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史学科发展述要
世界现代史是世界史学科中最年轻的一门。它的宗旨、内容、体系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作者依据自身多年的教研经历概述了该学科的发展，有助于对这门学科的研究与教学。
世界现代史在西方史学界一直不作为世界通史的重要部分，甚至不承认它是一门历史学科。他们通用的Mordern History一词，既指近代史，也含现代史之意，没有专门的“世界现代史”这一名称。因为西方传统是把历史学的下限规定在国家档案公布的年代。而这要在事件发生的50年后公布，所以现代史在它们看来尚不成其为历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将外交档案公布年代缩短为30年，出现了Contemporary History（当代史）的名称和著作，但并不作为是Mordern History（近代史）的衔接和继续。不过有些国际政治学著作对研究现代史也颇有参考价值，例如，1933年美国教授郎萨姆（Langsam）出版一本《1914年以来的世界》，颇有影响，多次出版。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览》，由英美学者按年代编写1924—1977年共46卷，颇有历史特征。但它们仍不被看成为历史学著述，更不被看作为完整的世界现代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全球史》，现代部分都十分薄弱难成体系，对西方世界史学者来说现代史教研仍然是新问题。
世界现代史作为一门正式历史学科的出现是在苏联。它为了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苏联史学家们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时期讲1913年“一战”爆发以后的历史。大约从1946年起，苏联各级党校和大学文科将此近代史的第三时期改为独立课程开设，其名称是俄文近代史НОВAЯ ?ИСТОРИЯ 一词的比较级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意为更近的历史，汉语译为现代史。汉语词汇丰富，不像西方语言仅有Mordern一词表示较近的意思。汉语有“近代”、“现代”、“当代”诸词，起初它们的意思差别不大。由于翻译俄文历史著作，也就区别开了，变为“近时期”、“更近时期”、“最近时期”的称谓。1948年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教师祖波克等4人将其讲述现代时期的世界各国史，主要是西方各国史的讲稿出版成书起名《世界现代史》。这标志在苏联正式开始了世界现代史新学科的建设，是世界史学发展的先进之举。1954年苏联着手编写世界通史10大卷，从第8卷起为世界现代史。其缩写本由明茨主编起名《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1917—1923年）》，1957年出版（中译本，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第8、9、10卷从1917年写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77年起又出版第11、12、13卷，从1945年写到1970年为止。这样现代史部分占全部通史一半以上的篇幅，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国约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有极少学者将“西洋史”改称“世界史”，但涉及现代的极少。当时的“西洋史”教学下限通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现代部分。个别教师讲到现代西洋史，也十分随意。例如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一位教师皮名举，他声称：“希特勒打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建立前，各校陆续将“西洋史”改称“世界史”，但内容很少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个别有例外，例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教授开设过《西洋现代史》课程，但并不完整。在我国世界现代史教研工作的正式开始还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最先涉足世界现代史教研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大学（后改名东北师大）、河南大学等少数院校。因为新中国建立，为适应培训干部，特别是培训涉外工作干部的需要，在世界通史的教学中增加了现代史部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世界通史教研室，将其教学成果整理后，写出《世界近代史与现代史提纲》，发表在建国初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新建设》1953年第7号。编者说明该提纲虽吸收苏联教学成果，但为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现代史部分有较大的修改和增删。河南大学史地系为适应教学需要，编选《世界现代史资料选辑》，1952年由河南文教出版社正式出版，还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译成日文于1954年9月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
在我国将世界现代史正式确定为一门学科是在1953年9月。因为全国院系调整后需要统一教学体制。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负责人，受教育部之托，参考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规划，草拟了一份历史专业的教学规划，规定要有17门基础课，世界现代史是其中之一。由于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课，最先讲授世界现代史课的教师一般是已有外国史教学阅历的教师。如南开大学的雷海宗先生、杨生茂先生、复旦大学的靳文翰先生、武汉大学的张继平先生等。他们曾留学美国与西欧国家，能使用西方资料，注重材料的广泛性。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如对二战问题，不同于苏联教材。他们精通古代、近代史和中国史，讲授现代问题能追根溯源，广泛联系。①遗憾的是这些教师未能继续安排在现代史领域工作。
在部分学校有了初步的教学实践后，1956年7月和8月高教部先后召集了两次会议，讨论修订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起草的综合大学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和由北师大等校起草的高等师范院校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这两种统一的教学大纲在国内的推广使用，对于该新学科的建立起了架梁的作用。大纲规定该学科的宗旨是：“世界现代史拟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扩大为分期的标志。根据这个原则，世界现代史分为两个时期。”②即1917—1945年，1945至迄今。
教学大纲确定之后就是专业队伍的建设问题。高教部和各院校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动员一些外语与历史教研经验较好的中老年学者转行从事此新学科;③二是选派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赴苏联东欧国家留学;三是将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留校从事此专业。前两类人数很少，第三类为多数，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三类学人构成了我国专职的世界现代史教研队伍。
50年代前期，我国各行业都普遍重视“学苏联”，对于世界现代史这门新学科来说就更加如此了。1954年祖波克主编的《现代世界史》由人大外交系世界通史教研室译成中文，作为各校使用教材与参考书。1956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时做了一些修改。同期还翻译了苏联的其他现代史著述作为主要参考书。④1955—1957年间举办了由苏联专家主讲的有关世界现代史内容的进修班。例如，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由列·库达柯夫⑤主讲的“现代国际关系史进修班”;东北师大主办，由科切托夫主讲的“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现代史进修班”和尼基甫洛夫主讲的世界史进修班。华东师大主办了波伐良也夫主讲的“世界近现代史进修班”。这些培训活动面向全国吸收学员，对该学科骨干力量的培养起过积极的作用。
1957年11月是十月革命40周年，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其中明确指出了我们时代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于是在国内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发表了大批论文，形成一个研究热点。另一研究热点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原因和性质问题。从1956年底到1957年，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等报刊上有许多论文发表，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标志着我国学者对世界现代史问题的学术研究也开始了。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热潮。世界现代史作为基础课，尚无教材，是史学领域“跃进”的一个关注点。不少院校师生齐上阵编教材，突出的重点是要使世界现代史成为我们时代的历史，落实《莫斯科宣言》的时代论断，阐述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同时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落实针对“苏共20大”我党连续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思想。不久开始的“中苏论战”也为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新思维。
