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国家学院体制的最终完成。金陵大学农学院开中国四年制农业高等教育先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但第一届院士农科中并没有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但并不能就此贬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成绩。第一届院士中有多位曾在金陵大学任教过或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毕业生，都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校友，从选举结果也能解读出教会大学在学术界处于边缘的地位。本文试从第一届院士选举的视角，来考察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发展，也借以透过这个窗口，来探究当时学界的文化生态和学术资源的群落分布。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各学科的顶尖学者大都名列榜单，它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国家学院体制的最终完成，可谓开中国科学体制实行院士制度的先河。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笔者试从第一届院士选举的视角予以考察，①因第一届院士选举涉及的人和事众多，笔者先仅就与本文主旨相关的第一届院士选举细节介绍于前。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成立之初，由于我国科学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科学人才比较匮乏，初期首先设置了一些研究所，逐步开展科学研究，以巩固基础。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已设有10个研究所，“规模渐备，研究工作亦日形进展”，②在此基础上，于当年9月7日成立了第一届评议会，此后第一届评议会共举行过五次年会。1940年3月，第五次年会选举成立了第二届评议会，在当时条件下，评议会实际上为院士制度之雏形，它弥补了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科学院尚无条件选举院士的体制缺憾。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虽遭受重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中央研究院也由战前的10个研究所，发展到14个研究所（包括数学、医学、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学术研究确有长足进展，且经过10余年的国际交流，作为国家科学院渐获国际认可。举行院士选举，完成国家学院体制的时机渐近成熟。1948年3月25～28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经过五轮投票，最终81位候选人当选为院士，这也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国家学院体制的最终完成。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院士为终身名誉制，是一种最高的学术荣誉，能当选第一届院士的学者，均为本学科的领军人物，即现在所说的学科带头人，用夏鼐先生的话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①根据第一届院士选举规程，当选院士者需符合下列资格之一：
一、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
二、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
1948年4月1日正式公布的第一届院士名单，共计81人，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为了让读者更清楚了解这些院士所研究的领域，下面按学科分组对其做一介绍：②
数理组（28人）：
数学——姜立夫、许宝马录、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
物理——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
化学——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
地质——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
气象——竺可桢
工学——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25人）：
动物——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
植物——胡先■、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
医学——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
药学——陈克恢
人类学——吴定良
心理——汪敬熙
生理——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
农学——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28人）：
哲学——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
文史——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
史学——柳贻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
语言——李方桂、赵元任
考古——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
艺术史——梁思成
政治——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
经济——马寅初
社会——陈达、陶孟和
第一届院士不仅个个在学界鼎鼎大名，他们所供职的机关也因学科带头人的影响，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早在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当年年底，夏鼐先生就对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从年龄、出生地、留学国别、教育出身、供职机关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与本文主题相关，我们只了解其教育出身和供职机关的情况。
关于教育出身，81位院士中有21人未填明出国以前所受的国内教育情况，夏鼐先生称统计不是很完备，但从中也可大概反映出国内学籍的分布情形。国内各校以清华大学出身最多，共12人，他还分析，在未详一项恐怕大半是清华大学出身的，因清华大学早期是留美预备学校，而第一届院士留美的占到六成以上，故清华大学出身的远不止12人，且三组分配较均。北京大学共7人，4人属于人文组，2人属于数理组地质学，1人属于生物组的心理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共5人，4人属于数理组，1人属于生物组。南开大学共3人，2人属于数理组，1人属于生物组。唐山交通大学共2人属于数理组。金陵大学共2人属于生物组的农学，复旦大学共2人属于生物组的心理学。他校一项共5人，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各1人，都属于数理组;北平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和厦门大学各1人都属于生物组。前清科举出身共4人都属于人文组。由此可见金陵大学的农学在国内各高校中是十分突出的。
当然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各院士服务机关的情况，统计如表1（见下页）：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中央研究院所占比例最大，占到26%，怪不得有人说：“中研院的所长，大部分的专任研究员，几乎都是当然院士”，“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宫之感”。③其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国立大学，其他七校是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每校各1人，教会学校只有辅仁大学，2人都属于人文组。
