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任镇军参军之辨疑与新探
冯子祺
史载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但其府主镇军将军究竟系何人？近来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后来成为宋武帝的刘裕。笔者细考相关史料，以为刘裕一说存在许多不合理之疑点。在爬梳、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笔者以为：陶渊明此段幕府生涯的府主其实是桓玄伪楚政权的镇军将军冯该。由于伪楚政权昙花一现，以及镇军将军冯该的史料一鳞半爪，此节史实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被研究者忽略的盲区，但结合相关史料、联系陶渊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前后生平经历观之，“冯该说”显然比“刘裕说”更为合理可信。
陶渊明作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人物，历代至今，有关其生平研究的著述、年谱甚多。但由于史料的语焉不详，还是存在许多聚讼纷纭的疑点问题——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详情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陶渊明的直接史料不可谓少，《宋书》《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均载有其本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下称“萧传”），此外，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好友颜延之所撰的《陶征士诔》（下称“颜诔”）也具有重要的直接史料价值。史料虽多达五种，但相互之间多援引因袭，因此造成在纪事、表述方面大同小异，可相互比较、发明之处不多。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生平事迹就是这样。
《宋书·隐逸传》关于陶渊明早期仕宦经历的记载是：
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
《晋书》《南史》、萧传与此相同，唯颜诔但云：“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未言“为镇军、建威参军”，盖因诔词主旨不在纪事，自可约略言之，非为歧异也。
按此，陶渊明40岁前后（按陶渊明享年63岁之说）的仕宦经历为“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史料确凿，实可定论。但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的府主，即镇军将军、建威将军是何人，诸种史料均未明言，历代研究著述在此问题上遂生歧异。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镇军将军即当时刚举义推翻桓玄伪“楚”朝廷、匡复晋室、后来又代晋自立成为宋武帝的刘裕，而建威将军为北府名将刘牢之之子、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亦即：陶渊明先在刘裕的镇军将军府中担任参军，随后转任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将军府参军。
主张镇军将军为刘裕（下称“刘裕说”）的两大依据是：第一，史料依据：镇军将军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高级军号，能任此职者均为显赫人物，不可能为史书所忽略。而在陶渊明可能出仕镇军参军期间内，东晋朝廷任镇军将军者唯刘裕一人而已。第二，作品依据：陶渊明诗作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曲阿地处当时京师建康与北府驻地京口（刘裕生长发迹于斯，以镇军将军“归藩”后又长期镇守于此——笔者注）之间，与镇军参军互为联系，似乎也指向刘裕。因此，唐代李善在其注释的《文选》中，在此诗题下径直注云：“宋武帝行镇军将军”。近代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中也说：
寻宋书武帝纪元兴三年（西404年），裕镇石头城，义熙元年（西405年）屡请归藩，三月，旋镇丹徒。渊明始作参军而经曲阿，当是赴丹徒（京口在丹徒县——笔者注）。
上述依据中，史料与作品互为佐证，使得持异议者很难撼动，如同现代文史专家宋云彬所断言：“陶渊明曾做刘裕的参军，证据确凿。”①
