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性”相同：敦煌与亚洲古民族的迁徙
丝绸之路的历史，是欧亚大陆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一部丝绸之路史也就是世界史诞生的过程。数千年来，丝绸之路风云变幻，众多民族在这里迁徙过往，功名霸业如过眼烟云，其连环兴衰背后不变的历史主题究竟是什么？人们经常讲，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的运河，将丝绸之路的意义定位于不同文明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上，这是比较具象的说法。而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演进的角度说，丝绸之路的意义在于它使整体的世界史成为可能，其全球化的探索促进了各民族交融发展，借助于丝绸之路对各种文明的整合，文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包容性更强、范围更大的新的文化边界取代了以血缘地缘和原始崇拜为基础的旧的文化边界，民族的数量不断减少，民族的规模不断扩大，复合式文化边界成为常态，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这正是丝绸之路伟大之处。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丝绸之路将相距遥远、彼此陌生的东西方维系成一个世界体系。从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迁徙不再杂乱无章，成为这一世界体系内有目的、有意义的历史活动。从张骞凿空之后到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丝绸之路有两个辉煌的时期，第一个辉煌时期是汉唐时期，这一时期，东方有汉、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西方有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孕育出中国文明的历史与孕育出地中海文明的历史，各自蕴含了各个区域特有文化的特征，都是从自己的区域看世界，对异域都有浪漫的想象和美好的期待，西方将东方想象为遍地丝绸与黄金的富庶之地，东方将西方想象为长生极乐之境，彼此都满怀探索与交流的兴趣。通过丝绸之路的串联，东西方形成了汉唐—罗马轴心，在这一轴心的驱动下，不同区域、种族缓慢过渡的自然交流状态一举转变为几大文明地区直接沟通的局面，在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璀璨的丝路明珠——文明高度发展的西域、河中城郭诸国。可以说，东西方的接近接触开创了丝绸之路的轴心时代，拉开了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大幕。同一时期，中央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也通过迁徙战争，积极参与到丝绸之路的活动中去，中央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反复南下，入侵农耕定居民族的居住地区，他们不仅参与争夺丝绸之路的主导权，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以匈奴为例，两汉时期匈奴始终与汉王朝争夺西域（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衰落后，一部分南迁的匈奴在中国北方开枝散叶，在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几个政权，他们虽然最终融于汉文化中，但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还有一部分匈奴西迁，掀起了欧亚大陆持续数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浪潮，甚至影响到罗马帝国的兴衰。现在欧洲说着印欧语系的人们原本都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可见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民族迁徙的浪潮息息相关，丝路之轴不仅联系东西文明中心，而且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之间和弦共振，交织成丝路之轴，构建了真正的世界史。
丝绸之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由蒙古帝国开创的。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活动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蒙古人既是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传播的载体，开启了早期全球化时代。蒙古大征服的结果是欧亚大陆各个角落的交通都变得很方便，相同的文明与系统大范围普及，联结各地的经济活动十分发达，起源于中华文明的信用交易与资本主义经济（纸币以及银本位制核算的经济、产业型社会、海洋和航海的组织化、具有官方背景的斡脱商人、跨国境自由通商等），趁势扩展到蒙古世界各地，也带给了与蒙古相邻的西欧莫大的影响。在蒙古的势力范围内，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内陆与海洋两大世界，以及贯穿其间的交易通道互相联结，将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东西方的通商往来与交流变得异常活跃，首次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为“欧亚大贸易圈”的全世界规模的整体，整个欧亚大陆基本上成为一个开放世界，从而将丝绸之路轴心时代开始的全球化推进到新的高峰。以元帝国为核心的蒙古及欧亚世界，以看不见的方式，通过白银的循环而被广泛联结起来，资本主义特征的事物，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世界化”。今天欧亚大陆的民族格局，也是这一时期奠定的基础。
作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动脉，丝绸之路为广阔的欧亚大陆的民族迁徙、融合提供了一种机制，对各种文明的整合起到了巨大作用，型塑了今天多民族文化共享的格局。从有文献记载以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数不胜数，先后有匈奴、月氏、乌孙、塞种、氐、羌、鲜卑、柔然、厌哒、吐蕃、突厥、回鹘、粟特、吐谷浑、昭武九姓、波斯、阿拉伯等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留下身影，与此同时，各种宗教文化也以上述民族为载体，相继在丝绸之路上传播。自从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摩尼教、景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先后经由丝绸之路东传，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对民族的交融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以佛教为例，佛教的传入与流行对魏晋以降中国北方族群边界的重塑有重要作用。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差异，而佛教的流行，消融了胡汉各族原初的文化边界，形成了整合胡汉各族的新的更有包容性的文化边界。开端于敦煌的本土化佛教，经过数百年的传播浸润，终于成为胡汉各族的共同信仰。北朝时期，从敦煌到洛阳，北方各族群众结社造像，共同礼佛。特别是孝文帝南迁之后，佛风更炽，《洛阳伽蓝记》描绘洛阳城中，“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佛宇多达1367所，正是在这新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各族群众熔为一炉，最终形成了崭新的隋唐风貌。