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与战时玉门油矿的开发
摘 要？演玉门油矿的开发始于1939年1月。由于苏联不愿提供钻探设备，从美国购买的大型钻机和储炼设备又滞留缅、越，翁文灏只得依靠资源委员会留美技术团队，从国内各矿拆运旧钻机并自制储炼设备。他们克服了设备落后、资金不足、交通不畅以及人为的干扰，使得玉门油矿的原油产量从1939年的10余万加仑增长到1944年的2000余万加仑。玉门油矿的开发为抗战军事和国统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能源保证。翁文灏为玉门油矿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演玉门油矿，开采，翁文灏
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2-0007-09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计划始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直关注中国石油事业，早在同年7月下旬，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就指派谢家荣、王竹泉前往陕北考察石油地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翁文灏又主持制定了《煤铁石油调查研究计划》，如“整理四川石油矿调查材料，调查陕油田地质，化验国内各处石油成分”等。①该委员会下属的“原料与制造组”当年在陕西成立油矿探勘处，于延长等地进行实地钻探。②1933年9月，翁文灏派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孙越崎赴陕北调查对陕北石油进行工业开发的可能性。③1935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将甘肃、新疆、青海三省5年内（1935年11月至1940年11月）的石油勘矿权以及石油有关之天然气、瓦斯、炭轻物质、土沥青及其他油类产品的独营特权授予由顾维钧、周作民等组成的中国煤油探矿公司（Chinese Petroleum Company），并规定：如在规定期限内发现有商业价值的石油，在5年试探期之后，他们将享有20年的开采石油的独营特权，并得延长20年。④1937年6月，根据翁文灏与顾维钧的安排，由美国地质学家韦勒（J. M. Weller）、苏顿（F. A. Suton）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孙健初组成的甘青煤油探勘队前往甘、青两省进行实地勘探。⑤
由于抗战爆发，中国的液体燃料极度缺乏。四川油田的产量极小，国民政府向外国在华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尝试亦未能成功。1937年10月，甘青煤油探勘队来到玉门老君庙。从石油河岸边断层和两处干油泉的周围地层看，孙健初认为：“玉门油泉一带地质颇不简单，地层多经变质，构造褶皱断层兼有之。”他迫不及待地给翁文灏写了一封信，希望早日钻探。1938年初，由孙健初、韦勒、苏顿共同署名的《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完成，报告认为“玉门一带有希望找到储量可观的油田”。翁文灏为此两次召见孙健初，听取玉门石油地质情况的汇报。⑥
玉门油矿的开发由此提上议事日程。
玉门油矿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酒泉、玉门两县之间，拔海2.4千米。油田分布长达15千米，宽2千米，分石油河、乾油泉、三橛湾三区。油矿距离西北公路惠回堡车站约30千米，东距兰州836千米，西距猩猩峡385千米。全油田原油储量，据专家估计，至少达2亿桶，即42亿加仑。①
翁文灏曾提出中苏合作开发玉门油矿的建议。因为“近来中苏两国货物往来频繁，类以汽车输运所用汽油为量甚多，需费极巨。如能在西北地方启发油矿，交通费用方能节省”。②特别是甘肃油矿油层特深，中国原有钻机能力不足。翁文灏乃商请苏联大使转请苏联政府供给新式钻机，并协助技术。苏联大使馆建议由苏联“先行派员前往查勘，然后再商合作办法”。翁文灏随即派出“熟悉该矿情形之中国人员陪同前往”。③5月13日，翁文灏与苏联驻华大使卢幹滋商议试采玉门油矿问题。翁文灏向蒋介石报告说：“苏联卢大使前建议开采甘肃油矿，职曾遵奉钧谕，迭与商谈。我国前经查勘，玉门县一带油矿尚有经营价值，拟由资源委员会先行移用陕北钻机前往钻探。苏联方面不久即可派员前往考察，并商定需用采炼机件，设法协助。”④
1938年11月，苏方派工程师谢里根（Charigin）及聂柯维林（Necovirim）二人来华，经与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工程师孙健初等多次会谈，苏联工程师“认为该矿极有希望，所需钻机当经商定清单，并言只需双方政府交涉妥当，即可代为选配运华”。翁文灏“再三函商苏联大使，迄今未获具体答复”。翁文灏又请赴苏联访问的立法院长孙科“代为催办”。苏方给孙科的答复是：“经济部前托催办玉门油矿钻井机，苏方因协助新疆开发油矿，对于玉门未及兼顾。如需进行，应由经济部将开发玉门整个计划拟好，派专家来莫洽商，可望促成。”⑤
1938年6月，蒋介石谕令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甘肃玉门油矿关系重要，饬即日派员开采。”⑥6月12日，翁文灏决定将前国防设计委员会遗留在陕北延长的两套钻机移往玉门从事勘探，遂在重庆拜访周恩来，“表明此意，请其电致陕北，惠为同意”。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绝无疑义，慨允照办。”⑦6月17日，资源委员会在汉口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以严爽为筹备处主任。翁文灏向蒋介石报称：“当以油矿开始，首重钻机。本会从前备有钻机五部，留存陕西延长及永平地方，现尚可资利用。遵即调派四川油钻探勘处机务工程师张心田暂充甘肃油矿筹备处机务工程师，并兼代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即日前往陕西，持带本会函件，向当地驻军洽商，将前存钻机选配二部，运送甘肃玉门地方装设，赶速探勘。”⑧
同年10月，资源委员会“勘定酒泉、玉门一带设处钻探，以备大量开采，并派严爽……率同员工由陕迁运机材前往工作”，并请求蒋介石电令当地驻军“对于该处员工切实保护，并予以便利”。⑨1938年12月初，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人到达兰州，他们在兰州招募了几名测量工人，租了20多匹骆驼，向玉门进发。12月27日到达老君庙后，“当即着手调查地质，勘探油苗，测量地形，择地开凿”。⑩鉴于甘肃油矿关系西北交通运输的燃料供给，地位十分重要。在苏联钻机未到之前，翁文灏“已数次严饬办理人员，即用原有钻机先行加以钻探”；“幸赖员工用命，于本年四月初即开始出油，现已得有十四万斤左右”。①
但苏联允诺提供的新钻机一直未到，“无从加深钻探，不能大量出油”。翁文灏再同苏方商洽，希望其协助解决。但正在苏联访问的孙科电告翁文灏，表示“苏方似有尽先协助新疆采油之意，玉门油矿如亦请其协助，彼方当有相当条件提出”。翁文灏认为“如改向美国购置机件赶速运华，虽亦可行，但运输困难，为时较久，且须筹集外汇，自以能得苏方协助最为便利”。因此，电复孙科，指出“苏方协助新疆开发油矿，中央自乐观其成，请将合作办法及办理情形见告”，但“甘肃油矿仍盼苏方速运机件，并请孙院长就近探明苏方能否将此项机件价值归入易货案内”。②
既然苏联不愿提供钻探设备，翁文灏只得自力更生，利用由陕北延长拆卸的两部小钻机加大生产。“一面修筑公路，伐木运料，建造房屋；一面搜购器材，招聘员工来矿工作；同时并向湘赣各煤矿调拨采煤钻机，以资利用。”③从1939年2月第一口井开钻，3月出油，当年一共打了7口井。“惟以陕北钻机能力太小，深度均在二百公尺以内，故仅达浅油层，出油较少。”“五井均因机器能力不足，仅深至二百公尺为止，均遇油层，惟不甚丰，每日出油有数百至一二千加仑不等。”④当年合计生产原油126851加仑。⑤
1940年起，原油产量日渐增多。截至同年7月，又凿成平巷三座，其中二座出油量较大。炼油方面，共有大小炼油炉五座。这样一来，1940年上半年，“玉门油矿每月出产原油五万加仑，炼成汽油一万加仑，柴油二万五千加仑”。⑥