约从1959年起高教部召开了一些历史问题座谈会，总结群众运动成果，修订1956年部订教学大纲。在高教部的支持下，北大、人大、北师大、北师院、河北北京师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及东北师大等院校，于1961—1962年协作编写一部较完整的世界现代史教材。原准备成为周、吴主编的《世界通史》一部分，而未能实现。由于中苏分歧的加剧，国际形势的剧变使其未能出版。不过它的实用状况和影响甚广。这算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较完整和较成熟的《世界现代史》。虽然它脱胎于苏联教材，但还是有诸多改变。首先没有按“总危机”理论，以1939年来分期。而是以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分期界线。同时初步改变苏联教材国别史罗列的状况，有部分的综合，基本确立了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三条线来讲授和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体系。如果要考查该学科的发展史，这部书有代表性和资料价值。①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切正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部中断了。后来，随着部分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便恢复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和有关的一些课题教研工作，但整个教育、科研体制还未正常化，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科研活动仍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从1979年起世界现代史学科也开始阔步前进。从学科的总体状况来看，30余年来有如下突出的成就。
1.学科队伍的重组与扩大
1949年以前和50年代前期对于世界现代史学科来说，谈不上有一支专业队伍，到60年代初才见雏形。不久“文革”的冲击，又使这支十分幼小的队伍几乎不复存在。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注意到这一状况。会后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策划与支持下，由安徽师大历史系等高校发起，于5月12—20日在芜湖举办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现代史学术报告会，同时讨论学科队伍建设问题。与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4个高校与研究单位代表，一致决定组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即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以便将全国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及业余爱好者组织和动员起来，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教研工作。同年8月在兰州举行了成立大会，有百余位代表参加。由老、中、青三代人组成的学科队伍开始组建起来了。第一代是1949年前大学毕业，并已从事多年史学工作的老学者。虽凤毛麟角，有其参加十分难得，成为学科带头人。如复旦大学的靳文翰教授被推选为研究会理事长，首都师大的齐世荣先生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二代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于50年后期60年代初开始从事该学科教研工作的中年学者。人数相对较多，他们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任研究会的理事和各分会负责人。第三代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包括少数“工农兵学员”）。他们是初入门的年轻学人等待培养提高。研究会于1986年和1992年在烟台与连云港举办了两届中青年教师培训班，皆有百位学员接受培训。①靳文翰先生因年事较高，不久理事长工作由齐世荣先生接任。齐先生学贯中西，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的资料翻译与编选工作。他利用在北京工作的条件，积极联系全国同仁，为学科发展积极奉献。由于有研究会的联系，一些地区性“学术组合”出现了。编写出新教材与教学资料这对培养新人有着重要作用。②2000年第二代学人北师大张宏毅教授接任学会理事长，2006年第三代学人，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又接任此职。这反映了学科队伍的不断发展。齐世荣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史学科的打基础工作还将延续到下世纪头几十年。“关键在于队伍的适当的扩大，特别是质量的提高。‘人存政举没有一支好的队伍，任何方案也实现不了。”③
2.学科理念的拨乱反正与更新
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拨乱反正，更新理念。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学科都在进行的工作。对于世界现代史学科来说有两方面工作要反思：一是苏联现代史学的影响，二是“文革”时期在国际问题上的极“左”思潮对学科的影响。从1979年世界现代史学会召开的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和编选的我国第一本《世界现代史论文集》开始，这项工作共进行有10多年。关于“学苏联”问题，多数意见认为50年代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只有苏联有较完整的世界现代史，而且是努力用马列主义解释问题，重视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作用，力求探讨历史规律。对于苏联现代史著作中的教条主义，繁琐哲学，国别史罗列的“切豆腐块”体例等弊端，虽然当时国内学者已有异议，也有一些改变。由于那时除苏联参考书外别无其他，故很难摆脱其体系和内容的影响。总之，如果将这期我国的世界现代史教研，简单地都归结为“学苏联的一套”是不准确的。
笔者从1962年起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1978年后仍然继续，并担任全国与华北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的一些负责工作。通过参与学界的拨乱反正的讨论，前后对比深感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教研工作在学术理念上有如下几方面的更新：
其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例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滞胀等。④
其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重新审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认识我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于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理论重新受到重视。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如何解读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便成为新的热点问题。
其三，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使世界现代史研究者对现代国际关系也重新审视。“冷战”问题，当代世界的东西与南北关系问题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其四，首次将科技发展和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确定为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后，首先召开科学大会，不仅弘扬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论断，而且提出在现代时期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技界最先论述此问题。①在史学界也响应此研究，天津与武汉等地的现、当代世界史学会倡导在学科内也要研究此问题，举办“科技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学术讨论会。②80年代出版的多种现代史教材都尽量在书后加一章科技史知识。③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基础太弱，研究太差，很难有效的表现。与科技问题相联系，现代化问题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的开拓性研究颇有影响，得到普遍赞同。④
其五，首次强调世界现代史必须要有世界现代文化的内容。南开大学的现代史老师们在1979年第一届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上就著文强调世界现代史必须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反映，他们写道：“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如果我们要把历史写得全面而深刻，丰富而生动，这些方面不可缺一。”⑤问题提出后普遍赞同，但落实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学科的基础较差。笔者曾负责天津和华北地区世界现代史、当代史研究会的工作。为此组织会友进行研究，有一些初步成果。⑥
3.构建起了战后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基础
