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而有序：另一视野下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
耿磊
1944年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来延安的中外记者眼中，边区农村是忙而有序的社会：村选的进行是保证乡村发展中民众意见的体现，以树立先进分子典型为主的民众动员，显示出乡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变工队和合作社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组织过程中改造了传统农村经济，形成中共未来经济模式的雏形。以秧歌为代表的乡村艺术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实现了政治动员与时事教育的相结合;形式多样的乡村教育更是满足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记者们的眼中，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新式发展模式。
中共革命为何会成功？长期以来，学者一直围绕此问题，虽以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①从农民参与的角度来解释革命胜利的原因，是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理念与方法，其分析过程可凸显中共革命胜利的复杂性、艰巨性。但农民参与革命，必须有必要的参与氛围。或者说农民只有通过对其所处氛围的分析后，继而才起来参与和支持革命的。照此说来，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怎样的革命氛围，来吸引或动员农民，也应当成为解释革命为何会成功的重要视角。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
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②
以抗战时期为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有效的治理，这一点已被中外学者们所认同，而且中共的治理模式还被赛尔登誉为“延安道路”。③但这是革命胜利后世人的总结，那么，时人是怎样看待中共的乡村治理呢？或者说，他们能否认可中共的乡村发展模式呢？
1944年正是中国抗战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在对日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起来。因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便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但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封锁，而且在新闻宣传方面也进行封锁：
各地党部及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④
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统区民众和国外对抗日根据地的了解，许多来自于“道听途说”，⑤甚至“一提起延安两字来，大家都不免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延安到底是地狱呢还是天堂？延安和重庆又有什么区别？”⑥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谜”，“千千万万人想知道解放区的真实情况”。①当时，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和由解放区归来的美军飞行员那里，中外有识之士得知了解放区的一些不全面但比较真实的情况。为了满足更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解放区的愿望，1944年2月，爱泼斯坦等20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驻地。②4月10日，受中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了部分中外记者的要求。6月9日，福尔曼、斯坦因、赵超构等15名中外记者与6名随团人员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③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他们根据自己在边区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一些新闻纪实著作，先后在国统区与海外出版。
关于中外记者对根据地的采访活动已经有一些论著发表，如赵金康从外国记者角度入手，分析了中共在华北地区抗战的动员组织、动员形式、动员对象，认为广泛发动人民参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④魏宏运全面梳理了此次中外记者团对抗日根据地的访问过程，以及记者在根据地情况报道方面的努力。⑤还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属于纪实性的作品。因此，关于中外记者参观团对根据地的访问活动仍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以这次参观团记者们的论著为中心，考察不同政治背景的记者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看法，以此来看时人怎样看待中共乡村治理模式。
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动员村民联合起来实现村民自治，同时要选拔和培养农村积极分子来作为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领导者。为此，中共对根据地基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选举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改造乡村政权的主要方式。关于边区乡村选举，早在抗战初期，美国记者斯特朗有过这样的评价：