由于玉门油矿地处西北，属于荒漠僻壤，工业条件，百无一备。特别是西北公路当时并未建成，交通不便。因此开采原油所需的各种钻探和机械设备的运输就成了关键因素。翁文灏于1940年4月初致电蒋介石，请求交通部西北运输总处负责协助运输。翁文灏报告说：当时待运赴玉门的“该矿各项机件总重约一二九二吨。除业经运抵矿区一八二吨外，粗笨机件已由船运至广元者四一五吨；在渝精细之件，急待起运者三七○吨；尚未到渝者三二五吨。计目前在运及待运者，合共一一一○吨”。这些机件包括1200米探油钻机1部、800米探油钻机2部暨井架，第一炼油厂全部机件，还有钢板、生铁、生铜、水泥、工具、五金材料等。翁文灏呈请蒋介石命令西北运输总处自四月份起，“按月拨车十五辆来渝装运机件赴矿；拨车四十辆按月由广元装运机件赴矿，直至机件运完为止”。⑦
由于外购采炼油设备无果，国内现存机件设备便成为玉门油矿增产的关键。蒋介石遂令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及西北公路局拨车，限期运送玉门油矿设备。⑧
由于蒋介石的亲自督令，玉门油矿的采炼设备运输顺利。由湖南、江西、四川境内各矿“拆运大钻机、套管、抽油机等件约一千吨，已先后运达矿地。初步新式炼油设备亦分别在矿地、重庆两处制造，一部分现已完成，即可装用”。于是，1940年9月以后，“每月可产原油十二万加仑，即可炼成汽油二万五千加仑、柴油六万加仑”。
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成立，局址设于重庆，以孙越崎为总经理。当时“矿区一无所有，一切器材之购运，员工之招致，款项之领拨，以及与有关各方之接洽，均非株守矿厂所能办理者也。玉门矿厂由矿场长、炼厂厂长及总务处长等负责主持”。①
玉门油矿当时面临两个困难。
其一，钻机钻探深度不够。直到湘、赣等省煤矿钻机运到，其钻探深度可达600米，玉门油矿的原油生产才有重大突破。1941年4月间，第四井用大钻机凿至445米时遇到大油层，每天喷油五六万加仑。使该井当年原油产量由1940年的937加仑猛增到205744加仑。第二井原油产量亦由1940年的75936加仑增长到397214加仑。最令人激动地的是1941年10月对第八井的钻探。24日钻探深度达450米时，遇到大油层猛烈上喷，当天喷出的原油约20余万加仑。但由于油矿在储油、炼油等方面设备不足，不得不对第八井“暂行堵塞，以便管制”。好在由于冬季西北天气寒冷，喷出的原油中“所含汽油尚不致自行蒸发耗失”。②第八井仅10～12月，就生产原油2042690加仑。③
其二，炼油设备落后。原油生产后，必须经过提炼，分成汽油、煤油及柴油等，方可利用。由于缺乏设备，早在炼油厂筹备之初，金开英就派遣动力油料厂的主任工程师萧之谦前往美国购买一批新式的炼油机器和配套设备。然而，从美国购来的设备却无法从中国沿海登陆。当时中国对外进出口只有西南一途，且运力交通都极有限，进口的物资往往要在沿途仓库中等待很长时间。随着原油产量的增加，炼油工程渐感需要。
该矿于1939年初次出油后，即在玉门矿区设立炼厂一座，后改名为第一炼厂。该炼厂设备陈旧，炼油方法是手工操作，原油在夏天用桶挑，在冬天用箩筐抬，把它注入预热池内，加热熔化为可以流动的液体后，用人工操作的手摇泵加入炼油锅，加热到一定温度，让汽油和煤油、柴油分别蒸馏提出，冷却后取出剩余的渣油。每日仅能炼原油4000加仑。1939年9月扩充至每日能炼原油8000加仑。第二炼厂设在嘉峪关，于1940年8月开工，1942年建成投产，每日能炼原油一万加仑。④
不过，由于国产现存炼油设备质量差，加之石油河炼油厂采用落后的蒸馏方法提炼，导致原油的利用率极低，“可产汽油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十八”。“最先每日仅炼原油三四千加仑，嗣经扩充至每日炼量一万加仑。自第八井出油后，又扩充至日炼原油三万加仑，现已扩充至日炼原油八万加仑，一月以后可至日炼原油十五万加仑”。嘉峪关炼油厂由于采用了较先进的半裂法炼油，汽油常量可达原油的34%左右。“该项机件亦系自行设计制造，惟机件复杂，装置较为费时，且以缺乏特种材料，不能持久”。⑤
鉴于国产设备炼油，所得汽油仅达原油20%。而若改用最新式方法制炼，应达70%。因此，在翁文灏的坚持下，蒋介石特批外汇250万美金，于1940年底派炼油工程师赴美洽购制新式采油、输油、储油以及炼油各种技术暨机器设备，共计四千五百吨。至1941年10月底，由美国运抵仰光的设备约三千吨。这些设备“计炼油厂一座，每日能炼原油一千五百桶，计六万三千加仑，炼出汽油，占原油百分之六十四，较之国内自装者多出三倍。全年以工作三百天计算，可炼成汽油一千二百万加仑（每吨三百加仑，合四万吨）。”翁文灏预计，该项设备全部到矿后，“三十二年春季该矿当可装配完成，开始出产。三十二年全年可出汽油八百八十万加仑，飞机汽油一百万加仑，柴油二百万加仑，煤油约为一百万加仑”。⑥
从1941年10月起，由于大钻机等设备的运抵，玉门油田地下石油蕴藏量之丰富得以显现。除了第八井“尚在继续出油，所有储油地点均已贮满”外，其他新探各井出油前景亦甚看好。翁文灏认识到：“如不速将储炼设备大加扩充，不仅生产无法利用，抑且易滋危险。”他考虑了玉门油矿未来发展的各方面问题。第一，在美国购买的储炼设备应迅速运往玉门油矿。他指出：“储炼设备虽早已订购，一小部分尚在美国待运，大部分则滞留仰光。在美之件，已电美设法提前启运。到仰之件已达三千余吨，其中最急要者，炼油及储油器材约二千五百吨，必须即为运矿。”第二，玉门油矿的防空问题。他指出：“该矿产量既增，我方虽力求保守秘密，难免不为敌人侦悉，将来空袭危险势必增加。该地一片戈壁，毫无隐蔽，且所出之油，如敌机投掷燃烧弹，被焚可虞。除已叠令该矿将器材尽量存放山洞外，拟请令饬防空主管机关指拨防空部队连同高射炮四尊，及高射机关枪若干，开赴矿区，俾资防护。”第三，西北交通运输问题。他指出：“该矿远处西北，如交通问题不能解决，则油料无法大量外运。现交通三年计划，陇海铁路仅延筑至天水为止，似亟宜责成交通主管机关于最短期内延筑至甘肃肃州。所需钢轨，一部分即可由陇海路东段拆除移充。此路如果完成，不仅甘矿产油可供西北、西南各省之用，对于西北其他工矿事业亦大有裨益。将来机械化及航空部队或亦可调派一部分前往矿区附近训练，俾可就地利用油料。”①可见，翁文灏对油矿各方面工作筹划之细致入微。
翁文灏对于玉门油田的出油和炼油十分关注。1942年4月25日，他亲抵玉门油田视察，一直到5月14日才回到兰州。在玉门油矿访问期间，他先后视察了第一和第三炼油厂，第四、第六、第八和第十井，机械厂、干油泉、沥青厂，慰问了护矿部队官兵，并同孙越崎、严爽、金开英等商谈加大油矿开发计划和所需订购物资。并同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西北运输局局长何竞武等商谈玉门油矿开发、增产、安全保护与油品运输等问题。
翁文灏于1943年3月16日获悉第十四井钻探时碰到大油层的消息，3月30日又得知第十五井大量出油，这些喜讯令他兴奋不已。他当即向蒋介石报告这两口油井出油的盛况：“第十四井于三月十六日喷油起，初每小时油量在一万加仑以上，经十二小时后，因钻杆为油砂堵塞，出油减少，并一度停止。嗣将钻杆完全拔出，冲开油砂，重钻两昼夜，又继续喷油。又第十五井即该油田最南一井，于三月三十日夜间十一时钻深至四百公尺，出油压力甚大，油量甚旺。开始每小时流量一万三千加仑，每日三十万加仑，流量甚匀，毫无间断。至四月二日每小时流量为一万五千加仑；三日出油情势略缓，每小时流量平均一万四千加仑；四日流量每小时一万二千加仑；五日流量平均每小时七千加仑。该井已流六日之久，喷油达一百八十万加仑，为以前各井所无。”②
下面为玉门油矿三年来出产原油数量统计表：
炼油情形。“现矿方原油产量大增，该厂第一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一千余加仑，第二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二千余加仑。”③
由于玉门交通不便，资源委员会还计划在兰州设立大炼油厂。“据地质家估计，石油河、石油沟一带，原油藏量约在三万万桶左右，其附近文殊山等地，亦有极大希望。故如钻机充足，日产原油一万桶（即四十二万加仑）并非难事。而前购日炼原油一千五百桶炼厂，已感炼量太小。且为谋战后自给自足计，决定添购日炼原油一万桶炼厂一所，预计可年产汽油七千万加仑、飞机汽油七百万加仑、机油三百五十万加仑。惟用油多在内地，矿区遥远，产品内运，极不经济。故为一劳永逸计，决定将炼厂设在兰州附近，将来由矿至兰，原油用油管输送。此厂原拟在此次美租借法案款内购办，借此抗战期间，在美设计制造。一俟抗战结束，即可内运装置，大量生产，建立国防工业。”④
从1939年2月至1942年8月，玉门油矿员工总数已达7000余人；运达玉门油矿的各种器材共约3000吨；该矿产出原油约1000万加仑，炼成汽油90余万加仑、煤油40余万加仑、柴油20余万加仑。①
翁文灏和他领导的玉门油矿技术团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玉门油矿的开发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就。从1939年3月到1945年的7年间，共钻井61口，生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下表为甘肃油矿战时石油产量。