如果说在世界通史中世界现代史还是新领域，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那么战后世界史则又是这块处女地中的处女地。1978年前这部分的教学基本上是作为时事政治课处置。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动荡和我国外交正在调整，以及学科发展状况，决定将“高考”世界史的下限定在1945年。于是1945年后的战后世界史（即当代世界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基本中断了。在高校，特别是师范大学的世界现代史教学中，这部分内容也都草略地带过。在各种历史期刊中这部分的论文更十分罕见。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这部分的教研工作呢？笔者在1980年曾撰文提出此问题，愿与学界同仁共议。⑦我从马、恩导师关于写历史“应从后面开始”，即从当代史开始的论断讲起，结合国内改革开放的需求与国际史学动态，说明这部分教研工作不能放松。此倡议得到普遍赞同。1985年5月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在安徽举行第三届年会，专门讨论加强战后世界史的重要意义并发表纪要，⑧一致认为这是“一项不容轻视、紧迫的战略任务。”二战前仅28年历史，战后已40多年，如果这段历史不讲，青年学生连报纸也看不懂，将成为“史盲”，这与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是不相适应的。在诸多学者的倡议和论证之下，⑨《当代世界史》的学科地位被公认，它以独立的课程出现在大学的课表之中。在胡绳等专家的参与建议下，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也有了改变，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世界近现代史课本，当代部分占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下限到90年代初。学者们还对当代史的特点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世界通史的最后一部分。如果说历史是凝结了人类活动记录，那么，当代史则是刚刚凝结了这种记录，它与国际政治，经济等现状学科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研究正在进行或正在凝结尚不稳定的人类活动。①
构建新学科首先是资料的整理和建设。对世界当代史来说，一方面资料多如牛毛，严重缺乏整理和翻译，另一方面是有些资料由于政治原因又十分短缺。故这方面工作艰巨困难。刘同舜、姚椿龄等上海学者编译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②齐世荣主编，张宏毅，黄安年，张象为分册主编的《当代世界史资料选集》;③张象主编并与天津学者共同执笔的《世界当代史教学与研究工具书——当代世界知识新辞典》，④对该学科的基础建设颇有贡献。
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约50多种《世界当代史》教材、资料、著作出版问世，论文有8000多篇。尽管存在彼此重复的问题，但也各有特色，反映了《世界当代史》学科从此建立起来了。⑤应用较广的是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当代卷，它住笔于“冷战”终结之后，诸多当代事件已凝结，便于历史总结。该书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反映，给读者以整体的理念。⑥
4.世界现代史体系的大更新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教研体系一直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讲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划分为两大阶段。但改革开放后经吴于廑、齐世荣先生的倡议有了全然的改变。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会议，吴先生的发言提出了曾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即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世界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讲世界史不仅要讲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演变过程，而且要讲与此关联的世界整体化过程。同年5月他参加在芜湖召开的世界现代史学术报告会，将此观点带到世界现代史领域让大家讨论，按他的主张，世界近代史应始于15、16世纪，世界现代史则应以20世纪初为起点。⑦齐世荣先生同意吴先生的主张并进一步具体化。⑧提出世界现代史的特点和它的“研究对象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在20世纪终于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就是世界史”。⑨他还回答了为什么要以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起点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都有一个过渡期，从1900—1919年的世纪之初有6大事件显示了这一过渡期：一是经济基础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是十月革命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四是列宁主义诞生;五是亚洲觉醒，殖民体系危机开始;六是美、日崛起，世界政治格局变化。⑩以李植■教授为首的武汉地区老师们最先使用整体史观编写现当代史。？輥？輯？訛从1985年起吴于廑、齐世荣先生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吸收全国力量，按马克思的世界史观，编写6卷本《世界史》，第5、6卷为现代、当代史。这种布局是过去少有的。199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全国各高校采用。从此由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现代史新体系取代了由十月革命开始的旧体系，阐述世界整体化进程成为该学科的主要宗旨。
5.全面审视20世纪历史的特征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很自然对如何从总体上看待“20世纪的历史巨变”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1996年8月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1998年8月研究会的华北分会在通辽举办“世纪之交的世界：环视与思考”专题学术讨论会;2000年7月研究会又在昆明举办“20世纪世界历史的巨变”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同时大批总结性论文和文集发表，①一致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最快、最剧烈的一个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地位最突出的世纪。有几项巨变是公认的：科技的发展使生产力提高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也使人类物质生活空前丰富与改观;社会生产关系有巨变，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又有倒退和挫折;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被压迫民族独立;战争与革命的规模最大;国际交往和整体化进程有新突破，地球村形成了;国际社会控制体系也有显著进步。总之，这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
在新认识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新教材和专著。②如由齐世荣、廖学盛主持的国家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巨变》具有代表性。该项目先出版文集，对12个专题进行研究，2005年又由学习出版社出版专著。对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总结性论述。材料扎实，分析深入，颇有新意。在对20世纪整体研究的推动下，对于科技文化等薄弱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成果问世。③
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史不是无所作为的。如果我们用科学发展观解读世界现代史，写出受13亿中国人喜读的著述，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世界，这就是创新。只要是民族的东西也就是世界的，只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就会受国际关注，具有世界水平。如下几项研究就是如此。
1.关于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
1978年7月5日北京世界史所的王振德和侯成德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短文，将60年代初讨论过的二战起点问题重提出来，主张应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二次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此举引起了热议，也开拓了新时期世界现代史学界的第一场学术大讨论。大家之所以热情投入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和舆论界谈到二战时，总把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贡献排除在外。起点问题有各种说法。除“三七说”与“三九说”之外，还有“三一说”“多起说”，特别是外交家宦乡提出了“过程说”，④颇有新意。起点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涉及战争的起源和性质问题。上海华东师大的李巨廉、潘人杰老师对传统的“二段论”提出批评，认为在西方从战争开始也有反法西斯性质。⑤要揭示起源问题必须研究法西斯主义，朱庭光先生主编的几部专著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①谈到战争起源问题又不能不对战前西方各大国的绥靖政策进行研究，因为西方史学家们歪曲慕尼黑危机的真相。为了澄清事实，齐世荣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工作。②此外，关于战前苏联外交，东方战线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苏联战争初期失利问题，法国、波兰败亡原因问题，日本北进与南进战略问题，日苏中立条约问题及双方战略的转变问题，在发表的诸多论文和新专著中都有新的论述和评论。