当然，对“刘裕说”也有持异议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出自清代学者陶澍。陶氏曾撰《陶靖节年谱考异》，认为此镇军将军是指刘牢之（下称“刘牢之说”），而时间在隆安三年（399年）。然而陶澍的所谓“考证”不是从史料实证出发，而是出于浓烈的个人主观情感——纠结于陶渊明晚年不臣于宋的行迹，以此断言陶渊明必不可能应辟为刘裕僚属，所谓“先生亦岂从（刘）裕辟者？”②然而，刘牢之毕竟没有做过镇军将军，陶澍对此问题的解释论证实是“强为之辞”，“罅漏百出、一无是处”和“闹笑话”，③显示了他对东晋官职尤其是军号制度的懵懂无知，对此，宋云彬先生已对其观点做过比较全面的批判，在此不再赘述。要言之，陶澍观点的致命学术缺陷在于史料依据解释不通，这也正是“刘裕说”的优势所在。然而，陶澍这一漏洞百出的观点在后代研究者中还颇有应同者，梁启超就深然陶说，甚至“为之狂喜”，④近代学者古直也称陶澍的考证“说最精凿”，⑤这些都可为一哂。此外，清人杨希闵在镇军将军为何人的问题上，则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以为“书阙有间，存疑为得”，⑥对此问题虽无发明，然其治学严谨之风值得赞许。
似可归功于朱自清、宋云彬先生对陶澍“刘牢之说”的彻底批判，此后，在陶渊明作镇军参军问题上，“刘裕说”蔚然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基于此说，在今天的许多陶渊明年谱或生平研究的著述中（为叙述方便，现以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综合袁行霈、龚斌、邓安生诸大家年谱而编纂的《陶渊明年谱重考》为例），陶渊明在四十岁前后的这段生平被描述为：
隆安三年（399年）—隆安五年（401年）：为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幕僚。⑦
其中，隆安五年冬，母孟氏卒，渊明还浔阳居丧。
元兴三年甲辰（404年）：四十岁，居寻阳，任刘裕镇军参军。
渊明服丧毕，作刘裕镇军参军，东下赴京口。
渊明入镇军将军刘裕幕府在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于是年。
义熙元年乙巳（405年）：四十一岁，居寻阳，为刘敬宣建威参军，八月任彭泽县令。
据《资治通鉴》，刘敬宣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五月。义熙元年三月，敬宣欲上表解职，渊明既为陶侃之后，又曾为刘裕参军，且此时“耕植不足以自给”，故敬宣特示以“惠爱”辟为参军。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虽然陶澍对“刘裕说”的否定纯属主观臆测，其“刘牢之说”更是破绽百出，但“刘裕说”并非无懈可击，结合相关史料推究其细节，其实存在很多前人未察之疑窦，笔者在此举其大端于下：
1.以陶渊明当时身份，进入刘裕幕府的可能性不大、合理性不足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于京口独树义旗，一举攻克建康，驱逐桓玄之后，以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八州（至次年底渐增至十六州）军事，实际执掌朝局，其镇军将军府一时成为刚兴复的东晋朝廷实际上的权力中心，非一般藩镇幕府可比。而且，刘裕幕府之军政实力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不断增强，最后演变为架空、取代东晋朝廷的“霸府”，成为刘裕卒移晋鼎的政权基础，而此际开建的镇军将军府，就是刘裕“霸府”的最初雏形。
让我们先通过下表来分析此时刘裕镇军府幕僚的构成：为具体展示元兴三年时期刘裕幕府的情况并便于与陶渊明的情况进行比较，表中囊括了史料明确记载在元兴三年进入幕府的所有人员（所据史料均出自《宋书》各人本传），计有镇军府长史、司马、谘议参军、参军、主簿、行参军等高中级僚佐23人。
由此可看出，其时刘裕初建的镇军幕府主要有两类人士构成：一是建康的高门士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陈郡袁氏等，其中如谢景仁、袁湛与刘裕还素有交情。二是和刘裕一样居于京口的徐兖青豫诸州侨民后代（沈氏三兄弟情况如注释①②③），本人仕宦或家世背景与北府多少有些渊源，在社会阶层上都大体属于中级（寒门）士族，④也是跟随刘裕起义的功臣——这部分人即属于刘裕“京口集团”成员。两类人士中，高门士族是刘裕的笼络对象（这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下是必不可少的），而京口集团成员则是刘裕的主要依靠力量，刘裕幕府既是以京口集团成员为其核心，也是京口集团之核心。
此外，如上表列示，也有既非高门士族、也非京口集团的第三类人员，计有毛修之、胡藩二人，而他们进入刘裕幕府，又都有其特殊条件和机缘。
