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再审视
蒋介石对1944年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的应对并非当作一个孤立的个案处理，在面临美国政府要求向延安派遣军事人员之际，蒋介石权衡利弊，曾有以答应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要求而拒绝美国军事人员进驻延安的考虑。在豫湘桂战场失利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对中共在美舆论影响的高估及其对美国驻华记者与官员的不满，大大加深了蒋介石对此事的疑虑并予以强力关注。蒋之焦虑在于担心中共在美宣传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并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使其不能独占美国对华军援。仅从舆论宣传视野考察，中共获得了极大成功，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若从国共双方对此事博弈的最终目的来看，中共的成功似乎尚留遗憾，国民党的失败也非完败：美国并未因中外记者对中共的正面宣传而改变其对华政策。
1944年的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虽然仅仅是数名记者的一个采访活动，①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但在当时却是引起国共双方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国共双方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超越了事件本身。70年来，学术界对这段历史已有相当充分的阐述，其重点围绕三个方面：一是重点描述中外记者团赴边区尤其是在延安的活动纪实;②二是国民党方面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种种阻挠和破坏;③三是个别历史人物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④
尽管相关论述众多，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的叙述多在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和破坏的层次，少有整体之论述。同时，既有论述也多局限于舆论宣传的层面，未有深一步的探讨。笔者以为，就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仍有几个问题需进一步厘清：外籍记者要求赴延安考察与美国要求派美军人员驻延安几乎同时出现，蒋介石对二者是如何考虑与取舍？蒋介石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的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考量？不带有军事目的的几个西方记者一个访问要求，为何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中共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的高度评价是否意味着中共在此次宣传战中达到其最终目的？国共双方对记者团高度重视的背后，其最终角力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回答上述问题即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新闻记者赴战区考察就一直有严格的规定与控制。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曾有陪同外国记者参访过中共控制区域的黄仁霖就为蒋介石起草《战区外籍记者团办法》，草案中对参加战区访问的外国记者的资格作了严格的要求，如要求该记者必须为“新闻界公认”的著名通讯社或大报馆记者，著名作家还需要外交部介绍，其目的主要在于“监视外籍记者在前方行动及检查稿件”，具体工作划分为内勤、检查、外勤等等。①针对部分外籍记者利用新闻记者证到内地采访的情况，国民党方面要求各省政府及宪兵司令部，若遇到此类情况，要“严予拒绝”或“严予驳斥，以杜流弊”。②记者到战区要经过层层审批，按照军委会规定，中国新闻记者要有一年以上战地采访经验，外国记者“应在外交部正式登记后，始得申请为战地记者”。③中外记者要通过正常途径赴边区实地采访考察具有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外国记者更难。抗战初期赴边区考察的外国记者大都未经国民政府批准而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进入边区。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的影响与日俱增，但外国记者真正了解者甚少。一个具有重大报道价值的新闻对象却总是无缘得见，对于新闻记者来讲无疑具有相当的诱惑，尤其是对外籍记者而言。为此，在重庆的外籍记者主要是美国记者中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放松赴延安采访限制的浪潮。
经过外籍记者尤其是英美记者的强烈要求，1944年2月，梁寒超宣布蒋介石同意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也是在同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军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面对两项都不甚情愿的事情，蒋介石如何考虑和应对？
从蒋介石的1944年2月份本月反省日记中，我们或可有所了解。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
共党对美之宣传几乎成功，驻华外国记者要求准赴陕北共区考察，此与罗斯福总统电商派考察团往陕北山西侦察华北敌情事同一作用。余对罗斯福派员一节则婉拒其进入延安，盖防美政府公开与共党发生关系也。至对外国记者则允其前往以释外人之疑，此一政策实为共党意料所不及，将来实地调查之结果如何虽不可知，但决不致比现在之形势更有利于共党也。本月下旬对此事之考虑与宣传实为主要工作之一。④
蒋的日记至少说明以下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这是中共在美国舆论宣传成功导致的结果，中共是外籍记者赴边区考察的直接推手和“幕后主使”。其次，他认为派遣军事观察团到延安与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作用并无二致，但派遣军事人员比外籍记者赴延安的性质和情况更严重，故有拒绝之意。再次，蒋认为同意外国记者此时赴延安出乎于中共之外，考察的结果也不一定有利于中共。蒋的高级幕僚唐纵也认为：“不妨将计就计，顺风转舵，苟能因此使共党问题有一解决，未尝不失为一策。”⑤在其看来，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还有可能对解决中共问题有所裨益。
1944年3月2日，蒋介石记载与胡宗南谈话后再次提及外籍记者赴延一事：
允许外国记者前往陕北匪区参观而不准美军派员调查实亦一大政方针也，但未知其后果如何耳。至外国记者考必须限以三个月为最少时期，则匪之内情与宣传及其欺诈手段当可暴露若干，此亦重要之对策耳。
与一般人认为外籍记者在中共区域停留时间越短越好，以免为中共“迷惑”不同，此时蒋介石还希望外籍记者在边区停留时间至少三个月，显示其开罗会议后的某种“自信”。3月4日，蒋考虑对敌与对共方针，“对共罪行宣传稿以暂不发表为宜，待外国记者考察陕北回渝后视其心理如何再定方针”。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外国记者考察团与美国军部派员侦察华北后对中共有利也可能有害：
1.利的方面共党虚伪宣传完全戳穿;
2.害的方面，深中共党之毒计承认共党力量，要求我政府准许其接济共党武器。
蒋介石又在本星期反省日记中认为：
罗斯福总统要求派员去华北，其意似在进入共区，而外国记者亦要求往延安观察，此二事决允其所请。在现时根本上并无妨碍而其最后结果之利害，余信十分之六有利于我，且欲揭破共匪之虚伪与恶劣之宣传亦非如此不能唤醒美国朝野之迷梦也。
1944年4月12日，蒋介石与陈布雷商谈对外国记者之谈话之要旨，使其考察延安共区时能发生作用，蒋介石认为：
与其暗示共匪言行之种种虚伪，不如劝导记者应本真实可信之观念考察一切，反能生效。①
蒋介石寄望外籍记者的客观观察揭破中共之“虚伪”，其最为担心者为美国要求国民政府接济中共武器，增加其实力，进而在国共政争中增强中共实力。