从玉门油矿的地质勘探、钻探、打井到出油、贮存、炼制、运输等等各个环节，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其中，一大批留美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领导层方面有秦汾、钱昌照、孙越崎等。
秦汾于190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天文数学硕士学位。1913年归国后历任南京商业学校教务长、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次长、代理部务、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大学院普通教育处处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1934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经济部政务次长。在中国的石油勘探和玉门油田开发方面，他协助翁文灏做了大量工作。
钱昌照于1919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但1923年曾赴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访问，考察了造船、纺织、冶金、汽车制造等工业企业。他就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同翁文灏密切合作，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对于在大后方兴办工矿企业、组织力量对各种资源进行勘探；为发展战时生产，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玉门油矿的开发和建设，亦处处凝聚着他的心血。
孙越崎于1929至1933年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期间并到英、法、德、苏等国考察油矿、煤矿。回国后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1941年3月临危受命，兼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矿局虽在重庆，但他经常亲临玉门油矿，在高寒戈壁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努力建设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
在专业技术专家层面，则有卞美年、严爽、金开英、孙健初、翁文波等。
卞美年于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他曾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是我国中、新生代地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和石油地质学家。抗战期间，他受翁文灏之托，与黄汲清、杨钟健、翁文波等人参与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的甘肃、新疆石油地质调查。1940年来到人烟稀少的甘肃酒泉从事石油矿工作。
严爽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曾赴延长油矿担任勘探室主任、矿长。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决定开采陕北石油，任命孙越崎为陕北石油勘探处处长，严爽为主任。1937年1月，严爽奉派赴日本、美国考察石油工业，同年8月进入美国诺曼大学研习石油工程，后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进修。1938年6月，资源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任命刚刚回国的严爽担任筹备处主任，不久又担任玉门油矿矿长，成为我国玉门油矿主要创建者之一。
金开英于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随即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工，1927年获理学士学位。归国后再次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燃料研究。两年后在化学部门取得了工程师和硕士学位。金开英于1931年回国，出任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1938年，金开英临危受命，出任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厂长。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合并，成立甘肃油矿局，经验丰富的金开英担任炼厂厂长，负责原油的炼制和各种油品的生产。
孙健初早年从事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也是第一个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探明并开发了玉门油矿。1937年，孙健初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安排，参加中美专家合作的“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开始在甘肃、青海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1938年，他再次去玉门勘测石油，发现了玉门油田。由于孙健初主持的玉门油田勘探取得成功，玉门油矿转入正常开发。1942至1944年，孙健初奉派赴美国进修，在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南加利福尼亚等地油田和研究所实习石油地质，并完成《美国地质概况及其寻究石油之方法》和《发展中国油矿纲要》等专著。
翁文波于1939年获得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他放弃英国丰厚的工资、舒适的生活，立即回到重庆，就任中央大学教授。在堂兄翁文灏的影响下。翁文波利用留学期间研制的称尖端科技成果——“重磁力探测仪”，在玉门油矿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重磁力勘探队。
玉门油矿当时还有一批技术骨干。
靳锡庚1932年毕业于河南省焦作工学院采矿系。1938年跟随孙健初来到玉门油田创业。靳锡庚分管钻井兼采油工作。1941年，他负责在玉门首次使用800米旋转钻机，钻老君庙的8号井，出现强烈井喷。他带领钻井工人冒着强烈的瓦斯气在油流下安装上防喷器，制止了井喷。保证全矿完成了1942年生产180万加仑的汽油任务，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1945年5月，他先后在美国休斯敦韩卜石油公司、怀俄明星机石油公司实习，又在加利福尼亚美孚公司实习钻采技术。1946年8月返回玉门油矿。
邹明于1937年4月从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任实习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资源委员会派金开英筹建重庆植物油提炼轻油厂，邹明时任课长。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邹明调任该局炼厂工料课长，为玉门油矿的开发出谋划策，竭尽全力。同年冬，从美国订购的一套裂化炼油装置在运输途中遭敌机轰炸受损，邹明等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在内地赶制炼油甑，运矿安装使用，使1942年汽油产量比上年提高了九倍。1942年底，邹明被派往美国，任甘肃油矿驻美代表。
翁心源于1927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后投身铁路建设，任副工程师等职。作为翁文灏的长子，他于1941年3月来到甘肃油矿局工作。1942年3月，翁心源被派往美国学习石油管道运输专业，并进行玉门到兰州输油管道的设计和研究。1944年12月回国后，翁心源完成了从第八井区输油总站到四台炼厂输油管道的设计，当年就建成投入使用。