与此类似，伊斯兰教东传与突厥、回鹘西迁相结合，造成了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同步发展的结果，突厥—伊斯兰文化成为中亚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蒙古武力与藏传佛教相结合，形成了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到南俄草原、囊括众多民族的广阔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可见，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农耕、游牧等经济形态交流，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与浸润，人类相互认知、逐步交融，文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文明的整合与共享成为可能，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走向全球化和“命运共同体”的大舞台，从另一侧面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居于中心节点地位，它虽然不是具备强大驱动能力的王朝政治军事中心，却留下了最多的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产，显示古代的敦煌具有全方位的受纳条件和辐射能力，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第一站。敦煌藏经洞的约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敦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藏经洞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粟特语、藏语、回鹘语、于阗语，斯坦因称之为“多语种图书馆”。文书与壁画中所涉及的宗教包括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是包含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实的资料库。藏经洞中的宗教文献显示，敦煌人对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惊叹，体现了丝绸之路国际化的特色，而这正是丝绸之路历史的突出特征。即使在蒙古时代，敦煌也在“欧亚大贸易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察合台汗国的中心之一，敦煌仍是不可替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枢，除了莫高窟保留下来的洞窟和文书外，《经世大典·站赤》《马可波罗游记》等传世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
敦煌文书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的是什么商品，商队的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即丝绸之路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宗教不是凭空存在的，它需要受众的信仰，离不开民族及其语言这一载体。敦煌文书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反映了古代各族信仰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变动性，显示了他们与敦煌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对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但在今日中国已难觅影踪，只能在敦煌文书中看到其昔日盛景。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传播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也对民族的交融产生了重大影响。敦煌文书显示出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异常包容，这正是古代丝绸之路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文明复兴与中国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高荣，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汉唐史研究。
杨林坤，兰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北史研究。
胡小鹏，《西北师大学报》编审，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丝绸之路将相距遥远、彼此陌生的东西方维系成一个世界体系。从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迁徙不再杂乱无章，成为这一世界体系内有目的、有意义的历史活动。从张骞凿空之后到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丝绸之路有两个辉煌的时期，第一个辉煌时期是汉唐时期，这一时期，东方有汉、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西方有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孕育出中国文明的历史与孕育出地中海文明的历史，各自蕴含了各个区域特有文化的特征，都是从自己的区域看世界，对异域都有浪漫的想象和美好的期待，西方将东方想象为遍地丝绸与黄金的富庶之地，东方将西方想象为长生极乐之境，彼此都满怀探索与交流的兴趣。通过丝绸之路的串联，东西方形成了汉唐—罗马轴心，在这一轴心的驱动下，不同区域、种族缓慢过渡的自然交流状态一举转变为几大文明地区直接沟通的局面，在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璀璨的丝路明珠——文明高度发展的西域、河中城郭诸国。可以说，东西方的接近接触开创了丝绸之路的轴心时代，拉开了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大幕。同一时期，中央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也通过迁徙战争，积极参与到丝绸之路的活动中去，中央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反复南下，入侵农耕定居民族的居住地区，他们不仅参与争夺丝绸之路的主导权，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中国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以匈奴为例，两汉时期匈奴始终与汉王朝争夺西域（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衰落后，一部分南迁的匈奴在中国北方开枝散叶，在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了几个政权，他们虽然最终融于汉文化中，但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还有一部分匈奴西迁，掀起了欧亚大陆持续数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浪潮，甚至影响到罗马帝国的兴衰。现在欧洲说着印欧语系的人们原本都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可见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民族迁徙的浪潮息息相关，丝路之轴不仅联系东西文明中心，而且与欧亚草原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之间和弦共振，交织成丝路之轴，构建了真正的世界史。