综合蒋在此阶段对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一事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蒋对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与对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态度是不同的。从内心真实意愿来讲，蒋介石对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是不愿意的，但与几乎同时而来的美军军事观察组赴延安一事相比，蒋对军事观察组赴延安更为敏感，因为这是罗斯福亲自致电，代表美国官方意志，蒋对美军观察组一事评价为中共“鼓动美国干涉我内政”，是中共政治攻势内外联合之“谓最猛之一击”。②王世杰也曾记载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哈佛大学某教授主张拒绝接收中国留美学生，对中国派往美国学习航空的学生久滞印度未能赴美等事皆因中国拒绝美国派军事人员往陕北调查一事。③这种美国政府直接与中共接触的行为显然比几个英美记者去延安考察更为蒋介石所不愿，因而最初有两权相害取其轻之意图，试图以允许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而减轻拒绝美军观察组一事的压力。尽管最终迫于美国压力，蒋介石还是同意了美国派遣军事人员赴延安的要求，但上述材料证明其在面对两事时一个心态的变化过程。由于此时河南战役尚未发生，蒋也不可能知道国军在战场上会迅速溃败而与中共形成鲜明的反差，他相信对外籍记者赴延安在其做了一定补救措施后不一定对国民党就不利，其最初要外籍记者至少停留三个月的要求和有六成把握对国民党有利的推测正是这种略显“自信”心理的映照。
自蒋介石答应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后，采取了多种应付举措。之所以对此事极为重视，与其对中共对美宣传影响的评估及其对外籍在华记者及官员的印象多有关联。
中共自建立以来，真正与美国交往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南方局外事组成立后，中共意识到利用美国希望国共维持合作局面以利于抗日的战略要求有助于压制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意图后，对美宣传及美国驻华人员④联络成为其工作的重点之一。周恩来及外事组成员积极与各国驻华使节、记者、援华团体及友好人士广泛交往，其中相关美方人士是中共联络的重点。白修德、海明威、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美国记者或作家都与中共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因政治攻势所需，中共将国民党反共活动材料委托外国友人（主要是美国友人）在香港、美国等地广为散布和宣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蒋介石对此印象深刻，认为中共所提条件“只作宣传资料以摇惑对我中央之威信，美国朝野竟已受其宣传影响，其阴狠极亦”。⑤英美舆论界纷纷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进行谴责并对中共表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这使负责对外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惊叹：美国舆论界“纯粹为共产党宣传所独占”。⑥
除对在华美国记者、外交官通过主动积极交往以宣传中共抗战及国共关系外，中共也通过美国华侨所办报纸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行动，宣传中共抗战，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国民党海外部就曾汇报：
青年救国团总机关设于纽约三藩市有分团，以建国报为其活动喉舌，社长唐锡潮……其言论专事诋毁政府。二、金山时报为土生华侨之机关报，总理林华耀，对政府向采取轻视与不合作态度。现该报由奸伪份子吴景南任编辑，对政治每好议评。三、华工合作社，系奸伪活动机关。四、新文字研究社，为奸伪外围组织，提倡拉丁化文字运动，进行文化宣传。五、叱咤社，为奸伪外围组织。①
1942年12月22日，军委会致电孟寿椿，要其注意中共在美宣传，特别是“以史诺为中心之美国左翼文人之宣传活动，尤其《亚西亚》及《亚美》杂志之态度”，“露赛夫妇及其《时代》《生活》杂志最近态度是否已受中共宣传之影响不满于我国政治”。②其所述虽与事实有所出入，但也大致说明中共对美宣传具有一定规模和成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虽同为反法西斯盟国，但因两国关注重点多有不同而导致分歧不断。自1943年起，中美之间因贷款、军援、缅甸反攻、人事安排等多有矛盾和摩擦，国民党战场的表现不佳及大后方政治、经济情形的恶化与中共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舆论对国民党多有批评，蒋多次将之归因于中共的对美宣传。
1944年4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
近日美国舆论之攻击我国几乎损及我国家之人格，可见共党之作祟与宣传无孔不入也，应有以制止之。
其后，蒋介石又在本星期反省录中认为：
美国军部马歇尔辈对华侮蔑凌辱，至今为甚，而美之舆论界，如鲍尔文与白朗等，对于我军之诋毁亦无微不至，几乎我国家之人格与军队荣誉被其毁伤殆尽，足见共党对美之反宣传，上自马歇尔将军，下至一般舆论，几乎皆被其诱惑，不可救药。③
王世杰认为，1944年3—4月份美国报纸攻击中国言论甚多，“且不限于左倾或美国共产思想之报纸”。④由此足见美国对华批评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性舆论倾向，蒋介石将之归于中共对美宣传确属不当。
蒋介石不仅将美国舆论界乃至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归咎于中共在美宣传，由于美国驻华记者及外交官在发回国内的相关报道或情报中对国民党多有指责，蒋也将其归于受中共影响之故。早在1943年初，美国媒体报道蒋介石将重兵置于西北监视中共，蒋介石就认为：
美、加两国要人多中其毒，尤以罗总统之左右要人，中毒更深，此事已非口舌所能争辩。⑤
1943年12月11日，蒋介石批阅情报时认为：
美国驻华武官关于共匪势力之报告，皆受共匪片面之宣传，几无价值可言……即此可测知美国情报工作之幼稚。⑥
1944年6月24日，蒋介石总结与华莱士谈话要点，认为中共宣传之“阴谋”为“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中央对共党屈服以满足其要求”，希望美国“不为共党之宣传所迷惑”。1944年7月22日，蒋介石在批阅情报时感叹：“美国驻华各种情报机关几乎全为共产党所包围与利用。”⑦1944年9月5日，蒋介石认为：“中共在美宣传几乎已使罗斯福及其左右迷误难醒，此为最大之困难。”⑧
10月2日，蒋介石告诉赫尔利：
美国切不可信驻华情报人员极浅薄幼稚之报告，以造成将来中美合作政策不幸之结果。⑨
蒋介石在1944年对此总结：“美国在华记者与其文武官员对我危害最大者以尽量揭发我政治上之弱点以及我国内社会党派之矛盾冲突与经济之危险情况”，且“为共党有组织之反宣传所包围”，“危害更大”。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国军军事失利也因美国在华记者军人“对我军弱点尽量扩大其词并任意猜测我军今后之行动与计划。此种消息皆用无线电码发出，敌军截获实无异为敌张目，壮敌胆力，敌军本不敢深入，因得此报导即不欲前进而亦不可能矣，我诚受其害无穷也”。①在蒋介石眼中，美国记者及其驻华官员实在“可恶”且“助纣为虐”。
诚然，美国驻华官员的确发回许多揭露国民党弊政的报告，美国驻华使馆三秘谢伟思就是其中的典型。谢伟思在报告里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并断言国民党不再是中国统一和进步的力量，其现行政策“必定要失败”，美国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影响。②蒋介石将驻华美国官员对其弊政的揭露乃至军事的失利都归于中共的宣传或美国在华记者与官员，显然有夸大其词之嫌，这是为失败寻找借口，无法让人信服。
其实相较于中共而言，抗战期间蒋介石对美宣传之重视和投入是中共远远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对有利于自身形象的事情在美国宣传更是不遗余力。1943年9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就处理中共问题采用政治解决一事，要求宋“召集在美有关人员积极进行，择其重要日报与杂志皆能全文登载对我政府赞扬之评论，期收大效”，在宣传经费方面当“不惜一切”。③
