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相通：敦煌与佛教的中国化
刘再聪
敦煌建郡始于汉武帝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及1000多尊佛造像。从乐僔以来，大规模的造窟历经北朝、隋唐，直到西夏和元朝，持续1000年。藏经洞发现的近6万件文书，记年最早是西凉，最晚到宋初，延续近800年。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书是了解今天敦煌博大辉煌文化的三大重要资料，也是了解佛教中国化全面而且系列完整的重要资料。
1.佛尊像汉化、菩萨像女性化、道家神仙入洞窟与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1）佛尊像汉化。佛尊像是石窟的中心，中国境内最早的佛尊像出现在新疆。汉唐时期，新疆属于西域文化系统。克孜尔石窟中的佛尊像高鼻深目，有明显的印度人特征。和田出土的泥塑佛像有“湿衣透体”式的印度韵律感。汉唐时期，敦煌则完全属于汉文化系统。但在莫高窟第268、272、275等早期洞窟中，佛尊像也是“高鼻深目”，西域特征也很明显。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前，这种情形依然存在。人物面相依然鼻梁高隆直通额际，袈裟衣纹密集，有薄纱透体之感，史称“曹衣出水”。孝文帝改革后，源于南朝“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的中原风格才在敦煌佛造像特征上有所表现。唐代，敦煌佛相面庞逐渐汉化，出现了鼻低面圆耳大的“福相”，近似于当时人的形象，体现了唐时以丰肥为美的崇尚风格。至此，敦煌佛尊像完全中国化。不仅如此，十六国及北魏时期的僧人刘萨诃在唐代敦煌被神化为与释迦牟尼佛齐肩的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莫高窟的南大像被认为是武则天形象的再现。
（2）菩萨的女性化。根据佛经记载，菩萨是“善男子”，“善男子”形象在敦煌石窟群中也有体现。莫高窟第45窟（初唐）南壁、榆林窟第25窟（中唐）的观音菩萨着装显女装之华丽，但却蓄有胡须。唐中期以后，菩萨面目丰腴，着贵妇时装，尽显“浓丽丰肥”之时代特征和世俗化风格。这种风格被描述为“菩萨如宫娃”，意味着菩萨形象女性身份的确定。
道家神仙入洞窟。建于西魏的第249窟窟顶西披描绘印度战神阿修罗王，左右两侧描绘雷公、辟电、风伯、雨师以及乌获、朱雀等，窟顶北、南披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另外，同时期的第285窟窟顶东披绘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是我国远古神话中的人物，又是道教的仙人、神灵。伏羲、女娲在汉代石刻中已出现，是中国的人文始祖。敦煌石窟中出现中国本土传统神话中的各种图像，是佛的“禅境”与道家的“仙境”相互融合的反映，是佛教美术，更是佛教思想艺术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洞窟中还出现了中国的龙的形象，而一些天王力士的形象则完全是一副唐代武将的派头。
2.“疑伪经”及变文的出现与佛教传法方式的中国化
（1）中国人创作的佛经出现。佛经是佛祖的圣训，但佛经传入中国后，却出现了大量印度佛经中不曾见到的经文。这些经文由中国人创作，被称为“疑伪经”。在敦煌文书中，保留的“疑伪经”多达70余种。中国古代佛教能够在民间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疑伪经”的传播。“疑伪经”是中国佛教文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发现的“疑伪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还被翻译成粟特文，“返销”外国。
（2）儒家思想进入佛经。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为了取得中国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僧人主动改造佛教学说。敦煌出土的《父母恩重经》多达114件，就是佛教自觉吸纳儒家思想的最好说明。创作《父母恩重经》的根本目的在于沟通儒、释，弥补原始佛教中“孝道”思想的缺失，是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见证。
（3）俗讲等中国式讲经方式的出现。唐代，举办法会在社会各阶层十分流行，有些佛教礼仪是印度佛教或西域佛教所没有的，其中中唐以后出现的专为俗人讲经的活动——“俗讲”最为典型。俗讲即“对俗讲经”，方式以说唱为主，所用的底本就是变文。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变文，名称有“讲经文”“变文”“变”“缘起”“押座文”“话”“词文”“赋”等，大多为唐人写本。“变文”是中国人所作，也为中国人讲授，以中国当时现实社会为背景演绎佛教故事、佛教理论，以及中国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可以说，“变文”就是民间的传教资料，俗讲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传法方式的中国化。
3.弘法僧住锡敦煌、清规出现、供养人地位的提高与佛教信仰方式的中国化