熊尚元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先后在北京、南京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任技术员、助理研究员。1942年底由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学习石油炼制，1945年初回国，任甘肃油矿局炼油厂工程师、代理厂长，主持炼油厂扩建工作，实现了玉门原油裂炼的工业生产。
史久光于1936年考入河南焦作工学院矿冶系，1941年毕业后来到甘肃油矿局工作。1941年10月，8号井发生强烈井喷，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清理现场、抢救器材的工作。1945年，史久光奉派赴美国学习石油技术。他除了到壳牌、联合、加州标准等大石油公司实习之外，还到数十家石油工具制造厂和服务公司参观学习。
刘树人1937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矿冶系本科。后在资源委员会矿业研究所工作。1940年从重庆的甘肃油矿局赶到玉门油矿，投身于油田的建设。1946年春，甘肃油矿局派他赴美学习深造。在美国实习期间，他先后在20多个单位学习了钻井机械修造和使用技术、钻采工程现场技术、油田注水和二次采油技术以及保持油层压力和注气技术，全面考察了钻井、采油、钻采机械制造、油田工程等方面的技术。
吴德楣1940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后即投身玉门油矿，成为我国最早的石油钻井技术人员。1943年，资源委员会为提升中国的石油工业技术水平，派遣一批年轻的技术人员到美国留学，吴德楣被选中赴美研修。
1942年春，资源委员会利用美国宣布中国为租借法案下接受援助国家之一的机会，大规模派遣技术人员赴美实习。派遣人员分为7大部门26类，其中包括采石油矿、石油提炼、油管工程、油田地质等6大类。除了上述提及的技术人员外，还有甘肃油矿局工程师董蔚翘赴美学习石油钻探；毕业于国立重庆大学化学工程系的龙显烈大学毕业后即到美国实习石油炼制，回国后历任玉门油矿炼油厂主管工程师。
不过，由于资金、设备和交通诸多问题的限制，玉门油矿尽管蕴藏量丰富，但依然面临许多严重的困难。
首先是储油问题无法解决。自1941年10月间该矿第八井大量喷油，及至1942年1月、1943年3月间之第十、第十四井喷油更多，喷出原油有200万加仑之多。其油井压力之大，油量之丰，的确令甘肃油矿局领导层始料不及。玉门油矿各矿厂原有储油铁池储量仅约24万加仑，不敷应用。喷出之大量原油不得不储存在露天，影响原油品质。而玉门油矿局在美订购储原油铁池三十具（每只可盛原油189万加仑）、储成品铁池十余具（每只可盛汽油、柴油等210万加仑），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油池材料一部分损失在仰光，一部分最近损失在腊戍。与此同时，资源委员会也从重庆中国植物油料厂购得220吨储油池一具、50吨铁池二具。甘肃油矿局也“曾向招商局购有轮船钢板甚多，现亦拟改制油池，分设矿厂及兰州、广元、重庆等地，作存储油料之用”。①可以说，原油和成品油等储油设施不足，限制了采、炼能力，对玉门油矿资源造成了较大的浪费。
其次，炼油能力不足。翁文灏认识到美购新式炼油设备对于玉门油矿的炼油能力至关重要，多次向蒋介石强调：“已购美国器材装配完成后，每年亦仅可出汽油八百八十万加仑、柴油二百万加仑、煤油一百万加仑。”由于翁文灏的不懈努力，蒋介石批准向玉门油矿增拨250万美金购买炼油设备，使该矿1942年的外汇额度达到650万美元。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滞留仰光和腊戍的3000余吨设备器材“迭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②为了防止美购机器设备无法如期运到玉门而影响生产，翁文灏也指示玉门油矿加强自主建造炼油、储油器材，且进展颇为迅捷。这些设备“在重庆、昆明分包各工厂同时制造”。除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电瓷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及动力油料厂外，还有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植物油料厂、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交通部汽车配件厂、永利化学公司铁工厂、民生机器厂、渝鑫钢铁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等二十余家工厂代制各种炼、储机件、锅炉等。③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请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开采石油亟须的新式器材，以供急用。罗斯福当面同意由租借法案内供给甘肃、新疆油矿所需设备，并令翁文灏迅速开列应该物品清单电报宋子文，向美国商订。据翁文灏报告，“此次所拟购置之器材，系以甘肃油矿所急用者为主”。由于战时空运吨位为数有限，翁文灏呈请“在陆运未通以前，从速运入者约共三千四百吨，价值约美金三百五十万元”。如果这些设备全部装置后，其生产能力每年可达汽油2000万加仑，飞机汽油250万加仑。④可惜该计划亦未能全部完成。
第三，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随着玉门油矿局产油量的增加，运输问题更加严峻。1943年6月，甘肃油矿局“奉令增加油产，矿厂所需急要器材存渝约九百余吨，必须于最近三个月内扫数运矿应用”。该局尽管当时拥有运输车辆共计537辆，但各车行驶里程多在二万千米以上，且因平日运务繁忙，不能及时检修，“其因损坏过重报废者已十七辆，运力原已不敷”。除了运送成品油，还要运送设备器材、建筑材料及给养、空桶等。因此，翁文灏呈请蒋介石“将滇缅铁路存车三百余辆调拨该局应用”。⑤但公路总局加以拒绝。1945年4月，美国石油局国外油矿处副处长贾文（Gavin）和美军在华后勤部上校安德士（Andrus）前往甘肃油矿考察归来，认为“甘肃油矿地处偏远，交通困难”，而玉门油矿“运输能力落后”。“安德士上校允返昆提议速拨卡车二百辆，拖车三百辆，以供急用，并派具有运输经验之美国人员三、四人偕行，以资协助。”⑥
第四，玉门油矿成功开发以后，国民党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对油矿加以控制或施加影响。以孔祥熙为首的财政部一直主张玉门油矿应该改由商业运营模式。1940年12月10日的行政院第494次会议上决定甘肃油矿所需资金应由银行贷款解决，并应立即组织公司。而翁文灏、钱昌照等人依然主张石油工业应由国家控制，由资源委员会经营，因此开发甘肃油矿的资金应由国库拨付。在同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的次会议上，钱昌照与徐堪为此争辩得面红耳赤。①经过翁文灏的抗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取消了行政院的决议，石油工业仍归资源委员会直接经营。而对以顾维钧、周作民为代表的中国煤油探矿公司提出延长该公司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勘矿权5年的申请，翁文灏则于1940年11月21日批复“不准”。②
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主张玉门油矿成品油全部军用，并试图干预玉门油矿经营权，但终因翁文灏的力拒而未能得逞。他们因此在运输和调拨空油桶等问题上对甘肃油矿局百般刁难。1941年4月28日，翁文灏等向蒋介石呈报：“甘肃油矿产量丰富，近以所产汽油缺乏空桶盛装，以致炼油工作几将被迫停顿。”他们迭经令饬各有关机关供给空桶，交换汽油。但军政部、航空委员会和运输统制局对于“该项空桶，现多留不出让，或高索代价”，原价仅5元一只的53加仑空油桶，有些机关“最近每只竟有索售价达三百元以上者”。③
对于玉门油矿融入外资的问题，翁文灏也坚决反对。早在1935年2月，身为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就坚决反对“实业部拟将吾国石油矿及天然瓦斯及其他炭轻化物质之探、采、炼一切特权，给予美商华脱曼琼斯，以五十年为期”。他和钱昌照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此事关系吾国资源至巨，社会上势必发生莫大反感，恐国际纠纷亦且因之而起，前途极为可虑。敬恳钧座即电汪院长，请将实业部与美商签订合同之议早日打消，以免演成危局。”④1941年2月11日，他在给蒋介石的折呈中力陈：“查玉门油矿藏量丰富，将来开发完成后，所出汽油可望供给全国用途，并可炼制飞机汽油，尤与国防有关。此种重要事业，应以完全国营最为妥适，即按之《矿业法》，亦经明文定为国营。”他指出：“玉门油矿为我国储油之最大富源，亦即为此后产油之根本。对外关系必须审慎于此日，以免贻患于将来。”对于孔祥熙等人力主的同美国合作开采，他指出：“美国为世界产油最多之国，除自用外，余量甚多。故美方种种设法以争取国际市场，并不愿他国多产以妨碍美油销路。在此方针之下，如果中美合办甘肃油矿，势不能不有事实影响。……故其来华参加后，共同开发，与我方利害相同，应考其资格及利害。我国即使诚意合办，亦须详细考研美方之负责生产之公司，则后方可决定。”翁文灏强调：“就一般国策言之，对此油田实宜保存为完全国有，然不可轻易接受外国参加，以免将来有掣肘之苦。”⑤
