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上海：近代北四行南迁研究
摘 要？演20世纪30年代，顺应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基于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考虑，北四行总行（总管理处）集聚上海。这既是历史趋势，又是其本身的战略布局。相对于中国、交通银行总行南迁的政治作用，以北四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的南迁更多是为了逐利，政治性只是其寻求安全庇护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主要诱因。盈利性原则决定了金融企业的区位选择，金融企业的区位选择直接影响着金融中心的形成。北四行南迁进一步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做到了商业银行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北四行南迁后在业绩上没有实现新的辉煌，值得反思。
关键词？演北四行，金融集聚，上海，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2-0034-09
一个城市或区域的金融业集聚水平与发育程度影响着其中心城市在全球、全国和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中心成为金融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有关金融聚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国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金融地理学、区域金融等理论。国内学者主要围绕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金融集聚与金融监管、金融中心体系与金融关系网络等方面展开研究。①
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学界和实务界公认的观点。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现有成果来看，学者较多关注它的形成、发展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②在研究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专家学者均会论及华资银行的南迁，尤其是30年代以后，以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为代表的华资金融业总行选址的变化，直接促成和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他们基于宏观的分析，将银行业南迁的原因大体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府南迁，政治影响；一是上海原有经济、金融地位的加强。但是，上述成果鲜有站在民营银行的角度研究其南迁原因与动机的。
北四行均成立于北洋时期，其中盐业银行成立于1914年，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大陆银行1919年成立，中南银行1921年成立。北四行在北京政府时期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外实力较大的数家银行。1922年四行联营集团形成以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金融业第二梯队的中坚力量。20世纪30年代，金城、盐业、大陆银行相继将总行或总管理处迁往上海。中南银行总行原本在上海，但是，鉴于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合作关系，学界多将其称之为北四行南迁。北四行南迁，标志着继近代中国第一梯队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迁后，第二梯队的金融机构也迁往上海。学术界对北四行的研究成果也较多，①然而，北四行南迁问题的研究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应该说，“南迁”前的北四行在经营发展、投资赢利方面是顺风顺水，可圈可点的。当时的北四行犹如一缕曙光，预示着华北经济与金融发展的辉煌未来，给许多工商业者、实业家、官僚阶层等带来无限的发财商机。北四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陆续南迁，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历程。自此开始，从整体效益来看，辉煌的北四行逐渐踏入衰微之路。这就促使人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作为民营银行的北四行为什么要南迁？促使北四行南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南迁后对上海金融中心有何影响与贡献？本文将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
北四行指的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它们在北洋时期相继成立。北四行在北京政府时代，为中、交两行之外实力较大的数家银行，当时，盐业银行实力最厚，中南银行由华侨资本支撑，实力也很强大，金城银行次之，大陆银行较弱。
北洋时期，全国的金融系统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于第一个层次的是中国、交通这两家国家银行；而第二层次就是北四行、南三行这些具有地方垄断优势的金融集团；第三层次的为其他各系的银行，以及各地的中小行庄。北四行营业的重心在华北几省。它们依仗中南银行的钞票发行权，以及其雄厚的资本和独特的联营模式发展迅速。
北四行成立之后，原本各自发展，并没有联合经营。而北四行集团的形成，是在1921年中南银行成立以后。当时中南银行具有发钞权，而盐业、金城银行没有，于是三方面合作，盐业、金城银行可以分享钞票发行权，中南银行可以依势自固。后大陆银行加入，成立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准备库成立以后，恪守现金6成、保证金4成的规定，信用极好，发钞额为当时民营商业银行发钞额之冠。1922年底，北四行的运用资力②已经高达7907万余元，各行库存现金及存放同业合计达2450余万元。③1923年初，北四行又各出25万元联合成立了四行储蓄会。北四行的集团经营模式更加巩固。四行联营之后，实力发展很快。北四行集团形成以后，除了发行、收兑中南银行钞票，以及四行储蓄有联合行动之外，其独立性并没有丧失，业务上还是各自发展，互相竞争的。
《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评价：“银行而有联合营业之创举，实始于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四银行。”④北四行最初由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鼎昌主持业务，后吴鼎昌任职实业部部长，北四行遂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主持。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南方人，但相对“南三行”而言，北四行在成立初期的主要经营范围在华北地区，故有此称呼。也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北洋军阀时代发展起来的北方金融资本，主持人大都为北洋军阀，中南银行则依附于北洋军阀”，⑤故而被称为北四行。北洋时期北四行依附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层面。政治上仰仗政学系的帮助；业务上依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扶植。
政学系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集团，是张耀曾、李根源等为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而成立的政学会。1918年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张等南下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政府。期间，与滇贵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肘，被称为政学系。政学系人员先后参与徐世昌、曹锟政府，成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北方官僚资本的中坚。中国、交通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员都是政学系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