要探知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全貌，仅仅看选举结果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情况和选举过程。第一届院士选举的程序首先对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包括的科目作了规定;然后由评议员草拟各科目院士候选人名单，以推测各科目符合院士资格人员的大致情况，以决定各科目院士候选人名单;最后登报公告，请各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会和研究机关提名院士候选人。为广而告之，南京、汉口、广州、重庆四地的《中央日报》，上海、天津的《大公报》，北平的《华北日报》，成都的《中兴日报》都进行了刊登。1947年8月27、28日，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三、四次会议，对提名表进行初步审查，审定提名机构和被提名人的专长学科。
最终审查合格的大学有29所，其中国立大学20所，私立教会大学9所。国立大学：东北大学2人，云南大学3人，山东大学3人，安徽大学3人，湖南大学9人，暨南大学4人，英士大学2人，北洋大学3人，厦门大学1人，清华大学134人，北京大学119人，河南大学28人，浙江大学10人，中央大学37人，西北大学10人，重庆大学2人，中山大学5人，武汉大学99人，复旦大学5人，广西大学3人。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27人，齐鲁大学3人，东吴大学3人，辅仁大学5人，燕京大学3人，岭南大学8人，福建协和大学2人，武昌华中大学1人，之江大学1人，大学共计535人。
研究机构有8个，分别是：静生生物调查所1人，中央农业实验所2人，中央林业实验所4人，国立北平研究院12人，中央地质调查所26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2人，中央工业实验所1人，中央研究院155人，研究机构共计203人。
独立学院有13所，共计30人。专门学会有9个，共计54人。①
10月12、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五、六次会议，对全部提名表进行核对审查，共有510人（因有的学者提名单位不止一个），删除不合要求的108人，尚有402人。
1947年10月15日，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召开，经评议会郑重审查，通过了150人为第一届院士候选人，计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11月15日，中央研究院在政府公报和京沪各大报上，公告院士候选人名单，时间为4个月。公示期间，委员会收到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应该说在最后院士选举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3月25～28日，举行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进行院士选举，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从150人中选出80到100人，经过五轮选举，最终确定了81人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前文已有详细介绍）。以上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大致情况，本文考察的对象是金陵大学农学院，但大家细看之后会发现在81位院士中，没有包含一位金陵大学的教授。其原因如何？此种状况反映了民国时期什么样的教育生态？下面将以上述问题为引领而进行探究。
金陵大学提名共计27人，其中，人文组8人，数理组8人，生物组11人，为与本文主题相关，我们只列举金陵大学农学院11人的提名情况（1947年8月1日）（详见表2）：
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提名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出，这11位教授在金陵大学大都有十多年，有的甚至有二十多年的执教经历，可以说他们对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师资的稳定也是保证大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大学是不多见的。金陵大学尽管是教学单位，但是从统计表可以看到，这些教授同样重视科研，科研成果并不逊色于专门的科研机关。这也是金陵大学农学院“三一制”农业教育制度的体现。正如农学院院长章之汶所言：
教学、研究、推广三一体制之树立，实为农学院能有卓越成就之最重要原因……历年经费支配用于研究工作者百分之四十，用于教学与推广工作者各占百分之三十。①
金陵大学虽是教学单位，但农学院自创办伊始，就非常重视研究工作，这从办学经费向研究方面倾斜就可看出，所有专任教授，均参与研究工作，高年级学生，亦以研究工作为其设计实习及编著论文之资料。
推广也是金陵大学农学院主要事业之一，自创办之时，即着重于此，教员每督率学生田间实习，协助农民从事树艺，此乃农学院推广活动之滥觞。以后推广事业随院务发展与时俱进，推广人员足迹，几遍大江南北十余省。农学院的农事推广工作可以说走在了政府的前面。192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正式成立了推广部，为我国大学农学院成立推广部之最早者，而政府直到1929年12月才首次成立了实业部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最值得称道的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推广部先有1930年安徽和县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后有抗战西迁四川的温江、仁寿、新都三个推广实验区，实验区“推广举办，示范力行，仍不稍怠，故农村妇女无不知金大农学院者”，①此对我国农业改进影响殊大。
至于教学方面，农学院根据时代的需要，培养了各级农业人才，从农科研究所、大学本科、农业专修科、各级干部短期训练班到农民补习学校，实施多梯次、多层次办学，到1948年培养研究生52人，本科生1000人，农业专修生726人，计1800多人，加上各种短期训练班，共计2457人，②遍观国内，无论都市、省、县以及乡镇间，从事农业工作者随处可见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为国家之建设、学术之研究贡献良多。
金大人曾自豪地说：“全国农业机关，都有农学院的学生工作。”③胡适在谈及金陵大学时，对金陵大学农学院所取得的成绩，曾给予高度评价：
从裴义理开始，从雇用江北难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赈开始，在20多年之间，发展到全中国农业科学教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全中国作物品种改良的最重要的中心，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发达史的一叶，是中华民国教育建设史的一叶，是很值得记载的。④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育成绩也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极大肯定，1943年1月21日教育部特训令褒奖：
查该校农学院在国内高等农业教育机关中历史最为悠久，历来培养农业人才，倡导农业改进，增加农业生产，裨益民生，功效昭著。兹值该院成立30周年纪念予褒奖，以资激励。⑤
在中国的教会大学中，金陵大学整体办学水平也是名列前茅。192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进行甲乙丙分级，甲级的只有一所，就是金陵大学，乙级的一所，为燕京大学，其他如金陵女子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等校，均属丙级大学。依此标准，持有甲、乙级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持有丙级大学学位的毕业生只能进入美国大学本科，有些可进入三年级或四年级，有些只能进入二年级，进入研究生院则要补修30个本科学分。⑥当时金陵大学被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