可以说，玉门油矿的开发倾注了翁文灏的心血，也是他对抗战最大的贡献之一。
【作者简介】陈谦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关键词？演玉门油矿，开采，翁文灏
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22-0007-09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计划始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一直关注中国石油事业，早在同年7月下旬，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就指派谢家荣、王竹泉前往陕北考察石油地质。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翁文灏又主持制定了《煤铁石油调查研究计划》，如“整理四川石油矿调查材料，调查陕油田地质，化验国内各处石油成分”等。①该委员会下属的“原料与制造组”当年在陕西成立油矿探勘处，于延长等地进行实地钻探。②1933年9月，翁文灏派国防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孙越崎赴陕北调查对陕北石油进行工业开发的可能性。③1935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将甘肃、新疆、青海三省5年内（1935年11月至1940年11月）的石油勘矿权以及石油有关之天然气、瓦斯、炭轻物质、土沥青及其他油类产品的独营特权授予由顾维钧、周作民等组成的中国煤油探矿公司（Chinese Petroleum Company），并规定：如在规定期限内发现有商业价值的石油，在5年试探期之后，他们将享有20年的开采石油的独营特权，并得延长20年。④1937年6月，根据翁文灏与顾维钧的安排，由美国地质学家韦勒（J. M. Weller）、苏顿（F. A. Suton）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孙健初组成的甘青煤油探勘队前往甘、青两省进行实地勘探。⑤
由于抗战爆发，中国的液体燃料极度缺乏。四川油田的产量极小，国民政府向外国在华石油公司购买石油的尝试亦未能成功。1937年10月，甘青煤油探勘队来到玉门老君庙。从石油河岸边断层和两处干油泉的周围地层看，孙健初认为：“玉门油泉一带地质颇不简单，地层多经变质，构造褶皱断层兼有之。”他迫不及待地给翁文灏写了一封信，希望早日钻探。1938年初，由孙健初、韦勒、苏顿共同署名的《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完成，报告认为“玉门一带有希望找到储量可观的油田”。翁文灏为此两次召见孙健初，听取玉门石油地质情况的汇报。⑥
玉门油矿的开发由此提上议事日程。
玉门油矿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酒泉、玉门两县之间，拔海2.4千米。油田分布长达15千米，宽2千米，分石油河、乾油泉、三橛湾三区。油矿距离西北公路惠回堡车站约30千米，东距兰州836千米，西距猩猩峡385千米。全油田原油储量，据专家估计，至少达2亿桶，即42亿加仑。①
翁文灏曾提出中苏合作开发玉门油矿的建议。因为“近来中苏两国货物往来频繁，类以汽车输运所用汽油为量甚多，需费极巨。如能在西北地方启发油矿，交通费用方能节省”。②特别是甘肃油矿油层特深，中国原有钻机能力不足。翁文灏乃商请苏联大使转请苏联政府供给新式钻机，并协助技术。苏联大使馆建议由苏联“先行派员前往查勘，然后再商合作办法”。翁文灏随即派出“熟悉该矿情形之中国人员陪同前往”。③5月13日，翁文灏与苏联驻华大使卢幹滋商议试采玉门油矿问题。翁文灏向蒋介石报告说：“苏联卢大使前建议开采甘肃油矿，职曾遵奉钧谕，迭与商谈。我国前经查勘，玉门县一带油矿尚有经营价值，拟由资源委员会先行移用陕北钻机前往钻探。苏联方面不久即可派员前往考察，并商定需用采炼机件，设法协助。”④
1938年11月，苏方派工程师谢里根（Charigin）及聂柯维林（Necovirim）二人来华，经与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工程师孙健初等多次会谈，苏联工程师“认为该矿极有希望，所需钻机当经商定清单，并言只需双方政府交涉妥当，即可代为选配运华”。翁文灏“再三函商苏联大使，迄今未获具体答复”。翁文灏又请赴苏联访问的立法院长孙科“代为催办”。苏方给孙科的答复是：“经济部前托催办玉门油矿钻井机，苏方因协助新疆开发油矿，对于玉门未及兼顾。如需进行，应由经济部将开发玉门整个计划拟好，派专家来莫洽商，可望促成。”⑤
1938年6月，蒋介石谕令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甘肃玉门油矿关系重要，饬即日派员开采。”⑥6月12日，翁文灏决定将前国防设计委员会遗留在陕北延长的两套钻机移往玉门从事勘探，遂在重庆拜访周恩来，“表明此意，请其电致陕北，惠为同意”。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绝无疑义，慨允照办。”⑦6月17日，资源委员会在汉口设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以严爽为筹备处主任。翁文灏向蒋介石报称：“当以油矿开始，首重钻机。本会从前备有钻机五部，留存陕西延长及永平地方，现尚可资利用。遵即调派四川油钻探勘处机务工程师张心田暂充甘肃油矿筹备处机务工程师，并兼代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即日前往陕西，持带本会函件，向当地驻军洽商，将前存钻机选配二部，运送甘肃玉门地方装设，赶速探勘。”⑧
同年10月，资源委员会“勘定酒泉、玉门一带设处钻探，以备大量开采，并派严爽……率同员工由陕迁运机材前往工作”，并请求蒋介石电令当地驻军“对于该处员工切实保护，并予以便利”。⑨1938年12月初，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人到达兰州，他们在兰州招募了几名测量工人，租了20多匹骆驼，向玉门进发。12月27日到达老君庙后，“当即着手调查地质，勘探油苗，测量地形，择地开凿”。⑩鉴于甘肃油矿关系西北交通运输的燃料供给，地位十分重要。在苏联钻机未到之前，翁文灏“已数次严饬办理人员，即用原有钻机先行加以钻探”；“幸赖员工用命，于本年四月初即开始出油，现已得有十四万斤左右”。①
但苏联允诺提供的新钻机一直未到，“无从加深钻探，不能大量出油”。翁文灏再同苏方商洽，希望其协助解决。但正在苏联访问的孙科电告翁文灏，表示“苏方似有尽先协助新疆采油之意，玉门油矿如亦请其协助，彼方当有相当条件提出”。翁文灏认为“如改向美国购置机件赶速运华，虽亦可行，但运输困难，为时较久，且须筹集外汇，自以能得苏方协助最为便利”。因此，电复孙科，指出“苏方协助新疆开发油矿，中央自乐观其成，请将合作办法及办理情形见告”，但“甘肃油矿仍盼苏方速运机件，并请孙院长就近探明苏方能否将此项机件价值归入易货案内”。②
既然苏联不愿提供钻探设备，翁文灏只得自力更生，利用由陕北延长拆卸的两部小钻机加大生产。“一面修筑公路，伐木运料，建造房屋；一面搜购器材，招聘员工来矿工作；同时并向湘赣各煤矿调拨采煤钻机，以资利用。”③从1939年2月第一口井开钻，3月出油，当年一共打了7口井。“惟以陕北钻机能力太小，深度均在二百公尺以内，故仅达浅油层，出油较少。”“五井均因机器能力不足，仅深至二百公尺为止，均遇油层，惟不甚丰，每日出油有数百至一二千加仑不等。”④当年合计生产原油126851加仑。⑤
1940年起，原油产量日渐增多。截至同年7月，又凿成平巷三座，其中二座出油量较大。炼油方面，共有大小炼油炉五座。这样一来，1940年上半年，“玉门油矿每月出产原油五万加仑，炼成汽油一万加仑，柴油二万五千加仑”。⑥