毛修之虽曾仕于桓楚政权，任屯骑校尉（属禁军将校），但后来参与诱杀桓玄成功，而且其伯父益州刺史毛璩、父梁、秦二州刺史毛瑾，在桓玄篡位时就执留玄使，不受伪命，在刘裕起义成功后，毛璩、毛瑾与刘裕遥相呼应，进军白帝，传檄讨伐桓玄，是刘裕集团之外的另一支重要反桓力量。因此，毛修之能入刘裕幕府且得为上佐，不仅因其本人有斩玄之功，同时也是毛氏益梁军团的代表。⑤
胡藩出自江州地方豪族的豫章胡氏，先后仕宦于上游的荆江雍三州，后来跟随桓玄，历任其幕府参军。刘裕“素闻藩直言于殷氏（荆州刺史殷仲堪），又为玄尽节，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参军军事”。⑥因此，胡藩是作为桓玄阵营的忠义之士的代表且为刘裕所“素闻”，才被刘裕召入军府的。如此用人之术，可视为对桓玄阵营的分化瓦解，尤其是对因地缘关系长期仕宦于桓楚政权的荆江雍三州地方豪族的“政策感召”。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裕此术收到实效，胡藩最终忠于刘裕，成为刘宋的开国功臣。
当然，史料关于此际刘裕军府僚佐的记载不一定完整，表中所列或非刘裕幕府全貌，但是，其显示的镇军府僚佐的三个类型应该不差，所反映的当时刘裕军府僚佐所具备的身份背景应该不差。在分析了元兴三年刘裕镇军府的幕僚构成之后，联系到陶渊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陶渊明作为一介江州地方人士，既非高门士族，更非建义功臣，也无毛、胡二人的特殊条件和机缘，根本不具备当时镇军府幕僚所有的身份背景或说资格条件，如何能厕身于刘裕幕府？显然不合情理。
不仅如此，按晋制，幕府参军虽有（朝廷）除拜、府版之别，但任用的决定权在府主——在刘裕刚兴复晋室、晋安帝尚未返还建康时开建的镇军府更是如此，而府主辟召、任用的起码前提是知道和赏识其人，而当时陶尚非“名士”，仅是一个刚刚守丧期满的前任州吏——即或在江州士流有一定声誉，但也必不为远在京口、常在行伍的刘裕所知，也与刘裕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素无关系渊源，应该连进入刘裕视野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不可能成为刘裕的辟召对象。
2.陶渊明当时所处的寻阳形势不允许陶在此时东下建康
这里首先须辨明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具体时间，此问题又涉及其转任建威参军的时间衔接问题。按“刘裕说”的通常说法，陶渊明是在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出仕刘裕镇军幕府（如《年谱重考》所言），在是年六月或稍后不久，刘敬宣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时，陶转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仕宦于江州军府——这也是符合常理的正常情况。唯《年谱重考》似乎将陶出任建威参军的时间推迟到次年（即义熙元年，405年）三月，不知何据？其实，陶诗《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表明义熙元年（405年）三月应是陶渊明出任建威参军的最迟时间，而不一定是起始时间。因为据《宋书刘敬宣传》记载：刘敬宣因见忌于义军二号人物刘毅，“安帝反正（或指义熙元年正月“乘舆反正”，或指三月安帝返回建康），自表解职”，①义熙元年（405年）三月极有可能是陶渊明建威幕府生涯的最后岁月，刘敬宣解职江州应该在此时或稍后不久。而至是年八月，陶已改任彭泽县令，②离开建威幕府。若陶渊明的建威幕府经历终于义熙元年（405年）三月或稍后不久，那么按“刘裕说”，最合理的时间链应该是：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出仕刘裕镇军幕府，是年六月或稍后不久转任刘敬宣建威参军至次年三月，其任镇军、建威参军总计最多一年时间。
然而，原在寻阳、服丧刚满的陶渊明有无可能在元兴三年（404年）四五月间东下建康，出任刘裕参军呢？
寻阳是晋末江州州治，也是桓氏长期经营的势力范围。就在元兴三年（404年）三月初刘裕攻克建康，桓玄西逃江陵以后，寻阳仍由其党羽龙骧将军何澹之等为桓氏所守。四月庚戌（二十三日）桑落洲之战后，义军才进据寻阳，而此前一直是“敌占区”，与建康不通音讯。但义军西征并未一帆风顺，战事时有胜负，因而义军或朝廷此时对寻阳的控制并不稳定。五月，桓玄收集余众，挥师东下，逼近寻阳上游的武昌，就在义军自寻阳西上迎敌的空隙，桓玄余党刘统、冯稚等又一度偷袭占领寻阳，旋为义军虎威将军刘怀肃讨平。③直到六月或稍后刘敬宣以江州刺史之镇，寻阳局势或才逐渐稳定，并成为朝廷西征桓氏余党的前哨基地。因此，六月之前，寻阳处于朝廷与桓党两军对垒、拉锯争夺之间，其形势不太可能允许陶东下建康。
而且，若按前说，在刘敬宣出镇寻阳之后，陶渊明没有就地仕宦于州府，而是东下建康应辟刘裕军府，不久之后，再溯江西上，返回寻阳，仕于刘敬宣军府。百日之内，千里之间，如此往返折腾，虽说不是绝无可能，但终归乖违情理、不符常规。而若陶渊明出任建威参军就在六月，则陶几乎没有此前再下建康任镇军参军的时间余地。