尽管官方和学界名流对金陵大学农学院都大为赞扬，但第一届院士选举并没有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当选，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虽然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没有当选院士，但并不能就此贬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学界的地位。第一届院士中有多位是金陵大学的校友。前文中我们也介绍了第一届院士教育出身情况，其中生物组中有两位是金陵大学毕业的。一位是陈帧，他是农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共毕业六人），据《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同学录（1933年12月印）》记载：陈帧，号协三，江西铅山人，1918班毕业，美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硕士，现为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兼系主任。⑦
另一位是俞大绂，号叔佳，浙江人，金陵大学农学院1925班毕业，美国爱我华（注：档案为“爱阿瓦”大学，为保持行文一致，均采用爱我华，实为同一所大学的不同音译）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本校植物学教授。⑧
一个学校造就的人才，与学校优质的师资是分不开的。当时金陵大学农学院可谓名师云集，人才济济。不仅有从美国农学院留学归来的过探先、谢家声、沈宗瀚等，也有一群学术造诣深厚的外籍教师，如裴义理（Joseph Bailie）、卜凯（J. L. Buck）、芮思娄（J. H.Reisner）、罗德民（W. C. Lowdermilk）、史德蔚（A. N. Steward）、林查理（Charles Riggs）、郭仁风（G. B. Griffen）等。金陵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突出得益于国际化办学，它最主要的合作与交流对象是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这便是著名的Cornell—Nanking模式，两院交流从裴义理1914年创办农科开始，由芮思娄主持农科十多年打下基础。尤其是1924年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洛氏世界教育局开展合作，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康乃尔大学先后派遣著名育种专家洛夫（H. H. Love）、马雅思（C. H. Myers）、魏更斯（R.G.Wiggans）三位国际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此后两校关系日益密切，金陵大学农科的毕业文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康乃尔大学）承认为农科学士，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①而且第一届院士生物组中有多人都曾在金陵大学执教，都是金陵大学的校友。他们是：戴芳澜、俞大绂、李先闻、钱崇澍和邓叔群。在院士候选人简历中②这样记载：
戴芳澜：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康奈尔大学农学士（1914—1918），美国哥大研究院（1918—1920）……金陵大学教授（1927—1934）……戴芳澜曾在金陵大学执教7年。
俞大绂：现为北京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农学士（1921—1924），美国爱我华大学农学院哲学博士（1928—1932），金陵大学教授（1925—1937）③……俞大绂在金陵大学前后工作12年。
邓叔群：现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士（1923—1925），森林硕士（1925—1926）……金陵大学教授（1929）……邓叔群曾在金陵大学执教过一年。
钱崇澍：现为复旦大学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士（1914），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上海复旦大学。
李先闻：现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1915—1923），美国普渡大学农学院（1923—1926），康奈尔大学（1926—1929），中央大学副教授（1930），西北大学教授（1930—1931），湖南大学教授（1932—1935），武汉大学（1935—1937），四川稻麦改良场场长。
李先闻在个人简历中没有提到金陵大学，但笔者在金陵大学1941年秋季学期的一份“农学院教职员名单”中看到了李先闻的名字，隶属于农艺学系及农科研究所农艺学部。④
其次，教会大学处于学术界的边缘地位。第一届院士选举教会大学共有9所提名，提名人数共有53人，占合格提名人数402人的13%，而最终当选第一届院士的教会大学教授只有2人，都是来自辅仁大学，即陈垣和余嘉锡，而且都是属于人文组，占院士总数81人的2.4%。而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1936年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1947年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5～20%，无论从培养学生数还是提名人数，教会大学最后当选第一届院士的比例不可谓不低。
其实，关于中国的教会大学，地位一直比较尴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立案之前，教会大学一直由外国差会所掌握，行政、教学甚至发毕业证书都由国外的托事部决定，完全游离于中国的教育系统。立案后尽管被国民政府承认为中国的私立大学，教师和学生享有与国立大学师生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仍处于双重领导和监督之下，还是要受到远在美国的托事部控制。这种外国特质使得有些学者对到教会大学教书还是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在教会大学立案前，有的学者宁肯去新建立的大学，也不愿去教会大学，如吕思勉在1925年因朱经农介绍到沪江大学教国文历史，他认为：
沪江风气，远较从前之东吴为佳。但予在教会学校中，终觉气味不甚相投。而其时光华大学初创，气象甚佳，确有反对帝国主义之意味……1926年暑假后，予入光华。⑤
冯友兰1925年初被邀去燕京大学任教，并答应他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学社作研究，一半时间讲一两门课，最终冯友兰1926年2月到燕京大学任哲学教授，并任研究所导师，他对有时间做研究很满意，但始终觉得教会大学非“安身立命之地”，后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之所以去燕京教书：
（因为）此等研究中国文化之事，于中国有利无害，吾人作之原无不可，但纯在外人机关服务，区区此心，终觉不安，故私意颇愿于中国诸机关中略兼小事，聊以自慰。①
在中国学人眼中，教会学校被视为外人机构。教会大学立案后，民族感情的障碍淡化，很多优秀学者也乐意去教会大学任教，但这种界限也不尽然。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胡适与教会大学的关系，司徒雷登曾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胡适始终没有去，即使以哈佛燕京学社名义邀请他做访问学者，他也未去，胡适似乎想与教会大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比较超然的地位。