共产党人自动发起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举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选举，使以前无选举权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与农民一起投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参加的选举。选民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妇女。选举前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选民们分到了无记名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由学生帮助写选票。在大多数村子里，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参加了选举;只有一半人参加选举的地区则被认为是落后区。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重新当选，但并非全部如此。⑥
尽管斯特朗对边区选举有了比较客观的介绍，但关于边区乡村如何实现民主选举仍然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很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外国记者。
边区如何实现乡村民主，以及边区的民意机关、政权机关是怎样选出来的，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关注的焦点之一。就选举的方法，中外记者采访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⑦尽管如此，对边区式的民主选举外国记者仍有难解之谜。于是，美国记者福尔曼步行两小时到延安附近一个村庄参加了一次当地参政会代表的选举。福尔曼关注了整个选举过程，包括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听取候选人的演讲和对参加会议村民的观察。在福尔曼的著作中，参加选举的民众并不像以前表达的那样积极，而对于中共所主张的民主选举比较木讷，他说：
（选举）对于老一辈的人一定感到有些奇怪，他们还记忆着过去的实际受人奴役的日子。他们大部分坐在那儿，多皱纹的面上，带着被动的表情。然而我也能从他们的面上看出他们的思想：那就是对普通人民幸福感到关切的一个政府，表示惶惑，不相信与感激的混合情感。⑧
民主选举已经开始触动了村子居民的思想和感情。爱泼斯坦则对选举抱有信心和希望，他指出：
人民选出来的首领也许不识字，但始终是多数穷苦农民尊重其农业知识并深信能维护穷苦农民利益的人。
爱泼斯坦还比较了国统区与根据地的乡村政权，他说：
中国有句老话说，“天高皇帝远”。国民党政府还远得很。地主倒离得很近，又有势力。不论是帝国还是共和国，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在地主的统治下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①
在国统区，地主是乡村社会权力的操控者：
（地主）独占着最高权力，以及军事的统治，凭他私人的武装人员的势力，或者他的本领，他能指挥警察甚至军队去保障他的勒索，因为那儿没有代表人民的政府，不能希望当地法庭对一个可怜的目不识丁的佃农，给与很少人能得到的开庭权和公平的裁判，因此，地主的权利是无限制的。②
但在边区，通过选举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中共通过选举把乡村权力从地主手中夺过来交给了农民，“新的村政府不仅对延安负责要执行全面政策，而且对当地农民负责要使政策执行得公平合理。他们的农民选民把权交给他们，但也随时可以把权收回”。③地主和农民在边区乡村成为平等的两个阶层，“地主是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选举权，因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或佃农，村议会和主席常从这些人中选出（虽然有时候人望较好的地主仍会当选）”。④通过比较，爱泼斯坦表达了对中共政权的民主选举的认同。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政权运作模式主要采取“一揽子会”的决策形式。所谓“一揽子会”就是集中同级政府委员、干部及活动分子在一起开联合会议，把政府委员会、参议会及其他会议合成一次举行。乡村政权面临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解决。基层政权的这种运作模式引起了中外记者的关注，有的记者亲自参加了这样的“一揽子会”。6月30日上午，记者们参观排庄乡时，在乡里旁听了排庄乡的“一揽子会”。《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认为：
（这种会议）是乡长、乡参议员、乡政府委员、自卫队政治指导员、劳动英雄、自卫队长、变工队长、村长等集合举行的乡的“最高会议”。⑤
讨论的内容是一乡的生产及锄草工作，采取谈话会方式。记者们通过参加边区的乡村的“一揽子会”，有的表示赞赏，如《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参加“一揽子会”后，认为边区的“一揽子会”具有浓厚的民主气息，体现了边区是一个民主社会。⑥也有记者则表示质疑，如《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参与“一揽子会”限制了民选乡村领袖的权力。⑦
培养乡村积极分子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民众动员的主要方式，一些记者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找典型”。《商务日报》的记者金东平说：
中共现在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要民众加紧生产，以“发展经济”“发展事业”，另一个是要民众参加“自卫军”，以作军队的补充。在这样两个目标下，中共驱使民众的武器是“找典型”。⑧
孔昭恺也认为：
在农在工，他们皆找出最好的典型，给以劳动英雄的头衔，请到延安开大会，口头上、报纸上，到处宣扬。⑨
有的记者甚至认为这种方式“似乎有点矫揉造作，纯粹是宣传作用”。⑩他们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对中共培养起来的乡村积极分子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吴满有是边区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中外记者通过采访吴满有以解“找典型”之谜。斯坦因、福尔曼、普金科专门到吴家枣园进行了实地采访。？輥？輯？訛在采访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如斯坦因说：
