。威克利夫要求英国教会实质上真正有效地与教皇割离,只有这样才能“合法地制止钱财流到国外”。③他主张英国教会独立,因为“依据《圣经》之言,英国王朝应该是一整体,而教士、领主与平民均属该组织之一员”。④他力主使用本国语传道以驳斥使用外语于神秘仪式的错误。⑤他要大家归向《新约》所传的基督教,故与其助手合力翻译《圣经》,使之能成为宗教上唯一正确无误之指引。⑥早在1229年,教会即禁止将《圣经》译为英语,但是,威克利夫坚定地认为《圣经》应使每个识字的英国人都能阅读。1382年开始,威克利夫本人翻译了《新约》,《旧约》则是由他的助手翻译完成。
威克利夫《圣经》是依据《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翻译的,是最早最完整的英文版《圣经》。威克利夫《圣经》传抄量很大,使英国广大信徒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接触到完整的基督教经典。威克利夫《圣经》有早期和后期两个版本,早期版本在很大程度上受拉丁语词序和句法的影响,而后期版本则显示出一种相对符合英语语言习惯的趋势。考虑到英国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实际需求,后期版本大量选用人们日常生活用语,浅显易懂,便于记忆和诵读,广受欢迎,将英国人民对母语圣经的挚爱深深植入心灵之中。
威克利夫的《新约》“译文生动顺畅而有力,对英语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⑦“威克利夫及其追随者为英语引进了一千多个英语中未曾有过的拉丁单词,其中的大部分都出现在威克利夫《圣经》译本中并且被保留在后来的翻译作品中,因此这些词汇也逐渐成为了英语的日常用语”。⑧
2.廷代尔版《圣经》
威克利夫及其罗拉德派运动之后,由于罗马教廷的禁令,对《圣经》的英译也陷入沉寂。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全面爆发。马丁·路德的影响扩散到英国,在英国又激发了人们阅读并翻译《圣经》的热情。威廉·廷代尔便是深受路德影响并在英译《圣经》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廷代尔翻译的圣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不像威克利夫《圣经》那样译自拉丁文,而是直接译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廷代尔受益于莫德林学院开设的希腊语课程,学习了希腊语并接触到希腊语《圣经》,而在最早引入路德改革主张的剑桥大学求学期间,他又受到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的影响。“早在1522年威廉·廷代尔就意识到英国迫切需要一本传达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英文《圣经》。”⑨他曾说:
多亏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传入,我才知道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圣经》应该要传达何种思想。⑩
在剑桥时,廷代尔已投入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圣经》研究之中,并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来翻译英文《圣经》,却遭到当时伦敦主教的拒绝,因为根据《牛津宪令》,除非获主教批准,否则不准将《圣经》译为民族语,也不准人们阅读这些《圣经》译本。
1524年,廷代尔被迫来到德国,在路德的指导下翻译《圣经》。1525年,廷代尔完成了《新约》的翻译工作。1526年,廷代尔的《新约》终于发行,总共印制了6000本,被偷运到英国后,英国教会收购了这批《新约》并公开焚毁。1530年,廷代尔又完成了《旧约五书》的翻译工作。1534~1535年,廷代尔对《新约》进行了修订,修订版《新约》相比之前的版本,影响力更为广泛。
对于亨利八世和他的主教们而言,廷代尔《圣经》中流露出的激进的宗教改革思想是极其危险的,他翻译的《圣经》中已经明显带有清教思想。1536年,廷代尔在欧洲大陆被捕入狱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廷代尔的母语是英语,同时又精通法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因此他翻译的《圣经》的语言水准之高是后人难以超越的。他曾说过:
翻译《圣经》是为了向世人传达上帝话语的荣耀和甜美,使人们了解这话语的魅力和纯粹。①
他为早期现代英语设定了一个标准,他赋予了这种语言以稳定、流畅、高雅、优美、简约和直截了当的特点。②
受到路德影响的除了廷代尔之外,还有一位也是剑桥孕育出的宗教改革激进者——迈尔斯·科弗代尔。1528年,科弗代尔在德国避难期间曾做过廷代尔的助手。1529年,亨利八世在英国开始进行宗教改革,1534年,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1535年,受宫廷的资助,由科弗代尔翻译的完整版英文《圣经》在英国印刷出版,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本合法出版发行的英文《圣经》。科弗代尔版《圣经》由五个译本翻译而来,主要是从德语和拉丁语圣经译为英语的,但是其中无疑参考了廷代尔的译本。