学校的实力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学校拥有的各种人才，不可否认，教会大学在与国立大学的人才竞争中，在政治地位，甚至经济条件上并不总是处于有利地位。从第一届院士选举当选者所在单位看，还是偏重于国立大学和隶属政府部门的科研院所，一方面当然这些机关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教会大学处于边缘和陪衬的地位，尽管这次院士选举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②故也有学者提出：
一些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未被提名主要是因为提名单位之间的门户之见。③
而教会大学各方面的成绩，虽不能过分夸大，但也应实事求是给予评价，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就说：
燕京和金陵这两所最大的教会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水平方面绝不亚于较好的国立大学。④
最后，客观评价金陵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具有开拓之功，它是中国四年制高等农业教育机关中历史最悠久的。创办之初，国内高等教育机关数目尚且不多，至于高等农业教育机关就更付之阙如。当时国内除了一些农业专科学校之外，高等农业教育如“国立东南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教会设立之岭南大学与燕京大学之农科，皆在金陵大学农林科成立以后创办”，⑤对此胡适评价说：
民国三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教育和科研中心是在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后来加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科，这就是后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这两个农学院的初期领导人物，都是美国几个著名的农学院出身的现代农学家，他们都能实行他们的新式教学方法，用活的教材来教学生，用中国农业当前的困难问题来做研究。金大的农林科是民国三年办的，南高的农科是民国七年成立的。⑥
胡适这段评价显然是行家的口吻，胡适留美时起初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在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感觉农科与他“有天份有兴趣的各方面背道而驰”，⑦于是作了重大牺牲，转入文理学院改习文科。所以说胡适对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评价是中肯的。当选第一届院士的李先闻说他对中国农业界的“金大”一派也是如雷贯耳，认为“谢（家声）、钱（天鹤）、沈（宗瀚）为‘开山大师”，⑧他说谢家声、钱天鹤和邹秉文三位先生是中国老一辈的农业界的领导三杰，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植物病理系硕士，钱先生返国后，与谢家声先生都在南京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沈宗瀚也就学过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功绩不仅在开创之功，在以后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1943年，农学院三十周年院庆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致函教育部转呈对金陵大学农学院予以褒奖：
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国内高等农业教育机关中，具有悠久之历史，培养农业人才，倡导农业改进，传习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有裨国计民生，并增强抗战力量，功效甚著。⑨
继金陵大学农学院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国立高校相继设立了农学院，一些水平较高的植物研究所也陆续成立，如1922年在南京建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29年设立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后分为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由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国内农业高等教育方面起步最早，在这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农学院中，也不乏金陵大学农学院校友的身影，正如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所说：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农业部7个技术部门的5个、5所国立研究所（有关农业的）中的3所，及7所国立大学的农学院，均由金大农学院毕业生领导。①
这个统计与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一届院士中金陵大学校友的分析是相呼应的。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学术公正性，以及在中国现代科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学界早有定论，笔者也深表赞同。本文以第一届院士选举为视角，来考察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同时也借以透过这个窗口，来探究当时学界的文化生态和学术资源的群落分布。我们不必过于计较院士所代表的机构，毕竟教学、科研人员具有流动性，尤其是处于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中。金陵大学的校友中多人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已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当然，衡量一校的学术地位也不能仅仅聚焦在少数人身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培养了2000多名不同层次农业人才，这些毕业生大多在平凡的岗位上勤恳、敬业，服务于当地，这里可以借用邹树文于1942年呈请农林部嘉奖金大农学院的话来概括：
该院三十年来，作育农业人才，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树立农教制度，贡献邦家，厥功甚伟。②
可以说，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中国农业教育史上书写了华彩的篇章。
【作者简介】赵飞飞，女，1980年生，山东威海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史。
朱庆葆，男，1963年生，江苏句容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高等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discuss the First Election of Academicians of Academia Sinica：
