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
摘 要：二战前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被他们塑造成为一个需要美国指导和帮助的蛮荒之地，蒋介石政府则被描绘为西方文明影响中国的最好媒介。在这种舆论影响下，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成功地挫败了杜鲁门政府中希望尽早摆脱蒋介石政府并与新中国建立联系的自由主义主张，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余地，从而导致美国未能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新中国成立在东亚大陆造成的局势巨变。
关键词：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63-10
对于研究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一个新课题，研究它的论文和著作早已汗牛充栋。①甚至是关于杜鲁门政府内部对华政策问题上进行的辩论以及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这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②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将着眼点放在政府层面上，忽视了民间舆论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这种舆论通过政府内部的在野党力量对美国外交战略施加的影响。③本文希望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探讨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是如何在塑造一种在美国社会上流行的中国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来影响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一、二战前后保守主义者
在美国大众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在宗教狂热和追求财富的冲动下，他们渴望接近中国。对美国许多虔诚的教徒来说，中国是一块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文明的蛮荒之地，需要美国人对它进行启蒙和重建。一个长老会传教士曾写道：
基督教文明将给中国带来关于人的本质的更加真实的概念，使它能更好地理解人的关系、责任、尊严和命运。④
换言之，美国应该给中国提供指导，让它根据美国的政治、精神和文化形象重新塑造自己。因此，对于大多数相信美国应该通过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来发挥其世界作用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中国正是将这种理想付诸实施的一个极好地点。许多保守主义者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开办学校。这些在华经历使得他们能够以“中国通”①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对于塑造美国大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中国市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对美国人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美国的工业家、制造商和投资者们，在中国市场上看到了无限的机会。而且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不得不允许它们拥有在华“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并且开放通商口岸，削减关税。对于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似乎为推行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进行“自由竞争”提供了理想条件。许多美国人来华经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具有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这些地区正是美国保守主义势力集中的地方。因此，经济因素也是保守主义者要求在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重要原因。
虽然宗教狂热和经济利益使美国人渴望接近中国，但与此同时，由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心理，再加上19世纪末中国劳工的大量涌入，美国人对中国又表现出一种排斥和鄙视的态度。许多美国人都把中国人，特别是劳动阶层的中国人，视为可能会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劣等种族成员。那些支持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同时也强烈反对允许中国人进入美国。比如，美国的著名劳工领袖塞缪尔·冈珀斯就曾经在1902年支持恢复排华法案，而且声称劳联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和他一样。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并非相互冲突，它们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是没有受到西方宗教和文化之光照耀的“蛮荒之地”，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端文化”。如果不受干涉地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力量的发展可能会对西方生活方式造成威胁。但是，美国可以用它自己的榜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影响和同化中国，使它接受西方文明，并且按照西方的轨道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保守主义者在美国公众中着力塑造中国形象的时候，这两种态度同时在起作用。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夫妇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被说成是中国文明和民主的希望之火，而他们的敌人（日本）则被描绘为野蛮的侵略势力。对于那些不甚了解和关心海外情况的普通美国大众来说，这样的宣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但却是既容易理解又能够接受的。因此，保守主义者塑造的这种中国形象在美国深入人心，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并对政府的对华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这方面，美国媒体巨头亨利·卢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卢斯相信，美国是负有解决世界问题使命的唯一国家，而它的解决之道就是慈善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在世界上推动自由。他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首先就是对于美国的挑战。……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感觉更加美国式的了，即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能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应该做的。②
中国正是卢斯认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理想地点。在他看来，中国庞大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就已经决定了美国必须在未来的世界结构中给予中国一个独特的地位。两国应该结成一个全面和完善的联盟，其中美国将是中国的保护者和援助者，而中国则处于被保护和被恩赐的地位。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斯积极呼吁美国大力援助中国。为了让美国人民能够接受他的主张，首先他必须塑造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中国形象。为此，卢斯要求他拥有的三家著名刊物《时代》《生活》和《财富》都要尽可能地用赞许的眼光来看待和介绍中国，并为它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宣传政策。
第一，这三份杂志被要求强调中美两国之间在地理、政治和历史上的类似性。1941年的一期《财富》杂志这样描绘国民党：
当你看到国民党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民主党。当你看到重庆的工业时，你就会想起芝加哥。③
尽管这些类比过于简单，而且往往并不正确，但是它确实在美国普通群众中唤起了对中国的亲切感，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与美国有着共同地理特征和历史经验的弱小民主国家正在遭受野蛮的侵略蹂躏，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同情程度。
第二，这三份杂志应该大力赞扬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的两个亲属孔祥熙和宋子文成为这些杂志吹捧的首要对象，他们被说成是中国“最伟大、最温文尔雅的外交官”。①《财富》杂志断言：
中国最好的军队已经证明了所有认为中国人怯懦和冷漠的老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它还着重描绘了中国军队在配给物资极少的困难情况下长期作战的能力：
如果而且只要有人为中国士兵提供武器，他们就能把工作干好。②
这些宣传在美国人心目中树立了中国以弱敌强的英雄形象，加强了美国人民对于中国胜利的信心。
第三，卢斯要求他的杂志对蒋介石应该采取一致赞扬的态度。1938年1月3日的《时代》杂志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加以介绍。1940年12月的《财富》杂志刊登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文，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政治上精明、军事上敏锐以及道德上正直的领导人。他企图把中国带进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阵营之中，而且最终将帮助美国实现它对于中国市场所抱的希望。以此为起点，中美两国就能够朝着它们建立一个基督教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目标前进。③通过这些宣传，蒋介石被极好地描述为美国在华利益的最佳代表，能够领导中国接受西方文明，走美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这样，援助中国就和美国的利益联系起来了。
当然，也有一些到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腐化和无能，但他们很快就遭到了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反击。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就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他的目的就是要推动美国政府的政策向着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发表了大量演说，狂热地为蒋介石政府辩护，并驳斥自由主义者的指责。周以德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不能用今天美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而是应该把中国的局势与它自己的过去联系起来。他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关系与林肯和南部邦联的关系做比较，声称蒋介石对共产党不能做出比林肯对“南方的那些分离主义者们”更多的让步。④在周以德看来，任何批评蒋介石及其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们：
都不是用中国自己的过去而是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中国。
在给亨利·卢斯的信中，周以德声称：
我害怕看到所有这些天真无知的人们跑到外国去，按照西方的标准而不是按照当地昨天的局势以及当地正在发展的方向来判断一个国家。⑤
周以德曾作为医学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多年，他的言论对压制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美国保守主义者们在二战前后的这些宣传，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国成功地被塑造为一个与美国有着类似的地理特征和政治、历史经验，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美国影响，按照美国模式建立民主制度和改造社会生活，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国家，它将为美国提供无限的商机，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则被错误地比作美国内战时南部邦联的分离主义者，他们拒绝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且破坏国家的统一。在后来冷战初期美国日益高涨的反共狂热中，中国共产党更被进一步错误说成是外国侵略势力的附庸。保守主义者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使国民党中国在美国人民中获得了巨大的认同和支持。这种感情与美国人民普遍赞同改革而反对暴力革命的传统心理以及战后初期“红色恐慌”中的反苏反共思潮相结合，对杜鲁门政府的中国政策造成了巨大影响。