比较国共对美宣传及影响，无论在经费的投入、人力的安排、机构的设置等方面，中共与国民党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毕竟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其掌握和能够动员之资源，中共均不能望其项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宣传总体上还是很有成效的，④抗战后期蒋介石及国民党在美国舆论界中的欠佳印象其根源还是在其本身不能改变国内混乱的政治、经济乱相及战场上的溃败。身为政府官僚的陈克文与友人谈话时就认为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我们军事绝无问题，所忧虑的在我们政治能否配合得来”之语已被现实所否定，“我们过去几年的军事行政不只是问题，而且是腐败得不堪”，其责任“何应钦要负全责”，“委员长本人也不能置身事外”。⑤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在美国舆论界虽有一定影响，但更多起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蒋介石将其在美国所受责难与批评归咎于中共的对美宣传实在是对中共对美宣传的“高估”，逃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早在1941年4月24日，国民党要员张治中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上的一席讲话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张治中讲：
许多地方治安不好，一有乱子，便归咎中共的煽动，其实以现在政治经济情形，没有中共也要出乱子。在民国以前没有共产党，历史上常常有农民暴动的事发生。把所有变乱的原因都归结于共产党的煽动，这是自己逃避责任。
唐纵认为“其言甚得要领”。⑥尽管张治中针对的是地方治安，但蒋介石及国民党将其在美国舆论界所受批评归咎与中共和美国记者及驻华官员，二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蒋介石对中共对美宣传影响的“高估”与其对美国在华记者与驻华官员的“厌恶”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其对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的疑虑，此后不久，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加之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这都使蒋介石对外籍记者赴延安一事愈加重视。
自蒋介石决定允许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后，在美国压力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同意美军派军事观察人员进驻延安，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让蒋感到苦闷异常。1944年3月，蒋介石自感“忧闷异甚”，其中之一即为“英美记者赴延安考察准许其请求而准备与运用则乏人”。⑦为将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⑧
一是淡化此行的英美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为主的特点。为加强控制，国民党方面将外籍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其中中国记者9人，分别来自为国民党所掌控的重要报纸《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及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记者;外国记者6人，这其中既有倾向于国民党方面的美国《天主教信号》兼《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兼国宣处顾问武道，也有立场较为客观甚至有点“倾共”的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普金科等人，加上正副领队谢葆樵、邓友德及国民党中宣部派来的4人，总计21人。
二是在考察线路及时间上，极力淡化此行考察的特色。外籍记者本来主要是想赴延安考察，并未提出赴西安考察等要求，但经多方考量，国民党方面要求考察团必须先考察国民党控制的西安等地后才能到延安，以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之名淡化其主要是赴延安考察的特点。对于出发时间，国民党方面则一再延宕，蒋对此解释为：
林祖涵即将来渝，拟待其到达后与之洽商，俾记者得自由参观之办法。不料林等迟滞不来，而外籍记者每周于记者招待会席上对我政府作无理要求。余乃嘱转告外籍记者，国民政府对外人有保护之责，故此行之准许与我政府自有主权并自有计划与主张，决不能任人作无理之要求，更不能以共党已来信欢迎其前往考察而即改变我政府之主张与计划，彼等乃始慑服。①
蒋以林伯渠未到和“保护”之名拖延，试图将记者团出发时间延后归咎于中共，更将外籍记者之催问上升到“国家主权”的层次，理由可谓冠冕堂皇。最后实在拖延不过，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团一行20余人终于成行。
在具体应对策略上，蒋介石曾多次致电相关人士。在诸多指示中，以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所拟对的紧急办法与蒋介石在1944年3月20日致胡宗南、祝绍周、谷鼎正的电文中最具代表性，集中体现了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因应思路，故予以详述。
负责国际宣传的曾虚白为此紧急制定应付办法为：
1.在其启行前，由中央首长约其长谈，指明奸党伪装之真相，促其警戒。
2.同行之人应事前商定，点破奸党作伪之方策，一部分人应先至西安，等待作为招待员临时参加。
3.外记者未入延安前，各地长官应准备资料供其参考，出延安后各地长官应准备资料以打消奸党宣传。
4.各地应布置深受奸党痛苦之党政界人员以及平民百姓设法使与外记者接触，述其亲身之经验，尤应注意青年劳动营之训练成熟人员。②
事后证明，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是按照此方法进行的。
蒋介石对此事也极为关注。1944年3月20日，蒋介石拟定长电告知胡宗南等人应对中外记者团的具体要点，极为详尽：
1.奸伪罪恶最好由人民口中披露，凡由特区或沦陷区逃来人民有知识而明了奸伪阴谋者或身受奸伪残害者，应设法与外籍记者接触揭穿其阴谋及民主自由之虚伪。
2.受奸伪残害者之党政军人员尽可设法使与外记者接触，述其受害经过。
3.披露奸伪罪恶应着眼于破坏抗战、残害民众、破坏烟禁、金融、邮政及苛税走私等收集物证以供参考，尤以举出当地发生实际事件为要。
4.人民与外记者接触应方法自然，地点适当注意周到。
5.各军政长官与外记者谈话分别在各人职位就本方面所发生重大事件予以说明或供给其资料，对奸伪破坏抗战破坏军令政令之统一表示痛心，仍力持容忍宽大，冀其觉悟团结抗战，此项谈话可作成书面交付。
6.各机关团体之观点言论应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拥护蒋主席并强调同盟国之友谊。
7.各地军政长官接待时应本战时节约之旨，当地英美同学及文化团体尽可予以简约之招待以表欢迎。③
蒋的布置十分周到详尽，希望通过这种举措使中外记者勿对中共及边区产生好感。可见，国民党方面拟定的对策核心是拟通过事先“防毒”与事后“消毒”，借此影响中外记者对中共及边区的观感。事实证明，上述方针和办法成为国民党当局应对此事的指导方针。蒋介石为这次“灾难性”的访问拨款500万元，其中五分之三用在机密的“特殊安排”之中，那就是“封锁、欺骗、监视和‘导游”，戴笠派出392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派出413人，胡宗南派出400人专门进行此项工作。①唐纵曾对此评论：“为了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动员了各机关，忙乱了上层要人们。”②
一直以来，学界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价值判断为：中共对外宣传获得极大成功，国民党的阻挠政策最终失败。③如果仅从舆论宣传的角度评述，这一判断并无不妥。的确，中外记者此后在国内外媒体掀起了一股报道中共的高潮，“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④1944年8月14日，蒋介石听取邓友德等报告延安情形：
凡本国新闻记者所得之观感于共匪之倒行逆施与其重外轻华之言行无不为之痛愤，而外国记者多为其迷惑。⑤
邓友德的汇报中所述外国记者之“迷惑”间接说明了中共的成功。其实，不仅外国记者对中共大加赞扬，国内不少记者甚至部分特务也表示承认中共“组织力强，与人民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⑥
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在当时即被中共视为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周恩来在1944年5月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作时局报告中将中外记者团将来边区与林伯渠出去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的溃败并列为当时的几件大事。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导，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⑦