3.陶渊明先任刘裕镇军参军又转任刘敬宣建威参军的合理性不足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府参军只是一种职事，本身并无品级，但不同级别的军府参军确实有不同的“资序”或资格要求，因而仍然存在着地位、官资的差别。刘裕镇军府是持节都督府，属二品，职权是都督九州军事（在八州基础上又新增江州）;刘敬宣的建威府非持节都督，是普通的州府，依其本官（建威将军、刺史）是四品，而且连督本州军事的职权也没有，与刘裕镇军府相比，不仅级别相差悬殊，其职权差别更不可相提并论。刘裕镇军府参军多兼带五品太守或四、五品将军号，其官资实在五品以上;而普通州府参军（不包括长史、司马等上佐）官资大体相当于六七品县令（如陶渊明后来改任的彭泽令），少数特例有至五品太守者;从刘裕镇军府参军的职官迁转来看，也没有转任普通州府参军的事例，如：庾登之、江夷从镇军参军转任琅邪王司马德文的大司马（一品）府参军;臧熹自行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五品）。因此，从镇军府参军到建威府参军，在官资、地位上是明显的降黜——在没有合理缘由的情况下，这种降黜是很不正常、很不合理的，这也构成陶渊明先作刘裕镇军参军的一个严重疑点。
4.“经曲阿诗”不能证明镇军为刘裕;
如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下称“经曲阿诗”）是陶渊明经曲阿至京口赴镇军参军之任时所作（如朱自清先生所言），则可以断定镇军将军必为刘裕无疑。但是，史料清楚显示：在元兴三年三月到义熙元年三月之间，刘裕及其军府不在京口而在建康，直到义熙元年三月“归藩”，始返京口。①故陶渊明若赴镇军参军之任，自寻阳至建康即可，不必再东下京口。而刘裕及其镇军府归藩京口之时，陶渊明已在建威参军任上。所以，“经曲阿”必不是到京口赴镇军幕府之任。
朱自清先生虽注意到在陶渊明可能出任刘裕镇军参军的期间刘裕不在京口而在建康，但他从《宋书·武帝纪》中刘裕义熙元年“屡请归藩”推测：“味‘归藩之语，殆（刘）裕在京口也设军府也。”意即刘裕人在建康又在京口别有军府，陶是到京口军府赴任。其实，“归藩”一语，按当时制度，就是指王公诸侯或藩镇都督、刺史回到其封地或任职之地，并不能以此推测刘裕在京口别有军府，且更无任何史料确载支持此论，朱氏推断实难成立。
此外，还有一个前人因循的误解必须指出：曲阿其实不是从建康到京口所经之地。由于曲阿大体地处建康与京口之间，若不加细考，容易使人联想到陶渊明从寻阳顺江而下到建康，再由建康经曲阿，必是前往京口，但细究曲阿之地理位置，其实不然。据《宋书·州郡志一》南徐州条，曲阿县属晋陵郡，又名云阳，即现在的江苏丹阳，其地处于京口（今江苏镇江）之南。此外，据史料显示，建康至京口的交通路线有水陆两条，一是长江航道，顺江而下，最为便捷。二是陆路，即从建康城北经覆舟山（今南京小九华山）、江乘（今南京栖霞山附近）、竹里（今江苏句容北）至京口，这是一条大体上沿长江南岸延伸的缘江大道，也是刘裕在京口举义后挥师向建康的进军路线，《宋书·州郡志一》言南徐州至建康陆路二百里即指此道，而此道并不经过偏处京口之南的曲阿。因此，建康至京口，水陆两途，都与曲阿无涉。不过，曲阿也确实是建康的交通要冲，但不是北上京口，而是南通吴会。据田余庆先生论及“关于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所考证，曲阿位居建康—会稽之运河交通线上，此条主要借助江南运河的交通线又有两途：一是江南运河+长江航道，即由会稽经浙东运河至钱塘，经云阳（曲阿）到达京口，再沿大江到建康。二是江南运河+破冈渎，即沿江南运河到云阳（曲阿）后，不再北经京口，而是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建康。②两条水道，均要经由曲阿。按此路线，虽然经曲阿也可达于京口，但显然是迂远周折之途，绝非当时行旅之寻常合理之选择。因此，与其说陶渊明经曲阿是前往京口，不如说是前往三吴更为合理。朱自清先生所言“渊明始作参军而经曲阿，当是赴丹徒”，陶澍言“诗题云经曲阿，镇军（按陶氏说指刘牢之）在京口，曲阿有必经也”，③均有不加细考之失。从这点看，朱氏关于刘裕在京口别有军府的推测即使成立，也不能圆通“赴丹徒”为何要“经曲阿”之疑问。
所以，“经曲阿诗”只表明陶渊明在作镇军参军时曾“经曲阿”而已，而绝不能说明是经曲阿到京口赴任。至于为何事经曲阿，可能性甚多，实不可考。如果说陶渊明在建康任镇军参军时，被刘裕派出公干而经曲阿，从道理上固然能讲通，但如此说来，“经曲阿”与刘裕之间并没有任何唯一、直接的联系，因为陶渊明也可能被刘裕之外的其他镇军将军（若有）派出公干而经曲阿。因此，“经曲阿诗”本身既不能指向京口，更无从指向刘裕，显然不能成为支持“刘裕说”的直接凭据或佐证。