此外，胡笔江为政学系中与豪门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诒推荐担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四行集团的设立，以及四行准备库的开创均与胡笔江有关。有了这层关系，总行远在上海的中南银行后被政学系笼络，成为了北四行之一。当时舆论斥责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与军阀是“财阀盗阀同恶相济”。①甚至，对中南银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银行的大股东是华侨黄奕住，他是有资本的……何苦这样帮助盗阀？难道不这样，中南便无事可做吗？”②
北洋时期政学系掌握两大金融资本，一是以中国、交通银行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一是以北四行为中心的私人资本。③所以，中国、交通这两大国家银行与北四行的渊源较为深厚。盐业银行于1914年成立。因为当时盐款为财政上的大宗收入，故专门设立了盐业银行。作为专业银行，其性质“与交通银行相若”，④属于政府银行，负责盐务。吴鼎昌为中国银行正监督时，利用中国银行的头寸大力扶植盐业银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银行的傍系。中国银行副理张嘉璈认为：“有海洋，必先有河流，因此必须扶植商业银行发展。”⑤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银行等对盐业、大陆等银行的兴发起和成立都是竭尽全力的。
金城银行在1917年5月成立。当时由梁士诒、王祝三、倪幼丹、曲荔斋、郭善堂、任凤苞、吴鼎昌、陈星楼、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组织。银行之所以命名为“金城”，乃取“金城汤池”之意。其中，梁士诒、周作民、任凤苞等均是交通银行的主要领导人，由此，时人有将金城银行称为交通银行傍系的。
20世纪30年代，国府定都南京以后，政学系官员南下做官等政治因素间接促进了北四行南下发展的步伐。但是，银行业有其独有的经营原则，它们追求盈利性、流通性、安全性。在中外金融机构竞争激烈的30年代，政治庇护只是银行业生存的手段之一，它们对利益的渴望才是北四行南迁的最大动因。
追求盈利是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要求，是商业银行开拓业务，改善管理的内在动力，是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经营原则。基于此原则，在20世纪20年代北四行就制定了立足华北，面向全国的发展战略。
北四行成立后，其经营、发展大体是顺利、向上的。盐业银行从1915年开业到1924年，分支处达10处以上，公积金由60万元升到160万元，定期存款由110万元上升到1159万元，活期存款由340万升至1165万，盐业银行的历年收益也是一路飙升。金城银行的年纯益由1917年的10万元升至1926年的126万元。大陆银行的营业利润1922年为43万元，1925年就达到了88万元，3年内增长了1倍多。中南银行的营业利润更是由1921年的40万元，上升到1926年的113万元。
但是到了北洋末期，北四行的营业开始不振、萎缩。《中南银行1929年天津分行营业报告书》谈到：“平津市面骤现萧条之象，颓势无法挽回。”⑥而北四行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盐业银行，至1933年已奄奄一息，跌至历年纯益的最低处，当年存款仅747万元，年纯益只有51万元。其他两行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金城银行的收益一直下滑，而大陆银行的收益一直在50万元左右摆动。
1923年，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行务会议议决的营业方针是：趋重市场工商事业，首从津行积极进行，次第及于沪行以树基础，进而及汉行共图发展。⑦谈荔孙在大陆银行的会议上谈道：“大陆银行拟议总行设于天津分行，先从京津入手，次及沪汉，再逐渐推至各大商埠。”⑧可见，金城、大陆等银行发展的首要重心是华北。但已初现以津行为重心，南向浙沪，华中武汉发展的线路图。此时北四行已对上海的金融地位给予了特别重视。各行都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并挑选得力人员到沪主持。如盐业银行成立后不到3个月，就在上海设立分行（1915年6月18日）。金城银行在1917年9月在沪设立寄庄，后设分行。大陆银行成立次年（1920年）3月在沪设立分行及办事处。
北伐以后，全国政治、金融中心为之改变。为了适应这种政治经济局面，周作民在1928年起就频频南下视察工作，并在行动上做出应对。1930年在南京设立分行，在上海设置展业科。1931年鉴于“各行既取猛进主义，本行为环境所趋，自应急起直追”，故议决“多设分处”。①1932年，金城银行讨论将总行南移上海，但是，董事会没有通过。1932年到抗战前夕，金城银行新设立了37个行、处，其中有8处在江南地区，29个在北部地区，②金城银行在逐步向南方发展势力。诚如周作民所说：“该行先发展平津，后达东北及黄河流域，1932年后发展至长江以南及华中华南地区。”③政学系的领袖人物杨永泰也曾指出，北四行的基础，不但要扩张到京沪，而且扩张到华南与内地，这四行的分行要遍布全国。④
近代中国金融业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官僚资本发源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债及外债利润可观”。⑤“公债者，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国政府于财政窘迫之际，不惜以十数元之微值，发行面额百元之公债。”⑥所以北京政府时期，京津地区金融特别发达。
为了支撑军费开支，南京政府也大量发行公债。“自国府建都南京以来，历次所发公债，几无一照法价折卖，均在五折至七折间出抵”，⑦银行业作为承包方，可以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如南京政府在战前举借内债约为11亿元，实收不过六成，其中至少有4亿元以上是被银行作为利润拿走去的。⑧根据日本人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数据，自1927年到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130百万元，而实收额只有645百万元，比率仅为57%。当时承受公债的银行，除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外，就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储蓄等江浙财阀体系的银行。北四行虽也有参与，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此巨大的公债利润，成为了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共存共荣的主要方式。江浙财阀靠此获得暴利，短短数年内便“取北洋财阀而代之”，⑨江浙财阀成为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金融资本集团。有鉴于此，北四行出于挽救自身颓势的考虑，积极谋求南下发展。同时北方系的其他银行，以及四川、广东财团的银行纷纷从全国各地迁总行来沪。这无疑是来参加南京的公债热。⑩
1934年后，情形大变，各银行有价证券投资为三亿八千万元（其中70%为公债），除央行外，四行准备库为4200万元，中国、交通各2400万元，金城、大陆、中南各1400万元，浙江实业、盐业、上海、浙江兴业、新华各700万元。北四行及四行准备库共承受9100万元，仅次于央行。如此一来，北四行也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发行上获利。历史表明中国、交通两行及北四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而其重要的联系就是公债政策。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国家银行和北四行吸收了相当大一部分。
此外，行址设在上海的金融业的良好发展态势也间接促成了金城、盐业、大陆银行的南迁决策。其中，以北四行之一的中南银行和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典型代表。
北洋时期，中南银行依附于政学系，其发展重心在华北，与其他三行联合营业，同步发展。从历年纯益图（见下页图1）来看，1926年以前，北四行几乎有着同样的发展趋势，它们在同样的年份达到最高值，在相同的年份下降。北四行联营发展的优势十分明显。而北伐以后，情况却出现了大的差异。
1927年，天津发生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事件，京津的多家银行受到牵连。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倒账损失达220万元，一时银行信誉大受影响。经此打击，中南银行一时声誉大落，沪总行及各地分、支行业务随之衰退。1927年，北四行的收益都处于负增长的状况，中南银行损失最大。而此后几年，中南银行很快改变了纯益负增长的局面，1930年增长32%，远高于其他三行。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经济大受影响，工商金融都成颓势。总行尚在京津地区的金城、盐业银行再次呈现负增长，大陆银行的增长率为零。而总行在上海的中南银行收益虽有下降，但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到1931年，中南银行的纯收益额已经超过盐业、金城、大陆银行，成为北四行中效益最好的银行。此后，中南银行的历年纯益一直高于其他三行。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仅有10万元资本金，存款也不过数十万元，被称之为“小小银行”。但是，该行在上海的经营绩效却出奇的好。自1915～1926年年底，该行存款额由576784元增加到32440368元，放款额从510513元增加到19194822元，分别增加55.24倍和36.6倍。①上海商业银行的发展引起了银行业的极大关注。