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更是将外国记者赴边区及根据地考察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相提并论，视之为“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⑧中共对这一事件的高度评价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中共认为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仅仅是担负了宣传中共及边区的任务吗？实际上，外国记者赴边区考察并非始自此次中外记者团，中共的对外宣传或外国对中共的了解也并非仅因此次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如果仅仅因为赴西北考察的中外记者在国内外媒体发表了不少宣传中共及其边区与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就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在“武力决定政治”的民国政治逻辑中显然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评价，其“外交工作的开始”之评语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考察宣传意旨。蒋介石对中外记者团赴边区一事曾大伤脑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既然如此，当初为何同意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不少论著中均以外国驻重庆记者及美国的压力为由，但考虑到蒋介石为赶走史迪威，不惜与罗斯福抗命，区区几个记者呼吁的压力就能迫使蒋介石答应的结论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显然，国共双方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角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宣传层面，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国共双方更为深层的考量。
自全面抗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蒋介石外交考虑的重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如此。但中美之间的有关军援、人事、贷款等问题一直磕磕碰碰，并不顺利。对蒋介石坚持反共的举措，美国一直持批评态度，甚至不惜以物资援助逼迫蒋介石缓和国共关系，蒋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美国政府及舆论界对国民党的批评使蒋介石担心美国改变其单独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敏感的军援物资分配。1944年4月，以河南战役为开端的豫湘桂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的状况更是与盟国节节胜利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驻华官员对中国国内混乱情形的报告及英美记者对中共的正面宣传更是让蒋如坐针毡，担心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特别是担心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并予以军事援助，加强中共力量。果若如此，对于蒋介石试图解决中共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对几名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一事的“过分”关注自然也就“合情合理”。
对中共而言，为做好迎接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一事几乎是全党上下动员。其考虑显然也不仅仅是舆论宣传，而是借此希望美国改变将援华军事物资单独给予蒋介石的政策，获得其中的一部分。果能如此，对于改变中共在国共政争中的重大意义将不言而喻。唐纵就认为：
共产党要求外国记者赴延安观察，必将表示共党如何抗日，但要求同盟国给予直接接济。①
蒋介石更是认为中共利用美国制华政策“扰乱我政治，动摇我政府，破坏我抗战，以达其夺取政权的目的”，对美国不知警醒觉悟“可痛”，“可笑”。②蒋之评论尽管武断，但其担心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进而支持中共的忧虑倒是部分道出了中共的最终目的。
至此，我们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一事或可有新的认识：仅从舆论宣传方面来看，中共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功，蒋介石及国民党所拟定的阻挠政策完全失败;但从国共双方所看重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中共并没有得到原来所期许的美援分配，也未能真正与美国建立起直接而稳定的联系;蒋介石所担心的美国可能改变对国民党的支持政策并未发生。从这个终极意义上讲，中共的成功尚留些许遗憾，而蒋虽失败但并非完败。或许正如邓野先生所论，某些历史事件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实际意义”。③笔者也曾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20世纪上半叶以“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出。④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后，国民党作为操纵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主角”，在已有的历史叙事中不经意间却沦为了“配角”，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也就较多地从中共的视野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历史的另外一方。因此，从还原历史本真，了解历史多维面来看，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这一历史事件在沉淀70年后，学界对此的探讨仍有继续的空间和价值。
【作者简介】洪富忠，男，1977年生，四川宜宾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抗战大后方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Corps to Northwest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s in 1944：
Center of Chiang kai-shek and KMT
Abstract： Chiang kai-shek had complex considerations to deal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who wanted to Yan'an in 1944. Chiang tried to allow foreign reporters to Yan'an and opposed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ersonnel to Yan'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ilure of Henan Xianggui campaign， Chiang overestimated the propaganda impact of CPC in the U.S.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e Americal correspondent and officials in China. The anxiety of Chiang worred about the U.S. would establish direct contact with CPC and changed its policy. Only from the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vision， CPC won great success and KMT was completely failure; If from the two sides of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game， the success of CPC seemed to still leave a regret， KMT was not completly failur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t changed its policy toward China with this positive publicity.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 KMT，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s Corps