（1）敦煌是弘法僧人的必经之地。汉至唐，敦煌吐鲁番一带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最西线，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界点。因此，东来弘法的西域僧和西行求法的汉地僧多要经过、甚至滞留敦煌，敦煌由此逐渐成为成佛教圣地、译经中心。有籍可查的第一个出家并且西行求法的汉人朱士行，就是从雍州出发经过敦煌到今新疆和田，并且派弟子带回第一部由汉人取回的真经。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从龟兹到凉州时，曾经滞留敦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返回时路过敦煌。此外，还有不少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佛教教育事业者。例如：西晋高僧竺法护世居敦煌，被称为“敦煌菩萨”。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禅。前秦建元二年（374年），乐僔和尚在鸣沙山开窟造像，正式拉开了“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的营造序幕。
（2）清规是敦煌僧人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印度，对佛弟子行为具有指导或者约束力的是“戒律”。敦煌文书中则发现了不少清规，有规矩、律式、格令等称谓。这些清规既有涉及寺院僧官、大众日常管理的，也有涉及寺院土地、资产经营的。既有寺院制定的，也有官府下达的。应该说，无论“戒律”，还是清规，僧人都必须严格持守。但清规与“戒律”毕竟不同，清规的内容不见于“戒律”。戒律是印度佛教制定的戒律，敦煌僧人既执行戒律又执行清规。从敦煌僧人的日常生活来看，对僧人影响更直接的是清规。可以说，这些清规就是“律”中国化的表现。
（3）供养人地位的提高。莫高窟壁画中，有9000余身供养人画像，绘制时代从北凉至清代。人物既有帝王将相、高僧大德，也有平民百姓、普通僧尼。既有汉族人物，也有匈奴、鲜卑、吐蕃、回鹘、于阗、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人物。从北凉至隋代，供养人像高不盈尺，大多绘在四壁下部、龛沿、龛下、中心柱下部四面等边角位置，与佛、菩萨画像间有明显的界栏，显示出供养人画像在洞窟题材内容中地位之低下。唐代，供养人画像升到甬道两壁等比较显要的位置，高度与真人差不多。从人与佛的关系来看，如果说北朝至隋代仅仅是虔诚和恭敬，那么唐代以后则是有所祈求和仰赖。实质上，这种变化是佛教信仰功利性不断增强的表现。绘于晚唐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曹议金出行图”“慕容氏出行图”等场面宏大，画面或庄严肃穆、威武雄风，或煊赫豪富、气派轻松欢快，完全是一幅展示历史场景的画卷，甚至显示出洞窟几成“家庙”的趋势。
4.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宗派的形成与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
（1）寺院经济的发展。印度佛教规定，僧人每日托钵乞食，不事生产。但到了中国，僧人则垦地、种田，寺院经济发达。在唐代，敦煌三窟十七寺一百余家兰若几乎都有产业。寺院不但拥有土地，甚至拥有依附农民，如寺户、梁户、常住百姓、园子等。同样，僧人也有私人的奴婢。寺院、僧人有田园、碾硙、园圃、林场、牧场等资产，从事放贷、畜牧、营运等产业。与此相适应，寺院配置有分工明确、人员齐全的管理队伍：直岁（会计）、都头（仓库管理）、都师（仓库管理）、亻亲司（布施管理）等。如此看来，寺院就是一个产业雄厚、追求利润的地主庄园。寺院经济的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2）佛教宗派文献的流布。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先后出现了八个宗派。除了寺院经济为宗派出现奠定基础外，佛经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及佛教思想家们对于佛法的分类判摄，也是主要原因。在敦煌，各宗各派的踪迹或多或少都有留存。比如：三论宗的始祖鸠摩罗什、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都曾经留敦煌，密宗文献、禅宗文献、律宗文献、净土宗图像在莫高窟石窟及藏经洞文书中存量很大，有些已经结集出版。第61窟因绘有华严宗、天台宗尊奉的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图，又被称为“文殊堂”。一般认为，禅宗是纯粹的中国式佛教，五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中心。禅宗的诞生、中国佛教信仰中心的形成是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表现。
这两点，在敦煌都有十分充足的表现：兼容禅宗南北宗学说的摩诃衍曾经从敦煌出发去拉萨传法，推动了藏区禅宗信仰的发展。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全图长13.4米、高3.4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
5.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根子发芽的地方在敦煌
佛教经过中亚、新疆进入甘肃，在敦煌开始与中原文化交汇，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由此也全面开始。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书昭示：经过河西走廊的不断融合，在进入中原之前，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表面上看，中国的佛学是以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的佛学。实际上，中国的佛学是完全融入中土文化的佛教思想观念，是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根子发芽的地方在敦煌。