二、保守主义权势集团
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政策
与保守主义者的宣传不同，二战前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考虑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军事角度，探讨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是否需要它在东亚大陆建立政治军事立足点以便投射其影响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列入美国政府的考虑范围了。1909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指出：
在中国保持力量均势对东方和平来说是关键性的，正如要使欧洲保持安静，就有必要在土耳其保持力量均势一样。我们在亚洲海域的利益要求我们防止其他列强在北京获得占统治地位的利益与影响。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不容降低。①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美国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契机。战争后期，美国政府开始从战后远东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认真考虑对华政策。如同在欧洲一样，此刻美国人民不愿让自己的军队在战后长期留驻海外的情绪仍然占支配地位，因此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一个使它不必保持大规模海外驻军就能有效维护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国际格局，这就意味着在远东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府官员都认为中国是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据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回忆，罗斯福认为指导战后对华政策的4项原则应该是：
1.中国和苏联达成协议以防止苏联干涉中国内政；2.中国从日本和其他大国手中收回它的所有领土，包括香港在内；3.国民党政府作为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应该受到支持；4.美国的远东政策应该建立在中美之间紧密合作的基础之上。②
如果罗斯福能够顺利地实现扶植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美国远东利益代理人的计划，那么美国将在东亚大陆获得一个有力的盟友，北可遏制苏联势力南扩，东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兴，南可填补欧洲老牌殖民国家撤退后所留下的真空，使美国不必投入过多力量就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处于极为有利的态势。
但是，美国的这一计划受到了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因素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无力承担起美国赋予它的任务。在这方面，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真相的掩盖使美国政府和人民迟迟认识不到这一点。1943年著名记者白修德曾经写了一篇关于1942～1943年河南饥荒情况的报道。他气愤地描写了国民党政府在救灾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迟缓和无能”，还报道了国民政府日益不得人心的状况。1943年3月22日《时代》杂志刊登了这篇报道，然而它已经被削减到只有750字，所有关于国民党政府玩忽职守、贪污腐化、牟取暴利以及中国人民日益憎恨国民党政府的描述都被删掉了。美国公众所能够看到的仅仅是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之流对国民政府的大量溢美之词。第二个因素是，虽然美国一再强调所谓的中美传统友谊，但是它在对华援助方面愿意承担的义务绝不是无限的。甚至在罗斯福扶植中国作为大国的政策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也没有设想过要让美国的军事力量卷入中国事务。最终，美国没有在中国登陆与日军作战，从而丧失了将它的军事影响渗入中国并把中国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最好时机。没有军事手段的支持，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和控制将是软弱无效的。正如史蒂芬·安布鲁斯所说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政策仅仅是以一种消极的办法调整适应外交政策的目标。”③邹谠则将这种情况称为“美国的崇高目标和有限军事手段之间的脱节”。它为美国在东亚大陆寻求政治和军事立足点政策的破产埋下了种子。第三个因素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在它的全球战略框架下运行。罗斯福政府时期设想的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大国合作，两国利用联合国机构共同管理世界。在这个框架下，如果能够取得苏联合作，美国同样可以处理好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而不必非要在东亚大陆有一个政治军事立足点。因此，在国民党政府证明自己无力扮演美国赋予它的角色而美国又不愿在中国大规模投入地面部队的情况下，罗斯福就把目光转向了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以及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许诺。允许一直作为太平洋战争旁观者的苏联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势力，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于在东亚大陆获得政治军事立足点已经不那么感兴趣。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热情进一步下降，部分原因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公众对于尽快让士兵复员回家更感兴趣。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官员则开始从冷战全球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遏制”战略的最早提出者乔治·凯南就坚决主张美国应该逐步减少对华援助，并且最终从中国脱身。1947年5月他在即将就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曾经从“遏制”战略的角度对世界各地的战略重要性做了一个区分。他认为可以把面临共产主义威胁的地区分成两类：
一类是像奥地利和希腊那样极端重要的战略地区，共产党在那里的胜利会对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果；另一类则是共产党的胜利不会产生类似后果的地区，比方说中国。①
他对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轻重缓急次序做出的评价是欧洲高于亚洲，在亚洲，日本又高于中国。因此，他建议美国在远东的目标应该是：
1.停止在中国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并谋求恢复美国对华的超然姿态和行动自由；2.制定对日本的各项政策，以便保证其安全不受苏联的军事侵犯，同样也不受共产党的渗透与控制，并使日本的经济潜力再一次成为这一地区增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3.允许菲律宾独立，但是在方式上应保证该列岛继续成为太平洋地区美国安全的坚强壁垒。②
通过这些建议，凯南初步提出了美国退出东亚大陆，全力经营其沿海岛屿防线的主张。
就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战后美苏矛盾的日益尖锐使美国渐渐放弃了罗斯福政府时期的与苏联合作处理世界事务的政策，开始在“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其全球战略；另一方面，它在中国又开始考虑逐步减少对华援助和撤出中国大陆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最终导致美国影响被完全排除出东亚大陆。
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怪圈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时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在欧亚两洲同时采取大规模的援助行动，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张。其次，远东缺乏欧洲那种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工业。因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远东与欧洲相比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在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将军仍然认为共产党控制中国不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他在与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的谈话中说：
尽管红军在中国的挺进使他们将位于我们（太平洋防线）的侧翼，但这并没有改变如下事实：即亚洲大陆上我们惟一的潜在敌人在当地并没有足够近的工业基地可以供应一支野心勃勃的进攻力量。③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华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进而损害了它在东亚大陆寻求一个政治军事立足点的政策。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此忧心忡忡，它力图扭转这种局势，重新唤起美国人民对于援助中国的热情。这一努力同样是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就已经开始了。在壳牌石油公司总裁詹姆斯·亚当斯给卢斯的一封短信中，他建议卢斯的杂志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影响公众舆论。亚当斯说：
只有美国人理解了他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才会要求政府承担起我们在那里的真正义务，而不是批评由国家承担起新的国际义务的努力。④
在这方面，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了他们最有力的论据。实际上，一些保守的宗教界人士甚至在二战前就已经开始错误强调共产主义丑恶的道德价值观是如何腐蚀中国的了。早在1938年，一个基督教徒厄尔·克雷西就发表了一本著作《即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书中他讨论了共产党人对于爱、性和家庭关系的态度。他的结论是：
共产主义关于自由恋爱的理论总的说来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相抵触的。
克雷西说，共产主义的异端本质阻碍了中国人民接受它，它只有通过不正常的性行为来加强自己的吸引力。卢斯则重拾他们的牙慧，《生活》杂志在1948年发表的文章中，声称克雷西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卢斯的杂志错误强调，共产主义在完成了对中国的道德破坏工作之后，就会把矛头指向美国，与美国国内的共产党一起，摧毁西方的正统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必须援助全世界的盟友，把它们联合起来组成一道遏制共产主义前进的防线。
除了在道德价值观上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之外，保守主义者们将更多的宣传集中在分析共产主义扩张所造成的地缘战略威胁方面。联合服务中国组织向美国公众发出的一封募捐呼吁信中声称，世界力量对比依赖于中国，国际局势是否会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部分取决于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多少援助。该组织的前任主席查尔斯·爱迪生在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史密斯的一封电报中，要求他推动国会向中国提供援助。爱迪生说，现在一场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阴谋正在进行之中：
共产党人正在玩一场精明的游戏，以便在把4.5亿中国人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同时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去。①
在爱迪生的推动下，史密斯参议员在国会中发表演说，一方面赞扬杜鲁门主义在欧洲表现出的反共姿态，另一方面则强调这个反共堡垒需要扩大到亚洲。他说：
历史有朝一日可能记下……杜鲁门先生的第一届政府在马歇尔的领导下挽救了欧洲，我希望总统的第二届政府将在艾奇逊的领导下挽救亚洲。②