当然，尽管笔者提出上述诸种质疑，但这些质疑毕竟不是直接的相反证据，因而并不足以构成对“刘裕说”的直接否定。换言之，对“刘裕说”观点的否定，在质疑之外还必须找出合理的说法、指出镇军将军究竟是何人，才是对此问题的圆满解决。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对陶渊明出仕镇军参军可能发生的时间作一较为精确的界定。结合史料并借助诸家年谱的研究结果，陶出任镇军参军的时间应是居丧期满之后应无问题。而陶渊明母孟氏卒于隆安五年（401年）冬，①按当时丧服之制，所谓“三年之丧”实际采用“王肃祥■二十六月仪”，②即守丧25个月，至第二十六月期满除服。虽然不知孟氏卒于冬季何月，但仍可大致确定陶渊明期满除服的时间在元兴二年十一月至元兴三年正月之间，而此段期间，正是桓玄一系列篡位活动最后实施之时。按《资治通鉴》卷113记载：“元兴二年冬十一月丁丑，卞范之作禅诏，逼晋安帝书之。壬午，桓玄迁晋安帝于永安宫。癸未，百官诣姑孰劝进。十二月壬辰（初三日），桓玄即皇帝位，国号‘楚”。
史载陶渊明曾任镇军参军，但其府主镇军将军究竟系何人？近来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后来成为宋武帝的刘裕。笔者细考相关史料，以为刘裕一说存在许多不合理之疑点。在爬梳、分析史料的基础上，笔者以为：陶渊明此段幕府生涯的府主其实是桓玄伪楚政权的镇军将军冯该。由于伪楚政权昙花一现，以及镇军将军冯该的史料一鳞半爪，此节史实长期以来一直成为被研究者忽略的盲区，但结合相关史料、联系陶渊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前后生平经历观之，“冯该说”显然比“刘裕说”更为合理可信。
陶渊明作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人物，历代至今，有关其生平研究的著述、年谱甚多。但由于史料的语焉不详，还是存在许多聚讼纷纭的疑点问题——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详情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陶渊明的直接史料不可谓少，《宋书》《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均载有其本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下称“萧传”），此外，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好友颜延之所撰的《陶征士诔》（下称“颜诔”）也具有重要的直接史料价值。史料虽多达五种，但相互之间多援引因袭，因此造成在纪事、表述方面大同小异，可相互比较、发明之处不多。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生平事迹就是这样。
《宋书·隐逸传》关于陶渊明早期仕宦经历的记载是：
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
《晋书》《南史》、萧传与此相同，唯颜诔但云：“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未言“为镇军、建威参军”，盖因诔词主旨不在纪事，自可约略言之，非为歧异也。
按此，陶渊明40岁前后（按陶渊明享年63岁之说）的仕宦经历为“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史料确凿，实可定论。但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的府主，即镇军将军、建威将军是何人，诸种史料均未明言，历代研究著述在此问题上遂生歧异。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镇军将军即当时刚举义推翻桓玄伪“楚”朝廷、匡复晋室、后来又代晋自立成为宋武帝的刘裕，而建威将军为北府名将刘牢之之子、时任江州刺史的刘敬宣。亦即：陶渊明先在刘裕的镇军将军府中担任参军，随后转任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将军府参军。
主张镇军将军为刘裕（下称“刘裕说”）的两大依据是：第一，史料依据：镇军将军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高级军号，能任此职者均为显赫人物，不可能为史书所忽略。而在陶渊明可能出仕镇军参军期间内，东晋朝廷任镇军将军者唯刘裕一人而已。第二，作品依据：陶渊明诗作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曲阿地处当时京师建康与北府驻地京口（刘裕生长发迹于斯，以镇军将军“归藩”后又长期镇守于此——笔者注）之间，与镇军参军互为联系，似乎也指向刘裕。因此，唐代李善在其注释的《文选》中，在此诗题下径直注云：“宋武帝行镇军将军”。近代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中也说：
寻宋书武帝纪元兴三年（西404年），裕镇石头城，义熙元年（西405年）屡请归藩，三月，旋镇丹徒。渊明始作参军而经曲阿，当是赴丹徒（京口在丹徒县——笔者注）。
上述依据中，史料与作品互为佐证，使得持异议者很难撼动，如同现代文史专家宋云彬所断言：“陶渊明曾做刘裕的参军，证据确凿。”①