吴满有的名望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很明显地，使他在人民心中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的，不只是他的人格。他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善良、健全、前进的象征，他已经成为对于克服古老落后的成功，对于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满意还有些惊异的中国农民的模范和骄傲了。①
把吴满有看作根据地农民形象的代表，在根据地乡村很多，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矫揉造作”和“纯粹是宣传”。在根据地开展吴满有运动，“把千万吴满有变成活动分子，则是新民主主义的功绩”。②树立吴满有类型的新型农民是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树立典型，以推动乡村各项工作的展开。吴家枣园的各项工作是以吴满有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吴满有的采访和调查，记者不仅改变了以前的认识，而且对劳动英雄在乡村社会的作用有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劳动英雄不同于一般“有经验的农夫”，而是乡村社会的精英，在变工、妇纺、办小学冬学、移民、改良卫生、改变二流子等事情上，“都比普通乡村做得好些”。③
中外记者还把劳动英雄当作边区政府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是中共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在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前，1943年11月26日，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克兰尔参观了在延安举行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他指出，与会的200余名劳动英雄“是由同村的人选出来的，由政府招待来延，现在被邀与政府领袖们举行会议多次，预备决定明年度的增产计划”。④通过召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方式使他们参与到边区政府生产计划的制定中来，成为边区政府指导民众进行生产可以依赖的力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有同样的认识，如赵超构认为劳动英雄既是中共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更是民众向中共上层表达愿望的传递者，劳动英雄在中共与民众起着纽带作用。中共之所以给予劳动英雄们这样的待遇，“目的并非酬报他们的辛苦，而是扩大他的影响，到处开民众大会，要英雄报告，要群众向英雄看齐，要大家以英雄为模范来报效共产党政府”。⑤
充满劳动气息是边区乡村给中外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赵超构所看到的边区，一路都是山地，“就是没有荒地，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⑥延安“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除了打铁铺的丁丁当当，我们只能享受骡马的嘶声”。⑦这些纪实性的记述直接反映出1944年边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情况。其实，对于中外记者来说，他们不满足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而是带着问题甚至是疑问观察边区乡村经济，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共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1944年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来延安的中外记者眼中，边区农村是忙而有序的社会：村选的进行是保证乡村发展中民众意见的体现，以树立先进分子典型为主的民众动员，显示出乡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变工队和合作社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组织过程中改造了传统农村经济，形成中共未来经济模式的雏形。以秧歌为代表的乡村艺术活动，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又实现了政治动员与时事教育的相结合;形式多样的乡村教育更是满足了边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记者们的眼中，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发展代表着中国新式发展模式。
中共革命为何会成功？长期以来，学者一直围绕此问题，虽以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农民的支持与参加是中共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①从农民参与的角度来解释革命胜利的原因，是拓展中共革命史研究的重要理念与方法，其分析过程可凸显中共革命胜利的复杂性、艰巨性。但农民参与革命，必须有必要的参与氛围。或者说农民只有通过对其所处氛围的分析后，继而才起来参与和支持革命的。照此说来，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怎样的革命氛围，来吸引或动员农民，也应当成为解释革命为何会成功的重要视角。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
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②
以抗战时期为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现了有效的治理，这一点已被中外学者们所认同，而且中共的治理模式还被赛尔登誉为“延安道路”。③但这是革命胜利后世人的总结，那么，时人是怎样看待中共的乡村治理呢？或者说，他们能否认可中共的乡村发展模式呢？