史密斯认为，杜鲁门在遏制共产主义世界范围的侵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和华盛顿、林肯、威尔逊以及罗斯福媲美，现在杜鲁门所要做的是把杜鲁门主义扩大到亚洲来确保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与爱迪生和史密斯的温和呼吁相比，时代公司的杂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更多的是刺耳的抨击。1948～1949年，时代公司经常把中国局势的恶化归咎于杜鲁门政府半心半意的对华政策。《生活》杂志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灾难性地被关于枝节问题的说教蒙住了眼睛”，因此拒绝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48年3月29日的一期《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为生存而斗争》的文章，阐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会给美国和西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这篇文章画了一幅地图，用以描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可能对世界造成的威胁。这幅图中，象征共产党征服的镰刀刀把在中国，刀刃则横过东南亚，通过新加坡指向印度西北部，表明如果共产主义在中国获胜，这些地区将会受到威胁。《时代》杂志声称，亚洲的形势更为危险，因为“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将会控制印度次大陆的3.85亿人民，控制南中国海，那里是美国80%天然橡胶的来源”。而且，《时代》杂志认为，如果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苏联就有可能通过空降占领阿拉斯加，进而获得空袭底特律的基地。③就像杜鲁门和艾奇逊用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使国会批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一样，卢斯的杂志用同样的手法力图再次煽动起美国公众援华的热情。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宣传也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国会中的保守派议员们拿着杜鲁门政府关于拨款援助欧洲的要求大做文章，迫使政府向他们的援华要求做出让步。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就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举行的听证会上，有议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政府所预期的“援助”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其武装的共产党少数派的行动是否与它现在所建议在希腊采取的行动类似？
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周以德也逼着艾奇逊回答美国会在中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最后，作证的国务院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在强调中国和希腊的局势完全不同的同时，也指出“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援助并将装备36个师的中国部队”。④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凯南也被迫承认：“在这个国家的舆论中存在着非常雄辩的集团要求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他认为“出于实际原因”这种观点不能忽视，因此建议：
美国将向中国提供能够使美国的公众舆论感到满意的最低限度的援助，并且，如果可能的话，防止任何中国政府突然的和全面的崩溃。⑤
马歇尔接受了凯南的建议，在1948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援华议案，作为国会接受欧洲复兴法案的代价。这个议案要求国会在15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作非军事援助，4月国会把有效期限调整到12个月，拨款额调整到4.36亿美元之后通过了这个法案。这样，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就持续进行下去了。
但是，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在要求加大援华力度的同时，也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绝对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美国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内战的行动。1948年4月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中包括3.3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0.9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对这个法案进行辩论时，范登堡参议员是持强烈支持态度的。不过，他在3月29日的演说中也做出了如下的声明：
委员会相信……这个过程已经彻底地消除了我们将为国民政府承担起军事作战任务的可能性。尽管我们的良心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是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地区是不可能进行这种作战行动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澄清，就这些特别资金而言，我们宁愿把主动权交到国民政府手里。①
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与绝对不能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内战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就形成了1947～1949年美国政府的所谓“有限援助中国”的政策。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败退，美国公众对于援助国民政府的热情也迅速消失。1948年4月9～14日盖洛普公司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对于“你是否赞同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物资、商品和金钱”这个问题，还有55%的人表示赞同，只有32%的人表示反对。但是在辽沈战役导致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后，美国的公众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48年11月26日～12月1日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有79%的被调查者听说过中国内战。在这批人中，对于“你是否支持在明年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价值5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和军事物资，以免中国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这个问题，32%的人表示支持，34%的人表示反对，而且其中45%的人并不认为中国内战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到了1949年5月2～7日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打过了长江，正在横扫整个中国南部），虽然听说过中国内战的人所占的比例上升了（达到85%），但是他们对于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热情却进一步下降。在这85%的听说过中国内战的人中，对于“你认为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43%的人认为美国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让中国自己照顾自己；4%的人认为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一个失败的目标；22%的人认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国民党人，提供粮食、武器或者金钱；2%的人提出了其他的意见；14%的人不知道。②公众态度的这种变化为美国政府考虑抛弃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寻找新的利益代理人提供了条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个问题就以承认新中国的形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上，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战后对杜鲁门政府施加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阻挠它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的努力。当杜鲁门派马歇尔出使中国的时候，曾经把“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作为美国的长远目标，为此就需要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使它真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所以，在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
强烈建议由该国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对于使这些力量在国民政府中获得公正和有效的代表权做出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③
保守主义者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表示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用范登堡参议员的话说：
毫无疑问，我们自己的政府已经被中国革命分子关于他们仅仅是“诚挚的土改者”而不是实际上的共产党人的宣传所悲剧性地误导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并非一个不受欢迎的坏消息。正如范登堡在1947年2月10日所写的：
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从中国撤出就是“把中国丢给共产党人”。……美国的这一新政策实际上就是让中国国民政府放手“清剿”武装的共产党人。……我确信，坚定地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刻已经到了——即使与此同时我们坚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更好。在我看来，幸好我们已经开始在每一条战线都直面共产党的挑战了。④
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崩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提到了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面前，这次已经不是接受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而是承认一个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人民政府了。如果美国仍然想要在东亚大陆上保持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将大为削弱）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承认新中国政府，并且抛弃已经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1949～1950年之间的冬天，美国的公众情绪是一方面明显地敌视中国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这时候的民意测验表明，要让公众现在就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为时过早。1949年10月30日～11月4日，盖洛普公司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在全国的被调查者中有76%的人听说过或读到过中国内战，其中20%的人认为应该承认新中国政府，42%的人反对，14%的人不知道。①但是在涉及对华贸易时，公众的态度却宽容得多。在同一次民意测验中，盖洛普公司向这些了解中国内战的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你认为美国是应该继续和中国的贸易呢，还是应该断绝和中国的贸易呢？”结果是，29%的人主张继续贸易，33%的人主张断绝贸易，14%的人不知道。因此，美国政府中研究公众舆论的机构认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尽管公众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持敌视态度，但是接触的大门并未关闭，美国仍然存在着调整政策的余地。1949年11月30日由国务院准备的一份关于美国公众舆论的研究报告称：
对那些敏锐的观察家而言，在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问题上并不存在支配性的表示支持或反对的倾向。……大多数评论家仍然相信最终美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②