当然，对“刘裕说”也有持异议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出自清代学者陶澍。陶氏曾撰《陶靖节年谱考异》，认为此镇军将军是指刘牢之（下称“刘牢之说”），而时间在隆安三年（399年）。然而陶澍的所谓“考证”不是从史料实证出发，而是出于浓烈的个人主观情感——纠结于陶渊明晚年不臣于宋的行迹，以此断言陶渊明必不可能应辟为刘裕僚属，所谓“先生亦岂从（刘）裕辟者？”②然而，刘牢之毕竟没有做过镇军将军，陶澍对此问题的解释论证实是“强为之辞”，“罅漏百出、一无是处”和“闹笑话”，③显示了他对东晋官职尤其是军号制度的懵懂无知，对此，宋云彬先生已对其观点做过比较全面的批判，在此不再赘述。要言之，陶澍观点的致命学术缺陷在于史料依据解释不通，这也正是“刘裕说”的优势所在。然而，陶澍这一漏洞百出的观点在后代研究者中还颇有应同者，梁启超就深然陶说，甚至“为之狂喜”，④近代学者古直也称陶澍的考证“说最精凿”，⑤这些都可为一哂。此外，清人杨希闵在镇军将军为何人的问题上，则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以为“书阙有间，存疑为得”，⑥对此问题虽无发明，然其治学严谨之风值得赞许。
似可归功于朱自清、宋云彬先生对陶澍“刘牢之说”的彻底批判，此后，在陶渊明作镇军参军问题上，“刘裕说”蔚然成为学界主流观点。基于此说，在今天的许多陶渊明年谱或生平研究的著述中（为叙述方便，现以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综合袁行霈、龚斌、邓安生诸大家年谱而编纂的《陶渊明年谱重考》为例），陶渊明在四十岁前后的这段生平被描述为：
隆安三年（399年）—隆安五年（401年）：为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幕僚。⑦
其中，隆安五年冬，母孟氏卒，渊明还浔阳居丧。
元兴三年甲辰（404年）：四十岁，居寻阳，任刘裕镇军参军。
渊明服丧毕，作刘裕镇军参军，东下赴京口。
渊明入镇军将军刘裕幕府在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于是年。
义熙元年乙巳（405年）：四十一岁，居寻阳，为刘敬宣建威参军，八月任彭泽县令。
据《资治通鉴》，刘敬宣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在元兴三年五月。义熙元年三月，敬宣欲上表解职，渊明既为陶侃之后，又曾为刘裕参军，且此时“耕植不足以自给”，故敬宣特示以“惠爱”辟为参军。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虽然陶澍对“刘裕说”的否定纯属主观臆测，其“刘牢之说”更是破绽百出，但“刘裕说”并非无懈可击，结合相关史料推究其细节，其实存在很多前人未察之疑窦，笔者在此举其大端于下：
1.以陶渊明当时身份，进入刘裕幕府的可能性不大、合理性不足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于京口独树义旗，一举攻克建康，驱逐桓玄之后，以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八州（至次年底渐增至十六州）军事，实际执掌朝局，其镇军将军府一时成为刚兴复的东晋朝廷实际上的权力中心，非一般藩镇幕府可比。而且，刘裕幕府之军政实力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不断增强，最后演变为架空、取代东晋朝廷的“霸府”，成为刘裕卒移晋鼎的政权基础，而此际开建的镇军将军府，就是刘裕“霸府”的最初雏形。
让我们先通过下表来分析此时刘裕镇军府幕僚的构成：为具体展示元兴三年时期刘裕幕府的情况并便于与陶渊明的情况进行比较，表中囊括了史料明确记载在元兴三年进入幕府的所有人员（所据史料均出自《宋书》各人本传），计有镇军府长史、司马、谘议参军、参军、主簿、行参军等高中级僚佐23人。
由此可看出，其时刘裕初建的镇军幕府主要有两类人士构成：一是建康的高门士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陈郡袁氏等，其中如谢景仁、袁湛与刘裕还素有交情。二是和刘裕一样居于京口的徐兖青豫诸州侨民后代（沈氏三兄弟情况如注释①②③），本人仕宦或家世背景与北府多少有些渊源，在社会阶层上都大体属于中级（寒门）士族，④也是跟随刘裕起义的功臣——这部分人即属于刘裕“京口集团”成员。两类人士中，高门士族是刘裕的笼络对象（这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下是必不可少的），而京口集团成员则是刘裕的主要依靠力量，刘裕幕府既是以京口集团成员为其核心，也是京口集团之核心。
此外，如上表列示，也有既非高门士族、也非京口集团的第三类人员，计有毛修之、胡藩二人，而他们进入刘裕幕府，又都有其特殊条件和机缘。