由于玉门油矿地处西北，属于荒漠僻壤，工业条件，百无一备。特别是西北公路当时并未建成，交通不便。因此开采原油所需的各种钻探和机械设备的运输就成了关键因素。翁文灏于1940年4月初致电蒋介石，请求交通部西北运输总处负责协助运输。翁文灏报告说：当时待运赴玉门的“该矿各项机件总重约一二九二吨。除业经运抵矿区一八二吨外，粗笨机件已由船运至广元者四一五吨；在渝精细之件，急待起运者三七○吨；尚未到渝者三二五吨。计目前在运及待运者，合共一一一○吨”。这些机件包括1200米探油钻机1部、800米探油钻机2部暨井架，第一炼油厂全部机件，还有钢板、生铁、生铜、水泥、工具、五金材料等。翁文灏呈请蒋介石命令西北运输总处自四月份起，“按月拨车十五辆来渝装运机件赴矿；拨车四十辆按月由广元装运机件赴矿，直至机件运完为止”。⑦
由于外购采炼油设备无果，国内现存机件设备便成为玉门油矿增产的关键。蒋介石遂令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及西北公路局拨车，限期运送玉门油矿设备。⑧
由于蒋介石的亲自督令，玉门油矿的采炼设备运输顺利。由湖南、江西、四川境内各矿“拆运大钻机、套管、抽油机等件约一千吨，已先后运达矿地。初步新式炼油设备亦分别在矿地、重庆两处制造，一部分现已完成，即可装用”。于是，1940年9月以后，“每月可产原油十二万加仑，即可炼成汽油二万五千加仑、柴油六万加仑”。
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成立，局址设于重庆，以孙越崎为总经理。当时“矿区一无所有，一切器材之购运，员工之招致，款项之领拨，以及与有关各方之接洽，均非株守矿厂所能办理者也。玉门矿厂由矿场长、炼厂厂长及总务处长等负责主持”。①
玉门油矿当时面临两个困难。
其一，钻机钻探深度不够。直到湘、赣等省煤矿钻机运到，其钻探深度可达600米，玉门油矿的原油生产才有重大突破。1941年4月间，第四井用大钻机凿至445米时遇到大油层，每天喷油五六万加仑。使该井当年原油产量由1940年的937加仑猛增到205744加仑。第二井原油产量亦由1940年的75936加仑增长到397214加仑。最令人激动地的是1941年10月对第八井的钻探。24日钻探深度达450米时，遇到大油层猛烈上喷，当天喷出的原油约20余万加仑。但由于油矿在储油、炼油等方面设备不足，不得不对第八井“暂行堵塞，以便管制”。好在由于冬季西北天气寒冷，喷出的原油中“所含汽油尚不致自行蒸发耗失”。②第八井仅10～12月，就生产原油2042690加仑。③
其二，炼油设备落后。原油生产后，必须经过提炼，分成汽油、煤油及柴油等，方可利用。由于缺乏设备，早在炼油厂筹备之初，金开英就派遣动力油料厂的主任工程师萧之谦前往美国购买一批新式的炼油机器和配套设备。然而，从美国购来的设备却无法从中国沿海登陆。当时中国对外进出口只有西南一途，且运力交通都极有限，进口的物资往往要在沿途仓库中等待很长时间。随着原油产量的增加，炼油工程渐感需要。
该矿于1939年初次出油后，即在玉门矿区设立炼厂一座，后改名为第一炼厂。该炼厂设备陈旧，炼油方法是手工操作，原油在夏天用桶挑，在冬天用箩筐抬，把它注入预热池内，加热熔化为可以流动的液体后，用人工操作的手摇泵加入炼油锅，加热到一定温度，让汽油和煤油、柴油分别蒸馏提出，冷却后取出剩余的渣油。每日仅能炼原油4000加仑。1939年9月扩充至每日能炼原油8000加仑。第二炼厂设在嘉峪关，于1940年8月开工，1942年建成投产，每日能炼原油一万加仑。④
不过，由于国产现存炼油设备质量差，加之石油河炼油厂采用落后的蒸馏方法提炼，导致原油的利用率极低，“可产汽油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十八”。“最先每日仅炼原油三四千加仑，嗣经扩充至每日炼量一万加仑。自第八井出油后，又扩充至日炼原油三万加仑，现已扩充至日炼原油八万加仑，一月以后可至日炼原油十五万加仑”。嘉峪关炼油厂由于采用了较先进的半裂法炼油，汽油常量可达原油的34%左右。“该项机件亦系自行设计制造，惟机件复杂，装置较为费时，且以缺乏特种材料，不能持久”。⑤
鉴于国产设备炼油，所得汽油仅达原油20%。而若改用最新式方法制炼，应达70%。因此，在翁文灏的坚持下，蒋介石特批外汇250万美金，于1940年底派炼油工程师赴美洽购制新式采油、输油、储油以及炼油各种技术暨机器设备，共计四千五百吨。至1941年10月底，由美国运抵仰光的设备约三千吨。这些设备“计炼油厂一座，每日能炼原油一千五百桶，计六万三千加仑，炼出汽油，占原油百分之六十四，较之国内自装者多出三倍。全年以工作三百天计算，可炼成汽油一千二百万加仑（每吨三百加仑，合四万吨）。”翁文灏预计，该项设备全部到矿后，“三十二年春季该矿当可装配完成，开始出产。三十二年全年可出汽油八百八十万加仑，飞机汽油一百万加仑，柴油二百万加仑，煤油约为一百万加仑”。⑥
从1941年10月起，由于大钻机等设备的运抵，玉门油田地下石油蕴藏量之丰富得以显现。除了第八井“尚在继续出油，所有储油地点均已贮满”外，其他新探各井出油前景亦甚看好。翁文灏认识到：“如不速将储炼设备大加扩充，不仅生产无法利用，抑且易滋危险。”他考虑了玉门油矿未来发展的各方面问题。第一，在美国购买的储炼设备应迅速运往玉门油矿。他指出：“储炼设备虽早已订购，一小部分尚在美国待运，大部分则滞留仰光。在美之件，已电美设法提前启运。到仰之件已达三千余吨，其中最急要者，炼油及储油器材约二千五百吨，必须即为运矿。”第二，玉门油矿的防空问题。他指出：“该矿产量既增，我方虽力求保守秘密，难免不为敌人侦悉，将来空袭危险势必增加。该地一片戈壁，毫无隐蔽，且所出之油，如敌机投掷燃烧弹，被焚可虞。除已叠令该矿将器材尽量存放山洞外，拟请令饬防空主管机关指拨防空部队连同高射炮四尊，及高射机关枪若干，开赴矿区，俾资防护。”第三，西北交通运输问题。他指出：“该矿远处西北，如交通问题不能解决，则油料无法大量外运。现交通三年计划，陇海铁路仅延筑至天水为止，似亟宜责成交通主管机关于最短期内延筑至甘肃肃州。所需钢轨，一部分即可由陇海路东段拆除移充。此路如果完成，不仅甘矿产油可供西北、西南各省之用，对于西北其他工矿事业亦大有裨益。将来机械化及航空部队或亦可调派一部分前往矿区附近训练，俾可就地利用油料。”①可见，翁文灏对油矿各方面工作筹划之细致入微。
翁文灏对于玉门油田的出油和炼油十分关注。1942年4月25日，他亲抵玉门油田视察，一直到5月14日才回到兰州。在玉门油矿访问期间，他先后视察了第一和第三炼油厂，第四、第六、第八和第十井，机械厂、干油泉、沥青厂，慰问了护矿部队官兵，并同孙越崎、严爽、金开英等商谈加大油矿开发计划和所需订购物资。并同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青海省主席马步芳、西北运输局局长何竞武等商谈玉门油矿开发、增产、安全保护与油品运输等问题。
翁文灏于1943年3月16日获悉第十四井钻探时碰到大油层的消息，3月30日又得知第十五井大量出油，这些喜讯令他兴奋不已。他当即向蒋介石报告这两口油井出油的盛况：“第十四井于三月十六日喷油起，初每小时油量在一万加仑以上，经十二小时后，因钻杆为油砂堵塞，出油减少，并一度停止。嗣将钻杆完全拔出，冲开油砂，重钻两昼夜，又继续喷油。又第十五井即该油田最南一井，于三月三十日夜间十一时钻深至四百公尺，出油压力甚大，油量甚旺。开始每小时流量一万三千加仑，每日三十万加仑，流量甚匀，毫无间断。至四月二日每小时流量为一万五千加仑；三日出油情势略缓，每小时流量平均一万四千加仑；四日流量每小时一万二千加仑；五日流量平均每小时七千加仑。该井已流六日之久，喷油达一百八十万加仑，为以前各井所无。”②
下面为玉门油矿三年来出产原油数量统计表：
炼油情形。“现矿方原油产量大增，该厂第一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一千余加仑，第二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二千余加仑。”③
由于玉门交通不便，资源委员会还计划在兰州设立大炼油厂。“据地质家估计，石油河、石油沟一带，原油藏量约在三万万桶左右，其附近文殊山等地，亦有极大希望。故如钻机充足，日产原油一万桶（即四十二万加仑）并非难事。而前购日炼原油一千五百桶炼厂，已感炼量太小。且为谋战后自给自足计，决定添购日炼原油一万桶炼厂一所，预计可年产汽油七千万加仑、飞机汽油七百万加仑、机油三百五十万加仑。惟用油多在内地，矿区遥远，产品内运，极不经济。故为一劳永逸计，决定将炼厂设在兰州附近，将来由矿至兰，原油用油管输送。此厂原拟在此次美租借法案款内购办，借此抗战期间，在美设计制造。一俟抗战结束，即可内运装置，大量生产，建立国防工业。”④
从1939年2月至1942年8月，玉门油矿员工总数已达7000余人；运达玉门油矿的各种器材共约3000吨；该矿产出原油约1000万加仑，炼成汽油90余万加仑、煤油40余万加仑、柴油20余万加仑。①
翁文灏和他领导的玉门油矿技术团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玉门油矿的开发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就。从1939年3月到1945年的7年间，共钻井61口，生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下表为甘肃油矿战时石油产量。