3.亨利八世宗教政策下的《大圣经》
亨利八世希望通过宗教改革建立一个独立的以他为首的英国国教会。他先是“向北方分派一些有道德、有修养的牧师、学者,向他们传讲上帝的真理”。③他支持在英国所有教堂使用英文《圣经》,于是,科弗代尔被委任进行英文《圣经》的修订工作,这次工作的成果便是1539年问世的《大圣经》,其价值在于它是英国第一本钦定本《圣经》,并在英国所有教堂公开使用。
《大圣经》的颁布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重大举措,他希望借此掌控官方宗教改革的话语权。英国国教既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却又保存了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而这在《大圣经》上的体现就是既吸收了新教思想又保留了天主教用语,显示了亨利八世宗教政策的折中思想。
在修订《大圣经》时,科弗代尔基本沿袭了廷代尔译本的内容,只是将廷代尔版本中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注解删去了,对一些针对主教的用词也作了修改。在翻译廷代尔未译的《旧约》章节时,科弗代尔则使用拉丁文版的《圣经》作为主要辅助书籍。为使英国教会中保守派人士接受《大圣经》,他在翻译中直接引用大量拉丁文通俗译本特有的短语和句子。通篇未加注释,经文内容深奥难懂,普通信徒难以理解其内涵。
为了彰显其官方授权地位,《大圣经》尺寸巨大,价格昂贵,极度奢华,普通民众很难拥有,流传并不广泛。
4.玛丽一世宗教迫害下的《日内瓦圣经》
自亨利八世开启英国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之后,经历了爱德华六世短暂的新教发展期,接着却遭到了玛丽一世天主教复辟的沉重打击。1553年,玛丽一世继位后旋即宣布恢复天主教及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废止爱德华六世的宗教改革法案,并对新教徒采取高压政策,致使许多新教徒被迫逃往欧陆的新教区。
玛丽一世时期,教会的英语《圣经》被没收,也没有新的英译本出版,因为“《圣经》英译倡导者较‘异端更容易受到指控”。④许多与《圣经》英译关系密切的人都遭到了迫害,被迫逃往新教中心日内瓦。在逃往日内瓦的众多新教徒中,很多人既是学识渊博的《圣经》学者,同时又是思想激进的清教徒,他们希望以原始资料为基础修订一部清教徒的《圣经》,“借鉴《大圣经》和廷代尔译本内容,并且附上希伯来语学者的评论,公正的注释以及木版画和圣经历史地图”,⑤其中威廉·惠丁漢是《日内瓦圣经》的主要编撰者。1560年,惠丁汉在日内瓦编撰出版了《日内瓦圣经》,主要参考了廷代尔的版本。
《日内瓦圣经》是廷代尔译本的延续,在英国清教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廷代尔译本没有完成的《旧约》部分由《日内瓦圣经》根据希伯来原文全部译完。廷代尔《圣经》出版于英国宗教改革初始期,一出版即遭禁,虽然意义重大,但在当时并未能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的《圣经》。
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再加上《日内瓦圣经》的每一章节都附注大量注解、评论、地图、目录来帮助人们理解经文内涵,即使是没有受过专业圣经训练的人也能够读懂《圣经》,加之尺寸较小便于随身携带,价格低廉普通民众负担得起等特征,使得《日内瓦圣经》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再版70多次,可见其流行程度。
与之前的《大圣经》相比,《日内瓦圣经》被认为是一本真正属于个人的《圣经》,民众对这本圣经的热爱使得“《日内瓦圣经》以绝对的优势将《大圣经》赶出了这片土地”。①
5.伊丽莎白一世宗教政策下的《主教圣经》
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是对亨利八世宗教政策的延续,带有温和的折中主义色彩。她希望重建英国国教会,对天主教和清教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缓和国内宗教矛盾,避免宗教战争的爆发,维护王权和英国的和平统一。
继位不久的伊丽莎白就于1559年颁布了《至尊法案》和《圣礼划一法令》,制定了《三十九条信纲》,并将其定为英国国教会的信用纲领,其教义接近新教,但在教会组织形式上却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度。
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招致极端天主教徒和激进清教徒的两方面的不满。1588年英国击败天主教强国西班牙后,天主教在英国已经不可能掀起波澜,但是,清教徒的活动却日益膨胀,《日内瓦圣经》在英国的广泛传播更使清教队伍日益壮大。清教徒关于彻底清除英国国教中天主教残余成分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便是国教会的主教制。清教徒要求按照《圣经》取消大主教和主教,建立长老会。废除主教制的实际矛头是指向女王的,因为主教的任命权在女王手中。