1944年的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虽然仅仅是数名记者的一个采访活动，①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但在当时却是引起国共双方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国共双方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超越了事件本身。70年来，学术界对这段历史已有相当充分的阐述，其重点围绕三个方面：一是重点描述中外记者团赴边区尤其是在延安的活动纪实;②二是国民党方面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种种阻挠和破坏;③三是个别历史人物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④
尽管相关论述众多，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的叙述多在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和破坏的层次，少有整体之论述。同时，既有论述也多局限于舆论宣传的层面，未有深一步的探讨。笔者以为，就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仍有几个问题需进一步厘清：外籍记者要求赴延安考察与美国要求派美军人员驻延安几乎同时出现，蒋介石对二者是如何考虑与取舍？蒋介石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的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考量？不带有军事目的的几个西方记者一个访问要求，为何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中共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的高度评价是否意味着中共在此次宣传战中达到其最终目的？国共双方对记者团高度重视的背后，其最终角力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回答上述问题即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新闻记者赴战区考察就一直有严格的规定与控制。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曾有陪同外国记者参访过中共控制区域的黄仁霖就为蒋介石起草《战区外籍记者团办法》，草案中对参加战区访问的外国记者的资格作了严格的要求，如要求该记者必须为“新闻界公认”的著名通讯社或大报馆记者，著名作家还需要外交部介绍，其目的主要在于“监视外籍记者在前方行动及检查稿件”，具体工作划分为内勤、检查、外勤等等。①针对部分外籍记者利用新闻记者证到内地采访的情况，国民党方面要求各省政府及宪兵司令部，若遇到此类情况，要“严予拒绝”或“严予驳斥，以杜流弊”。②记者到战区要经过层层审批，按照军委会规定，中国新闻记者要有一年以上战地采访经验，外国记者“应在外交部正式登记后，始得申请为战地记者”。③中外记者要通过正常途径赴边区实地采访考察具有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外国记者更难。抗战初期赴边区考察的外国记者大都未经国民政府批准而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进入边区。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的影响与日俱增，但外国记者真正了解者甚少。一个具有重大报道价值的新闻对象却总是无缘得见，对于新闻记者来讲无疑具有相当的诱惑，尤其是对外籍记者而言。为此，在重庆的外籍记者主要是美国记者中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放松赴延安采访限制的浪潮。
经过外籍记者尤其是英美记者的强烈要求，1944年2月，梁寒超宣布蒋介石同意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也是在同月，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军代表团到延安的要求。面对两项都不甚情愿的事情，蒋介石如何考虑和应对？
从蒋介石的1944年2月份本月反省日记中，我们或可有所了解。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
共党对美之宣传几乎成功，驻华外国记者要求准赴陕北共区考察，此与罗斯福总统电商派考察团往陕北山西侦察华北敌情事同一作用。余对罗斯福派员一节则婉拒其进入延安，盖防美政府公开与共党发生关系也。至对外国记者则允其前往以释外人之疑，此一政策实为共党意料所不及，将来实地调查之结果如何虽不可知，但决不致比现在之形势更有利于共党也。本月下旬对此事之考虑与宣传实为主要工作之一。④
蒋的日记至少说明以下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这是中共在美国舆论宣传成功导致的结果，中共是外籍记者赴边区考察的直接推手和“幕后主使”。其次，他认为派遣军事观察团到延安与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作用并无二致，但派遣军事人员比外籍记者赴延安的性质和情况更严重，故有拒绝之意。再次，蒋认为同意外国记者此时赴延安出乎于中共之外，考察的结果也不一定有利于中共。蒋的高级幕僚唐纵也认为：“不妨将计就计，顺风转舵，苟能因此使共党问题有一解决，未尝不失为一策。”⑤在其看来，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还有可能对解决中共问题有所裨益。
1944年3月2日，蒋介石记载与胡宗南谈话后再次提及外籍记者赴延一事：
允许外国记者前往陕北匪区参观而不准美军派员调查实亦一大政方针也，但未知其后果如何耳。至外国记者考必须限以三个月为最少时期，则匪之内情与宣传及其欺诈手段当可暴露若干，此亦重要之对策耳。
与一般人认为外籍记者在中共区域停留时间越短越好，以免为中共“迷惑”不同，此时蒋介石还希望外籍记者在边区停留时间至少三个月，显示其开罗会议后的某种“自信”。3月4日，蒋考虑对敌与对共方针，“对共罪行宣传稿以暂不发表为宜，待外国记者考察陕北回渝后视其心理如何再定方针”。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外国记者考察团与美国军部派员侦察华北后对中共有利也可能有害：
1.利的方面共党虚伪宣传完全戳穿;
2.害的方面，深中共党之毒计承认共党力量，要求我政府准许其接济共党武器。
蒋介石又在本星期反省日记中认为：
罗斯福总统要求派员去华北，其意似在进入共区，而外国记者亦要求往延安观察，此二事决允其所请。在现时根本上并无妨碍而其最后结果之利害，余信十分之六有利于我，且欲揭破共匪之虚伪与恶劣之宣传亦非如此不能唤醒美国朝野之迷梦也。
1944年4月12日，蒋介石与陈布雷商谈对外国记者之谈话之要旨，使其考察延安共区时能发生作用，蒋介石认为：
与其暗示共匪言行之种种虚伪，不如劝导记者应本真实可信之观念考察一切，反能生效。①
蒋介石寄望外籍记者的客观观察揭破中共之“虚伪”，其最为担心者为美国要求国民政府接济中共武器，增加其实力，进而在国共政争中增强中共实力。
综合蒋在此阶段对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一事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蒋对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与对美军观察组赴延安态度是不同的。从内心真实意愿来讲，蒋介石对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是不愿意的，但与几乎同时而来的美军军事观察组赴延安一事相比，蒋对军事观察组赴延安更为敏感，因为这是罗斯福亲自致电，代表美国官方意志，蒋对美军观察组一事评价为中共“鼓动美国干涉我内政”，是中共政治攻势内外联合之“谓最猛之一击”。②王世杰也曾记载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哈佛大学某教授主张拒绝接收中国留美学生，对中国派往美国学习航空的学生久滞印度未能赴美等事皆因中国拒绝美国派军事人员往陕北调查一事。③这种美国政府直接与中共接触的行为显然比几个英美记者去延安考察更为蒋介石所不愿，因而最初有两权相害取其轻之意图，试图以允许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而减轻拒绝美军观察组一事的压力。尽管最终迫于美国压力，蒋介石还是同意了美国派遣军事人员赴延安的要求，但上述材料证明其在面对两事时一个心态的变化过程。由于此时河南战役尚未发生，蒋也不可能知道国军在战场上会迅速溃败而与中共形成鲜明的反差，他相信对外籍记者赴延安在其做了一定补救措施后不一定对国民党就不利，其最初要外籍记者至少停留三个月的要求和有六成把握对国民党有利的推测正是这种略显“自信”心理的映照。