从玉门油矿的地质勘探、钻探、打井到出油、贮存、炼制、运输等等各个环节，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这其中，一大批留美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领导层方面有秦汾、钱昌照、孙越崎等。
秦汾于190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天文数学硕士学位。1913年归国后历任南京商业学校教务长、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次长、代理部务、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大学院普通教育处处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1934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经济部政务次长。在中国的石油勘探和玉门油田开发方面，他协助翁文灏做了大量工作。
钱昌照于1919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但1923年曾赴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访问，考察了造船、纺织、冶金、汽车制造等工业企业。他就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同翁文灏密切合作，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对于在大后方兴办工矿企业、组织力量对各种资源进行勘探；为发展战时生产，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玉门油矿的开发和建设，亦处处凝聚着他的心血。
孙越崎于1929至1933年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期间并到英、法、德、苏等国考察油矿、煤矿。回国后就任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1941年3月临危受命，兼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矿局虽在重庆，但他经常亲临玉门油矿，在高寒戈壁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努力建设我国第一座石油基地——玉门油矿。
在专业技术专家层面，则有卞美年、严爽、金开英、孙健初、翁文波等。
卞美年于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他曾参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是我国中、新生代地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和石油地质学家。抗战期间，他受翁文灏之托，与黄汲清、杨钟健、翁文波等人参与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的甘肃、新疆石油地质调查。1940年来到人烟稀少的甘肃酒泉从事石油矿工作。
严爽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曾赴延长油矿担任勘探室主任、矿长。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决定开采陕北石油，任命孙越崎为陕北石油勘探处处长，严爽为主任。1937年1月，严爽奉派赴日本、美国考察石油工业，同年8月进入美国诺曼大学研习石油工程，后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进修。1938年6月，资源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任命刚刚回国的严爽担任筹备处主任，不久又担任玉门油矿矿长，成为我国玉门油矿主要创建者之一。
金开英于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随即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工，1927年获理学士学位。归国后再次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燃料研究。两年后在化学部门取得了工程师和硕士学位。金开英于1931年回国，出任地质调查所沁园燃料研究室主任。1938年，金开英临危受命，出任资源委员会植物油提炼轻油工厂厂长。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合并，成立甘肃油矿局，经验丰富的金开英担任炼厂厂长，负责原油的炼制和各种油品的生产。
孙健初早年从事区域地质矿产调查，也是第一个跨越祁连山的中国地质学家，探明并开发了玉门油矿。1937年，孙健初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安排，参加中美专家合作的“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开始在甘肃、青海部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1938年，他再次去玉门勘测石油，发现了玉门油田。由于孙健初主持的玉门油田勘探取得成功，玉门油矿转入正常开发。1942至1944年，孙健初奉派赴美国进修，在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南加利福尼亚等地油田和研究所实习石油地质，并完成《美国地质概况及其寻究石油之方法》和《发展中国油矿纲要》等专著。
翁文波于1939年获得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博士，他放弃英国丰厚的工资、舒适的生活，立即回到重庆，就任中央大学教授。在堂兄翁文灏的影响下。翁文波利用留学期间研制的称尖端科技成果——“重磁力探测仪”，在玉门油矿创建了中国第一支重磁力勘探队。
玉门油矿当时还有一批技术骨干。
靳锡庚1932年毕业于河南省焦作工学院采矿系。1938年跟随孙健初来到玉门油田创业。靳锡庚分管钻井兼采油工作。1941年，他负责在玉门首次使用800米旋转钻机，钻老君庙的8号井，出现强烈井喷。他带领钻井工人冒着强烈的瓦斯气在油流下安装上防喷器，制止了井喷。保证全矿完成了1942年生产180万加仑的汽油任务，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1945年5月，他先后在美国休斯敦韩卜石油公司、怀俄明星机石油公司实习，又在加利福尼亚美孚公司实习钻采技术。1946年8月返回玉门油矿。
邹明于1937年4月从南京金陵大学工业化学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任实习员。抗日战争爆发后，资源委员会派金开英筹建重庆植物油提炼轻油厂，邹明时任课长。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邹明调任该局炼厂工料课长，为玉门油矿的开发出谋划策，竭尽全力。同年冬，从美国订购的一套裂化炼油装置在运输途中遭敌机轰炸受损，邹明等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在内地赶制炼油甑，运矿安装使用，使1942年汽油产量比上年提高了九倍。1942年底，邹明被派往美国，任甘肃油矿驻美代表。
翁心源于1927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后投身铁路建设，任副工程师等职。作为翁文灏的长子，他于1941年3月来到甘肃油矿局工作。1942年3月，翁心源被派往美国学习石油管道运输专业，并进行玉门到兰州输油管道的设计和研究。1944年12月回国后，翁心源完成了从第八井区输油总站到四台炼厂输油管道的设计，当年就建成投入使用。
熊尚元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先后在北京、南京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任技术员、助理研究员。1942年底由资源委员会派赴美国学习石油炼制，1945年初回国，任甘肃油矿局炼油厂工程师、代理厂长，主持炼油厂扩建工作，实现了玉门原油裂炼的工业生产。
史久光于1936年考入河南焦作工学院矿冶系，1941年毕业后来到甘肃油矿局工作。1941年10月，8号井发生强烈井喷，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清理现场、抢救器材的工作。1945年，史久光奉派赴美国学习石油技术。他除了到壳牌、联合、加州标准等大石油公司实习之外，还到数十家石油工具制造厂和服务公司参观学习。