Centered of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Abstract： The first election of Academicians of Academia sinica marked the final accomplishment of national academe system.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set a precedent for four years of agricultural higher education. But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academicians， there was no professor from Nanking， which didn't belittle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s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of election couldn't unscramble the marginal status of church university. The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first election of academicians， and also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and academic resource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Academia Sinica， Academician，University of Nanking，Agricultural College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各学科的顶尖学者大都名列榜单，它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国家学院体制的最终完成，可谓开中国科学体制实行院士制度的先河。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金陵大学农学院，笔者试从第一届院士选举的视角予以考察，①因第一届院士选举涉及的人和事众多，笔者先仅就与本文主旨相关的第一届院士选举细节介绍于前。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成立之初，由于我国科学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科学人才比较匮乏，初期首先设置了一些研究所，逐步开展科学研究，以巩固基础。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已设有10个研究所，“规模渐备，研究工作亦日形进展”，②在此基础上，于当年9月7日成立了第一届评议会，此后第一届评议会共举行过五次年会。1940年3月，第五次年会选举成立了第二届评议会，在当时条件下，评议会实际上为院士制度之雏形，它弥补了中央研究院作为国家科学院尚无条件选举院士的体制缺憾。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虽遭受重创，但还是得到了发展，中央研究院也由战前的10个研究所，发展到14个研究所（包括数学、医学、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学术研究确有长足进展，且经过10余年的国际交流，作为国家科学院渐获国际认可。举行院士选举，完成国家学院体制的时机渐近成熟。1948年3月25～28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经过五轮投票，最终81位候选人当选为院士，这也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国家学院体制的最终完成。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院士为终身名誉制，是一种最高的学术荣誉，能当选第一届院士的学者，均为本学科的领军人物，即现在所说的学科带头人，用夏鼐先生的话说：“这一个名单，相当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①根据第一届院士选举规程，当选院士者需符合下列资格之一：
一、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
二、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者。
1948年4月1日正式公布的第一届院士名单，共计81人，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为了让读者更清楚了解这些院士所研究的领域，下面按学科分组对其做一介绍：②
数理组（28人）：
数学——姜立夫、许宝马录、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
物理——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
化学——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
地质——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
气象——竺可桢
工学——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25人）：
动物——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
植物——胡先■、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
医学——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
药学——陈克恢
人类学——吴定良
心理——汪敬熙
生理——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
农学——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28人）：
哲学——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
文史——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
史学——柳贻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
语言——李方桂、赵元任
考古——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
艺术史——梁思成
政治——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
经济——马寅初
社会——陈达、陶孟和
第一届院士不仅个个在学界鼎鼎大名，他们所供职的机关也因学科带头人的影响，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早在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当年年底，夏鼐先生就对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从年龄、出生地、留学国别、教育出身、供职机关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与本文主题相关，我们只了解其教育出身和供职机关的情况。
关于教育出身，81位院士中有21人未填明出国以前所受的国内教育情况，夏鼐先生称统计不是很完备，但从中也可大概反映出国内学籍的分布情形。国内各校以清华大学出身最多，共12人，他还分析，在未详一项恐怕大半是清华大学出身的，因清华大学早期是留美预备学校，而第一届院士留美的占到六成以上，故清华大学出身的远不止12人，且三组分配较均。北京大学共7人，4人属于人文组，2人属于数理组地质学，1人属于生物组的心理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共5人，4人属于数理组，1人属于生物组。南开大学共3人，2人属于数理组，1人属于生物组。唐山交通大学共2人属于数理组。金陵大学共2人属于生物组的农学，复旦大学共2人属于生物组的心理学。他校一项共5人，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各1人，都属于数理组;北平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和厦门大学各1人都属于生物组。前清科举出身共4人都属于人文组。由此可见金陵大学的农学在国内各高校中是十分突出的。
当然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各院士服务机关的情况，统计如表1（见下页）：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中央研究院所占比例最大，占到26%，怪不得有人说：“中研院的所长，大部分的专任研究员，几乎都是当然院士”，“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宫之感”。③其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这些国立大学，其他七校是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和社会教育学院，每校各1人，教会学校只有辅仁大学，2人都属于人文组。