1949年正好是杜鲁门第二届政府的头一年，艾奇逊取代了马歇尔担任国务卿一职。艾奇逊对于美国全球战略次序的理解是：欧洲必须拥有最高优先权。所以，他上任后，把主要力量放在德国问题和北大西洋公约的谈判方面，在中国问题上则主要依赖凯南和负责远东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沃尔顿·巴特沃思等人的建议，这些人都是反对继续援助国民政府的。2月，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即“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内外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裂痕”，并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因此，当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4月初来到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的时候，艾奇逊曾经向他谈到过，美国希望在6月份以后“能够执行一项更加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③
美国政府的第一个试探性举动就是在1949年8月5日发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企图达成两个目标，一方面通过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咎于国民政府所存在的基本弱点，减少保守主义权势集团与美国公众对于政府“未能有效援助中国”的批评。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此时已经公开宣布了“一边倒”政策，但是艾奇逊和国务院的官员们并没有放弃造成中苏分裂的希望。艾奇逊力图让美国人民对于政府可能会在对华政策上进行的调整做好心理准备。但实际情况证明，白皮书不仅没有实现这两个目的，结果还适得其反。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议员和报刊针对白皮书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众议员周以德在8月19日首先发表长篇声明，指责白皮书遗漏了1945年一位陆军准将评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接着，陈纳德等人又以“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了白皮书的30多项“遗漏和错误”。这些人指责说，白皮书没有承认一个事实，即由于未能在中国实行遏制政策，杜鲁门政府已经犯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很快，保守主义者的指责就转变成了人身攻击。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威廉·诺兰反对政府提名巴特沃思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理由就是巴特沃思在上一届政府中的行动应该部分地为国民政府的崩溃负责，而且他还企图通过编撰白皮书粉饰和掩盖这些错误。
保守主义媒体攻击政府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国会议员。《时代》杂志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是美国未能与它通力合作导致的结果。它指责杜鲁门政府在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战斗时没有表现出与它在欧洲采取行动时同样的勇气，相反却“提出了一份破产请求，力图通过陈词滥调和反指控来弥补这一损失”。①《华尔街杂志》以《粉饰中国的失败》为名发表文章，抨击杜鲁门、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绥靖”行为。《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甚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罗斯福。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进行的宣传和攻击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1949年8月14～19日，盖洛普民意测验向那些听说过或读到过白皮书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于政府处理中国局势的方法怎么看？”53%的人表示不赞成，26%的人表示赞成，1%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帮助中国，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撤出中国，18%的人不知道。②这种不满情绪迅速转变成对政府官员的愤恨。周以德收到了大量信件，要求他加强“清洗国务院的努力”，因为那里充满了“红色分子”“粉红色分子”或“共产党人”。一个来信人甚至认为迪安·艾奇逊“今天已经变成了……一度受到共产党人操纵的国务院所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共产党同路人”。③
国会中的保守主义议员们成功地利用这种公众情绪，在国会中提出了要求向国民党政权提供更多援助的一系列议案，结果都遭到了政府强烈而且有效地反对。于是，这些保守派议员们就利用政府的援欧方案来发泄他们的不快。众议院马上提出一项议案，把政府要求的对北约国家的11亿美元军事援助减少一半。在周以德等人的强烈支持下，这个议案以209票对151票在众议院得到通过。在参议院也同样提出议案，要求把给欧洲的军援基金减少3亿美元，这个议案仅以10票对13票的微弱劣势未能得到参议院的批准。最终，政府不得不向保守派议员们妥协。参议院通过了范登堡参议员的建议，拨款7500万美元用于援助“中国一般地区”。在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后，众议院同意把向北约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恢复到原来数额。④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努力又一次扼杀了美国政府削弱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增加它在对华政策上活动余地的尝试。
不过，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调整对华政策的希望。因为尽管白皮书的发表未能降低对政府政策的抨击，但是它至少达到了另外一个目的，成功地增加了美国人对蒋介石的恶感。1949年8月14～19日的民意测验中，对于“你对蒋介石的看法如何”这个问题，21%的人持赞同的观点，35%的人持反对的观点，44%的人不知道。而对于“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力图帮助蒋介石”这个问题，25%的人认为应该，44%的人认为不应该，31%的人不知道。⑤从这个角度来看，抛弃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保持美国在东亚大陆上影响的政策还是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的。更重要的是，在1949年10月6～8日，国务院召集了24名对中国感兴趣的著名学者和企业家进行了一次“圆桌会议”，讨论远东局势问题。与会者中包括了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鲍大可等中国问题专家。会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与会者最为关注的题目，讨论的结果是，“有着非常普遍的认识，即需要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而且要相当快地承认它”。对于政府来说，这些专家的意见无疑给了它巨大的信心。⑥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再次企图为调整对华政策进行铺垫。这次的铺垫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艾奇逊在10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适用于承认新政府的3项主要条件：
1.它控制它自称控制的那个国家；2.它承认它的国际义务；3.它的统治得到被统治人民的默许。⑦
美国政府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国民党政府不复存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艾奇逊在此时提出承认新政府的3项条件似乎是在暗示美国人民，这种承认可能为时不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开始制定政策，进一步减少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联系。1950年1月，杜鲁门下令彻底断绝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援助。1月8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及安理会发出电报，要求驱逐“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残余”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时，美国代表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中表示，美国将反对驱逐国民政府代表，但是美国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因此他的反对并不等同于行使否决权。这就意味着如果安理会中的大多数理事国都同意驱逐国民政府代表，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话，美国将会默认这一事实。
但在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强大影响下，美国政府的这些尝试仍然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坚决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1949年6月24日，诺兰参议员就给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一份由16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信件，要求总统明确表示，现在不考虑承认共产主义势力。①1950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没收北京的美国领事馆财产，美国政府宣布召回所有在华美国官员，并关闭一切美国官方机构。保守主义议员们立刻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宣称美国对华政策已经破产。诺兰参议员建议“对此政策负责的人应该向总统提出辞呈”。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则威胁说：“如果我们的负责官员不改换我们的政策，那就到了改换我们的官员的时候了。”最终，在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压力下，艾奇逊不得不在1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收美国领事馆表明，它并不想要美国的承认。②这样，美国通过承认新的中国政府来尽力保持它在东亚大陆上影响的最后一次努力也化为泡影。
同时，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猛烈抨击也使杜鲁门政府不仅未能切断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联系。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保守主义势力要求采取强硬措施，帮助国民党政权防守台湾。1949年11月4日，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华德·亚历山大·史密斯给艾奇逊写信，建议美国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宣称中国台湾在技术上仍然是日本的一部分，美国可以以对日占领国的身份占领中国台湾。于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初露端倪。12月8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和12月23日国务院颁发对台湾问题的特别指示这两件事，导致保守主义权势集团要求积极援助台湾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声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应该向台湾海峡派出海军舰队以确保该岛屿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则进一步把美国应该向国民党政权提供的海军保护范围从台湾扩大到澎湖群岛和海南岛。尽管这些建议过于极端，但它们已经清楚地向美国政府表明，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反对美国政府切断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联系。即使政府拒绝采取占领台湾或向它提供美国海军保护那样的极端措施，至少也不能对台湾的命运完全放手不管。为了使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援助能够继续下去，保守主义议员们又故伎重施，抓住政府要求向韩国提供0.6亿美元经济援助的议案大做文章，最终迫使政府同意在援韩法案上附加一项条款，将1948年援华法案的期限再次延长到1950年6月30日。到了3月份，在对1951财政年度的对外经济援助法案进行辩论时，援华法案的期限又被延长到1951年6月30日。美国对台援助继续维持下去。③而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台关系再次迅速升温。持续达20多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就此形成。