自蒋介石答应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后，采取了多种应付举措。之所以对此事极为重视，与其对中共对美宣传影响的评估及其对外籍在华记者及官员的印象多有关联。
中共自建立以来，真正与美国交往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南方局外事组成立后，中共意识到利用美国希望国共维持合作局面以利于抗日的战略要求有助于压制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意图后，对美宣传及美国驻华人员④联络成为其工作的重点之一。周恩来及外事组成员积极与各国驻华使节、记者、援华团体及友好人士广泛交往，其中相关美方人士是中共联络的重点。白修德、海明威、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美国记者或作家都与中共保持着密切的交往。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因政治攻势所需，中共将国民党反共活动材料委托外国友人（主要是美国友人）在香港、美国等地广为散布和宣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蒋介石对此印象深刻，认为中共所提条件“只作宣传资料以摇惑对我中央之威信，美国朝野竟已受其宣传影响，其阴狠极亦”。⑤英美舆论界纷纷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进行谴责并对中共表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这使负责对外宣传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惊叹：美国舆论界“纯粹为共产党宣传所独占”。⑥
除对在华美国记者、外交官通过主动积极交往以宣传中共抗战及国共关系外，中共也通过美国华侨所办报纸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军事行动，宣传中共抗战，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国民党海外部就曾汇报：
青年救国团总机关设于纽约三藩市有分团，以建国报为其活动喉舌，社长唐锡潮……其言论专事诋毁政府。二、金山时报为土生华侨之机关报，总理林华耀，对政府向采取轻视与不合作态度。现该报由奸伪份子吴景南任编辑，对政治每好议评。三、华工合作社，系奸伪活动机关。四、新文字研究社，为奸伪外围组织，提倡拉丁化文字运动，进行文化宣传。五、叱咤社，为奸伪外围组织。①
1942年12月22日，军委会致电孟寿椿，要其注意中共在美宣传，特别是“以史诺为中心之美国左翼文人之宣传活动，尤其《亚西亚》及《亚美》杂志之态度”，“露赛夫妇及其《时代》《生活》杂志最近态度是否已受中共宣传之影响不满于我国政治”。②其所述虽与事实有所出入，但也大致说明中共对美宣传具有一定规模和成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虽同为反法西斯盟国，但因两国关注重点多有不同而导致分歧不断。自1943年起，中美之间因贷款、军援、缅甸反攻、人事安排等多有矛盾和摩擦，国民党战场的表现不佳及大后方政治、经济情形的恶化与中共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舆论对国民党多有批评，蒋多次将之归因于中共的对美宣传。
1944年4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
近日美国舆论之攻击我国几乎损及我国家之人格，可见共党之作祟与宣传无孔不入也，应有以制止之。
其后，蒋介石又在本星期反省录中认为：
美国军部马歇尔辈对华侮蔑凌辱，至今为甚，而美之舆论界，如鲍尔文与白朗等，对于我军之诋毁亦无微不至，几乎我国家之人格与军队荣誉被其毁伤殆尽，足见共党对美之反宣传，上自马歇尔将军，下至一般舆论，几乎皆被其诱惑，不可救药。③
王世杰认为，1944年3—4月份美国报纸攻击中国言论甚多，“且不限于左倾或美国共产思想之报纸”。④由此足见美国对华批评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性舆论倾向，蒋介石将之归于中共对美宣传确属不当。
蒋介石不仅将美国舆论界乃至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归咎于中共在美宣传，由于美国驻华记者及外交官在发回国内的相关报道或情报中对国民党多有指责，蒋也将其归于受中共影响之故。早在1943年初，美国媒体报道蒋介石将重兵置于西北监视中共，蒋介石就认为：
美、加两国要人多中其毒，尤以罗总统之左右要人，中毒更深，此事已非口舌所能争辩。⑤
1943年12月11日，蒋介石批阅情报时认为：
美国驻华武官关于共匪势力之报告，皆受共匪片面之宣传，几无价值可言……即此可测知美国情报工作之幼稚。⑥
1944年6月24日，蒋介石总结与华莱士谈话要点，认为中共宣传之“阴谋”为“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中央对共党屈服以满足其要求”，希望美国“不为共党之宣传所迷惑”。1944年7月22日，蒋介石在批阅情报时感叹：“美国驻华各种情报机关几乎全为共产党所包围与利用。”⑦1944年9月5日，蒋介石认为：“中共在美宣传几乎已使罗斯福及其左右迷误难醒，此为最大之困难。”⑧
10月2日，蒋介石告诉赫尔利：
美国切不可信驻华情报人员极浅薄幼稚之报告，以造成将来中美合作政策不幸之结果。⑨
蒋介石在1944年对此总结：“美国在华记者与其文武官员对我危害最大者以尽量揭发我政治上之弱点以及我国内社会党派之矛盾冲突与经济之危险情况”，且“为共党有组织之反宣传所包围”，“危害更大”。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国军军事失利也因美国在华记者军人“对我军弱点尽量扩大其词并任意猜测我军今后之行动与计划。此种消息皆用无线电码发出，敌军截获实无异为敌张目，壮敌胆力，敌军本不敢深入，因得此报导即不欲前进而亦不可能矣，我诚受其害无穷也”。①在蒋介石眼中，美国记者及其驻华官员实在“可恶”且“助纣为虐”。
诚然，美国驻华官员的确发回许多揭露国民党弊政的报告，美国驻华使馆三秘谢伟思就是其中的典型。谢伟思在报告里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并断言国民党不再是中国统一和进步的力量，其现行政策“必定要失败”，美国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影响。②蒋介石将驻华美国官员对其弊政的揭露乃至军事的失利都归于中共的宣传或美国在华记者与官员，显然有夸大其词之嫌，这是为失败寻找借口，无法让人信服。
其实相较于中共而言，抗战期间蒋介石对美宣传之重视和投入是中共远远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对有利于自身形象的事情在美国宣传更是不遗余力。1943年9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就处理中共问题采用政治解决一事，要求宋“召集在美有关人员积极进行，择其重要日报与杂志皆能全文登载对我政府赞扬之评论，期收大效”，在宣传经费方面当“不惜一切”。③
比较国共对美宣传及影响，无论在经费的投入、人力的安排、机构的设置等方面，中共与国民党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毕竟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其掌握和能够动员之资源，中共均不能望其项背。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美宣传总体上还是很有成效的，④抗战后期蒋介石及国民党在美国舆论界中的欠佳印象其根源还是在其本身不能改变国内混乱的政治、经济乱相及战场上的溃败。身为政府官僚的陈克文与友人谈话时就认为蒋介石抗战初期的“我们军事绝无问题，所忧虑的在我们政治能否配合得来”之语已被现实所否定，“我们过去几年的军事行政不只是问题，而且是腐败得不堪”，其责任“何应钦要负全责”，“委员长本人也不能置身事外”。⑤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在美国舆论界虽有一定影响，但更多起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蒋介石将其在美国所受责难与批评归咎于中共的对美宣传实在是对中共对美宣传的“高估”，逃避自身应承担的责任。早在1941年4月24日，国民党要员张治中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上的一席讲话就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张治中讲：