敦煌建郡始于汉武帝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及1000多尊佛造像。从乐僔以来，大规模的造窟历经北朝、隋唐，直到西夏和元朝，持续1000年。藏经洞发现的近6万件文书，记年最早是西凉，最晚到宋初，延续近800年。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书是了解今天敦煌博大辉煌文化的三大重要资料，也是了解佛教中国化全面而且系列完整的重要资料。
1.佛尊像汉化、菩萨像女性化、道家神仙入洞窟与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1）佛尊像汉化。佛尊像是石窟的中心，中国境内最早的佛尊像出现在新疆。汉唐时期，新疆属于西域文化系统。克孜尔石窟中的佛尊像高鼻深目，有明显的印度人特征。和田出土的泥塑佛像有“湿衣透体”式的印度韵律感。汉唐时期，敦煌则完全属于汉文化系统。但在莫高窟第268、272、275等早期洞窟中，佛尊像也是“高鼻深目”，西域特征也很明显。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前，这种情形依然存在。人物面相依然鼻梁高隆直通额际，袈裟衣纹密集，有薄纱透体之感，史称“曹衣出水”。孝文帝改革后，源于南朝“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的中原风格才在敦煌佛造像特征上有所表现。唐代，敦煌佛相面庞逐渐汉化，出现了鼻低面圆耳大的“福相”，近似于当时人的形象，体现了唐时以丰肥为美的崇尚风格。至此，敦煌佛尊像完全中国化。不仅如此，十六国及北魏时期的僧人刘萨诃在唐代敦煌被神化为与释迦牟尼佛齐肩的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师，莫高窟的南大像被认为是武则天形象的再现。
（2）菩萨的女性化。根据佛经记载，菩萨是“善男子”，“善男子”形象在敦煌石窟群中也有体现。莫高窟第45窟（初唐）南壁、榆林窟第25窟（中唐）的观音菩萨着装显女装之华丽，但却蓄有胡须。唐中期以后，菩萨面目丰腴，着贵妇时装，尽显“浓丽丰肥”之时代特征和世俗化风格。这种风格被描述为“菩萨如宫娃”，意味着菩萨形象女性身份的确定。
道家神仙入洞窟。建于西魏的第249窟窟顶西披描绘印度战神阿修罗王，左右两侧描绘雷公、辟电、风伯、雨师以及乌获、朱雀等，窟顶北、南披绘有东王公和西王母。另外，同时期的第285窟窟顶东披绘有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是我国远古神话中的人物，又是道教的仙人、神灵。伏羲、女娲在汉代石刻中已出现，是中国的人文始祖。敦煌石窟中出现中国本土传统神话中的各种图像，是佛的“禅境”与道家的“仙境”相互融合的反映，是佛教美术，更是佛教思想艺术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洞窟中还出现了中国的龙的形象，而一些天王力士的形象则完全是一副唐代武将的派头。
2.“疑伪经”及变文的出现与佛教传法方式的中国化
（1）中国人创作的佛经出现。佛经是佛祖的圣训，但佛经传入中国后，却出现了大量印度佛经中不曾见到的经文。这些经文由中国人创作，被称为“疑伪经”。在敦煌文书中，保留的“疑伪经”多达70余种。中国古代佛教能够在民间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疑伪经”的传播。“疑伪经”是中国佛教文献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发现的“疑伪经”——《天地八阳神咒经》还被翻译成粟特文，“返销”外国。
（2）儒家思想进入佛经。佛教传入中国后，面临着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为了取得中国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僧人主动改造佛教学说。敦煌出土的《父母恩重经》多达114件，就是佛教自觉吸纳儒家思想的最好说明。创作《父母恩重经》的根本目的在于沟通儒、释，弥补原始佛教中“孝道”思想的缺失，是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见证。
（3）俗讲等中国式讲经方式的出现。唐代，举办法会在社会各阶层十分流行，有些佛教礼仪是印度佛教或西域佛教所没有的，其中中唐以后出现的专为俗人讲经的活动——“俗讲”最为典型。俗讲即“对俗讲经”，方式以说唱为主，所用的底本就是变文。敦煌出土了大量的变文，名称有“讲经文”“变文”“变”“缘起”“押座文”“话”“词文”“赋”等，大多为唐人写本。“变文”是中国人所作，也为中国人讲授，以中国当时现实社会为背景演绎佛教故事、佛教理论，以及中国历史传说、民间故事等。可以说，“变文”就是民间的传教资料，俗讲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传法方式的中国化。
3.弘法僧住锡敦煌、清规出现、供养人地位的提高与佛教信仰方式的中国化