30年代前后，北四行尚处在北洋政府垮台后的事业低谷期。中南银行能迅速从倒账风潮中走出来，并且后来居上，一来仰仗雄厚的侨资，另外也与其在上海的地理优势不无关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迅猛发展也与其总行所在地密不可分。正是看到了这两家银行在上海发展的优势，加之四行总库、四行储蓄会均在上海，间接刺激了其他三行南迁的计划。
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能够随时满足客户提取存款、转账支付以及贷款需求的能力，是商业银行所具备的一种不损失价值情况下的变现能力，一种应付各种需求的资金可调用能力。流动性是银行开展各种业务的必要条件。
1930年起，中国金融市场上现金大量流向都市，尤其集中于上海。“近两年上海银行的库存已经逾增逾高，以1931年全年平均为100，1933年6月底已到176.65。”②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估计：“1932年全国的银货若算它是22万元左右，而可称为流动资金者不过6万元左右，上海一埠所占已在一半以上。”③如此多的现金涌入上海，为30年代上海各银行存款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也刺激了诸银行向上海的扩张。图2反映的是1932～1934年，金城银行天津、北平、上海分行当月储蓄存款较上月份余额的增减趋势。可以看到，金城银行1932年至1934年年底的储蓄存款，北京行的存款余额是在曲折中下降的，天津行的大多时间是负增长，而沪行一直上升。很明显，沪行的效益要比京津地区的好。
到1936年，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行存款总额分别达1.8亿元、1.22亿元、1.2亿元、1.1亿元，分居各私营银行的一、三、四、五位。④大额的存款为北四行提供了充足的流动资金，对银行的安全运营大有裨益。
有鉴于上述经济利益，在1935年3月金城银行股东常会上，董事提出了总行移设上海案，其理由是：“因历年经济及金融中心实已集中上海，而其地又与国都相近，为便利总行既须移至上海。”⑤经在场股东一致通过，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总经理处全部移沪。1936年大陆银行股东讨论总行南迁之事，“本行前以华北为首都所在地，故设总行于天津，现在国都久经南迁，金融中心移集上海，是以华北各银行总行均以早经南移，以资适应环境便于接洽”。①
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既要追求盈利性，还要追求安全性。安全性要求商业银行尽量减少日常经营中的各种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北四行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南迁，而不是在北洋政府垮台后立即南下，这与当时的战事和政治环境有关，是北四行追求政治安全和经营安全的一种体现。
（一）政治寻租有助于北四行的业务安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都设宁”，京津地区丧失了政治区位优势，直接影响到了与政治官员来往密切的北四行的经营决策。北京时期，北四行在政治层面得益于政学系的庇护，政学系是官僚、买办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集团，谋求利益是其最根本的追求。银行业要赢利首先要对储户负责，要确保资产的安全。所以，北伐之时，政学系就寻求平衡，既不得罪北洋政府，又派钱新之、张嘉璈、黄郛等拜会蒋介石，并提供资金支持。张群曾代表北方系到广州和南昌，并与蒋介石达成默契。革命军占领了南昌之后，政学系的黄郛就有南昌之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该系杨永泰、黄郛、张群及他国民党官僚熊式辉、陈仪、吴鼎昌等积极拥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时称新政学系。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杨永泰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深得倚重。后政学系干将张群、黄郛、吴鼎昌等都成为国民政府要员。1931年，周作民南下参加国民会议，蒋介石曾派人与他恳谈，并达成谅解，政府发行8000万公债，周作民领导四行承受。
北四行的业务重心在北方，但是，自20年代末，华北地区的经济环境已经不容乐观，难以保证北四行的安全问题。中南银行历年来津行承做公家机关借款为数颇巨，放出之时，力求稳妥，但是时事变化，情事迁移，原本指定的款项不能如期收进，更有中央及地方当局每以军需给养及治安政费为由，摊派借款及托销债券，明知抵项未臻，妥实处于势力范围之下竟亦无法避免。②其他三行也多有类似经历。1925～1927年，因连年大战，盐业银行略有损失。自北京政府瓦解后，力量逐渐削弱，南京政权稍安定后，盐业银行就向江南发展。③华北沦陷后，京津地区的环境非常恶劣，中央想在华北维持金融秩序和地位，很是困难。当时，周作民仍坚守着平津租界内的最后堡垒，由于他在华北的历史地位，几家大的银行也由他主持。④此时，政学系首领杨永泰暗暗策划银行工业内迁政策。政学系想，如果把其唯一的资本暴露于华北前线，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是项内迁的工作是聪明的。⑤
随着战事的变化，平津地区的金融业受到日本的严重破坏与干扰。基于安全性的考虑，1932年，周作民提议将金城银行总行南移上海，⑥但是董事会没有通过，坚持留在天津，以确保安全。1934年，周作民提议：“近年各同业多设总行于沪，我行因有历史上之关系，自不能即时仿行，当由本处先将业务科移沪，借以协助各分行之经营业务。所有该科科长，暂由鄙人（周作民自称）兼领。”⑦到了1936年，周作民在董事会上再次呼吁总行南迁，他强调：“同业中已先有总行迁沪者，本行似难再缓”，“众无异议”。⑧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南迁。同样，1935年，大陆银行股东常会提出总行迁沪的议案，多数股东当场表决“不必迁移”。⑨但是，1937年战争爆发以后，因交通阻滞，天津总行对沪、行各行殊觉隔膜。后天津租界封锁，益感指挥行务不便，遂于1940年春将总经理处迁沪。⑩
北四行南迁后，在新的政治、经济、金融环境下，北四行领导人积极进行政治寻租，周作民、吴鼎昌、谈荔孙、胡笔江等北四行总经理均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官职，从某种层面上确保了北四行的安全。如胡笔江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担任四路（京汉、京绥、陇海、津浦）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日贸易协会会长等职。周作民与蒋介石及其幕僚如钱昌照、杨永泰、张群等人关系密切，在金融、经济及对日外交问题上时有进言，甚或直接参与。①吴鼎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1935年12月从政，历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②此外，吴鼎昌还相继担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等要职。谈荔孙曾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北四行领导的政治寻租既为自己寻找了政治靠山，利用政界消息，能够顺应时代调整北四行的经营策略，能够顺利拓展业务，保证北四行的安全性。如，金城银行在总行南迁后，在全国各地增设分支机构50多处，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汉、陇海两线为支架的业务网络。
（二）与江浙财阀的联手有助于北四行抵御金融风险
金融业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百余家金融机构聚集在这里，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北方财系的北四行想要南迁，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能否在上海滩立足的问题。其次，面对金融风潮，是否有强有力的帮手可以帮助它们抵御风险。史实告诉我们，当时的北四行领导人与在上海的江浙财阀关系密切。
1924年，曾有人做过调查，上海64家钱庄中，浙江人就占了44家，其余多由浙人管理，而银行业，中国、交通银行均以江苏人占多数。因银行多赖钱庄支持，故有人称，中交即入浙系，北四行亦为准浙系。③1918年7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盐业银行是上海最初参与组织成立银行公会的7家银行之一，金城银行随即加入，其后大陆、中南银行也相继加入。社会上就认为北四行与江浙财阀的关系不同一般。