要探知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全貌，仅仅看选举结果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院士候选人的提名情况和选举过程。第一届院士选举的程序首先对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包括的科目作了规定;然后由评议员草拟各科目院士候选人名单，以推测各科目符合院士资格人员的大致情况，以决定各科目院士候选人名单;最后登报公告，请各大学、独立学院、专门学会和研究机关提名院士候选人。为广而告之，南京、汉口、广州、重庆四地的《中央日报》，上海、天津的《大公报》，北平的《华北日报》，成都的《中兴日报》都进行了刊登。1947年8月27、28日，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三、四次会议，对提名表进行初步审查，审定提名机构和被提名人的专长学科。
最终审查合格的大学有29所，其中国立大学20所，私立教会大学9所。国立大学：东北大学2人，云南大学3人，山东大学3人，安徽大学3人，湖南大学9人，暨南大学4人，英士大学2人，北洋大学3人，厦门大学1人，清华大学134人，北京大学119人，河南大学28人，浙江大学10人，中央大学37人，西北大学10人，重庆大学2人，中山大学5人，武汉大学99人，复旦大学5人，广西大学3人。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27人，齐鲁大学3人，东吴大学3人，辅仁大学5人，燕京大学3人，岭南大学8人，福建协和大学2人，武昌华中大学1人，之江大学1人，大学共计535人。
研究机构有8个，分别是：静生生物调查所1人，中央农业实验所2人，中央林业实验所4人，国立北平研究院12人，中央地质调查所26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2人，中央工业实验所1人，中央研究院155人，研究机构共计203人。
独立学院有13所，共计30人。专门学会有9个，共计54人。①
10月12、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五、六次会议，对全部提名表进行核对审查，共有510人（因有的学者提名单位不止一个），删除不合要求的108人，尚有402人。
1947年10月15日，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召开，经评议会郑重审查，通过了150人为第一届院士候选人，计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11月15日，中央研究院在政府公报和京沪各大报上，公告院士候选人名单，时间为4个月。公示期间，委员会收到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应该说在最后院士选举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3月25～28日，举行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进行院士选举，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从150人中选出80到100人，经过五轮选举，最终确定了81人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前文已有详细介绍）。以上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大致情况，本文考察的对象是金陵大学农学院，但大家细看之后会发现在81位院士中，没有包含一位金陵大学的教授。其原因如何？此种状况反映了民国时期什么样的教育生态？下面将以上述问题为引领而进行探究。
金陵大学提名共计27人，其中，人文组8人，数理组8人，生物组11人，为与本文主题相关，我们只列举金陵大学农学院11人的提名情况（1947年8月1日）（详见表2）：
从金陵大学农学院提名情况统计表可以看出，这11位教授在金陵大学大都有十多年，有的甚至有二十多年的执教经历，可以说他们对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师资的稳定也是保证大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在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大学是不多见的。金陵大学尽管是教学单位，但是从统计表可以看到，这些教授同样重视科研，科研成果并不逊色于专门的科研机关。这也是金陵大学农学院“三一制”农业教育制度的体现。正如农学院院长章之汶所言：
教学、研究、推广三一体制之树立，实为农学院能有卓越成就之最重要原因……历年经费支配用于研究工作者百分之四十，用于教学与推广工作者各占百分之三十。①
金陵大学虽是教学单位，但农学院自创办伊始，就非常重视研究工作，这从办学经费向研究方面倾斜就可看出，所有专任教授，均参与研究工作，高年级学生，亦以研究工作为其设计实习及编著论文之资料。
推广也是金陵大学农学院主要事业之一，自创办之时，即着重于此，教员每督率学生田间实习，协助农民从事树艺，此乃农学院推广活动之滥觞。以后推广事业随院务发展与时俱进，推广人员足迹，几遍大江南北十余省。农学院的农事推广工作可以说走在了政府的前面。192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正式成立了推广部，为我国大学农学院成立推广部之最早者，而政府直到1929年12月才首次成立了实业部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最值得称道的是，金陵大学农学院推广部先有1930年安徽和县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后有抗战西迁四川的温江、仁寿、新都三个推广实验区，实验区“推广举办，示范力行，仍不稍怠，故农村妇女无不知金大农学院者”，①此对我国农业改进影响殊大。
至于教学方面，农学院根据时代的需要，培养了各级农业人才，从农科研究所、大学本科、农业专修科、各级干部短期训练班到农民补习学校，实施多梯次、多层次办学，到1948年培养研究生52人，本科生1000人，农业专修生726人，计1800多人，加上各种短期训练班，共计2457人，②遍观国内，无论都市、省、县以及乡镇间，从事农业工作者随处可见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为国家之建设、学术之研究贡献良多。
金大人曾自豪地说：“全国农业机关，都有农学院的学生工作。”③胡适在谈及金陵大学时，对金陵大学农学院所取得的成绩，曾给予高度评价：
从裴义理开始，从雇用江北难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赈开始，在20多年之间，发展到全中国农业科学教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全中国作物品种改良的最重要的中心，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发达史的一叶，是中华民国教育建设史的一叶，是很值得记载的。④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育成绩也得到了当时教育部的极大肯定，1943年1月21日教育部特训令褒奖：
查该校农学院在国内高等农业教育机关中历史最为悠久，历来培养农业人才，倡导农业改进，增加农业生产，裨益民生，功效昭著。兹值该院成立30周年纪念予褒奖，以资激励。⑤
在中国的教会大学中，金陵大学整体办学水平也是名列前茅。192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进行甲乙丙分级，甲级的只有一所，就是金陵大学，乙级的一所，为燕京大学，其他如金陵女子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等校，均属丙级大学。依此标准，持有甲、乙级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持有丙级大学学位的毕业生只能进入美国大学本科，有些可进入三年级或四年级，有些只能进入二年级，进入研究生院则要补修30个本科学分。⑥当时金陵大学被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
尽管官方和学界名流对金陵大学农学院都大为赞扬，但第一届院士选举并没有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当选，从中我们可以解读出这样一些信息。