总之，20世纪4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作为在野的政治力量，它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纵民间舆论来完成的。这种舆论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有可能在美国的指引下走上民主道路，却被傀儡政权强行变成外国侵略势力附庸的不幸国家。这个形象与当时美国社会上的反共意识形态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则使保守主义权势集团能够通过国会议员成功地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的原则与杜鲁门政府是基本相同的——既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时又不能在军事上卷入中国。这种契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主张能够顺利被政府接受的根本原因，也使美国政府不能正确评价未能及时调整对华政策的后果，那就是，由于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将丧失对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大陆的影响力。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使美国仍然企图干涉东亚大陆上的事态进程，并使它最终卷入了朝鲜战争。
【作者简介】金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与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关键词：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K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63-10
对于研究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来说，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一个新课题，研究它的论文和著作早已汗牛充栋。①甚至是关于杜鲁门政府内部对华政策问题上进行的辩论以及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这个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出现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②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将着眼点放在政府层面上，忽视了民间舆论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这种舆论通过政府内部的在野党力量对美国外交战略施加的影响。③本文希望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探讨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是如何在塑造一种在美国社会上流行的中国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来影响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一、二战前后保守主义者
在美国大众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在宗教狂热和追求财富的冲动下，他们渴望接近中国。对美国许多虔诚的教徒来说，中国是一块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文明的蛮荒之地，需要美国人对它进行启蒙和重建。一个长老会传教士曾写道：
基督教文明将给中国带来关于人的本质的更加真实的概念，使它能更好地理解人的关系、责任、尊严和命运。④
换言之，美国应该给中国提供指导，让它根据美国的政治、精神和文化形象重新塑造自己。因此，对于大多数相信美国应该通过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来发挥其世界作用的保守主义者来说，中国正是将这种理想付诸实施的一个极好地点。许多保守主义者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开办学校。这些在华经历使得他们能够以“中国通”①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对于塑造美国大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中国市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对美国人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美国的工业家、制造商和投资者们，在中国市场上看到了无限的机会。而且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不得不允许它们拥有在华“片面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并且开放通商口岸，削减关税。对于美国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似乎为推行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进行“自由竞争”提供了理想条件。许多美国人来华经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具有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这些地区正是美国保守主义势力集中的地方。因此，经济因素也是保守主义者要求在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重要原因。
虽然宗教狂热和经济利益使美国人渴望接近中国，但与此同时，由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心理，再加上19世纪末中国劳工的大量涌入，美国人对中国又表现出一种排斥和鄙视的态度。许多美国人都把中国人，特别是劳动阶层的中国人，视为可能会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劣等种族成员。那些支持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人同时也强烈反对允许中国人进入美国。比如，美国的著名劳工领袖塞缪尔·冈珀斯就曾经在1902年支持恢复排华法案，而且声称劳联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和他一样。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并非相互冲突，它们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是没有受到西方宗教和文化之光照耀的“蛮荒之地”，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异端文化”。如果不受干涉地发展下去，那么中国力量的发展可能会对西方生活方式造成威胁。但是，美国可以用它自己的榜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影响和同化中国，使它接受西方文明，并且按照西方的轨道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保守主义者在美国公众中着力塑造中国形象的时候，这两种态度同时在起作用。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夫妇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被说成是中国文明和民主的希望之火，而他们的敌人（日本）则被描绘为野蛮的侵略势力。对于那些不甚了解和关心海外情况的普通美国大众来说，这样的宣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但却是既容易理解又能够接受的。因此，保守主义者塑造的这种中国形象在美国深入人心，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公众舆论，并对政府的对华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这方面，美国媒体巨头亨利·卢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卢斯相信，美国是负有解决世界问题使命的唯一国家，而它的解决之道就是慈善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在世界上推动自由。他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首先就是对于美国的挑战。……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感觉更加美国式的了，即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就能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应该做的。②
中国正是卢斯认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理想地点。在他看来，中国庞大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就已经决定了美国必须在未来的世界结构中给予中国一个独特的地位。两国应该结成一个全面和完善的联盟，其中美国将是中国的保护者和援助者，而中国则处于被保护和被恩赐的地位。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卢斯积极呼吁美国大力援助中国。为了让美国人民能够接受他的主张，首先他必须塑造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中国形象。为此，卢斯要求他拥有的三家著名刊物《时代》《生活》和《财富》都要尽可能地用赞许的眼光来看待和介绍中国，并为它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宣传政策。
第一，这三份杂志被要求强调中美两国之间在地理、政治和历史上的类似性。1941年的一期《财富》杂志这样描绘国民党：
当你看到国民党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民主党。当你看到重庆的工业时，你就会想起芝加哥。③
尽管这些类比过于简单，而且往往并不正确，但是它确实在美国普通群众中唤起了对中国的亲切感，使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与美国有着共同地理特征和历史经验的弱小民主国家正在遭受野蛮的侵略蹂躏，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同情程度。
第二，这三份杂志应该大力赞扬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的两个亲属孔祥熙和宋子文成为这些杂志吹捧的首要对象，他们被说成是中国“最伟大、最温文尔雅的外交官”。①《财富》杂志断言：
中国最好的军队已经证明了所有认为中国人怯懦和冷漠的老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它还着重描绘了中国军队在配给物资极少的困难情况下长期作战的能力：
如果而且只要有人为中国士兵提供武器，他们就能把工作干好。②
这些宣传在美国人心目中树立了中国以弱敌强的英雄形象，加强了美国人民对于中国胜利的信心。
第三，卢斯要求他的杂志对蒋介石应该采取一致赞扬的态度。1938年1月3日的《时代》杂志把蒋介石作为封面人物加以介绍。1940年12月的《财富》杂志刊登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文，认为蒋介石是一个政治上精明、军事上敏锐以及道德上正直的领导人。他企图把中国带进信仰基督教的民主国家阵营之中，而且最终将帮助美国实现它对于中国市场所抱的希望。以此为起点，中美两国就能够朝着它们建立一个基督教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目标前进。③通过这些宣传，蒋介石被极好地描述为美国在华利益的最佳代表，能够领导中国接受西方文明，走美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这样，援助中国就和美国的利益联系起来了。
当然，也有一些到过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强调蒋介石政府的独裁、腐化和无能，但他们很快就遭到了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反击。在这方面最积极的就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周以德，他的目的就是要推动美国政府的政策向着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发表了大量演说，狂热地为蒋介石政府辩护，并驳斥自由主义者的指责。周以德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不能用今天美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而是应该把中国的局势与它自己的过去联系起来。他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关系与林肯和南部邦联的关系做比较，声称蒋介石对共产党不能做出比林肯对“南方的那些分离主义者们”更多的让步。④在周以德看来，任何批评蒋介石及其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们：
都不是用中国自己的过去而是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中国。
在给亨利·卢斯的信中，周以德声称：
我害怕看到所有这些天真无知的人们跑到外国去，按照西方的标准而不是按照当地昨天的局势以及当地正在发展的方向来判断一个国家。⑤
周以德曾作为医学传教士在中国服务多年，他的言论对压制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起了很大作用。
通过美国保守主义者们在二战前后的这些宣传，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国成功地被塑造为一个与美国有着类似的地理特征和政治、历史经验，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美国影响，按照美国模式建立民主制度和改造社会生活，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国家，它将为美国提供无限的商机，推动美国的经济繁荣。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则被错误地比作美国内战时南部邦联的分离主义者，他们拒绝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且破坏国家的统一。在后来冷战初期美国日益高涨的反共狂热中，中国共产党更被进一步错误说成是外国侵略势力的附庸。保守主义者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使国民党中国在美国人民中获得了巨大的认同和支持。这种感情与美国人民普遍赞同改革而反对暴力革命的传统心理以及战后初期“红色恐慌”中的反苏反共思潮相结合，对杜鲁门政府的中国政策造成了巨大影响。