③关于充分阐述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新时期我国学者研究二战的重头戏，1980年刘思慕先生最先发表了这方面论文纠正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的片面评价。随后20年国内有420余篇论文谈此问题。1985年齐世荣撰写论文，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④关于二战期间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出现一些力作。⑤姜桂石教授论战时盟国的经济关系，李铁城教授论联合国的建立，胡德坤教授论大战与世界发展模式的转换，都是颇有新意之作。⑥特别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中了大量人力编写出5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充分体现了我国研究二战史的水平。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由张跃铭、蔡翔主编，70余位作者参加编写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1937—1945》，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可与国外出版的二战大型图书媲美，具有国际水平。近年来我国学者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罪行出版了不少图书。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赵文亮教授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编写了一部大型文献学著作：《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对于了解中国学者对二战的研究情况十分有帮助。
2.关于冷战起源与演变的研究
冷战40余年是当代世界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它一开始学者们就着手研究，1989年冷战终结后成为了真正历史，研究也进入高潮。过去的研究主要是美苏两家，苏联指责美国，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而一手制造的。美国指责苏联，认为这是它的共产主义扩张与专制制度造成的。60年代美国“修正学派”兴起后有了变化，认为美国对苏的多方压力造成误解，美国也有责任。90年代冷战终结后，俄国大批档案解密，俄国学者也开始改口，认为苏联对冷战的起源也有责任。这时美国又出现新的“后修正派”学者，认为斯大林应对冷战负责，英国等欧洲国家也有责任。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从第三者的客观立场谈此问题，则有其特殊性，也有其受关注的国际地位。
冷战结束前在我国除译著外，很少有以冷战为题的专著。都是结合外交史和国际政治研究而顺便进行。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和南京的李庆余先生及外交家宦乡和资中筠先生等人的研究反映了这一点。⑦冷战终结后在我国也掀起研究热潮。最先将冷战史系统化写成简要专著的是我国现代史领域第三代学人，陕西师大的白建才老师和他的同仁。与其同时大批冷战史论文和专著问世。①大家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冷战的起源，雅尔塔体系与冷战，冷战的演变和发展阶段，冷战个案研究，冷战的终结，冷战的历史反思，冷战思维等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其中由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和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沈志华教授主编的《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是一部精品。该著使用了俄、美的大量档案资料，总结了中外的近期研究成果，以1972年为界将冷战分为两大时期。它扩大了冷战研究的视野，从欧洲到亚洲，注重亚洲的大国外交。②再者，意识形态斗争是冷战的又一大特点。张宏毅等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是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集大成之作。它对苏联和中国在美国意识形态进攻面前的不同态度与结果进行的比较研究颇有新意，也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③
3.对十月革命的再认识与对苏联演变的反思
苏联解体后在国际上和俄罗斯都出现了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舆论。说十月革命是“早产儿”，是“布尔维克搞的一次实验”，又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大举溃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的时代”。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新的反思。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为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和90周年都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写出大批论文和专著，论证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其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苏联过分夸大十月革命的世界影响和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教条主义式的推广，也提出了批评。④
我国学者对苏东剧变的研究有着持续不断、日益深化的过程。最初是用大事记和文件集形式编写读物，帮人们了解事实。⑤接着是出版论文集，反映学者和外交家的反思。⑥进而编写专著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⑦更具体地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⑧沈志华教授组织一批专家对前苏联历史档案分为277个专题进行翻译整理，共1800万字，这对学科发展是一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他还主编了专著。⑨
4.填补历史研究空白，对亚非拉国家独立与发展的研究
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受“西欧中心论”和宗主国立场的影响，对于亚非拉诸国现代史，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研究是不屑一顾的。但在新形势的影响下，西方各国也出现了众多讲述亚非拉的著作，但通常充满偏见和谬误。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是命运共同体，尽管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困难也很多。但共同的立场，共同的理念和视角，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尽管是初创的，但不仅受到亚非拉国家的欢迎，在国际学界也独树一帜。
关于亚洲现代史的研究，相对来说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起步较早，基础也较好。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成果较多，不仅有近现代史著述，还有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地区性著作也有几部专著。①郑州大学的戴可来教授和北京大学的梁志明教授为推动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著作也颇有特色和质量。②
对于南亚印度和东北亚朝、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北京大学林承节、陈峰君的著作和南开大学曹中屏教授对韩国的研究在填补科研空白，充实教学内容方面还是有学术价值的。③
关西亚非洲现代史的研究，1978年以来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在这方面的综合性基础研究是有成绩的。它编纂了中东与非洲两部百科全书和《1949—2010年中国的中东非洲学科发展报告》，对学员了解学科情况很有帮助。④以彭树智教授为首的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编写出了多种综合性的中东历史和社会文化著述;⑤以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陆庭恩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艾周昌教授为首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部分成员编写的非洲史著作;⑥以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张同铸教授为首的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的部分成员编写的非洲经济社会问题论著，⑦都代表了上世纪我国学者研究非洲的最高水平。此外还有些综合性论著，如殖民史、人物传。笔者认为对教学工作很有参考价值。⑧黑非洲的独立运动是从加纳开始，它的独立有典型意义。笔者曾为此写过一组论文，也曾赴加纳工作和考查，愿提出来供大家参考。⑨
对拉美现代史研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严格地讲是从上世纪古巴革命后开始的。曾在拉美工作过的李春辉先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先出版《拉丁美洲史稿》，写到1956年。此后与社科院拉美研究所人员合作又从1945年写到1990年。⑩进入新世纪北大教授林被甸等编写《拉丁美洲史》又往后延伸。现当代的拉美研究重点都在经济和政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有关的重要著述多由专门研究单位与高校教学人员合作完成。
【作者简介】张象，1934年生，山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20世纪世界文化》《彩虹之邦新南非》等。
【责任编辑：全骜颉】.