吴鼎昌是浙江吴兴人，日本人称之为“十足的浙江财阀”。④1926年，钱新之南下上海，吴鼎昌任用他为四行储蓄会副主任。钱新之曾任北京银行公会会长、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上海商会会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钱新之任财政部次长，一度任浙江财厅长。他拉拢了南京与江浙财阀和北四行的关系。⑤在这个过程中，政学系也不断地与江浙财阀缔结关系。1931年9月中、交两行曾协助上海银行平息提存风潮。因此，上海银行与中国、交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结成所谓的南五行，与政学系财阀缔缘。⑥北洋政府垮台后，金城银行正是通过政学系和江浙金融界人物的关系，转而向南京政府靠拢的。周作民率领金城银行总经理处迁沪后，因其为江苏籍人，故亦视其为江浙财阀之一。⑦
北四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往来也比较密切。1917年，金城银行和上海商业银行互为代理收解；1921年，上海银行代中南银行收股款；1922年盐业银行和上海银行合作放款；1923年大陆银行和上海银行互通往来，互收互兑。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中国、交通银行都力图摆脱官僚资本的控制，从而形成政学系独占金融的局面。正是有了这层人际、业务关系，为北四行南迁提供了便利。北四行迁移到上海，拓展了发展范围，与江浙财阀联合，巩固了金融地位。30年代，北四行的主要领导者周作民、吴鼎昌、胡笔江等人是以银行家身份步入政界的，他们与上海银行界关系密切，很容易以金融界代理人的身份走向集中、联合，这也为北四行南迁提供了很大的安全。
1928年，中国、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南迁，是“国民政府在实现金融统制和建立银行专业化体系的大方针下，对具有一定独立性和商办倾向的中交两行进行改组与控制的一个步骤”。⑨中交两行具有国家职能，其总行南迁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与国家银行南迁不同的是，北四行在政治上的寻租，业务上与江浙财阀互助合作，确保了银行的安全、赢利。政治格局的变化，不是民营银行迁址的重要诱因。北四行董事会没有选择在国府定都南京的20年代末期南迁，而一直停留在天津租界，直至30年代中期，华北沦陷、京津危机，北四行才同意南迁。抗战爆发后，国家银行迁至陪都重庆，形成新的金融中心。尽管北四行的领导层都是政府要员，但是，金城、盐业、大陆、中南银行总行却一直在上海租界中，黄奕住、周作民等一直在上海运筹经营，并未随国都迁渝。抗战爆发后，金城银行在西南、西北综计设立机构先后共达23处，1942年4月在重庆成立管辖行，统辖西南、西北各行处，与上海总处划分资金，实行独立核算。①但是，总行始终没有再变迁。从上述可见，对于民营银行而言，总行位置变迁最主要的在于是否具备经济性、盈利性。20世纪30年代，北四行总行南迁的经济动因要远远大于其政治动因。
考察中国金融史可以发现，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1928年，中国、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1930年，中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总行迁往上海；1931年，新华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总行迁往上海。1933年，东莱银行总行迁往上海。1934年后，盐业银行开启了北四行南迁的历程。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指引下，20世纪30年代，金融业聚集上海的效应已经凸显。从上文基于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四行的南迁是历史背景下的大势所趋，也是北四行自身发展的战略布局。然而，北四行南迁带来的宏观影响要远远大于带给自身的影响。
（一）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地位
近代以来，中国通商口岸中，外国资本势力占优越地位。上海是外国资本进出口贸易，国际汇兑、关税、借款、投资各方面的总汇与发散地。又因为通商口岸交易范围的广阔，银行都集中在通商口岸，一方面和外商结纳，经营外国的业务，一方面和本国的商号相联系，发展商务。上海“为我国第一大商埠，第一银行之成立所在地，独得风气之先，俨然为我国金融中心”。②中国银行业的成立地点，从省份来看，以江苏省、浙江省最多，以城市分布来看，上海市最多。
1923年，浙江实业银行改组，并将总行迁移到上海，这是中国银行（业）总行迁移到上海的开始。③南京政府奠都后，中国的政治重心由北方移植到南方，所以，过去在北京及其他各地的总行多迁来上海。即使总行不在上海的，也要在上海设立分支行。1928年，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梯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继将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强化了上海的全国性金融中心地位，也有力地带动了其他商业银行总部的南迁活动，为领风气之先的举措。④据统计1912～1927年间，总行设在京津地区的新设银行共69家，总行设在上海的新设银行共55家。到了1934年，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为59家，而总行设在京津的银行只有11家。⑤
经济活动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不均衡分布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经济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说北京政府时期我国“金融中心，可称为椭圆形，北京与上海，实可谓各成其为中心，殊有两个中心之倾向”。⑥学者对这两个金融中心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的观点是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北四行作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第二梯队，在国内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北四行的南迁无疑是巩固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影响下，更多的金融部门、社会财富及金融服务进一步向上海集聚。金融集聚一旦形成，会持续带来集聚地及周边地区金融交易的增长、投资的繁荣和产业的扩张，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并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来促进资源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的配置，上海的经济地位明显上升。
（二）北四行南迁后发展式微
北四行南迁后，得到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优待。如1935年，国民政改组了中国、交通银行。“以人事上而言，盐、金、南、陆四行领袖，皆参加两行干部。”①尤其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交通两行商股董事。中南银行总经理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北四行上与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形成了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彼此联手，共同执行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如1935年法币改革，四行准备库是最顺利，最快速完成停发、收兑等改革事项的。北四行与中国、交通银行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彼此利益交换，互为支持。
但是南迁后的效益并不见好。从图1看，“南迁”是北四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南迁之前的北洋时期（尤其是1915～1925年），北四行的业务发展展示出很好的前景，各行纯益逐年递增。可是，北四行南迁以后，历年收益开始出现了明显下滑趋势，其发展事态逐渐式微。尤其是中南银行，该行纯益逐渐下降，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吞蚀，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南银行实际上已不复盈利。②而盐业、金城、大陆三行昔日高额的纯益收入也不复存在。从业务上来看，北四行南迁后并没有出现新的辉煌，究其原因，笔者将会撰文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变。北京、天津地区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而上海迅速成长为全国的金融中心。Davis曾根据企业选址理论提出：影响金融企业区位选择决策要素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关键。③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任何银行都无法置身事外，都需要考虑自身发展问题。北四行顺应国内政治、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基于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考虑，总行相继南迁。这既是历史趋势，又是其本身的战略布局。相对于中国、交通银行的南迁是政治目的，以北四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的南迁更多是为了逐利，政治性只是其寻求安全庇护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主要诱因。金融业聚集上海，使得资本集中，地缘集中，是经济地理的必然表象。从宏观层面分析，北四行南迁有力推动了华资银行力量向上海集中，巩固了上海全国性金融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力配合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开展金融改革与管理，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做出了商业银行应有的贡献。但是，从微观层面来看，北四行南迁后并没有出现新的辉煌，其中缘由值得反思。