首先，虽然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没有当选院士，但并不能就此贬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学界的地位。第一届院士中有多位是金陵大学的校友。前文中我们也介绍了第一届院士教育出身情况，其中生物组中有两位是金陵大学毕业的。一位是陈帧，他是农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共毕业六人），据《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同学录（1933年12月印）》记载：陈帧，号协三，江西铅山人，1918班毕业，美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硕士，现为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兼系主任。⑦
另一位是俞大绂，号叔佳，浙江人，金陵大学农学院1925班毕业，美国爱我华（注：档案为“爱阿瓦”大学，为保持行文一致，均采用爱我华，实为同一所大学的不同音译）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本校植物学教授。⑧
一个学校造就的人才，与学校优质的师资是分不开的。当时金陵大学农学院可谓名师云集，人才济济。不仅有从美国农学院留学归来的过探先、谢家声、沈宗瀚等，也有一群学术造诣深厚的外籍教师，如裴义理（Joseph Bailie）、卜凯（J. L. Buck）、芮思娄（J. H.Reisner）、罗德民（W. C. Lowdermilk）、史德蔚（A. N. Steward）、林查理（Charles Riggs）、郭仁风（G. B. Griffen）等。金陵大学农学院教学、科研突出得益于国际化办学，它最主要的合作与交流对象是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这便是著名的Cornell—Nanking模式，两院交流从裴义理1914年创办农科开始，由芮思娄主持农科十多年打下基础。尤其是1924年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洛氏世界教育局开展合作，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康乃尔大学先后派遣著名育种专家洛夫（H. H. Love）、马雅思（C. H. Myers）、魏更斯（R.G.Wiggans）三位国际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此后两校关系日益密切，金陵大学农科的毕业文凭，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康乃尔大学）承认为农科学士，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①而且第一届院士生物组中有多人都曾在金陵大学执教，都是金陵大学的校友。他们是：戴芳澜、俞大绂、李先闻、钱崇澍和邓叔群。在院士候选人简历中②这样记载：
戴芳澜：现为清华大学教授，康奈尔大学农学士（1914—1918），美国哥大研究院（1918—1920）……金陵大学教授（1927—1934）……戴芳澜曾在金陵大学执教7年。
俞大绂：现为北京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农学士（1921—1924），美国爱我华大学农学院哲学博士（1928—1932），金陵大学教授（1925—1937）③……俞大绂在金陵大学前后工作12年。
邓叔群：现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士（1923—1925），森林硕士（1925—1926）……金陵大学教授（1929）……邓叔群曾在金陵大学执教过一年。
钱崇澍：现为复旦大学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学士（1914），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教授，上海复旦大学。
李先闻：现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1915—1923），美国普渡大学农学院（1923—1926），康奈尔大学（1926—1929），中央大学副教授（1930），西北大学教授（1930—1931），湖南大学教授（1932—1935），武汉大学（1935—1937），四川稻麦改良场场长。
李先闻在个人简历中没有提到金陵大学，但笔者在金陵大学1941年秋季学期的一份“农学院教职员名单”中看到了李先闻的名字，隶属于农艺学系及农科研究所农艺学部。④
其次，教会大学处于学术界的边缘地位。第一届院士选举教会大学共有9所提名，提名人数共有53人，占合格提名人数402人的13%，而最终当选第一届院士的教会大学教授只有2人，都是来自辅仁大学，即陈垣和余嘉锡，而且都是属于人文组，占院士总数81人的2.4%。而教会大学培养的学生1936年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1947年教会大学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5～20%，无论从培养学生数还是提名人数，教会大学最后当选第一届院士的比例不可谓不低。
其实，关于中国的教会大学，地位一直比较尴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立案之前，教会大学一直由外国差会所掌握，行政、教学甚至发毕业证书都由国外的托事部决定，完全游离于中国的教育系统。立案后尽管被国民政府承认为中国的私立大学，教师和学生享有与国立大学师生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仍处于双重领导和监督之下，还是要受到远在美国的托事部控制。这种外国特质使得有些学者对到教会大学教书还是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在教会大学立案前，有的学者宁肯去新建立的大学，也不愿去教会大学，如吕思勉在1925年因朱经农介绍到沪江大学教国文历史，他认为：
沪江风气，远较从前之东吴为佳。但予在教会学校中，终觉气味不甚相投。而其时光华大学初创，气象甚佳，确有反对帝国主义之意味……1926年暑假后，予入光华。⑤
冯友兰1925年初被邀去燕京大学任教，并答应他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学社作研究，一半时间讲一两门课，最终冯友兰1926年2月到燕京大学任哲学教授，并任研究所导师，他对有时间做研究很满意，但始终觉得教会大学非“安身立命之地”，后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之所以去燕京教书：
（因为）此等研究中国文化之事，于中国有利无害，吾人作之原无不可，但纯在外人机关服务，区区此心，终觉不安，故私意颇愿于中国诸机关中略兼小事，聊以自慰。①
在中国学人眼中，教会学校被视为外人机构。教会大学立案后，民族感情的障碍淡化，很多优秀学者也乐意去教会大学任教，但这种界限也不尽然。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胡适与教会大学的关系，司徒雷登曾邀请他到燕京大学任教，胡适始终没有去，即使以哈佛燕京学社名义邀请他做访问学者，他也未去，胡适似乎想与教会大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比较超然的地位。
学校的实力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学校拥有的各种人才，不可否认，教会大学在与国立大学的人才竞争中，在政治地位，甚至经济条件上并不总是处于有利地位。从第一届院士选举当选者所在单位看，还是偏重于国立大学和隶属政府部门的科研院所，一方面当然这些机关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教会大学处于边缘和陪衬的地位，尽管这次院士选举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②故也有学者提出：
一些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学者未被提名主要是因为提名单位之间的门户之见。③
而教会大学各方面的成绩，虽不能过分夸大，但也应实事求是给予评价，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就说：
燕京和金陵这两所最大的教会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水平方面绝不亚于较好的国立大学。④