① 地区性重要著作有：贺圣达等：《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晋强主编：《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② 戴可来，于向东著：《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东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梁志明主编：《东亚的历史剧变与重新崛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两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
③ 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承节：《印度近20年的发展历程——从拉吉夫·甘地政策到曼莫汉·辛格政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曹中屏等著：《当代韩国史（1945—200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中东）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的中东非洲研究（1949—2010）》，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⑤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彭树智：《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生教学用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⑥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陆庭恩，艾周昌编著：《非洲史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⑦ 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⑧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公元主编：《非洲风云人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⑨ 张象，黄若迟：《论加纳独立的性质》，载《世界现代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张象：《论加纳独立的道路》，载《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张象：《论恩克鲁玛政治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载《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
⑩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三卷由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世界现代史在西方史学界一直不作为世界通史的重要部分，甚至不承认它是一门历史学科。他们通用的Mordern History一词，既指近代史，也含现代史之意，没有专门的“世界现代史”这一名称。因为西方传统是把历史学的下限规定在国家档案公布的年代。而这要在事件发生的50年后公布，所以现代史在它们看来尚不成其为历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将外交档案公布年代缩短为30年，出现了Contemporary History（当代史）的名称和著作，但并不作为是Mordern History（近代史）的衔接和继续。不过有些国际政治学著作对研究现代史也颇有参考价值，例如，1933年美国教授郎萨姆（Langsam）出版一本《1914年以来的世界》，颇有影响，多次出版。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览》，由英美学者按年代编写1924—1977年共46卷，颇有历史特征。但它们仍不被看成为历史学著述，更不被看作为完整的世界现代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全球史》，现代部分都十分薄弱难成体系，对西方世界史学者来说现代史教研仍然是新问题。
世界现代史作为一门正式历史学科的出现是在苏联。它为了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苏联史学家们将世界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时期讲1913年“一战”爆发以后的历史。大约从1946年起，苏联各级党校和大学文科将此近代史的第三时期改为独立课程开设，其名称是俄文近代史НОВAЯ ?ИСТОРИЯ 一词的比较级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意为更近的历史，汉语译为现代史。汉语词汇丰富，不像西方语言仅有Mordern一词表示较近的意思。汉语有“近代”、“现代”、“当代”诸词，起初它们的意思差别不大。由于翻译俄文历史著作，也就区别开了，变为“近时期”、“更近时期”、“最近时期”的称谓。1948年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教师祖波克等4人将其讲述现代时期的世界各国史，主要是西方各国史的讲稿出版成书起名《世界现代史》。这标志在苏联正式开始了世界现代史新学科的建设，是世界史学发展的先进之举。1954年苏联着手编写世界通史10大卷，从第8卷起为世界现代史。其缩写本由明茨主编起名《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1917—1923年）》，1957年出版（中译本，三联书店1960年出版）。第8、9、10卷从1917年写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77年起又出版第11、12、13卷，从1945年写到1970年为止。这样现代史部分占全部通史一半以上的篇幅，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国约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有极少学者将“西洋史”改称“世界史”，但涉及现代的极少。当时的“西洋史”教学下限通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没有现代部分。个别教师讲到现代西洋史，也十分随意。例如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一位教师皮名举，他声称：“希特勒打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建立前，各校陆续将“西洋史”改称“世界史”，但内容很少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个别有例外，例如燕京大学的齐思和教授开设过《西洋现代史》课程，但并不完整。在我国世界现代史教研工作的正式开始还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最先涉足世界现代史教研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大学（后改名东北师大）、河南大学等少数院校。因为新中国建立，为适应培训干部，特别是培训涉外工作干部的需要，在世界通史的教学中增加了现代史部分。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世界通史教研室，将其教学成果整理后，写出《世界近代史与现代史提纲》，发表在建国初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新建设》1953年第7号。编者说明该提纲虽吸收苏联教学成果，但为适应我国实际情况，现代史部分有较大的修改和增删。河南大学史地系为适应教学需要，编选《世界现代史资料选辑》，1952年由河南文教出版社正式出版，还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译成日文于1954年9月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
在我国将世界现代史正式确定为一门学科是在1953年9月。因为全国院系调整后需要统一教学体制。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负责人，受教育部之托，参考莫斯科大学的教学规划，草拟了一份历史专业的教学规划，规定要有17门基础课，世界现代史是其中之一。由于这是前所未有的新课，最先讲授世界现代史课的教师一般是已有外国史教学阅历的教师。如南开大学的雷海宗先生、杨生茂先生、复旦大学的靳文翰先生、武汉大学的张继平先生等。他们曾留学美国与西欧国家，能使用西方资料，注重材料的广泛性。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如对二战问题，不同于苏联教材。他们精通古代、近代史和中国史，讲授现代问题能追根溯源，广泛联系。①遗憾的是这些教师未能继续安排在现代史领域工作。
在部分学校有了初步的教学实践后，1956年7月和8月高教部先后召集了两次会议，讨论修订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起草的综合大学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和由北师大等校起草的高等师范院校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这两种统一的教学大纲在国内的推广使用，对于该新学科的建立起了架梁的作用。大纲规定该学科的宗旨是：“世界现代史拟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扩大为分期的标志。根据这个原则，世界现代史分为两个时期。”②即1917—1945年，1945至迄今。
教学大纲确定之后就是专业队伍的建设问题。高教部和各院校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动员一些外语与历史教研经验较好的中老年学者转行从事此新学科;③二是选派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赴苏联东欧国家留学;三是将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留校从事此专业。前两类人数很少，第三类为多数，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三类学人构成了我国专职的世界现代史教研队伍。
50年代前期，我国各行业都普遍重视“学苏联”，对于世界现代史这门新学科来说就更加如此了。1954年祖波克主编的《现代世界史》由人大外交系世界通史教研室译成中文，作为各校使用教材与参考书。1956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时做了一些修改。同期还翻译了苏联的其他现代史著述作为主要参考书。④1955—1957年间举办了由苏联专家主讲的有关世界现代史内容的进修班。例如，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由列·库达柯夫⑤主讲的“现代国际关系史进修班”;东北师大主办，由科切托夫主讲的“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现代史进修班”和尼基甫洛夫主讲的世界史进修班。华东师大主办了波伐良也夫主讲的“世界近现代史进修班”。这些培训活动面向全国吸收学员，对该学科骨干力量的培养起过积极的作用。
1957年11月是十月革命40周年，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导人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其中明确指出了我们时代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于是在国内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发表了大批论文，形成一个研究热点。另一研究热点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原因和性质问题。从1956年底到1957年，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等报刊上有许多论文发表，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标志着我国学者对世界现代史问题的学术研究也开始了。