丝绸之路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由蒙古帝国开创的。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活动将周围诸文明社会整合进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之中，蒙古人既是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传播的载体，开启了早期全球化时代。蒙古大征服的结果是欧亚大陆各个角落的交通都变得很方便，相同的文明与系统大范围普及，联结各地的经济活动十分发达，起源于中华文明的信用交易与资本主义经济（纸币以及银本位制核算的经济、产业型社会、海洋和航海的组织化、具有官方背景的斡脱商人、跨国境自由通商等），趁势扩展到蒙古世界各地，也带给了与蒙古相邻的西欧莫大的影响。在蒙古的势力范围内，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内陆与海洋两大世界，以及贯穿其间的交易通道互相联结，将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循环体系，东西方的通商往来与交流变得异常活跃，首次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为“欧亚大贸易圈”的全世界规模的整体，整个欧亚大陆基本上成为一个开放世界，从而将丝绸之路轴心时代开始的全球化推进到新的高峰。以元帝国为核心的蒙古及欧亚世界，以看不见的方式，通过白银的循环而被广泛联结起来，资本主义特征的事物，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世界化”。今天欧亚大陆的民族格局，也是这一时期奠定的基础。
作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动脉，丝绸之路为广阔的欧亚大陆的民族迁徙、融合提供了一种机制，对各种文明的整合起到了巨大作用，型塑了今天多民族文化共享的格局。从有文献记载以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数不胜数，先后有匈奴、月氏、乌孙、塞种、氐、羌、鲜卑、柔然、厌哒、吐蕃、突厥、回鹘、粟特、吐谷浑、昭武九姓、波斯、阿拉伯等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留下身影，与此同时，各种宗教文化也以上述民族为载体，相继在丝绸之路上传播。自从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摩尼教、景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先后经由丝绸之路东传，成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对民族的交融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以佛教为例，佛教的传入与流行对魏晋以降中国北方族群边界的重塑有重要作用。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族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差异，而佛教的流行，消融了胡汉各族原初的文化边界，形成了整合胡汉各族的新的更有包容性的文化边界。开端于敦煌的本土化佛教，经过数百年的传播浸润，终于成为胡汉各族的共同信仰。北朝时期，从敦煌到洛阳，北方各族群众结社造像，共同礼佛。特别是孝文帝南迁之后，佛风更炽，《洛阳伽蓝记》描绘洛阳城中，“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佛宇多达1367所，正是在这新的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各族群众熔为一炉，最终形成了崭新的隋唐风貌。与此类似，伊斯兰教东传与突厥、回鹘西迁相结合，造成了中亚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同步发展的结果，突厥—伊斯兰文化成为中亚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蒙古武力与藏传佛教相结合，形成了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到南俄草原、囊括众多民族的广阔的藏传佛教文化圈。可见，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农耕、游牧等经济形态交流，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与浸润，人类相互认知、逐步交融，文化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文明的整合与共享成为可能，各民族共同点越来越多，走向全球化和“命运共同体”的大舞台，从另一侧面开启了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敦煌居于中心节点地位，它虽然不是具备强大驱动能力的王朝政治军事中心，却留下了最多的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产，显示古代的敦煌具有全方位的受纳条件和辐射能力，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第一站。敦煌藏经洞的约四万件文书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宝藏之一，敦煌洞窟的壁画是中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藏经洞文书的语言包括梵语、粟特语、藏语、回鹘语、于阗语，斯坦因称之为“多语种图书馆”。文书与壁画中所涉及的宗教包括摩尼教、祆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是包含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原始材料的最翔实的资料库。藏经洞中的宗教文献显示，敦煌人对不同信仰的包容令人惊叹，体现了丝绸之路国际化的特色，而这正是丝绸之路历史的突出特征。即使在蒙古时代，敦煌也在“欧亚大贸易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察合台汗国的中心之一，敦煌仍是不可替代的商业与文化中枢，除了莫高窟保留下来的洞窟和文书外，《经世大典·站赤》《马可波罗游记》等传世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
敦煌文书不仅能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商人是什么人，交易的是什么商品，商队的规模以及贸易对当地的影响，它们还能揭示丝绸之路在更大意义上的影响，即丝绸之路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宗教不是凭空存在的，它需要受众的信仰，离不开民族及其语言这一载体。敦煌文书向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反映了古代各族信仰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变动性，显示了他们与敦煌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由于家乡饱受战争之苦迁入和平地区，并带入了新的信仰和技术。迁入者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信众，无疑影响最大，对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摩尼教、祆教和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也都有信徒，但在今日中国已难觅影踪，只能在敦煌文书中看到其昔日盛景。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对于宗教信仰在文明之间的传播、传译和变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传播于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也对民族的交融产生了重大影响。敦煌文书显示出不同族群的人们对于彼此的信仰异常包容，这正是古代丝绸之路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田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
刘再聪，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文明复兴与中国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高荣，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汉唐史研究。
杨林坤，兰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北史研究。
胡小鹏，《西北师大学报》编审，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莲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