二、保守主义权势集团
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政策
与保守主义者的宣传不同，二战前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考虑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军事角度，探讨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是否需要它在东亚大陆建立政治军事立足点以便投射其影响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列入美国政府的考虑范围了。1909年9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指出：
在中国保持力量均势对东方和平来说是关键性的，正如要使欧洲保持安静，就有必要在土耳其保持力量均势一样。我们在亚洲海域的利益要求我们防止其他列强在北京获得占统治地位的利益与影响。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不容降低。①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美国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契机。战争后期，美国政府开始从战后远东国际格局的角度来认真考虑对华政策。如同在欧洲一样，此刻美国人民不愿让自己的军队在战后长期留驻海外的情绪仍然占支配地位，因此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一个使它不必保持大规模海外驻军就能有效维护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国际格局，这就意味着在远东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许多美国政府官员都认为中国是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据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回忆，罗斯福认为指导战后对华政策的4项原则应该是：
1.中国和苏联达成协议以防止苏联干涉中国内政；2.中国从日本和其他大国手中收回它的所有领土，包括香港在内；3.国民党政府作为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应该受到支持；4.美国的远东政策应该建立在中美之间紧密合作的基础之上。②
如果罗斯福能够顺利地实现扶植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美国远东利益代理人的计划，那么美国将在东亚大陆获得一个有力的盟友，北可遏制苏联势力南扩，东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兴，南可填补欧洲老牌殖民国家撤退后所留下的真空，使美国不必投入过多力量就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处于极为有利的态势。
但是，美国的这一计划受到了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个因素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无力承担起美国赋予它的任务。在这方面，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真相的掩盖使美国政府和人民迟迟认识不到这一点。1943年著名记者白修德曾经写了一篇关于1942～1943年河南饥荒情况的报道。他气愤地描写了国民党政府在救灾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迟缓和无能”，还报道了国民政府日益不得人心的状况。1943年3月22日《时代》杂志刊登了这篇报道，然而它已经被削减到只有750字，所有关于国民党政府玩忽职守、贪污腐化、牟取暴利以及中国人民日益憎恨国民党政府的描述都被删掉了。美国公众所能够看到的仅仅是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之流对国民政府的大量溢美之词。第二个因素是，虽然美国一再强调所谓的中美传统友谊，但是它在对华援助方面愿意承担的义务绝不是无限的。甚至在罗斯福扶植中国作为大国的政策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也没有设想过要让美国的军事力量卷入中国事务。最终，美国没有在中国登陆与日军作战，从而丧失了将它的军事影响渗入中国并把中国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最好时机。没有军事手段的支持，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和控制将是软弱无效的。正如史蒂芬·安布鲁斯所说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政策仅仅是以一种消极的办法调整适应外交政策的目标。”③邹谠则将这种情况称为“美国的崇高目标和有限军事手段之间的脱节”。它为美国在东亚大陆寻求政治和军事立足点政策的破产埋下了种子。第三个因素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在它的全球战略框架下运行。罗斯福政府时期设想的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础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大国合作，两国利用联合国机构共同管理世界。在这个框架下，如果能够取得苏联合作，美国同样可以处理好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而不必非要在东亚大陆有一个政治军事立足点。因此，在国民党政府证明自己无力扮演美国赋予它的角色而美国又不愿在中国大规模投入地面部队的情况下，罗斯福就把目光转向了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对日宣战以及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许诺。允许一直作为太平洋战争旁观者的苏联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势力，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于在东亚大陆获得政治军事立足点已经不那么感兴趣。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援助中国的热情进一步下降，部分原因是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公众对于尽快让士兵复员回家更感兴趣。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随着冷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官员则开始从冷战全球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遏制”战略的最早提出者乔治·凯南就坚决主张美国应该逐步减少对华援助，并且最终从中国脱身。1947年5月他在即将就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曾经从“遏制”战略的角度对世界各地的战略重要性做了一个区分。他认为可以把面临共产主义威胁的地区分成两类：
一类是像奥地利和希腊那样极端重要的战略地区，共产党在那里的胜利会对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果；另一类则是共产党的胜利不会产生类似后果的地区，比方说中国。①
他对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轻重缓急次序做出的评价是欧洲高于亚洲，在亚洲，日本又高于中国。因此，他建议美国在远东的目标应该是：
1.停止在中国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并谋求恢复美国对华的超然姿态和行动自由；2.制定对日本的各项政策，以便保证其安全不受苏联的军事侵犯，同样也不受共产党的渗透与控制，并使日本的经济潜力再一次成为这一地区增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3.允许菲律宾独立，但是在方式上应保证该列岛继续成为太平洋地区美国安全的坚强壁垒。②
通过这些建议，凯南初步提出了美国退出东亚大陆，全力经营其沿海岛屿防线的主张。
就这样，美国的对华政策陷入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战后美苏矛盾的日益尖锐使美国渐渐放弃了罗斯福政府时期的与苏联合作处理世界事务的政策，开始在“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其全球战略；另一方面，它在中国又开始考虑逐步减少对华援助和撤出中国大陆的政策，这种政策将最终导致美国影响被完全排除出东亚大陆。
美国对华政策之所以出现这种怪圈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时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在欧亚两洲同时采取大规模的援助行动，以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张。其次，远东缺乏欧洲那种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工业。因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远东与欧洲相比始终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在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将军仍然认为共产党控制中国不会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他在与英国记者沃德·普赖斯的谈话中说：
尽管红军在中国的挺进使他们将位于我们（太平洋防线）的侧翼，但这并没有改变如下事实：即亚洲大陆上我们惟一的潜在敌人在当地并没有足够近的工业基地可以供应一支野心勃勃的进攻力量。③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对华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进而损害了它在东亚大陆寻求一个政治军事立足点的政策。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对此忧心忡忡，它力图扭转这种局势，重新唤起美国人民对于援助中国的热情。这一努力同样是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就已经开始了。在壳牌石油公司总裁詹姆斯·亚当斯给卢斯的一封短信中，他建议卢斯的杂志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影响公众舆论。亚当斯说：
只有美国人理解了他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才会要求政府承担起我们在那里的真正义务，而不是批评由国家承担起新的国际义务的努力。④
在这方面，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成了他们最有力的论据。实际上，一些保守的宗教界人士甚至在二战前就已经开始错误强调共产主义丑恶的道德价值观是如何腐蚀中国的了。早在1938年，一个基督教徒厄尔·克雷西就发表了一本著作《即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书中他讨论了共产党人对于爱、性和家庭关系的态度。他的结论是：
共产主义关于自由恋爱的理论总的说来是和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相抵触的。
克雷西说，共产主义的异端本质阻碍了中国人民接受它，它只有通过不正常的性行为来加强自己的吸引力。卢斯则重拾他们的牙慧，《生活》杂志在1948年发表的文章中，声称克雷西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卢斯的杂志错误强调，共产主义在完成了对中国的道德破坏工作之后，就会把矛头指向美国，与美国国内的共产党一起，摧毁西方的正统道德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必须援助全世界的盟友，把它们联合起来组成一道遏制共产主义前进的防线。
除了在道德价值观上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之外，保守主义者们将更多的宣传集中在分析共产主义扩张所造成的地缘战略威胁方面。联合服务中国组织向美国公众发出的一封募捐呼吁信中声称，世界力量对比依赖于中国，国际局势是否会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部分取决于美国能够向中国提供多少援助。该组织的前任主席查尔斯·爱迪生在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史密斯的一封电报中，要求他推动国会向中国提供援助。爱迪生说，现在一场大规模的共产主义阴谋正在进行之中：
共产党人正在玩一场精明的游戏，以便在把4.5亿中国人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同时把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欧洲去。①
在爱迪生的推动下，史密斯参议员在国会中发表演说，一方面赞扬杜鲁门主义在欧洲表现出的反共姿态，另一方面则强调这个反共堡垒需要扩大到亚洲。他说：
历史有朝一日可能记下……杜鲁门先生的第一届政府在马歇尔的领导下挽救了欧洲，我希望总统的第二届政府将在艾奇逊的领导下挽救亚洲。②