许多地方治安不好，一有乱子，便归咎中共的煽动，其实以现在政治经济情形，没有中共也要出乱子。在民国以前没有共产党，历史上常常有农民暴动的事发生。把所有变乱的原因都归结于共产党的煽动，这是自己逃避责任。
唐纵认为“其言甚得要领”。⑥尽管张治中针对的是地方治安，但蒋介石及国民党将其在美国舆论界所受批评归咎与中共和美国记者及驻华官员，二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蒋介石对中共对美宣传影响的“高估”与其对美国在华记者与驻华官员的“厌恶”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其对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的疑虑，此后不久，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加之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这都使蒋介石对外籍记者赴延安一事愈加重视。
自蒋介石决定允许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后，在美国压力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同意美军派军事观察人员进驻延安，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让蒋感到苦闷异常。1944年3月，蒋介石自感“忧闷异甚”，其中之一即为“英美记者赴延安考察准许其请求而准备与运用则乏人”。⑦为将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⑧
一是淡化此行的英美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为主的特点。为加强控制，国民党方面将外籍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其中中国记者9人，分别来自为国民党所掌控的重要报纸《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及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记者;外国记者6人，这其中既有倾向于国民党方面的美国《天主教信号》兼《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兼国宣处顾问武道，也有立场较为客观甚至有点“倾共”的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普金科等人，加上正副领队谢葆樵、邓友德及国民党中宣部派来的4人，总计21人。
二是在考察线路及时间上，极力淡化此行考察的特色。外籍记者本来主要是想赴延安考察，并未提出赴西安考察等要求，但经多方考量，国民党方面要求考察团必须先考察国民党控制的西安等地后才能到延安，以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之名淡化其主要是赴延安考察的特点。对于出发时间，国民党方面则一再延宕，蒋对此解释为：
林祖涵即将来渝，拟待其到达后与之洽商，俾记者得自由参观之办法。不料林等迟滞不来，而外籍记者每周于记者招待会席上对我政府作无理要求。余乃嘱转告外籍记者，国民政府对外人有保护之责，故此行之准许与我政府自有主权并自有计划与主张，决不能任人作无理之要求，更不能以共党已来信欢迎其前往考察而即改变我政府之主张与计划，彼等乃始慑服。①
蒋以林伯渠未到和“保护”之名拖延，试图将记者团出发时间延后归咎于中共，更将外籍记者之催问上升到“国家主权”的层次，理由可谓冠冕堂皇。最后实在拖延不过，1944年5月17日，中外记者团一行20余人终于成行。
在具体应对策略上，蒋介石曾多次致电相关人士。在诸多指示中，以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所拟对的紧急办法与蒋介石在1944年3月20日致胡宗南、祝绍周、谷鼎正的电文中最具代表性，集中体现了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因应思路，故予以详述。
负责国际宣传的曾虚白为此紧急制定应付办法为：
1.在其启行前，由中央首长约其长谈，指明奸党伪装之真相，促其警戒。
2.同行之人应事前商定，点破奸党作伪之方策，一部分人应先至西安，等待作为招待员临时参加。
3.外记者未入延安前，各地长官应准备资料供其参考，出延安后各地长官应准备资料以打消奸党宣传。
4.各地应布置深受奸党痛苦之党政界人员以及平民百姓设法使与外记者接触，述其亲身之经验，尤应注意青年劳动营之训练成熟人员。②
事后证明，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是按照此方法进行的。
蒋介石对此事也极为关注。1944年3月20日，蒋介石拟定长电告知胡宗南等人应对中外记者团的具体要点，极为详尽：
1.奸伪罪恶最好由人民口中披露，凡由特区或沦陷区逃来人民有知识而明了奸伪阴谋者或身受奸伪残害者，应设法与外籍记者接触揭穿其阴谋及民主自由之虚伪。
2.受奸伪残害者之党政军人员尽可设法使与外记者接触，述其受害经过。
3.披露奸伪罪恶应着眼于破坏抗战、残害民众、破坏烟禁、金融、邮政及苛税走私等收集物证以供参考，尤以举出当地发生实际事件为要。
4.人民与外记者接触应方法自然，地点适当注意周到。
5.各军政长官与外记者谈话分别在各人职位就本方面所发生重大事件予以说明或供给其资料，对奸伪破坏抗战破坏军令政令之统一表示痛心，仍力持容忍宽大，冀其觉悟团结抗战，此项谈话可作成书面交付。
6.各机关团体之观点言论应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拥护蒋主席并强调同盟国之友谊。
7.各地军政长官接待时应本战时节约之旨，当地英美同学及文化团体尽可予以简约之招待以表欢迎。③
蒋的布置十分周到详尽，希望通过这种举措使中外记者勿对中共及边区产生好感。可见，国民党方面拟定的对策核心是拟通过事先“防毒”与事后“消毒”，借此影响中外记者对中共及边区的观感。事实证明，上述方针和办法成为国民党当局应对此事的指导方针。蒋介石为这次“灾难性”的访问拨款500万元，其中五分之三用在机密的“特殊安排”之中，那就是“封锁、欺骗、监视和‘导游”，戴笠派出392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派出413人，胡宗南派出400人专门进行此项工作。①唐纵曾对此评论：“为了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动员了各机关，忙乱了上层要人们。”②
一直以来，学界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价值判断为：中共对外宣传获得极大成功，国民党的阻挠政策最终失败。③如果仅从舆论宣传的角度评述，这一判断并无不妥。的确，中外记者此后在国内外媒体掀起了一股报道中共的高潮，“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④1944年8月14日，蒋介石听取邓友德等报告延安情形：
凡本国新闻记者所得之观感于共匪之倒行逆施与其重外轻华之言行无不为之痛愤，而外国记者多为其迷惑。⑤
邓友德的汇报中所述外国记者之“迷惑”间接说明了中共的成功。其实，不仅外国记者对中共大加赞扬，国内不少记者甚至部分特务也表示承认中共“组织力强，与人民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⑥
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在当时即被中共视为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周恩来在1944年5月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作时局报告中将中外记者团将来边区与林伯渠出去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的溃败并列为当时的几件大事。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导，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⑦