1944年正是中国抗战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却在对日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起来。因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便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但自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共各根据地进行封锁，而且在新闻宣传方面也进行封锁：
各地党部及警察局新闻邮电检查所等机关，对内容反动及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之各种宣传刊物如图书杂志报纸小册子壁报等，应随时查禁若经一再查禁而仍秘密发行者应从严制裁以儆刁顽。④
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统区民众和国外对抗日根据地的了解，许多来自于“道听途说”，⑤甚至“一提起延安两字来，大家都不免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延安到底是地狱呢还是天堂？延安和重庆又有什么区别？”⑥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谜”，“千千万万人想知道解放区的真实情况”。①当时，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和由解放区归来的美军飞行员那里，中外有识之士得知了解放区的一些不全面但比较真实的情况。为了满足更多的海内外人士了解解放区的愿望，1944年2月，爱泼斯坦等20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驻地。②4月10日，受中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了部分中外记者的要求。6月9日，福尔曼、斯坦因、赵超构等15名中外记者与6名随团人员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③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他们根据自己在边区的所见所闻，写出了一些新闻纪实著作，先后在国统区与海外出版。
关于中外记者对根据地的采访活动已经有一些论著发表，如赵金康从外国记者角度入手，分析了中共在华北地区抗战的动员组织、动员形式、动员对象，认为广泛发动人民参战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④魏宏运全面梳理了此次中外记者团对抗日根据地的访问过程，以及记者在根据地情况报道方面的努力。⑤还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属于纪实性的作品。因此，关于中外记者参观团对根据地的访问活动仍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本文以这次参观团记者们的论著为中心，考察不同政治背景的记者对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看法，以此来看时人怎样看待中共乡村治理模式。
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动员村民联合起来实现村民自治，同时要选拔和培养农村积极分子来作为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领导者。为此，中共对根据地基层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选举是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改造乡村政权的主要方式。关于边区乡村选举，早在抗战初期，美国记者斯特朗有过这样的评价：
共产党人自动发起在一九三七年年底举行了民主化的地方选举，使以前无选举权的地主和商人都可与农民一起投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全体成年男子都参加的选举。选民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妇女。选举前进行了紧张的竞选活动。选民们分到了无记名选票，不识字的选民由学生帮助写选票。在大多数村子里，百分之七十的人民参加了选举;只有一半人参加选举的地区则被认为是落后区。共产党人在大多数地方重新当选，但并非全部如此。⑥
尽管斯特朗对边区选举有了比较客观的介绍，但关于边区乡村如何实现民主选举仍然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很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外国记者。
边区如何实现乡村民主，以及边区的民意机关、政权机关是怎样选出来的，是中外记者参观团关注的焦点之一。就选举的方法，中外记者采访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⑦尽管如此，对边区式的民主选举外国记者仍有难解之谜。于是，美国记者福尔曼步行两小时到延安附近一个村庄参加了一次当地参政会代表的选举。福尔曼关注了整个选举过程，包括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听取候选人的演讲和对参加会议村民的观察。在福尔曼的著作中，参加选举的民众并不像以前表达的那样积极，而对于中共所主张的民主选举比较木讷，他说：
（选举）对于老一辈的人一定感到有些奇怪，他们还记忆着过去的实际受人奴役的日子。他们大部分坐在那儿，多皱纹的面上，带着被动的表情。然而我也能从他们的面上看出他们的思想：那就是对普通人民幸福感到关切的一个政府，表示惶惑，不相信与感激的混合情感。⑧
民主选举已经开始触动了村子居民的思想和感情。爱泼斯坦则对选举抱有信心和希望，他指出：
人民选出来的首领也许不识字，但始终是多数穷苦农民尊重其农业知识并深信能维护穷苦农民利益的人。
爱泼斯坦还比较了国统区与根据地的乡村政权，他说：
中国有句老话说，“天高皇帝远”。国民党政府还远得很。地主倒离得很近，又有势力。不论是帝国还是共和国，中国的绝大部分乡村在地主的统治下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①
在国统区，地主是乡村社会权力的操控者：
（地主）独占着最高权力，以及军事的统治，凭他私人的武装人员的势力，或者他的本领，他能指挥警察甚至军队去保障他的勒索，因为那儿没有代表人民的政府，不能希望当地法庭对一个可怜的目不识丁的佃农，给与很少人能得到的开庭权和公平的裁判，因此，地主的权利是无限制的。②