【作者简介】马长伟，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演北四行，金融集聚，上海，金融中心
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2-0034-09
一个城市或区域的金融业集聚水平与发育程度影响着其中心城市在全球、全国和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中心成为金融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有关金融聚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国外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金融地理学、区域金融等理论。国内学者主要围绕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金融集聚与金融监管、金融中心体系与金融关系网络等方面展开研究。①
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是学界和实务界公认的观点。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现有成果来看，学者较多关注它的形成、发展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②在研究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专家学者均会论及华资银行的南迁，尤其是30年代以后，以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为代表的华资金融业总行选址的变化，直接促成和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他们基于宏观的分析，将银行业南迁的原因大体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府南迁，政治影响；一是上海原有经济、金融地位的加强。但是，上述成果鲜有站在民营银行的角度研究其南迁原因与动机的。
北四行均成立于北洋时期，其中盐业银行成立于1914年，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大陆银行1919年成立，中南银行1921年成立。北四行在北京政府时期为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外实力较大的数家银行。1922年四行联营集团形成以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金融业第二梯队的中坚力量。20世纪30年代，金城、盐业、大陆银行相继将总行或总管理处迁往上海。中南银行总行原本在上海，但是，鉴于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合作关系，学界多将其称之为北四行南迁。北四行南迁，标志着继近代中国第一梯队的金融机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迁后，第二梯队的金融机构也迁往上海。学术界对北四行的研究成果也较多，①然而，北四行南迁问题的研究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应该说，“南迁”前的北四行在经营发展、投资赢利方面是顺风顺水，可圈可点的。当时的北四行犹如一缕曙光，预示着华北经济与金融发展的辉煌未来，给许多工商业者、实业家、官僚阶层等带来无限的发财商机。北四行在20世纪30年代的陆续南迁，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历程。自此开始，从整体效益来看，辉煌的北四行逐渐踏入衰微之路。这就促使人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作为民营银行的北四行为什么要南迁？促使北四行南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南迁后对上海金融中心有何影响与贡献？本文将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与探讨。
北四行指的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它们在北洋时期相继成立。北四行在北京政府时代，为中、交两行之外实力较大的数家银行，当时，盐业银行实力最厚，中南银行由华侨资本支撑，实力也很强大，金城银行次之，大陆银行较弱。
北洋时期，全国的金融系统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处于第一个层次的是中国、交通这两家国家银行；而第二层次就是北四行、南三行这些具有地方垄断优势的金融集团；第三层次的为其他各系的银行，以及各地的中小行庄。北四行营业的重心在华北几省。它们依仗中南银行的钞票发行权，以及其雄厚的资本和独特的联营模式发展迅速。
北四行成立之后，原本各自发展，并没有联合经营。而北四行集团的形成，是在1921年中南银行成立以后。当时中南银行具有发钞权，而盐业、金城银行没有，于是三方面合作，盐业、金城银行可以分享钞票发行权，中南银行可以依势自固。后大陆银行加入，成立了四行准备库。四行准备库成立以后，恪守现金6成、保证金4成的规定，信用极好，发钞额为当时民营商业银行发钞额之冠。1922年底，北四行的运用资力②已经高达7907万余元，各行库存现金及存放同业合计达2450余万元。③1923年初，北四行又各出25万元联合成立了四行储蓄会。北四行的集团经营模式更加巩固。四行联营之后，实力发展很快。北四行集团形成以后，除了发行、收兑中南银行钞票，以及四行储蓄有联合行动之外，其独立性并没有丧失，业务上还是各自发展，互相竞争的。
《银行周报》总编辑徐沧水评价：“银行而有联合营业之创举，实始于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四银行。”④北四行最初由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鼎昌主持业务，后吴鼎昌任职实业部部长，北四行遂由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主持。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是南方人，但相对“南三行”而言，北四行在成立初期的主要经营范围在华北地区，故有此称呼。也有人认为，“他们都是北洋军阀时代发展起来的北方金融资本，主持人大都为北洋军阀，中南银行则依附于北洋军阀”，⑤故而被称为北四行。北洋时期北四行依附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层面。政治上仰仗政学系的帮助；业务上依靠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扶植。
政学系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集团，是张耀曾、李根源等为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而成立的政学会。1918年段祺瑞解散旧国会，张等南下参加孙中山在广州成立的护法政府。期间，与滇贵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等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肘，被称为政学系。政学系人员先后参与徐世昌、曹锟政府，成为北洋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政治集团，同时也是北方官僚资本的中坚。中国、交通以及北四行的主要人员都是政学系人物，如张嘉璈、吴鼎昌。
此外，胡笔江为政学系中与豪门合作最早者，曾由梁士诒推荐担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北四行集团的设立，以及四行准备库的开创均与胡笔江有关。有了这层关系，总行远在上海的中南银行后被政学系笼络，成为了北四行之一。当时舆论斥责盐业、金城、中南等银行与军阀是“财阀盗阀同恶相济”。①甚至，对中南银行表示不理解。“中南银行的大股东是华侨黄奕住，他是有资本的……何苦这样帮助盗阀？难道不这样，中南便无事可做吗？”②