（1）敦煌是弘法僧人的必经之地。汉至唐，敦煌吐鲁番一带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区的最西线，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界点。因此，东来弘法的西域僧和西行求法的汉地僧多要经过、甚至滞留敦煌，敦煌由此逐渐成为成佛教圣地、译经中心。有籍可查的第一个出家并且西行求法的汉人朱士行，就是从雍州出发经过敦煌到今新疆和田，并且派弟子带回第一部由汉人取回的真经。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从龟兹到凉州时，曾经滞留敦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返回时路过敦煌。此外，还有不少长期住在敦煌从事佛经翻译和佛教教育事业者。例如：西晋高僧竺法护世居敦煌，被称为“敦煌菩萨”。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禅。前秦建元二年（374年），乐僔和尚在鸣沙山开窟造像，正式拉开了“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的营造序幕。
（2）清规是敦煌僧人日常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印度，对佛弟子行为具有指导或者约束力的是“戒律”。敦煌文书中则发现了不少清规，有规矩、律式、格令等称谓。这些清规既有涉及寺院僧官、大众日常管理的，也有涉及寺院土地、资产经营的。既有寺院制定的，也有官府下达的。应该说，无论“戒律”，还是清规，僧人都必须严格持守。但清规与“戒律”毕竟不同，清规的内容不见于“戒律”。戒律是印度佛教制定的戒律，敦煌僧人既执行戒律又执行清规。从敦煌僧人的日常生活来看，对僧人影响更直接的是清规。可以说，这些清规就是“律”中国化的表现。
（3）供养人地位的提高。莫高窟壁画中，有9000余身供养人画像，绘制时代从北凉至清代。人物既有帝王将相、高僧大德，也有平民百姓、普通僧尼。既有汉族人物，也有匈奴、鲜卑、吐蕃、回鹘、于阗、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人物。从北凉至隋代，供养人像高不盈尺，大多绘在四壁下部、龛沿、龛下、中心柱下部四面等边角位置，与佛、菩萨画像间有明显的界栏，显示出供养人画像在洞窟题材内容中地位之低下。唐代，供养人画像升到甬道两壁等比较显要的位置，高度与真人差不多。从人与佛的关系来看，如果说北朝至隋代仅仅是虔诚和恭敬，那么唐代以后则是有所祈求和仰赖。实质上，这种变化是佛教信仰功利性不断增强的表现。绘于晚唐的“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曹议金出行图”“慕容氏出行图”等场面宏大，画面或庄严肃穆、威武雄风，或煊赫豪富、气派轻松欢快，完全是一幅展示历史场景的画卷，甚至显示出洞窟几成“家庙”的趋势。
4.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宗派的形成与中国佛教的独立发展
（1）寺院经济的发展。印度佛教规定，僧人每日托钵乞食，不事生产。但到了中国，僧人则垦地、种田，寺院经济发达。在唐代，敦煌三窟十七寺一百余家兰若几乎都有产业。寺院不但拥有土地，甚至拥有依附农民，如寺户、梁户、常住百姓、园子等。同样，僧人也有私人的奴婢。寺院、僧人有田园、碾硙、园圃、林场、牧场等资产，从事放贷、畜牧、营运等产业。与此相适应，寺院配置有分工明确、人员齐全的管理队伍：直岁（会计）、都头（仓库管理）、都师（仓库管理）、亻亲司（布施管理）等。如此看来，寺院就是一个产业雄厚、追求利润的地主庄园。寺院经济的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2）佛教宗派文献的流布。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先后出现了八个宗派。除了寺院经济为宗派出现奠定基础外，佛经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及佛教思想家们对于佛法的分类判摄，也是主要原因。在敦煌，各宗各派的踪迹或多或少都有留存。比如：三论宗的始祖鸠摩罗什、唯识宗的创始人玄奘都曾经留敦煌，密宗文献、禅宗文献、律宗文献、净土宗图像在莫高窟石窟及藏经洞文书中存量很大，有些已经结集出版。第61窟因绘有华严宗、天台宗尊奉的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图，又被称为“文殊堂”。一般认为，禅宗是纯粹的中国式佛教，五台山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中心。禅宗的诞生、中国佛教信仰中心的形成是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表现。
这两点，在敦煌都有十分充足的表现：兼容禅宗南北宗学说的摩诃衍曾经从敦煌出发去拉萨传法，推动了藏区禅宗信仰的发展。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全图长13.4米、高3.4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迹画。
5.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根子发芽的地方在敦煌
佛教经过中亚、新疆进入甘肃，在敦煌开始与中原文化交汇，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由此也全面开始。敦煌的历史、莫高窟的石窟艺术、藏经洞的文书昭示：经过河西走廊的不断融合，在进入中原之前，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表面上看，中国的佛学是以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的佛学。实际上，中国的佛学是完全融入中土文化的佛教思想观念，是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根子发芽的地方在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