为了抵制清教徒的长老制思想和对民众有煽动作用的《日内瓦圣经》的继续传播,伊丽莎白一世授权大主教马修·帕克修订一部新的英译本《圣经》,其成果便是《主教圣经》,译经工作完全由国教会的主教们来承担。《日内瓦圣经》中的很多注释是明确反对主教制的,而亨利八世时期的《大圣经》由于自身的诸多缺点也不为人们接受,因此,主教们编订的这本《主教圣经》旨在取代《日内瓦圣经》,树立国教的尊崇地位。然而,跟《大圣经》的命运一样,《主教圣经》根本就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无法取代《日内瓦圣经》的地位。由于帕克将译经工作分配给多个主教,有人参考《大圣经》,有人参考《日内瓦圣经》,而他作为主持对整个翻译过程监管不够,造成各章节翻译前后矛盾不一。另外,与《大圣经》一样,《主教圣经》也是部头巨大,缺少注释,仅供主教使用,因此也造成其普及性不强。
6.詹姆士一世宗教政策下的《钦定版圣经》
詹姆士一世的宗教政策在其“君权神授”思想的影响下基本延续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框架,他希望建立强大的由他领导的国教会,无论是对世俗权力强化还是对教会权力的掌控,他都将无上的君权发挥到极致。詹姆士自幼生长在苏格兰新教的环境下,而其母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却是天主教的坚定支持者,因此“无论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的持不同意见者,都把詹姆士一世的就位看做是实现他们在伊丽莎白统治下所长期争取的让步的一个机会”。②
詹姆士继位不久,清教牧师就向他提交了《千人请愿书》表达了他们的宗教诉求,要求彻底扫除国教会礼拜仪式中的天主教成分,使英国教会回归纯朴的原始基督教教义,并要求改革主教制度。于是,1604年1月在伦敦汉普顿宫,詹姆士召集国教主教和清教牧师共同开会。在会议期间,詹姆士态度暧昧,扮演中间角色,寻求清教与国教的妥协。最终,詹姆士表明了自己的宗教主张,即反对清教长老会干预政务,认为主教制度是王权的藩篱,并发出他著名的口号: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③清教徒在这次会议中的唯一收获是詹姆士答应了他们重新翻译《圣经》的要求。面对当时《圣经》版本繁杂、内容各异的情况,詹姆士御准由54名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威斯敏斯特的学者组成翻译委员会,并分成6个独立的翻译小组,开始重新翻译《圣经》,确立国教会的尊崇地位,并以此抵制并取代当时盛行的新教《日内瓦圣经》。
这54人的翻译委员会由国教主教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统一领导,其中既有国教徒也有清教徒,而詹姆士对他们译经工作的统一要求是,以《主教圣经》为参考,不得出现清教用词,不得附加清教注释。经过7年的努力,新译本终于在1611年问世,卷首印有“蒙上帝的恩典,献给最伟大、最有权力的詹姆士国王”之语,因而被称为“詹姆士王本”,通称“钦定本”,即《钦定版圣经》。①
《钦定版圣经》是《圣经》英译的一个顶点,因其翻译委员会54名成员嚴谨的治学态度,所用词汇的丰富及词意的深刻性,语言的韵律性和音乐感,《钦定版圣经》堪称是最完善的英文《圣经》,其后的400年时间里都没有再出现过能超越它的英译本。《钦定版圣经》一经面世便供不应求,很快成为英国教堂的通用《圣经》,其90%的内容是来源于廷代尔版《圣经》。
普莱斯在《英语圣经史》中对《钦定版圣经》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将近3个世纪以来,钦定本或詹姆士王本一直是英语世界的《圣经》。它那简单而壮丽的盎格鲁—撒克逊口语,那清新、璀璨的风格,直接而有力的言辞,都使它成为两个世纪以来一些最出色的作家规范其语言风格的高雅的榜样。其措辞用字的方式已经融入我们多数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中。而它的风格,原本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这部《圣经》的几位原译者的风格,却极大地影响到主宰英语文章的那种简洁、直率、清晰的理想的形式。它已经深入到成百万基督徒心中和生活中,并塑造着各行各业领导人物的性格。在这几个世纪中,詹姆士王本已经在社会上、道德上、宗教上和政治上成为英语世界的关键组成部分。②
从1382年的《威克利夫圣经》到1611年的《钦定版圣经》,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到深入,这期间200多年的《圣经》英译史,见证了英国从一个依附于罗马天主教的欧陆边缘国家,成长为一个宗教独立的有影响力的民族国家。英译本《圣经》的每一个后来版本都是以前人版本为基础,每一个版本之间都有其内在连续性,因此,英译本《圣经》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可以提供不同历史阶段对同一段文字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文本,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考察当时宗教政治斗争的历史进程,也可以考察英语语言的流变与演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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