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热潮。世界现代史作为基础课，尚无教材，是史学领域“跃进”的一个关注点。不少院校师生齐上阵编教材，突出的重点是要使世界现代史成为我们时代的历史，落实《莫斯科宣言》的时代论断，阐述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同时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落实针对“苏共20大”我党连续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思想。不久开始的“中苏论战”也为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新思维。
约从1959年起高教部召开了一些历史问题座谈会，总结群众运动成果，修订1956年部订教学大纲。在高教部的支持下，北大、人大、北师大、北师院、河北北京师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及东北师大等院校，于1961—1962年协作编写一部较完整的世界现代史教材。原准备成为周、吴主编的《世界通史》一部分，而未能实现。由于中苏分歧的加剧，国际形势的剧变使其未能出版。不过它的实用状况和影响甚广。这算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较完整和较成熟的《世界现代史》。虽然它脱胎于苏联教材，但还是有诸多改变。首先没有按“总危机”理论，以1939年来分期。而是以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分期界线。同时初步改变苏联教材国别史罗列的状况，有部分的综合，基本确立了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三条线来讲授和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体系。如果要考查该学科的发展史，这部书有代表性和资料价值。①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一切正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部中断了。后来，随着部分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便恢复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和有关的一些课题教研工作，但整个教育、科研体制还未正常化，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科研活动仍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从1979年起世界现代史学科也开始阔步前进。从学科的总体状况来看，30余年来有如下突出的成就。
1.学科队伍的重组与扩大
1949年以前和50年代前期对于世界现代史学科来说，谈不上有一支专业队伍，到60年代初才见雏形。不久“文革”的冲击，又使这支十分幼小的队伍几乎不复存在。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工作会议，注意到这一状况。会后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策划与支持下，由安徽师大历史系等高校发起，于5月12—20日在芜湖举办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现代史学术报告会，同时讨论学科队伍建设问题。与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24个高校与研究单位代表，一致决定组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即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以便将全国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及业余爱好者组织和动员起来，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教研工作。同年8月在兰州举行了成立大会，有百余位代表参加。由老、中、青三代人组成的学科队伍开始组建起来了。第一代是1949年前大学毕业，并已从事多年史学工作的老学者。虽凤毛麟角，有其参加十分难得，成为学科带头人。如复旦大学的靳文翰教授被推选为研究会理事长，首都师大的齐世荣先生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二代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于50年后期60年代初开始从事该学科教研工作的中年学者。人数相对较多，他们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多任研究会的理事和各分会负责人。第三代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包括少数“工农兵学员”）。他们是初入门的年轻学人等待培养提高。研究会于1986年和1992年在烟台与连云港举办了两届中青年教师培训班，皆有百位学员接受培训。①靳文翰先生因年事较高，不久理事长工作由齐世荣先生接任。齐先生学贯中西，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的资料翻译与编选工作。他利用在北京工作的条件，积极联系全国同仁，为学科发展积极奉献。由于有研究会的联系，一些地区性“学术组合”出现了。编写出新教材与教学资料这对培养新人有着重要作用。②2000年第二代学人北师大张宏毅教授接任学会理事长，2006年第三代学人，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又接任此职。这反映了学科队伍的不断发展。齐世荣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史学科的打基础工作还将延续到下世纪头几十年。“关键在于队伍的适当的扩大，特别是质量的提高。‘人存政举没有一支好的队伍，任何方案也实现不了。”③
2.学科理念的拨乱反正与更新
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拨乱反正，更新理念。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学科都在进行的工作。对于世界现代史学科来说有两方面工作要反思：一是苏联现代史学的影响，二是“文革”时期在国际问题上的极“左”思潮对学科的影响。从1979年世界现代史学会召开的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和编选的我国第一本《世界现代史论文集》开始，这项工作共进行有10多年。关于“学苏联”问题，多数意见认为50年代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只有苏联有较完整的世界现代史，而且是努力用马列主义解释问题，重视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作用，力求探讨历史规律。对于苏联现代史著作中的教条主义，繁琐哲学，国别史罗列的“切豆腐块”体例等弊端，虽然当时国内学者已有异议，也有一些改变。由于那时除苏联参考书外别无其他，故很难摆脱其体系和内容的影响。总之，如果将这期我国的世界现代史教研，简单地都归结为“学苏联的一套”是不准确的。
笔者从1962年起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1978年后仍然继续，并担任全国与华北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的一些负责工作。通过参与学界的拨乱反正的讨论，前后对比深感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教研工作在学术理念上有如下几方面的更新：
其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例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滞胀等。④
其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重新审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认识我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于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理论重新受到重视。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如何解读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便成为新的热点问题。
其三，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使世界现代史研究者对现代国际关系也重新审视。“冷战”问题，当代世界的东西与南北关系问题成为新的研究课题。
其四，首次将科技发展和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确定为世界现代史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后，首先召开科学大会，不仅弘扬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是生产力的论断，而且提出在现代时期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技界最先论述此问题。①在史学界也响应此研究，天津与武汉等地的现、当代世界史学会倡导在学科内也要研究此问题，举办“科技发展与现代社会”的学术讨论会。②80年代出版的多种现代史教材都尽量在书后加一章科技史知识。③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基础太弱，研究太差，很难有效的表现。与科技问题相联系，现代化问题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北京大学罗荣渠先生的开拓性研究颇有影响，得到普遍赞同。④
其五，首次强调世界现代史必须要有世界现代文化的内容。南开大学的现代史老师们在1979年第一届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上就著文强调世界现代史必须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反映，他们写道：“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如果我们要把历史写得全面而深刻，丰富而生动，这些方面不可缺一。”⑤问题提出后普遍赞同，但落实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学科的基础较差。笔者曾负责天津和华北地区世界现代史、当代史研究会的工作。为此组织会友进行研究，有一些初步成果。⑥
3.构建起了战后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基础