北洋时期政学系掌握两大金融资本，一是以中国、交通银行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一是以北四行为中心的私人资本。③所以，中国、交通这两大国家银行与北四行的渊源较为深厚。盐业银行于1914年成立。因为当时盐款为财政上的大宗收入，故专门设立了盐业银行。作为专业银行，其性质“与交通银行相若”，④属于政府银行，负责盐务。吴鼎昌为中国银行正监督时，利用中国银行的头寸大力扶植盐业银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银行的傍系。中国银行副理张嘉璈认为：“有海洋，必先有河流，因此必须扶植商业银行发展。”⑤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中国银行等对盐业、大陆等银行的兴发起和成立都是竭尽全力的。
金城银行在1917年5月成立。当时由梁士诒、王祝三、倪幼丹、曲荔斋、郭善堂、任凤苞、吴鼎昌、陈星楼、胡笔江、周作民等人发起组织。银行之所以命名为“金城”，乃取“金城汤池”之意。其中，梁士诒、周作民、任凤苞等均是交通银行的主要领导人，由此，时人有将金城银行称为交通银行傍系的。
20世纪30年代，国府定都南京以后，政学系官员南下做官等政治因素间接促进了北四行南下发展的步伐。但是，银行业有其独有的经营原则，它们追求盈利性、流通性、安全性。在中外金融机构竞争激烈的30年代，政治庇护只是银行业生存的手段之一，它们对利益的渴望才是北四行南迁的最大动因。
追求盈利是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要求，是商业银行开拓业务，改善管理的内在动力，是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经营原则。基于此原则，在20世纪20年代北四行就制定了立足华北，面向全国的发展战略。
北四行成立后，其经营、发展大体是顺利、向上的。盐业银行从1915年开业到1924年，分支处达10处以上，公积金由60万元升到160万元，定期存款由110万元上升到1159万元，活期存款由340万升至1165万，盐业银行的历年收益也是一路飙升。金城银行的年纯益由1917年的10万元升至1926年的126万元。大陆银行的营业利润1922年为43万元，1925年就达到了88万元，3年内增长了1倍多。中南银行的营业利润更是由1921年的40万元，上升到1926年的113万元。
但是到了北洋末期，北四行的营业开始不振、萎缩。《中南银行1929年天津分行营业报告书》谈到：“平津市面骤现萧条之象，颓势无法挽回。”⑥而北四行中实力最为雄厚的盐业银行，至1933年已奄奄一息，跌至历年纯益的最低处，当年存款仅747万元，年纯益只有51万元。其他两行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金城银行的收益一直下滑，而大陆银行的收益一直在50万元左右摆动。
1923年，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行务会议议决的营业方针是：趋重市场工商事业，首从津行积极进行，次第及于沪行以树基础，进而及汉行共图发展。⑦谈荔孙在大陆银行的会议上谈道：“大陆银行拟议总行设于天津分行，先从京津入手，次及沪汉，再逐渐推至各大商埠。”⑧可见，金城、大陆等银行发展的首要重心是华北。但已初现以津行为重心，南向浙沪，华中武汉发展的线路图。此时北四行已对上海的金融地位给予了特别重视。各行都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并挑选得力人员到沪主持。如盐业银行成立后不到3个月，就在上海设立分行（1915年6月18日）。金城银行在1917年9月在沪设立寄庄，后设分行。大陆银行成立次年（1920年）3月在沪设立分行及办事处。
北伐以后，全国政治、金融中心为之改变。为了适应这种政治经济局面，周作民在1928年起就频频南下视察工作，并在行动上做出应对。1930年在南京设立分行，在上海设置展业科。1931年鉴于“各行既取猛进主义，本行为环境所趋，自应急起直追”，故议决“多设分处”。①1932年，金城银行讨论将总行南移上海，但是，董事会没有通过。1932年到抗战前夕，金城银行新设立了37个行、处，其中有8处在江南地区，29个在北部地区，②金城银行在逐步向南方发展势力。诚如周作民所说：“该行先发展平津，后达东北及黄河流域，1932年后发展至长江以南及华中华南地区。”③政学系的领袖人物杨永泰也曾指出，北四行的基础，不但要扩张到京沪，而且扩张到华南与内地，这四行的分行要遍布全国。④
近代中国金融业一向都追逐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因为官僚资本发源于政治中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债及外债利润可观”。⑤“公债者，以国家信用为抵押之具者也。今我国政府于财政窘迫之际，不惜以十数元之微值，发行面额百元之公债。”⑥所以北京政府时期，京津地区金融特别发达。
为了支撑军费开支，南京政府也大量发行公债。“自国府建都南京以来，历次所发公债，几无一照法价折卖，均在五折至七折间出抵”，⑦银行业作为承包方，可以从中获得优厚的回报。如南京政府在战前举借内债约为11亿元，实收不过六成，其中至少有4亿元以上是被银行作为利润拿走去的。⑧根据日本人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数据，自1927年到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1130百万元，而实收额只有645百万元，比率仅为57%。当时承受公债的银行，除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外，就是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储蓄等江浙财阀体系的银行。北四行虽也有参与，但数量相对较少。如此巨大的公债利润，成为了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共存共荣的主要方式。江浙财阀靠此获得暴利，短短数年内便“取北洋财阀而代之”，⑨江浙财阀成为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金融资本集团。有鉴于此，北四行出于挽救自身颓势的考虑，积极谋求南下发展。同时北方系的其他银行，以及四川、广东财团的银行纷纷从全国各地迁总行来沪。这无疑是来参加南京的公债热。⑩
1934年后，情形大变，各银行有价证券投资为三亿八千万元（其中70%为公债），除央行外，四行准备库为4200万元，中国、交通各2400万元，金城、大陆、中南各1400万元，浙江实业、盐业、上海、浙江兴业、新华各700万元。北四行及四行准备库共承受9100万元，仅次于央行。如此一来，北四行也开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发行上获利。历史表明中国、交通两行及北四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而其重要的联系就是公债政策。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国家银行和北四行吸收了相当大一部分。
此外，行址设在上海的金融业的良好发展态势也间接促成了金城、盐业、大陆银行的南迁决策。其中，以北四行之一的中南银行和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典型代表。
北洋时期，中南银行依附于政学系，其发展重心在华北，与其他三行联合营业，同步发展。从历年纯益图（见下页图1）来看，1926年以前，北四行几乎有着同样的发展趋势，它们在同样的年份达到最高值，在相同的年份下降。北四行联营发展的优势十分明显。而北伐以后，情况却出现了大的差异。
1927年，天津发生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事件，京津的多家银行受到牵连。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倒账损失达220万元，一时银行信誉大受影响。经此打击，中南银行一时声誉大落，沪总行及各地分、支行业务随之衰退。1927年，北四行的收益都处于负增长的状况，中南银行损失最大。而此后几年，中南银行很快改变了纯益负增长的局面，1930年增长32%，远高于其他三行。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经济大受影响，工商金融都成颓势。总行尚在京津地区的金城、盐业银行再次呈现负增长，大陆银行的增长率为零。而总行在上海的中南银行收益虽有下降，但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到1931年，中南银行的纯收益额已经超过盐业、金城、大陆银行，成为北四行中效益最好的银行。此后，中南银行的历年纯益一直高于其他三行。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仅有10万元资本金，存款也不过数十万元，被称之为“小小银行”。但是，该行在上海的经营绩效却出奇的好。自1915～1926年年底，该行存款额由576784元增加到32440368元，放款额从510513元增加到19194822元，分别增加55.24倍和36.6倍。①上海商业银行的发展引起了银行业的极大关注。
30年代前后，北四行尚处在北洋政府垮台后的事业低谷期。中南银行能迅速从倒账风潮中走出来，并且后来居上，一来仰仗雄厚的侨资，另外也与其在上海的地理优势不无关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迅猛发展也与其总行所在地密不可分。正是看到了这两家银行在上海发展的优势，加之四行总库、四行储蓄会均在上海，间接刺激了其他三行南迁的计划。
流动性是指商业银行能够随时满足客户提取存款、转账支付以及贷款需求的能力，是商业银行所具备的一种不损失价值情况下的变现能力，一种应付各种需求的资金可调用能力。流动性是银行开展各种业务的必要条件。