史密斯认为，杜鲁门在遏制共产主义世界范围的侵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和华盛顿、林肯、威尔逊以及罗斯福媲美，现在杜鲁门所要做的是把杜鲁门主义扩大到亚洲来确保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与爱迪生和史密斯的温和呼吁相比，时代公司的杂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更多的是刺耳的抨击。1948～1949年，时代公司经常把中国局势的恶化归咎于杜鲁门政府半心半意的对华政策。《生活》杂志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灾难性地被关于枝节问题的说教蒙住了眼睛”，因此拒绝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48年3月29日的一期《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为生存而斗争》的文章，阐述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将会给美国和西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这篇文章画了一幅地图，用以描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可能对世界造成的威胁。这幅图中，象征共产党征服的镰刀刀把在中国，刀刃则横过东南亚，通过新加坡指向印度西北部，表明如果共产主义在中国获胜，这些地区将会受到威胁。《时代》杂志声称，亚洲的形势更为危险，因为“一个共产党的中国将会控制印度次大陆的3.85亿人民，控制南中国海，那里是美国80%天然橡胶的来源”。而且，《时代》杂志认为，如果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苏联就有可能通过空降占领阿拉斯加，进而获得空袭底特律的基地。③就像杜鲁门和艾奇逊用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使国会批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一样，卢斯的杂志用同样的手法力图再次煽动起美国公众援华的热情。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宣传也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国会中的保守派议员们拿着杜鲁门政府关于拨款援助欧洲的要求大做文章，迫使政府向他们的援华要求做出让步。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就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法案举行的听证会上，有议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政府所预期的“援助”中国中央政府反对其武装的共产党少数派的行动是否与它现在所建议在希腊采取的行动类似？
在众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周以德也逼着艾奇逊回答美国会在中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最后，作证的国务院各级官员都不得不在强调中国和希腊的局势完全不同的同时，也指出“政府已经向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援助并将装备36个师的中国部队”。④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凯南也被迫承认：“在这个国家的舆论中存在着非常雄辩的集团要求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他认为“出于实际原因”这种观点不能忽视，因此建议：
美国将向中国提供能够使美国的公众舆论感到满意的最低限度的援助，并且，如果可能的话，防止任何中国政府突然的和全面的崩溃。⑤
马歇尔接受了凯南的建议，在1948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援华议案，作为国会接受欧洲复兴法案的代价。这个议案要求国会在15个月内拨款5.7亿美元用作非军事援助，4月国会把有效期限调整到12个月，拨款额调整到4.36亿美元之后通过了这个法案。这样，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就持续进行下去了。
但是，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在要求加大援华力度的同时，也有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绝对不能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美国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内战的行动。1948年4月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中包括3.38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0.9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对这个法案进行辩论时，范登堡参议员是持强烈支持态度的。不过，他在3月29日的演说中也做出了如下的声明：
委员会相信……这个过程已经彻底地消除了我们将为国民政府承担起军事作战任务的可能性。尽管我们的良心要求我们这样做，但是在一个如此广大的地区是不可能进行这种作战行动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澄清，就这些特别资金而言，我们宁愿把主动权交到国民政府手里。①
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与绝对不能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内战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就形成了1947～1949年美国政府的所谓“有限援助中国”的政策。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败退，美国公众对于援助国民政府的热情也迅速消失。1948年4月9～14日盖洛普公司进行的民意测验中，对于“你是否赞同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更多的军事物资、商品和金钱”这个问题，还有55%的人表示赞同，只有32%的人表示反对。但是在辽沈战役导致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后，美国的公众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改变。1948年11月26日～12月1日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有79%的被调查者听说过中国内战。在这批人中，对于“你是否支持在明年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价值50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和军事物资，以免中国落入共产主义手中”这个问题，32%的人表示支持，34%的人表示反对，而且其中45%的人并不认为中国内战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到了1949年5月2～7日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打过了长江，正在横扫整个中国南部），虽然听说过中国内战的人所占的比例上升了（达到85%），但是他们对于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热情却进一步下降。在这85%的听说过中国内战的人中，对于“你认为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这个问题，43%的人认为美国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让中国自己照顾自己；4%的人认为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一个失败的目标；22%的人认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国民党人，提供粮食、武器或者金钱；2%的人提出了其他的意见；14%的人不知道。②公众态度的这种变化为美国政府考虑抛弃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寻找新的利益代理人提供了条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个问题就以承认新中国的形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选择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上，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战后对杜鲁门政府施加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阻挠它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的努力。当杜鲁门派马歇尔出使中国的时候，曾经把“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作为美国的长远目标，为此就需要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使它真正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所以，在杜鲁门1945年12月15日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
强烈建议由该国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对于使这些力量在国民政府中获得公正和有效的代表权做出的安排达成一致意见。③
保守主义者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表示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用范登堡参议员的话说：
毫无疑问，我们自己的政府已经被中国革命分子关于他们仅仅是“诚挚的土改者”而不是实际上的共产党人的宣传所悲剧性地误导了。
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并非一个不受欢迎的坏消息。正如范登堡在1947年2月10日所写的：
坦率地说，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从中国撤出就是“把中国丢给共产党人”。……美国的这一新政策实际上就是让中国国民政府放手“清剿”武装的共产党人。……我确信，坚定地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时刻已经到了——即使与此同时我们坚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应该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得更好。在我看来，幸好我们已经开始在每一条战线都直面共产党的挑战了。④
然而，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崩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提到了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面前，这次已经不是接受一个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而是承认一个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中央人民政府了。如果美国仍然想要在东亚大陆上保持一定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将大为削弱）的话，那么它就必须承认新中国政府，并且抛弃已经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在1949～1950年之间的冬天，美国的公众情绪是一方面明显地敌视中国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这时候的民意测验表明，要让公众现在就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为时过早。1949年10月30日～11月4日，盖洛普公司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在全国的被调查者中有76%的人听说过或读到过中国内战，其中20%的人认为应该承认新中国政府，42%的人反对，14%的人不知道。①但是在涉及对华贸易时，公众的态度却宽容得多。在同一次民意测验中，盖洛普公司向这些了解中国内战的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完全被共产党人控制，你认为美国是应该继续和中国的贸易呢，还是应该断绝和中国的贸易呢？”结果是，29%的人主张继续贸易，33%的人主张断绝贸易，14%的人不知道。因此，美国政府中研究公众舆论的机构认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尽管公众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持敌视态度，但是接触的大门并未关闭，美国仍然存在着调整政策的余地。1949年11月30日由国务院准备的一份关于美国公众舆论的研究报告称：
对那些敏锐的观察家而言，在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问题上并不存在支配性的表示支持或反对的倾向。……大多数评论家仍然相信最终美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②
1949年正好是杜鲁门第二届政府的头一年，艾奇逊取代了马歇尔担任国务卿一职。艾奇逊对于美国全球战略次序的理解是：欧洲必须拥有最高优先权。所以，他上任后，把主要力量放在德国问题和北大西洋公约的谈判方面，在中国问题上则主要依赖凯南和负责远东问题的助理国务卿沃尔顿·巴特沃思等人的建议，这些人都是反对继续援助国民政府的。2月，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即“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内外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裂痕”，并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因此，当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4月初来到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的时候，艾奇逊曾经向他谈到过，美国希望在6月份以后“能够执行一项更加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③