毛修之虽曾仕于桓楚政权，任屯骑校尉（属禁军将校），但后来参与诱杀桓玄成功，而且其伯父益州刺史毛璩、父梁、秦二州刺史毛瑾，在桓玄篡位时就执留玄使，不受伪命，在刘裕起义成功后，毛璩、毛瑾与刘裕遥相呼应，进军白帝，传檄讨伐桓玄，是刘裕集团之外的另一支重要反桓力量。因此，毛修之能入刘裕幕府且得为上佐，不仅因其本人有斩玄之功，同时也是毛氏益梁军团的代表。⑤
胡藩出自江州地方豪族的豫章胡氏，先后仕宦于上游的荆江雍三州，后来跟随桓玄，历任其幕府参军。刘裕“素闻藩直言于殷氏（荆州刺史殷仲堪），又为玄尽节，召为员外散骑侍郎，参军军事”。⑥因此，胡藩是作为桓玄阵营的忠义之士的代表且为刘裕所“素闻”，才被刘裕召入军府的。如此用人之术，可视为对桓玄阵营的分化瓦解，尤其是对因地缘关系长期仕宦于桓楚政权的荆江雍三州地方豪族的“政策感召”。后来的事实证明，刘裕此术收到实效，胡藩最终忠于刘裕，成为刘宋的开国功臣。
当然，史料关于此际刘裕军府僚佐的记载不一定完整，表中所列或非刘裕幕府全貌，但是，其显示的镇军府僚佐的三个类型应该不差，所反映的当时刘裕军府僚佐所具备的身份背景应该不差。在分析了元兴三年刘裕镇军府的幕僚构成之后，联系到陶渊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陶渊明作为一介江州地方人士，既非高门士族，更非建义功臣，也无毛、胡二人的特殊条件和机缘，根本不具备当时镇军府幕僚所有的身份背景或说资格条件，如何能厕身于刘裕幕府？显然不合情理。
不仅如此，按晋制，幕府参军虽有（朝廷）除拜、府版之别，但任用的决定权在府主——在刘裕刚兴复晋室、晋安帝尚未返还建康时开建的镇军府更是如此，而府主辟召、任用的起码前提是知道和赏识其人，而当时陶尚非“名士”，仅是一个刚刚守丧期满的前任州吏——即或在江州士流有一定声誉，但也必不为远在京口、常在行伍的刘裕所知，也与刘裕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素无关系渊源，应该连进入刘裕视野的可能性都没有，更不可能成为刘裕的辟召对象。
2.陶渊明当时所处的寻阳形势不允许陶在此时东下建康
这里首先须辨明陶渊明任镇军参军的具体时间，此问题又涉及其转任建威参军的时间衔接问题。按“刘裕说”的通常说法，陶渊明是在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出仕刘裕镇军幕府（如《年谱重考》所言），在是年六月或稍后不久，刘敬宣出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时，陶转任刘敬宣的建威参军、仕宦于江州军府——这也是符合常理的正常情况。唯《年谱重考》似乎将陶出任建威参军的时间推迟到次年（即义熙元年，405年）三月，不知何据？其实，陶诗《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表明义熙元年（405年）三月应是陶渊明出任建威参军的最迟时间，而不一定是起始时间。因为据《宋书刘敬宣传》记载：刘敬宣因见忌于义军二号人物刘毅，“安帝反正（或指义熙元年正月“乘舆反正”，或指三月安帝返回建康），自表解职”，①义熙元年（405年）三月极有可能是陶渊明建威幕府生涯的最后岁月，刘敬宣解职江州应该在此时或稍后不久。而至是年八月，陶已改任彭泽县令，②离开建威幕府。若陶渊明的建威幕府经历终于义熙元年（405年）三月或稍后不久，那么按“刘裕说”，最合理的时间链应该是：元兴三年四五月间出仕刘裕镇军幕府，是年六月或稍后不久转任刘敬宣建威参军至次年三月，其任镇军、建威参军总计最多一年时间。
然而，原在寻阳、服丧刚满的陶渊明有无可能在元兴三年（404年）四五月间东下建康，出任刘裕参军呢？
寻阳是晋末江州州治，也是桓氏长期经营的势力范围。就在元兴三年（404年）三月初刘裕攻克建康，桓玄西逃江陵以后，寻阳仍由其党羽龙骧将军何澹之等为桓氏所守。四月庚戌（二十三日）桑落洲之战后，义军才进据寻阳，而此前一直是“敌占区”，与建康不通音讯。但义军西征并未一帆风顺，战事时有胜负，因而义军或朝廷此时对寻阳的控制并不稳定。五月，桓玄收集余众，挥师东下，逼近寻阳上游的武昌，就在义军自寻阳西上迎敌的空隙，桓玄余党刘统、冯稚等又一度偷袭占领寻阳，旋为义军虎威将军刘怀肃讨平。③直到六月或稍后刘敬宣以江州刺史之镇，寻阳局势或才逐渐稳定，并成为朝廷西征桓氏余党的前哨基地。因此，六月之前，寻阳处于朝廷与桓党两军对垒、拉锯争夺之间，其形势不太可能允许陶东下建康。
而且，若按前说，在刘敬宣出镇寻阳之后，陶渊明没有就地仕宦于州府，而是东下建康应辟刘裕军府，不久之后，再溯江西上，返回寻阳，仕于刘敬宣军府。百日之内，千里之间，如此往返折腾，虽说不是绝无可能，但终归乖违情理、不符常规。而若陶渊明出任建威参军就在六月，则陶几乎没有此前再下建康任镇军参军的时间余地。
3.陶渊明先任刘裕镇军参军又转任刘敬宣建威参军的合理性不足