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更是将外国记者赴边区及根据地考察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相提并论，视之为“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⑧中共对这一事件的高度评价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中共认为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仅仅是担负了宣传中共及边区的任务吗？实际上，外国记者赴边区考察并非始自此次中外记者团，中共的对外宣传或外国对中共的了解也并非仅因此次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如果仅仅因为赴西北考察的中外记者在国内外媒体发表了不少宣传中共及其边区与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就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在“武力决定政治”的民国政治逻辑中显然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评价，其“外交工作的开始”之评语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考察宣传意旨。蒋介石对中外记者团赴边区一事曾大伤脑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既然如此，当初为何同意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不少论著中均以外国驻重庆记者及美国的压力为由，但考虑到蒋介石为赶走史迪威，不惜与罗斯福抗命，区区几个记者呼吁的压力就能迫使蒋介石答应的结论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显然，国共双方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角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宣传层面，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国共双方更为深层的考量。
自全面抗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蒋介石外交考虑的重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如此。但中美之间的有关军援、人事、贷款等问题一直磕磕碰碰，并不顺利。对蒋介石坚持反共的举措，美国一直持批评态度，甚至不惜以物资援助逼迫蒋介石缓和国共关系，蒋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美国政府及舆论界对国民党的批评使蒋介石担心美国改变其单独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敏感的军援物资分配。1944年4月，以河南战役为开端的豫湘桂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的状况更是与盟国节节胜利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驻华官员对中国国内混乱情形的报告及英美记者对中共的正面宣传更是让蒋如坐针毡，担心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特别是担心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并予以军事援助，加强中共力量。果若如此，对于蒋介石试图解决中共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对几名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一事的“过分”关注自然也就“合情合理”。
对中共而言，为做好迎接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一事几乎是全党上下动员。其考虑显然也不仅仅是舆论宣传，而是借此希望美国改变将援华军事物资单独给予蒋介石的政策，获得其中的一部分。果能如此，对于改变中共在国共政争中的重大意义将不言而喻。唐纵就认为：
共产党要求外国记者赴延安观察，必将表示共党如何抗日，但要求同盟国给予直接接济。①
蒋介石更是认为中共利用美国制华政策“扰乱我政治，动摇我政府，破坏我抗战，以达其夺取政权的目的”，对美国不知警醒觉悟“可痛”，“可笑”。②蒋之评论尽管武断，但其担心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进而支持中共的忧虑倒是部分道出了中共的最终目的。
至此，我们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一事或可有新的认识：仅从舆论宣传方面来看，中共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功，蒋介石及国民党所拟定的阻挠政策完全失败;但从国共双方所看重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中共并没有得到原来所期许的美援分配，也未能真正与美国建立起直接而稳定的联系;蒋介石所担心的美国可能改变对国民党的支持政策并未发生。从这个终极意义上讲，中共的成功尚留些许遗憾，而蒋虽失败但并非完败。或许正如邓野先生所论，某些历史事件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实际意义”。③笔者也曾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20世纪上半叶以“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出。④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后，国民党作为操纵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主角”，在已有的历史叙事中不经意间却沦为了“配角”，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也就较多地从中共的视野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历史的另外一方。因此，从还原历史本真，了解历史多维面来看，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这一历史事件在沉淀70年后，学界对此的探讨仍有继续的空间和价值。
【作者简介】洪富忠，男，1977年生，四川宜宾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西南大学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抗战大后方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
Corps to Northwest of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s in 1944：
Center of Chiang kai-shek and KMT
Abstract： Chiang kai-shek had complex considerations to deal with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who wanted to Yan'an in 1944. Chiang tried to allow foreign reporters to Yan'an and opposed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ersonnel to Yan'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ilure of Henan Xianggui campaign， Chiang overestimated the propaganda impact of CPC in the U.S. and dissatisfied with the Americal correspondent and officials in China. The anxiety of Chiang worred about the U.S. would establish direct contact with CPC and changed its policy. Only from the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vision， CPC won great success and KMT was completely failure; If from the two sides of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game， the success of CPC seemed to still leave a regret， KMT was not completly failure：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t changed its policy toward China with this positive publicity.
Key Words： Chiang kai-shek， KMT，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s Corps