如果说在世界通史中世界现代史还是新领域，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那么战后世界史则又是这块处女地中的处女地。1978年前这部分的教学基本上是作为时事政治课处置。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动荡和我国外交正在调整，以及学科发展状况，决定将“高考”世界史的下限定在1945年。于是1945年后的战后世界史（即当代世界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基本中断了。在高校，特别是师范大学的世界现代史教学中，这部分内容也都草略地带过。在各种历史期刊中这部分的论文更十分罕见。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这部分的教研工作呢？笔者在1980年曾撰文提出此问题，愿与学界同仁共议。⑦我从马、恩导师关于写历史“应从后面开始”，即从当代史开始的论断讲起，结合国内改革开放的需求与国际史学动态，说明这部分教研工作不能放松。此倡议得到普遍赞同。1985年5月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在安徽举行第三届年会，专门讨论加强战后世界史的重要意义并发表纪要，⑧一致认为这是“一项不容轻视、紧迫的战略任务。”二战前仅28年历史，战后已40多年，如果这段历史不讲，青年学生连报纸也看不懂，将成为“史盲”，这与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是不相适应的。在诸多学者的倡议和论证之下，⑨《当代世界史》的学科地位被公认，它以独立的课程出现在大学的课表之中。在胡绳等专家的参与建议下，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也有了改变，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高中世界近现代史课本，当代部分占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下限到90年代初。学者们还对当代史的特点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世界通史的最后一部分。如果说历史是凝结了人类活动记录，那么，当代史则是刚刚凝结了这种记录，它与国际政治，经济等现状学科的最大不同是，后者是研究正在进行或正在凝结尚不稳定的人类活动。①
构建新学科首先是资料的整理和建设。对世界当代史来说，一方面资料多如牛毛，严重缺乏整理和翻译，另一方面是有些资料由于政治原因又十分短缺。故这方面工作艰巨困难。刘同舜、姚椿龄等上海学者编译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②齐世荣主编，张宏毅，黄安年，张象为分册主编的《当代世界史资料选集》;③张象主编并与天津学者共同执笔的《世界当代史教学与研究工具书——当代世界知识新辞典》，④对该学科的基础建设颇有贡献。
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约50多种《世界当代史》教材、资料、著作出版问世，论文有8000多篇。尽管存在彼此重复的问题，但也各有特色，反映了《世界当代史》学科从此建立起来了。⑤应用较广的是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当代卷，它住笔于“冷战”终结之后，诸多当代事件已凝结，便于历史总结。该书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反映，给读者以整体的理念。⑥
4.世界现代史体系的大更新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世界现代史的教研体系一直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起点，讲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划分为两大阶段。但改革开放后经吴于廑、齐世荣先生的倡议有了全然的改变。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世界史学科规划会议，吴先生的发言提出了曾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即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世界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讲世界史不仅要讲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的演变过程，而且要讲与此关联的世界整体化过程。同年5月他参加在芜湖召开的世界现代史学术报告会，将此观点带到世界现代史领域让大家讨论，按他的主张，世界近代史应始于15、16世纪，世界现代史则应以20世纪初为起点。⑦齐世荣先生同意吴先生的主张并进一步具体化。⑧提出世界现代史的特点和它的“研究对象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完整意义的世界史，在20世纪终于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就是世界史”。⑨他还回答了为什么要以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起点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都有一个过渡期，从1900—1919年的世纪之初有6大事件显示了这一过渡期：一是经济基础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是十月革命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四是列宁主义诞生;五是亚洲觉醒，殖民体系危机开始;六是美、日崛起，世界政治格局变化。⑩以李植■教授为首的武汉地区老师们最先使用整体史观编写现当代史。？輥？輯？訛从1985年起吴于廑、齐世荣先生在国家教委的支持下，吸收全国力量，按马克思的世界史观，编写6卷本《世界史》，第5、6卷为现代、当代史。这种布局是过去少有的。199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被全国各高校采用。从此由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现代史新体系取代了由十月革命开始的旧体系，阐述世界整体化进程成为该学科的主要宗旨。
5.全面审视20世纪历史的特征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很自然对如何从总体上看待“20世纪的历史巨变”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1996年8月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在石家庄举行“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1998年8月研究会的华北分会在通辽举办“世纪之交的世界：环视与思考”专题学术讨论会;2000年7月研究会又在昆明举办“20世纪世界历史的巨变”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同时大批总结性论文和文集发表，①一致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大、最快、最剧烈的一个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地位最突出的世纪。有几项巨变是公认的：科技的发展使生产力提高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也使人类物质生活空前丰富与改观;社会生产关系有巨变，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又有倒退和挫折;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被压迫民族独立;战争与革命的规模最大;国际交往和整体化进程有新突破，地球村形成了;国际社会控制体系也有显著进步。总之，这是一个大变革的世纪。
在新认识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新教材和专著。②如由齐世荣、廖学盛主持的国家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巨变》具有代表性。该项目先出版文集，对12个专题进行研究，2005年又由学习出版社出版专著。对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总结性论述。材料扎实，分析深入，颇有新意。在对20世纪整体研究的推动下，对于科技文化等薄弱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成果问世。③
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史不是无所作为的。如果我们用科学发展观解读世界现代史，写出受13亿中国人喜读的著述，有助于他们正确认识世界，这就是创新。只要是民族的东西也就是世界的，只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就会受国际关注，具有世界水平。如下几项研究就是如此。
1.关于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
1978年7月5日北京世界史所的王振德和侯成德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短文，将60年代初讨论过的二战起点问题重提出来，主张应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二次大战正式开始的标志。此举引起了热议，也开拓了新时期世界现代史学界的第一场学术大讨论。大家之所以热情投入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学界和舆论界谈到二战时，总把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贡献排除在外。起点问题有各种说法。除“三七说”与“三九说”之外，还有“三一说”“多起说”，特别是外交家宦乡提出了“过程说”，④颇有新意。起点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涉及战争的起源和性质问题。上海华东师大的李巨廉、潘人杰老师对传统的“二段论”提出批评，认为在西方从战争开始也有反法西斯性质。⑤要揭示起源问题必须研究法西斯主义，朱庭光先生主编的几部专著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①谈到战争起源问题又不能不对战前西方各大国的绥靖政策进行研究，因为西方史学家们歪曲慕尼黑危机的真相。为了澄清事实，齐世荣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做了大量工作。②此外，关于战前苏联外交，东方战线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苏联战争初期失利问题，法国、波兰败亡原因问题，日本北进与南进战略问题，日苏中立条约问题及双方战略的转变问题，在发表的诸多论文和新专著中都有新的论述和评论。③关于充分阐述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新时期我国学者研究二战的重头戏，1980年刘思慕先生最先发表了这方面论文纠正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的片面评价。随后20年国内有420余篇论文谈此问题。1985年齐世荣撰写论文，在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④关于二战期间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出现一些力作。⑤姜桂石教授论战时盟国的经济关系，李铁城教授论联合国的建立，胡德坤教授论大战与世界发展模式的转换，都是颇有新意之作。⑥特别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中了大量人力编写出5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充分体现了我国研究二战史的水平。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50周年，由张跃铭、蔡翔主编，70余位作者参加编写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1937—1945》，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可与国外出版的二战大型图书媲美，具有国际水平。近年来我国学者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罪行出版了不少图书。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赵文亮教授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编写了一部大型文献学著作：《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对于了解中国学者对二战的研究情况十分有帮助。