1930年起，中国金融市场上现金大量流向都市，尤其集中于上海。“近两年上海银行的库存已经逾增逾高，以1931年全年平均为100，1933年6月底已到176.65。”②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估计：“1932年全国的银货若算它是22万元左右，而可称为流动资金者不过6万元左右，上海一埠所占已在一半以上。”③如此多的现金涌入上海，为30年代上海各银行存款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也刺激了诸银行向上海的扩张。图2反映的是1932～1934年，金城银行天津、北平、上海分行当月储蓄存款较上月份余额的增减趋势。可以看到，金城银行1932年至1934年年底的储蓄存款，北京行的存款余额是在曲折中下降的，天津行的大多时间是负增长，而沪行一直上升。很明显，沪行的效益要比京津地区的好。
到1936年，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行存款总额分别达1.8亿元、1.22亿元、1.2亿元、1.1亿元，分居各私营银行的一、三、四、五位。④大额的存款为北四行提供了充足的流动资金，对银行的安全运营大有裨益。
有鉴于上述经济利益，在1935年3月金城银行股东常会上，董事提出了总行移设上海案，其理由是：“因历年经济及金融中心实已集中上海，而其地又与国都相近，为便利总行既须移至上海。”⑤经在场股东一致通过，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总经理处全部移沪。1936年大陆银行股东讨论总行南迁之事，“本行前以华北为首都所在地，故设总行于天津，现在国都久经南迁，金融中心移集上海，是以华北各银行总行均以早经南移，以资适应环境便于接洽”。①
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既要追求盈利性，还要追求安全性。安全性要求商业银行尽量减少日常经营中的各种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北四行选择在20世纪30年代南迁，而不是在北洋政府垮台后立即南下，这与当时的战事和政治环境有关，是北四行追求政治安全和经营安全的一种体现。
（一）政治寻租有助于北四行的业务安全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都设宁”，京津地区丧失了政治区位优势，直接影响到了与政治官员来往密切的北四行的经营决策。北京时期，北四行在政治层面得益于政学系的庇护，政学系是官僚、买办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集团，谋求利益是其最根本的追求。银行业要赢利首先要对储户负责，要确保资产的安全。所以，北伐之时，政学系就寻求平衡，既不得罪北洋政府，又派钱新之、张嘉璈、黄郛等拜会蒋介石，并提供资金支持。张群曾代表北方系到广州和南昌，并与蒋介石达成默契。革命军占领了南昌之后，政学系的黄郛就有南昌之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该系杨永泰、黄郛、张群及他国民党官僚熊式辉、陈仪、吴鼎昌等积极拥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的一个派系，时称新政学系。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杨永泰任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深得倚重。后政学系干将张群、黄郛、吴鼎昌等都成为国民政府要员。1931年，周作民南下参加国民会议，蒋介石曾派人与他恳谈，并达成谅解，政府发行8000万公债，周作民领导四行承受。
北四行的业务重心在北方，但是，自20年代末，华北地区的经济环境已经不容乐观，难以保证北四行的安全问题。中南银行历年来津行承做公家机关借款为数颇巨，放出之时，力求稳妥，但是时事变化，情事迁移，原本指定的款项不能如期收进，更有中央及地方当局每以军需给养及治安政费为由，摊派借款及托销债券，明知抵项未臻，妥实处于势力范围之下竟亦无法避免。②其他三行也多有类似经历。1925～1927年，因连年大战，盐业银行略有损失。自北京政府瓦解后，力量逐渐削弱，南京政权稍安定后，盐业银行就向江南发展。③华北沦陷后，京津地区的环境非常恶劣，中央想在华北维持金融秩序和地位，很是困难。当时，周作民仍坚守着平津租界内的最后堡垒，由于他在华北的历史地位，几家大的银行也由他主持。④此时，政学系首领杨永泰暗暗策划银行工业内迁政策。政学系想，如果把其唯一的资本暴露于华北前线，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是项内迁的工作是聪明的。⑤
随着战事的变化，平津地区的金融业受到日本的严重破坏与干扰。基于安全性的考虑，1932年，周作民提议将金城银行总行南移上海，⑥但是董事会没有通过，坚持留在天津，以确保安全。1934年，周作民提议：“近年各同业多设总行于沪，我行因有历史上之关系，自不能即时仿行，当由本处先将业务科移沪，借以协助各分行之经营业务。所有该科科长，暂由鄙人（周作民自称）兼领。”⑦到了1936年，周作民在董事会上再次呼吁总行南迁，他强调：“同业中已先有总行迁沪者，本行似难再缓”，“众无异议”。⑧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南迁。同样，1935年，大陆银行股东常会提出总行迁沪的议案，多数股东当场表决“不必迁移”。⑨但是，1937年战争爆发以后，因交通阻滞，天津总行对沪、行各行殊觉隔膜。后天津租界封锁，益感指挥行务不便，遂于1940年春将总经理处迁沪。⑩
北四行南迁后，在新的政治、经济、金融环境下，北四行领导人积极进行政治寻租，周作民、吴鼎昌、谈荔孙、胡笔江等北四行总经理均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官职，从某种层面上确保了北四行的安全。如胡笔江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周作民担任四路（京汉、京绥、陇海、津浦）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日贸易协会会长等职。周作民与蒋介石及其幕僚如钱昌照、杨永泰、张群等人关系密切，在金融、经济及对日外交问题上时有进言，甚或直接参与。①吴鼎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1935年12月从政，历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②此外，吴鼎昌还相继担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金融顾问、全国钢铁厂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等要职。谈荔孙曾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北四行领导的政治寻租既为自己寻找了政治靠山，利用政界消息，能够顺应时代调整北四行的经营策略，能够顺利拓展业务，保证北四行的安全性。如，金城银行在总行南迁后，在全国各地增设分支机构50多处，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汉、陇海两线为支架的业务网络。
（二）与江浙财阀的联手有助于北四行抵御金融风险
金融业是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百余家金融机构聚集在这里，其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北方财系的北四行想要南迁，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能否在上海滩立足的问题。其次，面对金融风潮，是否有强有力的帮手可以帮助它们抵御风险。史实告诉我们，当时的北四行领导人与在上海的江浙财阀关系密切。
1924年，曾有人做过调查，上海64家钱庄中，浙江人就占了44家，其余多由浙人管理，而银行业，中国、交通银行均以江苏人占多数。因银行多赖钱庄支持，故有人称，中交即入浙系，北四行亦为准浙系。③1918年7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盐业银行是上海最初参与组织成立银行公会的7家银行之一，金城银行随即加入，其后大陆、中南银行也相继加入。社会上就认为北四行与江浙财阀的关系不同一般。
吴鼎昌是浙江吴兴人，日本人称之为“十足的浙江财阀”。④1926年，钱新之南下上海，吴鼎昌任用他为四行储蓄会副主任。钱新之曾任北京银行公会会长、上海银行公会副会长、上海商会会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钱新之任财政部次长，一度任浙江财厅长。他拉拢了南京与江浙财阀和北四行的关系。⑤在这个过程中，政学系也不断地与江浙财阀缔结关系。1931年9月中、交两行曾协助上海银行平息提存风潮。因此，上海银行与中国、交通、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结成所谓的南五行，与政学系财阀缔缘。⑥北洋政府垮台后，金城银行正是通过政学系和江浙金融界人物的关系，转而向南京政府靠拢的。周作民率领金城银行总经理处迁沪后，因其为江苏籍人，故亦视其为江浙财阀之一。⑦
北四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往来也比较密切。1917年，金城银行和上海商业银行互为代理收解；1921年，上海银行代中南银行收股款；1922年盐业银行和上海银行合作放款；1923年大陆银行和上海银行互通往来，互收互兑。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中国、交通银行都力图摆脱官僚资本的控制，从而形成政学系独占金融的局面。正是有了这层人际、业务关系，为北四行南迁提供了便利。北四行迁移到上海，拓展了发展范围，与江浙财阀联合，巩固了金融地位。30年代，北四行的主要领导者周作民、吴鼎昌、胡笔江等人是以银行家身份步入政界的，他们与上海银行界关系密切，很容易以金融界代理人的身份走向集中、联合，这也为北四行南迁提供了很大的安全。