刘树人1937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矿冶系本科。后在资源委员会矿业研究所工作。1940年从重庆的甘肃油矿局赶到玉门油矿，投身于油田的建设。1946年春，甘肃油矿局派他赴美学习深造。在美国实习期间，他先后在20多个单位学习了钻井机械修造和使用技术、钻采工程现场技术、油田注水和二次采油技术以及保持油层压力和注气技术，全面考察了钻井、采油、钻采机械制造、油田工程等方面的技术。
吴德楣1940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后即投身玉门油矿，成为我国最早的石油钻井技术人员。1943年，资源委员会为提升中国的石油工业技术水平，派遣一批年轻的技术人员到美国留学，吴德楣被选中赴美研修。
1942年春，资源委员会利用美国宣布中国为租借法案下接受援助国家之一的机会，大规模派遣技术人员赴美实习。派遣人员分为7大部门26类，其中包括采石油矿、石油提炼、油管工程、油田地质等6大类。除了上述提及的技术人员外，还有甘肃油矿局工程师董蔚翘赴美学习石油钻探；毕业于国立重庆大学化学工程系的龙显烈大学毕业后即到美国实习石油炼制，回国后历任玉门油矿炼油厂主管工程师。
不过，由于资金、设备和交通诸多问题的限制，玉门油矿尽管蕴藏量丰富，但依然面临许多严重的困难。
首先是储油问题无法解决。自1941年10月间该矿第八井大量喷油，及至1942年1月、1943年3月间之第十、第十四井喷油更多，喷出原油有200万加仑之多。其油井压力之大，油量之丰，的确令甘肃油矿局领导层始料不及。玉门油矿各矿厂原有储油铁池储量仅约24万加仑，不敷应用。喷出之大量原油不得不储存在露天，影响原油品质。而玉门油矿局在美订购储原油铁池三十具（每只可盛原油189万加仑）、储成品铁池十余具（每只可盛汽油、柴油等210万加仑），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油池材料一部分损失在仰光，一部分最近损失在腊戍。与此同时，资源委员会也从重庆中国植物油料厂购得220吨储油池一具、50吨铁池二具。甘肃油矿局也“曾向招商局购有轮船钢板甚多，现亦拟改制油池，分设矿厂及兰州、广元、重庆等地，作存储油料之用”。①可以说，原油和成品油等储油设施不足，限制了采、炼能力，对玉门油矿资源造成了较大的浪费。
其次，炼油能力不足。翁文灏认识到美购新式炼油设备对于玉门油矿的炼油能力至关重要，多次向蒋介石强调：“已购美国器材装配完成后，每年亦仅可出汽油八百八十万加仑、柴油二百万加仑、煤油一百万加仑。”由于翁文灏的不懈努力，蒋介石批准向玉门油矿增拨250万美金购买炼油设备，使该矿1942年的外汇额度达到650万美元。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滞留仰光和腊戍的3000余吨设备器材“迭遭敌机轰炸”，损失惨重。②为了防止美购机器设备无法如期运到玉门而影响生产，翁文灏也指示玉门油矿加强自主建造炼油、储油器材，且进展颇为迅捷。这些设备“在重庆、昆明分包各工厂同时制造”。除资源委员会所属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电瓷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及动力油料厂外，还有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国植物油料厂、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交通部汽车配件厂、永利化学公司铁工厂、民生机器厂、渝鑫钢铁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等二十余家工厂代制各种炼、储机件、锅炉等。③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请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开采石油亟须的新式器材，以供急用。罗斯福当面同意由租借法案内供给甘肃、新疆油矿所需设备，并令翁文灏迅速开列应该物品清单电报宋子文，向美国商订。据翁文灏报告，“此次所拟购置之器材，系以甘肃油矿所急用者为主”。由于战时空运吨位为数有限，翁文灏呈请“在陆运未通以前，从速运入者约共三千四百吨，价值约美金三百五十万元”。如果这些设备全部装置后，其生产能力每年可达汽油2000万加仑，飞机汽油250万加仑。④可惜该计划亦未能全部完成。
第三，交通运输方面的困难。随着玉门油矿局产油量的增加，运输问题更加严峻。1943年6月，甘肃油矿局“奉令增加油产，矿厂所需急要器材存渝约九百余吨，必须于最近三个月内扫数运矿应用”。该局尽管当时拥有运输车辆共计537辆，但各车行驶里程多在二万千米以上，且因平日运务繁忙，不能及时检修，“其因损坏过重报废者已十七辆，运力原已不敷”。除了运送成品油，还要运送设备器材、建筑材料及给养、空桶等。因此，翁文灏呈请蒋介石“将滇缅铁路存车三百余辆调拨该局应用”。⑤但公路总局加以拒绝。1945年4月，美国石油局国外油矿处副处长贾文（Gavin）和美军在华后勤部上校安德士（Andrus）前往甘肃油矿考察归来，认为“甘肃油矿地处偏远，交通困难”，而玉门油矿“运输能力落后”。“安德士上校允返昆提议速拨卡车二百辆，拖车三百辆，以供急用，并派具有运输经验之美国人员三、四人偕行，以资协助。”⑥
第四，玉门油矿成功开发以后，国民党内的各种政治势力都试图对油矿加以控制或施加影响。以孔祥熙为首的财政部一直主张玉门油矿应该改由商业运营模式。1940年12月10日的行政院第494次会议上决定甘肃油矿所需资金应由银行贷款解决，并应立即组织公司。而翁文灏、钱昌照等人依然主张石油工业应由国家控制，由资源委员会经营，因此开发甘肃油矿的资金应由国库拨付。在同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的次会议上，钱昌照与徐堪为此争辩得面红耳赤。①经过翁文灏的抗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取消了行政院的决议，石油工业仍归资源委员会直接经营。而对以顾维钧、周作民为代表的中国煤油探矿公司提出延长该公司在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勘矿权5年的申请，翁文灏则于1940年11月21日批复“不准”。②
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主张玉门油矿成品油全部军用，并试图干预玉门油矿经营权，但终因翁文灏的力拒而未能得逞。他们因此在运输和调拨空油桶等问题上对甘肃油矿局百般刁难。1941年4月28日，翁文灏等向蒋介石呈报：“甘肃油矿产量丰富，近以所产汽油缺乏空桶盛装，以致炼油工作几将被迫停顿。”他们迭经令饬各有关机关供给空桶，交换汽油。但军政部、航空委员会和运输统制局对于“该项空桶，现多留不出让，或高索代价”，原价仅5元一只的53加仑空油桶，有些机关“最近每只竟有索售价达三百元以上者”。③
对于玉门油矿融入外资的问题，翁文灏也坚决反对。早在1935年2月，身为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就坚决反对“实业部拟将吾国石油矿及天然瓦斯及其他炭轻化物质之探、采、炼一切特权，给予美商华脱曼琼斯，以五十年为期”。他和钱昌照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此事关系吾国资源至巨，社会上势必发生莫大反感，恐国际纠纷亦且因之而起，前途极为可虑。敬恳钧座即电汪院长，请将实业部与美商签订合同之议早日打消，以免演成危局。”④1941年2月11日，他在给蒋介石的折呈中力陈：“查玉门油矿藏量丰富，将来开发完成后，所出汽油可望供给全国用途，并可炼制飞机汽油，尤与国防有关。此种重要事业，应以完全国营最为妥适，即按之《矿业法》，亦经明文定为国营。”他指出：“玉门油矿为我国储油之最大富源，亦即为此后产油之根本。对外关系必须审慎于此日，以免贻患于将来。”对于孔祥熙等人力主的同美国合作开采，他指出：“美国为世界产油最多之国，除自用外，余量甚多。故美方种种设法以争取国际市场，并不愿他国多产以妨碍美油销路。在此方针之下，如果中美合办甘肃油矿，势不能不有事实影响。……故其来华参加后，共同开发，与我方利害相同，应考其资格及利害。我国即使诚意合办，亦须详细考研美方之负责生产之公司，则后方可决定。”翁文灏强调：“就一般国策言之，对此油田实宜保存为完全国有，然不可轻易接受外国参加，以免将来有掣肘之苦。”⑤
可以说，玉门油矿的开发倾注了翁文灏的心血，也是他对抗战最大的贡献之一。
【作者简介】陈谦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