最后，客观评价金陵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具有开拓之功，它是中国四年制高等农业教育机关中历史最悠久的。创办之初，国内高等教育机关数目尚且不多，至于高等农业教育机关就更付之阙如。当时国内除了一些农业专科学校之外，高等农业教育如“国立东南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教会设立之岭南大学与燕京大学之农科，皆在金陵大学农林科成立以后创办”，⑤对此胡适评价说：
民国三年以后的中国农业教育和科研中心是在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后来加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科，这就是后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这两个农学院的初期领导人物，都是美国几个著名的农学院出身的现代农学家，他们都能实行他们的新式教学方法，用活的教材来教学生，用中国农业当前的困难问题来做研究。金大的农林科是民国三年办的，南高的农科是民国七年成立的。⑥
胡适这段评价显然是行家的口吻，胡适留美时起初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在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感觉农科与他“有天份有兴趣的各方面背道而驰”，⑦于是作了重大牺牲，转入文理学院改习文科。所以说胡适对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评价是中肯的。当选第一届院士的李先闻说他对中国农业界的“金大”一派也是如雷贯耳，认为“谢（家声）、钱（天鹤）、沈（宗瀚）为‘开山大师”，⑧他说谢家声、钱天鹤和邹秉文三位先生是中国老一辈的农业界的领导三杰，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植物病理系硕士，钱先生返国后，与谢家声先生都在南京教会办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执教。沈宗瀚也就学过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回国后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
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功绩不仅在开创之功，在以后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1943年，农学院三十周年院庆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致函教育部转呈对金陵大学农学院予以褒奖：
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国内高等农业教育机关中，具有悠久之历史，培养农业人才，倡导农业改进，传习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有裨国计民生，并增强抗战力量，功效甚著。⑨
继金陵大学农学院之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国立高校相继设立了农学院，一些水平较高的植物研究所也陆续成立，如1922年在南京建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8年北平的静生生物调查所，1929年设立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后分为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由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国内农业高等教育方面起步最早，在这些研究机构和大学农学院中，也不乏金陵大学农学院校友的身影，正如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美国学者杰西·格·卢茨所说：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政府农业部7个技术部门的5个、5所国立研究所（有关农业的）中的3所，及7所国立大学的农学院，均由金大农学院毕业生领导。①
这个统计与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一届院士中金陵大学校友的分析是相呼应的。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学术公正性，以及在中国现代科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学界早有定论，笔者也深表赞同。本文以第一届院士选举为视角，来考察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同时也借以透过这个窗口，来探究当时学界的文化生态和学术资源的群落分布。我们不必过于计较院士所代表的机构，毕竟教学、科研人员具有流动性，尤其是处于动荡不定的社会环境中。金陵大学的校友中多人荣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已能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当然，衡量一校的学术地位也不能仅仅聚焦在少数人身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三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培养了2000多名不同层次农业人才，这些毕业生大多在平凡的岗位上勤恳、敬业，服务于当地，这里可以借用邹树文于1942年呈请农林部嘉奖金大农学院的话来概括：
该院三十年来，作育农业人才，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生产，树立农教制度，贡献邦家，厥功甚伟。②
可以说，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中国农业教育史上书写了华彩的篇章。
【作者简介】赵飞飞，女，1980年生，山东威海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史。
朱庆葆，男，1963年生，江苏句容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高等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杜敬红】
Rediscuss the First Election of Academicians of Academia Sinica：
Centered of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Abstract： The first election of Academicians of Academia sinica marked the final accomplishment of national academe system.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set a precedent for four years of agricultural higher education. But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academicians， there was no professor from Nanking， which didn't belittle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s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of election couldn't unscramble the marginal status of church university. The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first election of academicians， and also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and academic resource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 Academia Sinica， Academician，University of Nanking，Agricultural Col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