但在边区，通过选举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中共通过选举把乡村权力从地主手中夺过来交给了农民，“新的村政府不仅对延安负责要执行全面政策，而且对当地农民负责要使政策执行得公平合理。他们的农民选民把权交给他们，但也随时可以把权收回”。③地主和农民在边区乡村成为平等的两个阶层，“地主是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任何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选举权，因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或佃农，村议会和主席常从这些人中选出（虽然有时候人望较好的地主仍会当选）”。④通过比较，爱泼斯坦表达了对中共政权的民主选举的认同。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政权运作模式主要采取“一揽子会”的决策形式。所谓“一揽子会”就是集中同级政府委员、干部及活动分子在一起开联合会议，把政府委员会、参议会及其他会议合成一次举行。乡村政权面临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解决。基层政权的这种运作模式引起了中外记者的关注，有的记者亲自参加了这样的“一揽子会”。6月30日上午，记者们参观排庄乡时，在乡里旁听了排庄乡的“一揽子会”。《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认为：
（这种会议）是乡长、乡参议员、乡政府委员、自卫队政治指导员、劳动英雄、自卫队长、变工队长、村长等集合举行的乡的“最高会议”。⑤
讨论的内容是一乡的生产及锄草工作，采取谈话会方式。记者们通过参加边区的乡村的“一揽子会”，有的表示赞赏，如《新民报》的主笔赵超构参加“一揽子会”后，认为边区的“一揽子会”具有浓厚的民主气息，体现了边区是一个民主社会。⑥也有记者则表示质疑，如《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参与“一揽子会”限制了民选乡村领袖的权力。⑦
培养乡村积极分子是中共在根据地进行民众动员的主要方式，一些记者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找典型”。《商务日报》的记者金东平说：
中共现在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要民众加紧生产，以“发展经济”“发展事业”，另一个是要民众参加“自卫军”，以作军队的补充。在这样两个目标下，中共驱使民众的武器是“找典型”。⑧
孔昭恺也认为：
在农在工，他们皆找出最好的典型，给以劳动英雄的头衔，请到延安开大会，口头上、报纸上，到处宣扬。⑨
有的记者甚至认为这种方式“似乎有点矫揉造作，纯粹是宣传作用”。⑩他们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对中共培养起来的乡村积极分子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吴满有是边区家喻户晓的劳动英雄，中外记者通过采访吴满有以解“找典型”之谜。斯坦因、福尔曼、普金科专门到吴家枣园进行了实地采访。？輥？輯？訛在采访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如斯坦因说：
吴满有的名望的的确确是真实的。很明显地，使他在人民心中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的，不只是他的人格。他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善良、健全、前进的象征，他已经成为对于克服古老落后的成功，对于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满意还有些惊异的中国农民的模范和骄傲了。①
把吴满有看作根据地农民形象的代表，在根据地乡村很多，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矫揉造作”和“纯粹是宣传”。在根据地开展吴满有运动，“把千万吴满有变成活动分子，则是新民主主义的功绩”。②树立吴满有类型的新型农民是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基础性工作，通过树立典型，以推动乡村各项工作的展开。吴家枣园的各项工作是以吴满有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吴满有的采访和调查，记者不仅改变了以前的认识，而且对劳动英雄在乡村社会的作用有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劳动英雄不同于一般“有经验的农夫”，而是乡村社会的精英，在变工、妇纺、办小学冬学、移民、改良卫生、改变二流子等事情上，“都比普通乡村做得好些”。③
中外记者还把劳动英雄当作边区政府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是中共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在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前，1943年11月26日，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克兰尔参观了在延安举行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他指出，与会的200余名劳动英雄“是由同村的人选出来的，由政府招待来延，现在被邀与政府领袖们举行会议多次，预备决定明年度的增产计划”。④通过召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方式使他们参与到边区政府生产计划的制定中来，成为边区政府指导民众进行生产可以依赖的力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后有同样的认识，如赵超构认为劳动英雄既是中共在乡村社会的代言人，更是民众向中共上层表达愿望的传递者，劳动英雄在中共与民众起着纽带作用。中共之所以给予劳动英雄们这样的待遇，“目的并非酬报他们的辛苦，而是扩大他的影响，到处开民众大会，要英雄报告，要群众向英雄看齐，要大家以英雄为模范来报效共产党政府”。⑤
充满劳动气息是边区乡村给中外记者留下的深刻印象。赵超构所看到的边区，一路都是山地，“就是没有荒地，几乎没有一处是荒废的，所有的山地都成了田陌”。⑥延安“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除了打铁铺的丁丁当当，我们只能享受骡马的嘶声”。⑦这些纪实性的记述直接反映出1944年边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情况。其实，对于中外记者来说，他们不满足所看到的表面现象，而是带着问题甚至是疑问观察边区乡村经济，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共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