1928年，中国、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南迁，是“国民政府在实现金融统制和建立银行专业化体系的大方针下，对具有一定独立性和商办倾向的中交两行进行改组与控制的一个步骤”。⑨中交两行具有国家职能，其总行南迁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与国家银行南迁不同的是，北四行在政治上的寻租，业务上与江浙财阀互助合作，确保了银行的安全、赢利。政治格局的变化，不是民营银行迁址的重要诱因。北四行董事会没有选择在国府定都南京的20年代末期南迁，而一直停留在天津租界，直至30年代中期，华北沦陷、京津危机，北四行才同意南迁。抗战爆发后，国家银行迁至陪都重庆，形成新的金融中心。尽管北四行的领导层都是政府要员，但是，金城、盐业、大陆、中南银行总行却一直在上海租界中，黄奕住、周作民等一直在上海运筹经营，并未随国都迁渝。抗战爆发后，金城银行在西南、西北综计设立机构先后共达23处，1942年4月在重庆成立管辖行，统辖西南、西北各行处，与上海总处划分资金，实行独立核算。①但是，总行始终没有再变迁。从上述可见，对于民营银行而言，总行位置变迁最主要的在于是否具备经济性、盈利性。20世纪30年代，北四行总行南迁的经济动因要远远大于其政治动因。
考察中国金融史可以发现，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1928年，中国、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迁往上海；1930年，中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总行迁往上海；1931年，新华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总行迁往上海。1933年，东莱银行总行迁往上海。1934年后，盐业银行开启了北四行南迁的历程。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指引下，20世纪30年代，金融业聚集上海的效应已经凸显。从上文基于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北四行的南迁是历史背景下的大势所趋，也是北四行自身发展的战略布局。然而，北四行南迁带来的宏观影响要远远大于带给自身的影响。
（一）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地位
近代以来，中国通商口岸中，外国资本势力占优越地位。上海是外国资本进出口贸易，国际汇兑、关税、借款、投资各方面的总汇与发散地。又因为通商口岸交易范围的广阔，银行都集中在通商口岸，一方面和外商结纳，经营外国的业务，一方面和本国的商号相联系，发展商务。上海“为我国第一大商埠，第一银行之成立所在地，独得风气之先，俨然为我国金融中心”。②中国银行业的成立地点，从省份来看，以江苏省、浙江省最多，以城市分布来看，上海市最多。
1923年，浙江实业银行改组，并将总行迁移到上海，这是中国银行（业）总行迁移到上海的开始。③南京政府奠都后，中国的政治重心由北方移植到南方，所以，过去在北京及其他各地的总行多迁来上海。即使总行不在上海的，也要在上海设立分支行。1928年，中国银行业的第一梯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相继将总管理处迁往上海，强化了上海的全国性金融中心地位，也有力地带动了其他商业银行总部的南迁活动，为领风气之先的举措。④据统计1912～1927年间，总行设在京津地区的新设银行共69家，总行设在上海的新设银行共55家。到了1934年，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为59家，而总行设在京津的银行只有11家。⑤
经济活动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不均衡分布是一种客观现象，是经济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如果说北京政府时期我国“金融中心，可称为椭圆形，北京与上海，实可谓各成其为中心，殊有两个中心之倾向”。⑥学者对这两个金融中心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的观点是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北四行作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第二梯队，在国内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北四行的南迁无疑是巩固了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的影响下，更多的金融部门、社会财富及金融服务进一步向上海集聚。金融集聚一旦形成，会持续带来集聚地及周边地区金融交易的增长、投资的繁荣和产业的扩张，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并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来促进资源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的配置，上海的经济地位明显上升。
（二）北四行南迁后发展式微
北四行南迁后，得到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优待。如1935年，国民政改组了中国、交通银行。“以人事上而言，盐、金、南、陆四行领袖，皆参加两行干部。”①尤其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多年来一直担任中国、交通两行商股董事。中南银行总经理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北四行上与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形成了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彼此联手，共同执行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如1935年法币改革，四行准备库是最顺利，最快速完成停发、收兑等改革事项的。北四行与中国、交通银行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彼此利益交换，互为支持。
但是南迁后的效益并不见好。从图1看，“南迁”是北四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南迁之前的北洋时期（尤其是1915～1925年），北四行的业务发展展示出很好的前景，各行纯益逐年递增。可是，北四行南迁以后，历年收益开始出现了明显下滑趋势，其发展事态逐渐式微。尤其是中南银行，该行纯益逐渐下降，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吞蚀，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南银行实际上已不复盈利。②而盐业、金城、大陆三行昔日高额的纯益收入也不复存在。从业务上来看，北四行南迁后并没有出现新的辉煌，究其原因，笔者将会撰文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大变。北京、天津地区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而上海迅速成长为全国的金融中心。Davis曾根据企业选址理论提出：影响金融企业区位选择决策要素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关键。③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任何银行都无法置身事外，都需要考虑自身发展问题。北四行顺应国内政治、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基于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考虑，总行相继南迁。这既是历史趋势，又是其本身的战略布局。相对于中国、交通银行的南迁是政治目的，以北四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的南迁更多是为了逐利，政治性只是其寻求安全庇护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主要诱因。金融业聚集上海，使得资本集中，地缘集中，是经济地理的必然表象。从宏观层面分析，北四行南迁有力推动了华资银行力量向上海集中，巩固了上海全国性金融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力配合了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开展金融改革与管理，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做出了商业银行应有的贡献。但是，从微观层面来看，北四行南迁后并没有出现新的辉煌，其中缘由值得反思。
【作者简介】马长伟，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