美国政府的第一个试探性举动就是在1949年8月5日发布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企图达成两个目标，一方面通过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咎于国民政府所存在的基本弱点，减少保守主义权势集团与美国公众对于政府“未能有效援助中国”的批评。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此时已经公开宣布了“一边倒”政策，但是艾奇逊和国务院的官员们并没有放弃造成中苏分裂的希望。艾奇逊力图让美国人民对于政府可能会在对华政策上进行的调整做好心理准备。但实际情况证明，白皮书不仅没有实现这两个目的，结果还适得其反。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议员和报刊针对白皮书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众议员周以德在8月19日首先发表长篇声明，指责白皮书遗漏了1945年一位陆军准将评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接着，陈纳德等人又以“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了白皮书的30多项“遗漏和错误”。这些人指责说，白皮书没有承认一个事实，即由于未能在中国实行遏制政策，杜鲁门政府已经犯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很快，保守主义者的指责就转变成了人身攻击。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威廉·诺兰反对政府提名巴特沃思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理由就是巴特沃思在上一届政府中的行动应该部分地为国民政府的崩溃负责，而且他还企图通过编撰白皮书粉饰和掩盖这些错误。
保守主义媒体攻击政府的劲头丝毫不亚于国会议员。《时代》杂志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是美国未能与它通力合作导致的结果。它指责杜鲁门政府在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战斗时没有表现出与它在欧洲采取行动时同样的勇气，相反却“提出了一份破产请求，力图通过陈词滥调和反指控来弥补这一损失”。①《华尔街杂志》以《粉饰中国的失败》为名发表文章，抨击杜鲁门、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绥靖”行为。《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甚至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罗斯福。
保守主义权势集团进行的宣传和攻击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1949年8月14～19日，盖洛普民意测验向那些听说过或读到过白皮书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于政府处理中国局势的方法怎么看？”53%的人表示不赞成，26%的人表示赞成，1%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帮助中国，2%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撤出中国，18%的人不知道。②这种不满情绪迅速转变成对政府官员的愤恨。周以德收到了大量信件，要求他加强“清洗国务院的努力”，因为那里充满了“红色分子”“粉红色分子”或“共产党人”。一个来信人甚至认为迪安·艾奇逊“今天已经变成了……一度受到共产党人操纵的国务院所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共产党同路人”。③
国会中的保守主义议员们成功地利用这种公众情绪，在国会中提出了要求向国民党政权提供更多援助的一系列议案，结果都遭到了政府强烈而且有效地反对。于是，这些保守派议员们就利用政府的援欧方案来发泄他们的不快。众议院马上提出一项议案，把政府要求的对北约国家的11亿美元军事援助减少一半。在周以德等人的强烈支持下，这个议案以209票对151票在众议院得到通过。在参议院也同样提出议案，要求把给欧洲的军援基金减少3亿美元，这个议案仅以10票对13票的微弱劣势未能得到参议院的批准。最终，政府不得不向保守派议员们妥协。参议院通过了范登堡参议员的建议，拨款7500万美元用于援助“中国一般地区”。在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后，众议院同意把向北约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恢复到原来数额。④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努力又一次扼杀了美国政府削弱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增加它在对华政策上活动余地的尝试。
不过，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调整对华政策的希望。因为尽管白皮书的发表未能降低对政府政策的抨击，但是它至少达到了另外一个目的，成功地增加了美国人对蒋介石的恶感。1949年8月14～19日的民意测验中，对于“你对蒋介石的看法如何”这个问题，21%的人持赞同的观点，35%的人持反对的观点，44%的人不知道。而对于“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力图帮助蒋介石”这个问题，25%的人认为应该，44%的人认为不应该，31%的人不知道。⑤从这个角度来看，抛弃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保持美国在东亚大陆上影响的政策还是有可能得到公众支持的。更重要的是，在1949年10月6～8日，国务院召集了24名对中国感兴趣的著名学者和企业家进行了一次“圆桌会议”，讨论远东局势问题。与会者中包括了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鲍大可等中国问题专家。会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与会者最为关注的题目，讨论的结果是，“有着非常普遍的认识，即需要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而且要相当快地承认它”。对于政府来说，这些专家的意见无疑给了它巨大的信心。⑥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再次企图为调整对华政策进行铺垫。这次的铺垫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艾奇逊在10月1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适用于承认新政府的3项主要条件：
1.它控制它自称控制的那个国家；2.它承认它的国际义务；3.它的统治得到被统治人民的默许。⑦
美国政府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只是时间问题。一旦国民党政府不复存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顺理成章了。因此，艾奇逊在此时提出承认新政府的3项条件似乎是在暗示美国人民，这种承认可能为时不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开始制定政策，进一步减少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联系。1950年1月，杜鲁门下令彻底断绝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援助。1月8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联合国及安理会发出电报，要求驱逐“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残余”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时，美国代表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中表示，美国将反对驱逐国民政府代表，但是美国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因此他的反对并不等同于行使否决权。这就意味着如果安理会中的大多数理事国都同意驱逐国民政府代表，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话，美国将会默认这一事实。
但在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强大影响下，美国政府的这些尝试仍然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坚决反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1949年6月24日，诺兰参议员就给杜鲁门总统发出了一份由16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信件，要求总统明确表示，现在不考虑承认共产主义势力。①1950年1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没收北京的美国领事馆财产，美国政府宣布召回所有在华美国官员，并关闭一切美国官方机构。保守主义议员们立刻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宣称美国对华政策已经破产。诺兰参议员建议“对此政策负责的人应该向总统提出辞呈”。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则威胁说：“如果我们的负责官员不改换我们的政策，那就到了改换我们的官员的时候了。”最终，在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压力下，艾奇逊不得不在1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收美国领事馆表明，它并不想要美国的承认。②这样，美国通过承认新的中国政府来尽力保持它在东亚大陆上影响的最后一次努力也化为泡影。
同时，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猛烈抨击也使杜鲁门政府不仅未能切断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联系。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保守主义势力要求采取强硬措施，帮助国民党政权防守台湾。1949年11月4日，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华德·亚历山大·史密斯给艾奇逊写信，建议美国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宣称中国台湾在技术上仍然是日本的一部分，美国可以以对日占领国的身份占领中国台湾。于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初露端倪。12月8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和12月23日国务院颁发对台湾问题的特别指示这两件事，导致保守主义权势集团要求积极援助台湾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声称，如果有必要，美国应该向台湾海峡派出海军舰队以确保该岛屿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则进一步把美国应该向国民党政权提供的海军保护范围从台湾扩大到澎湖群岛和海南岛。尽管这些建议过于极端，但它们已经清楚地向美国政府表明，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反对美国政府切断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联系。即使政府拒绝采取占领台湾或向它提供美国海军保护那样的极端措施，至少也不能对台湾的命运完全放手不管。为了使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援助能够继续下去，保守主义议员们又故伎重施，抓住政府要求向韩国提供0.6亿美元经济援助的议案大做文章，最终迫使政府同意在援韩法案上附加一项条款，将1948年援华法案的期限再次延长到1950年6月30日。到了3月份，在对1951财政年度的对外经济援助法案进行辩论时，援华法案的期限又被延长到1951年6月30日。美国对台援助继续维持下去。③而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台关系再次迅速升温。持续达20多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就此形成。
总之，20世纪4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权势集团作为在野的政治力量，它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操纵民间舆论来完成的。这种舆论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有可能在美国的指引下走上民主道路，却被傀儡政权强行变成外国侵略势力附庸的不幸国家。这个形象与当时美国社会上的反共意识形态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则使保守主义权势集团能够通过国会议员成功地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保守主义权势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的原则与杜鲁门政府是基本相同的——既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同时又不能在军事上卷入中国。这种契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主义权势集团的主张能够顺利被政府接受的根本原因，也使美国政府不能正确评价未能及时调整对华政策的后果，那就是，由于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将丧失对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大陆的影响力。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使美国仍然企图干涉东亚大陆上的事态进程，并使它最终卷入了朝鲜战争。
【作者简介】金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与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