2.关于冷战起源与演变的研究
冷战40余年是当代世界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它一开始学者们就着手研究，1989年冷战终结后成为了真正历史，研究也进入高潮。过去的研究主要是美苏两家，苏联指责美国，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而一手制造的。美国指责苏联，认为这是它的共产主义扩张与专制制度造成的。60年代美国“修正学派”兴起后有了变化，认为美国对苏的多方压力造成误解，美国也有责任。90年代冷战终结后，俄国大批档案解密，俄国学者也开始改口，认为苏联对冷战的起源也有责任。这时美国又出现新的“后修正派”学者，认为斯大林应对冷战负责，英国等欧洲国家也有责任。在此情况下，中国学者从第三者的客观立场谈此问题，则有其特殊性，也有其受关注的国际地位。
冷战结束前在我国除译著外，很少有以冷战为题的专著。都是结合外交史和国际政治研究而顺便进行。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和南京的李庆余先生及外交家宦乡和资中筠先生等人的研究反映了这一点。⑦冷战终结后在我国也掀起研究热潮。最先将冷战史系统化写成简要专著的是我国现代史领域第三代学人，陕西师大的白建才老师和他的同仁。与其同时大批冷战史论文和专著问世。①大家研究的重点问题是冷战的起源，雅尔塔体系与冷战，冷战的演变和发展阶段，冷战个案研究，冷战的终结，冷战的历史反思，冷战思维等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系列丛书”，其中由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和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沈志华教授主编的《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是一部精品。该著使用了俄、美的大量档案资料，总结了中外的近期研究成果，以1972年为界将冷战分为两大时期。它扩大了冷战研究的视野，从欧洲到亚洲，注重亚洲的大国外交。②再者，意识形态斗争是冷战的又一大特点。张宏毅等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是分析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集大成之作。它对苏联和中国在美国意识形态进攻面前的不同态度与结果进行的比较研究颇有新意，也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③
3.对十月革命的再认识与对苏联演变的反思
苏联解体后在国际上和俄罗斯都出现了否定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舆论。说十月革命是“早产儿”，是“布尔维克搞的一次实验”，又说20世纪是“社会主义大举溃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的时代”。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新的反思。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为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和90周年都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写出大批论文和专著，论证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其不可抹杀的历史意义。同时，对于苏联过分夸大十月革命的世界影响和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教条主义式的推广，也提出了批评。④
我国学者对苏东剧变的研究有着持续不断、日益深化的过程。最初是用大事记和文件集形式编写读物，帮人们了解事实。⑤接着是出版论文集，反映学者和外交家的反思。⑥进而编写专著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⑦更具体地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⑧沈志华教授组织一批专家对前苏联历史档案分为277个专题进行翻译整理，共1800万字，这对学科发展是一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他还主编了专著。⑨
4.填补历史研究空白，对亚非拉国家独立与发展的研究
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受“西欧中心论”和宗主国立场的影响，对于亚非拉诸国现代史，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研究是不屑一顾的。但在新形势的影响下，西方各国也出现了众多讲述亚非拉的著作，但通常充满偏见和谬误。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是命运共同体，尽管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困难也很多。但共同的立场，共同的理念和视角，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尽管是初创的，但不仅受到亚非拉国家的欢迎，在国际学界也独树一帜。
关于亚洲现代史的研究，相对来说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起步较早，基础也较好。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成果较多，不仅有近现代史著述，还有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地区性著作也有几部专著。①郑州大学的戴可来教授和北京大学的梁志明教授为推动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著作也颇有特色和质量。②
对于南亚印度和东北亚朝、韩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北京大学林承节、陈峰君的著作和南开大学曹中屏教授对韩国的研究在填补科研空白，充实教学内容方面还是有学术价值的。③
关西亚非洲现代史的研究，1978年以来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在这方面的综合性基础研究是有成绩的。它编纂了中东与非洲两部百科全书和《1949—2010年中国的中东非洲学科发展报告》，对学员了解学科情况很有帮助。④以彭树智教授为首的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编写出了多种综合性的中东历史和社会文化著述;⑤以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陆庭恩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艾周昌教授为首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部分成员编写的非洲史著作;⑥以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张同铸教授为首的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的部分成员编写的非洲经济社会问题论著，⑦都代表了上世纪我国学者研究非洲的最高水平。此外还有些综合性论著，如殖民史、人物传。笔者认为对教学工作很有参考价值。⑧黑非洲的独立运动是从加纳开始，它的独立有典型意义。笔者曾为此写过一组论文，也曾赴加纳工作和考查，愿提出来供大家参考。⑨
对拉美现代史研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严格地讲是从上世纪古巴革命后开始的。曾在拉美工作过的李春辉先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先出版《拉丁美洲史稿》，写到1956年。此后与社科院拉美研究所人员合作又从1945年写到1990年。⑩进入新世纪北大教授林被甸等编写《拉丁美洲史》又往后延伸。现当代的拉美研究重点都在经济和政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有关的重要著述多由专门研究单位与高校教学人员合作完成。
【作者简介】张象，1934年生，山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有《20世纪世界文化》《彩虹之邦新南非》等。
【责任编辑：全骜颉】.
① 地区性重要著作有：贺圣达等：《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45—1994》，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马晋强主编：《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
② 戴可来，于向东著：《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梁志明主编：《殖民主义·东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梁志明主编：《东亚的历史剧变与重新崛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两卷，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
③ 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林承节：《印度近20年的发展历程——从拉吉夫·甘地政策到曼莫汉·辛格政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曹中屏等著：《当代韩国史（1945—200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北非（中东）百科全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的中东非洲研究（1949—2010）》，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⑤ 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彭树智：《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生教学用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⑥ 陆庭恩，彭坤元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陆庭恩，艾周昌编著：《非洲史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⑦ 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⑧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公元主编：《非洲风云人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⑨ 张象，黄若迟：《论加纳独立的性质》，载《世界现代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张象：《论加纳独立的道路》，载《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张象：《论恩克鲁玛政治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载《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
⑩ 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三卷由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