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性”相通:敦煌学属于全世界

1992年9月,在北京房山举行的“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著名学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属于全世界。”这一提法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赞同。诚如其言,敦煌学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许多国家和学者的关注,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显学。
敦煌学的诞生是以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为嚆矢的。敦煌文书发现后遭到一些外国“探险家”的劫夺,大量流散国外,这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也是中华民族的伤心史,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催生国际敦煌学发展的作用。
由于大部分敦煌文书被劫往国外,我国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是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中起步的。1909年,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蒋斧《沙州文录》等刊行,对部分文书进行了录文、介绍和初步探讨。此后,刘师培、王国维、刘复、叶公绰、郑振铎、陈寅恪等人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1930年陈垣《敦煌劫余录》面世,系统整理、编目了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敦煌写本。1938年李丁陇临摹了一批敦煌壁画,翌年在西安展出,反响强烈。1941~1943年,张大千临摹莫高窟、榆林窟等处壁画276幅,先后在成都、兰州、重庆展出,引起轰动。1941年秋,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视察西北,专程来到莫高窟,随后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1944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研究所成立后随即对洞窟、壁画、彩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清点,实施有效保护,临摹、研究等工作亦相应展开。于此前后,向达、贺昌群、许国霖、王重民、姜亮夫、史岩、谢稚柳等人亦在敦煌学上做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经济保障。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受文化部直接领导。石窟得到妥善保护,1963年国家拨出巨款,对莫高窟进行全面的加固维修。研究工作亦得以长足发展,常书鸿主编《敦煌彩塑》《敦煌壁画》等大型画册、王重民主持编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以及郑振铎、向达、阎文儒、宿白、夏鼐、潘挈兹、沈从文、刘铭恕、任中敏、周绍良、蒋礼鸿等人的一批论著问世。
“文革”期间研究工作基本停顿。1977年以后,特别是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的敦煌学发展高歌猛进,研究机构相继增加,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学术活动日趋频繁,研究资料大量刊布,高质量学术论著不断问世,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此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图书馆、兰州商学院(兰州财经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中医学院(甘肃中医药大学)等,均成立有敦煌学研究机构。《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刊物相继创办。英藏、法藏、俄藏、中国大陆及台湾藏敦煌遗书等资料大部分得以刊布,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段文杰著《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樊锦诗主编《敦煌石窟全集》、唐耕耦等主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周绍良主编《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姜伯勤著《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施萍婷著《敦煌习学集》、王尧等著《敦煌吐蕃文献选》、沙知辑校《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陈国灿著《敦煌学史事新证》、荣新江著《归义军史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等,不胜枚举。
中国香港地区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以饶宗颐教授为代表,著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书法丛刊》等。1993年成立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举办多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
中国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敦煌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尤应提到的是潘重规先生的杰出贡献,主编《敦煌俗字谱》等,创办《敦煌学》杂志,培养了一批敦煌学人才。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140册,收录英藏、法藏、俄藏及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文书,对推动敦煌学研究有着巨大作用。郑阿财、王三庆、林聪明、朱凤玉、高明士等,均颇有成绩。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处于前列,100多年来在敦煌学机构的建立、人才培养、文献编目、论著出版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沙畹是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与其弟子马伯乐对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资料进行了整理、考释。伯希和从敦煌劫得大批文书后,进行了若干整理、编目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济济,戴密微对敦煌禅宗文献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谢和耐对佛教史与寺院经济的研究,苏远鸣对敦煌道教与佛教的研究,戴仁对敦煌文书中纸张与字体等的研究,巴科对吐蕃历史文书的整理,拉露对法藏藏文写本目录的编写,石安泰对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哈密顿对回鹘文文献的研究,童丕对敦煌借贷文书的研究等,均很有成绩。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亦起步较早,1909年内滕湖南即向日本学界介绍了敦煌遗书的发现及其价值。二战结束后,龙谷大学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1983年日本成立了青年敦煌学者协会,汇集了一批专家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仁井田陞著《中国法制史研究》、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榎一雄等著《讲座敦煌》、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田中良昭著《敦煌禅籍研究概观》、上山大峻著《昙旷与敦煌的佛教学》、藤枝晃著《沙州归义军始末》、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等,以及铃木俊、山本达郎、西嶋定生等对敦煌田制文书等,那波利贞、土肥义和等对社会经济文书,西村元祐对敦煌差科簿,铃木大拙、矢吹庆辉、竺沙雅章等对敦煌佛典,长广敏雄对飞天艺术,高田时雄对中古时期敦煌、河西方言等的研究,均很有影响。
英国的敦煌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斯坦因曾先后三次从事中亚探险,从我国新疆、敦煌劫走大批简纸文书及艺术品,著有《西域考古记》等。翟林奈对斯坦因所获文书进行了编目、研究工作,著有《敦煌六世纪》等书。贝利编著7册《于阗语文献集》等,影响较大。1994年在大英图书馆设立“国际敦煌学项目”,定期编印会报。英国还成功地举办了几次国际敦煌学研讨会。
俄罗斯藏有大量敦煌文献,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整理、编目,丘古耶夫斯基、孟列夫等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对敦煌俗文学、借贷文书、寺院社邑等亦有研究。近20多年来,波波娃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亚西域探险史学术史等的研究上成绩突出。2009年9月成功举办“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视角与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除上而外,美国、韩国、德国、印度、丹麦、瑞典、挪威、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捷克、比利时、匈牙利等国,也有一些学者对敦煌学或其相关领域做过研究。如1995年10月,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东亚佛教艺术中的天国图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德国整理出版《英国博物馆所藏粟特语写本残卷》,匈牙利学者乌瑞致力于敦煌藏文文书研究,印度一些学者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研究等。
目前,国际敦煌学事业仍方兴未艾。莫高窟等石窟保护在新的科技手段支撑下取得更大进展,石窟壁画的数字化工程稳步推进,文献研究在大数据的视野下佳作辈出,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可以预见,今后国际敦煌学事业在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博会的推动下,在各国学者努力下将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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