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幕府参军只是一种职事，本身并无品级，但不同级别的军府参军确实有不同的“资序”或资格要求，因而仍然存在着地位、官资的差别。刘裕镇军府是持节都督府，属二品，职权是都督九州军事（在八州基础上又新增江州）;刘敬宣的建威府非持节都督，是普通的州府，依其本官（建威将军、刺史）是四品，而且连督本州军事的职权也没有，与刘裕镇军府相比，不仅级别相差悬殊，其职权差别更不可相提并论。刘裕镇军府参军多兼带五品太守或四、五品将军号，其官资实在五品以上;而普通州府参军（不包括长史、司马等上佐）官资大体相当于六七品县令（如陶渊明后来改任的彭泽令），少数特例有至五品太守者;从刘裕镇军府参军的职官迁转来看，也没有转任普通州府参军的事例，如：庾登之、江夷从镇军参军转任琅邪王司马德文的大司马（一品）府参军;臧熹自行参军转员外散骑侍郎（五品）。因此，从镇军府参军到建威府参军，在官资、地位上是明显的降黜——在没有合理缘由的情况下，这种降黜是很不正常、很不合理的，这也构成陶渊明先作刘裕镇军参军的一个严重疑点。
4.“经曲阿诗”不能证明镇军为刘裕;
如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下称“经曲阿诗”）是陶渊明经曲阿至京口赴镇军参军之任时所作（如朱自清先生所言），则可以断定镇军将军必为刘裕无疑。但是，史料清楚显示：在元兴三年三月到义熙元年三月之间，刘裕及其军府不在京口而在建康，直到义熙元年三月“归藩”，始返京口。①故陶渊明若赴镇军参军之任，自寻阳至建康即可，不必再东下京口。而刘裕及其镇军府归藩京口之时，陶渊明已在建威参军任上。所以，“经曲阿”必不是到京口赴镇军幕府之任。
朱自清先生虽注意到在陶渊明可能出任刘裕镇军参军的期间刘裕不在京口而在建康，但他从《宋书·武帝纪》中刘裕义熙元年“屡请归藩”推测：“味‘归藩之语，殆（刘）裕在京口也设军府也。”意即刘裕人在建康又在京口别有军府，陶是到京口军府赴任。其实，“归藩”一语，按当时制度，就是指王公诸侯或藩镇都督、刺史回到其封地或任职之地，并不能以此推测刘裕在京口别有军府，且更无任何史料确载支持此论，朱氏推断实难成立。
此外，还有一个前人因循的误解必须指出：曲阿其实不是从建康到京口所经之地。由于曲阿大体地处建康与京口之间，若不加细考，容易使人联想到陶渊明从寻阳顺江而下到建康，再由建康经曲阿，必是前往京口，但细究曲阿之地理位置，其实不然。据《宋书·州郡志一》南徐州条，曲阿县属晋陵郡，又名云阳，即现在的江苏丹阳，其地处于京口（今江苏镇江）之南。此外，据史料显示，建康至京口的交通路线有水陆两条，一是长江航道，顺江而下，最为便捷。二是陆路，即从建康城北经覆舟山（今南京小九华山）、江乘（今南京栖霞山附近）、竹里（今江苏句容北）至京口，这是一条大体上沿长江南岸延伸的缘江大道，也是刘裕在京口举义后挥师向建康的进军路线，《宋书·州郡志一》言南徐州至建康陆路二百里即指此道，而此道并不经过偏处京口之南的曲阿。因此，建康至京口，水陆两途，都与曲阿无涉。不过，曲阿也确实是建康的交通要冲，但不是北上京口，而是南通吴会。据田余庆先生论及“关于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所考证，曲阿位居建康—会稽之运河交通线上，此条主要借助江南运河的交通线又有两途：一是江南运河+长江航道，即由会稽经浙东运河至钱塘，经云阳（曲阿）到达京口，再沿大江到建康。二是江南运河+破冈渎，即沿江南运河到云阳（曲阿）后，不再北经京口，而是过破冈渎入秦淮水北上迳达建康。②两条水道，均要经由曲阿。按此路线，虽然经曲阿也可达于京口，但显然是迂远周折之途，绝非当时行旅之寻常合理之选择。因此，与其说陶渊明经曲阿是前往京口，不如说是前往三吴更为合理。朱自清先生所言“渊明始作参军而经曲阿，当是赴丹徒”，陶澍言“诗题云经曲阿，镇军（按陶氏说指刘牢之）在京口，曲阿有必经也”，③均有不加细考之失。从这点看，朱氏关于刘裕在京口别有军府的推测即使成立，也不能圆通“赴丹徒”为何要“经曲阿”之疑问。
所以，“经曲阿诗”只表明陶渊明在作镇军参军时曾“经曲阿”而已，而绝不能说明是经曲阿到京口赴任。至于为何事经曲阿，可能性甚多，实不可考。如果说陶渊明在建康任镇军参军时，被刘裕派出公干而经曲阿，从道理上固然能讲通，但如此说来，“经曲阿”与刘裕之间并没有任何唯一、直接的联系，因为陶渊明也可能被刘裕之外的其他镇军将军（若有）派出公干而经曲阿。因此，“经曲阿诗”本身既不能指向京口，更无从指向刘裕，显然不能成为支持“刘裕说”的直接凭据或佐证。
当然，尽管笔者提出上述诸种质疑，但这些质疑毕竟不是直接的相反证据，因而并不足以构成对“刘裕说”的直接否定。换言之，对“刘裕说”观点的否定，在质疑之外还必须找出合理的说法、指出镇军将军究竟是何人，才是对此问题的圆满解决。
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对陶渊明出仕镇军参军可能发生的时间作一较为精确的界定。结合史料并借助诸家年谱的研究结果，陶出任镇军参军的时间应是居丧期满之后应无问题。而陶渊明母孟氏卒于隆安五年（401年）冬，①按当时丧服之制，所谓“三年之丧”实际采用“王肃祥■二十六月仪”，②即守丧25个月，至第二十六月期满除服。虽然不知孟氏卒于冬季何月，但仍可大致确定陶渊明期满除服的时间在元兴二年十一月至元兴三年正月之间，而此段期间，正是桓玄一系列篡位活动最后实施之时。按《资治通鉴》卷113记载：“元兴二年冬十一月丁丑，卞范之作禅诏，逼晋安帝书之。壬午，桓玄迁晋安帝于永安宫。癸未，百官诣姑孰劝进。十二月壬辰（初三日），桓玄即皇帝位，国号‘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